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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舊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學者并不是陌生的東西。且不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論，也都時髦過一陣子。更不可忘記的是，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也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并且還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然而，人們在狂熱推介新制度經濟學時，卻很少有人比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系，甚至還斷然否認它們之間存在任何理論關聯性。基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邏輯聯系兩個方面，把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對舊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或者說，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康芒斯把“交易”作為與“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康芒斯強調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出發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交易費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新
與舊制度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創新是把制度分析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軌道。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最具新意的則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學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研究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忽視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即憑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構和分析方法，從新古典理論的缺陷出發進行制度因素研究，補充了新古典體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論體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看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現代宏觀經濟學是相對于古典微觀經濟學而言的，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巨匠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該書一出版就在西方經濟學學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人們把他的理論比作一場革命，一場像〃哥白尼在天文學上，達爾文在生物學上，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一樣的革命。如果按照經濟學史的角度，那么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古典宏觀經濟學、從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以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四個階段。
1.古典宏觀經濟學時期古典宏觀經濟學階段是從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早期宏觀經濟學階段。薩伊市場定律是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它包楊含三個主要方面，一是產品生產本身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二是由于市場經濟的自博我調節作用，不可能出現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三是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在古典宏觀經濟學時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還沒有十分明確的劃分，依舊都屬于經濟學。古典宏觀經濟學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還未明顯分開，二是古典宏觀經濟學總量的分析方法不夠全面，沒有依據真正的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三是以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為前提依然是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2.從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時期
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時期是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階段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后期開始，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開始顯現出來。1825年英國爆發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從貨幣危機開始，大量商品賣不出去，物價暴跌，大量工商企業破產，到1847年經濟危機蔓延至整個歐洲的工商業，經濟危機開始大面積爆發。經濟周期波動是早期宏觀經濟學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這一時期的宏觀經濟研究的主要重點，比如，還有美國經濟學家密契爾的"經濟循環論〃,以及對國民收入、經濟周期的研究等，帶動宏觀經濟學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3.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
從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這一階段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即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初步建立階段。1936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巨匠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真正的誕生。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古典經濟學理論無法解決，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只能束手無策，然而凱恩斯卻能運用切實有效，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理論以及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逐漸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度過經濟蕭條的危機，這也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真正誕生了。在美國，經濟學家更傾向于用貨幣政策穩定商業周期。
4.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演變時期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演變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由于石油危機的兩次爆發和美國經濟發生停滯性通貨膨漲，然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卻顯得有些無能為力，所以非凱恩斯學派在這一時期陸續涌現。
二、現代宏觀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
現代宏觀經濟學自從誕生一以來,就在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從改革開放開始，引入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經過吸收、批判和科學的借鑒，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我們都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走的是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濟上是以馬克思經濟學說作為理論基礎，另外，我國從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實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然而，市場經濟體制卻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因此，我國還不能全部的接受現代宏觀經濟及其理論，所以我國在應用和發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過程中還不夠成熟。
我國經濟體制應該善于博采眾長，兼聽則明，對于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和研究范式，要善于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根據我國的國情，解決經濟問題。科學在不斷發展進步，經濟學的理論也是不斷發展完善的，就像由最初的薩伊定律，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由于產品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而不會出現產品過剩的問題的理論，不斷發展到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以及"景氣循環〃經濟學主張，這些都告訴我們，要善于吸收借鑒宏觀經濟學的精華，從而能夠切實的解決我國的經濟問題。
三、結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轉貼于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經濟思想史上，最早系統提出并使用經濟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沒有經濟人模型之前，經濟研究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所有關于人的闡述都可以對經濟理論發生影響。經濟人模型的提出，使經濟理論找到了一個公理化的支點，也使社會科學獲得了一個理論支柱。同時，進化論、社會生物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也對經濟人模型提供了豐富的論證或補充。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把自利性作為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其“看不見的手”原理則是理與市場秩序建立的最佳詮釋。同時，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則的影響，把人的本性視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會性和非社會性之間以私人利益作為目標的追逐，應當來自對指導這種行為的一般準則的尊重，而不是來自這些目標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這里斯密所說的“一般準則”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認為，經濟主體行為有兩個方面的區分，即競爭下的自利性和個體試圖與他人的協作性，經濟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經濟人假設是將經濟行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這同后來被新古典經濟學異化了的理性經濟人相比具有較大的本質區別。如斯密在論述“看不見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論證道：“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為，是出自純粹的經濟理性的自利行為，但這種自利行為又可導致公利的實現，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經濟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約，經濟理性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到造就的方向。顯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經濟理性所激勵的自利行為，是因為這種行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所倡導的公利的實現。在亞當?斯密的上述論述中，隱含著作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經濟人的思想。“他”的經濟理性，是被利用來為道德理的。如果經濟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之間的的實現，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倫理學家的亞當?斯密應當就不會如此肯定經濟理性了。由此可見，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尚處于初始階段，其經濟理性中包含著歷史、社會、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沒有將最大化假設擴展到消費者行為，所以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響下，李嘉圖在方法論上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圖的“奧卡姆剃刀”下，經濟人內涵的社會、道德、歷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經過了去倫理化過程的經濟理性獲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關于把經濟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于人的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有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判斷達到這種目的的各種可能性的能力……這并不是說，有哪個政治經濟學家會荒唐到這樣地步，竟然以為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就是科學必要前進的方式。”至此，古典經濟學家完成了經濟人假設的建立，開始將人類追求財富的行為動機從人類的其它社會行為中分離開，并把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二、邊際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發展
邊際主義的出現之所以帶有革命性，不是從時間來說，而是從它對經濟學的關系來說。邊際主義不僅表現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現在經濟學的范圍和涵義上，特別是表現在對作為經濟分析核心的“經濟人”的內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倫理化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邊際主義無疑是使經濟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勞動成為價值的決定因素。與古典學派強調供給和成本對價值的影響相反，杰文斯獨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認為獲得充分食物及他種能予適度欲望以最大滿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趨向和本務。在古典學派的分析中，認為價值產生于外部世界的狀況，因此，古典學派的價值理論把它看作一個客觀的東西，正是在客觀的價值學說基礎上。古典經濟學是從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著眼的，為此，自然地就忽視了主觀因素――個人。正是在這方面，杰文斯則從一種“絕對感覺”中得出價值，在這種意義上，他的理論是主觀的，他的出發點是個人及其需要。為了研究個人的行為，他找到了一套現成的完整理論，這個理論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類行動的原則。據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種以邊沁的“行動源泉表”為依據的愉快和痛苦的學說：人是一個愉快機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經濟學看作“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這樣，杰文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理論結構，以效用論為基礎，以交換論為核心，從此，將經濟人從古典的社會整體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張的個體。
作為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的門格爾，與英國和法國的邊際主義有明顯的區別，他稟承一貫地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姿態，堅持經濟學的方法必須落實在一種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他論證說社會的經濟現象并不是一些經濟力量的直接表達形式，而僅僅是一些個人，即他所稱作的從事于經濟活動的人們行為的結果。為了理解總的經濟過程，必須分析其成分――個人的行為。所以，門格爾認為“原子論”的研究法是方法論所必須的，它不具有倫理的或社會哲學的含義。因此，羅爾認為他是第一個力圖創建一種必須脫離開任何享樂主義假設的主觀價值理論的人。由此，在邊際主義的旗幟下，經濟學不再操心歷史上決定的階級制度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是更加后退，趨向于一種僅僅關心抽象的個別原子和財富之間的拜物教似的關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純經濟學的概念是研究各種經濟數量之間的關系，而不管個人的主觀因素，因為個人是多余的，人們用這個名詞指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系統里的一個元件。喬吉斯庫一羅根對這種情況評價說：一種關于人的科學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標準的經濟學對于用一種無人的場面來運行，特別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聲稱，只要我們已經確定個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對他的愛好的逼真的印象一個人就可以消失”。個人就這樣被化為僅僅是效用功能的一個微點φi(X)吼邏輯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種經濟動因，只是因為沒有經濟的過程，只有一種拼合益智圖式的活動，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這需要計算機，不需要動因。在這里，喬吉斯庫一羅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銳地看到了邊際革命把純經濟學改變為
一種“無人的科學”，并暴露出純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確立
新古典經濟學中，馬歇爾通過對前輩們認識的考察基礎上，對傳統的經濟人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經濟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為了家人的利益勤奮工作的。同時，他認為人是有分類的，而且不斷變化的產業特性和制度影響著人的行為。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經濟學家們曾經努力以經濟認得活動為內容，謹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機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錢利益，但這種努力從來就沒有成功過，甚至沒有徹底嘗試過，原因在于經濟人實際上是“一個懷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勞苦和犧牲以贍養家庭的人”。他還強調，經濟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場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經濟人置于社會和歷史環境中以表明經濟人的歷史基礎，然后再對經濟人作一般性的理論抽象，并以此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所以，在馬歇爾的理論中，他既認識到古典經濟學和邊際革命者們的經濟人的不妥之處，并對時間、組織、政治、制度變遷等范疇以很大的關注，但是，他對于將“經濟生物學”趨向卻感到難以把握，而致使最終依然是落入了經濟機械論的范圍之中。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進入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新時代。其表現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面臨著眾多新學派、新學說的挑戰，另一方面，經濟學視界內產生了很多新經濟學分支，這些新學說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新古典經濟學在未來的可能進展。本文試圖對此領域的進展進行一個較全面的綜述。
一、古典經濟學的現代復興：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
20世紀80年代先后興起兩個新的學派：一個是試圖以現代數學工具——線性規劃與非線性規劃復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思想的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個是試圖用高級數學工具重新解讀古典區位和空間理論而與正統經濟學相容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興古典經濟學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就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因為無論是從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的整個理論體系來看，還是從更早的經濟學傳統來看，它們均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理論作為其研究的重要支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股試圖用現代分析方法復興古典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思想的思潮。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的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理論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以楊小凱 (x.Yang)、黃有光(Yew-KwangNg)、博蘭(Borland)、貝克爾(Berker)和羅森(Rosen)等為主，超邊際分析則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們認為，所謂邊際分析就是決策中有關某變量取值“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做”與“不做”的決策。他們宣稱，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社會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缺陷便可克服，現代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都可以在一個統一框架內合乎邏輯地被加以組織，許多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專業化和交易效率提高來進行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主要有以下特點：(1)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而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消費者決策與廠商決策是互相分離的;(2)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作為生產者喜好專業化生產，而專業化生產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規模生產，專業化生產與每個人生產活動范圍大小有關，而與廠商規模大小無關，這樣，所有個人專業化生產合起來就表現為社會分工和網絡效果;(3)每個人面臨的總收益和總成本將決定整個社會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新興古典經濟學所謂的超邊際分析并沒有拋棄邊際分析，而是兼容了邊際分析，并依舊強調一般均衡、經濟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點在于很多理論假設還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結論是否站得住腳，還有待時間和實踐檢驗。
(二)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的前身是所謂“經濟地理學”。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經濟地理學可能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循環累積關系、當地外部經濟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傳統的某種綜合。事實上，從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演進來看，其直接源頭則是古典經濟學中的農業區位理論。農業區位理論以城市作為一個假定來研究其周圍農業土地利用模式，這種處理方法暫時回避了“城市如何產生”的問題，從而使它能夠在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的經濟學框架內研究城市周圍的土地利用問題。但隨著城市和空間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不斷上升，這種解釋法無助于理解城市區位產生的內在機制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從而使后來的經濟地理學走進了其研究的盡頭。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20世紀 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出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這些發展客觀上均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賽(J.F.Thisse)、維納保斯 (A.Venables)等。他們主要解釋了經濟活動中區位或空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在有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為此他們引入了三個關鍵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報酬，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外圍的關系。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優點在于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空間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解決。其缺點在于該理論研究過分依賴數學模型，經驗應用尚不豐富，許多模型結論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如果將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這兩個學派進行一個橫向比較便會發現，在兩者的產生背景、所運用的模型、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釋結果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共同性。(1)兩者均產生于20世紀80-90年代，而20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進展均構成其理論基礎;(2)兩者均試圖在現代的軀體上恢復古典經濟學的思想;(3)兩者模型的基礎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4)兩者模型的結果均產生多重均衡。這些共同性意味著，經濟學家均認識到了現代經濟學面臨的困境，并且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形成了共識。
二、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興起
對人類行為、心理的重視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經濟學不考慮人類行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和反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就是這一批評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重視
1.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存在局限性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們的效用取決于其自身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為經濟學近年的發現表明，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其個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決策者個人與他人的比較，而并不一定依賴于決策者的收入和消費的總水平。這意味著經濟學在進行效用分析的時候，應該將人們的習慣性消費水平作為一個重要的決策變量納入效用函數。又如，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具有一致性，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可以依據一個固定的貼現率對不同時期的儲蓄進行貼現。但行為經濟學發現，人們對現時效用和福利的關注往往要強于對未來效用和福利的關注，這意味著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是不一致的。毫無疑問，這些新認識大大加深了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深度和廣度。
2.人們進行決策時遵循前景理論
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進行決策遵循的是所謂前景理論，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謂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觀期望效用理論意味著人們在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獨立于另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論并不這樣認為。首先，行為人主觀上的決策權重會影響最終的決策。其次，行為人心理上的參照點以及財富水平相對于此參照點的變化也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這意味著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論將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再次，在這些有關偏好的新認識下，人們主觀上的判斷將會與“理性”決策之間存在很大背離。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況下，人們頭腦中原先保留的偏見可能會得到強化，從而使這種偏見愈演愈烈。這意味著人們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常常會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過多影響，從而使最終的判斷與經濟學所謂的理性判斷出現偏差。
(二)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
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則與行為經濟學不同。就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特點而言，它更重視對金錢刺激在決策中重要性的認識，同時它也更加關注實驗設計的重復性;就研究的領域來看，實驗經濟學更加關注市場結局，而行為經濟學更加關注個人行為。比如，實驗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進行過多次有關價格機制的實驗。獲得的結果與市場運作的結果基本相似，這表明通過實驗可獲得對市場機制的正確認識。此后，實驗經濟學家還針對拍賣市場運作機制、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
就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來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樣，它可以檢驗或區分不同的理論，探討理論失靈的原因，為構建理論提供實驗基礎，比較不同的制度環境對經濟理論的影響，評價理論的政策含義，為制度設計提供檢驗場所等。實驗經濟學帶給經濟學的啟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場相互作用中人們具有不自覺的最優化行為，決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們的行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實驗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V.Smith)和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Kah— neman)，這似乎是對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很好評價：(1)它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認識程度大大加深，對經濟行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經濟學家們的想象;(2)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原理建立在較弱的心理學和實驗基礎之上，在以心理學和實驗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新認識下，傳統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命題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比如，“經濟人”假設是整個經濟學體系中最根本的假設之一，傳統經濟學常假設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為者。但是，行為經濟學的有關發現證實，經濟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利益的驅使以外，還常常受到自己“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影響舊。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傳統經濟學中很多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需要進行某種修正，而這種修正正是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目前從事的事業。
三、經濟學工具的革命：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被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論對理性經濟人如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傳統經濟學更為深入
它認為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個人的選擇，更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因而，個人的最優選擇不僅是自己選擇的函數，也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顯然，這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而且也使經濟研究變得更加精致和科學。正因為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呈現加速趨勢。博弈論成為主流經濟學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博弈論和經濟學之間的內在統一性使然。
(二)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工具主義色彩還可以通過考察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兩個基本假設而獲得更深刻的認識
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1)市場是充分競爭的，(2)局中人之間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但在現實中，這兩個假設均難以滿足：(1)市場局中人的人數常常是有限的，市場也是不完全競爭的，于是市場局中人之間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響;(2)現實中市場局中人之間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要進行一項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須滿足“激勵相容”和“自選擇”條件，而這一擴展恰恰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可見，傳統經濟學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而博弈論以及由之衍生出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這使得融入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真正成為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了。
(三)博弈論及其應用研究的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還體現為博弈論的數學特征
1944年馮·諾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所講的博弈論，實際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并沒有多大關系，只是到了后來才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20世紀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生產日益集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壟斷和寡頭勢力不斷增強、經濟生活中各種力量的聯合和對抗不斷強化，這使得各國政府出于一定目的開始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使得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約更進一步強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相互影響、作用、依賴和制約的博弈論符合了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開始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并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對經濟管制和信息經濟學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與信息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位博弈論大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6年，米爾利斯(J.Mirrlees)和維克里 (w.Vickery)因對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的突出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信息經濟學領域再次捧回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件表明：(1)博弈論作為一種有效分析工具，已經取得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2)經濟學中的很多問題，在引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結果。另外，將博弈論引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也使制度經濟學有了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使其在融入主流經濟學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還有，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把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也是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
四、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
(一)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認識
1.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理論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在考慮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考慮到人與人之間關系，尤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交換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它依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范式，采取了一些與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觀上推動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賦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經濟學重新評估了市場、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資源配置作用。認為市場和組織都存在運行成本，正是在市場成本的邊界上出現了節約交易費用的組織。市場和價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資源手段，國家干預和制度安排都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其理論對于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本質與作用、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費用的節約等內容都具有重要意義。
3.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可應用到許多領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變遷(如諾斯)、制度結構(如威廉森)以及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等，從而使傳統經濟學的現實性大為增強。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帶給人們的不僅有理論上的啟迪，更重要的是它還給予世界以更多的現實關懷㈣。
(二)演化經濟學借鑒生物進化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獲得了對制度和體制演變規律的新洞見
演化經濟學在當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爾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溫特(sidney.G.Winter)兩人。他們認為，企業之間也存在自然選擇，盈利的企業會不斷增長，而衰敗的企業會不斷萎縮，最終會出現“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經濟主體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并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可能是長期的。
演化經濟學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認識，這可從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對象是隨著實踐而變化的某一變量或者某一系統，該變量或系統表現為一個動態過程;(2)這些變量和系統的變化具有一定隨機性和擾動性，又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而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3)演化的關鍵在于其系統的篩選機制和過程。一個演化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依賴于對該篩選過程的把握。、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生存下來的特征具有一定慣性，因而很多變化量在較長時間內有著一個非常清楚的演化軌跡。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議題是解釋經濟變遷，它把經濟看成一個演化的復雜系統，該系統呈開放狀態，系統演化的結果難以預測。影響系統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和易變性以及系統的選擇機制(這個選擇機制受到內部壓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借鑒了生物學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們解決經濟系統存在的重要難題，這樣的交叉研究對于認識人類社會、組織行為、經濟系統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1.演化經濟學對制度的關懷再次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很多思想，這對于認識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結構、制度對經濟系統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義。2.演化經濟學表明，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演進過程，其中偶然事件、歷史進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時，演進過程也可能帶有一定的慣性和穩定性，因而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規律性也可能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無序狀態。這為人們認識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及其復雜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3.演化經濟學考慮了經濟發展中的非線性、報酬遞增等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現實主義特征，這對于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五、結論
現代經濟學在當代的新進展從不同層面展現了近年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如果進行簡單的分類，可將博弈論、演化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列為經濟學工具上的某種革命，因為它們要么是運用數學工具，要么在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其他的新進展——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則可歸結為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它們不過是將被經濟學過去所遺忘、忽略或不重視的研究內容重新帶回經濟學的殿堂。在這當中，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和人類知識的進步無疑是它們共同的時代背景。這表明，時代的發展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以上所述的幾個新動向不過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在客觀上的表現。
論文摘要：當代經濟學出于對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日益重視對制度及其經濟績效的研究。本文從方法論與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時期制度分析的方法與內容，并設想將傳統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融為一體，以促進制度分析的進一步發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內涵為：以法令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規則和以財產權讓渡為內容的規定(張宇燕，1992)。如《禮記·禮運》日：“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認為是上天授權圣王設立：“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茍子則從“禮”的角度，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論述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導致沖突和產權規則的形成：“禮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工，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禮之所起也。”他也視制度為“先王”所定，與孔子一樣，認識到制度產生于人的行為，為人而設。在制度結構中，古人以“禮”作為綱紀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為約束自身行為的強力手段和道義手段，這一方面尤以茍子為代表。顯然，這是把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結合起來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臘思想家。他們主要關心經濟和組織的效率，色諾芬、柏拉圖對組織、專業化與分工的論述，可以說是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古羅馬學者則把制度的視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財產法和合同法后來成了西方世界民法體系的思想源泉，而現代公司制度則可以追溯到羅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書式的哲學思想，并且服務于其他理論分析；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導地位。他們的分析大體上是一種經驗與歸納式的，從整體出發，不太注重邏輯演繹。他們對制度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關于制度的系統理論。
二、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的制度
思想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先對組織生產的規則——分工作了系統論述，并進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對財富生產的影響，同時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體系中，生產以分工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類相互交換的傾向。分工與專業化可以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會受市場制度的制約(或稱“斯密定理”)。但這一思想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揚格深化和發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來的發展主要反映在內生增長理論和新興古典經濟學上，如楊一博蘭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貝克爾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這些理論重新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將人們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從而克服了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既有對以“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為標志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分析，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古典經濟學的一條副線(周小亮，1999)；同時又有對社會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實際上論證了前者的制度環境。在《國富論》中斯密試圖證明一套特定的規則如何比另一套規則更有利于國民財富的增長，這屬于比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結構，是個人對經濟資財擁有排他性私人權利的結構(埃格特森，1996)。這論證了一種貫穿整個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斯密從“經濟人”的自利和無意識增進社會利益來論述這一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這種分析方法為后人所遵循并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場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自利之人實現自身需要并通過“是非的意識”促使整個社會不斷地道德進步。
從現代經濟學的基本人性假設——經濟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經濟人”這一概念，但他確實分析了其基本含義。然而，他分析的行為者，一方面是超歷史的自利的個體，另一方面又具有資本家、工人、地主的階級差異，是處于特定經濟制度之下的實實在在的個體。這同后來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應該是有本質的差別的。斯密還分析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制度演化。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進理論的先驅，又可以看作新經濟史理論的發端。在《國富論》上卷的第三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不同途徑”中，分析了城市與商業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歐洲由中世紀的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的演化。
三、斯密繼承者的兩個發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為對價值創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經濟學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以勞動價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和否定勞動價值論而尋求斯密其他價值源泉解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二者之間除了價值論上的分歧外，在經濟分析方法上也有極大的區別，表現為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制度分析與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經濟學視制度為既定的外生變量，或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研究“黑板經濟學”(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競爭市場和設計一套能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競爭規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雖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但它所面對的一直是一個無“磨擦力”從而是非現實的世界。不過，認為主流經濟學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體系中，有對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計劃與市場效率的比較分析，這相當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彥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僅僅到這一層次；它承認政治、法律、貨幣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對它們的分析過于膚淺。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圖思想中的利益沖突，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作了深人徹底的剖析。制度被視為一系列總括多方面的規則，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要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必須采用抽象的歷史的方法，結合利益沖突、文化習慣來考察資本主義制度。由此，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人類社會制度的基本演變規律。由于方法論的整體主義，馬克思分析的是宏觀上的整體制度，而且是作為制度特殊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它確實從一個角度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論基礎、關注對象和價值判斷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終成為經濟學分析中爭議最大影響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當代西方向主流挑戰的兩個異端：新老制度主義
當代制度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新老制度主義者的對立，盡管這種對立已引起了有關學者的不安和力圖協調它們(參考盧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學者們目前的研究尚在對比二者異同階段。另一個問題有人也提出來了，即國內的研究對老制度主義重視不夠，而且有所誤解(張林，2001)。
(一)老制度主義
老制度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以凡勃倫、康芒斯、米切爾為代表的美國制度主義。新近的發展既來自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等的新制度學派，又同費斯特、格羅錫、圖爾等的主張一致。它有兩大研究綱領：一是凡勃倫一阿里斯綱領，強調商業或金錢經濟與實業經濟的基本二分法(盧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達成思想和行為的制度方式與技術方式二分法或禮儀方式與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繆爾斯一施密德綱領，它關注法律、產權和組織，它們的演變及其對法律和經濟權力、經濟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響(盧瑟福，1999)。后一研究綱領更接近于新制度主義。
對于老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明確地集中到制度上，相應地采用制度、結構和演進的整體分析方法，并結合哲學、法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及存在的問題。
老制度主義對經濟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與堅持，影響了西方經濟理論甚至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相比于主流經濟學的數學化模型，確實是獨辟蹊徑，別開生面，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強大的挑戰
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一般認為發軔于科斯對企業性質所作的開拓性研究，主要代表為科斯、諾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法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等。按其內核整理，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二是交易費用經濟學，三是制度演化理論
從基本方法上，可分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經濟學靠攏，包括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它們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當作稀缺資源的制度，因而不過是“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論方面并無任何創新，只是擴展了傳統經濟學的適用范圍，這又依賴于對其基本假設的批判與修正：在現實經濟世界中充滿了風險、不確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無知的；這就需要制度來規范、引導人的行為并協助人實現其利益目標。這是一個正交易成本的經濟，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夠在經驗實證層面進行，因而能接近科學地研究問題(周業安，2001)。由于這一方向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邊際分析的運用，它已同主流經濟學有效融合而成為新古典框架內的制度選擇模型。
二是向社會學、管理學靠攏，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和制度演化理論。在交易費用對經濟的解釋中，盡管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問題也隨著研究的深人而凸顯出來，主要是在于交易費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無節制的使用上。這使它已經得到了罪有應得的壞名聲(費雪，1977)。積極的態度不是拋棄而是發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機會主義傾向和契約人的概念更進一步受到強調，而理性與非理性、正式規則與傳統習慣等得到調和。由于正統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相對靜態性，迪屈奇試圖把它動態化，充分重視了權力和組織演進的動態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傳統制度分析的靜態缺陷，更多學者強調對制度演化進行動態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論，例如過渡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論方法已在制度的動態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分析制度演進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
五、結語：對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總體特征是把制度作為考察對象，但在具體考察方式及結論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流派。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整體還是個體、宏觀還是微觀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繼承正統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為出發點，采用最大化框架和邊際方法分析最優制度選擇，實際上是從人類個體行為出發來解釋和說明制度問題；然而制度如果被當作一系列規范和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那么它只能是集體選擇的結果，從而被深深地打上集體的烙印，單純考慮個體是無法認識到制度的本質的。另一方面，如果從整體結構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邏輯起點在于個體，如何從個體過渡到整體就成為一個問題，換言之，就是制度宏觀分析缺乏一個微觀基礎。
通常，老制度主義者自稱是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新制度經濟學則被限定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上。根據盧瑟福(1999)的歸納，方法論整體主義方法是指：①社會整體大于部分之和；②社會整體制約其部分的行為與功能；③個人行為只能由整體來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則指：①目標和利益源于個人；②社會制度的變遷形成于個體行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過個人行為加以合理解釋。
其中①與②只是事實陳述，③則代表了研究綱領，所以爭議更多地集中于③上。這也是新老制度主義分歧所在。我們以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類行為產物；然而每個人一生下來就面臨既定的制度環境，并受其制約與影響，在相對價格的變化(或收益與成本比較)作用下參與新的規則形成或維護舊的制度，這又是眾多個體決策相互影響的過程(進化博弈論正是據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