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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 文獻 嶺南醫學 特點 民國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素問·異法方宜論》就認識到“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所聚也”。根據中醫“天人合一”的思想，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習慣、人群體質的差異，導致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臨床證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區的醫家風格和醫療特色。嶺南醫學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建成于1924年，是廣州中醫藥大學建校的基礎，該校所收藏的民國時期嶺南中醫文獻比較齊全，這部分藏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時期嶺南中醫的學術思想和發展水平，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筆者近年來在整理這部分藏書的同時，總結了這一時期嶺南醫學文獻的特點。
承前啟后，理論水平不斷提高
民國時期，中醫著述沿自清代以來的特點，重視對古典醫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論上有所提高。對于《內經》、《難經》、《傷寒論》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經過系統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說而予以補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陳伯壇的《讀過傷寒論》林清珊序云：“仲景書必跳出旁門可讀，……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書還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編曰《讀過傷寒論》，不讀則拾人牙慧，……是書乃傷寒論之文讕，先生即張仲景之書記，兩本書若作一本讀，則此解如蔓藤，覺有傷寒論為之前，是書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體系確立之后，以一部經典、一家注疏作為教材的傳統方法已不能適應，必須適應發展需求，將中醫典籍的研究與新式教育體系相結合。對中醫理論不僅作系統的整理，而且聯系實際，去粗取精，進行發揮和提高。如盧朋著的《藥物學講義》務在“博取眾說，去其重復，擷其英華，發揮藥性之本能，提挈藥用之綱要，……又益以各種醫書，補其未備，旁及西說，作借鏡焉”［2］，盡量采用各家之長，以啟迪思路。
注重實踐，結合臨床總結經驗
嶺南醫家一直非常重視醫療實踐的有效性，不尚空談。重臨床、務實際這是一種優良的醫學學風，但這也使嶺南醫家不擅總結經驗，并將其上升為理論，故在全國范圍影響較小。民國時期廣東中醫學校的興起，促使老中醫總結自己多年臨床經驗，將其上升為理論，用于指導學生。如嶺南骨傷科素有優良傳統，其以精確的理傷手法、獨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傷科用藥著稱于世。但近代廣東骨傷科名醫大多尚武，對醫學理論探討較少，傷科學著作甚少，其豐富的各種理傷手法，或散記載于其他醫籍中，或在民間流傳，一直未能歸納總結、整理提高。近代嶺南著名骨傷科醫家管季耀認為：“我中國駁骨一科，其術之妙，其藥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駕乎外國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醫學，舍其短而取其長，細心研究，使我國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醫藥學，發明而廣大之。”［3］“因將三世所歷試不爽妙要靈方，編成課本，綜其大綱，詳其節目，俾學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編撰的《傷科學講義》，把骨傷經驗上升為理論，填補了嶺南，乃至全國在這一方面的空白。
文獻編撰，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民國時期的嶺南中醫文獻，其編撰形式呈多樣化格局，既有專著，如黎庇留的《傷寒論崇正編》、黃公偉的《傷寒切解》、陳伯壇的《讀過傷寒論》、蕭步丹的《嶺南采藥錄》等；又有教材講義，如梁翰芬的《診斷學講義》、管澤球的《外科學講義》、盧朋著的《藥物學講義》、呂楚白的《兒科學講義》等等；更有學術期刊，如李仲守主編的《醫林一諤》、張階平主編的《杏林醫學》等。可以說，在編撰形式上，突破了原來經學式研究的獨尊地位，開始從多種角度、多種思路對古典醫籍進行注解和闡述，并借鑒了近代其他學科講義的一些形式，編寫通俗教材或給原文加注釋，幫助學生加深對經典著作的理解，作為入門閱讀之用。如謝澤霖與李近圣合編的《婦科學講義》，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選錄的名家論述之后加上按語。如該書第二章第一節，《素問》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5］之后緊跟按語：“按，經水固有應乎天氣之因，而亦能因天氣以為病，凡屬六所傷者，是外因也。”［5］又如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西藥概要講義》，該書以賀氏治療學為底本擇要節錄，詳細論述了各種西藥的成分、用法、療效等等，還配有各類術語、藥物的英文名。
學科門類，基礎臨床分類清晰
民國時期的嶺南中醫文獻在學科分類上大致可分為基礎、臨床、中藥、中西匯通等學科門類。基礎類又分為中醫基礎類及西醫基礎類，如盧朋著的《醫學史講義》、陳汝來的《生理學講義》、《病理學講義》、馬毅民的《衛生學講義》等。臨床類分內、外、婦、兒、五官、針灸等科，如內科有高軒、陳任枚、劉赤選、鐘少桃等人分別編寫的《溫病學講義》、楊志仁的《內科學講義》、陳汝來的《雜病學講義》、李光策、胡鏡文分別編寫的《金匱講義》等，外科有管澤球、巫達云分別編寫的《外科學講義》、管季耀的《傷科學講義》，婦科類有謝澤霖、李近圣、呂楚白、林國銘等分別編寫的《婦科學講義》，兒科有陳汝來的《兒科證治纂要》、呂楚白的《幼科要旨講義》、《兒科學講義》、古紹堯的《兒科學講義》，五官有古紹堯的《喉科學講義》、梁翰芬的《眼科講義》，針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別編寫的《針灸學講義》。中藥方劑類有盧朋著為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編寫的《藥物學》、《方劑學講義》，鄧鶴芝為廣州光漢中醫學校編寫的《方劑學講義》、以及黃悌君的《藥物學》、羅紹祥的《藥物學講義》。中西匯通類有《中西醫學比觀》、《中西醫學全書》等等。
隨著對疾病認識日漸深化，臨證經驗的更加豐富，各科都有一些專門論述某些病種的著作問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細。例如，兒科對麻疹、痘疹的診治有進一步的研究，如陳伯壇的《麻疹蠡言》、《痘疹學講義》、古紹堯的《痘疹證治》，外科對性病也有專論，如管澤球的《花柳學講義》，且各有自己的見解。
教材內容，引進自然科學成果
民國時期的嶺南醫學文獻主張吸收西方醫學教育，用西醫學知識豐富自己的教材，不滿足于整理古籍文獻與臨證相結合的傳統教學方法，提倡中醫教材融會貫通中西學說。在教材的編寫上進行中西醫結合的嘗試，試圖溝通中西醫理。如張公讓的《中西醫學比觀》。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中醫學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比較粗疏，所以專門編撰了《全體學講義》，該書緒論中有說：“欲研究身體之構造，須講全體學（又曰人體解剖學）；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須講生理學。此二科者，乃醫學之基礎也。”［6］其他諸如《西法診斷學講義》、《化學講義》、《生理學講義》等等，體現了民國時期嶺南中醫謀生存、圖發展的特點，并開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學的成果和技術來補充及研究中醫。
【參考文獻】
1 陳伯壇.讀過傷寒論·林清珊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2 盧朋著.藥物學講義·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傷科學講義·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傷科學講義·自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國文月刊》是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文學院與師范學院合辦的一份雜志，主要刊載國文教育方面的論文，留存有國文（語文）教育觀念變遷的珍貴資料，是當時持續時間最長、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國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葉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辦者均參與了教材問題的大討論。討論和爭議的中心是選擇什么語體、體裁、性質的文章作為中學生學習語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試圖從歷史論爭的角度剖析當下的問題，以期為現時語文“課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還是白話？
談到語文教學（那個時代叫“國文”教學），文言與白話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問題，對它的質疑和探索便首當其沖。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掀起了廣泛的白話文運動，雖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學須使用白話文教學，但直到40年代，中學語文課仍舊以古典文言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說的：“小學教育單訓練語體，所以問題簡單，到中學的國文方始迎著復雜的問題。在課本方面，現在初中課本文言語體夾雜著，顯得很不調和。高中課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純粹了，但多數學生是作語體文的，所以課本與作文就脫離了關系”。[1]正如大多討論者所言，學生課上學的是經典的古文，課下看的是白話的文藝，社會上需要的卻是簡潔的“民國文言”——這教與學的分離就成為當時最受關注的重要問題。那么，什么是“民國文言”呢？
葉圣陶曾說，當時的“文言”已經“不該是唐宋的文學，六朝的文學，漢魏的文學，甚至先秦的文學，而該是應用文言字匯，文言調子，條理上情趣上和語體相差不遠的近代文言”“如梁啟超先生先生寫的那些”——他稱其為“民國文言”。[2]實際上，最有趣的是，我們如果翻閱當時諸君討論白話文的書信，會驚訝地發現他們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閱從五四時期直到40年代的新聞報紙，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寫出。“民國文言”意味著社會需要。針對這種社會現狀和對語文工具性的要求，語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話的問題，而是具體到選什么文言的問題。當時很多學者反對通行教材編選過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認為這樣不僅不利于傳播文化，還妨礙了語文的社會實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說：“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學生的程度，反而可以減低學生的趣味。”[3]多數人認為語文教材應該著重編選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這不僅反映出當時國文名家對國文教學的關注和思考，同樣也反映出在那個時代，普通中學生難以掌握當時的國文教材，國文水平普遍“低落”的歷史現實。
當時學者們也在刊物上對中學生國文低落現象進行了更深層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這并不是說現在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樣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嘆家所想的那樣；而是說現在學生能夠看書，能夠作文，都是他們自己在暗中摸索，漸漸達到的；他們沒有從國文課程上得到多少幫助。”[4]有識之士便開始重新編選教材。葉圣陶在《國文月刊》同一時期，與朱自清、周予同、呂叔湘、郭紹虞、覃必陶等，嘗試改革，把文言文課本與白話文課本分開，編出了《開明新編國文讀本》《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等教材。這是“在文白混編混教占據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進行的大膽嘗試。①與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話在國文教學這一點已經統一到人才培養的大目標上，也統一到國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遠的目標上了。
二、文學還是非文學？
在教材編選上，文學作品作為語文教學殊的組分一直備受關注，選什么樣性質的文章，選什么類型的文章也一直成為爭議的話題。《國文月刊》從語文教學“工具性”與“人文性”離合的角度對此曾有一次比較大規模的論爭。論爭雙方分別是希望“中學國文應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的李廣田和重視學術文章的張清常以及看重應用文的阮真。張的文章是發表在《國文月刊》18期的《對于坊間中學教科書所選“學術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學國文教學法》一書。論爭中李廣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對教材中編入大量學術論文和應用文，同時也對當時“人文性”要求中關于文化傳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1.1閱讀宗旨：提升西學素養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并未制定統一的大綱，在英語文學閱讀中則注重提升西學素養，通過英語文學素材的閱讀了解相關的外國文化、外國思維等，在英語閱讀的講授上也往往使用全英教學。如據李良佑、劉犁在《外語教育往事談》中提到，上海大同大學一年級英語文學閱讀的書本有兩本“均為美國出版，一本是很厚的英、美文選，一本是高級修辭學的教科書。每班有學生六七十人，每兩日早晨早讀英語文學篇章一次。”（李良佑、劉犁，1988）北京大學在這一時期的英語文學閱讀課程則更恰切地體現了這一時期對英語文學閱讀的重視與西學素養的旨歸。如在注重英語文學素養的培養方面采用Read:BackoftheNatives教材，由林語堂先生全英文講授；在英國文學史略課程的教學中采用Manly:EnglishProseandVerse教材，由張歆海先生全英文授課；在英文散文的教學中采用StandardEnglishProseFromFishertoworthy教材，由郁達夫先生全英文授課。這一時期英語文學閱讀不僅是一本教材，而是分英語文學史、英文散學、英文閱讀技巧等多本教材；不僅是一個老師授課，而是由多個老師授課，且采用全英文教學，在英語文學的閱讀中感受異國的文化與異國的風情。1.2閱讀要求：注重情景交融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注重經典英語文獻的品讀、注重溫習文法、注重會話尺牘、注重作文應用，在英語文學閱讀中則尤為重視。在英語文學閱讀的要求中提出注重情景交融，為營造英語閱讀達至情景交融的環境，通常在例行會議、辯論會、演講會、組織會等活動中與年刊、報刊、校報等刊物中都鼓勵引用英語閱讀中的素材，以頻繁性的英語閱讀材料的使用、回味，互動性的英語活動提升英語文學閱讀的目的。在閱讀的具體方式上則通過合作閱讀、限時閱讀、質疑作者、動詞識別閱讀、同伴指導、自選閱讀等方式提升對英語文學閱讀的理解與吸收。在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中對英語文學閱讀的重視得到最佳體現的即是在教會型大學，如民國時期的金陵女子大學，既注重英語文學閱讀的基本素養與能力，還重視對西方文化的熏陶、英文經典的品讀、英語閱讀的相關技巧，如吳貽芳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就提到定期舉辦英語話劇節、英語文學座談會、英語閱讀讀書等活動。
2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中英語文學閱讀重視的深層根源
民國時期英語開始作為一種工具引入大學教育，聽、說、讀、寫、譯作為英語的五項基本要求也即受到重視。閱讀作為輸入的來源，作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徑、作為擴大詞匯量與提高寫作水平的主要載體在英語教育的各項能力中尤為突出。探究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中英語文學閱讀重視的深層根源，得出自主開放的辦學定位、通才學達的教育理念、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是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英語文學閱讀重視的深層根源。2.1自主開放的辦學定位依據1912年10月教育部頒發的《大學令》，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普遍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辦學理念。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辦學理念下形成的是自主開放的辦學之風。具體在英語教育上即成立教授會，在英語學科的教授中選拔，大致以1/5的比例選拔，成立的教授會是該門學科的最高指導機構，該組織厘定英語教學大綱、英語教師的晉升制、英語教學的課時安排、學生成績的判定等。簡言之，這一時期的辦學并沒有強制性的、自上而下統一的教學通令與章程，而是以自主開放、兼容并包的定位開展辦學。英語文學閱讀在自主開放的辦學條件下能根據當時的社會要求制定相應的課程時間、課程要求等，民國時期是西學東漸的重要時期，而英語文學閱讀是輸入的重要來源，也在此背景下英語文學閱讀可以自主的定位并得到重視。2.2通才學達的教育理念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理論以通才學達為宗旨，1932年的《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中即明確規定：“大學為研究學術之所，其所研究之學科，必由基本而專門，作有系統之研究。”（教育部，1934）通才學達的教育理念也在具體教育實踐中得到了有效貫徹，如清華大學在大學英語教育的教育方針上則不僅僅是掌握聽、說、讀、寫的能力，而是強調“中西兼重”之原則，以英語的學習了解西方文化，進而“整理國故”，以中西文化之博雅救國興國。大學英語教育還結合各系學科的特點，將英語學習與相關學科如歷史、中文、哲學等相結合，如在歷史系則強調中外歷史的并重、中文系則強調中外文學的接融、哲學系則強調東西方哲學的互補。北京大學則在1932年《國立北京大學學則》中明確規定國文系學生需要外文佳、外文系學生則需要國文佳，通德通才。通才學達的教育理念也在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散文家朱光潛的論述中可給解證。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提出：“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梅貽琦，2001）通才學達的教育理念運用在英語教育中則需要聽、說、讀、寫、譯等各項能力的相通，閱讀在各項能力中具有基礎性作用也即受到了相當的重視。2.3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傳統本位論”、“全盤西化論”、“中西為體、西學為用”等是這一時期各仁人志士為那一時期的中國的救亡圖存開出的處方，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始開啟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開端，而后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不斷推進。北京大學的校長則在大學教育層面推進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將西洋近代哲學、科學思想等陸續介紹到中國，從“傳統本位論”“、全盤西化論”“、中西為體、西學為用”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推進中西文化的交融與學習。中西交融的文化下也彰顯著對英語教育的重視，如1938年國立清華大學對英語科目作出的介紹為“英文也是6個學分，為第一年所必學。本科之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之英文根底，使能通熟應用，首先注重溫習文法及糾正發音，又就會話、默寫、尺牘、作文諸端多多練習，俾使學生咸能以英文表達其思想，自然正確而無困難。”
3民國時期大學英語教育中英語文學閱讀重視的當代啟示
一、童年和韻律
兒童對韻律的敏感既反映了深藏在他們身體中的一種個人性和集體性的審美本能，又代表了一種與童年安全感有關的秩序感。
（一）韻律感是一種本能
對韻律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一切社會活動，無不體現著這一古老的韻律本能。就連行走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也體現了人類肌肉運動的某種韻律性。在音樂、舞蹈、建筑、繪畫、文學等藝術樣式中，人類與生俱來的韻律感更獲得了充分的表現與傳達。這種人心中天然的韻律感，與我們身邊所有的生命現象、乃至我們周圍一切環境所表現出的內在韻律感有著深刻地聯系。四季輪轉、晝夜更替、草木枯榮、候鳥遷移，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有著屬于自己的某種節奏規律，我們人類正是置身于這樣一個巨大而無形的節律場之中。在把握這些韻律的過程中，人類也將自身融入到了這一韻律體中，比如，隨著日歷和鐘表的發明，我們人類也部分地成為了由年、月、日、時、分、秒的韻律來界定的一種文化生物。兒童的身體繼承了這種積淀在人類集體無意識深處的韻律感，他們身邊充滿韻律的生活則進一步強化著他們身體內的這一韻律原型。我們看到，韻律感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兒童的成長，它也表現為個體童年期的一種本能感覺。嬰兒還在胎兒時期就感受到母親有節奏的心跳，而嬰兒期出于本能的吮吸行為，也是一個富于節奏感的動作。實驗發現，如果對哭鬧的新生兒播放與母親心跳頻率相近的聲音，會使他們漸漸安靜下來。嬰兒也享受像搖籃那樣有節奏的搖晃運動。早期兒童發展的研究表明，嬰兒更容易注意到周圍環境中節奏分明的聲音。此外，兒童的游戲活動也體現了這種顯在的韻律感。童年時代的許多游戲本身就富于韻律性，像跳繩、踢毽、蕩秋千、打水漂、坐翹翹板等，都是講究節奏把握與配合的游戲。在兒童發展的早期，這種游戲的韻律性又表現得格外明顯。童年期的韻律感中包含了原始和本能的審美成分，它有時外化為兒童的一種藝術本能。美國發展心理學家H•加登納在《藝術與人的發展》一書中寫道：“在制作領域，一個一歲的幼兒有時能獲得規則的節奏或制作出非常原始的繪畫，雖然那也許只是胡亂的練習而不能算作品，然而開始作畫的筆觸都是有節奏的；它使我們感到，與生俱來的熟練行為的運動成份從一開始便構成了原始的審美活動。”這一與韻律感有關的“原始的審美活動”，也是人的審美本性的一種表現。因此，兒童的韻律感既體現了兒童天然的一種心理和活動本能，也體現了他們固有的一種審美本能。
（二）韻律感與秩序感
童年期的韻律敏感又與兒童對秩序的敏感有關。韻律指向規律，規律則代表了一種可以預期和把握的秩序，這種秩序感可以帶來令孩子們感到愉悅的舒適感和滿足感。這一與韻律相關的秩序感，包含了一種對兒童來說至為重要的安全感。年幼的孩子對秩序有著格外的敏感，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有序的節律意味著身邊的世界正處在一種穩定、合適、安全的狀態中。因此，小孩子往往會不厭其煩地重復某些活動，以此來建立和鞏固一種廣義上的節奏規律。二、三歲的孩子特別喜歡這一類游戲：一個孩子爬到一張桌子下面，桌子上蓋著垂到地面的桌布。小伙伴們看著他爬進去之后就走出房間，然后再回來掀起桌布。當他們發現桌子底下的同伴時，就會高興得大聲叫嚷。這個游戲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他們依次說：“現在，我來藏。”然后爬到那張桌子底下。孩子們明明知道這是一個重復的行為，也知道該去哪里尋找躲藏起來的同伴，仍然不厭其煩地重復著同樣的游戲程序。顯然，在這個游戲中，令他們感到興奮和快樂的并不只是“躲”和“找”的過程本身，更是通過有規律地重復的“躲”和“找”來確認生活的秩序，獲得安全的體驗。在這里，重復意味著節奏規律性的疊加和強化，這是幼兒韻律需要的表現之一。當一種行為或活動得到有規律的重復，從而形成一種可以預期的節奏時，它就成為了一個能夠帶來安全感的對象。因此，“一個年僅三歲的兒童可以連續50次地不斷重復同樣的活動”。同時，為孩子安排一種富于規律性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利于他們發展起健康的情緒和健全的人格。從韻律中產生的秩序感，也加強了對事物的控制感，它同樣是兒童格外需要的一種感覺。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幼兒在聽完一則故事之后，不斷要求成人反復講述這個故事，并且開始興奮地參與其中一些動作或情節的預測。在這里，重復的講述使原本陌生的故事越來越處在孩子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對于那些客觀上最缺乏控制事物的力量、主觀上又十分渴望獲得這一控制力的年幼兒童來說，它的意義顯然非比尋常。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適應生活中的隨機變化的能力會越來越強，但這一適應力的發展不是跳躍性的。對于年幼的孩子，我們應該讓他們在一種富于規律性的生活環境中，逐漸學會面對和適應那些不可控的變化。綜上所述，兒童期是一個從身體到心理都富于韻律敏感的發育時期。這一既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本能、又符合兒童身心發展需要的韻律感，在兒童文學的藝術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與發揮。
二、兒童文學的語言韻律
兒童文學，尤其是讀者年齡段較低的幼兒文學，是一類十分重視語言韻律藝術的文學樣式，這種重視與兒童的韻律敏感有著必然的關聯。這一語言韻律藝術最為鮮明地體現在語音層面。
（一）韻文體兒童文學的語言韻律
在所有語言類作品中，富于韻律感的歌謠、故事等作品能夠迅速贏得兒童讀者的好感，并促進兒童對相應語言的學習和記憶。“押韻的文字對孩子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在一項研究中，婦女在懷孕的最后3個月反復誦讀蘇斯博士的《戴高帽的貓》，結果嬰兒出生52小時后，可以從其他未押韻的書中分辨出蘇斯博士的韻文書。”[4]84有鑒于此，韻文類兒童文學作品在幼兒期的閱讀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這類作品既包括節律齊整的兒歌和短小簡單的兒童詩，也包括采用韻文體的故事、童話等。兒童文學作品中最易辨識也最為常見的聲韻特點無疑是押韻，而最典型地運用押韻手法的兒童文學體裁，則是兒歌。比如傳統童謠《老鼠嫁女》就有著整齊的歌行和規律的押韻。“轎”、“鬧”、“襖”、“帽”、“炮”、“貓”、“了”等開口韻韻腳，既造成了童謠鮮明的節律感，又渲染了“老鼠嫁女”的熱鬧氛圍。兒歌是以語音上的韻律為第一審美要素的兒童文學作品，其韻律特征體現在語言的各個方面，除了句末的押韻外，還包括句中語詞彼此配合構成的聲韻效果，以及對偶、排比、回環、重復等句式上的聲韻效果。傳統童謠中的繞口令、連鎖調、問答歌等，大多同時綜合了上述多種韻律手法，其抑揚頓挫、節奏分明、瑯瑯上口的音韻特點，使得年幼的兒童在理解這些歌謠的意義之前，就能先記住它的語言。除兒歌外，另一類鮮明地體現了兒童文學語言聲韻特點的體裁是兒童詩。相比于兒歌，兒童詩的聲韻藝術更為自由，其韻律感也更為舒展。例如薛衛民的兒童詩《房頂上的小樹》，采用隔句押韻的形式，它帶來了全詩聲韻上一種顯在的齊整感。但與此同時，晚清以后西方文學翻譯工作一直到民國時期才得到進一步推進，一系列著作才被廣為翻譯和出版，這一時期不僅開啟了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同時也引發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本土文化兩種形式的爭議。一、西方文論向東方推進民國時期西方文學作品主要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為新文學創作和生產起到一定借鑒作用，而文學創作話語規則也為新文學創作缺乏的理論提供一定指導。在中國，繼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后，西方文藝理論系統大趨勢更加規范化。最初是經過日本傳播和翻譯，歐美文論和俄蘇文論才在中國得到一定傳播和閱讀，民國建立十五年間，共有956部日文書被翻譯成漢文，民國時期對于日本文藝理論作品引進，非常熟悉就是章錫琛對于日本《新文學概論》的翻譯，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等。歐美文論理論的翻譯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1905年《新民叢報》第3年連載的蔣智由翻譯的法國學者維朗的《維朗氏詩學論》，標志著中國開始系統翻譯西方文藝理論。在1933年郁達夫在《青年界》第4期發表了《英文文藝批評舉要》一文，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文藝理論書目，為了能夠真正閱讀和研究歐美文藝理論，國人開始學習英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歐美文藝理論的還包括1929年翻譯的瑞恰斯的《科學與詩》，民國時期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有50部左右，歐美文藝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讓國人對于外國文學作品有深刻的認識，正是因為外國文藝理論基礎作用，也使得中國文學研究不僅有了全新的理論基礎，也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本土的文學理論構建。
（二）、西方文論的翻譯趨向本土化
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僅就具體文學作品來說，雖然彼此存在一定文化差異，但是本土讀者還是能夠閱讀理解的，西方文學話語規則和理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存在一個巨大文化鴻溝，翻譯工作中存在一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通過一定的轉譯、改譯和編譯進行本土化解決。
1.翻譯中語言障礙問題會導致文本交流問題，盡管民國時期很多日本理論著作不斷完善，但是對于日本民族文學，還是需要對于歐美和蘇俄文藝理論進行一定借鑒工作，當時影響最大的專著就是《新文學概論》和《苦悶的象征》。但是由于文化交流匱乏和語言障礙導致翻譯工作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民國時期西方文藝理論翻譯必然會出現很多轉譯。
2.在對于西方文學作品翻譯中會出現節譯和改譯問題，因為東方和西方文化差異，導致翻譯也必然會出現差異化，導致很多翻譯家都選擇進行節譯和改譯，會將很多文學典故和例子進行刪除，這樣就會采取“取諸本國文學以代之”的做法，最主要是做到“意思對”。原著中的典型例子會翻譯承中文，也因為國人對于西方學術知之甚少，所以會根據本國材料進行翻譯。
3.新文學雜志和相關的出版社都對于文學創作進行一定研究工作，翻譯出版西方的文藝理論，縱觀民國時期新文學流派作家，可以對于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進行一定聯系，可以很好發揮自身優勢，《社會的文學批判》《文學進化論》《文學之近代研究》和《小說月報》等不斷連載歐美文學翻譯作品。
4.中國現代出版業主要分為商業和人文兩端，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不斷在商業和人文，閱讀和接受西方文論與翻譯中成長，并不是新文學那樣具有明顯的利益制衡方式，新文學的小說和詩歌都是不斷借鑒歐美文學理論思想發展，文學生產和寫作本身就存在一定文學話語規則，理論上是形而上存在性，也很難吸引大眾進行閱讀，最終導致文學消費出現一定層次問題。
結論：
為了讓這股兒童文學教育大潮涌得更高，有必要通過溯源的方式為其蓄積足夠的能量。俗話說：“鑒古以知今”。我們可以從歷史研究中尋找到一些解決現實問題的智慧，也可以歷史為參照來考察當下的得失。教育的發展經常出現“鐘擺”現象，所以我們常稱某次改革為第幾“輪”改革。雖然每“輪”教育改革的時間不同，但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往往沒有多少變化。如果我們不清楚過去的研究，那么前人已經解決的問題，我們往往還把它當成問題在爭論；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問題。因為不知道來時的路，所以結果往往是一次次重新出發，一次次回到原點，導致這些出發看起來是在前進，實際上是在倒退。目前的兒童文學教育在很多方面就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就兒童文學教育人才的培養來說，和歷史上的做法相比，退化的狀況尚未改觀。
首先，課程設置。20世紀二十年代兒童文學教育興盛初期，在一些中學、中等師范的課程設置中就有相應的課程，如1923年4月錢基博在其所擬的《三年師范講習科國文教學綱要》之“本科作業支配”中將“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自由發表思想”與“解悟小學教學法”作為師范教育的三項要務，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學教學法”就要研習“兒童讀物研究”和“改文”兩類重要的課程[2]。又如1924年東大附中高中職業組師范科所開設的選修課程就包括“國文教學問題”“國文教學法”和“兒童文學”[3]。再如1924年北師大附中高級部女子師范科課程標準中開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選”“書法”“文字學”“國語發音學”“語法”“修辭學”和“兒童文學”。其中“兒童文學”在最后一學期（第六學期）開設，而且學分較高（二學分）[4]。可見，兒童文學大潮興起時，師范學校對兒童文學課程十分重視。20世紀四十年代，大學師范學院的課程中都有“兒童文學及青年讀物”這一課程，分三、四、五年級選修，共三學分。1947年，陳伯吹認為將此作為選修課程并不恰當，所以乘各級課程標準修訂之機發出呼吁：“高中師范，專科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師范大學，亟應添設‘兒童文學’或‘兒童讀物’一學程，并且規定為‘必修科目’，這樣數十年后，也許會人才輩出，而優秀的兒童讀物，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了。”[5]
其次，課程內容。就目前所見的幾則兒童文學教育早期的材料來看，各師范學校在呈現課程時多只列出“兒童文學”課程名目，并沒有詳細地列出其課程內容，這大概與最初多數學校并不清楚其課程內容有關。但是，北師大附中高級部女子師范科對兒童文學課程內容的確定做了積極的探索，其《高級部女子師范科國文課程標準》不僅明確地標示課程名稱為“兒童文學”，而且較詳細地列出課程目標和內容：“說明文學在小學教育上之價值，授以兒童文學之意義與特點，指定兒童讀物之類別及其標準；并審究兒童文學之教學法。計分三部：（1）何為兒童文學：定義，要素，起源。（2）兒童文學之分類：歌謠，寓言，童話，故事，傳說，戲曲。（3）兒童文學教學法：教材，教法。”從其確定的最終目標和所設置的三大項內容來看，有關“兒童文學”的講授均是為了讓師范生懂得如何借助兒童文學來進行“小學教育”的[6]。可見，早期師范學校的“兒童文學”課程內容彰顯出中的是濃厚的“教育”而非“文學”色彩。
最后，教材編寫。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數種“兒童文學概論”“兒童文學研究”和“兒童讀物研究”之類的書籍，并非專門研究兒童文學的專著，而是培養小學兒童文學教育師資的教材，如張圣瑜在其所著《兒童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的“例言”中寫道：“本編材料適敷師范科學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兩學分之修習，編者在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作為研究材料，復經邵鶴亭君于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采為教材。”呂伯攸著的《兒童文學概論》（大華書局，1934年版）的扉頁廣告標明該書是“給簡易師范學校、鄉村師范學校、縣立師范學校、師范講習所等而編輯的”。陳濟成、陳伯吹合編的《兒童文學研究》（上海幼稚師范學校從書社，1934年版）則是二位編者根據自己在上海幼稚師范學校的講稿編輯而成的，給學生“用作課本”。在這些書中，除有大量的章節以介紹兒童文學的教學對象（兒童文學的定義、價值、來源、分類、體裁等）外，還有專門的章節介紹兒童文學的教材和教學，如魏壽鏞、周侯予合著的《兒童文學概論》中就設有《兒童文學的教學法》一章，并附錄有“課本形式”和“文學教學實況”。張圣瑜著的《兒童文學研究》中有“兒童文學與教育”“兒童文學之教材”和“兒童文學教學法”專章及附錄“兒童文學教科實況調查”。趙侶青、徐迥遷合著的《兒童文學研究》（中華書局，1933年版）中有“兒童文學在初等教育段應占怎樣的地位”一章。呂伯攸著的《兒童文學概論》（大華書局，1934年版）中有“兒童文學和教育”“兒童文學的教學法”和“兒童文學書本的形式”等三章。陳濟成、陳伯吹合編的《兒童文學研究》中有“兒童文學與教育”一章。這些教材的著者也多是教育研究和（或）文學創作者，如施仁夫在張圣瑜著的《兒童文學研究》的序言中稱：“張君圣瑜，與文學有宿緣，從事小學教育暨師范教育凡十年；本其研究之心得，教學之經驗，著兒童文學研究一書”。又如盛振聲在趙侶青、徐迥遷合著的《兒童文學研究》的序言中稱：“徐趙二君從事兒童教育十余年，日與兒童共同生活，對于兒童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觀察精微。對于兒童文學，創作與指導，經驗俱富，故談兒童文學，別有見地，自非浮泛者可比。”而且這些作者已自覺地堅持著教育的立場去研究兒童文學，如張圣瑜在《兒童文學研究》的“例言”中稱：“本編合兒童學文學并兩者相互之關系，以闡明原理，合以教育藝術等原則，申述方法”。他甚至為了該書所述能契合教學實際還特地趕在出版前就有關問題在廣大師生中進行調查，其“例言”寫道：“本編峻事之際，曾制表調查，省內外各師范學校各著名小學校及各畢業同學頗蒙惠復，得以完成是稿，免踏蹈空之弊，俾同好多資取法，豈特編者個人感激之私哉”，“本編草創望海內教育家指正”！
1949年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兒童文學”課程和“兒童文學概論”之類的教材從中等師范的教育中消失，只有“小學語文教材教法”之類名稱的課程和教材。
近幾年，一些高校的小學教育專業也設置了“兒童文學”課程，也使用“兒童文學概論”之類的教材，但是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兒童文學和小學教育之間存在著實質聯系的兒童文學教育研究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現在所用的“兒童文學概論”教材介紹的是兒童文學的定義、本質、種類、體裁、題材、創作等文學研究范疇的東西，而幾乎不涉及教育問題。所以，在這門課程中出現了“兒童文學”與“教育”看似有聯系而實際上是“兩張皮”的現象。也許是因為有些學者認為只要懂得了兒童文學自然就會進行兒童文學教育；或者認為既然已經開設了“小學語文教學論”之類的課程，那么在這類教育學課程中所學的一般性的教學理論同樣適應于兒童文學教學。我認為問題主要出在教材的編寫主體上，目前“兒童文學概論”教材的編寫人員多是既無基礎教育實際經驗或研究經歷，又無兒童文學創作能力而單純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并非真正的兒童文學教育研究者、實踐者，所以他們不會把兒童文學當成一項課程資源來對待而從教育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其實也因為學術背景的缺失和研究立場的限制使其難以闡述具體的兒童文學教育問題，即使有所涉及也多陷入民國兒童文學專著所力避的“浮泛”、“蹈空”的境地，所論也與課程與教學論層面的兒童文學教育相距甚遠，更不要說去指導實際的兒童文學教育了。總之，如果參照歷史，則應在小學教育專業開設“兒童文學教育”課程，編寫探討兒童文學的教育價值、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和教學實施為主要內容的“兒童文學教育概論”教材。
注釋：
[1]魏壽鏞、周侯予著《兒童文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1頁。
[2]光華大學教育系、國文系編《中學國文教學論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117頁。
[3]陳燮初《我對于高級中學教學國文的幾個意見》后所附課程綱要和課程表，中國中等教育協進社編輯《中等教育》，1924年二卷第五期。
[4]《高級部女子師范科國文課程標準》，《北京師大周刊》，1924年第237頁。
[5]陳伯吹《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教育雜志》，1947年第32卷第3期第76頁。
當我們涉及到一些西方文學的時候可能會被其中濃郁的文學氛圍所折服，對于他們的文化底蘊和文學風格有著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特別是對于英美文學評論這一塊兒來說。文學評論是直接與文學著作掛鉤的，我們在閱讀一些文學著作的時候就是在閱讀他們的文學評論。一般來說，文學評論深藏在文學著作當中，文學著作的內容就是一種文學的見解，換句話說，文學著作就是文學評論的內容。
1.英美文學所具有的特點
1.1 英國文學的特點
英國文學的歷史悠久，最為人熟知的要數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大繁榮了，自文藝復興后，英國文學經過發展相繼經歷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等階段。在這些階段中，英美文學得以快速的發展，并在不同時代掀起了一股股文學思潮。在每一股文學思潮的背后，都有一大批的文學追捧者和擁護者，當然每個時期也有批判主義思潮的出現。對于英國文學來說，這些思潮都不影響英國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反而進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步推進了其文化的發展。對于一些讀者來說，英國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許多學者爭先學習模仿和研究的對象。英國文化在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后變得更加寫實了，也更加注重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更加注重實踐了。就目前的狀況來看，英國文學目前正朝著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在世界文化發展趨勢和全球化的影響下，英國文化更加發展完全。
1.2 美國文學的特點
對于一個民族歷史并不悠久的國家來說，美國文學的成長是短期的、多元集合的。美國是在二戰后許多移民的遷入才逐漸的壯大發展的，對于美國來說，它的文化具有模仿他國的現象。不可否認，美國的移民政策為其爭取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口，美國這個新生代國家因此匯集了不同種類、不同膚色和不同國度的人民。當然，隨著這些不同地方的人來到這里，帶來了他們各自地區的思想文化、民風習俗以及科學技術，其中許多不同的文化思想在這里得到大融合、大碰撞，并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化。
美國文學深受其它國家的影響，尤其是文化大繁榮的英國。在19世紀以前，美國由于自身特殊的國情，對于文化的接受都是從別的國家“移植”過來的。但是隨著民族的融合，思想的交流和發展，在20世紀之后美國逐漸的形成了自身獨立的文化，這個文化是建立在多民族融合的基礎上的，這也是由美國本身是一個移民國家所決定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經歷的文化斗爭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名族文化，即多種文化的匯合。
也正是由于美國文化的特色，使得美國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很快的壯大并對一些其它的國家造成“唯馬首是瞻”的影響。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逆襲，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應用和發展，全球化逐漸的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現如今美國文學又逐漸的多元化起來，這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的趨勢所在。
2.影響英美文學評論的文化因素
2.1 語言文化的差異
文化認識決定了文學發展，文學發展又決定了文學評論的發展。對于文化差異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語言文化的差異。語言文化的是一個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沒有統一的約定俗稱的語言，那么群體就不會形成，相對應的國家也就不會形成。雖然有些國家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整體，他們還是對這些語言都能理解和夠運用的。拿印度來說，印度的語言就有許多種，常見的就有印地語和英語兩種。通常情況下英語是作為官方語言進行運用的，而印地語則是人們平時使用的語言。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掌握這兩種語言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人們通常會根據場合來選擇語言的運用，通常情況下人們一般在社交場合會習慣性的使用英語，而在與自己家庭成員在一起的時候則會選用印地語比較多。
對于英美兩國來說，他們一般都采用的是英語（美國北部有少數印第安人除外），但是即使是同樣的英語也有不同之處。隨著各自民族的發展變化，一些合成詞和新生詞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行成的特殊詞匯的衍伸，導致了英語在兩種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特點，我們一般情況下會把這兩種語言區分為“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對于這兩種英語來說，他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發音和詞義時有發生，盡管他們本來是“本家”的，都是由原始的英語衍伸而來的。語言差異是造成英美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2.2 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設，社會的發展水平決定了文化的發展。隨著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其文化也在不斷地加速發展，從而出現繁榮。對于英國來說，因為其繼承了許多古典文化的傳承，加上其民族文化的莊重，反而減慢了社會文化的發展。隨著英美文化出現的差異不斷加深，英美文學評論的方式和側重點也有所不同。
的新詩集《嘗試集》第一編中的詩歌產生于民國五年、民國六年，在這兩年時間內新詩的實驗室只有一個人，當時的新詩界在創作上一片蕭條。自身也倍感如此。如在藝術上，他大方承認錢玄同對自己新詩創作所說的“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嫌太文了”的批評。只是到了《嘗試集》第二編，才開始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才開始真正的“詩體大解放”的新詩創作。
的《嘗試集》共收詩作74首，分為兩編和附錄三集。除附錄里收的22首舊體詩詞外，其他兩編都是處于嘗試階段的新體詩。第一編共收詩歌23篇，包括后來影響甚廣的《蝴蝶》《江上》《朋友篇》等詩作。第二編共收詩歌29篇，后來得以廣泛傳播影響深遠的詩歌，如《一念》《鴿子》《人力車夫》《老鴉》《三溪路上大雪里一個紅葉》《新婚雜詩》《一顆星兒》《希望》等都被收錄在此。而這些詩歌在《嘗試集》出版后大多都被收錄進了中學的國文教材，影響了幾代人。
《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歌有多數在后來被選編進了中學國文教材。沈星一編選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國語讀本》選錄了《一顆星兒》，秦同培的《中學國語文讀本》選錄了《一念》《鴿子》《人力車夫》《老鴉》《三溪路上大雪里一個紅葉》《新婚雜詩》六首，張弓編的《初中國文教本》以及羅根澤、高遠公、黎錦熙等編選的《初中國文選本》則選錄了《威權》，朱劍芒選編的《初中新國文》以及《朱氏初中國文》選錄了《一顆星兒》，后者還選錄了《奔喪到家》等。
這一集中的多數詩歌寫于1918年至1919年間。從第一編到第二編，本著進化論的精神，在詩歌的形式方面，曾做了解釋。他說第一編中的詩歌，“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至于第二編，“雖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齊句法，雖然改成長短不整齊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幾首，如《一念》《鴿子》《新婚雜詩》《四月二十五夜》，都還脫不了詞曲的氣味與聲調。在這個時期里，《老鴉》與《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喪到家》詩的前半首，還只是半闋添字的《沁園春》詞。故這個時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還只是一個自由變化的詞調時期。自此以后，我的詩方才漸漸做到‘新詩’的地位”。他自己坦承“《老鴉》《老洛伯》《你莫忘記》《關不住了》《希望》《應該》《一顆星兒》《威權》《樂觀》《上山》《周歲》《一顆遭劫的星》《許怡蓀》《一笑》――這十四篇是‘白話新詩’”，“其余的不是真正白話的新詩”。其中的《威權》《樂觀》《上山》《一顆遭劫的星》等詩作，他認為在形式上“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正如自己所說：“社會對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認我的詩是一種開風氣的嘗試。這點大度的承認遂使我的《嘗試集》在兩年之中銷到一萬部。這是我很感謝的。”這僅僅是就《嘗試集》的發行量而言的，如果算上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對國文教材中詩歌閱讀的話，他的白話新詩的影響不可估量。
筆者認為，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嘗試集》自身“開風氣之先”的藝術特質。這也正如陳子展很早就指出的，“其實《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規范，不在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里的，而在與人放膽創造的勇氣”。在他的“嘗試”之后，如其所言：“這兩年，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話詩。白話詩的實驗室里的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是以，朱光燦先生才說：“在《嘗試集》的創作中是盡力運用‘現在的白話’，和接近民眾口語的現代的活的語言，不避俗字俗語，講究文法，注重運用標點符號，不用套語，不用典故。這就使《嘗試集》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推動白話替代文言而成為新詩最適宜的工具，初步形成了以現代漢語為基礎的詩的語言方面，起了開創性與示范性的作用。”口¨正是本著這種開創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本著“擺脫舊時格律的鐐銬而趨向自由詩”的藝術精神，讓“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跑到了他的詩歌里面去，才導致他的白話新詩藝術水準的提高，才讓白話新詩有資格作為范文跑到了中學的國文教材里，繼而通過講授實現了自身的經典生產。
那么，中學的國文課中，新詩是如何通過講授來進行知識生產的呢？
擔任過上海澄衷中學校長的曹幕管曾寫文章《論文學無新舊之異》對創作新詩進行了批評，他認為“不廢文言作詩”，“以白話作詩也者，只是試驗而已，練習而已”。糾對于白話新詩的出現，他認為：
凡學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讀詩句，學作對聯，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慣者，興味自為之銳減。韻文少讀，律詩少做，偶爾覷面，遂覺難識，亦事之常。因而“艷詩艷詞”，意象縱極深厚，比興縱極允當，而凡為學校出身者，未能洞悉個中之深味。謹愿者藏拙，倔強者鳴鼓，趨時之士相與盲從而附和之，天下則紛紛矣。此白話詩之所由來也。
雖然曹氏對白話新詩并不看好，但這段話卻指出了當時學生對舊體詩歌的陌生感，也就是不能“洞悉個中之深味”，這恰恰是白話新詩進入中學國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吳仁援在《漢詩現代化新論》中認為：“無數的事實都證明了，老百姓嘴里的白話口語有著與時俱進的本性特質，而詩歌的發展變化又與白話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天然聯系。具有最自由、最活潑生命力的詩歌，它必然是從現實生活中來的，它必然是有感而發、因情而生的。白話文以其滲透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內涵，與現實生活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找到了白話文，意味著為詩歌工具的‘煥然一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他看來，白話新詩不僅在于好懂，更重要的是與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密不可分。
事實上，白話新詩作為文學語言、形式變革最突出的新文學代表，更與五四呼喚個性以及想象自我的內容密不可分。因此，朱湘才說：“浪漫體的文學是少年時代的一種最迫切的需要。這種體裁的文學，在教育上，是地位極為重要的。想象與體格的發展都在少年時代；處在這個時代內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積極的戀愛文學，健全的、優美的騎士文學給他們閱讀，一定能培養成為想象豐富、魄力堅強的國民。”
正因如此，白話新詩在中學國文課堂的講授重點不外乎語言形式與蘊含的關乎生存與生命體驗方式的思想內涵兩個方面。
的詩歌《鴿子》最初被選人沈星一編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國語讀本》，后來王侃如編的《新學制初中國文》、朱劍芒編的《朱氏初中國文》等教材也選編了這首詩歌。在最初選擇這首詩歌的沈星一編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國語讀本》中，編者通過這首詩主要是想給學生明示新詩的形式特點，同時意圖涵養學生的心力，以期在文學形式上能夠啟發學生自由、明白、迅速、直接地表現自我的情感。在朱劍芒編的《朱氏初中國文》中，教材“參考”對“文體”的說明如下：
本篇是首寫景體的小詩。內容系描寫空中群鴿飛翔的狀態。雖則字面淺顯，句式解放，但句尾依舊押韻，尚不能認為純粹的新體詩。作者自己曾說，他的新詩含有詞調的很多，像本篇的格調確乎帶有詞的意味與音節的。
“表解”強調了本篇的“描寫”內容，即描寫了晚秋的天色與群鴿在空中飛翔的狀態。由此可見，教材對《鴿子》一詩的講解不僅僅是詩歌所描寫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講述了詩歌在藝術上的特點，強調了初期白話新詩與舊體詩的關系。這在當時教材開始重視文言文的大背景下，應該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證明，在經歷了重重考量后進入中學國文教材的新詩，在中學的國文教育中也總是面臨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中學國文教育的場域是語文技能培養的空間，更是社會權利根據自身文化建設的需要對知識進行整合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新詩的思想內涵經歷過打磨漸漸適應了當時的教育宗旨，與其時的主流政治文化結合，在這種知識生產的復雜對話中很好地發掘了文本的深層意義，實現了文本意義的增值與空間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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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 形式內容 目標 性質 特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語文課程性質的討論成為熱點，隨著新課改的推進，“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學理基礎及可操作性受到質疑。其實，以往關于語文課程性質的討論大都是就性質談性質，如果換個角度，回到清末民國時期去追溯諸多學人在語文獨立成科后槿妨⒀Э票囈綰妥非罌蒲性所作的關于“形式”與“內容”的探索，我們會對語文課程性質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一、語文獨立設科以來對其“形式”與“內容”目標的認識
1904年以前的所謂語文實質是與經史哲混融一體的，其基本特點是注重“文道統一”而偏重道統。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頒布，語文課程從“經史哲”中剝離出來，走上了獨立發展的新征程。一大批學者、教育家為語文劃定學科疆界及走上科學化道路而孜孜探索，其成果之一便是對語文課程“形式”與“內容”目標框架的確立及對“形式”目標的倚重。
語文獨立成科后，“讀經講經”和作為現代語文最初形態的“中國文字”“中國文學”分離，這是分科教育制度對傳統語文“文”與“道”的切割：“讀經講經”主要“治身心”，而“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學”主要“應世事”。
語文教育“形式”與“內容”的目標框架來源于赫爾巴特關于“形式”與“實質”的教育思想。赫爾巴特本來偏重“實質”教育，但在1905年兩廣初級師范簡易科館編寫的《國語科教授法》中，編者第一次將國語科要旨（目的）分為“主要宗旨（形式上）”和“副二宗旨（內容上）”兩個方面。國語科這一偏重“形式”的立場是對赫氏偏重“實質”目的觀的反轉，表明當時中國語文教育學者面對“語文課程”這一特殊對象已經開始采取客觀科學立場。
1905年后，諸多關心語文課程發展的學者都對“形式”與“內容”目標框架發表意見，盡管看法不一，但多數學者從確立語文課程“是其所是”出發，認為應以“形式”目標為主。比如孫本文在《中學校之讀文教授》中指出：“若乃啟發智德，則有各科學在，似非國文教授之主鵠，固宜重形式而輕實質矣！”穆濟波認為“語文的本身絕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的“實質目的觀”也受到朱自清批評，朱自清說：“他似乎將‘人的教育’的全副擔子都放在國文教師的兩肩上了，似乎要國文一科的教學代負全部教育的責任了，這是太過了！”20世紀30～40年代，葉圣陶、夏D尊等基本都偏重“形式”目的。比如葉圣陶在《關于〈國文百八課〉》一文中明確說：“不論國文、英文，凡是學習語言文字如不著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內容上去尋求，結果是勞力多而收獲少。”夏D尊最有代表性的是其發表于1936年的《學習語文的著眼點》，明確提出“學習國文應該著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的核心觀點。宋文翰則說得更明了：“別的學科重在知識的傳授，國文科重在傳授知識的文字的運用的訓練；別的學科重在內容實質的深究，國文科重在形式表現方法的探討；別的學科在使學者明了，國文科則于明了而外，尚須使學者能運用。”當然，需要明確的是，多數學者雖偏重語文形式目標，但并不是絕對的形式教育論者，只不過是為了讓語文“更像語文”，在“形式”與“內容”方面有所側重罷了。
建國后至上世紀9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語文教育界鮮有對“形式”與“內容”問題的討論，一是受特殊的時代環境影響，政治思想教育、階級斗爭教育等“非語文”成分滲入過多；二是就語文本身而言，以閱讀教學為主的語文課基本著眼于理解“此篇”時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題思想等內容，“形式”上的言語理解與表達技能并未成為主要任務。盡管期間也有“不要把語文課教成政治課”“不要把語文課教成文學課”的反思，但整體狀況并未改變。
1996年，王尚文在《語言?言語?言語形式――試論語文學科的教學內容》一文中重新審視語文“教什么”的問題：“我以為語文之外的其他學科所教所學的是教材的言語內容，而語文學科則以教材的言語形式為教學內容；質言之，其他學科重在教材‘說什么’，語文學科則重在教材‘怎么說’，以使學生從中學習如何具體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本領，培養讀寫聽說等語言能力。”此論開了以新的語言學理論為基礎、從教學內容角度討論語文課程“形式―內容”問題的先聲。進入新世紀后，新課改的推行，與語文“思想情感內容”聯系緊密的人文屬性頗受重視，“泛人文”現象抬頭，一些敏銳的教育學者發現了這一問題并及時糾偏，2006年，楊再隋提出“本色語文”。“本色”語文課“就是教師引導學生學習語文的課，是學生學習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課，是學生聽、說、讀、寫的綜合實踐課”，從此可以明顯看出其希冀重回聽說讀寫等“形式性”技能目標的意圖。2006年前后，以重視“言語形式”教學為基本立場的討論漸成熱點并為更多人接受。
二、“形式-內容”認識框架對確立語文課程性質的啟示
從邏輯上講，語文課程應該是性質決定目標，“形式-內容”認識框架屬于目標框架，以此出發來探討語文課程性質似乎有點本末倒置。但其實不然：第一，所謂語文課程“形式-內容”框架屬于目標范疇，主要是從“形式”和“內容”各自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來說，而諸多前輩從確定語文課程“是其所是”出發，將語文課程區分為“形式”目標和“內容”目標，并認為語文課程具有偏重“形式”的特點，這本身就是對語文課程特有屬性的認識，屬于邏輯上的明確概念內涵；第二，認識一個概念的內涵，通常都要經歷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語文作為應用性極強的實踐課程，從課程的目標任務等“實然”狀態去追索課程性質之“應然”規定，可行而必要。
任何一個概念都有很多屬性，對語文課程性質的追問，是確定“語文課程”的本質屬性。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語文獨立設科以來，無數前輩并未提出這樣“性”那樣“性”，而是從“形式-內容”認識框架出發，找到了語文課程“偏重形式”的特性。那么這樣說來，語文課程的性質可以確定為“形式性”或偏重“形式性”了？這也還有待推敲。因為“形式”與“內容”是一對相對而可變的范疇，“形式性”也不是語文學科的特有屬性，同時語文課程也僅是“偏重”形式而不是“專講”形式，“形式”屬性不能涵括語文課程的全部本質屬性。因此，進入新世紀后，一些論者以“言語形式”為課程之本也是有偏頗的。
怎樣突破這一僵局？我們再從“形式-內容”目標框架內部去探尋。1924年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教學法》里提出“國語要旨”目標框架說。
圖1 “國語要旨”目標框架圖
圖1所列語文的“形式”目標包含了“理解”與“發表”兩大方面的“讀、聽、說、作、寫”等幾個具體方面，這和建國后所凝煉并堅持的語文“聽說讀寫”四大基本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語文知識）高度吻合，而以此為主體的形式目標在建國后被概括為“學習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基本表述，出現在了絕大多數中小學語文大綱中，成為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識。現在我們可以說，什么是語文“是其所是”的獨特性？從課程目標看，引導學生“學習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就是語文課程的獨特性。根據前述“由目標追尋性質”的思路，采用形式邏輯嚴謹的“屬加種差”定義法，那么語文課程的本質屬性則可表述為：語文課程是一門教師引導下學生學習正確理解和熟練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課程。
論述至此，持異見者會說：這主要是以語文課程“形式性”為基點得出的課程性質，那么語文課程“智、德”等生活知識經驗、情感思想、道德審美等“實質性”目標豈不落空了嗎？我們如何既確保語文之“是其所是”，又兼顧語文的“智德”目標，以使其不再重蹈上世紀80年代功利主義和枯燥訓練的泥淖？其實這可以從重新理解“語言”這一核心概念入手去化解。語文學習的根本是語言學習，但這個“語言”已主要不是指抽象、共性、靜態的規則系統，而更多是指具有具體性、個人性和心靈體驗性的運用系統即“言語”，作為語言實際運用的“言語”不再是一種外在于人、受人支配的純粹工具，它已經內蘊著言說者與傾聽者的生命情愫，“學習語言，同時也就是對沉淀于語言中的人和生命、人的意志的體驗，對表現于語言中人的生存、人的生活的認同，也就是作為人類心聲的語言對具體的個別的心靈的同化”。因此，語文的學習，除了與聽說讀寫活動相關的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它必然而且應該對學習者的思想、情感產生影響，即語文課程的人文性。
語文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理解和熟練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本質，具有對“形式”目標和“內容”目標的極大包容性。這一表述極大地暗示了二者的輕重主次之分：語文聽說讀寫的可遷移能力的形成是“主”，是“重”，而語言文本及言語活動中的思想、情感的接受、浸染是“從”，是“輕”，二者不能切割卻也不可僭越。
三、對語文課標中“課程性質”表述的建議
新課改之初，九年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語文課標實驗稿均將語文課程性質確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從課程性質的要求看，“工具性”和“人文性”都不是語文課程的特有屬性，從課程“形式-內容”認識框架看，偏于“形式”的工具語文和偏于“內容”的人文語文也不應該對等統一。
2011年，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版面世，修訂版特別突出地在“課程性質”部分加上了“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的表述，這一表述從形式上看更像是對語文課程的性質“定義”，“學習語言文字運用”這一核心表述有將語文教學引導到側重“形式性”能力目標訓練的正確道路的價值，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但在語文教育學者倪文錦看來，2011年版的課標性質表述仍有遺憾，比如“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核心表述缺少了對祖國語言文字“正確理解”的一面，“學習語言文字運用”中對“祖國”二字的省略，忽略了語文課程的“母語”地位。如果我們認同“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是課程性質表述的話，那么修訂稿又保留原課標“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這一被廣泛認同為課程性質的內容，無疑會增加人們“本質屬性二元化”的困惑。同時，倪先生在文中還談到“性質”與“特點”的關系問題，很顯然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從義務教育語文課標實驗稿到修訂稿，“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這一被廣泛認為是課程性質的表述，卻始終貼著課程“特點”的標簽；非但如此，修訂稿又在課程性質部分增加了“綜合性”“實踐性”等屬性，更增添了理解的復雜性。
因此，語文課標應將課程“性質”與“特點”明確區分而又有機結合，以“課程性質與特點”取代原有的“課程性質”，二者共同揭示“語文課程”內涵；現有義務教育語文課標在“課程基本理念”部分介紹了人文性、實踐性、民族性等特點，可以將其轉移到“課程性質與特點”部分。課程性質作為本質屬性應該是唯一表達，即“語文課程是一門教師引導下學生學習正確理解和熟練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課程”；在此基礎上，語文課標可以闡釋一些重要特點，諸如思想性、實踐性、科學性、基礎性、民族性、工具性、人文性等等，都只能算是語文課程的特點，至于課標需要遴選哪些特點介紹，可以再討論。
我們相信，明確了語文課程性質及其特點，“語文課程”是什么，語文課該怎么教，就會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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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一般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而產生，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發生著一定的變化，其對人類社會活動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一影響作用于文學評論方面，促使文學評論也在文化差異的作用下出現了一定的變化。該文從英美文學的發展以及英美文學評論入手進行研究，探究了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的影響，希望能夠為英美學評論研究提供相應的支持和借鑒。
關鍵詞：文化差異；英美文學；文學評論；影響
文化在人類歷史的形成之初就已經產生，并且對社會大眾的生產生活產生著相對廣泛的影響。但是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環境和地理差異的影響，文化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開始表現出明顯的民族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世界文化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在當前多元文化協同發展的背景下，英美文學評論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而文化則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要想對英美文學評論進行研究，就應該加強對英美文化差異的重視，基于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實施深入的探索，促使英美文學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進步。
1英美文學的發展和英美文學評論
英美文學發展與英美文學評論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系，甚至可以說英美文學評論是伴隨著英美文學而出現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因此對英美文學評論進行研究應該借助英美文學對英美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活進行審視和剖析，基于兩個民族文化的差異增強文學評論研究工作的深入性，保證能夠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為英美文學的世界性傳播和發展提供相應的支持。
1.1英美文學的發展
對于一個民族來說，經典文學作品是民族智慧的反映，因此英美文學作品也可以看做是英美兩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是英美文化在文學領域的外在表現。從廣義上進行分析，英美文學不僅僅代表了英美兩個國家語言的藝術性集合，同時也是對英美兩國人民現實生活中藝術性的彰顯，在世界中承擔著宣傳和傳承英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世界人民對英美文化進行認識和研究的重要渠道。而英語作為英美兩個國家重要溝通和交流工具，一般應用于文學作品中，能夠傳達出作者甚至英美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內涵等。相較于英美文學的發展來說，由于英國建國時間相對較早，文學也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先后經歷了盎格魯•撒克遜階段、文藝復興階段、新古典主義階段以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階段，并且在每一個不同的文學發展階段中，英國文學都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對世界文學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特別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英國文學在當前世界元文化的刺激和影響下也向著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前進，在新時期表現出新的發展特征。美國文學則受到美國移民性質和建國時間的影響，不僅發展時間相對較為短暫，并且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了多國文化的影響，多元化特征更為明顯。到19世紀后，美國文學逐漸脫離英國文學的束縛開始走向獨立，并且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美國文學逐漸呈現出繁榮發展趨勢，能夠與英國文學并駕齊驅，并統稱為英美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同時，美國文學在發展過程中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在戰后出現了新舊文學之間的碰撞和斗爭，在一定程度上也對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發展產生了相應的積極影響。
1.2英美文學評論
英美文學評論簡單地說就是運用相關文學理論對英美文學作品進行深入研究的實踐活動，能夠借助研究對英美文學的發展規律加以揭示，并為英美文學創作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為英美文學創作的良好發展提供相應的參照依據。一般來說，英美文學評論將英美文學作品當作主要研究對象，并且可以按照文學作品的呈現方式合理選擇不同的評論形式，如小說評論、戲曲評論、詩歌評論以及散文評論等。在文學研究領域，開展英美文學評論工作主要是通過對相關英美文學作品所能夠表現出來的思想內容、創作風格等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與評鑒，以此為欣賞者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欣賞提供一定的參考，也為英美文學的良好傳播提供相應的支持。從一定意義上進行分析，英美文學評論與簡單的英美文學作品分析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其雖然建立于基本的文學作品分析基礎上，但是還對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境界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對文學作品加以評鑒。具體來說，文學作品的分析工作將重點放置到對作品本身屬性的研究方面，而英美文學評論的工作重點則為作品的外在表現、思想內涵以及藝術價值等，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綜合分析和評價，提出系統的文學評論觀點，為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以及英美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提供特定的支持。
2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的影響
2.1文化內涵方面的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的影響
英國文學評論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一定的困惑，是對傳統文化加以傳承還是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探索新的發展路徑，其甚至一度成為英國文學評論爭論的焦點問題。十七到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評論表現出特定的發展趨勢，受到當時文化發展環境的影響開始表現出明顯的荒誕創造特征，宗教色彩也較為明顯，在此階段內，英國文學評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開始探尋擺脫傳統文化束縛的方式，對英國文學評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進入到二十世紀后，英國文學評論在特定的環境中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文學評論專家們開始對傳統的文學評論工作進行重新研究和探索，對后世文學評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當今社會，英國文學評論的未來發展趨勢愈加明顯，表現出向著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的方向發展的傾向，文學評論工作的內容也逐漸轉變為對文學理論成就的研究和審視，進而希望能夠為新文學理論的構建提供相應的支持，促使新文學理論與社會的適應性得到一定的增強。由此可見，英國文學評論的發展與英國特定的文化內涵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甚至可以說英國文化內涵的變化對英國文學評論的變化產生著直接的影響。而對美國文學評論進行研究，也應該重視美國文學以及美國文化內涵。美國建國時間相對較晚，并且具有一定的移民性質，受到移民文化的影響，其文學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相應的美國當地土著文化和歐洲大陸文學特征，其中英國文學和印第安文學對美國文學的影響最為明顯。但是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文學逐漸將歐洲大陸文化、移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進行有機結合，開始呈現出個性化的發展趨勢[3]。同樣，基于文學方面的影響，美國文學評論也必然會受到歐洲大陸文學評論，特別是英國文學評論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并不存在絕對性，在不同文化內涵的驅動下，美國文學在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特色的文學評論。綜合英國文學評論和美國文學評論進行分析，英國文學評論受到傳統文學內涵的影響較為明顯，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的猶豫和掙扎，雖然有所創新，但是重點仍然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而美國文學發展時間相對較短，其對美國文學評論的影響較小，所以美國文學；評論的創新性更為顯著，表現出一定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多元化發展趨勢較為明顯，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
2.2文化語言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的影響
語言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載體作用，也是一個民族彰顯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受到民族發展歷程和地域環境的影響，不同的民族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必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語言上就會對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學評論工作產生一定的影響。以英美文學評論為例進行分析，受到文學創作語言的影響，英美文學評論在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的影響下表現出不同的發展傾向，因此要想分析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還應該重點把握英美文學語言的差異性。英國文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蘊相對豐厚，并且英語是英國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英語的發展不僅表現出其對傳統英國文化的繼承，也促使英國文學的表現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這一特點造成相關文學評論專家在對英國文學作品進行評論的過程中，出于對英語這一古老語言的由衷憧憬，所使用的評論語言相對嚴謹，一般不會使用張狂性質的語言，因此英國文學評論的個性自由不明顯，表現出一定的文化傳承性。而美式英語作為英式英語的重要衍生語言，必然會受到英式英語的影響，其核心仍然延續著英式英語的思想。但是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堅持獨立、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追求民族和國家獨立的歷程中自身經濟、文化、政治方面的制度和規范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民族文化的承載體——美式英語產生了特定的影響，逐步表現出一定的叛逆和創新特征。具體來說，就是在美國民族文化的影響下，文學評論與英國的嚴謹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更加注重個性的張揚和思想的創新，一般將民族、自由作為中心思想，甚至表現出一種“一切皆有可能”的積極文化精神。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載體存在的差異也會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對英美文學評論進行研究還應該重點對語言差異加以關注，保證研究的全面性。
2.3文化歷史方面的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的影響
對英國文學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歷史的發展方面，其文化歷史的傳統可以劃分到人本主義的研究范疇中。但是，受到英國文學發展歷史的影響，英國文化史中所堅持的人本主義是相對于神權主義和禁欲主義而提出的，與現代社會的人本主義思想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因此在英國文學評論中，一般表現人本主義思想的觀點都相對保守，甚至從廣義上說是一種對人本主義思想加以傳播的活動。這種觀點對英國文學評價工作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促使英國文學評價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英國文學評論中的人本主義思想受到自身保守性的影響逐漸得到部分研究者的質疑和否定，他們認為社會要想獲得一定的發展，就應該借助革命的力量，只有堅持革命才能夠為社會的變革提供相應的動力支持。這一觀點的影響下，英國文學評論中的人本思想受到嚴重的沖擊，甚至一度造成英國文學評論工作走向誤區。美國文學評論受到美國文化歷史的影響也表現出一定的人本主義觀點，在堅持激進思想的同時還重視文學評論的獨創性，促使美國文學評論得到了一定的進步。這主要是由于美國文學評論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歷史文化發展時間較短，沒有形成沉重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美國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過追求民主和獨立的歷程，因此美國文學評論也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人本主義傾向較為明顯，甚至體現出對人本主義思想的創新。
3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英美文學和文學評論的發展過程中，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影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只有從文化差異入手進行研究才能夠保證研究的全面性，對英美文學評論的持續發展做出正確的指引，促使英美文學評論在新時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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