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1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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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學科，進行此方面研究的學人在開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進行相關的學科訓練，培養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閱讀有關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便是這樣一部惠澤學林的方法論著作，全書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介紹，既有邏輯性，又有系統性，既有對文學思潮、批評視野、思維科學等理論層面的介紹，也有研究方法、學術倫理、論文寫作等操作層面的評介，對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啟發意義。
全書分為十講，第一講是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概述，要言不煩地闡明方法論的概念，介紹方法論課程的功能、作用及特點。第二講介紹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編者在綜述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分為四種類型：為興趣、為致用、為求真、為自我完善。第三講主要談讀書的方法，讀書人人都會，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讀書方法并不是每個人都掌握的，本講編者總結出針對古代文學學科的讀書方法，不僅具有極強地可操作性，而且層次分明，邏輯性強。首先，應該閱讀有關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目錄學相關知識的書籍，培養閱讀古代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獻的能力，此乃治學之基礎。其次，精讀本學科內的基本經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不讀原典則研究無從談起。再次，要閱讀經、史、子及一些宗教學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學研究是與鄰近學科緊密聯系、互為佐證的，如果對這些領域不了解的話，欲透徹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學，近乎癡人說夢。凡可稱一代宗師的學術大家，都是各領域打通，以一種貫穿俯視的眼光治學的，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無不如此。最后，還要閱讀古代文學領域的經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現狀、學習前輩的研究方法。編者在此處還不厭其煩地列出數十位學術大家的姓名，讀者讀書時按圖索驥去查找相關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學者大有指點迷津之功。第四講、第五講互為對應，分別介紹中學思潮和西學思潮與古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尤其可稱贊的是第四講中學思潮與學科研究，此講以時間為序，分別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五部分來論述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注重歷時性的梳理，極具系統性與邏輯性，此講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學術小史。而在歷時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時性的概括，比如在講到佛學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的時候，分別介紹了佛教對古代詩歌、詞、小說、戲曲、散文等十個方面的影響，這種分類，切實合理，易于讀者掌握。第六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第七講介紹文獻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第一節列舉文獻書目，尤以資料翔實宏贍見長，二、三節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獻學方法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第八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九、十兩講探討學術倫理及學術論文寫作。該書以問題立論，不尚空談，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將宏觀的考論與微觀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學通史那樣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創新的原則下追求實質性問題的解決。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導論》一書，有幾個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此書力避空談，注重實際可操作性，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使學術研究有法可循。編者在第八講分九節列舉了九種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每種方法之下還有更細致的方法劃分，又有具體學術案例的實證，使讀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講到使用批判法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編者列舉了兩組非常規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礪鋒先生與周裕鍇先生關于“奪胎換骨”說的爭論，其二是莫礪鋒先生與李定廣先生關于《唐詩三百首》中有無宋詩的爭論，這兩組文章確實是針鋒相對，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讀來令人大有酣暢淋漓之感，確實值得讀者仔細揣摩駁論文章的寫法。
第二，這本書引述資料宏贍，多貼近當下學術前沿，無枯燥說教之感，編者亦在書中獨抒機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講中述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時，提到班固《團扇賦》的斷句問題，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團扇賦》今存殘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原來系于賦尾。但編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根據《藝文類聚》所錄班固《竹扇賦》詩判斷《竹扇賦》并不是七言詩。雖有學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將《竹扇賦》重新斷句，但其斷句仍有不通之處，編者在此顯示了良好的學術眼光與修養，并沒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斷句的結果，而是細心分析，查閱諸多典籍，將《竹扇賦》重新校點，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此書還提到了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爭論的《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書中詳細列舉了各方觀點，使初學者得以迅速了解這場學術論爭的來龍去脈，編者只陳述客觀事實，并沒有摻入個人看法而遽下定論，其審慎態度可見一斑。
第三，此書普適性強。雖然現在學界也有一些討論詞學或詩學研究方法的書，但其囿于一種體裁或一個時段，指導意義不是很大，而此書作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普遍適于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習者使用。另一方面，此書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學這個傳統學科引進一些西方理論及現代研究方法，給人很大啟迪。比如，在講到研究方法時，既列舉了傳統的歸納法、比較法，又列舉了較新穎的統計法和GPS與時空定位法，反映了編者與時俱進的眼光。
但此書也有白璧微瑕之處。首先，綜覽全書之后感覺無論是論述還是例證，其探討的問題與資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漢、魏晉、元明論述相對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書第一百四十頁在提到著名唐詩啟蒙讀物《唐詩三百首》時，將其作者寫作“橫塘退士”，筆者查閱了好幾個版本的《唐詩三百首》，包括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處版本，“橫”都作“蘅”，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字臨西，無錫人。清乾隆十六年進士，著有《蘅塘漫稿》。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以獨特的視角關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引用新的方法與理論去剖析重要的文學問題與現象，開拓了此領域的新路徑，為古代文學方法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學術意義是巨大的。
論文關鍵詞:古代文學研究 研究生人才 培養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盵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傊瑧畲蟪潭鹊卣莆贞P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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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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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了解文獻的整體脈絡，引入目錄研究。開始研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該對文獻建立一個整體情況的了解、概述體系，掌握某一本書的流傳情況和書寫情況以及主要內容，作為開始研究的敲門磚，廣大學者要有一定的目錄學基礎。古代文學研究需要的文獻內容分散在各類書籍當中，如果將文獻進行重新的整理，工作量巨大，也會占用很多時間。目錄學是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指示學科，是進行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指路明燈”，能夠有效提高古代文學研究的效率，對研究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本好的目錄學作品，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整理一本書創作的年代、背景、內容、流傳情況以及作者的生平、經歷、主要寫作思想等基本知識，還能夠讓我們判斷出一本書的真實情況，提供新的材料并擴大我們的研究范圍，還能直接關系到鑒賞批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幫助研究者在眾多書海中篩選出有研究價值的作品，讓我們的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獻，特別是古籍文獻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的刻本或者抄本，在內容上會出現或多或少的變化，改串、錯版的情況屢屢發生，但在流傳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因此，一本好的目錄學作品，還能夠幫助我們篩選優秀的文獻作品。
1.2增加質疑的意識。對待文獻要有正確的選擇態度，就文獻本身而言，它只是參考資料的一種，文獻考據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學問。古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傳保存，在流傳過程中難免會發生偽造、篡改的情況發生，例如被世人稱為“詩仙”唐代詩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沒有將平生創作的詩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結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進行編撰李白詩集，在清朝編訂的《全唐詩》納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數集，其中真偽需要結合李白當時的創作風格、創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對古書的篡改更是廣為人知。古書文獻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如果沒有可靠的文獻版本進行參考，將讓古代文學的研究進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參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時刻懷有質疑的意識，有判斷真偽的能力，特別是現在網絡技術發達的今天，很多從網絡而來的文獻信息也存在紕漏，需要廣大研究學者活取活用，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工作，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獻信息。
1.3對文獻的準確解讀。文獻中的注釋是對文章中內容的進一步解釋，一旦發生偏差將會影響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獻中的一個標點，對原作也會產生影響，標點的錯誤不僅影響斷句，特別是書名、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也要嚴格遵守標點要求。為了提高古代文學研究的準確性，必須對文獻文本資料進行正確的解讀，要有精準的注釋內容、標點符號等，通過校對完成文學準確性的把關。校對過程就是尋求文獻全貌的過程，根據創作的環境、作者的境況進行整理，把一本書不同的版本和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篩選，校正對錯，盡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參考的文獻與原稿相距甚遠的版本，在注釋和標點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結論也必然遠離原作的本意。因此，我們必須對文獻進行精準的解讀和校對。2.4重視文獻學的歷史地位。將文獻學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古代文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存在的真實人物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它有著特殊的歷史時代，但是時間已經過去，歷史無法重演，憑空臆造的不是對文學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歷史留下來的文獻作品幫助研究，只有重視文獻學的作用，肯定它的歷史地位，在思想上轉變對文獻的認識，將推動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
2、結語
這兩方面的研究對象可以概括為傳播的文學與文學的傳播。從傳播學的外延上說,文學傳播學則是依照以傳播內容劃分出的特定傳播種類,它是立足傳播學立場,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體系對文學傳播這一傳播內容種類進行考察、描述、說明、歸納和揭示等研究的學科,是傳播學學科的分支領域。作為新的學術領域,文學傳播學的開創應該是一個比較龐大的學術工程,因為文學本身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和多層面的構成:僅就文學自身而言,從國別上看,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從時間上分有古代文學和現代、當代文學;從表達方式上說有口頭文學和文本文學;就文學題材說,則有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面對這樣復雜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文學傳播學的創建工作應該先從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個科學的選擇。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和認識,曹萌選擇了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作為其文學傳播學建設的奠基和突破點。
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范圍內,中國古代文學都堪稱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學傳播學尚為空白領域的學術背景上,進行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實具重大意義:既在國內外傳播學界開拓出文學傳播學這一獨特學術領域,又為建設文學傳播學學科奠定了基礎。同時,還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具體研究成果,檢驗和完善一般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為探討人類傳播的方式、類型及規律提供更多的途徑,從而豐富傳播學理論方法體系,拓寬傳播學領域。此外,從傳播學立場出發,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現象、思想和發展過程,揭示古代文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極大作用,以及立足傳播學立場重估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價值,還能刷新當代人的“古代文學”觀念,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提供參考和借鑒,進而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提供新途徑和新范式。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從傳播學立場出發,以傳播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為指導,結合文學史、文獻學、社會學、美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主體、傳播目的、傳播方式、傳播思想、傳播類型,以及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進行描述和說明。二是開拓與創新。文學傳播是經過學術嫁接產生的新學科。對于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帶有突出的開拓與創新性。如上所說,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以傳播學的立場和視角對文學進行描述和說明,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為被傳播的信息的傳播過程和非文學的信息以文學作為傳播方式而被傳播。這樣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對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因此,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它又是開拓與創新。
在上述理論思考和學術戰略鼓勵下,曹萌首先從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入手,展開文學傳播學學科的創建,因此,匯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就成為這一學科開拓工作的先導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導下,他的研究生們利用傳播學的知識方法和理論系統,將中國古代文學傳播過程和現象,劃分為傳播行為、傳播方式、傳播目的、傳播組織與制度、傳播類型、傳播思想、傳播媒介、輔助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等類項,然后以這些類項為基本標準,在各類古代文獻資料中進行甄別、發掘、鉤稽,而后按時間排序加以編纂,就有了以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朝代為斷代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學傳播資料匯編,再對所匯編的資料加以特定的評點,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匯編與評點》,該書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繼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學傳播學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傳播研究》。該著作選取中國古代幾部代表性小說名著進行傳播學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據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這些已經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受過反復學術煎炒的作品,實施傳播與影響的研究,從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傳播方式、傳播特征和擴散范圍,以及傳播類型給予提煉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學傳播學領域的開山之作。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中西“會通”問題依然在延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面臨新的學術轉型。恰當而有效地認識、理解與闡釋“半殖民性”命題，不僅需要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實際狀態與情形進行再考察、再理解，還需要看研究主體應具備怎樣的胸襟、氣度與立場。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壓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與無奈中學習、模仿西方文學。西方強勢文明憑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蘿卜”，不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擴張，而且在宗教、語言、倫理、文學、藝術等各層面進行文化價值的推廣與普及，用政治話語來表述，就是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和平演變”。華勒斯坦認為：“普遍主義是作為強者給弱者的一份禮物而貢獻于世的。我懼怕帶禮物的希臘人?。═imeoDanaosetdonaferentes?。┻@個禮物本身隱含著種族主義，因為它給了接受者兩個選擇：接受禮物，從而承認他們在已達到的智慧等級中地位低下；拒絕接受，從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轉實際權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雹圻@種等級秩序和權力不平等，是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所遭遇的一個基本歷史事實。這一歷史遭遇，往往給弱勢民族國家帶來頗難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說隨著弱勢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作為民族創傷和文化創傷的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能在較短時段內得到較大程度修復；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則因為文化變遷的相對緩慢而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能為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帶來集體激勵效應，使之知恥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為其帶來的實際效應，則相對復雜和隱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饋的文化兩難選擇，是一種普遍現象。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在許多文化‘復興’運動中。在世界許多區域廣泛使用的復興一詞，就體現出矛盾心理。在談論新生時，人們肯定了一個先前文煌的時代，但同時也承認了那時文化的等而下之?！雹購哪撤N意義上看，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關乎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認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調適與化解，則更關乎這些國家的自我選擇。這是理解和闡釋“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義和地方主義、現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現代中國呈現犬牙交錯狀態和復雜情形的一個研究前提。
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等命題，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邏輯分類和難以截然分離的認知模式。這一命題的兩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我們從現象中提取普遍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著存在一種“純凈”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標尺。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形成與發展，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和區域現象。普遍主義不是生而就有，而是從地方主義擴張而來；現代性也不是勻質的和固態的，而是雜質的和流動的。英、美、法、德等現代民族國家所呈現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均有重要差異，只是我們很少有興趣辨別而已。從更長遠時段看，這種普遍主義和現代性，只是人類文明的盛衰在特定歷史時空的一種具體展現。被迫、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如果抵制、拒絕這份“禮物”，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體化時代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如果加以充分吸收與借鑒，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顯的機遇，假以時日還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流中成為新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標桿。
需要警覺的是，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極易導致固步自封傾向，即強化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勵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歷史階段，更容易淪為專制者及其附庸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論調，莫過于特殊國情論。如果動機出于文化情懷和學理探究，其民族感情應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奪與權力維護，其虛偽性與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的介入，所屬國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場和本土價值意識，應予理解與尊重，但不應成為抵制與抗拒的借口。學習與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與恥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資本主義文明的物質產品，卻又以維護傳統的名義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精神果實，是不是顯得滑稽？魯迅的“拿來主義”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只不過我們已經習焉不察?！澳脕碇髁x”不是實用主義手段，而是凝練概括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時所應有的胸襟、氣度和立場。日本堪稱“拿來主義”的一個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與借鑒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時，不但沒有喪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義色彩，反而從文明等級的低端快速抵達了高端。當然其民族根性中“惡”的一面，也實現了現代轉換，這尤其值得引以為戒。弱勢文明在扭轉劣勢、實現復興過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謂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結構中“惡”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惡”以現代形式借尸還魂。在文化交流和學理探究層面探討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可以通過鮮明的對比效應，凸顯文化更新與復興中遭遇的諸多具體問題。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導致的價值偏離與情感抵觸，避免文化情懷與學理探究淪為利益與權力的附庸，是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恥辱感、歷史悲情意識，更不是強調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學理和文化情懷層面，探究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碰撞與交融中如何實現“會通”。必須看到，“半殖民性”帶來了民族恥辱感和歷史悲情敘事，更給中國社會和文學帶來了一個重大歷史發展契機。在今天的歷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調適文化矛盾心理，更多關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會通”，是現代學術體系能否拓展、創新的一個更為迫切的命題。
二、在“會通”視野中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可能
邏輯分類和認知模式中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一般指向歐美強勢文明范疇內的各種觀念體系及其指涉物。從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譜系看，歐美文學及其觀念給中國文學帶來了一場至今仍在變動不居的革命性變遷；這場變遷的模仿與學習色彩，迄今依然強烈；所謂“半殖民性”，即是對這場革命性變遷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的描述與概括。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重視：（1）發源于歐美民族性和地方主義的文學及其觀念，因為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貢獻了創造性經驗與價值，而具有了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作為歐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在文學領域的具體呈現，它熔鑄的是歐美世界的區域性文學經驗與價值，并未充分容納和吸收其他地方與民族的文學經驗與價值；憑借資本主義歷史體系的擴張，這種創造性價值與經驗被賦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與意義。（2）中國文學有著幾千年的連續性和不間斷性，文物典籍、文獻史料浩如煙海，精神遺產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無論在古典時代還是步入現代進程，都體現和蘊含著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時空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3）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抗爭、對世界文學的借鑒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世界文學和當時文學實踐的共存秩序中脫穎而出的；它實現了自我本質的確證，具有了“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獨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為中國文藝復興的展開打開了歷史之門?；蛟S再過多少年，這些才能看得更為清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知識傳授、塑造審美能力、宣傳意識形態、增強社會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和學術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這些都無法繞開一個基點，即對中國現代文學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的挖掘、梳理、歸納、總結和闡發。因此，挖掘上述三個層面之間的差異、分歧和對立，有助于我們在對比視野中甄別和挖掘中國現代文學的自我認同與創造個性；但更應在比較視野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全面、細致地建構中外古今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在中國文藝復興的延展中，探究中國文學已有和將有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最近二十年，創新的焦慮與疲憊困擾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特殊問題，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創新能力普遍匱乏的一種具體體現。創新的實現，有賴于學術外部環境、學術內部事務和學術個體倫理意愿匯聚而成的合力機制能否發揮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個寬松自由的外部環境后再去創新。如何在有限時空內，充分發揚學術個體的倫理意愿，重塑學術內部事務的動力源和創新機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更具操作性的路徑。因此，在“會通”視野中發掘“半殖民性”的內涵及其表現，重新考察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具體創新點。
“反思西方、回歸傳統已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時代話題”①。這值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躬身自問。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反思與創新意愿，主要表現為：（1）反省西方文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改造與影響；（2）呼喚回歸中國文學研究的本來狀態，倡導建構民族詩學。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論弊端方面，有的觀點較為尖銳，有學者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學觀念、文體界限和文學創作方法，使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和文體形式面臨消失的窘境。同時，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漸漸變成了西方話語體系下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固有的文學體系和價值范疇漸漸被拋棄”②。在呼喚回歸中國文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方面，有學者認為：“構建一個以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為指導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體系，發掘民族傳統文學的人文訴求和發展脈絡及價值，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卻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復興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從全局性研究視野，觀照和歸納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將古代文學現代化、將中國文學研究西方化、將文學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個方面”④。這種反思與重建趨勢，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學術針對性。我們可以從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啟示：（1）從“半殖民性”視野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創新訴求，主要指向研究主體而非研究本體。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古代文學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邊民族國家的文學遭遇天朝體系的強勢影響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況殖民、半殖民這類術語特指資本主義文明擴張的一種現象。（2）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趨向的旨歸，是恢復和重建中國古典文學的本來面目，那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原因在于，中國現代文學是在“半殖民性”的社會形態與情境中生長起來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本體的相對“純凈”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本體是一個古今中外文學融匯后的“雜質”產物；緊隨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據西方的知識、理論和觀念展開的；顯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對研究主體與研究本體的雙重梳理和甄別任務。（3）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西方”的趨向落腳于民族詩學建構，但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田園已經荒蕪不可歸，今人已經不可能用古典時代的思維和話語去再現古代文學的本真面目，民族詩學建構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的價值資源和話語系統。這些難題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同樣是個拷問：反思現代性、建構內源性研究模式，來源和支點何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依據的已經是古今中外話語系統融匯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話語系統，現代文學實踐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圍系統運用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話語和思維了。反思西方文學理論觀念的影響、建構內源型的原創性研究模式，來源只能是古今中外“會通”后產生的那種新的歷史狀態與情形，支點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學知識、理論與方法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侵略、剝削和同化，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人類文明全球化趨勢的一種“曲解”的歷史展現形式。各區域、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及文學，是人類文明創造物的一個分支，因為地域、民族、宗教、習俗等原因而呈現出差異性和特殊性，但差異性和特殊性背后總是體現了人類文明創造物所具有的深層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學及其觀念，借助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絕對的普適性和通用性，但作為人類文明在現代時段孕育的一種創造性經驗和價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藝復興，持續數百年才開花結果。中國的文藝復興才剛剛展開一百多年，中經諸多歷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勢，要孕育出完整而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需要更多的歷史積累。雖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長歷程，中國現代文學還沒有抵達獨立性和創造性的較高境界，有關研究更是沒有達到丟棄西方話語系統、建構原創學術體系的境界。完整與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必然是在一個“會通”機制與平臺中才能得以完型。
［關鍵詞］城市文學；文學史；空間形態；當代意義
Abstract:Themeaninginliteraturehistoryofresearchingthe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isre-surveyingandstudyingtheclassicalliteraturefromaspatialangleofview,diggingandmakinguseoftheurbanliteratureresourcesfullythathadbeenneglectedforalongtime,whichisgoodforrebuildingaspace-timeconcatenate,moreintegratedandsystematic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history.Furthermore,theresearchon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canalsoprovideawidehistoricalsightandprofoundhistoricaltextforthepresentliterature.
Keywords:urbanliterature;literaturehistory;spatialform;presentsignificance
近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學地域性研究呈現熱潮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開始進入當代研究者的視域。城市文學屬于古代文學的特殊分支，在內涵上與鄉土文學、山水文學相對應而存在，具體是指以古代城市這一特定空間形態為觀照視角，以人與城市關系為樞紐，以城市的物質構成、生活狀態、文化品質、人文景觀以及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顯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異于鄉村的都市生活形態、彰顯由城市激發的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刻畫各類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學的方式對城市進行文化定位與評判等等。
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古代城市文學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中國古代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視并認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才可能建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文學史寫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文學發展歷史自身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文學史寫作必然是多樣化與系統性的有機統一。自清末黃摩西撰寫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以來，先后有數以百計的同類著作問世，內容由簡到繁，容量由少到多。無論單本斷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無不將時間（具體言之是朝代）作為寫作綱目，通行的寫法是以歷史發展的先后順序為線索，依次介紹歷朝歷代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重要作家及其優秀作品。考察時代對文學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理念貫穿于各種文學史寫作始終。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史悠久，覆蓋地域廣闊，文體繁多，內容豐富，作家隊伍浩大，成員無數，名家名著層出不窮，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難以將其全部囊括，掛一漏萬勢所難免。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為了彌補通史寫作相對粗疏和過于簡括的不足，及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學界前輩與時彥不斷推出各種分體文學史，如詩歌史、賦史、詞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說史等。此類著作仍以時間為貫穿全部材料的線索，只不過是就某一類特定文體的歷史演進狀況作出較為詳細描繪和評價，由于筆力相對集中，對對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統和深入。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視角之所以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民族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高度發達，而空間意識和宇宙意識則相對薄弱。將時間作為文學研究的唯一觀照角度，便于撰寫者們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把握文學的時代風貌之上，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容易忽略文學存在的空間布局及其形態，從而導致諸多研究空白長期得不到填補。
文學的價值及其發展規律既可以在時間的延續中體現，也可以通過空間分布形態去認識。“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任務，是清理并描述中國文學演變的過程，探討其發展規律?！保?］而文學的演變包括了文學空間分布形態的演變，如果通過對文學創作中心空間移位的研究，對作家地域分布規律的把握，對地理環境與作家審美心理對應關系的揭示，同樣能夠發掘出文學發展的某種規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地域觀照、空間批評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被帶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探討地域、空間對古代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影響，遂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個新思路，在這一背景下，各種地方（省市）文學史相繼推出。當學者們開始從空間視角去重新認識各種文學現象時，又明顯表現出對產生于鄉村的田園文學和山水文學的濃厚興趣，在高度自覺的研究意識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學的研究系統，并由此取得豐碩成果，諸如山水詩史、游記文學史之類著作的出現即為標志。相比之下，對文學產生的另一空間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學則普遍缺少關注和重視，不僅參與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確的研究意識與系統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學資源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城市文學特色沒有得到總結和提煉。毋庸諱言，城市文學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
古代城市文學是全部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以作家與城市之關系為切入點進入文學史研究領域，勢必發現許多新問題。例如，文學家的生存空間與創作空間的構成形態究竟如何？他們與城市的關系有何共同點？城市遭際與城市體驗以何種途徑、何種方式對其創作產生影響？其中的規律性與特殊性體現于何處？文學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又如何內化為文學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們能否從古代作家創作的城市文學文本中尋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鄉差異？欲圓滿地回答此類問題，不僅需要借助時間線索，而且需要空間觀照視角和區域文化觀念，如果采用時空并置的雙重視角，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必將更加完整和系統。
此外，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里，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具有相互影響與滲透之關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學地圖的豐富多彩，欲準確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內部構成體系，同樣不能缺少城市文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研究城市文學史，從另一個向度呈現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將有助于我們深化對鄉土文學文化特質的認識，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為古代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文化空間，不僅鑄就了古代城市文學特殊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是推動古代文學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質與特色。中國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同時兼備軍事防御、政治統治、文化整合、經濟推動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為突出和重要。雖然它與西方近現代城市以鄉村為對立面，以脫離自然、悖離傳統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盡管城鄉之間在很多時候并無截然劃分的空間界限，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逐漸具備了區別于鄉村的鮮明特質：第一，以人與人、人與物為主要關系結構。城市居民的異質性構成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人際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交換關系占據了較大比例，功利色彩較為明顯和濃厚。第二，城市是人類改造自然、改變自我居住地的創造性產物，其誕生與不斷發展充分顯示了人的自主意識與創造精神，與此相聯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顯創造力量，淡化無為意識，崇尚功利追求，張揚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為帝國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業，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2］因此，城市極易激發人們對于政治的聯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較之鄉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輻射和影響，更易于感受皇權的存在和威懾。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以富為美，以俗為美，成為城市文學審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對此，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才可能在與鄉土文學的聯系和比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既二元對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風貌。
作為大量財富聚積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無疑能夠為文學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因此，它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疾熘袊糯≌f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小說創作與城市的密切關系，早期小說產生和傳播的空間背景不可能是以單家獨院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際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廣闊鄉村，而應是人口相對集中、信息傳播比較方便的區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鎮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古典小說經宋元由文言而白話的轉折，至明清進入全盛時期，與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經濟的日益繁榮與昌盛，以及市民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后者為小說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戲曲的情況與小說大體相同，古典戲曲的繁榮（包括創作與傳播）同樣離不開城市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欣賞水平直接影響到戲曲的發展與審美趣味。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欲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與提高，強化和擴大城市研究視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還具有現當代文學史意義，可以為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廣闊的歷史視野與意蘊深厚的歷史文本。
近年來，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審視既有成果，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現當代尤其是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主要建構在西方現代城市理論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學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學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參照系。與重視橫向移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縱向比較的環節顯得十分薄弱，在當代學者的研究觀念里，歷史上“鄉土文學異常發達使得中國在某種程度是成了一個鄉土文學的國度”［3］?！皻v史經驗”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座標與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學史因此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層”現象。
城市文學的研究價值并不與其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構成正比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作家群體因與城市的不解之緣，而成為城市文學創作的主力軍。盡管由于農業文化傳統所鑄就的“鄉土情結”的巨大影響，“葉落歸根”、“富貴而歸故鄉”被古代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視為理想的人生歸宿，城市只不過是個體生命中的“驛站”，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城市的觀照和書寫。無論匆匆過客抑或成功地進入者，城市總會在留下他們足跡的同時，向其心靈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標志另一種外部生活環境或另一種生活方式，還在于它參與了個體的人格建構，并成功地轉化為藝術創作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城市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歷史遭際，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生長于農業文明的港灣里，社會的個體成員毫無例外地具有“農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向往和欣賞城市生活，紛紛離開農村，選擇新的生活環境與新的生活方式，顯然具有“告別”昨天的文化意味。當然，這種“告別”尚未形成解構和顛覆，不過，其中所表現出的對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認同趨向，正隨著歷史的發展由隱而顯，由弱變強，逐漸匯入了當代人的觀念形態之中。人類在進行改變生活空間、建設城市的實踐活動的同時，也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改變著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發掘內化于文學空間的思想文化價值，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足跡，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提供廣闊的歷史視野。古代作家群體在城市觀照和評判方面表現出來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縱向參照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界不斷傳出關于強調“打通”文學研究的時代壁壘，提倡建立大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的研究體系的呼聲。深入系統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為后世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文學資源與文化資源，無疑是“打通”的一種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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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大讀者群、為讀者提供網上開放閱讀
它不單純依靠文字，而是打破了傳播載體的界限，視聽結合、圖文結合，可以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這使讀者群也從紙媒讀者擴大到習慣網絡閱讀的讀者，而這些讀者更多是年輕群體，有利于把中國古代文學與青年讀者銜接起來，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的年輕化、時尚化。如現今流行的網絡漫畫電子版，以《三國演義》為例，改編成漫畫版后，其精髓也不減少，依然能見當年英雄本色，適合任何年齡段的人觀賞。漫畫是視覺藝術的一個畫種，既給讀者一種形象直觀、快暢淋漓的審美感受，同樣可以使讀者在輕松閱讀間，能領略到這部經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如果拒絕網絡這一日益強大的媒體，無疑是自絕于讀者。因此，充分運用網絡傳播來爭取消費者以拓寬自己的空間是文學當然的選擇，從而打開一個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新局面。
二、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提供優質的服務
網絡環境的出現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雖然只是當今社會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的一個部分，卻對現代教育教學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肯定的說，數字化資源的利用必將成為學習與教學中的必要途徑和手段。隨著教學環境的變化，在教學方法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必須不斷探索適應新時代的教學模式。目前，全國所有大學及大部分的中小學校都能夠上網，使廣大師生能夠共享網上資源和學習資料，提高教育質量和學習效果。網絡技術可以直接運用到課堂教學過程中，就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而言，中國許多高等院校利用網絡技術為輔助手段，建設了跟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相關的網站或者建立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古代文學數據庫，為學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資料和文獻作為教學與研究的參考。在建設的過程中，將不同版本中收錄的中國古代文學盡數錄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統的分類。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教師就可以充分利用了這樣的數據庫，引起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的認知和思考能力，從而更好的完成教學目標。有論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上，為了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堅持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其中的“直觀演示法”是采用數字技術為輔助的教學方法?！爸庇^演示法適合于演示比較復雜的事件或介紹相關的背景材料。如《晉楚城濮之戰》敘述晉楚雙方的作戰態勢、作戰過程，敘述頗為復雜，但運用電腦課件將其繪制成圖表，則一目了然，避免了煩瑣的敘述，有效地節約了教學時間。在介紹曹雪芹時，通過曹雪芹畫像、曹雪芹故居、《紅樓夢》手稿的演示，使學生對其有一個直觀的感受。”現今，很多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完成數字化轉換，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信息資源。古典書籍的數字化使讀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檢索到所需內容，甚至是在傳統古籍中很難查找到的內容。只要了解相關的網絡資料，計算機網絡可以在幾秒鐘內提供出所有上網相關文章，并且有的還能夠全文復制下來。對于查找資料者來說，這些數字資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優勢。黃靈慶在《信息時代的古文獻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闡述了古籍數字化為學術研究帶來的影響。他經歷了從手工抄書———電腦抄書制作電子數據———購買古籍數據庫的過程。黃先生原有手工抄書的習慣，僅古今注釋《楚辭》的書，抄了四十多種。翻閱材料時，得一迭一迭搬出來，很費功夫。他在電腦寫作的過程中體會到了在電子稿中查找某個詞語的便利。于是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將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在電腦上又抄寫了一通。通過對電子數據的查找，任何一個字、詞、次數等，都快速而準確地顯示出來。黃先生后來購買了《國學寶典》，運用電子數據庫的技術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服務?？梢姡糯膶W研究者只要懂得應用這些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這樣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費漫長的時間。大多數數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準確地為研究員及學者提供古典文獻資料，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三、使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范圍更加廣闊利用信息技術，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最主要的推動力就是便于文學作品的傳播、普及和弘揚。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將打破了傳統文學傳播方式。以前的傳統文學傳播，無論是口頭傳播還是印刷傳播，都要符合“物質、時間、空間”這三個條件，而這三個條件往往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對外傳播的最大障礙?？墒乾F在的數字技術解決了時空的制約、消除了距離上的局限?，F今所謂的“數字圖書館”(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數字圖書館是通過多媒體方式，將圖像、事件與背景材料展現于世界每一個角落。數字圖書館可以提供電子出版物、數據庫、網絡上的各種信息。用戶從數字圖書館中不僅可以查找文獻，還可以得到文獻全文以及多媒體信息。在服務方式上，讀者只要有互聯網，不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圖書館的服務。各國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國去查找資料，文獻資料共享的范圍大大擴展。比如，美國的哈佛大學圖書館2002年建立了開放館藏計劃(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會贊助。后來又推出在線閱讀計劃，這一計劃是開放館藏計劃的延伸，由阿卡迪亞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贊助，全球用戶可通過網站在線閱讀由25萬個網頁構成的1200本圖書和手稿。至于中國的數字圖書館，CADAL(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圖書館之一。由中美兩國計算機科學家共同發起的合作計劃。其總體目標是構建擁有多學科、多類型、多語種海量數字資源的，由國內外圖書館、學術組織、學科專業人員廣泛參與建設與服務，具有高技術水平的學術數字圖書館。在項目一期建設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萬冊圖書。在二期建設中(2010年起)，CADAL的國際化程度將進一步提升，將與美國哈佛大學、伊州大學香檳分校(UIUC)圖書館、德國柏林中央圖書館、瑞典皇家工學院圖書館等等展開資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國在大規模數字圖書館建設和信息服務領域向世界先進水平邁進。這種數字圖書館為全球各地的學者提供了優質、便捷的信息服務。全球性虛擬圖書館服務將打破地域限制，將全人類連接成一個整體。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文學贏得前所未有的傳播范圍和傳播速度。不過，文學的數字化也有其負面的影響。一個影響可能是文學書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文學的基本載體就是書籍，而在數字技術產生以后，書籍的印刷與出版將被改變。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網絡服務器，所有的人可以通過網絡去閱讀，而不必買傳統的文本。一張小小的光盤就可以容納幾十本書的內容，而且還可以有聲、像的配合。這一點是目前最直觀的變化。此外，我們將數字技術運用于古典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如果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者對計算機了解不深，會制約了計算機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應用。比如說，中國文字存在著多樣式、多種類型的復雜情況，在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怎么處理與規范語言文字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學上不夠專業，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輸入，會使文學作品的內容、語言出問題。因此，如何進一步規范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的字庫問題，包括簡繁字處理、異體字處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業者和文學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對的事項。中國古代文學的數字化雖然還處于初步的階段，但卻為中國文學的傳播、教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了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數字化健康穩步發展，大家應該更加關注相關的工作方面，比如國家與政府對古代文學數字化項目投入的資金;古代文學專家和電腦專家必須進一步緊密結合;建立全國統一規范的古籍數據庫;加強中外、兩岸的三地的學者交流互動，有利于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數字化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作者：許玉敏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 教學 現代闡釋 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現狀分析
1.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演變歷史的學科。它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之一，所占課時比重較大。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目的是知識與能力兼顧，重在學生能力的培養，使學生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鑒賞能力與審美感受能力，在潛移默化的學習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成為知識基礎雄厚、能力素養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課側重點各有不同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知識覆蓋面廣、內容難度大，涉及文獻學、文化學、哲學、美學、史學等諸多學科，在高校教學實踐中，如何具體操作該課程的講授過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教者強調與文字、音韻、訓詁學的近緣整合，認為對打牢基礎、充實底氣、克服浮躁學風是必須的；有的強調與中國古代史、文化史、哲學史等近鄰學科進行整合，目的是為古代文學教學提供多維視角和眾多參照系；有的強調與中國古代文獻學的整合，認為這是古典文學研究和教學自身的需要；還有的強調與文藝學、現當代文學乃至音樂、美術等學科進行整合，對“古典文學”進行真正的“文學”還原，對她的藝術魅力進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發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認識。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歷來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是一個研究隊伍龐大，研究領域廣闊的成熟學科。然而，與學術研究的紅火相反，課程的教學研究一直相當冷清，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教學觀念僵化、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調等問題十分突出，加上社會上急功近利觀念的影響，以及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本身固有的內容與現實生活有一定距離等特點，應該說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目前存在諸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重新把握古代文學的教學實質，總結古代文學的教學特點，探索適合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已成了學界同仁面臨的共同課題。
二、如何在教學中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現代闡釋
1.教學內容的闡釋要與時俱進
教師要在遵循傳統講授原則基礎上，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的新的認知，即如果僅只是以古代佐證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講授的東西限制在古代范圍內論古代，那么這種教學毫無意義。教者必須在研究和教學過程中從古代通向現代，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要對當代大學生的現代生活、情感、審美、價值觀念產生作用，產生現代的新意識，為現實服務。要真正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為當下所用，增強古代文學的現代意識，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拉近古代作品與現代生活的距離，引發學生的共鳴，從而達到育化學生心靈的效果。這應該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問題。
2.教學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學作品的現實意義
在教學過程中應難易適當，教學重點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讓文學作品感染人，文學形象鼓舞人，文學事件教育人，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點面結合，點線結合的方法，進一步彰顯古代文學作品內涵所蘊涵的魅力，課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從教學大綱所選的精讀篇目中確定課堂精講內容，由淺入深，選取人物形象豐滿、富有現實教育意義的內容，以名家名篇為主。開展以作品賞析為主的課堂討論活動，培養學生通過古代文學作品透視現實人生的能力。引導學生以小論文的形式，對問題進行理論總結，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能力、寫作能力等實際能力。
3.采用現代先進的教學手段豐富教學內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都是以教師課堂講授，并且結合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的。這樣的方式可以使學生對教學資源實現共享，但是其范圍是有限的，而且經研究發現，目前學生學習的興趣不高，學習古代文學的積極性比較低。“慕課”平臺可以有效的解決這樣的問題，它可以使全球范圍內有關古代文學教學的資源實現共享，“慕課”平臺的使用極大地擴展了學生的視野，完善了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豐富發展了古代文學的教學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澳秸n”與原有的只提供課程資源的名校視頻公開課不同，“慕課”實現了教學課程的全參與。在這個平臺上，學習者可以完成上課、分享觀點、做作業、參加考試、得到分數的全過程。
當前，有相當部分大學生在社會行為上顯得孤獨、冷漠，對社會、對集體、甚至對親人朋友，他們缺乏基本的友愛之情，表現出狹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發的生命悲劇日益增多，這些悲劇提醒我們在高校開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緩。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要努力發掘古代文學作品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所具的人文價值，啟發學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們人文思維的深度和廣度，使他們達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學生在閱讀、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體味中國文學的文化意蘊和審美情趣，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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