時間：2023-08-18 17: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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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和重點都在基層，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大局，意義十分重大。
一、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
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過調節其特有的結構調節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決。另一方面法治通過國家強制性保障社會治理活動的法律權威性；最后法治通過確定邊界和底線使社會治理活動有可預期性。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和基礎就是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社會矛盾和沖突多發于基層，集中體現于基層治理中，伴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加速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已成為現實問題。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于現代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以提高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程度，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整體優化。換一個角度來講，基層治理法治化是體現和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風向標”。
就我國當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實際情況來看，基層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和基礎性的，同過去以“管控思維”為主體的社會治理方式相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并在最大范圍內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過制度建構方式，運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絕管理部門、管理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真正實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等目標。
二、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從理論而言，社會治理是一項公共職能，為了實現這一公共職能，社會治理的主體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計劃、行政處罰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講本質上就是公權力的行使，是行政行為的實施。在現代法治國家，只要是權力的實施行使，就必須受到法治約束，只要是權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須符合法治精神。社會治理采取的行政行為本質就是法律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普遍運用。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法治化。就社會治理的國家公權力而言，管理職能之間的空缺、重疊和沖突都需要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機制和法治方式協調、溝通和解決；就社會治理的社會公權力而言，公共職能與國家職能的界限、分工、沖突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明確、指導和協調。二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社會治理行為的法治化。社會治理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體現了行政行為一般性原理，體現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而且現實中，在社會治理中，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會直接面對尖銳的利益沖突、強烈的價值碰撞和巨大的社會訴求，其運用得當與否將最直接影響國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運用法治思維確保社會治理責任的法治化。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是權力的本質屬性，而且這種責任應當且必須是一種法律責任。法治思維與權力思維的差異之處就在于是否承認權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維認為法律的權威高于權力，公權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制度障礙
雖然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都有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條例。但從現實情況看，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面臨著嚴重制度障礙：其一，現在制度已經相對落后。我國原有相關法規是適應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會管控思維嚴重，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相去甚遠，出發點和制度建構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發展。其二，立法相對滯后。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以后，實施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導”轉變以來，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已經做了許多有益嘗試，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意識的成果，但是相應的立法工作卻顯得滯后，特別基層自治組織、基層治理機制合法性問題，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問題的許多方面仍未納入法治保障軌道。其三，法規效力層級不足。從目前現實情況來看，從國家立法層面來看，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法規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地方通過地方政府立法對現實矛盾加以調節，但是這些地方性法規效力不高，甚至因為沒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違反相關上位法規的問題。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不復存在，何以談其效果和作用？
（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當前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特別是一些黨員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體現在黨員干部的法律知識儲備不夠、依法治理的傳統和氛圍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觀上大量存在許多領導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讓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場合發表進一步加強社會管控的傳統思維。
（三）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社會結構和利益需求呈現多元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難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種手段協調，其中法律手段應該成為主導，如前所述，行政手段應在法律框架設立的范圍內發揮效用。過去中國，在人-單位-國家這樣的架構下，通過上行下達執行行政命令實現社會治理確實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面對社會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分層的現實情況，過分依賴行政效率只會導致基層社會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極易導致權力尋租，導致腐敗。這樣的路徑依賴極易發生打著“發展壓倒一切”等片面觀點的旗號，時不時發生突破法律邊界的行為，甚至侵犯公民權利，認為改善了群眾生活，盡管違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種種，突破法律邊界和底線，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處理矛盾糾紛，最后結果往往是進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視行為，于長遠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四、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的思考
（一）最關鍵的是領導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
通過自覺學習，增強憲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過法治思維進行思考，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念內化于心；通過比較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與人治思維、人治方式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優劣，使領導干部充分認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必要性，改變過去那種“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人治”思維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決不允許任何領導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始終牢記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紅線不可逾越；通過干部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領導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使領導干部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二）重視正面引導和反面警示兩方面作用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充分運用正面典型的引導作用，使領導干部養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習慣。同時對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視，應在組織、人事管理等重點領域堅持給人治亮“紅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所有領導干部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上強調法治指標
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的：“提高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因此要將法治指標納入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各級組織部門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提拔重用那些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的領導干部，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更多領導干部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
（四）要積極營造法治環境
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營造穩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使領導干部習慣法治思維，習慣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使其養成良好的法治思維習慣，形成優秀的法治思維品格，養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法治氛圍。
崇尚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根據法律思考，把法律當成思考、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法治思維在現階段主要指限制、約束權力任意行使的思維。法治思維改變了一些領導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權力輕權利、重治民輕治官、重管理輕服務等思維誤區；法治方式指領導干部遵循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過制定、執行法律，運用法律方法治國理政的行為方式。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權利制約權力，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強化對權力行使的約束和規范，約束公權力、保障私權利。
總之，我們需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素養，堅持法治導向，提升法治能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
參考文獻：
關鍵詞：地方政府；基層社會管理；職能；社會自治
本文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
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既涉及到地方政府管理，又涉及到居民自治，是多元參與的動態復雜過程。實現政府社會管理和社區自治有效銜接，有利于促進基層自治組織成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堅實基礎。
一、基層社會管理理論分析及階段模型
就社會發展的總體方向而言，擴大社會化管理和民主政治、減少政府行政控制是必然趨勢，但是要遵循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根據社區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和發育狀況，相應調整和轉變地方政府社會管理職能，適時地縮小干預領域、調整干預力度、變換干預方式，扮演好政府不同階段的角色。
在政府和社會力量共同管理基層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充當著“監護人”角色，尊重社會力量的獨立性并適時地培養扶持和監督指導，與其互補共治。如圖1所示，政府作用的發揮會經歷“撫養培育-輔助成長-指導監督”三個時期，在完全實現社會自治之前，政府不僅要承擔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責任，而且應積極培育和強力促進社會力量的成熟。社會自治力量在成長的不同階段經歷與政府相對應的“索取依賴-學習進步-成熟獨立”三個時期。圖1中顯示了二者相互對應的不同時期以及各自在社會基層管理中發揮作用的程度。（圖1）
我國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尚處于初始階段，功能尚不完備，存在官方色彩濃重、自主獨立性差、影響力不強、經費來源難以穩定以及內部治理體系不完善等諸多問題。這種自立能力尚弱的“幼小”主體急需“監護人”（政府）營造良好的環境，給予必要的幫助，以適度的干預形式組織、協調和推動其迅速健全成熟。當前階段，地方政府不僅不應放手，而且應發揮主導作用，將關注的重點從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轉到重點培養基層自治組織發育成熟上來，主動承擔相應責任，積極輔助和培育社會自治能力，視社會力量的發展狀況及時調整干預的程度和領域。當基層自治組織發育成熟、功能完備、有能力實現社區“自治”時，政府必須放眼于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宏觀指導，放權于基層自治組織，將現行“強政府”性質的政府主導管理結構轉變為社區自治為主、政府僅做必要引導和嚴格監督的治理模式，實現社區管理服務與政府監督指導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直至完成“政府主導-二元治理-社會自治”的過渡和交接。
二、基層社會管理實踐探索及評價
在我國，曾先后出現過行政主導的“上海模式”、社區自治的“沈陽模式”、半行政半自治的“江漢模式”以及多種機制綜合運用的“杭州模式”等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它們或將社區建設的重心放在街道辦事處，以行政支持、加強地方政府作用為導向，或界定責任和功能邊界，“多中心”組織保證，或以政府下放權力、注重社區自治為特色，或注重社區結構性體制創新，構建“選聘分離”的管理體制。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側重，在不同程度上理順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展示并推動了我國公民社會的發育，在我國社區管理和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通過各類治理和相應成效之間的關聯看，基層社會管理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規律性，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探索和嘗試。
（一）政府組織與社區組織的分權。1998年民政部在全國選定26個國家級社區建設實驗區，開展社區建設實驗和社區體制改革，并于1999年至2000年先后出現了“沈陽模式”和“江漢模式”。沈陽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與社區分權的課題，但是沒有破題。當時，全國社區體制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居委會沒有自治性，僅僅是區街政府的“一條腿”。與“沈陽模式”相比，“江漢模式”注意從初始制度的創設上著力消除“沈陽模式”未觸及的“體制瓶頸”，是探索有中國特色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一次有益嘗試。“江漢模式”體現了不少科學理念和價值取向，但由于沒有觸動城市行政體制，隨著政府職能社區化進程的加快，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情況。
（二）逐步讓權社區的探索。2000年以來，有的城市開始了社區體制改革的新探索，試圖彌補江漢區社區體制改革的不足。理論界把這一新的探索成果稱之為“社區工作站模式”。從學術角度來看，社區工作站模式是政府職能社區化模式，是為實現政府職能社區化，在社區設置承接社區行政事務和社區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許多城市紛紛掀起了創建社區工作站的浪潮。與“沈陽模式”、“江漢模式”相比較，社區工作站新模式表現出極大的創新勇氣，不同程度地理順了政府與社區關系，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實現社區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治管理、社區行政管理與社區公共服務的真正分離，走出社區行政化困境需要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選擇。
這些基層社會管理的實踐，也充分表明相對成熟、成功的社區建設都以資金投入為健全基礎設施和宜居環境的重要保障，以創新、完善體制機制為重要基礎，以非營利組織特別是居民自治組織為重要力量，以人文關懷為重要感情維系。而這些條件的實現都離不開政府的高度重視、關心支持和引導投入。這些實踐也充分驗證了在現階段，經濟欠發達地區采取政府主導基層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導作用
政府應弱化具體細致的管理，加強監督，鼓勵并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根據社會自治力量在當前階段呈現出的特點，調整對其干預的程度、形式和領域，特別應注重對社會力量的培育，扮演好政府現階段在社會治理中的“監護”角色。
（一）出臺政策規章，保障社區法制化管理。面對社區管理的新形勢和基層社會的深刻變化，必須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使社區管理走上法制化軌道，以制度的力量依法治理社區。一是制定和不斷完善發揮市場機制、共建機制、志愿機制作用的政策，特別是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區管理和服務的政策、扶持企業參與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的政策以及鼓勵志愿服務深入持久開展的政策，使政府從“包攬一切”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做更加需要政府關注和下工夫的事；二是制定和完善向新建社區、人口密集社區、困難群體聚集社區、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社區傾斜的政策，促進平衡發展。
（二）抓好組織整合，凝聚社區建設力量。長期以來，存在于社區的單位和其他組織，由于對社區事務不夠了解，又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社區服務，不愿也難以參與社區管理和建設。政府應發動各類社區組織積極參與社區管理和建設。首先，整合地方政府力量，組建由政府負責人掛帥、民政部門牽頭、多部門參與的社區管理辦公室，統籌規劃社區建設，形成合理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其次，在地方政府主導下，鼓勵社區所有成員參加的社區建設聯席會議，整合區域所有成員和資源，協調區域內各群體的利益關系，并服務于各群體，使轄區內的社區管理有秩序進行，和諧統一。可以整合基層政府的工作機構，在街道層面設置“一站式服務”，改進提供基礎公共服務的方式；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提供養老等福利項目。
（三）創新管理體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制度層面，地方政府擔負著加快社區配套制度建設、切實保證社區組織自治性質的使命，應通過完善各項制度，解決社區居委會的職能界定、權利義務以及與各個方面的關系，用制度保障社區管理。充分發揮社區自治作用，地方政府要著重做好幾個轉變：一是把與社區群眾關系密切的事項交給社區，提升社區組織管理地位，實現由微觀具體向宏觀統籌的轉變；二是主動幫助社區排憂解難，搞好服務，做好協調，實現由行政命令向協調、指導、服務轉變；三是對社區建設成效考評中，居民滿意度指標要占合理權重，促使社區組織對民負責、為民辦事，實現由上而下垂直考核向兼顧上級認可和群眾滿意的綜合考評轉變。
（四）培養扶持NGO，提高社區自治能力。隨著政府職能的不斷調整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從政府轉移出來的大量公共服務職能需要更多微觀主體來承接和具體實施。與此同時，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也因為參與主體不夠多元而受到制約。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大量政府之外的NGO存在并有效發揮作用，承擔從政府集權式管理向社區治理過渡的中介角色，促使政府職能轉換，完成政府與社會市場的銜接。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大力鼓勵、促進、推動基層社區領域NGO建設，在其建立、發展過程中進行適度培育和合理引導，使其與社區自治組織一起進行社區管理和建設。可以通過建立機制營造環境來培植NGO，促進NGO在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方面發揮作用。
（五）搭建溝通平臺，建立有效溝通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溝通渠道，打造信息交流平臺，對社區居民的情緒宣泄、意見表達、問題反饋進行快速收集和及時回應。對矛盾進行化解，對或憤怒或悲傷的情緒給予撫慰，對群眾意見、建議充分考慮和負責任地處理，提高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完善政府自身建設的同時，推動基層社會健康發展。
無論是從理論分析的角度，還是社區建設管理的實踐，都明確和驗證了當前我國基層社會管理應堅持政府主導的模式。地方政府不僅應在當前階段介入和干預社會基層管理，而且應該將培育社會自治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力爭在法制建設、規劃設計、組織整合、體制創新、培育NGO以及搭建溝通平臺等方面有所突破和成效，為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管理中的社會自治“修好路”、“加滿油”。
（作者單位：1.河北行政學院；2.河北建筑工程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鄭杭生.社會學視野中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2.
[2]鄧名奮.論社區自治進程中城市基層組織建設的新思路.學習論壇，2007.1.
[3]石慶玉.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創新.中國集體經濟，2007.7.
[4]陳伯濤.構建和諧社區的主體及途徑.領導干部網，2007.8.10.
[5]袁方成.實現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有效銜接的社區治理機制創新研究.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2008.10.
一
依法為基層黨委政府的社會管理決策提供法律服務，是人民法庭參與和推動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切入點。我市人民法庭立足黨委政府社會管理的實際需求，探索建立四項報告制度，努力為基層黨委政府當好參謀和助手。
建立涉訴矛盾糾紛分析年報制度。各人民法庭將幫助地方黨委政府化解社會矛盾作為參與基層社會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們推出人民法庭涉訴矛盾糾紛分析年報制度，年底組織全市40個人民法庭為轄區134個鄉鎮(街道)分別量身定做涉訴矛盾糾紛分析年報，對各地涉訴矛盾糾紛基本情況、典型案件處理結果、矛盾糾紛的成因特點和發展態勢進行全面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山改進社會管理、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的對策建議。部分人民法庭在年報的基礎上還開展了季報工作，進一步加大通報頻率。該項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幫助了鄉鎮黨委政府了解掌握轄區矛盾糾紛的基本情況和存在的突出問題，分析年報成為鄉鎮黨委政府加強和改進相關領域社會管理的重要決策依據，江蘇高院肯定和推廣了這一做法。
建立維護社會穩定平安報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報表”制度，協助地方黨委政府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統計轄區各鄉鎮萬人成公率、民轉刑案件數、涉訴情況等各種基礎信息，制作成項目齊全、數據精準、內容具體的平安報表，及時報送給鄉鎮黨委政府，幫助黨委政府了解掌握當地社會穩定現狀。通過制作和發放平安報表，對矛盾多發易發的鄉鎮提出一般警示，對存在社會穩定風險的地區給予重點指導，以此促進鄉鎮黨委政府在抓好經濟工作的同時，更加注重防范社會穩定風險。
建立重大事項評估報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強化法律預警功能，堅持關口前移，對鄉鎮的一些重要決策，有選擇地參與法律風險評估，確保決策的合法性、科學性，防止黨委政府的決策出現法律上的偏頗而留下矛盾糾紛隱患。同時，認真評估訴訟中發現的對抗性矛盾對社會管理帶來的負向影響，適時向轄區黨委政府匯報通報，提醒黨委政府做好風險防范準備。此外，各人民法庭還利用自身的法律資源優勢，為黨委政府實施的項目引進、工程建設等重大事項提供適合的法律咨詢、法律幫助和法律服務，促進這些重大事項平穩運行。
建立重點問題調研報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關注基層改革發展穩定在司法審判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動向，充分發揮司法調研的作用，及時主動地開展前瞻性的調查研究，形成詳實、有說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調研報告，為轄區黨委政府加強相關領域基層社會管理提供決策參考。各人民法庭針對審判工作中發現的農村土地征用、生態環境保護、農村金融擔保等基層社會管理方面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向轄區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幫助其加強和改進社會管理工作。
我們從基層的實際情況出發，健全完善推動基層社會自我管理的工作機制，努力把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導入正軌。
圍繞構建和諧社會，健全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積極拓展糾紛解決新思路，不斷探索糾紛解決新路徑。強化訴訟調解和訴調對接，通過共享資源、共建機制、共謀舉措等辦法，實現r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人民調解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依法保障和支持各類調解組織開展調解活動，充分發揮社會大調解的作用，實現了各類糾紛的有效分流。全市40個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調解工作室，配備專兼職人民調解指導員，大力開展訴前調解工作，引導當事人理性選擇解決方式和維權途徑。積極鼓勵和扶持民間調解，充分利用農村德高望重的賢達能人在區域范圍內的聲望和權威，邀請其參與矛盾糾紛的調解，促進矛盾糾紛的妥善解決。
圍繞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層自主管理機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轉型，使各類社會組織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斷凸顯，特別是在基層社會，更多的社會管理事務需要依賴基層社會組織去執行，提高基層社會組織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動延伸職能，把提高基層社會自主管理能力作為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層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層自治組織發揮社會管理功能，通過巡回審判、法制宣傳、送法下鄉、審務五進、指導民調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員會等基層自治組織處理社會事務、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通過組織法律培訓、指導行業規范等方式，引導鄉村各類農戶協會、行業協會規范管理、自律管理。
圍繞維護農村安定，健全完善綜合治理協調機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環境既是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基層社會管理的必要保障。作為基層綜治的主要成員單位，我市人民法庭堅持綜合治理“一盤棋”原則，注重與其他綜治成員單位的日常溝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協調，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過聯動、對接、共建等多種形式，建立健全與地方黨委政府、綜治成員單位、基層自治組織的聯動機制，推動平安鹽城、法治鹽城建設。同時，全市兩級法院主動與綜治主管部門溝通，積極爭取將涉訴化解率、民轉刑發生率、萬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標納入鄉鎮綜合治理考核體系，實現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綜治管理由消極向積極、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
人民法庭的每一項司法服務一定意義上都是參與社會管理。近年來，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項建設”，努力提高司法服務質量，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推進訴訟服務組織建設。全市法院按照“經濟社會發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觸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進一步優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別是抓住江蘇沿海開發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契機，增設港口法庭，調整開發區法庭，形成“半小時法律服務圈”。為滿足基層社會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兩級法院均新設訴訟服務中心，專為群眾提供訴訟引導、立案審查、聯系法官、收轉材料、案件查詢、法律咨向、訴前調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務。在此基礎上，2010年全市兩級法院全面啟動并當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訴訟服務站建設，為基層群眾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優質的司法服務。
[關鍵詞]社會保障 社區人員 行為失范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8-0015-02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問題頻出，在電腦上打開百度搜索網站，輸入“人情保或關系保”，相關的搜索結果都有十幾萬條，可見問題之普遍，受關注程度之高。而另一問題“保障房搖號作弊”也同樣被熱議和關注。基于這些問題，同樣受到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關注，各地均紛紛出臺各類措施以此打擊和防止類似的保障失允現象。分析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出臺的打擊和防止社會保障系統中失允現象的相關規定及各類突擊式的核查行動，總結其共性有：1.加大申請人資格審查。2.加強程序監督。3.加重對申請人不端行為的懲罰力度。4.追究機構經辦人的失范責任。根據上述幾種措施，按照正常邏輯，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問題情況的發生，但拋開申請人利益相關聯的前三條辦法，從第四條對經辦人失范行為角度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基層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的過程中如此頻繁地出現行為失范的現象呢？
一、事權責任與個人回報的不對等
從內因分析，就我國各地的社區工作者的用人狀況來看，大多地區的社區工作者的個人薪酬待遇均處較低水平，以上海市楊浦區為例：《2010年上海市楊浦區公開招聘部分社會工作者公告》[1]中，有關社區工作者的個人待遇部分，原文如下：
第四條、錄用及待遇
1.錄用人員實行人才派遣。與人才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各用人單位負責日常管理和考核。
2.錄用人員收入標準：約2500元/月（稅前）。年終根據考核情況發放一定數額獎金。
按照該《招聘公告》入職后的社區工作者，每月稅前收入構成為2500元/月+年終獎。而當地的消費水平則是，上海市楊浦區的租房均價為：一房一廳1600元/月。[2]按照收入對比當地的消費水平，楊浦區的社會工作者在入職后，能夠操持好個人生活已經相當難得，當他面對少數不端低保申請人所帶來的事權利益，怎么會不動心呢？按照亞當·斯密的“理性人”假設學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當基層社區工作者發現自己承擔工作責任與物質回報不成正比的時候，其利用手中事權換取一定經濟利益就變成了可能。
二、用人機制不健全使其隨波逐流
從《2010年上海市楊浦區公開招聘部分社會工作者公告》[1]的另外一個角度看，用人機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基層社區人員行為失范的主要因素，如《招聘公告》中“錄用人員實行人才派遣。與人才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各用人單位負責日常管理和考核。”簡單調研多省的社會工作者的用人辦法，一般大多數城鎮的用人辦法均是采用約期為一到兩年一簽的“合同制”方式，合同到期后，要么選擇解聘要么再次續簽，只有少數地方會在合同期滿，根據考核表現落實“行政事業編制”。根據梅約的“社會人”假設理論分析，影響人生產積極性的因素，除物質外，還有社會、心理因素；[3]當“合同制”的社會工作者的自我社會定位，僅僅是一個有今天沒明天、毫無奔頭的打工者時，在失去職業穩定性與職業上升空間之后，在其日常工作中，職業操守的自我約束力將明顯下降。
三、監督機制缺失致使其有機可乘
就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內現有的監督機制而言，光是憑借公共組織內部的自我約束、自我平衡，是遠遠不夠的，雖然這種內部監督體系帶有較強的時效性、權威性，但應用在基層社區工作中，面對繁復、海量的日常事務，內部監督更明顯體現在應急式的、隨即式的檢查。就長效來講，在缺少立法的前提下，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是目前最需要加強的兩個方面。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任何基層社區工作者，都無法逆轉和回避，其所在社區民眾對于其工作效率、態度、操守的評價，雖然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在權威性、時效性上遠遠低于公共組織的內部監督，但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在廣泛性、全面性等方面都擁有巨大優勢。
四、懲處力度弱造成機會成本過低
近期安徽省有這樣一則新聞：“碭山縣日前開展了為期四個月的城鄉低保清理規范工作，堅決清理‘人情保’‘關系保’，對違規違紀人員進行嚴肅查處。截至目前，該縣已有1名分管民政工作的副鎮長受到通報批評，1名民政辦主任和1名村委會主任受到黨政紀處分，1名低保員被解聘。”[4]該文中，其他參與人的處理結果姑且不論，單從低保員解聘了事的結果看，明顯對其失范行為的懲處過輕。雖然，在普通雇傭行為中，因工作失誤提前解除被雇傭者的勞動合同，是對于普通員工工作失誤的最大懲罰，但基于社會保障工作特殊性，基層工作者一旦出現失范行為，其社會影響和行為后果將遠遠超出其他行業普通工作失誤。雖然上述新聞，因具體情況未詳細描述，而存在實際情況或許并不嚴重的可能，但就全國范圍來看，因基層社會工作者行為失范而造成國家損失后，在追究其職務責任甚至刑事責任之外，理應還要追償其行為失范給國家帶來的經濟損失，甚至加倍補償。
五、技術條件簡陋使檢查成本過高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安徽省碭山縣的新聞，為什么僅僅是開展為期“四個月”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為什么不能天天開展，日日檢查？這樣的階段性檢查，豈不是造成基層行為失范人員“風緊收手，風松伸手”？就其根本，還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缺少基本的技術支撐，沒有一套可以實時檢測基層社會工作者工作結果是否規范的系統。“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下，除了部分剛性要求之外，很多準入條件都存在模糊兩可的情況，因為缺少如“個人信用體系”這樣的對個人消費、納稅、財產情況詳細記錄的有力工具，才使得隱匿個人財產狀況成為可能。”[5]同時也正是缺少這樣的技術條件和檢測工具，才無法對基層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結果做到實時評測，對發現基層社會工作者的失范行為造成技術性困難。
六、內外雙治才能標本兼顧
目前，對于社會保障工作基層出現的不和諧問題，我國各地方城鎮政府雖然已經認識到其問題的嚴重性，但從治理手段和治理途徑來看，大多數還僅僅是處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應急式階段。在缺少社會保障全國性立法的前提下，地方性法律、法規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在“法有明文”的情況下，讓基層社會保障工作透明再透明，讓公民參與再參與，才能使監督機制、輿論機制、公民參與機制不流于形式。只有在全社會對于社區基層人員失范行為零容忍、零原諒的基礎之上，才能對不端行為起到威懾作用，才能把失范行為扼殺在萌芽之中。這樣肅清外部環境的辦法，也僅僅是治理基層社會保障工作者失范行為的第一步。
按照我國學者宋培林關于“文化人”的假設學說，“人不僅具有物質性、社會性、自我實現性，而且具有道德性，價值傾向性，人是物質性與道德性的統一體。人們在追求物質需要的同時，能夠承擔對組織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責任，并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進行自我管理。”[6]因此在社區基層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中，滿足其一定的物質生活需要和社會角色需要，是治理其失范行為內因產生的根本途徑。只有改善基層社會工作者薪酬條件，完善基層社會保障工作的用人機制，才能拉升其自我定位，發揮其文化人本性。
七、結論
任何一種制度都離不開其基層執行人員，作為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基礎操作人——社會工作者，他們的公共倫理水準決定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的成敗。基層社會工作者行為失范問題，凸顯了我們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管理設計的缺失。在彌補制度缺失的時候，只有通過外部環境施壓與內部條件釋放的雙重治理手段，才能達到長效、和諧、根本的治理目的。
【參考文獻】
[1].
[2]http：//.
[3]徐碧琳，陳穎.組織行為與非正式組織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6，P133.
[4]安徽日報.2010-11-22.
關鍵詞：留守兒童；主體培訓；心理干預
2015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指出，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近1000萬（15.1%）常年與父母分離，導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殺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監護不力、教師管理乏力和社區治理有限，留守兒童存在意外傷害、吸毒、犯罪和自殺等社會風險。目前，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觀念理念、技術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對薄弱。英國學者佩里?希克斯提出：若要發揮出整體性治理的力量，應進行多元治理主體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門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兒童問題，應創建多元主體培訓體系，提升綜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應。
一、留守兒童治理主體功能發揮障礙
1.留守兒童家長監護監管缺位
據權威調查顯示：如果父母在3個月內都沒有與孩子見面，孩子的“煩亂情緒”會迅速升溫。兒童與父母長期隔離，缺少父母的言傳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貼身監護，兒童易出現行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識差等問題。
2.祖輩隔代監護相關常識缺乏
相關資料顯示，留守兒童中隔代監護占53%。本課題組在重慶市石柱縣某小學調研發現，隔代監護1457人（50～70 歲），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他們僅僅只能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低層次――饑餓需求。我國每年有近5萬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多數為留守兒童。在緩解留守兒童問題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關注留守兒童本身，而缺乏對祖輩隔代教育的培訓。
3.學校教師專項管理培訓缺乏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學校教師和社會應進行有機地整合和補償，使留守兒童的負面影響最小化。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娜妮?J?西格爾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時間（60%）在學校度過，青少年犯罪和學校存在某種關聯是符合邏輯的。
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學校缺乏針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疏導課程，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且具有專業素養的師資力量，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教育培訓體系。
4.基層社區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關于描述社區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格言：“撫養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孟子指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現代社會的兒童照顧與支持應強調社區這一主體的重要作用。留守兒童活動的三大區域為家庭、學校和社區，社區是兒童最初接觸社會的區域。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而基層社區缺乏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關愛，尤其是農村社區，受經費和傳統落后思想意識的限制，社區及其相關人員對留守兒童的治理能力受限，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5.留守兒童心理輔導相對缺乏
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質較差，情緒敏感，極易產生心理及行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心理專家或經過專門心理訓練的專業隊伍對他們進行專門的心理培訓、輔導，尤其是有針對性的、一對一的心理疏導。一旦風險突破兒童承受能力，留守兒童極易產生意外傷害、犯罪、吸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
二、留守兒童問題多元主體培訓體系的創建
留守兒童問題多元培訓體系的創建，是緩解留守兒童問題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一方面涉及三個層面的培訓――政府主辦培訓、政府購買培訓和社會志愿培訓；另一方面涉及相關主體――家長、祖輩、學校、社區和社會，從而創建一種多元主體共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機制。
1.加強留守兒童家長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集中地區，基層相關職能部門聘請教育心理專家，或通過政府購買培訓方式，定期地開展親子教育、兒童教育方法等講座，提升家長的教育監管能力，增強家長監護責任意識。二是依托留守兒童家長務工相對集中的企業，邀請兒童教育專家、心理學專家，每半年開展一次針對留守兒童家長的家庭教育責任和情感關愛技巧等培訓。三是依托相關社會志愿者，開展針對系列早期教育培訓、公益性培訓班與家庭教育巡講隊等。
2.促進長輩隔代監護培訓
首先，整合基層政府資源，政府購買“隔代教育”培訓服務。對隔代監護人開展專業性、多樣化和系統化的教育培訓，使他們掌握關愛兒童的正確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階段兒童心理特點等。其次，采用政府購買方式，聘請知名教育專家撰寫、出版發行通俗易懂且圖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冊。最后，采取政府購買或社會捐贈形式，在社區學校開設“祖輩學堂”“親子學堂”等專項培訓服務。項目師資來源于各類學校和社會各界力量的捐贈。
3.健全學校教師專項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由各級教委及民政部門主導，針對中小學教師，在寒暑假期間進行師資培訓。二是建議由公益組織牽頭，聘請知名教育專家與專業心理學家，開展學習交流講座，交流留守兒童治理問題與教育輔導技能、心理發展特征與特殊群體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能力。
4.改進基層社區教育培訓方法
首先，擴大基層社區參與留守兒童問題治理的志愿者隊伍。社區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較高，可依據志愿者具體情況進行基本的培訓，使其勝任基本職責。其次，建議由基層教委牽頭，聯合婦聯、共青團、工會、民政部門等組織，協同調配物力資源，對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進行專題培訓，增強他們關愛留守兒童的意識及監管留守兒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兒童照料長效機制。整合社區人力、物力、財力和場所資源，為留守兒童撐起一個“家”。
5.開展留守兒童心理輔導工作
首先，建立地區留守兒童信息網。建立區域性“留守兒童心理數據庫”，把握留守兒童整體心理趨勢，測試心理數據預警，優化疏導資源配置，有序開展心理疏導干預。鼓勵各高校志愿者組織及社會志愿者介入學校留守兒童心理監測輔導培訓。其次，由政府購買，聘請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專家，對留守兒童進行專項教育培訓，調適留守兒童心理情緒，引導留守兒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緒。最后，鼓勵心理管理培訓機構面向偏遠農村留守兒童舉辦公益心理講座、心理咨詢和生命教育等培訓。
參考文獻：
[1]葉 璇.整體性治理國內外研究綜述[J].當代經濟，2012，（6）： 110-112.
[2]劉 平，楊通華，魏 杰，等.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J].貴陽醫學院學報，2015，（7）：46-50.
1．1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許多鄉村有了工業、貿易企業等，農民亦有了新的職業，村莊管理的范疇從組織體的層面來說大大拓展，“村務”與“政務”不少都融在了一起，由此形成的農村社區、域內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等等建設，帶給了農村社會管理的新情況，給了鄉村社會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課題。由于農村整體的社會基礎還比較薄弱，現在又處在由鄉村向城鎮的快速轉型期，所以農村社會的管理只有以創新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向前推動。按照十報告，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要“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強化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所以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要以建立鎮村的服務體系為中心，努力發揮村民參與公共事物的積極性，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體育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可以在農村社會中豐富村落農民的閑暇生活，滿足農民的娛樂健身需求；適應群眾的情感需求，建構農民的精神生活取向；促進鄉村社會關系的整合，維持鄉村社會秩序的和諧；增強鄉村社會的文化認同，傳承鄉村社區的傳統文化等。體育還可以在培養團結意識促進組織化發展、培育規則意識營造公平有序的社會風氣、緩和疏導矛盾糾紛、提高公眾參與意識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功能對社會管理來說無疑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1．2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可行性
在筆者對農村體育健身情況的調研中看到體育文化活動開展較好的鎮村，社會和諧度相對就高。政府相關部門及一些基層領導把體育運用到自己工作之中，起到了很好的社會管理效果，實踐證明在農村基層利用體育的手段進行社會管理是可行的，對于傳統的農村社會是個很好的創新。
其一，江蘇睢寧縣“舞動鄉村”活動表明體育在社會管理中的良好作用。江蘇睢寧的王集鎮，為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滿足百姓的健身需求他們組織了“舞動鄉村”的廣場舞健身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干部們發現這一平臺能很好地引導村民參與村務，所以在由鎮向全縣推廣時，就把它逐漸打造成為睢寧縣農民交流、鄉村議事的場所。由此密切了干群關系，促進了當地社會的和諧，成為創新社會管理的新平臺。例如在“舞動”現場，每周召開一次村情通報會，每月召開一次村民議事會；選派機關干部走進活動現場，傾聽群眾心聲，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建立“村組干部晚辦公”制度，縣鎮職能科室將辦公地點搬到“舞動鄉村”現場，分專題定期為群眾提供現場辦公服務，讓群眾辦事不出村。
歡快的健身舞場面體現的不僅僅是文化娛樂健身，還是對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有效探索。這里不但滿足了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順應了群眾的新期待，而且重塑了鄉村社會關系，打造了農村公共空間，開辟了社會動員新渠道。因此，睢寧的“舞動鄉村”因其活動方式貼合百姓需求，得到群眾擁護，既豐富了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成為百姓參與村、鎮議事和信息交流的平臺。百姓通過這么一種形式參與到了鄉村事務的管理，可以說前所未有，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為此“舞動鄉村”獲評全國“社會管理創新最佳案例”，這說明體育在農村基層的強大作用。當然，體育發揮社會管理的作用不是簡單的跳跳舞就行的，而是在于干部們通過體育活動的方式融入了百姓之中，改變了過去重管理輕服務、被動應對問題的管理理念。領導部門用心去關注群眾的需求，從情感和細節入手，找準了群眾的興奮點，讓村民有了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能在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方面取得顯著成效。這就表明只有基層干部很好地踐行了群眾路線這一黨的根本路線，社會管理就可以有好的根基和抓手。如此，體育融入農村基層社會管理，政府部門與百姓之間的交流有了很好的渠道，無疑可提升鄉村社會管理的水平，對基層的社會管理是一種有效的創新。
其二，江陰市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運用體育手段促進社會管理創新。而江蘇江陰市則在城鄉一體化建設中積極發展鄉村體育，為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創新做出探索。近年來他們在創建體育強市、進行體育現代化試點工作中深切感受到體育工作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意義，尤其在鄉村基層的社會管理中利用體育作為管理的手段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該市把體育工作列入鄉鎮的工作考核內容，從制度上保證農村基層體育設施建設和體育活動的開展，充分調動社會組織和廣大群眾開展體育運動的積極性。行政管理部門積極引導村委、社區成立體育協會等組織，鎮成立相應的文化體育機構，在組織上保證了鎮、村體育工作的開展。他們還大力建設體育設施、及文化體育活動中心（室），把體育設施與村容村貌治理、社區文化建設緊密結合，不僅改善了環境、推進了城鎮化建設，而且得到百姓的支持，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
基層的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為百姓提供良好的服務，使村民和諧相處。而鎮村體育活動的開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傳統的鄉村社會煥發生機，江陰市體育局主動推進村級單位的體育建設，從軟硬件兩方面促進鄉村體育的發展，客觀上給基層的社會管理以新的方式，達到創新社會管理之目的。政府把“幸福江陰”———“處處都有好環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體”作為江陰市民生的建設目標，促進了鄉鎮政府對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視，從而積極配合上級主管部門開展各種體育文化活動，以文體活動營造村風、鄉風、社區風氣。調查中有鎮體育干部講，凡是體育活動開展情況好的，村干部重視體育文化工作的，村民之間矛盾就少，村各項工作就比較容易開展。特別是在城鎮化建設中一些鄉村合并，體育成為一種很好的劑、融合劑，增進了百姓的團結。因此，當最基層的領導有了這種意識，再加上百姓健身意識提高，農村基層順勢而為，不僅滿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營造了和諧向上的村風民風。由此可見體育成為基層創新社會管理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可行的。
其三，浙江省體育局主動將體育融入社會管理推進基層社會發展。近年來，浙江省體育局主動融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把參與管理創新工作作為開展體育工作的出發點，使基層的體育工作，尤其是基層農村在社會轉型期的體育工作有了較高的起點，使體育在社會管理及創新工作中較好地發揮了作用。他們的工作做法是充分調動社會組織、人士的積極性，根據各地實際組織開展體育賽事，搞好場地設施建設，以此發揮體育振奮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促進人際間的溝通、交流、融合。在增強體育公共服務、發揮體育社團的作用的同時，推進體育文化創新，提高公民身心素質，凈化社會環境。其中通過創辦體育強鄉、強鎮，廣泛開展體育活動，把體育的各項功能有效地運用到社會管理中，比如在農村進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中利用體育的文化功能豐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利用體育的社交功能促進人際關系和諧、緩沖社會矛盾。
縣鄉鎮體育部門努力改進自己的工作，主動將體育融入社會管理。他們提出完善鄉鎮體育組織的扶持政策，為鄉鎮體育依法參與社會服務和管理提供保障；大力開展體育培訓、健身指導、志愿服務等工作，發揮體育組織服務社會的功能。并通過政府部門和社團組織的合作，嘗試政府出資、社團出力的體育公共服務新機制，提高了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效率。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浙江農村基層的體育不僅得到很大發展，至2011年6月“已經創建35個體育強縣，713個體育強鄉鎮，近兩萬個小康體育村，極大地滿足了老百姓就近、就便健身的需求，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體育設施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跨越。”而且這樣的發展為農村基層建成服務型政府和農村新的社會管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為基層政府運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打下堅實的基礎。
2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控制措施
2．1可能出現的問題
首先，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意識不夠高。從實際調研和資料看，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體育普及程度較高，利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機會相對多，但總體上主動地運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創新還不夠。如果缺少主動意識，僅以推進文化發展而為，管理的效能雖然有、也必要，但效果會打折扣。而經濟還不太發達農村地區盡管體育設施不是很好，但只要在社會管理中有意識地去運用，也會產生明顯的效果。睢寧的“舞動鄉村”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在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中不一定要等到有了好的體育硬件，而是基層領導要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主動地運用體育。體育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管理的手段、有效地參與到社會管理創新之中，是因為體育是民生的重要內容，能滿足農民溫飽問題解決后而增長出的健身、精神生活之需求，逐步變成農村社會公共事務的一部分，成為農民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農村的社會管理中自然可以利用體育服務百姓、處置人際間的矛盾等等的公共事務的功能。社會公共事務處理圓滿，意味著加強和改進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成效，所以運用體育提升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社會管理創新很有必要。
其次，“管控式”社會管理體制的慣性，影響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深度。眾所周知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是“管控式”社會管理，農村則處在最底層。在沉重的“壓力”下，農民的民主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得不到張揚。“管控式”的社會管理還會導致政府的服務意識不強，難以讓體育成為農民的公共服務內容，自然體育與社會管理不會有緊密的聯系。目前，在我國社會管理的模式還沒有根本改變之時，很多農村的體育還處在自生的狀態。因此讓體育在農村基層社會的管理中發揮作用，還需從改變政府職能，從建立公共服務做起，以此推進基層政府服務意識的加強和水平的提高。農民一旦享受到應有的服務，主人翁意識才能隨之提高，民主參與的行動為此而落在實處。當體育對改變舊體制有了重要影響之時，不正表明了它對基層社會管理的作用嗎？體育是百姓容易接受的一種文化形式，其蘊含的教育功能可以引導農民以健康的方式生活，產生寓教于樂、寓管于樂功用，這對改變農民的舊有觀念、提高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無疑有著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當政府改“管控”為“服務”，一定會下力氣建設好農村體育文化事業，從而滿足群眾所需，群眾的需求被滿足自然會擁護政府治理好自己的家園。
再次，農村體育組織比較薄弱，影響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力度。基層社會的參與式治理是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發展方向，其基本路徑是讓松散的基層社會組織化。為此應該讓包括體育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積極有效的活動，促成農村社區生活系統的組織化發展，達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管理的目標。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鄉村權力資源配置由集體壟斷型向多元主體參與型轉變，意味著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原有組織格局趨于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組織化社會？筆者以為最實用的選擇：利用體育可以融入不同領域人的生活、容易為農民所認同的特性，吸納農民到體育社團之中，成為“有組織的人”。一開始體育組織會比較弱小，缺乏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但隨著農民對健康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越來越高，體育文化活動逐步增多，體育社團因此會很快壯大。農民不再僅以個人或農戶的形式出現在鄉村社會舞臺上，而是能以體育組織的形式參與到鄉村社會之中。當體育組織在農村扎下了根，會很快地顯示出強大的力量，它與權力組織相呼應，共同參與到社會的治理之中。誠然，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絕不是靠幾個社會組織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但是，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采取繁榮農村文化事業、培育鄉村多種組織、建立并落實相應的制度等措施，切實發揮農民在社會活動中的主體作用，才能提高包括體育組織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力量，使體育有效地融入社會管理之中。
2．2控制措施
2．2．1以民生的理念發展農村體育是參與社會管理的根本。在我國農村的溫飽解決之后，越來越多的鄉村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農民的需求，與傳統的農村相比差別之大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毫無疑問是通過民生建設，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述鄉村的體育建設表明了政府的社會建設行動，及對基層社會管理的積極探索。他們充分利用人的需求這一內驅力，發揮體育特有的振奮精神、凝聚人心等功能，促進人與人的溝通、交流，增進了社會的和諧。實踐表明農村的體育是項很好的民生工程，它不僅改善了環境，還促進了人的健康，滿足了人的精神需求，給了農民更大的生活空間，從而引導良性社會行為的形成，保障了社會的穩定。如此，達到了農村基層社會的管理目標，顯示了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根本所在。
2．2．2推進城鎮化建設是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方向。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結果，“城鎮化的時代洪流一改農村長期封閉、單調的生活狀態，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則是當下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以人為核心”就是要使農民在新的生活方式里生活環境能得到極大地改善，生活質量、水平比過去有較大地提高。反之，只是形式上的城鎮化必然得不到農民的認同，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所以我國城鎮化必須在人的發展上下功夫。農村基層通過體育文化的建設，如修建體育場館及活動場地等，改善了環境，為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通過成立體育社團、建立相應的工作制度，開展起豐富多彩的體育文化活動，逐步改造鄉村的陋習，培育農村的社會組織及農民的公民意識。由此全面提高農民素質，促進其市民化發展。從社會角度看，民眾通過參與鄉鎮組織的體育活動，可以感受社區的存在，凝聚社區意識，進而產生對新社區的歸宿感，以此增加公民對社會的期待和責任感。由此不難看出，讓體育進入基層社會管理，是農村城鎮化內涵建設所需，必然是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方向。
2．2．3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是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政府進行的社會管理創新主要表現為行政效率提高的技術改進或結構調整和增進公共利益的社會服務兩個方面”，政府的管理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農村社會的管理水平則不能提高。好在政府已“開始轉變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工作重心，探索服務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新路子和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新模式，實現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從管控到服務的方式轉變。”筆者的調研顯示，鄉鎮一級的公共服務體系正在逐步建立，村與社區的公共服務體系與之配套發展。一旦基層公共服務體系完善了，百姓就可以更好地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社會的和諧自然產生。而體育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自然在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中體育服務應占據重要位置，而且經濟越發展其比例會越大。當前我國不少地方城鄉一體化建設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構建以體育設施建設為基礎的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建立起了包括體育在內的農村基層社會的公共服務體系，轉型過來的村民就可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務，其基本權益才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心情平和、社會矛盾減少，農民多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所以發揮好體育的社會功能，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必不可少。
3結束語
基層治理的動力從哪里來？我認為還是來自基層。但如上級把所有問題裁量權都收在手中，形成不合理的政策框框，既限制了基層的治理能動性，又因基層缺乏政策制訂權，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在實際工作中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受影響。
基層治理包含兩大問題，一是治理主體的問題，即“鎮治”和“村治”問題，二是對治理主體的治理問題，即“治鎮”和“治村”問題。這兩個問題纏夾在一起，相互影響，只要一個發生了變化，立刻就會對另一個產生影響。
從后一個問題來看，中央以及省、市、區縣對基層社會治理發揮著重要而復雜的作用。
把基層問題解決難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干部“不作為”、“亂作為”，而沒有去理解基層“難作為”，沒辦法去作為，這種認識與實際是有偏差的。
基層治理最難解決的就是歷史遺留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這類問題太多了，環境污染、土地開發、山林保護等都不是一兩年的事情。但由于任期限制，下一屆干部很少主動積極處理上一屆的遺留問題，導致積重難返。
誠然，基層治理問題，有村干部不作為、亂作為、不依法作為的問題，而大部分是上面政策和基層實際脫節的問題。如土地亂占、亂用、亂租的“三亂”問題，有些上級部門光顧著堵，沒有疏;基層干部是了解實際情況的，他們想去疏卻沒有政策和權力的支撐，只能按照上面的要求來落實。
只要村民眼前利益和政府長期規劃沖突、政府征地價格和市場價格存在著巨大落差，村民就會與上級、干部產生矛盾。村民只在乎實惠。而且村民找干部來解決土地矛盾，干部既不能推開，也不能解決，只能說一些圓場的好話。
農村的村干部三年選舉一次，一上任必須馬上辦事。他如何為百姓辦事？如何為上級辦事？如何注意政策法律？都是村干部的難題。
村里的日常矛盾與法律糾紛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很多時候，法律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做心理疏導。村民信任你的話，就可以很好溝通。
解決農村矛盾，以往多靠村干部的威望、村規民約等“人治”方式解決，或靠政府“滅火”，用的是行政手段和思維。強勢一方憑借勢力、話語權平息矛盾的做法，表面上平息了一時紛爭，卻容易埋下深層的矛盾。
有時，基層干部解決社會矛盾，如采用非正常化手段，可以很快把這些小問題給解決掉，但出了亂子誰來承擔？上級領導不管，讓你自己承擔。因此，有人任職時就默默祈禱：我在任的時候不要出大事！沒有過就是功。
村委會出了問題，民政部門沒有能力處理，只能依靠縣委組織部門，但組織部門又不是執行法律的機構，沒法對村主任進行績效考核，按照罷免程序又幾乎不可能罷免他，而鄉鎮黨委、政府對村干部更是只有指導權，而無管理權。出了問題，上邊壓，下面頂，鄉鎮一級夾在中間，十分難受。
在基層工作，培養感情很重要，群眾理解很重要，也就是說的“接地氣”，這是支持你工作的正能量。
關鍵詞： 善治； 社會工作； 鄉鎮社會管理； 基層治理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5）04006207
“人類對善治的關注與人類文明本身一樣歷史久遠”。治理理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其主要創始人之一羅西瑙認為，治理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強制力量來實現。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治理是個人、公共或私人機構用來管理他們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使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利益群體彼此容納并且實現合作。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重要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或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的主體既有公共部門，也有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
善治是社會治理的最佳狀態與目標追求。20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國家把善治作為政府社會管理的目標。對于其內涵，可謂眾說紛紜，尚未形成共識。聯合國人權高級委員會辦公室（OHCHR）認為，善治是在治理過程中從根本上排除和腐敗并完全尊重法治原則，對善治的真正檢驗是在實現公民的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方面，為實現人權目標所做的努力程度；善治包括透明和公信力等要素和平等與公平等價值觀，善治必須保證公民特別是最貧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有尊嚴的生活。只有最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受益時，治理才是善治。李向前認為，善治是治理的最高標準和理想狀態，包括“善者治理”“善于治理”和“善態治理”。
盡管人們對善治的認識不一，但無論從何種角度加以界定，善治的核心要義和旨趣都是可確定的，即強調普通民眾的中心地位和主體性參與、多元行動主體的權力制衡與權利保障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它意味著一種能對民眾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性并作出積極回應的方式，通過建構并使用合適的制度措施以有效應對社會問題與矛盾。
（二）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鄉鎮社會管理有其特殊性，“鄉鎮雖小，肝膽俱全”，“上邊千條線，下邊一針穿”等說法反映了鄉鎮社會管理的特點。面對日益增加的復雜性需求，原有的鄉鎮社會管理模式變得應接不暇和疲于奔命，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
1.管理人員的管控思想較嚴重，致使民眾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社會管理本應管理和服務并重，管理中有服務，服務中有管理。但長期以來，相當多的鄉鎮干部在總體工作安排上，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管理；在社會管理中又重管理輕服務，習慣于“管”“卡”“壓”等傳統的不夠合理的工作方式，對被服務的社會成員習慣于居高臨下、發號施令。長期以來形成了坐著辦公的不良習慣，對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愿缺少足夠的主動了解和科學調研。相當多鄉鎮管理干部在自上而下的各種指令、任務、考核、應酬中疲于奔命，缺乏主動服務意識，習慣于運用行政權力對社會組織及基層民眾進行管理，無暇也無興趣關心基層民眾的疾苦、問題和未來可持續發展。這種社會管理主客體之間的斷裂使基層民眾的諸多內在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有效滿足，為社會矛盾激化埋下了隱患。
2.鄉鎮政府職能錯位與其他行動主體功能缺位，導致社會管理秩序失衡
目前我國基層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是韋伯式的層級制管理模式，它依賴于標準的工作過程，難以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勵，而是著力于怎樣避免犯錯誤，存在組織僵化等問題。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事務紛繁復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需求千差萬別，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導致鄉鎮政府難以靈活應對，管了很多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越位”和“錯位”現象時有發生，公共權力侵入私人領域的現象并不少見。有些事情沒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會管理主體也缺位，社會管理秩序處于失衡狀態。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無法正常表達，正當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這種不均衡狀態甚至可能會使一些不法分子趁虛而入，為非作歹、禍害民眾，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
3.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的內在設置，難以應對急劇的社會變遷及隨之出現的社會矛盾
農村基層社會矛盾頻發及社會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鄉鎮社會管理過分注重基層的政治性而忽略了社會性。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村正發生快速而深刻的變化，各種社會問題突出，比如貧富分化問題、土地問題、社會治安問題和社會分化問題等。但是鄉鎮既有的社會管理模式及其內在設置缺乏應有的彈性、靈活性及回應能力，難以適應快速的社會變遷和滿足民眾不斷變化的多樣社會需求，無法有效化解潛在風險和沖突，甚至會激化社會矛盾。近些年來農村時有發生即是一種體現。
（三）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
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的現實難題制約著改善民生的目標實現，必須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突破與發展。具體而言，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主要有四點。
1.立足民眾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貫徹始終
善治的核心出發點是以人為本。“善”意味著尊重民眾意愿，提高民眾能力，也意味著一個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來努力滿足所有公民增長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民眾的需求不斷擴展和提升，社會事務日益增多，社會管理的主體迫切需要重新界定與整合，以彌補政府單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會管理主體不僅局限于政府部門，還需包括許多非政府部門。盡管目前我國社會管理的多元主體發展還不成熟，尤其是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應在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過程中起引導作用，著力推動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才能緩解政府壓力，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將精力和資源集中用于真正應發揮作用的領域，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各方面的創造活力，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3.注重內涵式發展，全面提升民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
善治強調民眾的中心地位。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必須充分調動民眾的參與，真正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要注重科學調研，切實找準民眾的關注點，使基層民眾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主動自發地參與到新的發展實踐中來，而不是被動地聽指揮，表面上服從，內心里卻有不滿或不情愿。要達到這一目標，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升鄉鎮社會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使他們真正具備貼近民眾、深入民眾、了解民眾、帶動民眾、服務民眾的理念與能力。同時還應借助各類社會組織激發民眾的主動參與熱情，促進民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
4.著力保障弱勢群體的權利，增進社會的公平公正
善治觀點認為，只有最貧困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受益時，治理才是善治。他們的權益保障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成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底線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組織化與社會化的力量保障他們的權益，使他們在多元利益格局中獲得應有的尊重。
社會工作作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綜合體，其專業品性契合了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可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帶來新的契機。
二、善治視域下的社會工作與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
（一）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及社會治理的協同性與契合性
社會工作興起于歐美，是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設置與專業化力量，以“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理念，用個案、小組和社區等科學的專業方法服務他人特別是弱勢群體，旨在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互助和社會公平正義。隨著我國各地探索實踐的深入，社會工作正逐漸從直接服務擴展到參與社會管理，從解決社會問題擴展到預防社會問題。在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走向多主體、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會工作日益顯示其重要性。
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具有重要的協同作用。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而社會工作的目標正是增強人的社會功能，關注如何幫助個人、群體或社區增強其發揮社會功能的能力。它通過各種專業方法，在家庭、學校、社區等方面開展工作，解決人們參與經濟與社會建設的困難和障礙。社會工作對促進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和專業優勢。它不是把工作對象只看做被救濟、被改造、被動員的客體，而是看做多元主體的一部分；它善于調動主客體兩方面的積極性，從預防和發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問題，從而有利于問題的真正解決。因此，社會工作可在實質上和深層次上參與社會治理。近年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率先在社區管理、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領域引介了專業社會工作，滿足了新時期的社會需求，使社會工作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機制，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成效。
（二）善治視域下社會工作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優化
理念的優化是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關鍵所在。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不斷深入，鄉鎮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政府在推進改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民生問題。在此背景下，以往強力的管控手段變得越來越不適應，理念的深層優化與轉變刻不容緩。社會工作是一個關心人且認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變人的專業，它把改進人類福祉尤其是弱勢群體福祉作為自己的專業使命，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養分，且有一系列科學具體的方法保障其專業理念落實于實踐，從而使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優化的功能落到實處。因此，鄉鎮要改變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與舊模式，促進以人為本的柔性管理，逐漸激發基層民眾自主性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社會工作是一個重要的現實依靠力量。
2.方法改進
鄉鎮政府存在的核心價值是為基層民眾提供服務。它是整個政府體系的終端，其所作所為及所提供的服務質量關系到民眾的生存狀態與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體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會導致鄉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下降或者民眾并非客觀準確的評價，從而導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務無法達到民眾的要求和期望。社會工作作為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專業與職業，對保障以服務對象為導向的服務質量有著科學的、成熟的經驗和方法。因此，促進社會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鄉鎮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中融入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和方法，同時結合鄉鎮地方實際完善和落實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相關政策，將促進傳統群眾工作方法的創新，促進鄉鎮政府制定更有實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眾滿意的公共服務。
3.風險化解
社會管理舊模式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獲得收益的同時也要承受代價和風險。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必須要考慮如何有效化解社會風險。當前我國農村正處于高風險期和危機頻發期，風險形態復雜多樣，然而既有的農村社會管理模式側重于事后應急性搶救，這種模式往往又強化了社會風險。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和專門人才秉承專業理念與科學方法，通過實踐的廣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響力，幫助解決困難群體和邊緣人群在物質和精神等方面的問題，及時化解社會不滿情緒，防范社會風險。同時，社會工作的介入可使鄉鎮社會管理體系更好地預判基層民眾的內在需求，采取及時且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從而化沖突于未發，降低社會管理風險。
4.人才支持
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變革過程中，人才是主導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元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是具有一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扶貧濟困、社區建設、婚姻家庭、殘障康復、職工幫扶等領域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專門人員。這一獨特的職業優勢使其可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并對相關管理與服務人員進行社會工作素養培訓，培育和孵化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協會和服務站，將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多層次、立體化的組織與人才支持，使社會工作的理念優化、方法改進和風險化解等功能實現獲得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從而更好地發揮社會工作的制度化影響力。
三、社會工作推進鄉鎮社會管理走向善治的實現路徑
（一）提升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對基層民眾需求的回應能力
1.加強鄉鎮社會管理制度以民眾為中心的價值理念
善治特別強調民眾中心導向，并認為如果不是以民眾為中心，制度就會成為絆腳石。我國的經濟與社會轉型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創造新利益格局，往往會使貧困群體特別是在轉型中地位相對下降的群體產生剝奪感和心理不平衡。社會工作者一方面可通過澄清與溝通等方式，引導人們認識到因個人能力和社會條件限制造成的差別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其他階層或群體的認知偏見與不滿，減少觀念差異及由此引發的利益紛爭；另一方面可以運用優勢視角和賦權理論，幫助弱勢群體更清楚地分析環境及自身優勢，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動性與能力。
2.以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創新基層社會矛盾的調解機制
社會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滿足而產生，社會工作特別強調以人為中心及服務對象需求的滿足，它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能為有困難的人提供服務。鄉鎮政府可通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等方式促進社工機構及專業人員參與到基層社會矛盾協調中，或者使一線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熟悉和掌握社會工作技能并應用于社會矛盾化解。依靠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一方面能夠幫助個人、家庭、群體解決現實問題，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溝通技巧使矛盾雙方更理性地對待矛盾；另一方面還可有效預防個人和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社工機構和人員作為民眾和政府的“中間人”，可通過對政策的反饋和干預，引導人們有序而理性地行動，優化社會矛盾的協調機制。
（四）促進鄉鎮社會管理舊框架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與革新
1.改革鄉鎮政府的行動方式，給其他利益主體發揮作用創造空間
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運行中過分依賴自上而下管控的狀況是阻礙基層治理創新的關鍵癥結。通過引入和滲透社會工作元素，可使鄉鎮政府在發揮職能時更多采取“助人自助”“平等協商”等方式，充分尊重其他行動主體的利益與想法；并逐步構建不同主體有序協作、共同參與的實踐體系，實現從單一依靠政府向依靠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格局轉變。基層政府可更明確多元利益主體間有序合作的邊界，梳理清楚什么該管、什么不該管、該管的管到什么程度，給包括社會組織在內的多元利益主體發揮作用創造出空間，從而最大程度消減“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在基層的弊端與不足，充分發揮“社會”的積極作用。
2.推進基層不同行動主體之間的資源共享與力量整合
基層社區是社會工作開展的重要載體，可以以社區為平臺，扶持社會工作參與到基層社區發展中，培育社工服務機構，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社工及其他社會力量之間的開放式聯動，使民眾需求得到更充分回應及更全面滿足。針對當前社區行政化嚴重的情況，可采取科學化、專業化、人性化方法開展公共事務管理，逐步理順社會工作與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居民之間的關系，形成資源共享、利益協調的和諧互動機制。著力發展民間社工服務機構，使之成為承載政府職能轉變和專業人才施展才能的重要載體，培育各類與民眾需求相關的社會組織，調動民眾參與，激勵社會組織發揮好協同創新功能，使基層社會的各種力量實現充分有效整合。
四、結束語
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必須在既有社會管理模式基礎上通過破舊立新來穩步實現，不能急躁冒進，試圖一蹴而就。鄉鎮社會管理的舊模式偏重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對民眾需求缺乏響應，對社會的自主性欠缺關注，這種模式已無法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由善治理念引領的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特別重視民眾的中心地位和主體性參與，關注多元利益主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正是由于這一目標旨趣，使秉承“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義”理念的社會工作可在其中發揮獨特而有效的功能，促進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通過改革創新不斷克服現實難題而趨于善治。不可否認，我國的社會工作尚面臨提高社會認同度和資源整合力、健全基礎性制度安排、推進職業化和本土化水平、提升政策倡導力與反思批判功能等現實問題。但可以預見，隨著發展進程中上述問題的逐漸克服，社會工作在我國基層社會善治中的功能將得以更充分實現。
[1]哈斯?曼德，?阿斯夫.善治――以民眾為中心的治理[M].國際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編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
[2]楊春福.善治視野下的社會管理創新[J].法學，2011（10）：46―49.
[3]詹姆斯?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張勝軍，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75.
[4]潘小娟，張辰龍.當代西方政治學新詞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23.
[5]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8―11.
[6]李向前.走向善治：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價值要義[J].人民論壇，2013（8）：34―35.
[7]曾維和.創新鄉鎮社會管理：一個復雜系統的分析框架[J].社會科學，2013（4）：33―41.
[8]陶學榮，陶.走向鄉村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93―94.
[9]林興初.基層協商民主與鄉鎮善治研究――基于浙江溫嶺“新河實驗”分析[J].學術論壇，2013（9）：33―37.
[10]周小花.治理理論視角下鄉鎮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創新[J].前沿，2013（16）：113―115.
[11]錢再見.中國社會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政策[J].江海學刊，2002（3）：97―103.
[12]何增科.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現狀分析[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9（4）：101―107.
[13]李迎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社會工作的視角[J].社會科學研究，2014（1）：96―104.
[14]柳拯.戰略謀劃社會治理背景下的中國社會工作[N].中國社會報，2013-12-23（2）.
[15]王思斌.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 促進社會治理[N].中國社會報，2014-01-10（5）.
[16]林輝煌，吳秋菊.中國農村進入風險社會――中國農村社會管理創新迫在眉睫[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7-21（11）.
一、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后，伴隨社會轉型及單位制逐漸解體，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環境、內容、對象等要素發生變化，面臨新的挑戰，例如流動人口大增、居民權利意識增強、社會階層分化等。從廣州市調研情況來看，主要包括：
1.基層政府社會管理職責不清，政府管理責任與職權不匹配
作為政府派出機構，街道辦事處直接組織協調轄區內社會管理工作，協同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工作，落實市區政府部署任務。區政府指導、監督、考核街道辦事處的工作，統籌、協調政府職能部門與街道行政管理事務。從街道辦事處實際工作內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層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維穩、人口計生、流動人口管理、勞動監督、民族宗教、居民、集體經濟和社區服務等。因強調“屬地化”管理，加之各級政府間職能邊界模糊，上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將很多具體工作交由街道辦事處，造成街道承擔著過多行政管理事務，經常疲于應付。同時條塊關系錯位，街道辦無執法權，難以承擔專業性管理職責，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職能部門就難免推諉扯皮、推過攬功、爭權推責。責任主體不明確、責權不統一的結果是基層社會管理服務職能難以落實，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不高。
2.基層政府社會管理事務與其擁有管理資源不適應
伴隨單位制管理的解體，單位承擔的諸多社會管理功能轉移出來，單位成為單純的社會生產單元。大量下崗、失業、離退休人員進入社會，單位不承擔在業者的社會管理，更多的人成為社會人。社會管理服務等職能開始由單位轉到基層政府及社區，造成基層社會管理對象和事務等大量增長。流動人口也使得廣州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對象、任務、內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層社會管理資源并沒有相應增加，基層管理資源與其承擔任務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稅制和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決定了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間接決定了基層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級政府間缺少較為恰當的財力和責任分擔，人財事權過分向上級政府集中，事務具體辦理過分向下，基層政府普遍財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項依賴服務收費。因編制內人員難以滿足管理需求，基層管理機構只能臨時聘用人員。而聘用人員薪酬較低，素質良莠不齊，這又給基層社會管理服務帶來諸多弊端。為野蠻執法、矛盾沖突埋下禍根。
3.街居關系錯位，城市社區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上居委會已成為諸多政府管理事務的具體執行者。政府及職能部門在向社區延伸時，把各種具體事務的辦理下放到社區。卻保留管理權。政府下撥給社區居委會的經費也由街道辦事處代管，只能根據街道辦事處要求使用，經費成為街道辦“挾持”居委會的有力工具之一。兩者間的指導和協助關系逐漸轉變成為領導與指導同時并存的雙重關系，屆委會淪落為街道辦事處下屬機構。這使得居民自治機構難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過強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區的社會組織發育低下，由于成立和運作門檻設置較高，組織居民開展自我服務、互助服務、專業服務受到很大限制。
二、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做法
面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困境與問題，為提高社會管理服務水平，2009年以來，廣州市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經驗，通過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隊伍，開展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區服務等試點工作，大力推進街道、社區基層社會管理改革創新，重構街道社區管理體制，初步構建起綜合管理和專業服務相結合的新型基層管理服務模式。
1.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重新定位管理與服務功能
針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問題，廣州市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及職能，以“業務歸并、人員整合、服務前移、管理落地”為主線，按照職能交叉、工作關聯、高效便民的原則歸并職能相同相似的機構，把涉及行政管理、社會服務及綜合執法并各司其職的科室、部門等整合為擔負多種職責的綜合性機構。這包括：建立街道社區綜合管理中心，擔負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社會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動人員管理等綜合性管理職能；建立設立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搭建再就業服務、婚姻家庭服務、青少年教育、殘障人士服務、群眾訴求反饋、困難群眾幫扶、社區養老、社區衛生保健等服務平臺；建立綜治維穩中心，形成社會治安聯合防控、矛盾糾紛聯合調解、重點工作聯勤聯動、突出問題聯合治理、基層平安聯合創建、流動人口聯合管理服務等聯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綜合執法隊，負責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產、勞動監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饋、簡易執法等工作。（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率征等：《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提升社會建設管理科學化水平》，廣州日報，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優化管理服務職能配置，縮減了內部管理程序，較好地解決了多頭管理、重復管理等問題，優化了社會管理服務職能，提升了街道科學管理轄區社會事務的能力。
2.強化居委會的自治職能，理順街居之間的關系
為強化社區功能，廣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區居民自治有效對接、良性互動的思路，梳理規范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權力、職責，改革社區管理服務運行機制，形成了居委會工作新模式。根據工作性質內容，將梳理出的136項居委會工作劃分為政務協助、居民自治、可轉介服務三大類型。對大多政務協助類工作，轉交由社區工作站辦理，少數從居委會中分離出去，由街道新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擔；對可轉介服務類工作，居委會可通過購買服務方式交由專門的社會組織來承擔；居民自治類事務則須由居委會承擔。在梳理居委會工作同時，重新定位社區工作人員。部分人員歸口社區工作站，與街道中心對接，承擔政務協助的工作；部分人員充實到增設居民自治工作專職崗位上，由社區居委主任牽頭，與社區黨務專職副書記一起，強化社區居民自治工作。針對社區管理的具體事項，屆委會建立健全社區居民議事、民意溝通、矛盾化解、轉介服務、多方參與、評議監督等工作機制，推進社區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這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暢通了民意表達渠道，提高了公眾參與意識，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3.引進社會組織，以專業社會工作提升管理服務效能
政府及社區承擔的特殊人群服務以及家庭服務等工作難以滿足人們個性化、人性化的服務需要，而這些服務正是社會組織的強項。由此，廣州市在基層社會管理中開始引進社會組織。以專業社會工作提升管理服務。例如，荔灣區逢源街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引進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眾需求，引導社工從事實際社會工作，打造出“家長俱樂部”、“群眾心聲站”、“康齡社區大學”等多個服務創新品牌，為社區居民提供再就業輔導、青少年教育、養老助殘解困、群眾利益訴求和社區衛生保健等專業化社會工作服務，不斷滿足居民群眾的各種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類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廣州市共投A6000萬元購買了公益民間組織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周祚：《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今年總投入超過6000萬元》，廣州日報。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財政支持下，街道、居委會通過依托社會組織，引進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手段，克服了傳統服務手段單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細化了政府社會服務職責，贏得了社區群眾的好評。
4.加強基層資源供給，提升軟硬件建設水平
針對基層財政、人力、物力等資源短缺問題，廣州市提出街道辦事處經費主要由區財政負責解決，加大對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區建設投入。廣州市解決了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以及辦公經費，明確參照事業單位標準給予居委會專職人員工資福利待遇。2009年以來，為配合試點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建設，市區兩級財政為每個試點撥款2007：5元，有的區財政及街道還增撥資金，整合服務場所，增加對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投入。例如，海珠區下撥569萬專項經贊作為2個試點街道的建設經費、花都區及新華街道投入1000多萬元用于中心及服務站建設、越秀區北京街道調劑700多平方米場地用于服務中心等。（根據廣州市民政局在“廣州市社會管理創新”調研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其提供的書面資料整理）在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硬件建設之外，市區財政還拿出專項經費通過強化服務中心、居委會和專職人員隊伍培訓，支持街道購買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等手段，來提升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通過把人力、財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務資源更多投到基層，解決基層“無人辦事、無錢辦事、無址辦公”的突出問題，推進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強化了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
三、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啟示
廣州市通過整合街道管理服務機構強化居委會職能，通過引進專業社會工作增強基層管理服務資源等途徑，創新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立健全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機制，給我國整體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帶來如下啟示：
1.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轉變政府職能
在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多年來，我國基層政府管理組織機構都將經濟職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脫節，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為解決此問題，廣州市明確街道不再承擔具體經濟發展職能，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增強街道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由此可見，要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體系，首先需要推進政府轉型，將政府工作重心轉變到社會管理和服務上來。‘
2.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厘清居委會職能
居委會是基層居民自治的主體，對居民自治范圍內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多年來，由于多種原因，居委會在實際工作中更多承擔協辦政務的職能，較少顧及到對居民群眾的自我管理和服務。為加強基層居民自治，廣州市對居委會承擔工作進行梳理，轉移居委會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務方面，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良性互動。
3.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促進服務專業化
長期以來，我國基層社會管理自上而下，管理手段單一、行政化；社會服務手段傳統、低效率。在經濟社會轉型，社會分化及社會需求多元化、分散化的背景下，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需要向現代專業化管理服務轉變，通過引進專業化服務，引入專業社會工作方法，為社區的兒童、青少年、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問題家庭等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滿足了居民社會服務人性化、個性化的需要，推進了基層管理服務社會化。彌補了基層政府在社會管理服務方面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