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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細化對接規制
循環經濟理論作為經濟形式的一種范式，逐步轉化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環經濟構建狀況卻參差不齊。究其原因，除了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因素影響外，主要是循環經濟在理論上還存在某些盲區。因此，明晰循環經濟理論和探索理論與實踐的對接是目前循環經濟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循環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
循環經濟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萌芽之后，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和實踐，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循環經濟理論包括：概念、特征、原則、規律、模式和管理等內容。所謂循環經濟，“就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按照自然生態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種經濟要素在經濟運行中按照閉路反饋式循環方式運行，運動中的物質能量梯次使用，逐步減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環經濟遵循3R原則，即：減量化原則，“就是在生產和服務進程中，盡可能地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則，“就是產品多次使用或修復、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長產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資源化原則，就是最大限度地將生產和消費中的廢棄物轉化為資源。在3R原則的規制下循環經濟運動表現出五種規律性：自然生態式的閉路反饋循環規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轉化規律；廢棄物向新資源轉化規律；循環價值遞增規律；循環效應延展規律等。
循環經濟按照“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運行模式進行閉路反饋式循環運動，構成循環經濟運行程序鏈。在這種鏈式循環中傳遞著物質、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種形式的運動。循環經濟在企業、區域和社會三個層面上的運動就形成了循環經濟的整體形態。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是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者統一，通過“低消耗、低排放、高效應”途徑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于循環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因此，也形成一種個性化的評價指標和方法，
用來評價和檢測循環經濟效果（見表1）。循環經濟的管理以矩陣循環管理為主，力求做到標準化、標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規制化。
二、循環經濟理論的細化
循環經濟理論在向實踐轉化中需要一個理論充實和與實踐對接的過程，就是將其理論內容及其對象分解、擴充和對應具體化，即理論細化。循環經濟理論細化包括對經濟基礎和核心內容兩個方面的細化。
（一）循環經濟理論的經濟基礎細化
循環經濟是改造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社會經濟形態是循環經濟的經濟基礎。社會經濟形態的細化：
一是產業結構細化。產業分類有三次產業、四次產業等方法。四次產業分類法將產業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和信息業。我國產業按照中國國家標準局編制和頒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分為16個門類，92個大類，300多個中類和更多的小類。16個產業門類是：農業、林業、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查業和水利管理；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行業。這些產業門類都能構建循環經濟模式。
二是經濟領域細化。經濟領域是根據社會經濟的職能性質劃分的經濟類型，其中包括生產、服務、消費和管理等四個經濟領域。在這四個細化領域中同樣可以構建循環經濟。
三是經濟區域細化。經濟區域是經濟活動的社會平臺，分為三個層面：企業—企業內部自成系統的經濟循環形成小循環；區域—局部地域和關聯行業內的循環經濟的有機組合形成中循環；社會—無數企業和地區的合理組合或者小循環和中循環的有機連結形成社會一體化大循環。
四是企業經濟細化。企業經濟是社會經濟的基本構件，從企業經濟構成要素及其運動分析，企業經濟包括資本、資金、物資、設備、技術、工藝、人才、信息、生產、運營、管理和項目開發等要素及其運動摸式。資本運行模式：G—W—G’；資金運行模式：貨幣資金—材料設備資金—產品資金—貨幣資金；物資運行模式：材料—加工—產品—廢棄物；設備運行模式：購置—安裝—運行—報廢；技術運行模式：開發—采集—運用—廢棄；工藝運行模式：編制—采集—運用—廢棄；人才運行模式：開發—采集—運用—閑置—流失；信息運行模式：采集—輸入—處理—輸出；生產運行模式：材料—加工—產品—廢次品；運營運行模式：供—產—銷；管理運行模式：建制—執行—調整—廢止；項目開發運行模式：設計—構建—運營—調整—終止等，這些企業經濟構成要素及其運行模式也一樣可以構建企業循環經濟。總之，從以上四個方面對循環經濟理論的經濟基礎的細化分析，為構建循環經濟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對象和路徑選擇。
（二）循環經濟理論的核心內容細化
3R原則細化。3R原則的內容是“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減量化原則要求對物質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產出大。再利用原則要求對資源材料、技術工藝、人才、產品、功能、信息、運營管理和廢棄物再利用等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處理。資源化原則要求對可再利用的資源材料、技術工藝、人才、產品、功能、信息、運營管理和廢棄物等盡可能轉化成新的經濟資源。
運行模式細化。循環經濟的運行是“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路反饋式循環模式框架。資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會經濟中的所有投入；產品是對資源的處理結果；廢棄物是指社會經濟活動中剩余、殘損、閑置、遺棄、排放和喪失功能而廢棄的物品；再生資源是廢棄物經過資源化處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資源。這種新資源反饋式進入循環經濟運行模式構架中再循環流動，從而形成不斷地經濟循環活動。
循環物流細化。循環運動的本質是物質運動，其中包括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種流動形式。物質流指有形物質的流動，如物資、材料、能源、資金、設備、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無形物質傳遞，如數量、質量、功能、作用和效應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環過程中的知識和“知識差”的傳遞，如知識經驗、科學文化、技能技術、工藝設計、規劃指令、市場動態和管理規制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環經濟形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范疇，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全面、系統地在社會各產業、各領域、各區域和各企業實現了經濟循環運動，才能構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世界的循環經濟。
三、循環經濟理論的實踐對接
（一）對接原則
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對接的原則：一是系統原則。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構建和運行中必須系統組合，協調運作。二是對應原則。首先是經濟理論對應經濟實踐，切實著手對現實經濟的改造。其次是循環經濟原理與經濟產業、領域、層面和區域的對應，構建不同類型的經濟循環。最后是循環經濟運行模式與生產消費流程的對應，框架設計和構建生產消費流程中的“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運行模式，并按照這種模式運行。三是規制原則。循環經濟理論也是一種規制，運用循環經濟的理論原則規制社會經濟的循環運行。四是激勵原則。循環經濟是一種長效經濟，必須建立激勵機制，才能保證循環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對接方式
循環經濟理論的對接方式，分為三種：一是全面對接，指一個地區和國家的各產業、各領域、各區域和所有企業全面、系統地按照循環經濟理論構建和運行社會經濟；二是全程對接，經濟活動從設計、構建、運營和管理的全過程都按照循環經濟的理論原理進行規制構建和規范運作；三是分解對接，因循環經濟實踐對象的環境、條件和戰略需求的差異而形成的差異性對接，但總的要求是總體設計，分步實施，最終全面落實。
（三）對接戰略
發展循環經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戰略性，這種戰略性就決定了循環經濟理論的對接戰略選擇，一是因勢戰略。根據構建主體的狀況、環境、條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勢而動地發展循環經濟。二是功利戰略。通過誘發構建主體的功利需求引導和推動發展循環經濟。三是互促戰略。通過示范、功利和激勵形成競爭格局，引導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四、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
循環經濟理論既是一種范式，也是一種規則，具有一定的約束性，這是循環經濟理論的社會功能之一。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性有兩個特點：一是范式性；二是約束性。范式性是通過整合認識，制作規范，構建范例，引導和規范循環經濟的發展。約束性是采取法規、政令、懲戒等手段強行推動和管制循環經濟正常發展。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導向。即通過理論傳導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環經濟理論成為社會意識、公共理念。二是規范供給。即提供可借鑒和仿效的理論規范和實踐示范并進行指導和咨詢服務。三是制約管理。即通過組織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規范和制約循環經濟運行，發揮循環經濟理論的管理職能。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理論是目前世界各國經濟形式的最佳選擇。這種理論要轉變為經濟現實，除了本身應當具備科學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為循環經濟具有“設計經濟”的特點，要求理論系統應當較為系統和完善，理論對應較為具體，因此，循環經濟理論的細化和對接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使構建和發展經濟循環成為切實可行而有效的社會經濟活動，從而促進循環經濟廣泛而深入地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冰冰，于傳利，宮國靖.循環經濟企業運行與管理[M].企業出版社，2005
1．社會經濟關系，就是反映社會經濟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生產始終是“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90頁），因而人們在生產中必然發生構成這種社會形式的獨特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的實質和基礎是所有制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這類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即生產是為誰的利益進行的，決定了社會的階級結構。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固有的與其他社會制度相區別的社會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構成了該社會經濟制度的質的規定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斯大林指出，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完全以生產關系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由此確定了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五種社會經濟關系，規定了五種社會形態。
2．組織經濟關系，就是在具體組織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反映在經濟運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它說明的是各種生產要素相結合的具體形式和特點，如勞動的分工、專業化和協作，企業的經營形式和管理方法，調節經濟運行的計劃手段和市場手段等。這類經濟關系，一方面是適應生產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中，顯示出超越社會經濟關系的某種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制約，因而必然要反映和體現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和要求，成為社會經濟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生產關系（經濟）是指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進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以及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反映社會經濟關系的共性，生產資料所有制體現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和要求。
二、生產關系兩層次的區別和聯系社會經濟關系和組織經濟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1．二者的區別：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是不同的社會經濟形式在經濟上的質的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根本區別之所在；組織經濟關系的許多內容往往是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聯系：社會經濟關系和組織經濟關系是密切聯系的，兩者是一種從屬關系。社會經濟關系反映的是社會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組織經濟關系反映的是人們在具體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相互關系。前者是決定性的，后者是從屬性的，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
三、正確理解生產關系兩層次的意義
1．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理解“兩個基本點”的內在統一性。“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從經濟上來說，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反映社會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等。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改革）是改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是在具體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所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是兩個層次的問題，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進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開放規定了正確的方向，是改革開放得以健康順利發展的保證；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助于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分清生產關系兩層次，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理解“兩個基本點”之間的內在統一性。
[ 關鍵詞 ] 知識經濟 知識商品 知識商品經營理論體系
知識是以人為主體,對客觀事物認識活動的總結與歸納。知識具有顯性和隱性二重屬性,因此通常我們將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兩類。廣義的講:顯性知識是社會發展普遍需求,通過語言、文字、傳媒等形式進行廣泛傳播的知識。隱性知識是在顯性知識的基礎上,針對具體的應用目標,有所創新,獨有所長,僅有少數人(組織)掌握或應用的知識。由于人類認識水平的局限性和客觀世界的無限性,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探索研究是永無止盡的。知識的隱化是相對的,知識的顯化是絕對的,知識的發展是絕對的。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物質商品和知識商品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知識商品的地位逐漸提高、作用愈來愈明顯,主要表現在:知識作為物質商品的生產要素之一,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已經成為物質商品的最重要生產要素;與物質商品的社會再生產一樣,知識商品的社會再生產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發展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引導并滿足人們生活需求的物質商品充分體現了豐富多彩、門類繁多等廣泛性和發展性的特點。與物質商品一樣,知識商品也具有廣泛性和發展性。
其廣泛性來源于并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從空間上看,在當今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位、每一個角落,知識無處不在。
(2)從時間上看,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每個階段、每一種社會形態的存在、發展進步都體現了知識的廣泛使用和不斷創新。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知識商品必然無時不在。
(3)已經建立的多學科、多門類、多層次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大容量的廣泛存在,更深層次揭示自然和社會規律的新理論層出不窮,相應的應用技術也不斷涌現。作為無形資產,知識商品體系繁多,規模龐大,逐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
知識商品的發展性來源于并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物質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其生產過程中就基本確定下來了。而知識商品則不同,知識商品的使用價值雖然在生產的時候也為一定的目的和方向所規定,但在使用過程中經過某些適用性改變之后(甚至不加改變),便可以不斷地衍生。若橫向轉移,可擴大使用價值的范圍和領域;若經縱向滲透,則可繼續生產出一系列相關新知識。
(2)各種知識商品通過人腦的組合加工而形成的新知識大于投入各種舊知識的簡單相加,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知識將取代并超過舊知識。
(3)由于在一定的時間、空間條件下,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限,對同一知識商品的使用價值的認識具有局限性。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們對同一知識商品潛在的使用價值的認識與應用能力將會逐步提高,導致在現實生產的使用過程中,知識商品使用價值必將不斷擴展。從而,有利于新產品的進一步開發和研制生產,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并進而為整個社會帶來廣泛的經濟效益,必然促進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發展。
(4)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與其它生產要素結合會提高這些生產要素的生產率。知識投入的逐漸加大,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全面繁榮與發展,這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完全一致的。
相對于物質產品,知識具有兩重屬性(隱性、顯性);相對于物質商品,知識商品具有多種特性;相對于物質商品的社會再生產,知識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與物質商品截然不同。知識商品的廣泛性和發展性,決定了其區別并相對與物質商品而自成體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知識商品經營理論體系由以下基本理論構成:
知識商品導論:探討知識的二重屬性(隱性、顯性),分析知識商品的十大特性,明確與知識商品經營理論相關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礎上,論證知識商品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內在規律,闡述知識商品經濟理論與應用研究的重要性。
知識經濟的概述:明確知識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以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的大規模社會在生產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形態,分析知識經濟的由來、現狀,闡述知識經濟基本特征,研究知識經濟的現實意義及應對策略,并預測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發展前景。
知識流通經濟學:在尊重知識的兩重屬性、知識商品發展的內在規律及其十大特性的基礎上,分析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征,研究知識商品規模經營,對社會經濟發展各個領域、各個階段的影響及其內在的經濟運行規律。探索和研究知識商品市場運行機理,分析知識商品市場需求、資源分布,闡明知識商品流通在知識的社會在生產中的重要作用。
知識營銷學:在尊重知識的兩重屬性、知識發展的內在規律及其十大特性的基礎上,研究知識商品營銷活動過程及其規律、策略、方式、方法。
知識經營的系統應用:在上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具體分析現有社會經濟條件下,改革市場經營體制,建設、完善知識經營應用系統的必要性。
交通運輸業，是運輸勞動力借助運輸工具對運輸對象改變位移的產業。交通運輸普遍存在人類各種經濟活動中，能夠為經濟活動提供空間聯系的環境，是經濟空間形態形成和演變的主要條件，如交通運輸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產業區域的形成。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自然資源的開發有了可靠并且廉價的運輸保證，促進了經濟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為運輸成本較大的工業的集聚地，如港口，鐵路附近等。人口、勞動力都向經濟帶集聚，能增加就業崗位，進而刺激國民經濟的增長。交通運輸不僅能帶動經濟增長，對不同地區、國家的政治、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我國交通運輸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億元直線增加到2013年27282．93億元;我國城市公共交通就業人數從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會經濟與交通運輸兩者相關關系的數量分析
2．1運輸彈性系數國民經濟發展，運輸需求量增大，運輸量也會隨之增加，它們之間成正比。因此把運輸量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這種關系叫運輸彈性系數。彈性系數是一種比例關系，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對運輸的需求，以及運輸業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適應程度。設運輸量(客/貨運周轉量)年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分別為，，則運輸彈性系數表示為:E=(注:這里E取其絕對值)，以我國1979－2013年運輸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關數據計算運輸彈性系數(取小數點后三位)。數據來源:統計網(1)1980年前E＞1，說明我國1980年之前交通運輸發展速度要高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運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較為敏感，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點變動都能引起交通運輸較大變動。(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穩定在0＜E＜1范圍，說明1980年到現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變動所引起的運輸量變動較小即交通運輸發展速度慢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這時期受社會經濟影響程度較改革開放前期有減小趨勢，但2009年客貨運彈性系數相對前后幾年來說較高，特別是貨運彈性系數＞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運輸業表現出對社會經濟發展較高敏感性。隨著經濟危機緩和，運輸發展開始趨于平穩，最終恢復到穩定水平。2013年我國客貨運輸年增長率出現負增長，表明我國運輸業發展遇到瓶頸，需要制定科學產業發展政策。
關鍵詞：經濟形態 經濟邏輯 計劃經濟 邏輯矛盾 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歷史結局還需邏輯結論
由社會主義國家信奉并實踐的計劃經濟作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形態、經濟體制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先后宣告結束。近年朝鮮、古巴也宣布“改革開放”，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看來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行將結束，而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容。
但是，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終結”？計劃經濟的終結是不合時宜、不服水土、還是不合邏輯？換一種說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關系？由于計劃經濟在記憶猶新的現代經濟史上曾經具有相當的時空影響，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計劃手段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計劃或者計劃經濟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現實話語。由于現代經濟問題的錯綜復雜，亂象叢生，市場經濟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也不可能到達理想狀態，甚至在經濟生活中市場失靈無效的狀態成為市場軟肋，計劃又是觀察這一問題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諸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討論顯得復雜多樣，也是很正常的。就我們要討論的計劃經濟在歷史舞臺上日漸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觀現象，人們的評判觀點莫衷一是，大相徑庭。這反映出：一是計劃及計劃經濟現象本身的復雜性；二是對其認識的過程性，有待于從更高層面去作出邏輯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不同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及邏輯比較
（一） 不同時空下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
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人類社會存在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三種經濟形態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從微觀角度去觀察，自從私有制和國家產生以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的經濟因素和形式，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是同時并存的，構成一個國家或社會經濟的整體。但是從宏觀角度去觀察，三種經濟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經濟總體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漫長歷史上，自然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此一時期的經濟形態從性質上就被稱為自然經濟形態。而在奴隸制社會以來的自然經濟形態中，作為經濟形式的商品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成分，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從數量、比重、地位上都是從屬性質的。此時社會占主導地位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自資本主義社會以來商品經濟便取代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自此以后的經濟形態便被稱為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形態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成分仍然存在著，只不過處于從屬地位。強大的商品經濟并沒有消滅或者排除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反在整體經濟中包容著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換經濟，經濟活動不僅是為了生產者自我滿足，而且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的。計劃經濟如果把它看作一種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調控，或者說國家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活動的話，它由來已久，自從有了國家，國家發揮經濟職能必然會產生計劃經濟因素或形式。但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在經濟總體中，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始終不占優勢數量和地位，長期經濟史沒有出現計劃經濟形態。而計劃經濟理論是在18-19世紀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都有各自的計劃理論，其它學派如馬爾薩斯也有計劃經濟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構想的時候，提出了其影響很大的計劃經濟理論。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按照計劃經濟理論構建計劃經濟的制度、模式和經濟形態。世界上凡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后創建計劃經濟模式，但在計劃經濟形態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成分。雖然計劃經濟的推行者試圖用計劃經濟、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要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但是并沒有真正達其設想。計劃經濟的顯著特點是國家（政府）的計劃、指令、管制成為經濟運行的樞紐，國家的經濟活動盡力按照一套計劃方案和藍圖來實施，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成分都被國家大大削減，甚至一度試圖將其消滅。但是計劃經濟形態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謂曇花一現，其歷史時空最為短暫，其中玄機需要揭示。
（二）不同經濟形態的基本邏輯比較
經濟活動從最一般意義上講，是人類滿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經濟需要的能動活動。人類通過自覺的目的性的活動滿足對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需要。經濟活動服從和服務于人們的經濟目的。經濟目的，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價值，經濟產品是經濟活動的產物，是經濟活動的客體性價值。人的能動實踐活動是架通二者，實現主客體統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首要原則，從目的到活動到手段，人的經濟活動是人的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之間通過人的勞動活動形成的能動的平衡關系。傳統經濟（自資本主義以前）由于較落后的生產力水平，是一種相對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關系，但仍然總體上處于平衡狀態，因為經濟平衡與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聯系。而現代經濟以來由于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過剩性的平衡關系（盡管在資本主義早期存在的是相對過剩，實質短缺），但經濟總要維持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活動的一般邏輯就是遵循實現經濟目的一定的經濟平衡狀態。
自然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者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作為經濟活動出發點的我和落腳點的我是統一的，即“我滿足我自己。”在外部條件正常的情況下，此一模式可以達到人的經濟目的。這一模式實現經濟目的的特點是目的與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平衡；同時表現出滿足經濟目的的封閉性即小范圍內的自我滿足；以及滿足經濟目的的經濟性或節約性，即以自我的經濟需要確定生產的數量，不進行過量生產，過量生產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是無價值的。
商品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經濟“我滿足我” 的簡單內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疊加關系，其滿足經濟目的的特點具有簡單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復雜社會平衡性，即在此條件下人們的生產仍然包含著為自己生產的目的性或目標性，同時也表現為他人和社會生產的擴大性。表現出滿足手段和范圍空間的開放性、滿足程度和數量的豐富性。但與此同時生產活動自我預見的范圍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比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經濟的經濟風險、在全社會范圍的生產不經濟狀態（浪費性）也顯然比自然經濟條件下有所增長。但是，商品經濟在邏輯上包含著自然經濟，其在正常條件下達到人們最基本的經濟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計劃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為：
在這里經濟活動的直接出發點是國家，而落腳點是人民（我們），二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不具有統一性；國家成為經濟的出發點，也違背了經濟活動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國家的需要。從平衡性來看，國家（或政府）是擬制主體，其數量是一，而國民的數量是多，一和多之間是一種很難平衡的關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滿足“多”。盡管這里的“一”是超越個人的一個龐大的組織或機構，但是從其主體性、人格性來看，其無疑是“一”。從邏輯模式上顯而易見，計劃經濟偏離最基本經濟目的邏輯風險已經是顯而易見，其滿足經濟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從總體上來說是不足的。這樣一種邏輯結論也被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蘇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曾經創造了大量的產品，但是直接滿足人們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產品卻相對短缺；從人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來看，長期的計劃經濟中人們的生活質量處于低水平，而這種狀態在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歷史上，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體制或形態下卻是沒有出現的。因此，計劃經濟對基本經濟目的的背離性、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平衡關系上嚴重失衡，成為計劃經濟不能主導經濟生活的根本邏輯根據。
根據上述分析，三種經濟形態的區別在于：在滿足經濟目的上，自然經濟是“我滿足我”；商品經濟是“我們滿足我們”（隱含了我滿足我）；而計劃經濟則是“它（國家）滿足我們”；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體現經濟目的與經濟活動（手段）的統一性；而計劃經濟在邏輯上卻反映為經濟目的和經濟手段的背離性；在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平衡的數量關系上，自然經濟是“1人（我）滿足1人（我）”，商品經濟是“多人（我們）滿足多人（我們）”，而計劃經濟則是“1人（國家）滿足多人（我們）”。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具有這種數量關系上的平衡性，而計劃經濟則不具有這種平衡性。因此從邏輯上得出，在一定條件下，主導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能實現經濟活動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卻會背離經濟活動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關于計劃經濟：在什么意義上宣告終結
如前所述，在一般邏輯意義上，一個國家或社會試圖采取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形態或體制，在經濟邏輯上是行不通的。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既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試驗的失敗也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出于基本邏輯問題，在將來的社會（國家）計劃經濟模式也不會成為未來的現實。因計劃經濟從邏輯上不能成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即使在任何現實的經濟條件下。
在歷史經驗和理性思辯之上，對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及其理論的思考和批判由來已久，不乏真知灼見。在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者與計劃經濟論者、國家干預論者之間的爭論中，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出過反對計劃經濟的經典性思想。哈氏主要從計劃經濟獲取信息的成本接近無窮大，無法分清企業經營失敗或過錯的責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計劃經濟具有低效性，據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計劃經濟的模式能夠正常運轉。而現代制度經濟學也運用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經濟理論等對計劃經濟作出否定性評價。學者黨國印在《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一文中對提出計劃經濟的零交易費用假設、利他人假設、人類理性天賦差異假設等三個前提假設，作出辯駁批評，也對社會化大生產條件與計劃經濟的必然聯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對“完善計劃論”試圖把市場交換規律轉變為計劃者的自覺行為來一個對市場機制的人為模仿進行了批判。
雖然在歷史驗證的立場和理論分析的立場計劃經濟及其理論都日趨被歸于錯謬和荒唐，但本文的對計劃經濟及理論的否定，不是從經濟技術、經濟活動假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計劃經濟在經濟目的統一性、經濟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邏輯錯謬和障礙，得出計劃經濟不能作為一種基本的主導的經濟形態正常地存在于人類經濟生活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補充性的經濟形式和因素，計劃的存在既有其經濟的現實性，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
1.石齊平.朝鮮與古巴：計劃經濟模式的真正終結[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試論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思想[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0(4)
3.黨國印.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J].開發研究，1994(5)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 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 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一、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難題
無論是根據我國的憲法，還是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來看，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國有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和國有股權的轉讓出售，以及國有資產較低的積累率，必然是國有資產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終是退居次要地位。這實際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發展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國有經濟（更確切地說是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如何體現？有一種說法是，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并不取決于數量上占優勢，而是體現在質量上、控制力上或發揮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國家作為股份公司的大股東可以控制超過自身數倍甚至數十倍的資產。應該承認 ，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國家作為大股東如果能夠控制股份公司，則這樣的股份公司與傳統的國有企業就沒有什么區別，過去的弊端照樣存在，這樣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認為，公有制占主導地位最基本的條件還是要在數量上占優勢、保持優勢，有了數量優勢，作用上的優勢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須符合產權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這就是一個難題，破解這一難題關鍵則是要將國有制與公有制區分開來，并且不要將國有制當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這一點，筆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詳細論述，這里僅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即：國有制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都存在，性質也大不相同，這說明，國有制本身并沒有一個什么固有的內在性質，相反，它的性質是由它所服務的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它是為作為社會基礎的私有制服務的，它本身就是一種私有制，如資本主義國有制；相反，如果它是為作為社會基礎的公有制服務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種公有制形式。實際上，作為社會主義基礎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營經濟之中。
二、社會經濟形式結構圖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國有、公有、私有、民營等等概念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經濟形式所作的分類，不同的分類是相互交叉的，許多人搞不清這一關系，這是造成有關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對有關的社會經濟形式作一個系統的分類，見下表。
基本社會經濟形式分類表
按經濟性質
公 混合 私
按經濟主體 國家（官） 國家公有國營 國家混合國營 國家私有國營 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 按產權結構
國家公有民營 國家混合民營 國家私有民營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社會（民） 社會公有民營 社會混合民營 社會私有民營 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
社會公有國營 社會混合國營 社會私有民營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上表作出的分類一目了然。經濟性質維度：公—混合—私；經濟主體維度：國家（官）—社會（民）；產權結構的維度：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形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形態。三個維度兩互交叉，構成12種基本類型（應該是8種，考慮公、私混合經濟性質，為12種）。
“國家公有國營”和“國家私有國營”就是我們常講的“國有國營”，性質有公、私之分。同樣，“國有民營”也有公、私之分。隸屬不同部門或地區的國有資產股份結合以后，就成為“混合國有”，它有國營、民營及公、私之分。
類似地，民（社會）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國營、民營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公有民營”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則是一種“社會混合民營”形式；“社會私有民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非公有經濟，有兩種類型，即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明顯分離的小私有制（包括個體經濟）和所有權與經營權發生分離的大私有制。“社會公有國營”、“社會混合國營”就是過去存在過的集體經濟和集體國有的混合經濟，實際上是國營的，故被稱之為“二國營”。
從上表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應該就是“社會混合民營” 、“社會公有民營”，在此基礎上可作一些擴展，如國家混合民營。國有國營只是少數。少數國有國營企業的目標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會目標、目標，是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
至此，我們可以就標題中的“民營經營”作一說明了。最廣義的“民營經濟”與“國營經濟”相對稱，指“國營經濟”之外的所有經濟形式，既包括國有民營經濟，也包括其他非國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營經濟形式。狹義的“民營經濟”實際上是“民有民營經濟”，既有私有性質的經濟形式，也有公有性質的經濟形式。而最狹義的“民營經濟”則指私有制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我們最好在第二種含義上使用“民營經濟”這一概念，或者范圍再小一點，僅指“民有民營經濟”。
三、關于“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們最初確實包含“社會主義經濟等同于中國經濟的觀念”——當時誰敢說中國經濟還可以甚至應該包括非社會主義的成份呢！于是我們又用強調“中國特色”撇開了一些抽象的無意義理論之爭，特別是批判了糾纏于理論是非忽視實踐和阻礙實踐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風氣。可以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促進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實際含義卻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經濟，它強調中國經濟的主體是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并不意味著因此就可以將非公有制或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也歸到社會主義的經濟范疇之中。
所以，現在看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這一概念確實有它容易引起誤解的地方，但它已約定俗成，我們不妨繼續使用，只是要明確它的具體含義，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如果指中國經濟，它所強調的是中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就是說，這一概念已內含著“非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的含義，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經濟”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就是出爾反爾，并引起人們的誤會了。
當然，從語法的角度來看，用“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或“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來指整個中國經濟應該更好，而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特指 “中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分的主體地位，或者用于強調中國經濟的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相關的另一個整體概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是從調節經濟的手段的角度來說明中國經濟的，首先，它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這區別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其次，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所以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十五大報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沒有使用“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的提法，我認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國經濟的主體，非公有制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因而中國經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事物的性質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它也是中國特色的特色所在，這些本來是明明白白的事情，為什么人們仍然喜歡將非公有制經濟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堆里歸呢？我以為仍然是“恐私癥或恐資癥”在作怪，這又與社會實際經濟生活中非公有制經濟、非社會主義經濟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關。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下決心切實糾正實際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論上的問題也應該搞清楚。但決不能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順而采取將它硬塞進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框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對理論的進步都毫無補益，反而混淆了問題，使人們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資姓社的無謂之爭。
道理其實很簡單，制度是為人服務的，是為發展生產力服務的。具體來說，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也好，非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也好，都是為發展中國經濟服務的，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我們最終選擇了公有制為主體，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將非公有制、將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也作為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因為這樣做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個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為“恐私癥”的陰影違背基本常識而牽強附會地將非公有制、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歸到社會主義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稱它們是發展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好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
1 朱正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主義勞動股，學術，1996（6）；
2 朱正國：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1996（10）；
農業文明的顯著特征是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代表的“生產經濟”逐漸取代以采獵業為代表的“攫取經濟”。我國新石器時代中、后期，隨著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發展，采集經濟、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生產經濟逐漸占據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采集經濟、狩獵經濟以及漁獵經濟成為社會經濟的有益補充。
二、 我國石器時代養殖業與烹飪飲食保健文化
中國石器時代養殖業與農作物的栽培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1.石器時代我國養殖業區系劃分
中國養殖業區系劃分在新新石器時代基本完成。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南、甘肅青海以東地區適合農耕，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多種經營，種植棉麻、染料、蔬果、油料，采集捕撈，栽桑養豬。長城以北的蒙新高原，地廣人稀。匈奴、鮮卑、突厥、女真、蒙古等等游牧、半游牧民族，他們擁有龐大的畜群，牲畜數動輒以萬、十萬以至百萬計，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飲乳漿、喝馬奶酒。畜群以羊為主體，其次是馬、騾、駱駝等[1]。
2.中國石器時代養殖業烹飪原料種類繁多且以豬為主
中國新時期中、后主要文化遺址與養殖動物。距今10000年的河北南莊頭遺址文化遺存至少有九種動物的遺骸：雞鶴、狼、狗、豬、馬鹿、麋鹿等，其中豬和狗可能是家畜[2]。距今約9000年的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第二鈣華板下層的家豬，出土了幾十個個體的豬骨，以成年豬最多[3]。仰韶文化的年代大約為距今6100年至4400年，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飼養動物主要是狗和豬。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780年，誤差在145年。農業和家畜飼養業比仰韶文化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廟底溝遺址26個第二期文化的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數量，遠遠超過該遺址168個仰韶文化灰坑中家畜骨骼的數量。家畜種類也有增加，豬、狗、牛、羊都時常見的家畜[4]。河姆渡遺址出土一件7000年前的陶豬，在亞洲野豬與現代家豬形態之間。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了5000年前的陶豬?k，形態與家豬無異。距今4000年左右的澗溝遺址一個灰坑中即有21個個體的豬頭骨，多數有恒齒[5]。黃牛飼養在中國北方居多，水牛飼養在中國南方居多，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黃牛、水牛在中國南北方均有飼養。河北磁山遺址出土發黃牛的骨骼，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了牛的牙齒，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了7000年前16個水牛頭骨，江蘇吳江梅堰遺址出土了7個6000年前的水牛頭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東大汶口遺址、王因遺址、河北邯鄲澗溝村遺址、陜西長安客省莊遺址都出土過水牛骨骼。羊的飼養遺跡，北方遺址比南方遺址多。最早發現飼養羊的遺址是浙江河姆渡遺址，該遺址出土了形態跟家羊無異的陶羊。裴李崗遺址出土一件陶羊頭，臨潼姜寨遺址出土過一件陶塑器蓋把紐，呈羊頭狀，西安半坡出土有羊骨骼，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南北各文化遺址出土的羊骨骼較多。雞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出土原雞骨骼，西安半坡出土原雞屬的骨骼，河北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山東滕縣北辛遺址有家雞骨骼出土。狗的飼養，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西安半坡遺址都出土過狗的骨骼。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陶狗?k，最具特色的莫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了一系列飼養動物的陶塑形象，如陶豬、陶羊、陶狗、陶馬等等[6]，特別是陶豬的形態，其中一件采用園雕的陶豬，形態引人注目：又園又肥，跟中國現在年畫中豬的形態幾乎一模一樣。
新石器時代中、后期幾乎每個文化遺址都有飼養動物豬的信息，豬在中國石器時代養殖業烹飪原料中占有重要地位。
3.養殖類烹飪原料與飲食保健文化
養殖類烹飪原料是中國人優質蛋白的主要來源，優質蛋白是生命活動最基礎的物質，沒有蛋白質就沒有生命，養殖類烹飪原料是中國人的健康之本。
三、 中國石器版平衡膳食結構的建立
現代營養學的靈魂是平衡膳食，平衡膳食的物質基礎是各種烹飪原料。多種多樣的烹飪原料經過合理搭配、科學烹飪是人體健康的基石。中國石器時代農業文明時期烹飪原料的構成，將現代營養學平衡膳食的精髓體現得淋漓盡致。
1.中國石器版平衡膳食結構建立的時間
中國石器版平衡膳食建立的時間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后期，該時期農業經濟已經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該時期烹飪原料的特點是各類型原料應有盡有，跟當今中國的烹飪原料相差無幾。
2.中國石器版平衡膳食結構的具體內容
根據我國新石器時代中、后期社會的經濟形態，該時期的烹飪原料分為：采集類烹飪原料、漁獵類烹飪原料、狩獵類烹飪原料、果蔬雜糧類烹飪原料、干制窖藏類烹飪原料、釀造類烹飪原料、養殖類烹飪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