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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 A
在兩宋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工藝美術的發展越來越快速。在經濟不斷發展、科技日益進步以及海上交通越來越便利的宋代時期，人們開始擴大對外商品輸出的規模。而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工藝美術品作為宋代經濟文化的載體而不斷向外輸出，增進了宋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比如，北宋和中東、東亞和東南亞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有經濟來往，交流頻繁。
1 宋代工藝美術發展現狀
自唐末以來，中原地區一直處于分裂割據的局面。而宋朝的建立使得這一局面瓦解，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維持了社會的穩定。而在這一社會經濟形勢下，發展迅速的手工業推動了宋代工藝美術的進步，取得的成就非常大。宋代工藝美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生活習俗也在發生改變。紡織品、玉器、漆器、瓷器等等工藝品種不斷在增加，同時出現了日漸豐富的裝飾手法與新型的裝飾技術，形成了工藝美術品多種多樣的新面貌。宋代政府對工藝美術給予了很高的重視，為其專門設立的管理機構大而齊全，促進了工藝美術的更一步發展。根據《宋史?職官志》記載的內容來看，宋代繼承了唐、五代的舊制度，在宮中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工藝珍玩生產的文思院。文思院分為上界和下界兩個部分，分別負責生產金銀珠玉、鋼鐵竹木雜料等。上界生產出來的工藝美術品是最精致的，其價格相對來說比較昂貴。而且宋代還在盛產絲綢的地方設立了管理機構，比如成都的錦院，高度重視絲綢織造業和工業。紡織工業在宋代的發展比較快速，其生產技術、生產數量、花色品種以及織物種類都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更新。宋代的經濟非常繁榮，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政府高度重視手工業。另外，探索創新的學風盛行，都為宋代工藝美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 基于工藝美術的宋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分析
2.1 宋朝對高麗王朝的經濟文化交流分析
在宋代，主要以貢賜貿易的形式來對高麗王朝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民間的出口商品比較多。高麗所處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在北宋和南宋時期分別以遼國、金接壤。在北宋中期之前，高麗的使者都會在登州上岸，而遼、金兩國先后將其占據，官方航線被阻斷，出入地點改為明州。而在北宋中期之后，政府以提高高麗的地位而意圖籠絡高麗與遼國對戰。高麗使者即國信使，在過道的時候，各州通判或者知州都需要出城迎送，沿途費用還會由當地官府來負責，是一種高規格的接待形式。神宗時，宋朝與高麗的貢賜貿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熙寧年間，同文館的設立就是為了接待高麗使者。而在北宋末年，開始由宋朝的樞密院來對高麗貢賜貿易進行管轄。宋代與高麗的貢賜貿易越來越繁榮，大量的瓷器和絲綢等工藝美術品流入高麗，其審美趣味和裝飾紋樣都為高麗帶來了很大影響。而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拓展，大量的折扇、紙、墨和硯等物品從高麗流入了宋朝，而且非常受歡迎。由此可見，兩國相互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對彼此都存在影響。
2.2 宋朝對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分析
在宋朝，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實際上很少，但是民間貿易卻得到非常好的發展。宋代商人一般會將香藥、織錦等運往日本，文具和茶碗也比較多，還有雕刻、茶葉和佛器等等。宋代對日本帶來了影響，在鐮倉時代中期就涌出中國絲綢紋樣的仿制品和絲織產品，比如常陸綢、阿波絹和甲斐斑布等等。日本陶瓷的瓷器紋樣也受到宋朝工藝美術的影響，比如比如建窯黑釉茶盞是宮廷御用茶盞。在宋代，經常會有日本僧人進入國內，比如僧人榮西第一次入宋的時候就將喝茶的風氣帶回了日本，更是著了《吃茶養生記》這一本書而使得喝茶的風氣流行于禪僧中。另外，宋代工藝還影響了日本雕刻紋樣，甚至有宋代工匠參與了日本京都東大寺的佛像鑄造。而宋代工藝商品流入日本的同時，日本的商品也開始流入中國。在北宋時期，日本流入的商品折扇在士大夫中很受歡迎。而宋、遼和金等都仿制了日本折扇的制作技巧與紋樣，在當時的臨安已經出現了折扇鋪。日本流入宋代中國的另一商品刀劍也是宋人非常喜愛的，也仿制了很多類似的商品。
2.3 宋代對其它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分析
在南宋時期，政府授商以官，獎勵商人的貿易活動，從而增加國庫的收入。而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就是泉州，其出口瓷器會轉銷到印度等國家，還會遠銷到北非。在非洲和西亞出土了宋代中國的陶片和瓷器，可以說明宋代中國與阿拉伯這些國家之間的瓷器貿易非常繁盛。而中國也專門生產有阿拉伯風格的瓷器，并且大量出口。埃及受到宋代中國瓷器的影響，在法蒂瑪王朝時期對宋代青瓷進行了仿制。后來，埃及還對青花瓷與青白瓷進行仿制。仿制的瓷器從一開始的形制、紋樣造型到后來的式樣、釉彩，都與中國原產十分相似。在南宋時期，青白瓷是對外出口的主要瓷器品種，在很多國家與地區都比較暢銷。
3 宋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原因分析
總的來說，發展原因主要包括三個，首先是宋代經濟的繁榮。在宋代，社會比較穩定，為社會生產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農業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宋代的發展非常快，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商業也是社會經濟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宋代的商品經濟也非常繁榮。在宋代，不再沿襲唐代的抑商政策，在城市內取消了方形之坊的劃分，不再是由官府來對城市市場進行設定，而是由商人自己來決定商業交易時間與交易地點等。因此，北宋在縣以下的商業繁榮的地方第一次設立鎮市，形成了商賈的交易場所，增強了城市的經濟能力，促進了商業、手工業與海外貿易等方面的發展，為工藝美術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其次，是宋代科技的發展。在古代科技與生產的發展過程中，材料與技藝在不斷發生變化，人類的思維能力與創造能力也在不斷進步。因此，很多類型的工藝美術品種、裝飾與造型開始出現，從而適應豐富多彩的生活。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多半都是誕生于宋朝，而且宋代的醫院與天文學領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被稱為科技百科全書。最后，在宋代，航海技術得到了較大進步，很多大型船舶都被建造出來，指南針的運用更是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政府鼓勵對外貿易，將其稅收作為國家的重要收入之一。宋代航運的發展使得海外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盛況，大量的瓷器與絲綢被出口到日本、阿拉伯和朝鮮等國家。海外貿易的繁榮使得工藝美術品的出口為北宋的財政收入提供了重要來源。反過來，國家重視海外貿易，也促進了社會經濟與工藝美術的發展。
結束語
在兩宋時期，工藝美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繁榮的宋代社會背景下，對外輸出的規模越來越大，成為增加宋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載體，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與高麗、日本和越南這些周邊國家進行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在這個過程中大力傳播了工藝美術，其影響甚至波及整個東亞。宋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發展狀態堪稱極盛，而其中發展繁榮的工藝美術可以對兩宋時期對外經濟文化交流進行解讀，認識到宋代中國取得的成就，也探討了其發展原因。
參考文獻
[1]谷莉. 從工藝美術看宋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J].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5:152-156.
所謂泛經濟主義，乃是指那種視人的一切行為為經濟行為，以經濟發展為根本，以經濟效益或效率為衡量一切行為的標準，奉市場化規則為圭臬的一種全社會流行的理念與實踐的規則。雖然事實上從未有一位學者自稱為經濟主義學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聲稱完全實行經濟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事實上“經濟主義是滲透于現代文化（廣義的文化）各個層面的意識形態，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2]當前中國大眾社會文化的現實，恰恰流行著一種泛經濟主義的價值觀，社會政策也多是不同經濟利益群體博弈的結果。
一、泛經濟主義沖擊下教師職業地位變化而引起身份認同危機
一個社會群體或職業人群在社會中的地位高低，一般認為可以從社會聲望、財富及權威三個維度進行衡量。社會地位雖然與其經濟收入的多少有著一定的關聯，但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其獲得的社會聲望的高低。在中國，社會聲望的獲得與個人在社會群體組織中的身份固然有關，但更取決于從事該職業群體成員行為與主流社會理想追求的目標和大眾文化的認知之間的一致性如何。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崇尚非物質利益的政治、道德等為核心的，泛政治主義、泛道德主義長期以來是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民間社會與國家主導的理想價值觀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沖突，但在對道德、精神等價值的崇奉上，民間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在某些方面卻達到了高度一致。追求物質享受被視為可恥，而精神境界則被認為是人類的終極追求。學校被視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作為傳播政治觀念、道德規范的教育者在社會生活中掌握著一定的話語權。
如果說泛政治主義意識形態的流行，使教育遠離了教育的本質，同樣泛經濟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形成，不僅顛覆了整個社會傳統的信仰體系，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同樣也使以育人為職業的教師的聲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經濟主義對教師職業地位的作用主要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發生影響。
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影響社會地位高低的權力、經濟、道德諸因素中，經濟的比重加大，經濟收入甚至成為民間社會乃至政府衡量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經濟地位也直接決定著社會地位的升降。教育工作的性質，使大多數教師尤其是中小學教師的經濟收入在整個社會階層中排名永遠不可能躋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根據許多社會學研究者的調查，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的聲望排名遠高于一般的私營業主和藍領工人。[3]問題是為何中小學教師的怨恨心態較比其聲望排名低的工人、農民大，發生職業倦怠的幾率也大？事實上，基礎教育實行績效考核之后，收入已經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這并未從根本上激發教師們工作的積極性，也未消除其職業倦怠的現象。美國學者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對于知識分子的一段分析頗有啟示：“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為社會做出了最大的貢獻，社會理應根據他們的價值和貢獻給予相應的回報。”[4]當整個社會呈現出極為現實的經濟主義文化，知識分子將永遠沒有幸福感。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社會文化不僅僅是在經濟收入上給教師帶來了壓力，最為關鍵的是社會文化取向在精神上給予年輕人以挫折。因為在現今經濟主義的環境下，安于現狀的年輕人甚至可能被同齡人視為平庸的代名詞。
如果說成為“成功人士”只是部分人的夢想，對于絕大多數教師而言影響尚不大的話，那么間接的作用便是指社會經濟主義氛圍的形成導致教師精神寄托的消失。在泛經濟主義的社會文化場域中，一方面所有人可以被還原為經濟動物，似乎一切都可以“物”的價值或利潤予以衡量，任何高尚精神的追求均被消解、取笑。對向以精神貴族自居的教師而言，其神圣性的地位也正在被消解。教師如果在與社會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的接觸過程中，再以為國家培養人才為遁詞時，似乎不再有效；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經濟主義文化的形成，教師群體成員一改傳統羞于言利的中國傳統文人的特點，而對物質利益的爭取也不再忌言。當然在社會其他成員均倡導市場法則的同時，卻要求教師群體必須依然信守道德法則，就會造成教師在心理上對自己職業的不滿與后悔，對自己教書育人的身份認同產生危機，職業倦怠現象亦由此而生。
二、教育經濟主義下學校屬性的模糊與教師角色的激烈沖突
“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一類的口號或行動常常見諸中央或地方各種媒體，“恭喜發財”一類與個人切身物質利益相關的話題成為民眾普遍流行的問候語。這種社會文化的變化，標志著長期被壓抑的民間經濟意識的復蘇以及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強力引入的決心，使中國迅速從一個基于傳統非物質因素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社會，轉型到一個物質利益至上的社會。這不僅帶來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還顛覆了傳統的泛政治化社會中權力等級秩序以及對個性和個人物質享受的忽視，同時也使原有的精神信仰體系在這種新的經濟文化中被消解。
經濟主義的猖行，使教育的經濟功能被極力放大。“教育產業化”之類的教育經濟主義的流行，教育屬性是“公益性”抑或“私益性”之類問題被反復爭論，使教育一方面與經濟接軌，改變中國教育僅僅成為身份象征的傳統，使教育更多地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一種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為彌補經費短缺，往往會出現圍繞學校創收、經營、轉制、收費、產權等方面，以增長效益和提升效率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權學交易、錢學交易、招生腐敗、學術腐敗等現象嚴重損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這一教育發展的現實，使公眾對教育的評價降至最低點，教育在輿論和民意中成為“暴利行業”和“腐敗重地”。不僅使學校長期以來樹立的公益、公正、清廉的形象遭到普遍質疑乃至完全顛覆，而且導致教師對自己的職業角色認識變得模糊。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錢享受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被認為是符合等價交換的市場規則的合理行為。
教師熱愛自己的職業，并不僅僅是因為它給教師帶來較為穩定的收入，而且由于他們認定該職業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能夠在與比自己年輕一代的無私交往中感受到快樂，同時教師通過自己的工作使年輕一代從無知到有知，為社會培養了有用的人才，因而使自己常常能夠在良好的職業成就感和職業的神圣感中找到慰藉。然而，在教育經濟主義社會文化下，傳統學校教育擁有的那種“清高”被嘲笑，教育職業不再能享受到“崇高”（盡管可能只是理論上、精神上的）的待遇，教育部門與社會其他機構和組織一樣，只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部門而已。尤其是家長和學生動輒以“消費者自居”，學校常常以“學生乃我們的衣食父母”為訓誡，教師對自己職業的自豪感早已蕩然無存。對于教師職業，不僅社會普通民眾常常以一種鄙視的“商業人”視之，教師們對自己的教育者角色也常常發生困惑：教師到底是教書育人的教育者，還是知識的販賣者？教師將自己的職業僅僅看作是一個獲取報酬的飯碗而已，一旦感覺到這個“飯碗”所獲得的收益與付出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教師們往往會使自己處于一種無激情的狀態之下工作。而當社會大多數成員均可按照市場法則行事，卻唯獨要求教師等少數群體成員必須要有犧牲精神時，這種怨恨情緒更是油然而生。
三、經濟效率崇拜下巨型學校的形成與教師團體認知的減弱
泛經濟主義滲透社會文化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全社會個體與機構對金錢的崇拜和對經濟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優化組合、注重辦學的規模和效益等側重于“經濟成本”降低等一系列舉措成為學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政府撥付的教育經費與教師編制有著直接的關系。換言之，當編制一定時，招生人數的多寡直接決定著學校運行成本的高低和學校效益的大小。招生越多，當然學校的經費也就越寬裕。因此，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默許學校通過擴招來解決經費問題，而某些學校尤其是某些“熱門”學校，熱衷于辦校中校、招議價生，學校規模不斷擴大，同年級的平行班級有的達到三、四十個，而班級人數有的小學多達80余人。
對于學校的巨型化給教育發展帶來的影響，研究者多從教學質量的影響出發。事實上，教師對于自己所屬群體的歸屬感的降低和職業倦怠的形成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為這直接影響著教師的職業生態的狀況。這種影響可以從作為被管理者的教師與學校管理者之間和作為教育者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往斷裂之中表現出來。
在巨型學校中，全校教職工人數一般在300人以上，為此學校在組織機構上建立了科層化制度，有的學校在學校管理者之下還實行年級主任負責制的管理模式。在這個人數眾多的學校團體中，個體之間相互交往的頻次受到極大影響，特別是教師與學校最高管理層之間的直接交往更少，而“團體之成，端賴個人間意識的交通……聚群盲于暗室，雖接近而無交通，有目者若熟視無睹，則彼此間意識亦不能通，二者均不得成為團體”[5]。當群體中人與人尤其是組織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交往較弱乃至斷裂之后，群體成員之間的歸屬感便被削弱。
與此同時，教師在與人數眾多的學生群體的交往過程中，由于疲于應付課堂秩序的整治，按時完成教學任務，因此教師與學生個體的交往頻次也會急劇減少。一旦教師與學生的交往難以深入，教師就不可能融入學生群體之中，師生之間的交往就難以真正做到心與心的交流和對話，教師在學生群體中也就難以實現自己的成就感。
四、經濟管理模式下校長非人文化管理方式對教師成就感的降低
在泛經濟主義的影響下，經濟管理模式曾被視為一切社會管理的“圭臬”，政府的管理模式也開始從意識形態（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識形態）治國轉型到利益治國。學校作為社會組織系統的一部分，也在管理模式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型。
對于學校政策或措施的制定者、決策者而言，如何提高學校對社會的吸引力，為學校增值創收，是體現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事實上，教育管理者對于升學率的追求，乃是因為看到它是關乎學校生存、發展的重大事情。只有升學率高了，報考的學生才會增多，接受學生的費用也才會增多，當然也可由此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和教師的生活與工作的條件。將經濟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引入學校管理之中，其目的是為了提高學校的辦學效率。因此，在中國當下的中小學中，與升學相關的學科教師相對于其他學科的教師具有較大的話語權，他們晉升的機會也遠遠大于音、體、美的教師。
當前中小學對教師管理上的重要舉措之一，便是通過對教師工作的定量化考核而予以評價，并將其與教師的物質報酬直接掛鉤。對于校方管理者而言，教師與其他社會群體并沒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實施嚴格的管理，勢必會導致教師對自身工作的懈怠，影響教學質量，引起學生和家長對學校的不滿。有效管理的方法莫過于管理措施的規范化、數據化、經濟化。
然而，大多數教師在內心并不認可校方的管理方法。各教師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場，反復強調教育工作有其特殊性。過于定性化的評價將抹殺教師教育教學的個性特色，否定教師們的專業立場，同時也是違反教育教學規律的。為了學校的經濟利益，甚至害怕得罪家長而不惜犧牲教師利益和尊嚴的做法，更是使教育者無法開展工作。事實上，盡管由于學校管理者的權力，使教師并不公開反抗校長等管理者的指示，教師工作的激情亦將不再。
總而言之，如果校長們不能讓教師有尊嚴地工作，教師自身又不能自尊自強，那么，想要使學校之內的教師消除職業倦怠，讓學校之外的社會人士尊重教師，尊重教師從事的事業，那只能是一種奢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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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交流與合作；翻譯教學；跨文化；語境；調適
中圖分類號：G633.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2―0083―02
一、翻譯教學對于高校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性
高校國際交流合作是指跨國界、跨民族、跨文化的教育交流，包括合作辦學、學者互訪、合作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教育資源共享等多種形式。高等教育已經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從國內走向了國際，在這個逐步深化過程中，要突破文化差異的障礙，充分開展交流與合作，英語翻譯教學不容忽視。尤其是合作辦學項目，目前在部分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專業，相當比例的課程都已實現全英語教學，從更的深層次看，要培養中西多元文化兼容，既熟諳英語，又精通專業，具有世界眼光的復合型人才，需要很強的英語翻譯能力作為支撐。翻譯能力是檢驗語言綜合運用能力的主要標準，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其翻譯教學就顯得尤為重要。而我國的英語翻譯教學還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并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長期處于邊緣地位，教學模式較為陳舊，培養出來的學生難以適應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大大制約了我國高等院校以更快的步伐融入世界教育、文化交流的進程之中。在世界文化大融合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今天，順應時代需求，抓住國際交流與合作深度開展的契機，以學生為主體，創新突破英語翻譯教學體系，將是加強高等院校與國際接軌，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長遠立足點。
二、翻譯教學文化方面存在的欠缺和問題
傳統英語翻譯教學以“傳授語言知識和翻譯技巧”為導向，再加上一直以來受應試教育的影響，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普遍不重視翻譯教學，孤立地教授抽象的語言知識，認為只要抓好聽、說、讀、寫就足夠了。而作為教學對象，許多學生對翻譯缺乏正確認識，片面以為只要讀寫能力跟得上，能夠理解原文翻譯就不成問題，不需要專門的學習。由于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及翻譯技巧等方面知識的嚴重匱乏，學生所謂的翻譯就出現了詞義堆砌、中式英語、歐式漢語、誤譯錯譯等情況。總體上學生在翻譯學習中基本沒有建立文化意識，英語基本功不扎實，漢語表達能力也有限，課外閱讀量小而狹窄，尤其忽視富含英美文化的原版英語文獻的閱讀。可以說翻譯的難點和重點正在于對文化的認識和體現，按照字面意思翻譯詞句并非難事，掌握一些基礎性的語法知識再加上一本字典就能夠完成，而原文中所涉及到的民族、歷史、宗教、典故等文化信息，若沒有長期積累就無法將其神韻和內涵翻譯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形合”與“意合”的差別。因此，許多學生無論是筆試還是口頭表達都不錯，對語法、詞匯的運用也非常熟練，但在翻譯過程中遇到涉及文化差異的問題解釋時就會形成很多障礙，甚至鬧出許多笑話就不足為奇了。
三、立足國際交流與合作，明確翻譯教學文化方向和策略
（一）樹立國際化教學理念和跨文化意識
全球化浪潮中高等教育面臨著同樣的趨勢，世界各國的高等院校擁有共同的文明淵源，又植根于各自的人文社會土壤之中，形成個性鮮明的辦學風格。我國的高等院校要與世界高水平大學建立廣泛的交流與合作，需要拓展國際視野，汲取世界先進的辦學理念和管理經驗，具體到翻譯教學就需要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教材更新、教學組織等層面融入跨文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意識，注重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文化理解力。英語翻譯能力是譯者的中英文能力、翻譯技巧、思維能力等各種語言文化素養的綜合表現，教學時不但要注意語言知識和翻譯技巧的傳授，更重要的是這兩種語言跨文化背景的養成。隨著高等教育國際交往的持續深入，學生更應當對英美文化持廣泛接納的態度，培養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和靈活的表達力。對不同語言的理解不能脫離于語言形成的文化背景，翻譯的核心在于促進跨文化交流，中國文化屬于東方體系，英美文化屬于西方體系，兩者由于歷史、地域、民族及宗教的不同客觀上形成很多的差異甚至是沖突。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具有跨文化意識的翻譯教學有助于幫助學生洞察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信息，增強他們對于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學會有效處理異質文化問題，減少在跨文化交際中出現“文化休克”現象的可能性，真正提高翻譯水準。翻譯受到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雙重制約，正如翻譯學家譚載喜先生所言：“對于譯者來說，沒有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文化背景知識的積累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英語翻譯教學強調跨文化意識的建立，應注重學生國際化理念和文化修養的培養，尤其是東西文化差異在語言表達上的體現。鼓勵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廣泛閱讀經典的英美文學作品和報刊雜志，熟悉英語形成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等文化背景，全方位地增強跨文化意識，在源語和目的語之間構建起文化溝通的橋梁。
（二）增強文化語境和文化調適的導入
翻譯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上， 而應該首先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 然后再確定適當的翻譯策略，換言之，翻譯過程中若不參照相應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做到準確無誤的。英語翻譯教學應當充分重視文化語境的存在，透視中、英文兩種語言所承載的不同文化信息，將學生置身于語境的前提下，再系統地向他們傳授英語翻譯的基本理論、方法、技巧和規律，逐步培養準確接收、轉換、發出信息的能力。美國翻譯家尤金?奈達（Eugene A.Nida）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語言可以轉換，但文化語境卻不能改變，一定會真實地呈現出來。美國跨文化學家霍爾（Edward Hall）將人類文化劃分為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 和低語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兩個層面，這種區分理論依據是文本對文化語境的依賴程度，而并非單純的語內因素。對于高、低語境文本，在選擇翻譯策略時就需要從文化語境的角度進行考量，而采取相應的文化調適（Mediation）。調適的內容包括源語文本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審美觀以及豐富的文化信息，調適的手段可以是文化信息的補增、減少或者橫向的推演等，以協調英漢兩種語言在文化上的差異和沖突。在國際交流與合作背景中，“翻譯”被定位為“文化調適者”的角色，承載著幫助國際間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們彼此理解與順暢交流，積極協調相互關系的重任。翻譯教學一方面應當克服傳統教學的積弊，注重文本蘊含的文化語境，實現文化對翻譯的調適功能，讓學生從語法、詞匯等語言結構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充實與所學內容相關的英美文化，遵循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原則，在提高學生翻譯技巧的同時，將翻譯和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讓他們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感受文化，在文化沐浴中習得語言，從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綜上，高等院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持續開展讓英語翻譯學科步入一個黃金時期，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在跨文化理念和意識的指導下，明確國際化人才的培養目標，加快英語翻譯教學的改革步伐，增強文化語境和文化調適的導入，必將走出一條適應時代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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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行文化；高中語文教學；背景；意義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高中語文教學一直比較重視經典文化、精英文化，但這恰恰與青少年學生普遍偏愛流行文化的現象產生了尖銳矛盾，使得當下的語文教學陷入尷尬之境。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改善這種狀況，將優秀的流行文化與高中語文教學完美結合起來，成為擺在相關人士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下面我們就來做具體的研究和探討。
一、流行文化對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意義
1.流行文化可增加語文課堂的人文氣息
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和一定的語文審美能力、探究能力，進而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其未來的終身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優秀的流行文化作為對學生極具吸引力的新鮮事物，把它引入語文課堂教學中，這就要求教師能夠準確把握流行文化的脈搏，對流行文化具備較為深刻的了解，只有做到這些，才能找準優秀流行文化與教材之間的結合點。
2.流行文化可使語文課堂更貼近實際生活
學生是一個特殊的、年輕的、對時代和潮流具有相當敏感的群體，如果在語文課堂上加入流行、時尚的元素，不但會增加語文課堂對學生的吸引力，還會使語文課堂更貼近學生的實際生活，這就要求教師要積極學習，開拓創新，擴大自己的文化視野，增強文化底蘊，當然我們并非讓語文教師一定要做流行文化的追隨者，但至少要做一位關注者，這樣才能使語文課堂生機不息。
3.流行元素會增加語文課堂的魅力
語文課堂要保持它自身的魅力，就要永遠敢于創新，敢于添加最新的流行元素，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給語文課堂帶來新鮮生命力，才能保持它對學生的吸引力。將這一流行文化引入課堂中，既拉近了流行與經典的距離，增強了學生學習經典、愛傳統的自覺性，又增加了語文課堂的魅力。
二、利用流行文化提高語文教學質量應采取的措施
1.利用流行文化來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
流行文化具有新鮮性、生動性、時尚性等特點，而正讀高中的青少年則處于最敏感、最好奇、對新事物接受能力最強的階段，這正好契合了青少年的心態，因此，教師可利用優秀的流行文化因素來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把這些流行語引入語文課堂教學中，拉近了語文教學和社會生活的距離，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又提高了學生認知當代社會、觀察流行生活的能力。
2.利用流行文化促進學生寫作水平的提高
優秀的流行文化語言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及魅力，如，金庸的古樸典雅、韓寒的精靈犀利、瓊瑤的清麗委婉、方文山詞句的古典唯美等，這些無不深深吸引著學生，教師可有效利用這些流行資源幫助學生克服寫作難點，當前很多高中生在寫作過程中普遍存在內容空洞、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實感等現象，鑒于這種情況，教師可引導學生學習流行文學中所體現出來的率性、真實等風格，引導學生進行真情實感的寫作，引導學生注重對優美歌詞及優秀語句的積累，增強自身的文化底蘊。
3.利用流行文化幫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
教師如果將學生所喜愛的流行文化作為教學的切入點，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學習于謙的古詞《石灰吟》時，由于學生對這類詠物言志詩接觸較少，所以，理解起來有一定難度，這時教師可利用熱播韓劇《大長今》幫助學生加強認識，和學生交流劇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和人物品性，讓學生深刻體會長今堅強執著、不受威逼利誘的形象，這一點與詩人身上的節操非常相近，為學生理解《石灰吟》中的意境打下了良好基礎，使之更容易體會古詩所表達出來的偉大人格。
從以上內容的論述中我們可知，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促進語文教學，因此，我們務必要高度重視流行文化的作用，在課堂上爭取做到恰當高效利用。
參考文獻：
[1]徐葉紅.流行文化引入語文校本課程的實踐探究與思考[D].華東師范大學，2009（6）.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省人大代表周華起帶著4個內容的建議、上萬字的材料參加“兩會”。這沉甸甸的議案，不難看出他對吉林發展的信心和期待。
他說，在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發展區域民族文化產業并促進區域融合與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為東北亞六國的文化傳播載體，我省的東北亞博覽會已經成功舉辦七屆，而作為東北亞博覽會的分會場，東北亞文匯不夜城舉辦了歷屆國際書畫攝影展，弘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在東北亞區域民族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我省東北亞博覽會文化板塊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他頗有感觸地說，“一個國家文化與經濟越融合，文化生產力的潛能越巨大，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它就擁有最根本、最持久、最核心、最難被替代和模仿的競爭優勢。過去我們經常采用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簡單模式，而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化本身就是經濟。”
他認為，長春作為典型的內陸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迫切需要一個文化產業空間塑造城市形象，以文化產業提高城市核心競爭力。與國內先進城市相比，長春發展文化產業從經濟總量和規模上，資產總額、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標明顯偏低；從文化產業企業的競爭力上看，存在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分散等問題，難以形成龍頭參與競爭。要改變這一局面，需要政府采取“一個集聚區帶動一批企業”的戰略，優化配置文化資源，搶占文化市場先機；通過實施政策優惠、信息共享、配套資金等措施，扶持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企業做大做強，打造一批民營文化產業發展“龍頭”。同時，通過建筑、雕塑、環藝，到文化場館、商業場所，構成了一個綜合的、可體驗的、可消費的、開放的文化休閑娛樂空間，讓市民真實感受到純粹的文化體驗和精神享受，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價值。
他建議，東北亞博覽會應在搭建經濟交流平臺的同時，將文化交流平臺也提升到同等重要的高度，使經濟板塊和文化板塊兩輪驅動，促使東北亞博覽會擔起東北亞區域經濟文化融合與發展的歷史重任；將東北亞文匯不夜城確定為我省重要文化交流平臺，納入“長吉一體化”戰略和省市“十二五”規劃中，加大政策、資金等多方面的扶持力度，由政府資助文化演出劇場等大型文化產業項目的建設，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活動，以文化交流推進經濟交流，以民間交流推進官方交流，以日常交流彌補展會交流，促進東北亞六國全方位溝通聯絡，逐步使長春成為東北亞區域文化交流的中心。
關鍵詞：海外經濟文化交流；僑務資源；探索
中圖分類號：D61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3163（2013）02002203
十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江陰，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長三角”地區，以開放的姿態和胸懷，加速著國際化、現代化的進程，展示著開拓、開放、文明、創新的城市形象。然而，在新形勢下，如何發揮現有優勢，進一步加強海外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一、江陰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優勢
1.經濟實力優勢明顯。從鄉鎮企業起步，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江陰已形成了以大企業集團迅猛發展和成批上市的“江陰板塊”特色，經濟綜合實力多年來一直位居全國縣域經濟的第一梯隊。2011年底，江陰已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392個，其中有10家入圍中國500強企業。規模型企業做大了江陰的經濟總量，也使江陰的經濟優勢得到充分展現。同時，實施大開放、大市場、大流通的開放型經濟戰略又激發了江陰經濟活力，在吸引外資、對外貿易上，江陰人頻頻出現了大手筆令人嘖嘆，成為海外客商競相合作的首選對象。同時，企業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也推動了對外經濟合作，成為吸引海外資本、技術和人才集聚的主要優勢。
2.沿江開發功能強勁。江陰地處“江尾海頭”，北枕長江，南襟太湖的地理位置，歷來為在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現今，36公里的長江黃金岸線，連貫長江南北的江陰大橋，穿境而過的還有新長鐵路和京滬高鐵，加上周邊車程2小時內的上海浦東和虹橋、無錫碩放、常州奔牛、南京祿口和揚州泰州6個機場，使得水陸空便捷的區位優勢更為凸現，這些都成為吸引境外企業和機構投資入戶的首選理由。更具吸引力的是沿長江黃金岸線“品”字而設的高新區、臨港新城、靖江園區三大開放園區，優惠的政策服務、便捷的交通優勢、集聚的新興產業群和孵化園地，使得眾多海內外客商和人才在此尋到商機、看到未來。
3.城市文化底蘊深厚。江陰是古代吳文化重要發源地。長江的豪邁奔放，太湖的靈秀聰慧，鑄就了江陰兼收并蓄、剛柔相濟的人文品格，形成了獨具魅力的吳地文化和豐富多彩的江南民俗文化，有著“中國民間藝術之鄉”的美譽。傳統的民間故事、民樂、戲劇、麥桿畫和版畫得到傳承。歷360余年的明清、民國要塞軍事古跡良好保存。悟空寺出土的僧伽大師舍利子更展現了江陰悠久的宗教文化。數千年的文化使江陰古城留下無數歷史的痕跡：千年文廟、千年紫藤、千年紅豆樹、興國塔、乾明廣福禪寺、泰清寺以及良渚晚期文化中心的石莊高城墩等，這些都成為海內外友人駐足觀光的佳地。徐霞客、巨贊法師、劉天華、劉半農、上官云珠等文化名人的故居更讓人慕名而至。更難得的是有著“中國第一村”的華西村，獨特的現代新農村建設風貌，吸引著國內外友人的目光。
4.海外僑務資源豐富。江陰有著百年以上的僑務發展史，早在清朝江陰就有了遠渡重洋海外求學的先驅者。現今，全市已有海外華僑華人4000多人、新移民600多人、歸僑13人、僑屬近2萬人，有華資企業900多家，海歸創新創業團隊600多個、留學生親屬聯誼會成員900多人。并且，近年來出國留學趨勢明顯，僅2012年秋季就達200多人，這些都成為我市聯系海外的橋梁和紐帶，也成為江陰開展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和資源，且數量和規模在全省縣市（區）中位居前列。
二、當前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現狀
近年來，江陰十分注重加強國際的經濟文化交流，積極開展和參與各類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科學進步和文化繁榮。
1.海外友好交流城市越結越多。迄今為止，已與巴西貝洛奧里藏特市、日本藤岡市、意大利托爾托納市、韓國群山市、美國阿拉米達市、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市和南非自由州省馬洛迪市，以及摩洛哥穆罕默迪亞市等12個國家的城市，結為國際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城市）。這不僅有利于江陰進一步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等多領域的考察訪問、交流合作，也有利于在這些國家、在當地生活學習的江陰籍華人華僑、留學生與家鄉間的溝通聯系和親密互動，給他們增添了歸宿感。
2.海外友人來訪數量越來越多。據統計，2009年市外事辦接待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25批589人次；僑辦接待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39批307人次。2010年，市外事辦接待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友人40批393人次，僑辦接待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34批326人次。2011年，市外事辦接待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67批1167人次，僑辦共接待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200余人次。從這三年的統計看，來訪人員批次和人次呈逐年遞增之勢。
3.海外引資項目結構越引越優。近年，江陰在同海外的經濟交流合作中，不斷調整引資策略，優化引資結構，重點引進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的龍頭企業。2010年，到位注冊外資7.5億美元，其中新興產業占73.02%、服務業占27.98%。2011年，到位注冊外資7.77億美元，其中新興產業到位注冊外資占制造業比例83.39%，比上年增長9.85%，服務業利用外資占27.98%。同時，外資研發中心也同步增加。2010年引進外資研發中心為5個，而2011新引進外資研發中心就達10個。
4.本土企業跨出國門越邁越大。海外經濟交流合作中，在“引進來”的同時，江陰鼓勵和服務本土民營企業“走出去”，通過新設、并購、重組、參股等多種形式，建立境外生產基地和營銷網絡，擴大境外生產、合作規模和領域，開拓國際市場。2010年，新批境外投資項目19項，中方協議投資額1.1億美元，新增對外勞務輸出人數392人。2011年，新批境外投資項目2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增加到2.46億美元，新增對外勞務輸出人數220余人。
5.經濟搭臺文化唱戲越唱越火。一方面，文化產業得到快速發展。以高新技術產業園二期為載體，引資建設的“設計谷、動漫城”，集聚發展了原創動畫影視產業；臨港新城以金一文化產業園和國際創意港為引領，引資建設了創意設計集聚區；以建設“中國裳島”為突破，打造國際紡織設計之都的文化創意新品牌；以文廟為中心，建立了民間工藝美術品和民間收藏藝術品交易市場。另一方面，文化資源得到保護利用。黃山炮臺舊址等7處省級文保單位升格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規劃保護忠義街、北大街兩個歷史文化街區，修繕維護了一批文化遺存、名人故居，長涇鎮被省政府批準公布為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8處文物點被列為第七批市級文保單位，95個項目被列入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再一方面，名人資源和民俗節日及華西村的現代新農村文化，吸引了眾多海外友人前來觀光游覽。
當前，江陰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成效顯著，特點也明顯，歸納起來就是“四個多”：
1.政府主導多于民間組織。近年來，雖然政府積極倡導和鼓勵企業和社團組織開展非官方背景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也通過提供政策、輿論引導等方式，努力從單一依靠政府向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上轉變，動員和利用社會各種力量來推動本市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多元化、多樣化。但現實看，仍然是政府主導舉辦多于民間自行組織，社會力量組織開展的活動，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相當的提升空間。
2.經濟合作多于文化交流。雖然當地在文化交流上也有徐霞客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平臺，但在開展經濟文化對外交流活動中，仍然是側重于招商引資、項目合作，國際間思想、學術和理論交流等活動，與開展的各類經貿活動相比不成正比，且為數不多、平臺不強、影響不大。
3.“引進來”多于“走出去”。從近年看，江陰引進的境外項目明顯多于本市境外投資的項目，境外文化團體來訪數明顯多于本市文化團體的出訪數。以天華藝校為例，雖然作為江陰“魅力城市”的一張名片，出訪了新加坡、港澳、日、法、德等國家（地區），但接待來訪的國家（地區）數遠大于出訪數。因此，在服務企業走出去、把江陰推介出去上，還任重道遠。
4.華人華裔多于國際友人。不論是開展經濟交流和還是文化交流，在海外交往接觸的對象中，華裔身份的多于“純種”的國際友人，即使主要來賓是國際友人，相伴左右也多有華人華裔。據統計，無錫地區約70%的境外入戶項目，均是華人華僑華裔投資的項目。
（三）發揮海外僑務資源促進江陰對外交流的不足
近幾年，江陰統戰部門緊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充分發揮海外統戰資源優勢開展工作，為促進本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也看到了海外聯絡工作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存有差距。主要在：海外僑情資源的集聚吸納與本地發展的需要還不能很好地同步；利用以僑引僑、以僑引智的力度和形式與發展的要求還不相適應；與海外交流互通信息、聯誼交往的渠道還不夠寬廣；加強海外交流的地域特點和文化品牌還不具明顯優勢；依法護僑、凝聚僑心的協調機制還要進一步健全等。
三、對利用僑務資源拓展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考
近年來，海外僑情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一是海外僑胞的數量劇增，分布更廣；二是海外僑胞的構成發生較大變化，新華僑華人和華裔新生代成為華僑華人社會的主體；三是海外僑胞的經濟、科技實力進一步增強；四是海外華人日益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增強；五是海外僑胞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民族使命感明顯增強。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海外華僑華人的資金、技術、人才將更多地流向國內，他們渴望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引導和支持，各級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這為發揮僑情資源作用，做好新形勢下海外聯絡工作開辟了新的空間，也為更好地利用海外僑務資源，進一步推動地方海外經濟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因此，當前要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摸清僑情、廣結善緣，為加強海外交流拓資源。一是上下聯動摸僑情。由統戰部門牽頭，各鎮聯動，開展大規模的僑情普查，掌握第一手資料。二是橫向互動借資源。加強與廣東、上海、福建等重點僑鄉的聯系，借助他鄉資源助我發展。三是以情帶動拓資源。從親情、鄉情、友情、商情等入手，以新華人華僑、華僑新生代、華僑華人新社團為工作重點，加強與海外第二代、第三代、新移民及留學人員的聯系交友，涵養僑務資源，拓寬工作領域。
2.借勢借力、社會參與，為加強海外交流增途徑。一是借助上級力量。要充分利用和積極借助省以上涉外部門組織的科技團、交流團和經貿團等出訪機會，主動參與開展對外交流活動。積極參與本地高新園區招商活動，開展經濟對外交流活動；二是借助中介力量。可以與一些海外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或協會加強聯系，借助海外經濟文化交流中介機構的網絡和資源開展交流活動；三是借助社團力量。借助各類商會、協會等社團力量，邀請一批重點僑商團來澄考察洽談，并主動參與、配合有關團體做好經貿和文化交流。四是借助海歸力量。力爭組建“江陰海歸創二代人士聯誼會”“海歸創新創業人才聯誼會”等新平臺，借助海歸人士的海外學友、商友、親友等人脈關系，開拓海外交流的新渠道和新領域。
衡水市擴大對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依據現狀主要是通過現已經存在和可以挖掘創新的文化藝術形式以及環境人文資源作為基礎載體，增加內容和形式，通過合適的宣傳渠道和方式，達到對外輻射和交流的目的。促進衡水的文化和經濟發展。
關于擴大對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從龍頭產業入手。提升產業規模和質量，必然要抓住特色鮮明的龍頭產業。以中尼文化交流為例，在1971―1985年的初創階段，中國運用的就是“乒乓外交”策略，來帶動對外交流，衡水可以抓住基礎教育這個品牌，開展短期訪學交流，或者定期舉辦中小學校長會議等項目，可以讓每位校長遴選兩名本校的學生，一道來訪問。學生回去后，可以現身說法，更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二、初創階段，可以試著從文藝、學術、體育等多角度，打開文化交流的局面。文藝、學術和體育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載體，范圍廣，輻射面大。衡水市的國際馬拉松賽事已經舉辦了四屆，初具品牌規模，下一步應加強特色品牌建設和輿論宣傳建設。文藝和學術方面可以廣開渠道，以衡水湖的休閑特色承接各種文藝和學術交流活動，或聯合衡水學院與文化局主動策劃和創立幾項藝術交流項目，如：衡水湖濕地畫家寫生節，濕地攝影界等等。旨在進一步推動衡水市的藝術文化交流與繁榮。
三、進一步拓寬渠道。拓寬交流渠道，豐富交流內容。使文化交流的規模、形式、數量都有新的突破。加強與京津地區文化藝術公司的合作，搭建與京津地區合作的新平臺，將交流拓展到衛生、科技文化、經濟等多方領域。
四、 人口遷徙是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建議京津冀一體化，最重要的是將京津冀戶口統一劃歸北京，這將從教育、經濟、房地產等根本方面促進津冀的發展。
五、 媒體是文化傳播的橋梁。在文化交流的發展階段，媒體意識一定要加強，要想在特色、品牌上取得突破。首先要加強傳媒方面的力度。
六、文化交流是一個系統問題。文化交流落實在行動上可以零打碎敲、各個擊破，但在理論指導上需要一個系統全面、相互統籌的戰略綱領，謀求全局效應。可以組建一個專門執行委員會，實施“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一整套文化交流戰略。
七、文化交流是雙向行為，無論是送出去的，還是請進來的，都要重視質量。
八、文化活動承辦單位，要積極探索市場運作之路，把文化、社會和經濟效益統一起來，積極主動地持續地舉辦各種文化交流項目。借鑒和利用國內通行的商業模式和渠道，發揮市場機制，推動文化企業和文化產品“走出去”，擴大衡水文化產品服務的國內市場的份額。
九、要持續不斷的改善文化市場投資環境，吸引企業投資衡水文化交流產業和項目，解決資金短缺問題。
衡水市的對外文化交流的繁榮與發展能否上水平，上臺階，需要政府部門的主導和社會各屆的廣泛參與與關注。十三五規劃中，對于文化建設與交流提出了新的建設方向，也指出了目前文化建設存在的不足，如文藝出精品、出人才的機制亟待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還需要填空白、補短板，服務效能有待提高；文化產業還需要一批新的增長點做有效支撐；對外文化傳播方式方法比較單一，對高新科技應用不充分；一些文化單位活力不足、運行效率不高，缺乏有效激勵機制等等。
衡水的文化建設和交流要抓住十三五的大好發展時機，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重視保護傳統文化遺產，著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提升文化產業的質量效益，進一步解放文化生產力，創新對外傳播和文化交流方式、著力推動衡水傳統文化“走出去”。
參考文獻：
【關鍵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非物質文化遺產遺產；保護；交流；大連
2013年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全面性的經濟合作開放戰略，這是一條經濟發展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作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然不應缺席交流，用交流促進發展，用發展強化保護。我們必須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創造性轉化。
一、“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與世界交流和對話的機遇。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藝術，是一個民族共同信仰的代表，是一個民族情感、智慧、思維方式的體現，具有民族性、獨特性、活態性、傳承性、象征性、標志性、廣泛性、傳播性等基本特征。“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為加強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又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將其統稱為“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是一個民族獨有的精神特質、審美意識和價值觀念的體現，如剪紙、音樂、舞蹈等項目，各國各地區的外在物質形態或表現方式有所差異，但內在的精神卻可以超越國界、超越民族、超越一切空間進行交流。
二、“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加強交流來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
在對外文化交流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各國和地區彼此傳遞朋友情誼、展示和傳播民族優秀文化、增強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在“一帶一路”的歷史機遇面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要將目光放遠、眼界放寬、胸懷放廣，通過城際間與國際間的交流，展示實力、釋放潛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座城市的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國家“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提出，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走得更深遠、更堅實提供了新的契機。一是國家的“一帶一路”的發展思路，既是一條經濟發展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然也要在其中有所作為。二是國家在“一帶一路”的認識上既有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有時念的創新，從文化交流角度深度思考，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而時念的創新說明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策略要有時代精神，盲從歷史、循規蹈矩、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要古今融通，全面的、深刻的領會歷史與現實的“一帶一路”的精神實質。三是“一帶一路”的沿途國家和地區加強文化交流將成為一種趨勢，將變得更加頻繁，既是互相學習，也是融會交流，沿線的國家和地區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迎來難得的求教四方、博采眾長的機會。
三、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以大連為例。
大連的發展是放眼世界的開放式發展，是海納百川的包容式發展，是吐故納新的交互式發展。大連與世界的交流不僅有經濟交流，也有文化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自然就包含了物質文化交流和非物質文化交流。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可以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而變得更加堅實。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目前已有100多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項：復州皮影和莊河剪紙；國家級四項：復州東北大鼓、長海號子、復州雙管樂、金州龍舞。另有金州皮影戲、大連新金民歌、復州鼓樂、普蘭店鼓樂、大連吹咔樂、金州古琴音樂、復州高蹺秧歌、遼南古詩詞吟詠等省級項目二十多項；遼南二人轉、大連新金大鼓等市級項目七十余項。從級別、數量、種類上分析，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完全有實力，借助天時地利人和走向國際舞臺，為宣傳大連、展示大連、發展大連做出貢獻。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傳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主席指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沿線人民互通有無、進行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一帶一路”構建過程中，不僅要加大不同國家間文化的交流，還要尊重和包容不同國家的文化、宗教和習俗，真正做到“親、誠、惠、容”。一座城市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步伐緊隨國際趨勢，在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理念上也要與國際同步。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要與世界同步，在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作繭自縛”。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的途徑可以概括為五種：一是由政府組織的非盈利性文化交流活動和對外宣傳活動，例如，我國在世界許多國家成功舉辦的“中國文化周”“中國文化月”“中國文化年”等活動；二是演出團體組織的非物質文化對外商業演出活動；三是外籍游客來華旅游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四是以對外出版的書報、電影等為媒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活動；五是以電子媒介為代表的新媒體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活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傳播都要借助政府的支持，利用對外交往的渠道和平臺。1因此，大連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帶來的發展機遇，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領域的合作，使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具有國際水平。
結 語
總之，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備了沿著“一帶一路”走得更遠的條件，我們要用實力去爭取和實現與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交流與對話。
參考文獻：
1徐艷秋. 淺議國家角色理論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創新[J].濰坊高等職業教育，2015年6月，第47-4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