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31 16: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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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在文化發展的早期時，它們幾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這就是所謂的古代批評性文體的寄生性。古代傳統批評的這種特點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文學批評與文學文本(即批評與對象)二者合二為一，二者一起構成了文學批評文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評點式的批評方式。評點式的批評是對詩文和小說、戲曲作品進行的評賞。它們迥異于現代紙媒批評的長篇大論以及邏輯性的思維和思辨性的語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時候甚至只是一句話;其次它不對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從自己的內心世界，由直覺出發來點評。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批評大多是是一種對文章的欣賞或者賞析，類似于我們現在說的讀后感。在正統文學批評中，這種短小、靈動的文學批評已經絕跡，但是在新興的網絡文學批評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這種文學批評方式的復活。例如下面對滄月的《七夜雪》的評論:“我喜歡妙風。他不爭不搶，卻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終點的人。我喜歡他的和煦溫潤喜歡他的與世無爭喜歡他的風雅冷傲。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過的路，他不會后悔。其實我不喜歡這樣的結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從一開始就抱著反噬之心的毒蛇，他會成為霍展白的敵手，會領導西域魔宮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我更恨他帶走我最愛的紫夜，你們不會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歡那個兇惡霸道的死女人。她有雪懷，有那個抱著她給予她最后溫暖的男子。她有霍展白，有那個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劃拳直至盡興的過命藍顏。她有雅彌，有那個永遠帶著一臉和煦如春風的微笑的人，他會一直愛著他直到生命終結。所以她是幸福的。我知道她是。”［6］這種點評式的評論方式已經成為網絡文學批評的主流方式，它沒有了學院式文藝批評所宣揚的鴻篇論述與嚴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種讀者本身的切實感受。因此，古代文學批評和網絡文學批評具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對較短;在結構上，它們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創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敘述、抒情為主。但二者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差異:古代傳統文學批評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它們在欣賞別人的作品的同時其自身也成為了一部作品來供別人欣賞，比如說，蘇軾在《評韓柳詩》中說:“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7］嚴羽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相比之下，網絡文學批評雖然偶爾也能出現如此佳作，但是在總體上卻很難達到這樣的高水準。這主要是因為兩者批評主體的文化程度差異所致，古代文學批評主體是精英階層，而網絡文化批評的主體則主要是從一般群眾中誕生，兩者的文化層次決定了批評水準的不同。再者，專業文學批評家所謂的精英意識與網絡文學所宣揚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這樣一來，專業文學批評家是很難融入到網絡文學批評里面來的，網絡文學批評沒有了專業文學批評家的參與，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再者，網絡文學批評其本身就具有反權威、反理論的特點，它重在對網絡文學做一種感性的批評，伴隨而來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從而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有意識地進入網絡文學批評領域。正如葛紅兵所言:“一個有眼光的批評家應當有發展的視野，應當能透過事物發展的點滴跡象窺見它未來的可能性。網絡文學目前正是需要這樣的批評家。”
二、意象化的詩性語言
與西方所宣揚的認知、思辨的批評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更加注重一種體驗式的感悟，這種感悟與需要妙悟的詩歌有著許多的相通之處。西方的文學批評更多的是需要條分縷析的邏輯性語言，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則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詩性語言直指作品最本質。因為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詩歌，即便明清時期小說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詩歌自始至終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受這一主體對象的限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主要為詩性的語言。如司空圖有名的《二十四詩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詩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體內充。……持之非強，來之無窮。”這種感悟式的語言一般不會直截了當地將批評者內心的感受說出來，它需要讀者再去進一步地感悟，通常對于批評者的批評讀者也可以得出幾種結果出來。這種批評方式是受到禪宗思維的影響，以佛祖拈花一笑為例，摩訶迦葉會心一笑，但是迦葉究竟明白了什么，這是語言說不破的。禪是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存在的，若以名言相傳，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語言去表現自我的感受，這也就形成了文學批評如詩歌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性，這其中的奧妙也不是言語所能演繹得出來的，必須“自家實證實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詩性語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學批評本身也是一種作品，顯得玲瓏剔透。如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云:“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詞，如竹里鳴泉。徐甜齊之詞，如桂林秋月。楊澹齊之詞，如碧海珊瑚。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鄭庭玉之詞，如佩玉鳴金。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詞，如孤云野鶴。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這種意象化的語言在注重條分縷析的傳統文化中很少見到，但是在網絡文學批評中是可以尋到的。如:“讀金庸的小說，很難放下，常常不自覺地發笑，讀完后，一片輕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龍的小說，也很難放下，但卻常常從小說中跳出來，自覺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無奈。讀完仍回味那烏云雷電的壓迫。金庸的小說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蓮曲。古龍的小說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圖。”———十三少帥《讀金庸看古龍》雖然網絡文學批評中的這種語言還不成熟，水平遠不及古代文學批評，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網絡文學批評確實在有意無意地借鑒古代文學批評，并且結合當下文學現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說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別人的長處又沒有丟失掉自己的優勢。在對待文學作品的態度上，兩者卻是一致的。它們都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個整體，一個自由的整體，所以錢鐘書先生才說:“這個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們把文章看成我們自己同類的活人。兩者進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評，這種批評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很難用語言說清楚或者說即使說出來別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種來營造一種整體風貌，這種風貌不能用邏輯性、思辨性的語言來表達，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意象化語言的出現，而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繼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網絡文學而產生的網絡文學批評就一定會對古代文學批評有所繼承，相對于前面提及的兩個繼承，這種語言的繼承相對來說是比較明顯的。
三、結語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文學評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既提升了中華民族對于閱讀古典文學的鑒賞品格，也成為歷史對我們的饋贈。而文學評論中出現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則從一定程度上導引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方向。本文就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價值和推動進行分析。
一 古代文學與文學評論的發展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且每種題材的演進都是一部脈絡清晰的歷史，充分體現并顯示著它的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
從先秦文學開始，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就已經如影隨形了。由于當時還沒有真正的文學評論家，因此充當文學評論者的往往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觀念影響，先秦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儒、道思想。到了戰國時期，由于百家爭鳴，文壇異常的繁盛，而諸多的思想家學說不但影響著文學創作者的思維方式，還決定著他們對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漢文學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學評論的深刻影響，如司馬遷《史記》中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就是當時道教繁盛的典型影響之一。至魏晉南北朝，在玄學思辨哲學的影響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苦悶情感和自我意識，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學成是詩歌，其中又以“三曹”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最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學發展，無一沒有文學評論價值觀影響的影子，如南北宋詞曲的迥異風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學評論流派的影響。到了元代，隨著尊崇佛道思想的興起，文學出現了俗雅之變，戲曲、散曲等俗文學受到廣大平民的喜愛，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從總體上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風格質樸，后期偏重詞藻音律，風格趨于典雅。此外，南戲和話本小說也有了新發展。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北宋末年產生于浙江溫州一帶，用南曲演唱，是一種民間戲曲。它結構宏大，形式自由，曲調柔婉悠揚，為南方民眾所喜愛，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記》。南戲“四大傳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也較著名。南戲發展到元末已經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變為長篇傳奇。這一時期，詩文創作成就不高，較著名的詩人有劉因、趙孟 、薩都剌、王冕、楊維楨等。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文學評論影響所導致的文學創作者思維的改變，古典文學在風格、體裁等方面亦有明顯改變。
二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文學嬗變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悠悠五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學也許只是其中一朵嬌美的浪花，隨著地勢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洶涌澎湃。一切的變化都看似那么偶然、無意。而當我們靜下心來，去仔細地推敲它的每一種變化，又會發現，任何的變化都是一種必然，都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文學批評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于文學學派，既與文學密不可分，又有著它自身的獨特價值。
（一）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1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概況
（1）形式嬗變
詩歌是中國文學最早出現的一種藝術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葉之間，形成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而后到了漢魏六朝時期，出現了新的文學形式——樂府，樂府詩發展到后期開始逐漸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漢末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體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詩則是在五言詩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盛唐之后，詞作為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自民間而起，漸成風氣，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詞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興趣和關注。除了詩詞之外，散文、小說自戰國時代以來，也一直在延續和發展，散文中辭藻華美，多用駢句，至后來駢文興盛，傳統散文式微，而逐漸產生賦。
（2）內容嬗變
文學反映的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內容也幾經變化：《詩經》多描述生活、愛情，到后來《楚辭》開始，內容多見憂國憂民，諸子散文更是以治國、王道等為自己的核心內容。樂府詩、五言、七言詩的內容開始更為廣泛，詠物、頌人、嘆家國，包羅萬象，詞、散曲則更多的是娛樂意味，文學的功能也在內容的嬗變中悄然發生變化。
2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誘因
導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會環境的變化，動亂、穩定、貧窮、繁榮，不同的社會環境對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響，文學也自然會隨之產生變化；以唐代詩歌為例，詩歌的發達，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朝代。唐朝詩歌能獲得空前發展，除了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原因外，還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臺的時期，給詩壇增添了一大批新詩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風格來反映現實生活，使唐詩能夠突破六朝門閥的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浮靡文風，豐富、充實了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魏晉以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趨向成熟，隋統一全國后，促使南朝的綺麗文風與北朝的質樸風格相融合，這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科舉以詩賦取士，封建帝王對詩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對詩歌創作的重視。當時國內各民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也為詩歌增添了新的營養。這些都是促使唐詩創作繁榮的因素。2、文學自身的積累。文學作為一門學科，自身在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積累，從量變到質變，自然會體現出一定的變化。以魏晉文學的發展為例，秦漢以后，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的駢文逐漸占據統治地位，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據優勢，士族地主勢力迅速衰微，這種貴族文體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出現了提倡古文的運動。實際上，這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比較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所以才出現了魏晉文學。3、文學批評的導向。文學批評是在文學出現之后才產生的，但是二者間隔的時間并不長，文學批評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對文學發展的導向作用，以下就是對此的詳細分析。
轉貼于
三 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
（一）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社會功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在最開始誕生的時候，只是作為儒道兩家的學說附庸而存在，但是發展到了后來，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價值。以儒家文學批評為例，從最早開始的“獻詩諷諫說”與“觀詩知政說”，直到后來的“知人論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會功用。而這些評論也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主張直面天下之憂樂，上約束帝王、下兼濟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文學自然而然地開始向多重社會功能邁進。以陸機的《文賦》為例，他主張文學就應該達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自由狀態，卻又同時要兼顧“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昭明太子編著的《文選》也主張，“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瀚藻”。漢朝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學批評的這種社會功用價值觀，就一直滲透到了骨髓。因此，縱觀中國古代文學的演變，無論形勢如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思想始終貫徹其中，或者說儒家文學批評，作為中國古代主流的文學批評，其價值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藝術功用
與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不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更多的是講究“出世”，不論是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還是莊子的“虛靜”、“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為核心的哲學基礎上，他們的文學批評價值觀只是哲學觀在文學問題上的體現。這種思想在古代的中國文學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響也不可小覷，無論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夢幻田園，還是對桃花源的無限憧憬，文學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的宣揚社會價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并無不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空前繁榮的唐宋兩朝，也誕生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宋詞”，而這兩朝的詩詞，藝術價值也遠遠大于社會價值。文學，正是在道家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回歸真我，老子或者莊子們所倡導的對“道”的體悟和自然美標準的文論觀，也就構成了“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于是，在儒家文學批評成為主流的環境下，我們的古代文學，一直以來都保留了最為純粹的藝術美，在任何時代下，都有一群借筆墨遨游天際的“鯤鵬”。同時，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儒家的文學批評也有著自身的影響，在“為社會而藝術”的主旋律下，適當地“為藝術而藝術”也能為樂章添加華彩的變奏。
（三）玄、道、佛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現實價值
歷史上有名的元嘉時期，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人的創作心態中，文學逐漸淡化了文學的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強化了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趨向于個性化和風格多樣性。在這一時期，各種文學形式豐富發展，文學在受到普遍重視的基礎上，文學批評出現繁榮景象。
南朝以后，人們的思想潮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文化的發展趨于復雜化。儒學“大一統”思想地位開始動搖，但玄學清談形式并沒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而且儒學思想經過與玄、佛、道的不斷沖突、較量、改造和糅合，不斷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的統治框架，成為統治者統制天下的潛在工具。自宋武帝開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興學的詔令，設立傳授儒經的機構，到梁武帝時，糅合后的儒學思潮達到鼎盛，《禮》和《孝經》的研究尤其繁榮。儒學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為南朝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期間的學術思想多元化而且較為注重審美，對于莊子的推崇到了比較的境界，逐漸淡化了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強調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呈現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和創作手法的個體性。
文學自覺性的形成，使元嘉時期的文人將個人的志趣轉向廣泛的文化方面，藉文學活動來參與政治，所以可以說，文學還是從屬于政治的地位，人們對于文學的熱情空前高漲。從事文學創作者的社會身份各式各樣，既有門閥士族、文學侍從，又有帝王、宗室、達官顯宦，甚至還有武人、僧道、婦女等各個階層。元嘉時期先后出現了眾多因創作主張迥異而形成的分流別派、文學集團，注重強調作品的個性，研究探討創作的規律特點，使文學在形式、技巧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推動了文學創作朝著自身規律發展。
古代文學評論是一種以自我分析、自我學習、自我總結為主的綜合性的文學批評與藝術評論作品。其中，繪畫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一種重要藝術形式，尤其是作為文人士大夫思想與審美的重要載體之一，不僅在各種古典文學評論中都有論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這些評論的影響，在創作思想、表現方式、審美追求、藝術價值方面發生著變化。通過對多方面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學評論對中國畫創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思想的形成
在我國傳統社會早期，繪畫與文字往往呈現出一種混沌的融合狀態。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以具象表現為主的繪畫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發揮著事件記錄與信息傳達的功能。象形文字這種延伸自繪畫的文字形式，以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的方式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演變，才成為筆畫簡單的漢字。而長期以來，傳統的繪畫創作仍然沒有脫離具象的創作技法或者表現方式，比如從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一些壁畫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這一特征。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文字為主的文學創作和繪畫開始逐漸發展成為兩種相互獨立而又關系緊密的藝術門類。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急劇動蕩，尤其是連年的戰爭使無數的文人雅士開始不斷地思考人生價值，在文學、繪畫中尋求身心與思想上的解脫，其中當時的歸隱思想、佛教盛行與玄學的極大發展便是當時文人階層思想觀念最鮮明的寫照；另一方面，隨著域外文化的大規模流入以及與本土文化進行的碰撞與融合，從而將文學作品和繪畫創作兩種藝術形式推向了巔峰時期。其中，當時謝赫創作了我國藝術史上最早的以繪畫為主的文學評論作品“六法”，對當時傳統繪畫創作風格特征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作品在吸取當時文學創作思想觀念、風格特征、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提出繪畫創作也應當堅持“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樣式和創作理念。這與當時其他諸多文論對繪畫藝術的創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鮮明地透露出我國傳統文藝的一個重要特征，即輕再現而重表現。在此種思想的影響下，當時諸多知名畫家的作品都體現出“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實就虛”風格的形成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社會的人們具有含蓄、間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傳統文學創作中，也就是歷來重視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間接的文學創作與描寫方式，也即是通過“言此而意彼”的方法來拓展文學作品的想象空間，一方面提升整個作品的藝術內涵，另一方面也能極大地彰顯作家的文學水平。我國傳統文學創作的這一思維方式與風格特征不僅出現在諸多文論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論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繪畫創作的“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追求和表現方式，從而對當時的繪畫創作也帶來了直接的影響。比如清代著名文藝理論家金圣嘆在《西廂記》評論中明確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實就虛’是我國歷代文學創作潛意識中追求的共同表現方式，同時也是所有文學作品共同的風格特征，反映了歷代文人雅士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追求，因此，在繪畫創作過程中也應當充分貫徹之一思想，即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云；畫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與劉熙載也曾對文學創作“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特征經過分析和論述，并引申至繪畫創作過程中去，由此對后世的繪畫表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指導意義。事實上，也正是這種“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創作方式與風格特征，使我國傳統的中國畫一直堅守并張揚著自身獨特的藝術個性：以筆墨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顯示出一種天趣和灑脫的視覺效果和藝術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詞話•詞品》中所說的：“情以景幽，單情則露；景以情妍，獨景則滯。”比如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在畫馬的過程中，融西洋畫的造型與我國傳統繪畫的寫意為一體，綜合應用染、烘、積、潑等諸多墨法，使整個畫面中的物象產生細膩的色質變化，由此產生特殊的情感韻味和情景氛圍。
（三）“移物言志”創作思想的產生
《尚書•舜典》中記載：“詩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這樣寫道：“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簡而言之，文學作品是要用來表達作者的志向和決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說，我國古代社會中的諸多文學家習慣于含蓄、間接的創作方式，尤其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進行詩歌等文學作品的創作。當主體的思想情感難以進行準確而直接的描述時，“意”的表達就需要借助于自然萬物，即“移情于物”，通過物性來觀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追求等，由此進行準確而流暢的思想表達。這種“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國傳統詩歌創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古代文學評論對中國畫創作的啟示
關鍵詞：傳媒類專業;古代文學課程;五大矛盾;教學改革
《古代文學》歷來是高等院校文科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也是傳媒類專業的基礎課程。加強《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和教學效果，可以提升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民族情感，進一步推進高等新聞傳播教育綜合改革，提高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質量，加快培養造就一大批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優良、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傳播后備人才，為推進我國新聞事業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傳媒類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現狀
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和融媒體的發展，傳媒類專業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的古代文學課程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還未能擔負起培養具有較強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新聞傳播人才的重任。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主要存在以幾個方面的問題和矛盾：第一，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進入21世紀后，隨著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推進，大量通識類課程的教學時數大幅增加，而古代文學等傳統課程的教學時數被大幅縮減。與此同時，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卻沒有太多的刪減，卻對學生的人文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形成了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第二，學生學習模式的變化與教學方法陳舊之間的矛盾。傳媒類專業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課程時，會經常拷問學習的意義。如若古代文學任課老師忽視學生的變化，無法充分利用互聯網、多媒體技術來創新教學方法，調整教學模式，進而難以激發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第三，培養人文素質、創新能力與學生專業文獻閱讀不足的矛盾。古代文學經典文獻閱讀不足，傳媒類專業學生將會失去獲得文學閱讀、文學思考的能力，而在新聞傳播工作中缺乏文化底蘊和厚積薄發的潛質。第四，課堂學習和課外實踐銜接不足的矛盾。語文能力的培養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文學教育僅僅止步于課堂，缺乏課外實踐環節，致使傳媒類專業學生缺乏了對學生古典文學閱讀、理解和認知的能力，從而也無益于新聞采寫、制作等方面的能力的培養。
二、建構傳媒類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新模式
針對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關于寫作能力培訓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要從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寫作方面的課程包括基礎寫作和應用文寫作兩部分，以寫作基礎理論為體，以文學寫作和實用寫作為翼，稱作“一體兩翼”。在教學安排上是先學習寫作基礎理論，然后進行文體寫作教學，包括新聞、文學和評論類的寫作，最后開始學習應用文寫作，包括公務文書、事務文書和學術論文的寫作。由于作為“體”的寫作基礎理論是對文章的寫作方式進行提煉和總結而來，而文學寫作講究創意，公文寫作要求規范，因而這種“體”和“翼”難于協調，因此要進行改革。漢語言文學專業除了寫作課程要求寫作之外，其他的課程都是以提高文學修養為主，像“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學概論”，這些課程與寫作沒直接關系，這樣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影響。關于寫作教學的分類，目前這種寫作分類顯然有不科學的地方，應當根據寫作的內容分為創作型和應用型兩大類，那些有感而發不拘于形式的的文體可稱為創意型，像新聞、文學類、評論類，公文和學術論文因為有固定的格式才可以納入到實用型。由于寫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漸進，因此要改變目前這種學一學期理論再寫一學期的做法，應該在大學四年中，每一學期都要安排寫作，從大一開始，先安排實用型的應用文寫作，然后再根據學習內容安排新聞類、文學類這些具有創意性的文體，最后再學習寫學術論文。這樣不間斷地寫作，比在一個時期集中寫作效果好。在學習“古代文學”“現代文學”這些課程的同時，不能光學習，可以邊學習邊進行文學評論之類的寫作，這樣在提高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寫作能力。
2利用網絡平臺提高寫作能力
寫作能力的提高與個人興趣有極大的關系，為興趣而寫和為完成任務而寫效果是不一樣的。在目前，由于網絡的普及，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和過去相比都有明顯的改善，網絡上的新聞也不完全是記者采寫的，人人都能成為記者和編輯，過去文學愛好者的作品發表非常困難，而現在文學愛好者不僅自己可以開博客，還有各種文學網站可以發表小說、詩歌和散文，這些對于提高寫作能力都有幫助，可以鼓勵學生開博客，這樣既可以閱讀別人的作品并進行評論，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讓別人欣賞。通過欣賞別人的博客、評論別人的博客、時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也能增加寫作興趣。
3功夫在詩外
古人常說的“功夫在詩外”，指的是善于積累、善于觀察生活，這樣寫起來才形象生動。寫詩如此，所有的寫作都如此。提高寫作能力，除了要多練之外，更要多積累，這種積累包括文學修養的積累和生活的積累。文學修養的積累就是要多讀書，不僅要讀中外名著，還要讀一些名著的評論文章，這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名著的優點。除了名著之外，對于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都要涉獵，像詩歌、散文以及歷史、自然科學甚至人物傳記等等，只有知識儲備豐富，寫作起來才能觸類旁通，文思泉涌。觀察生活不僅要觀察人，還要觀察大自然，包括各種動物植物以及生活環境，這樣寫作起來才有東西可寫，避免閉門造車，寫一些無病的作品來貽笑大方。
4結語
(一)教學上重文學史輕文學作品,重教師主體輕學生個體
中國古代文學在課程設置上主要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其中文學作品是核心。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研讀,學生可以逐漸熟悉中國文字的特點、古代漢語的基本規律、古代文學創作理論,理解古代作家的創作用心、創作手法和古代文學作品不同的體裁分類及其不同的文體特點。然而很多教師在教學中仍然偏愛文學史教學,他們樂于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占用大量面授課時,向學生講授文學史基本知識,梳理文學發展脈絡;而對于作品教學,則多是把文學作品當作印證文學史的輔助材料,泛泛帶過,錯失了培養學生中國古代文學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多居于主導地位,其講授內容往往被視為“金科玉律”,難容質疑;學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實際學習能力和不同興趣訴求常常遭受漠視。課程教學很多情況下只是出于授課教師的一廂情愿,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二)考核上重知識輕能力,重終結性考試輕學習過程考察
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授受教學情況相對應,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也相對較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構成上存在“一考定終身”的傾向,即以期末終結性考試的成績作為課程成績認定的絕對標準,忽略學習過程的監控和考核。考核結果并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學生的真實學習狀況和學習需求。其二是考試內容編設較為教條。教師的命題多依據平日的教學講義或教材,命題內容多限于文學史上的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風骨、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等,這樣的問題限定性、指向性強,難以讓學生開展獨立評議,提出創造性的識見。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學的評價模式。平時作業的批閱、考試試題的評閱,一般都是由教師獨立完成的,即便有學生參與其中,也多是根據教師提供的標準答案來評判,從而忽視了文學評論的多元性特征和學習的個體化特點。考核完成后,則多是通報成績了事,很少有針對性的考核分析和評價反饋。
二、地方文獻對推進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改革的積極作用
地方文獻指的是記錄某一地域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科技、教育、風俗等內容的地域性文獻資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樣性、長久性、稀缺性等特點。地方文獻因其“包羅萬象”的內涵,在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文化事業建設、學術研究、教育發展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中適當引入地方文獻,既可以推動學生開展自主學習,激發學習興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學術含量,提高課程的關注度,擴大課程的影響力,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教學模式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
(一)樹立作品教學觀念和研讀原典意識
地方文獻匯集了某一地域長期科技文化發展的成果,內容龐雜,其中很多屬于未經整理的原始文獻。研讀這樣的地方文獻,可以引導學生綜合運用所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知識,調動豐富的知識儲備———尤其是古代漢語基礎知識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為了讓學生能夠研讀地方文獻,教師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就必然要將教學重心從文學史轉到作品上,通過作品教學切實提高學生的古文閱讀水平。地方文獻多是第一手的資料,將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研讀原典的意識和不從俗眾、唯己是信的科學探索精神,培養研究性學習習慣。對于教師而言,地方文獻的原始性特點也可以督促他們積極關注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不斷拓寬學術視野,提高科研水平,實現教學相長。
(二)深化課程考核改革,克服學習功利化傾向
近年來,基于高校過于注重實用的專業及課程體系設置、以分數為核心的較為單一的考核評價標準和脫離學生學習實際的教材編設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學生缺乏內在學習動力,在學習上越來越功利化。中國古代文學所面臨的學習功利化現象更加嚴重,“陳舊無聊”、“脫離實際”之類的評價甚囂塵上。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獻,可以在內容上增加課程考核的深度,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歸屬感和成就感,促進學生良好學習動機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傾向。如針對浙江嘉興地區的學生可以根據《萬歷嘉興府志》、《光緒桐鄉縣志》等地方志的相關記載編設關于明清時期嘉興地區佛寺興廢、民間興學等方面考題;針對杭州地區的學生則可以根據《湖山便覽》、《西湖志》等地方文獻編設諸如西湖的歷史沿革、西湖歷代名人題記等方面的考題,讓考題充分體現出地域特色,符合學生的認知水平和學習期待。
三、地方文獻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改革中的具體應用
(一)教學上重文學史輕文學作品,重教師主體輕學生個體
中國古代文學在課程設置上主要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其中文學作品是核心。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研讀,學生可以逐漸熟悉中國文字的特點、古代漢語的基本規律、古代文學創作理論,理解古代作家的創作用心、創作手法和古代文學作品不同的體裁分類及其不同的文體特點。然而很多教師在教學中仍然偏愛文學史教學,他們樂于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占用大量面授課時,向學生講授文學史基本知識,梳理文學發展脈絡;而對于作品教學,則多是把文學作品當作印證文學史的輔助材料,泛泛帶過,錯失了培養學生中國古代文學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多居于主導地位,其講授內容往往被視為“金科玉律”,難容質疑;學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實際學習能力和不同興趣訴求常常遭受漠視。課程教學很多情況下只是出于授課教師的一廂情愿,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二)考核上重知識輕能力,重終結性考試輕學習過程考察
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授受教學情況相對應,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也相對較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構成上存在“一考定終身”的傾向,即以期末終結性考試的成績作為課程成績認定的絕對標準,忽略學習過程的監控和考核。考核結果并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學生的真實學習狀況和學習需求。其二是考試內容編設較為教條。教師的命題多依據平日的教學講義或教材,命題內容多限于文學史上的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風骨、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等,這樣的問題限定性、指向性強,難以讓學生開展獨立評議,提出創造性的識見。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學的評價模式。平時作業的批閱、考試試題的評閱,一般都是由教師獨立完成的,即便有學生參與其中,也多是根據教師提供的標準答案來評判,從而忽視了文學評論的多元性特征和學習的個體化特點。考核完成后,則多是通報成績了事,很少有針對性的考核分析和評價反饋。
二、地方文獻對推進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改革的積極作用
地方文獻指的是記錄某一地域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科技、教育、風俗等內容的地域性文獻資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樣性、長久性、稀缺性等特點。地方文獻因其“包羅萬象”的內涵,在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文化事業建設、學術研究、教育發展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中適當引入地方文獻,既可以推動學生開展自主學習,激發學習興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學術含量,提高課程的關注度,擴大課程的影響力,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教學模式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
(一)樹立作品教學觀念和研讀原典意識
地方文獻匯集了某一地域長期科技文化發展的成果,內容龐雜,其中很多屬于未經整理的原始文獻。研讀這樣的地方文獻,可以引導學生綜合運用所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知識,調動豐富的知識儲備———尤其是古代漢語基礎知識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為了讓學生能夠研讀地方文獻,教師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就必然要將教學重心從文學史轉到作品上,通過作品教學切實提高學生的古文閱讀水平。地方文獻多是第一手的資料,將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研讀原典的意識和不從俗眾、唯己是信的科學探索精神,培養研究性學習習慣。對于教師而言,地方文獻的原始性特點也可以督促他們積極關注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不斷拓寬學術視野,提高科研水平,實現教學相長。
(二)深化課程考核改革,克服學習功利化傾向
近年來,基于高校過于注重實用的專業及課程體系設置、以分數為核心的較為單一的考核評價標準和脫離學生學習實際的教材編設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學生缺乏內在學習動力,在學習上越來越功利化。中國古代文學所面臨的學習功利化現象更加嚴重,“陳舊無聊”、“脫離實際”之類的評價甚囂塵上。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獻,可以在內容上增加課程考核的深度,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歸屬感和成就感,促進學生良好學習動機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傾向。如針對浙江嘉興地區的學生可以根據《萬歷嘉興府志》、《光緒桐鄉縣志》等地方志的相關記載編設關于明清時期嘉興地區佛寺興廢、民間興學等方面考題;針對杭州地區的學生則可以根據《湖山便覽》、《西湖志》等地方文獻編設諸如西湖的歷史沿革、西湖歷代名人題記等方面的考題,讓考題充分體現出地域特色,符合學生的認知水平和學習期待。
一、理性評論與感性領悟的適度分離
鑒賞是指包括了對于審美對象的理解、感受和評判，教學應該以其中的感受和理解為主。我認為詩詞鑒賞的大忌是急于給出理性的評論。詩詞鑒賞不是以應考為最終目標的，而是讓學生在這一活動中獲得審美體會。教師應當以讓學生獲得愉悅的審美為目標，而不是讓他們寫出一段出色的評論，更不是去提供一個現成的結論。如果把古代詩詞比喻成一棵大樹，詩詞鑒賞的目的則不是去判斷這棵樹應該是什么科目，也不估量它適合做什么，也不是分析它哪里生長得旺盛，哪里的葉子稀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要眼睛盯著樹，心里面想著樹，感受著它剪秋裁春的氣勢，為它喝彩，為它傾倒。對于古詩詞，一下子就思考它采用了什么樣的表現手法，語言怎么樣，應該怎樣去評價等，越過了審美的過程，表面上看好像“鑒賞能力”是很強的，實際上卻是一種失敗。
但是詩詞鑒賞也不能離開理性的評論，這的確是考察一個人鑒賞水平以及表述能力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考試的要求。我們雖然不能為了考試而進行語文的教學，但也不能特意回避理性的評論，去逃避應試。詩詞鑒賞時理性的評論技巧是很強的，有一定專業的術語進行使用，有固定的套路去遵循。也就是說，學生只要把詩歌的背景以及詩歌的本身理解正確，在感性的體悟基礎上總結出理性的評論并不困難。教師也應在古詩詞的鑒賞教學最后一環指導學生寫出理性評論。但是課程要準確定位，不能讓應試目的支配教學。
我認為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在于兩者適當的分離。在鑒賞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應指導學生去體會詩詞的優美，不要時時刻刻地想著去做作出評論。理性的評論應該放在感性的領悟之后，可以安排在最后，或者利用特定時間進行應試強化訓練。
二、學生與教師的緊密配合
教師要清楚課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學生是詩詞鑒賞的主體，教師是主導。指導學生如何去完成鑒賞是教師的任務，而不是教師代替學生去鑒賞。如果在一堂古詩詞鑒賞課上，教師自己講得非常投入，而學生們卻不接受，甚至教師代替學生總結，把最后的評論交代給學生，然后讓學生掌握住去應付考試，這樣的課堂肯定是不成功的。
教師在古詩詞鑒賞教學中擔負著重要責任。我認為，對于古詩詞鑒賞，教師應該具備以下素質。
首先，要有扎實的知識儲備。教師要指導學生去了解詩詞的相關背景，自己對詩詞的各代重要注疏也要提前了解。西方學者認為，作品問世后就具備了它自己獨立的生命力，作者的本來意思并不是詩詞所表現出的唯一蘊意。但是中國古代文學評論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特別追尋作家的原意。《孟子?萬章下》中，“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提出的理論是“知人論世”，這是我國古代文學評論的重要觀點，直到現在也仍然是評論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則。
我認為，中學階段的古詩詞教學的目標不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而是要增強他們的感悟理解能力。對于古詩詞，先不要著急提出自己獨特的理解，而應該先掌握已經成為定論的那些解釋，或是幾樣被學術界已經通任的解釋。教師對古詩詞中心思想、字、句意思的解釋要有依據，不能單憑自己的理解和任意想象。這種依據，應該來自于歷代著名注疏。一名沒有讀過詩詞的相關注疏就上講臺的教師，恐怕是沒有太大自信心的吧。
其次，教師還要有能夠溝通詩詞內外相關知識的水平。我國古詩歌的意象、題材與主旨經常都會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蘊。例如悲秋，教師必須說講明白古代人對秋天那種特有的情懷，才能使學生們真正理解“悲落葉于勁秋”（陸機《文賦》）的詩詞。再如在講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其中“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時，我聯系了《古詩十九首》中的“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和《楚辭》中“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還有范仲淹《蘇幕遮》里面的“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然后又聯想到歌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讓學生去體會在“草”上所賦予的情思，明白這里的“草”已經不只是一種植物的存在，而是賦予著“思鄉”“懷人”等情感的文學意義上的存在。
最后，教師自身應該能進入到審美的情境中，對詩歌產生自己的共鳴和感悟。道理雖然很淺顯，但是如果教師自己都不能沉醉于詩詞中，如何讓學生進入到情境中去？如果教師都沒被詩詞所感動，如何能希望學生們被感動呢？
另外，教師指導鑒賞時的話語必須要有感染能力。面無表情的臉孔、抽象的理論，這都是學生們不愿看到和聽到的。
三、靜思與朗讀相結合
古詩詞中的美感其中一部分來自它的語言表達形式。雖然因為言語的變化，對仗押韻等形式特點所產生的美好感覺已大大減弱，但是直到如今，這形式美還是人們審美愉悅的主要來源。體會其美感的重要方法就是朗讀。教師可以自己朗讀，也可以請學生朗讀，還可以應用多媒體課件，播放視頻或音頻文件。
但是只有朗讀還是不夠的。古詩詞不但要讀，讀出其韻味來，還應有非常強的想象能力去再現古詩詞中的意境。教師這時可以使用引導的語言，使學生靜心去體會。
四、生活意境與詩歌情景相結合
古詩詞的魅力與生命力就在于能夠穿越空間和時間的阻隔，直擊我心，觸動人們的靈魂，不能夠引起人們共鳴的詩詞是沒有生命活力的。只有當現實生活中出現了某個場景，忽然間某個古人的一句詩詞浮上心頭時，學生們才會真正體會到此時情景中的滋味竟然已經被古人寫到了，這時他們才真正明白了古詩詞的精妙之處，從而產生對古詩詞的強烈興趣。
一、文學審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審美是一種體驗，審美體驗是形象的直覺，外在的客觀之物能通過審美心理機制直接影響并促成審美主體的觀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備的獨特氣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對身處其境的文人們產生特定的文學審美反應。流域之水是一種審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區域色彩后，才復合出其他意象種類。
《漢書·地理志》中記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這說明，區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環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區域中，遼河流域主要流經遼寧省、東部地區和吉林省南部地區。以“紅山文化”為代表，主要包括“東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為山高水寒，這使人皮膚收縮，汗毛孔閉合，穿著厚重，與自然的距離加大，對外界持一種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審美態度，故文學上主要選取涼風、寒蟬、白露、飛蓬、歸鳥、孤獸、廖廓之谷等適宜寄托清冷之氣和哀愁、憂患之思的物象，側重冷色調。如完顏亮《驛所》：“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過汝陰作》：“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目暮烏爭噪，幽徑草深入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繞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愛新覺羅·玄燁《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來雨過春濤生”等。
古代文學評論中常把黃河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北方文學與長江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南方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本文也按此論析。我國秦嶺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長江水系，秦嶺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黃河水系。黃河流域是我國第二大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約古宗列盆地，流經青、川、甘、寧、內蒙古、陜、晉、豫、魯等9個省(區)，東入渤海。黃河流域地理特征為黃土流沙，河寬水湍，是中華文明的先發流域，特別是從漢至唐引領中華文明發展。以“仰韶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趙文學圈、秦隴文學圈、三晉文學圈和齊魯文學圈。黃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導致其民心境開闊，粗獷壯直，憂患意識濃，文學審美上多取狂風大川、巒山闊原、白云駿馬等適宜抒發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傾向于以貞剛之氣敘事辯理，黃色調明顯。長江發源于唐古拉山脈主峰格拉丹東雪山西南側，干流經青、藏、川、滇、鄂、湘、贛、皖、蘇、滬等十個省市。流域內大部分屬于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雨量充沛。長江流域文學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學圈、荊楚文學圈和吳越文學圈，唐以后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引領者。由于長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險水豐，正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孰饒食，無饑饉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橋、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體現柔、細、雅審美傾向的物象，綠色調突出。古代文學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學的《詩經》和代表南方文學的《楚辭》進行比較，具有顯著的代表性。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里所說：“《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學“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而南方文學“宮商發越，貴于清綺”。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黃河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氣勢磅礴的漢賦；蒼涼慷慨、風骨勁拔的建安文學；率真爽直、豪放剛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渾悲壯的盛唐邊塞詩；叱咤風云、“挾幽并之氣”的金詞等。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操《觀滄海》)；“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將進酒》)；“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涼州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張養浩《潼關懷古》)等。長江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學；情辭婉轉、輕靡綺艷的南朝詩歌；潤澤華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園詩；婉約柔媚、徘側纏綿的宋詞等。作品如“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南朝樂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劉禹錫《竹枝詞》)；“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憶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河四個水系組成，分布于我國的云、貴、桂、粵、湘、贛六個省(自治區)。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嶺，南臨大海，中亙兩廣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間，兼有封閉性與開放性的雙重特點。其代表文學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學、黔貴文學、八桂文學、嶺南文學和瓊州文學，元明清時期才后來居上，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一支。文學中多取瘴、嶺、貪泉、毒草、蟒蛇、蠱、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達險惡蒙昧和原鄉審美傾向的物象。具體文學類型有幽怨難適的唐宋流放派；原生開放的明清嶺南文學等。如“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隱《異俗》)；“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馀”(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縱橫。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云生。猿蹈時能嘯，鳶飛莫敢鳴。海窮南徼盡，鄉遠北魂驚。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宋之問《入瀧州江》)等。
二、文學風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學者竹內敏雄把地理環境差異作為影響文學風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國歷代的文學評論者也注重從地理環境角度來研究文學風格，如曹丕、劉勰、司空圖、皎然、姚鼐、劉師培等。
從流域視角來看，遼河、黃河、長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學風格各有特征。遼河流域文學風格以“勁健”、“清奇”為主，帶有鮮明的民族性。文學史上，遼金元時代是遼河流域的興盛期，所以考察這一時期遼河流域文學風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黃河流域文學風格以“悲慨”、“高古”為主，帶有明顯的現實主義特征。長江流域文學風格則以“綺麗”、“委曲”為主，具有顯著的浪漫主義特征。近代學者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中指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越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風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比如產生于黃河流域的《詩經》和發軔于長江流域的《楚辭》風格迥異，極其生動地展現了南北兩大地域文化的特征。前者具有現實主義傾向，擅長狀物傳情，是一種樸素的美；而后者則更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富于想象變化，是一種華麗的美。屈楚文化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總體特征，對文學加以滲透，形成了長江流域文學的獨特風格，另辟了一個與北方黃河流域文學樸質風尚迥異的充滿玄想的文學典范并與儒家構成儒道互補的文化傳統。相對于北方的理性，南方顯得浪漫、妖媚、奇異與詭譎，神秘莫測。陶禮天在《北“風”南“騷”》中亦曾濃墨重彩地分析了《詩經》與《楚辭》在地域風格與美學上的差異。李澤厚在《美的歷程》里將南方長江流域文學風貌概括為屈騷傳統，稱它是北方理性之外的“充滿浪漫激情、保留著遠古傳統的南方神話——巫術的文化體系”。又如文學史上黃河流域的韓愈(河南人)與長江流域的歐陽修(江西人)文風大不相同。張仁福先生在《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一書中指出：“大體說來，韓文屬于陽剛之美的范疇，歐文屬于陰柔之美的范疇。具有濃郁北方文學風格的韓文呈現剛健、雄正、憤激、壯直、質樸、拙勁、迅急、疏括等特征；而具有鮮明南方文學風格的歐文則顯露柔婉、飄逸、哀艷、委曲、清麗、纖巧、紆徐、縝密等特色。”具體作品黃河流域文學中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蘇軾《百步洪》中的“有如兔走鷹華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河”；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的“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長江流域文學中如司空圖所言的“玉壺，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或“涓涓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麋尋幽。載瞻載止，空碧幽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