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8 1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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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體制；國有企業；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
一、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向
1.戰略性調整所有制結構
我國當前實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依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從而對我國國有經濟的所有制進行調整，為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正確的調整方向做出保障。主要內容應該包括：
（1）通過改革保證公有制的核心地位：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指應該對國民經濟中主要、重要行業實行控股，適當參股非國有經濟。
（2）通過改革保證多種經濟制度共存：針對非國有經濟的主要、重要組成行業，國有經濟應該適當從其中退出控股，或者可以選擇參股，以便保證多種經濟制度共存，共同發揮作用，讓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得到滿足。
2.戰略性調整產業結構
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應該重點把握產業結構的調整，因為它對于國有企業經濟結構的調整發揮著主導和關鍵作用。目前我國國有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缺少戰略性規劃，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出現問題。產業結構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應該大致趨同，而是應該與各國政治、經濟實際情況密切相關，隨著產業性質、所有制目標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調整應該包括兩方面：（1）從空間結構上調整國有經濟產業分布情況。（2）從中觀層次調整國有經濟關于某既定產業中觀層次上的規模。
3.戰略性調整產品結構
對企業產品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可以從根本上為國有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保證。針對目前國有企業存在的產銷率低的現狀，在進行產品結構調整中，應該以滿足消費者的要求為前提，大力發展投資品，形成消費品與投資品達成同等發展地位。但是針對投資品，應該將工作重心放在優化和開發投資品方面。
4.戰略性調整企業結構
企業結構與國有經濟結構二者之間是相互作用的關系，實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會影響企業結構，而戰略性調整企業結構會加強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結構的效果。所以針對目前企業結構存在的組織規模失衡問題，以及組織結構失衡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戰略性調整，以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成效。
二、深入探究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改革舉措
1.戰略性調整外部總體布局
在保證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位置的同時，采取適當措施提高非國有經濟的參與，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性發展。主要包括：（1）建立和完善調整國有資本的動態機制，保證國有資本進退的有序性和合理性。（2）以存在高競爭的行業為著手點，適當降低國有資本的比重。（3）以產權為紐帶，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的參與程度，采取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作用。
2.戰略性調整內部產業布局
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關鍵在于“集中范圍，增強保障”。比如，在國有經濟中提高公益性或者戰略性行業的參與，將國有經濟行業的標準適當放低，促進多種經濟制度共同存在，共同作用。
3.鷴孕緣髡微觀產權布局
通過調整措施，讓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共同發展，保證經濟的持久發展，合理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改變以往的絕對控股形式，逐漸轉變為相對控股。主要包括：在調整國有企業過程中嚴格把控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以合理的方式調整或者減少國有制經濟的控股程度，比如上市。除此之外，需要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國家的控制力。例如采取措施加強設立政府特權，主要通過政府出臺相關法律制度或者通過制定公司章程等辦法，從而為政府的話語權做出保障。
4.戰略性調整企業規模布局
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有序退出規模相對較小的國有企業中，主要集中發展大型企業中；二是針對規模相對較大的國有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從真正意義上做到規模大而且發展強的效果。
除此之外，還要加強中央和地方對于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作用，應該在調整中注意區別功能，不能盲目進行調整，要保證國有經濟的公益性以及競爭性。中央在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中，合理優化國有經濟布局，以保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發揮重要作用。地方國有企業在進行戰略性調整時，應該注意保護和發展各地方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要功能的企業，減少以延伸政府職能為主要功能的地方性城市建設企業，并且要注意對于風險的把握和調控。而針對目前存在的競爭性企業，發展其多種混合制經濟，以為有序退出作出保證。
三、總結
結合目前國有經濟中所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并且及時提出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合理方向，準確把握國有企業的職能作用，提出相應的改革舉措。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不僅可以保證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作用，也會對國有經濟的掌控力有所作用。希望本論文關于研究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方向和改革舉措的內容，對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有所作用，提高國有經濟的活性。
參考文獻：
關鍵詞：稅收 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
如何理解稅收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體現在稅收上，稱稅收國民待遇，它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稅制給予外國商人和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高于同等條件下本國公民和內資企業的負擔。稅收國民待遇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國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時，不對輸入產品直接或間接地征收高于本國相同產品的國內稅或其他費用。也就是說，除了進口關稅外，其他一切費用與同本國產品同等對待。廣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方國民在另一締約方的稅收負擔，在同等情況下，不比另一締約方國民的稅收負擔重，這里的“國民”泛指個人、法人、合資企業等。可見，稅收國民待遇的基本精神是：無論在賦稅、國內收費等方面，內資外資、國有非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平稅負。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這就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競爭機會都要平等。稅收國民待遇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即不分納稅人的“身份”，資金來源和所在地區一律平等對待，充分體現稅收的“經濟公平”原則和國際稅收協定中的“無差別待遇”，滿足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因此，合理靈活地利用稅收國民待遇，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稅收環境十分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資給外資企業廣泛的稅收優惠待遇，與內資企業相比，外資企業在稅收上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這種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對吸引外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有關資料統計，外資企業所得稅負擔率在8%左右，內資企業負擔率在22%左右，后者負擔率是前者的近3倍。除了不利于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等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之外，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還給逃稅避稅增加了可乘之機，造成了稅收流失。據報道，我國已批準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相當部分外資企業利用關聯企業之間轉移利潤手法，每年逃避企業所得稅達300億元（見2003年4月報8日揚子晚報文）。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非公有經濟在GDP，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稅收增長提供了豐富的稅源，成為國家稅收的“半壁江山”。但面對WTO非公有經濟也存在尷尬：一方面發展受阻存在非國民待遇，一方面稅負偏低超國民待遇。為此，必須認真貫徹“十六大”提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的精神，“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重要一點就是給非公有經濟以平等的稅收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貢獻越來越大
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例，1989年個體、私營經濟產值為656億元，2001年私營經濟產值達25640億元，增長了38倍。對GDP的貢獻率，1989年為0.57%，2001年為20.46%。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盡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個私經濟產值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20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貨值是民營企業創造的。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就業貢獻也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從業人員73025萬人（含農村勞動力），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23940萬人，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253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4760萬人，兩者合計，占全國從業人員的9.6%，緩解了就業壓力，維護了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創造非農業崗位2.5億多個，其中私營、個體經濟就吸納了8000多萬人（國營企業人員6400萬人）。
稅收貢獻方面，個私企業稅收收入增長迅猛，2002年入庫稅收945.58億元，增長43.1%，是所有經濟類型稅收收入中增長幅度最高的。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長54.9%，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8%提高到了2002年的5.7%，提高了3.9個百分點。在大多數縣（市）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1/3，在少數市縣超過80%。據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私營企業近三年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其中納稅額增長最快。
但是從稅收負擔情況來看，1994-2000年全國公有制經濟實現的GDP占總量的58.6%，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56.3%，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43.7%。以此推算，公有制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1.36，非公有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0.74，前者是后者的1.84倍。近兩年非公有經濟稅收負擔水平有所上升，但總體上仍低于公有經濟的稅負水平。
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國民待遇”表現
1．市場準入受歧視。長期以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非公有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比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行業，受到許多限制。據統計，目前準許國有企業進入的行業有80多個，準許外資企業進入的有60多個，準許私人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只有40多個。
2．融資渠道困難。銀行體系的信貸資源多是投向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盡管有的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決策失誤，浪費嚴重，造成資金大量損失，或長期虧損，也可以根據政府部門的指令繼續從銀行獲得信貸，并享受種種特權。如由財政撥資金成立新的資產公司收購國企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債權轉股權的做法，正是國企特有的“解困”待遇。而長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來源卻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只能依靠自由資金或借高利貸，或通過其他非法渠道得到。
3．權益保護未能“一碗水端平”。相對于政府部門大力保護國有資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是天方夜譚。他們的財產與各項合法權益往往不能得到與國企、外資同等程度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損失在我國法律上稱之為經濟糾紛或民事訴訟，基本上屬于民事的范圍，這在實踐中卻往往是“說也說不清楚”。
4．外部經營環境不好。由于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部門腐敗現象不斷發生，加之沒有國企的靠山和外商的特殊身份，私營等非公有經濟往往要面對更多的刁難和干擾甚至敲詐，各種亂收費、亂攤派屢禁不止，使之遭受更多的非經營性損失。正如一家私企老板所說：“我們最苦惱的就是接待各級政府官員，一看到車子開到廠門口就緊張”。
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國民待遇的建議
1．充分認識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意義。長期的計劃體制造成了我們對私營等非國有經濟的不信任感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因而面對WTO，首先要更新思想觀念，清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思想障礙。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與國企、外資企業相比，目前仍屬“弱勢群體”，但其發展過程中已經顯示其不屈不撓的生命力。“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是“十六大”給非公經濟企業帶來的“定心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沒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保證市場準入機會均等。要全面清理以所有制為依據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的行業，公有制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可以進入，非公有制經濟被禁止進入；有的行業準予外資而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都不符合機會均等原則。一個行業是否準入，標準不是“公有”或“非公有”，而應是行業要求的技術、生態、衛生、福利條件和國家安全等。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行業，原則上應一律消除所有制歧視。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許多領域將打破原有的壟斷局面，對外資實施更多的準入和開放，也應給非國有經濟創造機會，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共同發展。“十六大”提出除了一些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外，都歡迎民間資本參與，這將極大地有利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3．改革現行稅制。（1）結合增值稅改革，通盤考慮解決私營企業等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建議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企業不分所有制，只要財務制度健全，會計核算資料齊備，有固定經營場所，都應享受一般納稅人的待遇。但考慮到改制對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的影響。可先對一些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中稅負偏重的企業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到所有產業。（2）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不再區分內資、外資，國有、私營，也不論股份制、還是混合聯營，各類企業執行相同的所得稅制度。逐步實行各類企業所得稅在稅率、稅基、及其它政策待遇方面的“一視同仁”。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適當對非公有制經濟給予照顧。原規定年利潤在本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3萬至10萬元的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可改為設為15%和20%兩個低檔稅率，繼續體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和扶持。對一些中小型非公有企業年利潤額度的規定，適當提高標準，比如7萬元以下，7萬至15萬元。
4．進一步改善非國有經濟的投、融資環境。在投融資、稅收、土地和外貿等領域一視同仁，實行平等待遇。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組和股份多元化步伐，清理限制民間投融資政策。允許民間資本擁有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要按照市場原則配置金融資源和拓寬民間的投資領域。組建非公有企業銀行、投資公司等。建立非公有經濟發展基金，疏通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對地方非贏利性的私營企業信用擔保、再擔保機構可實行免征營業稅的優惠待遇，由3年時間增長到5~10年，為地方性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更寬松的稅收環境。
5．改善非國有經濟外部經營環境。從稅費改革角度看，要盡快出臺清費立稅舉措，治理現行政執法環境，制止亂收費、費擠稅現象。減輕個體、私營企業等非國有經濟的稅外負擔。注意營造優良服務環境。①從實際出發簡化辦稅程序，減少辦稅環節和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對私營個體不歧視、不刁難、不敷衍，真心實意地解決他們的困難。②加強稅務人員素質教育，落實執法責任制，減少執法隨意性。公開政務信息，不搞錢權交易，嚴格廉政紀律，制止亂收費現象。③做好咨詢服務，通過公告、公示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開展稅法、納稅義務宣傳、咨詢活動，提高私營個體納稅意識，融洽征納關系，營造和諧誠信的稅收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產出的平均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有經濟，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據統計，目前狹義的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超過8000萬人，而國有企業在崗職工人數只有5000多萬人。近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出現了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促進了混合所有制的形成。黨的十六大確定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而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可以預見，私營企業在這方面的積極性更加高漲。
一、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問題
盡管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但現實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策環境仍然不平等。總體而言，與公有制經濟相比，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其中的個體私營經濟得到的仍然是“次國民待遇”。無論是在行業準入方面，還是資源獲得方面，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視。這種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不平等，與政府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中的力量太大且隨意性太強有極大關系，主要體現就是復雜繁瑣的審批制度。可以發現，復雜繁瑣的審批制度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如注冊、征地、取得經營許可、進入新的行業、投資立項、兼并收購等具體活動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制約比對公有制經濟的制約要大得多，甚至在處理公有制經濟的審批中出于社會穩定等政治需要而放寬尺度、實行傾斜政策。另外，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個體私營經濟由于企業規模一般較小、實力較弱、歷史不長等原因，所以還會遇到融資困難的問題，而我們的社會環境不但沒有為它們解決問題提供便利，反而制造了許多壁壘。
第二，缺乏法制化的財產保護體系、稅收體系和其他經濟活動規范體系。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沒有堅實的財產保護體系、規范的稅收體系和其他經濟活動規范體系做基礎，一方面會導致這些經濟的業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業主想方設法“鉆空子”、損害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特別應當注意的是，我國仍然處于轉軌期，市場秩序還比較混亂，企業行為還缺乏規范，政府經常會進行一些整頓，如果政府不能嚴格地按照法律辦事，或者自由裁量權過多過大，非公有制經濟將很容易受到打擊。
第三，普遍存在違反稅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商標法等現象，存在“”和“尋租”現象。非公有制經濟的確存在相當多的偷漏稅、拖欠雇工工資和任意增加勞動時間、假冒他人商標等違法違規行為。一些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甚至熱衷于“”以獲取不正當的資源和政府支持，從而牟取暴利。近幾年，一些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在參與國企改制中，與個別官員或國企領導勾結，低價攫取國有資產并進行欺詐性財產轉移。
二、解決方法
由于存在上述問題，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制約，特別是在加入WTO之后經濟競爭日益國際化的大背景下，還顯得發育不良。另外，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呈現明顯的地區不平衡性，大部分非公有制的企業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在浙江、江蘇、廣東等地區，而西部地區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卻要緩慢得多。所以，只有針對上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失時機地制定政策措施，才能促進非公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第一，進一步強調對私人財產的保護。盡管有人認為憲法已經明確宣示，國家保護公民合法財產的所有權，沒有必要調整。但是，由于憲法對公共財產的保護要強烈得多（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壞國家和集體的財產），這種區別性的表述可能被理解為區別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黨的文件中和憲法中進一步強調對私人財產的保護。
第二，要逐步建立法制化的財產保護體系、稅收體系和其他經濟活動規范體系，這在實際工作中比憲法宣示更重要。不僅僅是制定這方面的法律，關鍵是要建立嚴謹的訴訟、判決、執行體系，這樣才能既約束政府的行為、也約束非公有制企業的行為。當然，這意味著向現代法治國家的轉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我們至少應堅決向這個方向邁進。
一、民營經濟在促進東北經濟振興中的地位和作用
1.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全國工商聯公布的國內第一份系統、全面的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認為，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從拾遺補缺成長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現出數量加速擴張和質量飛躍的良好發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營經濟注冊資金達到2.8萬億元。企業年營業收入1.2億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達355億元；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7%，遠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長率。民營企業的總資產、銷售、凈資產回報率及資產負債率等指標，都好于同期全社會的平均情況。隨著對民營經濟的指導思想從政策支持轉向制度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更加勢不可擋。在這一形勢下，引入民間投資、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無疑將為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增長要素。
2.促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國有經濟比重過大，一直是制約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發達省份一般低于30%，而東北三省仍高達80%左右。過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東北地區缺乏經濟活力和競爭力。要解決這一老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民營經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經濟功能：實現股份制改造，拓寬就業渠道，增加財政收入。
3.提高市場化水平
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提出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2001年報告中的相關數據，作為受計劃經濟影響深重的地區，東北地區的市場化水平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具有較大的差距。而市場化程度的落后是導致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缺乏后勁，經濟增長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東北地區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加快市場化進程，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產權清晰，對市場反應靈敏，經營靈活，富于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因此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源。
民營企業在參與國有資產重組過程中，能夠促進產權多元化發展，有效矯正失調的資源配置，激發形成相互競爭的市場機制，同時通過兼并、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措施，將靈活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場主體。
4.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家的計劃投資，國家向哪個地區投資多，哪個地區的GDP就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主體多元化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好壞成為決定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不可忽視的因素。當今中國的經濟大省，也是民營經濟的大省。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地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總量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浙江省的經濟基礎遠不及計劃經濟年代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國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經濟活力不斷增強，GDP連續數年穩居全國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間投資占了社會總投資的2/3，民營經濟的稅收總量超過了國有經濟，成為全省第一大稅源。東北經濟區要想成為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后的第四大經濟區，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
二、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建議
結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實際，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措施加以協調和配合，才能更有實效地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使之在振興東北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1.提高融資效益，改善融資渠道
為了解決融資難這一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瓶頸，東北地區要加快融資體制改革。
首先，要對民營企業進入產業進行科學統籌，要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發展規劃作為基礎來整合金融服務規劃。國家的科技和產業發展要有戰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觀念、方向、質量、效益和風險要有溝通和共識。只有這樣，企業融資才有規劃，金融支持才有針對性，這無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融資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監管體系的基礎上，通過改組和新建適當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特別是地方性民營金融機構。大小銀行并存是一種國際趨勢。我們國家需要多種層次的金融服務，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銀行。因此應積極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探索發展主要支持中小企業的創業投資公司，允許設立多種形式的創業、產業投資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獨立信用評價體系，推動企業和個人信用服務體系建設，從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信用擔保的問題。
2.放寬市場準入，拓展發展領域
在老工業基地，要想徹底改變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資為主的投資體制，首先解決市場準入問題才能啟動民間投資。當前應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放寬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并制定相關政策積極引導民間投資的流向。一是除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外，其余行業和領域都應放開。二是按照國家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的要求，積極推進老工業基地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改革。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投資參股能源、電信等基礎產業，對供水、供氣、供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經營性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應公開向社會招標選擇投資主體。三要借助東北雄厚的產業基礎和突出的制造業優勢，在石油化工、裝備制造、汽車零部件、信息產業等領域，著力培養一批經濟實力強、技術層次高、有地區特色的大型民營企業。四是大力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高新技術、環保產業，對這些產業的投資給予優惠政策。
3.實行國民待遇，減輕企業負擔
第一，民營企業用地要統一納入當地土地開發總體規劃和年度用地計劃。對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興辦的社會公益事業的用地，應依法實行劃撥供地。民營企業申請使用國有、集體土地，與國有、集體企業同等對待。
第二，對民營企業實行稅收國民待遇，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不管何種經濟形式，都應實施同樣的稅收政策，使民營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和發展。對投資社會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等項目的民營企業，可按投資額的大小退還全部或部分所得稅。
第三，考慮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應拉開差距的不同稅率和優惠政策。對民營的中小企業實行輕稅政策，促進其快速發展。民營中小企業屬于弱勢群體，處于發展不完善的起步階段，政府應采取輕稅政策，給中小企業較多的稅收優惠，促進民營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第四，加快清費立稅步伐。應對現行的各種收費項目按行政級別、部門、性質和收入歸屬進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綜合評估、科學測定的基礎上，區別合理與不合理的收費項目。不合理的收費堅決取消；合理的收費規范化，并向社會公開收費的項目、范圍、標準和程序。
4.健全服務體系，改善發展環境
[論文摘要]文章分析了新時期我國會計制度的現狀模式和工作面臨的挑戰，并指出了未來我國會計工作諸多方面的發展趨勢。也討論了我國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的異同特色。
一、我國在較長時期內準則與制度將并存
我國會計制度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去年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協調后頒布的新的38項會計準則，對我國的會計改革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所頒布的基本會計準則可以看作是我國會計的概念框架，說明我國的會計準則正在向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但眾所周知，在會計規范制度框架方面，我國目前仍然實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做法，而在當今世界，各國采用的會計規范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英美等國家普遍采用的會計準則形式；另一種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所采用的有關會計立法和會計制度的形式。并且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模式仍有以下幾個特點：(1)國家作為政權管理機關仍具有經濟職能。國家要為社會發展制定長遠的發展戰略，并通過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甚至行政手段等辦法來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使其朝著有利于國民經濟中長期規劃的方向發展。這樣，“政企不分”將是一個較長期內無法消除的副產物。(2)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有經濟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總的來說，沒有動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基礎型戰略和特殊型的重要部門，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可動搖。這樣，政府有能力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穩定社會發展，但同時又會帶來某些不公平競爭等非市場化行為。(3)社會經濟資源的委托者仍主要是國家和國有商業銀行，反“內部控制”是建立公司合理的治理機制的主要目標。經過多年的公司化改造，企業經理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得到了許多使用企業資產的有效控制權和合約權，但在事實上和法律上，他們獲得的剩余索取權并不多，于是他們擔心有的控制權或合約權被收回或做不利調整，從而，企業經理損害或侵占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時有發生。
因此，現階段我國的會計模式仍是以宏觀經濟為主導的會計模式。與法國一樣，我國的市場主題也是多種多樣，國家投資人、一般股權投資人、債券人、職工與工會、稅務與物價管理部門，在這些利益主體中，國家投資人是主要的利益主體，會計作為一項管理活動或工具，不可能滿足所有利益主體的要求，只能滿足主要利益主體。而且去年頒布的38項新的會計準則是建立在國際會計準則的基礎之上，國際會計準則是規范世界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和上市企業的，而我國還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新的會計準則是否適合它們仍是未知之數。因而，我們有必要借鑒一下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的會計模式。對于一個跨國企業來說，需要通過公司的會計信息系統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向現在的和潛在投資者提供相關而可靠的信息，而對于一個中小企業而言，編制會計報表可能主要是為了計算所得稅，或者向業主及有限的幾個股東提供一些信息。為了滿足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模的企業編制財務報告的目的，法國采用了企業會計與合并會計想分離的方法。分別制定了適應上二市公司、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會計規則，這些都在修訂后的《會計總方案》中有所體現。在企業會計方面，要求企業嚴格執行《商法》、《公司法》中的有關規定，符合稅務和會計統一原則。在合并會計方面，公司可以參照國際會計準則，在會計計價上也有更大的選擇范圍。由于上市公司絕大部分為企業集團，所以對于投資者來說，合并報表提供的信息更有價值。編制合并報表是法國大公司能夠更好的滿足法國國內外投資人的信息需求。而中小企業按照《會計總方案》實行單一的會計制度有利于保持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便于國家的宏觀統計工作。以上的方法對于我國現階段的經濟來說很有借鑒意義。
企業組織結構不同，治理結構不同，會計模式在不同公司治理中的選擇也就不同。在我國，中小企業在其規模、組織結構、企業組織形式等各方面與大企業有著明顯的區別，中小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遠不如大企業那么明顯。這些特征的不同導致了中小企業在會計與大企業截然不同。
中小企業對于會計信息需求有特殊性，在國家對民間興辦企業的鼓勵下大批集體經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這些新興起的及國有改組后的中小企業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密切相關。這些企業財力有限。融資能力低，控制風險能力不足，從而面臨的持續經營的風險較大企業為大。對于中小企業的外部信息需求來講，納稅是中小企業會計的主要動機。目前，國家逐漸退出對中小企業的經營，稅收征管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對于外商投資企業而言，由于公司經常備有兩套賬，一套按照外國母公司的會計制度編制，另一套主要是為了向國內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盡管原因有所不同，但納稅在會計核算中的主導作用都與國內小企業完全相同。
相對于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的會計完全不同。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資料的要求更加嚴格。這是因為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能夠接受的信息來源主要是公司的財務會計資料，他們需要詳細地了解公司的資本結構、負債情況、所有者權益、經營狀況以及其他財務資料。資本市場要求會計機制運作應該盡可能地規范，及時、準確地披露會計信息是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最基本要求，會計信息對于瞬息萬變的股票市場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中小企業，我國采取的是會計制度，而會計制度是根據我國特有的會計環境制定的，必然有中國特色。而且在未來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是并存的，這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會計模式。
三、我國模式國際化中保留的國家特色
我國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在總體趨同的大背景下，有一部分準則在表述上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存在差異，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資產減值》準則
在有關資產減值的規定方面，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主要是在資產減值能否轉回的問題上，國際會計準則IAS36規定可以轉回；我國新準則明確規定了“已經計提的減值準備不允許轉回”。
這也是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實質性差異之一。原因是近幾年我國企業利用減值轉回人為調節利潤的現象頻頻發生，對2004年度減值損失轉回金額最大的前20家上市公司年報的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公司通過轉回前期資產減值損失不同程度地人為調整損益。為了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整治上市公司濫用減值準備調節利潤的現象，我國會計計準則委員會在制定新會計準則時對這一情況作了符合我國國情的規定。
2、《關聯方披露》準則
郭復初教授長期從事財務會計與國有資產管理的理論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復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國家財務理論（1986年）、財務機制理論（1986年）、大財務論（1983年）、本金投入產出論（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論（1997年）等具有創新性的理論。國家財務論，明確界定了國有資本與國家財政資金的性質區別，提出由財政統管國有資本的危害，主張設立獨立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管理國有資本，這一原創性理論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有促進作用，為實際部門所采納，并為后來學術界的“宏觀財務論”和“財務分層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財務機制論，首次將財務的功能拓展到對微觀與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為后來學術界的“財務中心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本金基金分流論提供了通過資金的分流控制規范政府各部門職能的政策建議，對推行公共財政和促使政府部門職能轉變有重要作用。
郭復初教授的財務理論體系是由三大理論構成的，一是基本財務理論，二是國家財務理論，三是財務機制與財務調控理論。
基本財務理論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財務范疇本金之上。所謂本金是直接為商品生產和流通活動而墊支的貨幣資金，具有循環周轉和增值性的特點。本金是資金中處于物質生產流通領域之中的部分，而處在物質生產流通領域之外的財政資金、保險資金只是貨幣資金而非本金。從本金這個范疇出發，郭復初教授把財務的本質描述為本金的投入與收益活動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經濟關系。由于本金投入與收益活動的主體不同，國有經濟財務包括國家財務、企業財務和個人財務等層次，前者為宏觀財務，后者為微觀財務。本金的投入與收益決定了財務的職能是籌資、調節、分配和監督。財務的本質和職能決定了財務管理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和本金擴大化。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和本金擴大化的理財目標，財務管理必須遵循計劃性、真實性、責任性、權益性等管理原則，并運用一系列現代財務管理方法，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基本財務理論框架。
國家財務理論由五個具體理論構成：（1）國家財務獨立論，包括國家財務存在的客觀性、國家財務與財政的關系、國家財務管理體制的獨立構建等內容。其中，國家財務和國家財政關系的合理區分是國家財務獨立論的核心。（2）國家財務籌資論，包括國家財務籌資的主體、目標、渠道、方式和風險等內容。（3）國家財務投資論，包括國家財務投資的主體、范圍、結構優化、項目評估、投資資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資風險的控制和考核。（4）國家財務分配論，包括國家財務分配的目的、內容、特點以及收益分配的結構和模式選擇。（5）國家財務控制論，包括國家財務控制在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調控的方式、重要經濟參數的運用等。在這“五論”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財務獨立論。
調整的背景一開放性而非封閉性．當前的結構調整是在對外開放環境下的結構調整，這與過去封閉半封閉狀態下進行的結構調整有著本質區別。經過20多年的對外開放，特別是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在過去封閉半封閉的條件下，進行結構調整只能是在國內范圍的"調整"和"平衡"，而且多用行政命令、計劃手段去實現。在開放的條件下，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內市場已經成為國際市坊的一部分，國內市場的競爭越來越國際化，競爭日趨激烈．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必須有利于充分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利于發揮我區經濟的比較優勢，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對接互補。
調整的目標一戰略性而非適應性．適應性結構調整是指從短期出發，哪里結構失衡了，就在哪里以應急的方式加以緩解。我國歷史上曾多次進行過這種適應性經濟結構調整。實踐證明，這種短期、應急的"適應性"調整，容易引起比較強烈的結構性周期波動，甚至產生影響長期健康發展的負面效應．要改變原來者是在"適應性"調整上反反復復的狀況，政府制定長期發展戰略與結構調整政策時，應當盡快轉到"戰略性"調整軌道上來。與適應性調整不同，戰略性調整強調長遠性、科學性和宏觀性，具有以下幾個特征：是以結構優化升級為戰略目標，立足長遠．二是在具體的產業、部門、地區、所有制等結構調整中，不是采取應急的"救火"方式，而是有預期地打提前量．從這個角度看，戰略性結構調整更具科學性。三是戰略性結構調整的主要層面是宏觀．微觀層次的結構調整，靠市場機制來完成，靠微觀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來實現．政府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主要應從宏觀、全局著眼，而不是從局部著眼。
調整的對象一不僅是供給結構，還包括需求結構的調整；中國短缺經濟的時代已經結束，全國絕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基本上不存在供不應求的商品。在我區市場上也基本上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供過于求的占絕大多數。原煤、木材、純堿、乳制品和液態奶、糖、原鹽、羊絨制品等產品產量，進入全國前10位。在過去短缺經濟條件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而且調整的依據并非市場需求的變化，而主要是根據"形勢需要"進行供給上的"填平補齊"。戰略性調整對供給結構的調整，主要是依據市場需求，即以市場為導向．同時，戰略性調整對需求結構也進行調整．通過供給結構的調整，使供給結構更加符合需求結構同時，通過需求結構的調整，使需求結構更有利于供給結構的調整，兩者實現互動式的調整．
調整的方式一市場導向型而非政府主導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運行機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大量的競爭性領域，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這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體制基礎．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產業結構升圾，提高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質量與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一個基本原則是，市場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事，就應該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讓企業自主決策。政府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應集中于一些大的結構問題，尤其是集中于那些市場無力解決的領域，要增加對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公共環境和社會福利性事業的投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地區經濟結構協調發展；實現國有經濟"有進有退"，對國有經濟布局和全社會所有制結構進行引導增強農業基礎性地位，大力推動第三產業發展，促進城鎮化發展等等。
一、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有進有退
“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
國有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這是改革發展都必須進行的兩件大事。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國企高管對此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么“進”、怎么“退”。這種困惑來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說，企業追求做強做大并不受股東成分和股權結構的影響；國有資本從哪些行業或企業的進退也不受個別企業的牽制。
例如，沃爾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資的公司，1999年4月轉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購。投資者在十年內兩出兩進，而沃爾沃公司依然在發展。
現在國有資本的功能和個別企業目標的差異日益明顯。例如，一方面國有鋼鐵企業制定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努力做強做大；另一方面，國有資本應當從部分鋼鐵企業中退出，轉向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各自理性的選擇。國有資本從產能過剩的行業退出，并不意味著國家不支持這些行業的結構升級；而企業做強做大，也不能限制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頂層”國有企業沒有進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分離。應改革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點，“解放兩個自由度”：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保障企業自主經營，做強做大。
二、國有企業改革主導方面的轉移
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轉向尋找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如果說在過去較長時期，國企改革主要是使其從計劃體制走出，適應市場競爭，增強活力的話；那么進入新世紀，盡管企業自身還有大量改革的任務，但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制度創新。
這兩大改革命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面的事，而不在企業。把改革的目光繼續聚焦于“國有企業”本身，一方面因為沒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國企因對此無能為力而倍感困惑和無所適從。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個企業的業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化。關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制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將“頂層國有企業”改制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個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對于這一切，“國有企業”是無能為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轉向尋找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與私有化
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
國有資本投向的改變和布局調整是國家為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動行為。前蘇聯和東歐的私有化，是將國有財產無償量化給個人，據為個人的私人所有。這種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是國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前后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
三峽工程投資大、周期長，重要的是社會效益，民營資本無意也無力投入。此時國有資本投入。當電廠發電、經濟效益顯現后通過資本市場將部分股權轉讓，以溢價回收的資金進行上游的梯級開發。再如上世紀90年代初為開發浦東，上海市政府出資建設了南浦大橋。開通后，以收取過橋費的形式將其轉讓，政府溢價收回建設資金，再投入楊浦大橋。在這過程中不僅國有資本實現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資金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了浦東新區的發展。
在這類國有股權部分或全部轉讓（西方把這種現象也叫做“私有化”）過程中，資本形態的國有資產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蝕和傷害。相反，因國有資本布局更加優化，而使其發揮的效能更加明顯、效率進一步提高。
因此，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的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我們不能因概念含混，為防止出現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四、關于“授權經營”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搞活”特大型國企，試點了“授權經營”的辦法。其含義是國家把部分所有權交給企業，以提高企業的效率和活力。實際上，在政府層面“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產生了諸多弊端；而以“授權經營”的形式在企業層面的“兩權不分”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因此，這只是當時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授權經營”使企業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這種情況下，實體企業的資產存量和增量由內部人來配置，只能“滾雪球”，不能調結構。盡管近年國有企業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組，但國有資本覆蓋的范圍基本上沒有變化。滯留于既有產業和企業的國有資本不斷再投入，與民營資本同質化、與國家目標并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國有資本每年還以大量投資推波助瀾，或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現了如炒股、炒作期貨和國企“地王”等現象。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五、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和形式
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如果說，進入21世紀前，實踐這一使命，就是使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話，那么今天，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已經轉向某些社會產品，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制約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則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競爭力不強；威脅可持續發展的是資源約束日益強勁，生態環境壓力日趨加大。
此時，大量國有資本連同收益仍滯留在一般制造業，就踐行“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使命而言，已經沒有什么意義。
在競爭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行業是否具有資本控制力就“關系國民經濟命脈”；也很難確認在某個行業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現國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中過量的國有資本不斷制造新的過剩產能，形成對非公資本嚴重的擠出；另一方面，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融資、新興產業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公租房、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國有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資平臺”。
現在有巨量民間資本可以“接盤”。部分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產業有序退出，轉而充實那些更加重要的行業和領域，將產生雙贏的效果，大大提高國家整體資本配置效率。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六、國有資本與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筆國有資產。這是解決改革發展必須處理的諸多歷史性難題的寶貴資源。現在，社會產品短缺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
中國國有資本數量龐大，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這可以大大增加社會保障性資金來源，有助于在體制轉軌最艱難的時期，保障社會公平、保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資回報的壓力，將成為改善經營、完善公司治理的積極力量。
七、行政性壟斷與政府監管
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
政府對一些行業設定行政壟斷（或特許經營），由國有企業“控制”，其中一個理由是國企更有社會責任意識，可以實現國家調控目標。實踐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一是給企業設定多元目標，使它們無所適從；二是行政性壟斷意味著低效率，全社會將被迫為其埋單；三是企業的國有化與政府監管是不同的范疇，沒有替代關系。
例如，在成品油與石油價格倒掛時，企業惜售，導致大范圍“油荒”；通信運營商利用壟斷地位，長期維持高收費、低網速；一些處于天然壟斷領域的企業自行擴大壟斷范圍，把與天然壟斷相關的業務泛化為壟斷領域，謀取利益。
如上種種，一方面廣受社會質疑，另一方面，企業利用政府給的條件謀取利益無可厚非。問題在于，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制度和監管實現社會目標，是不可靠的。
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干預微觀來調控宏觀，不是科學合理的途徑；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鍵。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
八、關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與一個個國有企業的目標是有差別的。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把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局限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產生誤導。
在決定國有資本進與退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發問：“在賺錢的行業為什么要退？”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例如，政府向國企大量輸送稀缺資源，構筑壟斷地位；維持電信高收費；銀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繼續出臺收費項目等都是資產增值的辦法。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類投資是追求財務回報，以投資收益彌補社會性赤字，保住社會底線；另一類是實現公共目標。例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引領社會投資、推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設項目等。
再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為救股市，以上千億港元敞開收購恒生指數股，在市場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出資幾百億美元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結果發展出了一個完整的航天產業，至今保持領先地位。
這些都是國有資本實現公共目標和矯正市場失靈很好的案例。盡管在良好運作情況下，大多數可以獲得高倍率的回報，但政府投資的出發點則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經濟社會的公共目標。
九、政府與企業的親與疏
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按企業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隸屬關系區別政策，是改革過程遺留的問題，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強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有親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國有企業處于絕對強勢地位。
一是它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和從政府那里獲得稀缺資源的優勢。如獲得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獲得電網、電信等特許經營權，獲得政府投資項目的能力也最強。二是可以方便地獲得銀行貸款。國企產出大約占三分之一，但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三是國企在一些上游產業、基礎服務業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即便在競爭行業，也有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道門檻。一些重要產業的準入條件往往是為大型企業“量身定制”；而行政審批則和與政府的親疏程度相關。很多民營企業因此被擋在門外，稱此為“玻璃門”。五是政府承擔了過多的建設職能，在既有國企之外，通過“融資平臺”又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民營企業大都被擠了出去。
實際上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地方國企處于次之地位；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
近年來，為“躲避風險”，國企更傾向于在內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如為發展電動車，央企在自己圈子內組成聯盟，大手筆投資，建立產業鏈，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市場壁壘。銀行顯性或隱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業群，為規避“政治風險”，都有遠離民企的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預，來“做大”國有企業，甚至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有企業兼并。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十、關于“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
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這個爭論是沒有意義的。作為執政黨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公平競爭，都做強做大、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潛能。
爭論的實質不是這個問題的本身，而是競爭的公平性。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做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些一直延續至今。
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分作“體制內”和“體制外”，并對其有親有疏。這就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近來，這種對立在社會上進一步情緒化，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非常值得重視的體制障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
不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政府對國企的干預，使民企和國企都有諸多抱怨，都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場效率來源于市場主體的公平地位和機會均等。從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應當受到公平的保護；各類資本投資的企業都會創造就業和稅收，應當獲得平等的競爭地位。
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面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財產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針對這些現象，有人提出，在我們的體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
我們正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重要的途徑是鼓勵創新創業、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此時，非公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多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并闡明；國務院“老36條”、“新36條”也已多時，但進展十分有限。近來，有關所有制的爭論反而再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親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實現形式
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同時，中央一直特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國有資產管理如何能與市場經濟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提出，“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強調“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監管和經營的有效形式”。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于國有企業，在產業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作為國有經濟的唯一實現形式。盡管在部分市場失靈的領域仍有實際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群，作為國有資產實現形式，使企業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
將經營性資產資本化，選擇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并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化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意義。銀行業國有資產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國有資產資本化意味著國家從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轉向擁有和運作國有資本；意味著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持股機構與投資的企業建立股東與公司的關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業依法成為獨立市場主體，聚焦于財務業績，在董事會指導下，在競爭中做強做大。這對政府和企業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將通過國有資本在行業和企業間的“有進有退”來實現。這種進退，原則上不影響企業的經營范圍和業務結構。
三是政府擺脫了與“國有企業”關聯關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有助于改變按所有制區分企業的政策，公平地對待各類企業，消除“所有制鴻溝”，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是國有資本可分作兩種投向，兩種運作機制。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國家委托專業投資控股機構投資運作，實現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標。在一般領域的投資，委托專業的社會性投資機構運作，追求更高的財務回報。兩類投資各有明確的目標，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國有資本投資收益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于彌補體制轉軌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那些需要公共財政支付的歷史欠賬，保障經濟社會平穩轉型，并使“全民所有”回歸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國有資本預期功能主要通過市場運作實現，而不是以破壞市場機制為前提。這就使國有資本具有“親市場性”。規模較大的國有經濟的這種存在，原則上沒有扭曲市場的動因，而是維護市場的力量。
一、深化對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我國始終堅持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是與我國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屬性密不可分的。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社會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關鍵在于經濟基礎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否則國家的性質就會改變。近年來，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股貶低甚至否定國有經濟地位的聲音。因此，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首先必須正確認識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國有企業在國內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經濟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積極落實國家能源資源戰略，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由于國有企業一般是各個行業的龍頭企業，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就強化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此外，國有企業在配合中央宏觀政策和地方經濟建設，推進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區域戰略中發揮著積極作用，推動了國家各項政策的落實。
二是政治方面。由于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才使得政府能夠從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制定各項政策，為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國體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反之，如果國有企業被大量私有化，國有經濟失去了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大型私企的政治影響力就會大大增強，人民當家作主將難以得到保證。
三是社會責任方面。國有企業既履行經濟、政治責任，也履行道德、法律、環境資源和慈善等社會責任。根據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10）》顯示，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仍然領先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國有企業總是沖在前頭，積極參加各種搶險救災活動，積極捐款捐物。此外，國有企業比較注重維護職工利益，實行職工工資與企業效益同步增長，注重讓職工從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中同步受益。
從國際方面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有力地節制了跨國壟斷資本，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國有企業積極開展對外投資，開拓國外市場，深化同世界各國的經貿戰略合作，推動政治互信等等，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
國有企業在國內、國際方面所起的這些作用，是民企、外企難以代替的。當然，目前國有企業在改革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壟斷性太強，少數國有企業依然競爭力不強、管理水平不高、缺乏效率，等等。但除壟斷性這一問題外，其他問題在非公有制企業中也大量存在。判斷國有企業是否應該在某個領域存在的標準，應是國有企業這種所有制形式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這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是否存在問題。在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需要進一步通過改革和發展來解決，而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對于目前國內貶低甚至否定國有企業的一些言論，我們舉以下幾個例子深入辨析。
“國有企業處于壟斷行業，影響市場化程度”。市場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并不是所有的行業都要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完全的市場化是不存在的。有些行業是自然壟斷行業，需要實行壟斷經營；有些行業規模經濟效應很強，行業集中度較高，會形成寡頭壟斷市場。事實上，西方國家也并非所有的行業都實行市場化。一些人鼓吹這些領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實際上是要求國家放棄對這些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對于維護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是有害的，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做法不一致。事實上，我國的國有企業通過大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積極推進股份制改造，市場化程度已遠遠高于民營經濟，而大多數民營企業仍屬家族式企業。
“國有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即使有少數盈利的國有企業，也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壟斷地位”。當前，我國有的競爭性國有企業利潤率不高，這種現象應該是存在的，但大多數國有企業是盈利的。這只能說明這些虧損企業需要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水平，以提高競爭能力，而不能以此判定要廢除全部競爭性國有企業。無論哪種類型的企業，都不能保證所有的企業都盈利。壟斷性企業獲得利潤，雖有政府政策的作用，但這種政策的保護是建立在對水、電、天然氣等公共產品價格進行嚴格控制基礎上的。實際上，如果完全按照市場供求定價，我國的能源、水電等產品價格會比現在高得多，那將影響居民生活和國家經濟安全，國有企業利潤也將會更高。
“外國能源、資源等行業由私營企業經營，也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資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賺取利潤，我們應清醒地看到資本的貪婪和無畏。如果能源、資源等行業都由私人控制的話，他們雖然也可能在一定時期顧及國家能源安全，但當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與企業利益相沖突時，它們就可能為了企業利益而犧牲國家和公眾利益。在這次日本福島核事故中，東電公司的所作所為，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二、深化對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認識
探討國有企業有序進退問題，必須明確兩個問題：第一，國有企業進退的依據是什么；第二，國有企業如何處理競爭與壟斷的關系。
首先，關于國有企業進退的依據。近年來批評“國進民退”的聲音較高，其依據主要有兩個：一是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有所上升；二是國有企業進入了“不應進入”或“不必進入”的領域。其實，判斷“國進民退”的標準不應是國企、民企各自的市場份額，應該是市場的開放和準入程度，同時還要看具體領域和行業。
國有企業應進入的領域主要有：一是為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行業，主要是水電、交通、通訊等行業。這些行業先期投資巨大，而且要低價甚至免費提供服務，私人資本無力或不愿參與。因此，國企必須承擔這項任務，但應在確保國企提供基本服務的同時，盡量多地吸引社會力量參與。二是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的行業，如資源、能源、軍工等。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大、對外依存度較大。在能源資源安全十分重要的前提下，國家必須牢牢控制國內資源、能源產業。這是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也是確保民眾基本生活的需要。這兩類國有企業一般具有較強的壟斷性。三是確保國家技術安全和占領未來經濟發展戰略高地，贏得未來發展空間的行業，如高新技術產業、新興戰略性產業等。這類領域的國有企業主要是競爭性的。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條件下，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和領域如果不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國家經濟命脈一旦被別國控制，我國就會受制于人。競爭性國有企業主要是提高對整個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尤其要加強對外開拓，培育更多的本國跨國企業、跨國集團。當然，確定國有企業集中領域必須依據國際國內形勢相機抉擇。因此，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有進有退原則，國有企業集中領域雖有所減少，但控制力、影響力有明顯增強。讓國有企業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不行的，對我國經濟發展十分有害。
其次，關于國有企業如何處理競爭與壟斷的關系。對于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國有企業要進入，但并不能因為國有企業進入就限制民企、外資的進入，需要鼓勵和吸引社會資金、外來資金的進入。這就涉及如何看待目前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和競爭性國有企業。
壟斷性國有企業目前主要集中在能源、水電、交通、電信等行業。對于壟斷領域，民企參與程度較低。但具有壟斷性并不必然是絕對的壟斷，往往也可以有競爭。壟斷行業應逐步引入社會資本，既可以彌補國家財政資金的不足，也可以激活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增強競爭力。對于一些項目建設，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可以采取對外承包方式，允許私人資本參與。比如資源、能源行業，要在強化政府監管的基礎上，允許民企、外資參與開發和建設。
競爭性國有企業目前主要集中在支柱產業中，存在的問題是競爭性不夠。應著力消除影響民企進入競爭性領域的門檻，讓民企真正參與競爭。同時，要認識到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存在并不構成對民企發展的威脅。如果管理控制得當，國企的存在對民企的發展能發揮保護和促進作用。目前大多數民企并沒有真正建設現代企業制度，不論從技術創新還是企業管理、營銷網絡等方面來講，民企都無法跟國外大企業或跨國企業競爭。如果國有企業馬上撤出，這些領域很可能被外資占領，或者造成行業發展混亂。相對于民企來講，國有企業具有更強大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撐，更有能力與國外的跨國公司競爭。而且一些基礎性科研項目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民企投資積極性不高，需要國有企業承擔責任，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技轉化平臺建設，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因此，國有企業要帶頭克服我國企業經營短板，著力在掌握核心技術、構建營銷網絡上下功夫，積極應對國際大型企業、跨國公司的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總體上講，我們應一方面扶持民企壯大發展，消除民企進入的各種“玻璃門”；另一方面要保持和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將競爭性國有企業建設成面向市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體。
三、深化對國有企業與政府關系的認識
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國有企業政企分開的目標已基本實現，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但政府部門過多干預國有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依然存在。因此，應積極改進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按照轉變政府職能，增強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控制力的要求，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把企業真正推向市場。
一是要大膽放開、真正搞活。要兼顧維護國家經濟社會安全與搞活市場競爭的需要，適當減少壟斷性行業和領域。即使壟斷，也要吸引社會資金，引進競爭機制，增強活力。對于競爭性行業，要降低市場準入條件，真正實現民企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大力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比如銀行業，要鼓勵社會資金投資興建小型銀行，滿足中小企業和農業發展需要。
二是要嚴格控制政府干預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按照政企分開、管辦分開的原則，進一步規范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范圍，減少對國有企業微觀經濟活動不必要的干預。對于國有企業技術創新、增產增效等的激勵約束機制，要與民企、外企同等對待，增強國企自身發展的憂患意識，消除國有企業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心理。對于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兼并重組，要按照市場規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進行，杜絕“拉郎配”。同時，要防止國有企業左右國家政策，利用政策獲取不正當利益。
三是推進國有企業資本化進程。要推動國有企業整體上市，推動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全面提升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依靠資本的力量推進國有企業建立并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
四是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考核。要適應國有企業資本化進程，逐步改變對國有企業負責人行政任命方式，更多地實行公開招聘。要改進對國有企業的考核，既要考核企業利潤，更要考核技術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當前我國正處于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國有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理所當然要承擔起領頭羊的重任，推進科學發展。要加強對國有企業在這方面的效果考核。此外，還要加強對國有企業改制、兼并重組過程中的資產監管，嚴防國有資產流失。
四、深化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認識
目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問題成為了輿論焦點，一些人提出國有企業應拿出更多的利潤惠及全民。總結近年來人們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不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認為目前國有企業上繳給國家的利潤太少；二是認為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工資過高，國有企業利潤自留得太多；三是認為國有企業獲得高額利潤不是建立在自身管理水平、科技創新能力和效率的提高上，而是過多地依靠國家政策保護和財政支持；四是認為民眾從國有企業利潤中受益不明顯。應當說，盡管以上問題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或多或少都存在。應當認識到，這些問題有的是國有企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有的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有的甚至是為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而給國有企業提供的優惠政策。當然，隨著改革的深化，這些問題應該得到解決。在壯大國有企業過程中，要建立公開透明、科學合理的國有企業分紅機制，讓國有企業惠及民眾。
首先，要合理確定國有企業利潤留成與上繳比例。要逐步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實現國有企業持續發展與民眾受益相結合。根據國有企業壟斷程度以及政府政策、財政支持力度，確定國有企業利潤的上繳比例。壟斷性行業的利潤應適當多繳，競爭性行業的利潤可適當少繳。對于上市企業，要逐漸按照國際通行的利潤上繳比例，通過利潤逐步上繳來推進國有企業加強管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