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0 14: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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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謂統計思想，就是在統計實際工作、統計學理論的應用研究中，必須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導思想。統計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變異思想、估計思想、相關思想、擬合思想、檢驗思想等思想。文章通過對統計思想的闡釋，提出關于統計思想認識的三點思考。
一、關于統計學
統計學是一門實質性的社會科學，既研究社會生活的客觀規律，也研究統計方法。統計學是繼承和發展基礎統計的理論成果，堅持統計學的社會科學性質，使統計理論研究更接近統計工作實際，在國家和社會得到廣泛發展。
二、統計學中的幾種統計思想
1統計思想的形成
統計思想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經歷統計觀念、統計意識、統計理念等階段。統計思想是根據人類社會需求的變化而開展各種統計實踐、統計理論研究與概括，才能逐步形成系統的統計思想。
2比較常用的幾種統計思想
所謂統計思想，就是統計實際工作、統計學理論及應用研究中必須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導思想。統計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變異思想、估計思想、相關思想、擬合思想、檢驗思想。現分述
2.1均值思想
均值是對所要研究對象的簡明而重要的代表。均值概念幾乎涉及所有統計學理論，是統計學的基本思想。均值思想也要求從總體上看問題，但要求觀察其一般發展趨勢，避免個別偶然現象的干擾，故也體現了總體觀。
2.2變異思想
統計研究同類現象的總體特征，它的前提則是總體各單位的特征存在著差異。統計方法就是要認識事物數量方面的差異。統計學反映變異情況較基本的概念是方差，是表示“變異”的“一般水平”的概念。平均與變異都是對同類事物特征的抽象和宏觀度量。
2.3估計思想
估計以樣本推測總體，是對同類事物的由此及彼式的認識方法。使用估計方法有一個預設：樣本與總體具有相同的性質。樣本才能代表總體。但樣本的代表性受偶然因素影響，在估計理論對置信程度的測量就是保持邏輯嚴謹的必要步驟。
2.4相關思想
事物是普遍聯系的，在變化中，經常出現一些事物相隨共變或相隨共現的情況，總體又是由許多個別事務所組成，這些個別事物是相互關聯的，而我們所研究的事物總體又是在同質性的基礎上形成。因而，總體中的個體之間、這一總體與另一總體之間總是相互關聯的。
2.5擬合思想
擬合是對不同類型事物之間關系之表象的抽象。任何一個單一的關系必須依賴其他關系而存在，所有實際事物的關系都表現得非常復雜，這種方法就是對規律或趨勢的擬合。擬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趨勢。趨勢表達的是“事物和關系的變化過程在數量上所體現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預示的可能性”。
2.6檢驗思想
統計方法總是歸納性的，其結論永遠帶有一定的或然性，基于局部特征和規律所推廣出來的判斷不可能完全可信，檢驗過程就是利用樣本的實際資料來檢驗事先對總體某些數量特征的假設是否可信。
3統計思想的特點
作為一門應用統計學，它從數理統計學派汲取新的營養，并且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數學方法，聯系也越來越密切，但在統計思想的體現上與通用學派相比，還有著自己的特別之處。其基本特點能從以下四個方面體現出：（1）統計思想強調方法性與應用性的統一；（2）統計思想強調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統一；（3）統計思想強調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4）統計思想強調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統一。
三、對統計思想的一些思考
1要更正當前存在的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認識
英國著名生物學家、統計學家高爾頓曾經說過：“統計學具有處理復雜問題的非凡能力，當科學的探索者在前進的過程中荊棘載途時，唯有統計學可以幫助他們打開一條通道”。但事實并非這么簡單，因為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可能要比想象的復雜得多。此外，有些人認為方法越復雜越科學，在實際的分析研究中，喜歡簡單問題復雜化，似乎這樣才能顯示其科學含量。其實，真正的科學是使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不是追求復雜化。與此相關聯的是，有些人認為只有推斷統計才是科學，描述統計不是科學，并延伸擴大到只有數理統計是科學、社會經濟統計不是科學這樣的認識。這種認識是極其錯誤的，至少是對社會經濟統計的無知。比利時數學家凱特勒不僅研究概率論，并且注重于把統計學應用于人類事物，試圖把統計學創建成改良社會的一種工具。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中的某些近代概念，如GNP、人口增長率等等，均是凱特勒及其弟子們的遺產。
2要不斷拓展統計思維方式
統計學是以歸納推理或歸納思維為主要的邏輯方式的。眾所周知，邏輯推理方式主要有兩種：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歸納推理是基于觀測到的數據信息(尤其是不完全甚至劣質的信息)去產生新的知識或去驗證一個假設，即以所掌握的數據信息為依據，歸納得出具有一般特征的結論。歸納推理是要在數據信息的基礎上透過偶然性去發現必然性。演繹推理是對統計認識能力的深化，尤其是在根據必然性去研究和認識偶然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
3深化對數據分析的認識
任何統計研究都離不開數據分析。因為這是得到統計研究結論的必要環節。雖然統計分析的形式隨時代的推移而變化著，但是“從數據中提取一切信息”或者“歸納和揭示”作為統計分析的目的卻一直沒有改變。對統計數據分析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基于同樣的數據會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結論；二是我們所面對的分析數據有時是缺損的或存在不真實性；三是我們所面對的分析數據有時則又是海量的，讓人無從下手。雖然統計數據分析已經經歷了描述性數據分析(DDA)、推斷性數據分析(IDA)和探索性數據分析(EDA)等階段，分析的方法技術已經有了質的飛躍，但與人類不斷提高的要求相比，存在的問題似乎也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必須深化對數據分析的認識，圍繞“準確解答特定問題并且從數據中獲取一切有效信息”這一目的，不斷拓展研究思路，繼續開展數據分析方法技術的研究。
參考文獻:
陳福貴.統計思想雛議[J]北京統計,2004,(05).
龐有貴.統計工作及統計思想[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4,(03).
關鍵詞：管理者團隊；人口統計學特征；高管薪酬；盈余管理
劉睿智(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山東青島266075)
一、引言
根據Hambrick和Mason[1]的高階管理理論，組織的行為策略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決策過程，更受到了企業高層管理團隊特征的影響。而已有的關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較少考慮到管理者特征對其的影響，僅有少量文獻主要集中在探討管理者性別以及年齡對盈余管理的影響[2-3-4]，而并沒有系統考察管理者團隊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對于盈余管理的影響。且現有研究多假設管理者為理性經濟人，而實際企業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識背景、年齡以及性別差異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義上的理性經濟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對于盈余管理的影響，其研究結論會更符合企業的實際狀況，對理解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有更好的指導意義。
Watts和Zimmerman[5]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計劃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動機之一。隨后的諸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一假設。但是該類研究并沒有考慮到薪酬動機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響。由于管理者個人特質的不同，在面臨盈余管理決策時，其對于風險的判斷以及收益的權衡將會截然不同，進而影響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動機研究管理者特征對于企業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將能夠更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盈余管理狀況，同時也為理解企業管理者個人特征對于盈余管理的影響提供較好的切入點。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Hambrick和Mason[1]的高階管理理論認為，組織的行為策略與績效都顯著地受到企業高層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響，包括管理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工作經驗以及社會關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異，造成了其在認知能力上的不同，進而影響到企業的行為策略，進一步影響到企業的未來經濟績效。
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作為信息不對稱下的企業會計選擇問題，也會涉及到道德問題。同社會學中的年齡與行為分析相類似，隨著企業管理者年齡的增大，其體力與精力也會逐步下降，理解和學習新知識的能力隨之下降，其行為會更趨于保守，且會更為珍惜目前階段所獲得的財富與聲譽，安于公司目前階段的現狀，而不愿承擔較大的風險獲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4]就詳細分析了CEO的年齡與企業的盈余質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CEO年齡的增大，企業會顯著減少其迎合分析師預測的盈余管理行為，其財務重述的水平也顯著較低，企業的盈余質量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預期隨著管理者團隊平均年齡的增大，企業會進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為，因為該行為會讓其承擔更多的風險，降低個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管理團隊平均年齡的增加會有效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別對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研究相對較多，且主要是基于風險分析的視角。Groson和Gneezy[6]的研究認為與男性相比，女性是風險回避者，而公司的決策行為都是受到企業的管理者風險偏好的影響。這種特質反映在企業的會計選擇行為上應該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為，以減少自身所面臨的法律風險。Francis等[2]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變更為女性時，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的變化，即與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財務報告會更為保守，且市場對于女性CFO在位期間公司出現的負面盈余信息反應不足，這更激發了女性CFO采用更為保守的會計政策，減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Peni和V?h?maa[3]的研究同樣也發現CFO為女性的公司會有較高的盈余質量，盈余管理行為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層管理團隊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財務報告更為保守，減少盈余管理行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管理團隊女性管理者的增加會有效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學歷背景、教育程度與企業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鮮見于文獻。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業人力資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7]認為高層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處理公司業務的能力越強，并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從而對公司的績效有較為正面的影響。根據葉上葆等[8]的推論，由于高層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經營能力越強，公司并不需要進行過多的盈余管理行為來維持業績，但是其實證分析只證實了繼位管理者的年齡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現盈余管理行為，并沒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結論。而根據Hambrick和Mason[1]的分析，企業高層團隊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其價值觀與認知偏好，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績效，但并沒有顯著證據表明，高層團隊的受教育程度一定與企業績效正相關。但是，他們進一步分析指出，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團隊，其績效一定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由此可見，良好的高等教育雖然不一定必然導致高績效，但是通過教育所傳導的正確的價值理念必然會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管理團隊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與業績相聯系，從而導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動機，管理者在業績壓力之下，為了獲得更多的報酬，通常會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為來滿足業績要求。但是考慮到管理者團隊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約下的盈余管理行為可能產生相應的變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齡管理者安于企業現狀，為了保持聲譽，不愿承擔風險，特別是在現有中國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較多，且企業的股權激勵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與業績的關聯較弱，因此，薪酬對于高齡管理者團隊的激勵作用并不顯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設的不健全，企業高層管理者可能會進行較多的機會主義盈余管理，通過業績操控抬高股價，伺機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是通過離職前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企業業績，為離職后謀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筆者認為薪酬對于年齡與盈余管理程度之間的調節作用并不明確。
而管理者的性別差異對薪酬激勵與盈余管理行為之間的關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為天生的風險回避者，其通常不會通過盈余管理來滿足業績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則恰恰相反，其可能會實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為，因此，筆者認為薪酬激勵會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謹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進，從而對性別與盈余管理行為之間起正向的調節作用。從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會產生正確的價值觀，減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為，報酬激勵的負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會被抵消，而報酬的正向激勵以及資本市場的積極反應都會進一步強化管理者減少盈余操控行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4a：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薪酬水平對年齡與盈余管理行為并不存在顯著的調節作用。
H4b：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薪酬水平對性別與盈余管理行為起正向的調節作用。
H4c：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薪酬水平對教育程度與盈余管理行為起正向的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高管界定
筆者借鑒Hambrick和Mason[1]等的研究，將高管團隊定義為公司現任監事會及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和獨立董事)、總裁、副總裁、CEO、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以及董事會秘書等。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筆者以2001—2014年間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由于計算應計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實際的樣本區間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標準選擇樣本：(1)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樣本以及在研究區間內被證監會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行業年度少于15家的行業年度。(3)剔除上市時間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樣本以控制IPO效應。(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詳以及企業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最終獲取樣本數為1975個。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數據來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簡歷、通過手工搜集計算獲得。其他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
(三)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盈余管理水平。根據夏立軍[9]的研究，Dec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筆者也采用該分行業分年度模型計量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證監會2001年行業代碼，除制造業細分到二級行業，其他行業都采用一級行業代碼)。
2.解釋變量
筆者以高階管理理論為基礎，實證考察管理者團隊人口統計學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選取管理者團隊的平均年齡(Age)、平均學歷(Edu)以及團隊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為解釋變量。同時考察了管理層激勵(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
對于管理層薪酬激勵，筆者借鑒Bergstresser和Philippon[10]的股權激勵公式，但是考慮到我國股票市場的實際情況，實施股權激勵公司較少，因此，本文在計算薪酬激勵占比時并不考慮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執行的股權數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Inc=0.010×Price×Shares/(0.010×Price×Shares+
Salary)
(3)
其中，Price為股票年末最后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Shares為管理層持股數量，Salary為管理層工資數額。
3.控制變量
借鑒已有研究，筆者選取企業資產負債率(Lev)、企業凈資產收益率(Roe)、企業規模(Size)以及企業成長能力(Growth)等變量為控制變量，以控制不同企業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同時，筆者還設定年度虛擬變量來控制不同年度中經濟情況以及突發事件的影響。
(四)檢驗模型
為了考察管理者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管理者激勵措施與其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交互影響，筆者構建如下回歸模型來驗證H1—H3：
以上數據顯示全國房地產市場綜合實力百強企業的市場份額即CR100從2011年的26.2%增加至2017年的47.7%，增長率為82.1%。從10強和百強企業的數據對比分析來看，二者均表明全國房地產市場集中度在不斷增強，但10強企業的市場份額的提升速度稍快于百強企業，這說明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大企業規模增長有所加快，市場集中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不過，按照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標準，當前全國房地產市場仍處于競爭型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雖有所增長但仍處于偏低水平，這是對中國房地產業市場結構的一個基本判斷。
DA=β0+β1Tmc+β2Lev+β3Roe+β4Size+β5Growth+
∑Year+∑Ind+ε
(1)
構建如下回歸模型驗證H4：
DA=β0+β1Tmc+β2Tmc×Inc+β3Inc+β4Lev+β5Roe+
β6Size+β7Growth+∑Year+ε
(2)
其中，Tmc為管理者背景特征，在回歸分析中分別代入管理者性別、年齡以及學歷程度。
四、實證研究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表1匯報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在進行描述性統計之前，筆者對文中的被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進行了上下1%分位數的Winsorize處理。
表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1975)
通過對表1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表征樣本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變量DA均值為0.034，表明企業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僅占到企業資產總額的3.4%，平均水平較低，而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極差達到3.784，這表明不同企業之間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同時，就本文的自變量而言，企業高層管理者的平均年齡達到46.970歲，這一年齡段的管理者正處于“年富力強”的人生階段。既擁有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管理經驗，又擁有持續學習和不斷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健康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從最小值39.370歲和最大值54.660歲來看，不同企業的高管平均年齡具有較大差別，表明不同企業之間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異。
2.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2報告了本文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2變量間相關系數表(N=1975)
注：本表報告了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與Spearman相關系數，分別置于表的左下方和右上方；*、**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同。
通過Pearson相關系數與Spearman相關系數，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與管理者特征變量之間均有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由此我們可以推斷，管理者特征確實對企業盈余管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管理者團隊平均年齡和團隊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與盈余管理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學歷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勵水平與其呈現一個負相關關系。初步驗證了H2與H3。同時還可以看到所有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未超過0.500，可以斷定變量之間沒有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可以進行回歸分析。表2報告的相關性分析僅為單變量分析結果，考慮到有影響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測度誤差。更為嚴謹的結論有待回歸檢驗的結果呈現。
(二)回歸結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與企業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為包括正向與負向兩個層面的盈余管理行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將盈余管理分為大于零組與小于零組，分別進行回歸，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問題。表3和表4分別報告了大于零組和小于零組的回歸結果。
表3盈余管理水平大于零組回歸結果(N=798)
注：括號內數據為經過穩健調整的t值。下同。
表4盈余管理水平小于零組回歸結果(N=935)
通過表3可以看出，企業管理者的年齡對企業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個顯著的負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3，顯著性水平為5%，這表明，隨著企業管理者年齡的增大，其所在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漸下降。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管理團隊平均年齡的增加會有效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企業盈余質量大幅提高。H1得到驗證。同時可以看到，管理團隊的平均學歷水平與企業盈余管理水平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103，且顯著性水平同樣為5%。這表明，隨著企業管理團隊平均學歷水平的提高，企業同樣有減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傾向，盈余質量大幅提高，H2得到驗證。
對于企業管理團隊中男性成員所占比重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影響方向為正向，但是其統計學意義并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較為微弱的經驗證據支持。究其原因，筆者推斷，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中，團隊高管大部分成員為男性，女性占比較少，因此，團隊中性別異質性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勵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而言，我們觀測到了一個顯著性水平為1%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146，與已有研究[11]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歸中，我們將所有管理者特征變量放入同一模型，以進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與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關系。上述結論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擬合優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這進一步表明上述結論的穩健性。而控制變量中，僅有企業規模與盈余管理水平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均在1%水平上顯著。雖然這與政治成本假設不一致，但是在中國背景下，企業可能為了獲得政府支持，更有動機進行利潤操控，提高利潤，以從政府干預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通過表4可以看出，企業管理者的年齡與負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呈現出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008，在10%水平上顯著。即企業管理者團隊的平均年齡越大，其負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齡對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與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與負向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歸結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與盈余管理呈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077，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高管團隊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進行負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歸結果均不顯著，H3沒有得到驗證，可能的解釋原因與正向組的解釋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歸結果與前4列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再次驗證了H1，H2與H3沒有獲得支持。在負向盈余管理組中，其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與企業負向盈余管理的負相關關系與債務契約假設相一致，即越高的負債比率，企業越可能為避免債務違約而進行盈余管理行為。而其他控制變量與負向盈余管理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波動性，在不同的回歸模型中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
2.管理者特征與企業盈余管理：薪酬激勵的調節作用
由于本文選用了包含時間變量的企業面板數據，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對企業不隨時間改變的個體效應進行控制，同時，考慮到企業在不同年度可能會受到不同政治環境以及經濟環境的影響，因此，筆者在模型中加入時間虛擬變量，構造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研究。另外，由于樣本數據之間可能會存在異方差以及截面相關、序列相關等問題，普通模型的回歸會造成衡量的偏誤，因此，筆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12]穩健性回歸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控制。為了驗證H4，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齡、教育水平和性別比重與薪酬激勵的交乘項。由于交乘項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線性，因此，我們首先對相關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然后構造交乘項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同上文的分組，表5報告了薪酬的激勵對于正向盈余管理調節作用的回歸結果。
表5回歸結果：考慮薪酬激勵作用(N=496)
通過表5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管理者的平均年齡與平均學歷水平仍舊與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顯著性水平均為1%)，性別與盈余管理水平的回歸結果仍不顯著，進一步證實前文結論的穩健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管理者學歷水平與其薪酬激勵的交乘項在5%顯著性水平上與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47，在10%水平上顯著，H4c得到驗證。這表明當企業的管理者團隊的薪酬水平顯著提高時，原先管理者團隊對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強了。但是，企業薪酬激勵水平對管理者年齡與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關系影響雖然存在，但并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種調節作用雖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設分析中所闡述，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終的結果并不顯著。而企業薪酬激勵水平對管理者性別與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的關系影響也并不顯著，H4b沒有得到驗證。筆者進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勵對于管理者特征與負向盈余管理組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回歸結果略去沒有匯報。
(三)穩健性檢驗
筆者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考慮到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制度約束，上市公司增發配股、保牌以及IPO動機均較強，因此，將樣本中去除該類上市公司，研究結論基本不變。(2)將數據進行Winsorize修正之后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基本一致。(3)參考陳燕錫等[13]衡量管理者團隊的學歷、年齡的辦法對上市公司中主要解釋變量進行重新測量并進行回歸分析，結論基本一致。(4)采用Kothari等[14]模型來計量應計盈余管理水平，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一、結構形式
我國的政府工作報告，往往開門見山，不做過多鋪陳渲染。以2009年-2011年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為例，報告一開始，隨即進入前期工作回顧，把上一年有關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糧食產量、城鎮新增就業等各項指標數據一一列舉，毫不拖泥帶水，顯示出我國政府工作高效、務實的風格。
考慮到民眾的不同接受程度，政府工作報告簡潔明快，沒有復雜的句式結構，多以總分總結構行文，邏輯清晰，便于理解。我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內容為上一年工作回顧和本年度主要任務，每一部分都有明確的大小標題。例如：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大標題為：“一、‘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回顧；二、‘十二五’時期的主要目標和任務；三、2011年的工作”；小標題：“五年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二）毫不放松地做好“三農”工作；（三）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四）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五）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條理清晰，便于民眾翻閱查詢各項措施和問題。在文章的結尾部分，報告往往以“各位代表！”為段落開篇，向各位代表提出要求與號召，內容豐富又不失氣勢，行文自然達到，引起共鳴。
二、內容編排
（一）信息全面
政府工作報告全長近兩萬字，在短短兩個小時的報告中，涉及的內容不可謂不廣泛，報告對經濟、就業、醫療、教育、法制、環保、國防、財政、外交、創新等等均有闡述。報告中所涉及到的社會保障、物價、房價、養老、醫療、教育、收入分配等民生話題，也一直位居“兩會”期間百姓最關心的問題排行榜前列。可見，在我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以百姓民生為重，彰顯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和對百姓問題的關切。
（二）重點突出
政府工作報告的信息全面，但如果將每個信息都拓展開來，勢必篇幅冗長，事倍功半，因此在報告中突出重點顯得尤為重要。以經濟發展為重點的主題在我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體現的淋漓盡致，近幾年的報告均以大量篇幅闡述經濟發展形勢和相應的經濟舉措。從2009年-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高頻詞匯的統計匯總情況可以看出，經濟類詞匯引用率很高。這種不斷重復出現的詞匯，可以引起人們的重視，強化人們的印象，做到突出重點，事半功倍。
例如：擴大就業歷年來都是我國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在每一年的報告中都有詳盡的闡述：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城鎮新增就業1113萬人，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加強。千方百計促進就業，以創業帶動就業，落實最低工資制度等。2010年談到城鎮新增就業1102萬人。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工作上不能有絲毫松懈。要繼續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城鎮新增就業5771萬人，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等等。
（三）用數字說話
首先，政府工作報告通常把發展指標量化，以指標數字的形式直觀醒目地規劃了未來的發展藍圖，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注。有數字指標的同時又不失文字的配合敘述，向讀者和聽眾傳遞了豐富的信息。例如：就GDP預期增長率而言，我國已經連續第七年把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設為8%左右，但同樣是8%，實質卻發生了變化。在金融危機后的2009年，8%著眼于保增長；2010年8%在于鞏固經濟向好趨勢，而2011年的8%，核心是穩住經濟增速，致力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這里連續的8%表明了中國GDP從重量輕質向重質保量的轉變。
其次，政府工作報告擅于用數字展示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例如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陳述道：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加快，五年建成鐵路新線1.6萬公里，新增公路63.9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3萬公里，新建、改擴建機場33個，新建和加固堤防1.7萬公里；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新增發電裝機容量4.45億千瓦，其中水電9601萬千瓦、核電384萬千瓦。關停小火電機組7210萬千瓦。這樣的信息數據精確、具體，令人信服，催人奮進。在數字信息描述方面，報告還使用“左右”、“以上”等表達，注重準確性和科學性。例如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當年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廣義貨幣M2增長目標為17%左右，新增人民幣貸款7.5萬億元左右。
關鍵詞：溝壑密度；溝壑特征；影響因素；延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 P9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6）14-0108-04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ully density in the Yanhe river basin，this paper based on DEM of Yanhe river basin and ArcGIS software，using hydr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mean value change-point method to extract the best gully system，and analyzed gully density in Excel software.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total gully density in study area is 1.16km/km2，and the trend of gully density in partition areas is D1area>D2area>D3area>D4area；in different partitions，the average lengths of gullies and gully density with different classes have great differences；the gullies with same classes in different partition areas have different space distribution，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gully density also exists；these gully density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results of landform factors and soil properties and so on.The study will help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soil erosion，and understand deepl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gully density，the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ming up with integrated control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ertinently.
Key words：Gully density；Gully characteristics；Influence factors；Yanhe river basin
土壤侵蝕使土地資源遭到破壞，土壤肥力和質量下降，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環境問題之一[1]。定量評價區域的土壤侵蝕量、土壤侵蝕強度及其空間分布特征，對于采取相應措施減少水土流失、保護和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具有重要意義[2]。土壤侵蝕強度除了可用土壤侵蝕模數和土壤侵蝕厚度評價外，還可以采用溝壑密度來定量描述。溝壑密度可用于描述地面切割破碎程度，以單位面積上的溝谷總長度來度量[3]。溝壑密度越大，地面越破碎，土壤侵蝕程度越大[4]。目前，關于溝壑密度的提取方法，主要有外業調查法、遙感圖像處理法、數字高程模型（DEM）法、地形圖量算法等[5-6]。隨著數字高程模型被廣泛應用于地形特征提取、流域水系分析等數字地形分析領域[7-8]，溝壑密度、溝壑切割深度等溝壑特征參數以及坡度、坡向、流域邊界、溝谷網絡、溝谷節點等地形特征參數皆可通過DEM提取[9-10]，操作簡便且提取精度較高，不失為一種高效處理數據的方法。
黃土高原是我國土壤侵蝕最嚴重、生態環境最脆弱的地區[11]，地面溝壑縱橫，支離破碎，切割程度極大，因而該區城溝壑特征的研究一直是土壤侵蝕研究領域的重點。本文以延河流域為研究對象，按高程大小將研究區劃分為4個小區，對比分析不同小區溝壑密度的統計學特征。研究結果不僅助于揭示土壤侵蝕的空間差異性，而且可深入理解溝壑密度的影響因素，從而為有針對性地提出水土保持綜合防治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延河，黃河一級支流，全長286.9km，源于白于山附近，由西北向東南注入黃河，流域面積7 725km2，位于36°21′～37°19′N，108°38′～110°29′E。流域年平均氣溫為8.8～10.2℃，年平均降雨量為520mm，且集中于6―9月。土壤類型以黃綿土為主，質地均一，土質疏松，抗侵蝕能力差；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形態表現為以下3種類型，即：上游為峁梁丘陵溝壑區，梁多而峁小，河床比降大，植被稀少，侵蝕強烈；中游為峁狀丘陵溝壑區，梁窄峁小，河谷寬闊，階地發育；下游為破碎塬區，塬面窄小，沖溝發育。總體上黃土丘陵溝壑區面積約占90%，水土流失嚴重。
2 數據與方法
2.1 數據獲取 本文以地理空間數據云網站的DEM數字高程模型數據為基礎數據源，以WGS_1984_UTM_Zone_49N為空間參考，空間分辨率為30m×30m。
2.2 數據處理
2.2.1 延河流域的生成 在ArcGIS10.2軟件中首先對DEM源數據進行拼接處理，利用水文分析功能生成矢量河網數據，分水嶺工具生成集水流域，選擇、導出并合并延河流域干流及其支流所流經區域，利用合并后的延河流域面文件裁剪DEM源數據，獲得延河流域DEM數據，如圖1所示。
2.2.2 溝壑密度計算方法 溝壑密度也稱溝谷密度或溝道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內溝壑的總長度，單位一般以km/km2表示，數學表達式為：
[D=LA]
式中：D指溝壑密度；∑L指研究區域內的溝壑總長度（單位：km）；A指特定研究區域的面積（單位：km2）[12]。
2.2.3 延河流域溝谷網絡提取 在延河流域溝谷網絡提取過程中，匯流閾值的大小直接決定了溝壑密度的大小，故數據處理的關鍵在于設置合理的閾值。為了確定延河流域溝谷網絡的最佳閾值，在ArcGIS10.2軟件中建立水文分析模型，分別選取100、200、300…2 300、2 400、2 500等一系列閾值，運用圖解建模的方法依次運行模型（具體模型見圖2），當閾值位2 500時流域溝壑總長度趨于穩定。由圖3可看出，隨著匯流閾值的增加，流域溝壑總長度隨閾值增加總體呈冪函數減小，相關系數R2為0.999 4，擬合度較高，通過統計學檢驗。
為了使提取的溝谷網絡更加接近真實溝谷形態，基于均值變點分析法，確定曲線由陡變緩的唯一點，即為最佳閾值點。由圖4可知，當匯流閾值為500時，所提取的溝谷網絡最接近真實溝谷形態，此時流域溝壑總長度為8 903.55km。
3.1 溝壑密度 研究區按高程大小可劃分為4個分區，即延河中游河谷平原區（HD2區>D3區>D4區的特點，而第2等級溝谷的溝壑密度為D2區>D1區>D3區>D4區。
[m]
圖5 延河流域溝壑密度分布
從不同分區不同等級的溝谷平均長度來看，在不同分區中，隨著溝谷等級的增大，不存在明顯的規律性。1區以第3級溝谷平均長度最長，為1.15km，第1級和第2級溝谷的平均長度相差不大，第7級的溝谷長度最長，為14.65km；2區除2、5、6級溝谷外，其余溝谷平均長度隨著溝谷等級的增大而減小，溝谷長度除6級溝谷外隨溝谷等級的增大也呈減小趨勢，2級溝谷的平均長度最大，為0.92km；3區溝谷長度及溝谷最大值均隨著溝谷等級的增大遞減，平均長度以1級溝谷最大，為0.81km，4級溝谷最小，為0.62km；4區1、2級溝谷的平均長度分別為0.71km和0.56km，1級溝谷長度為2級溝谷長度的10倍左右。
同一等級的溝谷，在4個分區中的空間分布也不相同（圖5）。7級溝谷即溝谷主干有且僅有1條，僅存在于1區和2區范圍內，主要分布于2區，在2區的溝谷長度為1區的10倍之多；6級溝谷即溝谷的一級支流，僅有2條且僅分布于2區，溝谷總長度為73.93km，兩條溝谷的長度分別為24.65km和49.28km；5級溝谷有7條，分布于2區和3區，其中有4條完全分布于2區，3條既分布于2區，又分布于3區，在2區的溝谷長度為168.95km，占5級溝谷總長度的84.09%；4級溝谷共38條，仍主要分布于2區，有20條完全分布于2區，其中分布于2區的溝谷長度為438.50km，3區的溝谷長度為103.06km，2區溝谷長度是3區的4.25倍；3級溝谷分布于1區、2區和3區，以2區分布最多，其溝谷總長度為1 168.26km，分布于2區的溝谷長度為826.94km，占該級沖溝總長度的70.78%；其余1、2級溝谷在4個分區中均有分布，為整個溝壑系統的主體部分，其中，1、2級溝谷在2區中的分布均大于3區，其溝谷長度分別為2 790.95km和1 451.34km，分別占該級溝谷總長度的61.79%和64.56%，二者在1區中的分布均最少。總體上看，研究區各級溝谷主要分布于2區和3區，且分布于2區的溝谷數量及溝谷長度均最大，其溝壑密度也較大，為1.66km/km2，表明研究區侵蝕最強烈的地區位于2區，是該流域的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域；雖1區溝壑密度最大，但由于其面積最小，且溝谷級別類型較少，且其屬于延河中游河谷平原區，呈條帶狀沿干流分布，主要地貌類型為河流階地且階地面寬坦[13]，故其地面破碎度較小，不作為水土保持防治的重點區域。
3.2 影響因素
3.2.1 地貌形態 地貌是組成自然環境的基本要素，一個地區的土壤侵蝕差異受到不同地貌形態的制約。一般來說，平原地區以堆積為主，山區和丘陵地區則以侵蝕為主[12]。溝壑密度的大小主要取決于溝谷的發育程度，在研究面積一定的條件下，其與溝谷總長度成正比。黃土高原的地貌類型主要有塬、梁、峁及各類溝谷，黃土塬部分地形較平坦，侵蝕較弱；梁峁區主要發育細溝、淺溝、切溝等多種形態的溝谷，且具有坡度大、坡度長、臨空面大的特點，有利于水流侵蝕和重力侵蝕的發展，故為黃土高原侵蝕最強烈、地形最破碎的地區[12]；山地區則多發育深切沖溝，切割深度較大，且大多已達侵蝕基準面，下切侵蝕與溯源侵蝕過程受到抑制，即溝谷發育過程受到限制，故雖土壤侵蝕強度較大，但地形破碎度較小，溝壑密度較小。研究區4個小區可進一步劃分為平原區（1區）、梁峁區（2、3區）和山地區（4區）。梁峁區的溝壑密度為2.43km/km2，較山地區（0.18km/km2）大，且山地區僅發育1、2級溝谷，溝谷類型較單一，梁峁區發育1～7級溝谷，溝谷類型復雜多樣，溝谷發育程度大，地形破碎，是水土保持綜合防治的重點區域。
3.2.2 土壤性質 土壤性質是影響溝谷發育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地表組成物質越疏松，溝谷越發育。延河流域主要的土壤類型為黃綿土，土體結構疏松，有機質含量低，易受侵蝕，巖性主要為中生代的砂巖、砂頁巖。黃土的這些性質表現為其機械組成由西北向東南逐漸變細，物質越細、抗蝕能力越（下轉116頁）（上接110頁）強，故地表組成物質由西北向東南抗蝕能力增強[14]，從而影響了溝壑密度的空間分異。
4 結論與討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研究區各分區溝壑密度呈現出D1區>D2區>D3區>D4區的特點，3區和4區隨溝谷等級的增大，溝壑密度呈減小趨勢。1區7級溝谷的溝壑密度最大，為2.02km/km2，2區1級溝谷溝壑密度最大，為0.79km/km2。研究區總溝壑密度為1.16km/km2，景可[14]的研究結果表明，不同比例尺地形圖上，以不同起算點研究同一流域的河網密度，大小往往可相差5倍左右，其中延河流域溝壑密度大小介于0.41～1.45km/km2，與本文的研究結論一致。
本文通過對延河流域按高程進行分區，并且對不同分區的溝壑密度統計學特征進行分析，有助于認識不同地貌類型下溝壑密度的空間分異特征，從而進一步地反映了地表破碎度即土壤侵蝕強度的差異性，為提出有針對性的水土保持綜合防治對策提供理論依據。前人對黃土高原地區溝壑密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宏觀上的空間規律性以及不同流域、不同尺度地域之間溝壑密度特征的對比分析，而對同一流域按不同標準劃分分區，對比不同分區溝壑密度特征及空間分異性，揭示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則較少，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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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業可分為“狹義建筑業”和“廣義建筑業”，狹義建筑企業主要指建筑產品的生產（即施工）活動，廣義的建筑企業指建筑產品的生產和建筑生產有關的所有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規劃、勘察、設計、建筑材料與成品及半成品的生產、施工及安裝，建成環境的運營、維護及管理，反映了建筑業整個經濟活動空間。文中所談的建筑業是廣義建筑業。根據行業分類，建筑業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公路建設、城市軌道建設、水運港口建設、城市建設、房地產、能源建設和能源調度工程，除了上述種種之外，還有冶金、化工、電子工程等等。本文研究的行業是房地產建設行業。
如表1，反映2004年至2009年我國建筑企業部分指標的發展情況。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建筑企業單位數從2004年的59018個發展到2009年的70817個，雖然在2005年有所下降，但是總體趨勢都在增加；從業人員從2004年的2500.3萬人發展到2009年的3672.6萬人，增加比例都在上升，總體的從業人員也在不斷上漲；行業總產值從2004年的29021.45億元到2009年76807.74億元，增加61%，年均增長率約為10%；再從建筑行業利潤總額看，增長速度很快，從2004年的7192468萬元增加到2009年27187552萬元；從企業勞動生產率指標看，從2004年20887元/人到2009年37640元/人；利稅總額從2004年16554384萬元增加到2009年53724409；企業增加值從2004年的56157837萬元增加到2009年的156198171萬元。
二、我國建筑企業知識型員工人口統計學特征分析
首先，通過對我過建筑企業知識型員工159份有效問卷按性別、年齡、學歷、婚姻狀況、工齡、崗位特征做一個人口統計情況分析，如表2所示：
從性別分布來看，159名被調查者中大部分是男性員工，占據66.0%的比例，女性員工只有54人，占據34.0%的比例。這種分布顯著反映了目前建筑企業的知識型員工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該行業的環境和工作屬性特殊性的原因，符合了客觀實際情況。
從年齡分布來看，A建筑企業知識型員工主要集中在35以下年齡段，分別占據78.0%，說明大部分員工年齡偏小，年老員工引進方面很少。這與該企業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的因素有關。
從學歷分布來看，本科學歷的知識型員工占據47.8%的比例，占接近總人數的一半，其次是大專學歷員工占據28.3%，而研究生及以上和高中（中專）的學歷的員工少。這反映了建筑企業知識型員工的學歷層次偏高，這與建筑企業工作信息化和項目準確化的需求因素有關。
從婚姻狀況分布來看，已婚和未婚的知識型員工占據的比例相當，分別占據50.9%、49.1%，這與該行業的發展情況有關。
從工齡分布來看，1年-5年知識型員工分別占50.3%，占據一半的比例，6年-10年占據14.5%，說明A建筑企業的處在發展階段，大部分知識型員工都是最近10年引進的。
從崗位分布來看，四個性質崗位的員工比例差別不大，其中管理性質的崗位占據31.4%稍微比其他三個性質的崗位高點。這很好地反映了目前建筑企業在生產部和工程部方面需求量還是很大的。
關鍵詞 教學系統 整體性 層次性 開放性 自組織性
中圖分類號：G633.6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錢學森教授曾經給系統下的定義是：系統就是由許多部分所組成的整體，所以系統的概念就是要強調整體，強調整體是由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各個部分所組成的。教學系統這一提法就是系統論思想作用于教育教學領域的體現，所以教學系統也符合系統論的基本原理。教學系統是教育系統的子系統，它與社會系統相似，也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復雜大系統，但是它相對社會系統而言，是一個作用明確的系統，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的自組織系統。教學系統是指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以完成教學目標的整體系統，主要包括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內容。
教學是能動性要素是教師和學生，而教師與學生也屬于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從社會大系統來看，教學系統是培養人的服務系統；從個體人的系統來看，教學系統是人的發展系統。教學系統作為一個復雜大系統也有自身特征。
1教學系統的整體性
整體性是系統的最鮮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系統之所以成為系統，首先就必須要有整體性。教學系統整體性是指，教學系統是由教師、學生等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機整體，各個作為系統子單元的要素一旦組成教學系統整體，就具有單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質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系統的質的規定性，從而表現出教學系統整體的性質和功能不等于各個教學要素的性質和功能的簡單加和。
教學是一個系統的多層次組合，同時也是一個表現出多層次整體性的活動。首先，教師及教師的活動體現著整體性。教師統一受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的協調管理，不同學科教師分工組合完成教育教學活動，同時教師及其掌握和運用的教學要素中的教學方法共同作用于教學活動。其次，對于學生層面而言同樣如此。學生不能等同于人和學習方法的簡單家和，諸多學生一起還衍生出了競爭與合作。再次，在教學系統中，教學內容的整體性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知識體系的構建、知識的梳理直至學生的發展都是教學內容整體性的體現。
因此，教學系統的基本問題和研究的出發點就是教學系統的整體性問題。
教學系統既然能從社會系統中獨立出來，并且有別于其他社會子系統，就說明了教學系統區別于其他系統的規定性，這也從事物存在的方面反映了教學系統的整體性。從系統整體性最根本的著眼點來看，“系統是有組織的群體，組織性表現為元素或部分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互聯系”，教學系統中各要素之間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得教學系統具有了整體性。
2教學系統的層次性
由于組成教學系統的諸要素的種種差異包括組合方式及相互作用形式上的差異，從而使教學系統組織在“地位與作用、結構與功能上表現出等級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質的差異的系統等級”，教學系統層次性就反映了這種有質的差異的不同的系統等級或教學系統中的等級差異性。
教學系統的層次是層層嵌套的，形成了一個層次網絡，同時教學系統子系統中教的子系統、學的子系統、媒介子系統，以及每個子系統中的教學要素等概念都是相對的，例如教的子系統可以說成是教的要素，而教學內容這個要素又可以看作是各種知識、教學目標等組合形成的低級系統。所以子系統和層次的劃分是客觀世界層次多樣性的反映。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研究方法的差異等都有可能導致系統層次的劃分各式各樣。
對教學系統來說，從物質的存在形式來看，教學系統是一個有形要素構成的層次與無形要素構成的層次的組合，當然，無形要素層次主要由有形要素層次衍生而來；若單論教學系統構成的要素“若教學要素作為第一層次，那么第二層次則是平凡要素與特質要素，平凡要素中的各要素和特質要素中的各要素組成第三層次，第三層次的要素又含有若干要素組成第四層次，如此類推”；從教學規模來看，存在著各種大、中、小型學校及教育教學機構，形成了規模上的層次差異；按個體成長發展順序來說，教學是一種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至大學的遞進層級系統；從觀念形態來看，教學是一種知識由低級到高級、由單一到綜合的知識累積系統；從教學的基本出發點來看則教學系統則包括教的子系統層次、學的子系統層次、媒介子系統層次。
3教學系統的開放性
“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任何事物不能夠獨立的存在，都同其他事物處于相互的聯系中”，這是唯物辯證法關于聯系的普遍性和客觀性的觀點。教學系統作為社會子系統的一部分，同樣也是整個世界系統的組成部分，必定與外部環境或其他系統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系，誠然，與社會系統聯系最為緊密。社會系統也就成為了對教學系統影響最大的外部環境。
教學系統的開放性原理表現為教學系統具有不斷地與社會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性質和功能，這是教學系統不斷得以向上發展的前提，也是教學系統得以穩定存在的條件。
教學系統的開放性體現在教學要素與外部環境的聯系上，按照耗散結構理論，教學系統的開放性表現為不斷引入負熵的過程。每年大量的新教師補充到教師隊伍之中，學生不斷地從學校走入社會，科技發展的新內容不斷更新到教學內容之中，這些都是教學系統從社會環境中獲取的負熵流。
教學系統的開放性不僅是指對于社會環境這種高一層次的系統開放，也包括向低層開放，即向教學系統內部開放。系統向{層開放，使得系統可以與環境引發生相互作用，可以發生與環境之間的既競爭又合作；而系統向低層開放，使得系統內部可能發生多層次的、多水平的在差異之中的協同作用，更好地發揮系統的整體。
4教學系統的自組織性
教學系統的自組織性是指，在教學系統的開放性而產生的內外因素的復雜非線性相互作用下，內部要素的某些偏離系統穩定狀態的漲落可能得以放大，從而在系統中產生更大范圍的更強烈的長程 相關，最終自發組織起來，使教學系統從低級向高級形態不斷發展。
教學系統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這是教學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前提條件；教學系統是一個包括教師、學生、教學內容在內的常常表現出混沌性的非線性系統，各要素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函數關系，這是教學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內在動力。
在教學系統中，各要素偏離平衡狀態的漲落主要是由于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的共同作用。在教學系統內部，在教師、學生、教學評價等都是典型的非線性系統，在信息多向流通的過程中，每一個內部子系統皆有可能因其非線 性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并被逐級放大、最終影響整個系統的發展。外部環境的變化也是引起這種漲落的誘因，通過前文分析，教學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必不可少存在各種聯系，社會系統作用于教學系統的影響便會造成內部的漲落。這種漲落成為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原初誘因。
（通訊作者：時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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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后交通動脈瘤；形態學特征；破裂風險
[中圖分類號] R6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10（a）-0010-03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 and its Rupture Risk Assessment
CHEN Sheng，LIU Cong-guo，CHENG Hao，XU Chang-lin
Third Clinical College of San xia University，Neurosurgery of Central Hospital， Gezhouba Group， Yichang， Hubei Province，443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rupture risk of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4 from a single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in 193 cases， according to the rupture were divided into rupture group and 80 cases of unruptured group 113 cases， according to the 3D CTA model，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verage ratio of tumor size， tumor length and neck width （AR value）， there is no point to the top of different tumors， ASCI，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of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rupture risk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Results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tumor rupture group was （6.55 ±2.85） mm， the average size of unruptured aneurysm group was （6.38 ±3.71） m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R=12.895， P=0.001）； AR value （OR=4.899， P=0.001）； the top of aneurysm after pointing to the outside （OR=7.498， P=0.029）. Conclusion AR， with daughter sac or not ， Under the top of the tumor is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 which can as its rupture assessment.
[Key words]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Rupture risk
后交通動脈瘤是造成蛛網膜下腔出血的重要病因，其破裂率很高，破裂后的致死致殘率極高[1-2]，因此對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評估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以往學者研究大多從顱內多個部位的動脈瘤中進行總體分析研究，很少有專門針對后交通動脈瘤的形態學與破裂風險的相關性研究，故該研究專門采集該院 2011年1月―2014年12月連續收治的單發后交通動脈瘤病例193例，從形態學因素的角度分析其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相關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分析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獨立危險因素，為臨床做出最佳的決策提供真實可靠的數據支持，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該院 2011年1月―2014年12月連續收治的單發后交通動脈瘤病例193例，共193個后交通動脈瘤的資料，按破裂情況分為破裂組80例（80個后交通動脈瘤）和未破裂組113例（113個后交通動脈瘤），患者納入標準[3]：①排除由外傷和（或）感染所致后交通動脈瘤；②排除合并有其他血管性疾病如血管畸形、等的病例；③僅納入單發的后交通動脈瘤病例。排除標準[4]：根據后交通動脈瘤的定義、影像學資料等均無法確診為后交通動脈瘤、后交通動脈瘤合并其他腦血管畸形者、外傷性動脈瘤。最終共收治診斷滿足條件的后交通動脈瘤患者193例。破裂的后交通動脈瘤患者均存在明確的經CT血管造影證明的影像學依據。破裂組80例患者中，男性42例，女性38例；患者年齡20～65歲，平均（48.66±12.78）歲；未破裂組113例患者中，男性53例，女性60例；患者年齡18～64歲，平均（46.98±11.68）歲；兩組患者在性別構成、年齡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CT掃描
CT血管造影（CTA）檢查：頭部由第1勁椎至顱頂，頭頸部由主動脈弓至顱頂。
1.3 圖像后處理及形態學特征的觀測
1.3.1 圖像后處理 圖像經重組處理后，得到后交通動脈瘤的血管造影，采用VR和MIP以多角度、全方位顯示后交通動脈瘤，包括整體觀和前后視圖、左切左視圖和右切右視圖，上切下切圖以及局部圖像等。
1.3.2 后交通動脈瘤形態學特征的觀測與結果統計 后交通動脈瘤的瘤體平均大小，瘤體長度與瘤頸寬度的比值（AR值），瘤頂指向（CT血管造影顯示后交通動脈瘤的瘤頂均指向后，故瘤頂指向包括：后上外，后上內，后下外，后下內），有無子囊（光滑瘤體表面的局灶性尖角狀、狀及不規則形突起定義為子囊）。
1.4 觀察指標
瘤體以7 mm分組、瘤體長度與瘤頸寬度的比值（AR值）以1.5分組、瘤頂指向、子瘤的存在情況等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相關性。
1.5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所有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如果資料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采用t檢驗，如果資料不符合正態性分布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用[n（%）]表示，檢驗水準α=0.05，雙側檢驗。P
2 結果
2.1 瘤體以7 mm分組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情況
破裂組后交通動脈瘤的瘤體平均大小為（6.55±2.85）mm，未破裂組的瘤體平均大小為（6.38±3.71）mm；兩組后交通動脈瘤平均大小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將病例資料按后交通動脈瘤瘤體≥7 mm與瘤體
2.2 瘤體長度與瘤頸寬度的比值（AR值）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情況
破裂組AR值（1.57±0.684）大于未破裂組（1.24±0.46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瘤頂指向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情況
CT血管造影顯示后交通動脈瘤的瘤頂均指向后，193例后交通動脈瘤患者瘤頂指向分為：后下外148例（76.68%）后下內28例（14.51%）后上外8例（4.15%）后上內9例（4.67%）。后交通動脈瘤瘤頂指向為后下外的破裂率為81.33%，明顯高于其他不同瘤頂指向的后交通動脈瘤之和。經χ2檢驗，χ2=8.140，P
2.3 子瘤的存在情況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與否
CT血管造影顯示，后交通動脈瘤存在子瘤的共計75例，其中，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有68例，破裂率高達94.67%，無子瘤組中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率為69.49%，經χ2檢驗，χ2=17.689，P
2.4 多因素分析
研究納入瘤體大小、瘤體≥7 mm、AR值≥1.5、瘤頂指向后下外、有無子瘤，應用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逐步剔除變量：瘤體大小（P=0.755），瘤體≥7 mm（P=0.842）。最終得出回歸方程：Y=2.578D+2.540F+1.607G1- 6.732 （D、F、G1分別為賦值變量AR值、瘤頂指向后下外、子瘤），結果顯示：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危險因素包括：AR值、瘤頂指向后下外、子瘤。
3 討論
后交通動脈瘤是指發生于后交通動脈發出處的遠測角、近測角，以及后交通動脈與脈絡膜前動脈之間的向后突出的球形動脈瘤；據國內資料統計，后交通動脈瘤占顱內動脈瘤的1/4，發生率為顱內動脈瘤之首[5]；其破裂率極高，破裂后致死致殘率也很高。但臨床上對其破裂風險評估的指標尚未得到規范，專門針對后交通動脈瘤的形態學特征與其破裂風險的相關性研究也甚少，因此在臨床治療時缺少真實研究數據的支持，難以為患者制定最佳的臨床治療決策，治療進度較緩慢。故該研究專門采集該院 2013年1月―2014年12月連續收治的單發后交通動脈瘤病例193例，從形態學因素的角度分析其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相關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分析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獨立危險因素，為臨床做出最佳的決策提供真實可靠的數據支持。
該研究結果顯示：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臨界AR值為1.5，AR值越大，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越大，AR值與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有較好的相關性，可以作為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診療依據。后交通動脈瘤瘤頂指向為后下外的破裂率為81.33%，明顯高于其他不同瘤頂指向的后交通動脈瘤，說明瘤頂指向是后交通動脈瘤的破裂的危險因素。CT血管造影顯示，后交通動脈瘤存在子瘤的共計75例，其中，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有68例，破裂率高達94.67%，無子瘤組中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率為69.49%，說明子瘤的存在與否顯著加劇后交通動脈瘤的破裂風險，子瘤存在與否可以作為評價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形態學指標，與當前主流研究結果一致[6-8]。有子瘤存在的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率（81.4%）顯著高于無子瘤存在的破裂率（58.8%，P
綜上所述，多因素Logistic分析后交通動脈瘤破裂風險的獨立危險因素可知，后交通動脈瘤的形態學特征（AR值、瘤頂指向后下外、子瘤存在與否）是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危險因素，可以作為后交通動脈瘤破裂的臨床診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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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有線電視臺從2003年開始了電視散文的創作,《沙澧情韻》欄目應運而生,筆者結合創作實踐,就電視文學的一些美學特征及同期聲的魅力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音詩畫的交響。電視散文的形式美是受觀眾喜愛的基本原因。無論是對自然山水的禮贊、對人間真情的歌頌,還是對歷史遺跡的感懷,觀眾總能從亦真亦幻的畫面、雋永的語言和舒緩曼妙的音樂的交相輝映中,進入某種物我交融的意境,感受博大的人文精神。其實欣賞電視散文,從形式美上說是欣賞音詩畫的交響。
音詩畫本是三門獨立的藝術,三者意境相通,但無論哪一種藝術都既有其優勢又有其局限。畫面塑造的形象具體可感,但單純的一幅畫又往往難以讓人理解物象的延展性意義和它的深層內涵;詩表現的形象空靈、深邃、意蘊悠長,許多用畫刻意表現的情感、風骨只需一兩句詩就把它點化了,可單純的詩畢竟又會因缺少義理的憑借,或者欣賞者文學素養的限制而影響其審美效果;音樂表現的形象常常令人陶醉,但用音樂來表現具象是不現實的,可它的非語義性和表現性,又使它在表演藝術和像電視這樣的綜合藝術的許多領域,成為不可或缺的情感催化劑。但是要把這三種藝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中創造出新的藝術,就不能不對這三種藝術各自的特點有一個整體的把握,以便揚長避短、合而為一,通過綜合運思,實現音詩畫的交響。音詩畫的融合,最難處理的是詩與畫的關系。電視的先天優勢是記錄實在的影像,而散文表現的許多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這一實一虛怎樣融合?作者認為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兩者融合才和諧。
電視散文本來就是詩與畫的延伸,二者的創作規律是相通的。除了勾連情節必不可少的敘事性語言外,電視散文的創作,應盡可能避免對事物表象的直接描摹,努力挖掘事物的深層內涵,表現由聯想牽出的意向,才能實現與畫面語言的呼應與自然對接;電視畫面的拍攝,除了展示客觀環境必不可少的場景外,也只有盡量摒棄對具象原生態的實錄,轉向對隱含意蘊的虛像的創造,實現與文字元素的“虛里接”,才能使兩者水融,共同營造開啟情感閥門的意境。如作者的山水吟《在水一方》――石漫灘水庫掠影曾經獲得本臺組織的風光片大賽優秀作品獎。
石漫灘水庫的美景許多電視媒體都拍過,把它作為融山水于一體的美景名勝來贊美,而《在水一方》的創作卻融入了作者和攝像記者敏銳的美感感知力,從石漫灘水庫山水系列的表象中,體悟到了“農家山水的本真”,畫面中薄霧里的雞鳴、農家裊裊的炊煙、湖面蕩舟的漁人等多個場景,使得《在水一方》具有了濃郁的農家山水特性,聲畫效果產生的豐富聯想,引導觀眾思緒超出屏幕之外的天地,讓人浮想聯翩,超出文字解說之外的聯想。這種本真的審美價值和蘊涵的人文精神在本片中顯現得淋漓盡致,從而也使得本片回味悠長。
同期聲的完美運用。電視詩歌散文是各種藝術表現手段的有機組合:有字幕――作者的文稿,有解說詞――詩歌散文的朗誦,有畫面――自然景觀、作者的行動、生活場景,有同期聲――使觀眾身臨其境,有音樂――抒發更深層次的情感。這種表現手法的組合,構成了電視詩歌散文的豐富多彩、意蘊深遠。在越來越多的電視詩歌散文作品中,同期聲成為其聲音的主題構成。大量同期聲的運用,使以敘述為主題的電視詩歌散文呈現出鮮明的紀實風格。
同期聲使電視散文具有感染力。在電視詩歌散文作品中,運用好同期聲能打破音畫對位的單一模式,增強電視詩歌散文的現場感和感染力,增強觀眾的參與感和真實感,增添了表情達意的效果。在抒情寫意的片子中,同期聲的運用使得人們對事物的感受更加細膩。由于片子加入了未加修飾的同期聲,就引起了作品聲畫內部的變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狀態,產生了新的電視聲畫的整合機制,從而更加自然、更加本質地表現出生活的原態。如在電視散文《用愛傾聽》的創作中,我們通過運用同期聲和大量的現場聲來表現片中的真摯情感。該片通過細膩的手法講述了一個收養聾啞女童并努力使她接受教育的感人故事,歌頌了一對沒有血緣關系的母女間平凡真摯的愛。但片中通過同期聲的巧妙運用,透過聾啞女童稚嫩的臉龐以及呀呀的學語聲來展現。慈愛的母親一遍遍一聲聲,不厭其煩的手勢、話語昭示了一位母親偉大的愛。當聾啞女童的一句“媽媽”脫口而出時,流淚的豈止這位母親,同期聲的魅力也同時打動了觀眾的心。這畫龍點睛的同期聲和母女間的普通生活場景現場聲無疑是片中的重點和亮點。通過聲音的敘述、畫面的描寫,使電視散文的聲音和畫面達到了“聲畫”一體的效果,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同期聲增強了電視散文的敘事功能。電視散文大多采用幕后解說,敘述時間的發展過程、描述人物內心活動、抒發作者的主觀感情、揭示事件蘊涵的意義。而隨著同期聲在電視散文中的大量運用,不僅改變了電視散文以解說為主的狀況,同時也帶來了電視散文中紀實語言的革命。在有些電視散文作品中同期聲的使用,部分甚至全部承擔了電視散文中的敘事功能。在電視散文《過年》中,大量運用小鎮父女做年夜飯、舞龍舞獅和小鎮的戲臺表現家鄉過年的熱鬧情景,從而表現了家鄉古老的年俗和濃濃的鄉情,達到了意想不到的敘事效果。
電視文學中音詩畫的完美結合,使電視文學具有了美學特征,合理運用同期聲的敘事功能在增強電視文學作品的真實感與生動感,增強事件對觀眾的吸引力和觀眾對事件的參與感等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筆者期待著更多的電視從業人員對電視文學作品中的美學特征及同期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廣泛的運用。
【關鍵詞】 鼻疾病；鼻竇疾病；患病率；流行病學因素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765.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7)12-1101-02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Chronic Nasosinusitis Among Children Aged 4-14 in Yiwu/LOU Zheng-cai*，LOU Zi-han，LOU Peng. *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Yiwu Central Hospital，Yiwu(322000)，Zhejia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cal features of pediatric chronic nasosinusitis and the correlative risk factors in Yiwu. Methods By randomized cluster sampling，from Mar to Sep in 2006 in Yiwu，3 919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ged 4-14 from seven schools were investigated about chronic nasosinusitis and paranasal sinus diseases with a self-filed questionnaire combining with confirmation from doctors' examination. Results Prevalence of chronic nasosinusitis in children was 36.72%(1 439/3 919) in Yiwu. However，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prevalence between girls(36.14%) and boys(37.35%).About 80.16% chronic nasosinusitis children suffered snuffling，65.71% suffered sniveling and 39.76% suffered headache. Percentage of asthma，bronchitis，and pharyngitis among 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 children were 0.82%，23.54% and 44.36%.Conclusion Prevalence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 is high in Yiwu children.Hence，strategy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RS should be practiced.
【Key words】 Nose diseases；Paranasal sinus disease；Prevalence；Epidemiologic factors
研究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的患病情況，掌握相應的科學數據和資料，探討其流行和變化的規律，并通過實施行之有效的健康促進干預措施，降低患病率，是預防醫學和臨床醫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筆者于2006年3-9月對義烏市4～14歲兒童進行了慢性鼻及鼻竇炎患病率及鼻相關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義烏市具有一定代表性、生源相對集中、學生同齡人數最多的城區和農村小學各2 所，城區及農村幼兒園各2所以班級為單位，整群抽取4～14歲兒童共計3 919名為調查對象。
1.2 方法 抽調具有3 a以上住院醫師職稱的專職醫生組成體檢組，嚴格按照《全國學生體質健康狀況檢測細則》進行耳鼻咽常規檢查。制定問卷調查表，調查對象為學生家長、教師，調查內容主要包括：(1)是否經常出現鼻塞、流涕、頭痛、耳悶、干咳等癥狀；(2)出現上述癥狀能否及時就診； (3)鼻腔鼻竇疾病引起頭痛、干咳，首先選擇哪個科就診；(4)看電視時經常開大聲音，是否注意自己的聽力；(5) 是否經常感冒，哪個季節最多； (6) 經醫生明確診斷鼻及鼻竇疾病能否及時遵醫囑治療等。填寫表格前，體檢醫生對表格內容、鼻及鼻竇疾病常見癥狀逐項加以解釋說明，由家長及教師填寫后統一收回。
1.3 鼻腔體征檢查 在每個教室后面固定3～4只100 W燈泡，額鏡照明下用前鼻鏡及壓舌板檢查鼻腔及口咽部。鼻甲肥大或鼻中隔偏曲兒童，單純前鼻鏡檢查困難者鼻腔內噴以少許1%地卡因麻黃素溶液，10～15 min后重新檢查。以班級為單位，在班主任或生活指導教師監督下按學號先后順序依次檢查。同時配備專職人員記錄鼻腔及口咽體征。對體征明顯及高度懷疑慢性鼻及鼻竇炎對象定期輔以影像學檢查。參照《耳鼻咽喉科全書(鼻科學)》[1]有關兒童鼻炎、鼻竇炎的診斷標準：(1)病程超過3個月；(2)持續性或間歇性鼻塞、流涕(黏液涕、黏液膿涕、黃膿涕)；(3)鼻內鏡檢查見鼻腔黏膜慢性充血、下鼻甲肥大，鼻道多涕 (黏液涕、黏液膿涕、黃膿涕)，引流見鼻道、嗅裂等處有膿涕流出或后鼻孔有膿涕流出；(4)影像學檢查(X-ray、CT或MRI)示鼻竇炎性改變。有關上消化道、下呼吸道相關疾病資料(哮喘、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的獲得來源于問卷中既往病史回答。
1.4 統計學處理 統計數據采用PEMS 3.1軟件包分析，主要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2.1 總體情況 共調查3 919名兒童，檢出有患鼻病的兒童2 324名，總檢出率為59.30%。部分學生存在數種疾病，總檢出率按最主要疾病計。以慢性鼻及鼻竇炎檢出率最高，達36.72%。共檢出鼻腔鼻竇常見疾病11種，最常見的鼻病為慢性鼻及鼻竇炎、血管運動性鼻炎、過敏性鼻炎等。
2.2 城鄉及不同性別兒童患病情況比較 農村學生慢性鼻及鼻竇炎患病率明顯高于城區學生，而城區學生過敏性鼻炎、血管運動性鼻炎患病率明顯高于農村學生。鼻中隔偏曲、萎縮性鼻炎患病率城區與農村學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男女童各種鼻腔鼻竇疾病患病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見表1，2。
2.3 鼻腔及鼻竇疾病的癥狀及并發癥分析 兒童主要癥狀為鼻塞、流涕、頭痛，分別占80.16%，65.71%，39.76%，咽部癥狀、慢性干咳、支氣管炎的檢出率分別為44.36%，28.74%和23.54%。
2.4 學生家長對疾病的重視程度 此次共回收表格3 670份，應答率為93.65%，其中有效問卷3 435份。由調查結果可知，城區學生家長比農村家長更重視學生慢性鼻及鼻竇疾病的患者情況，比農村家長更易對學生鼻病及時并遵醫囑進行各種有序干預；但城區及農村家長對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多數易誤認為感冒未愈而首先帶子女到兒科就診。
3 討論
隨著人們對健康的不斷重視，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等各種鼻病的發病率較以往呈下降趨勢。但由于鼻腔鼻竇疾病部位隱蔽，多表現為全身癥狀或癥狀不典型如頭痛、干咳等，常被家長及少數醫生所忽視，因此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疾病仍有一定比例。其產生的各種癥狀已嚴重影響兒童的生活質量、學習及生長發育，如慢性鼻及鼻竇炎引起的鼻后滴漏綜合征已成為慢性干咳的三大主因之一[2]。
鼻及鼻竇炎可分為急性、急性復發性和慢性鼻及鼻竇炎。鑒于急性和急性復發性鼻及鼻竇炎病程相對較短，發病機理與慢性鼻及鼻竇炎不盡相同[4]，尤其是兒童及家長對急性和急性復發性鼻及鼻竇炎的問卷調查可信度較差，因此流行病調查僅涉及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相關問題。兒童鼻及鼻竇炎的發病機制有別于成人鼻竇炎，尤其是胃食管反流等全身及局部因素對鼻腔疾病的影響[3]。今后應繼續對其發病原因、誘發因素等相關發病機制進行流行病學研究，以有效防治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此次調查發現，市農村與城市兒童慢性鼻及鼻竇炎患病率存在較大差異，但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與城市學生耳鼻咽喉患病率的差異可能會逐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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