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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教育發展； 經濟增長； 灰色關聯； Matlab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0. 060
[中圖分類號] G40-0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010- 0103- 04
0 引 言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教育作為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與人力資本投入的重要形式，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儲備和創新動力，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占GDP的比重已保持在7%以上，日本、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為6%以上，而我國于2012年才首次達到了全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的低水平約束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規模。教育投入決定了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與質量，從而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而經濟增長的速度與效果從根本上決定著教育發展的規模與質量，兩者為相互作用的統一體。
本文基于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討了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問題，經濟與教育系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復雜系統，研究充分考慮了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滯后期，以中國經濟增長指標與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揭示了影響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增加教育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
1 文獻述評
20世紀50年代以來，舒爾茨、貝克爾等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指出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丹尼森完善了人力資本的理論框架，強調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源泉；80年代初，我國學者展開了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等領域的相關研究，均對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持肯定態度。蔡增正基于194個國家與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25年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指出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呈現先弱、后強、最后稍有降低的趨勢；賈彥東 等人以全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探討了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及差異性，得出兩者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地區存在明顯差異。
關于灰色關聯分析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自1982年鄧聚龍教授創立灰色系統理論以來，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已廣泛應用于教育問題的預測、評估、決策以及系統指標確定等方面。雷光龍 等運用灰色關聯分析和GM（1，1）預測模型，展開了對全國農村職教發展的相關因素分析，并對2000年以后全國農村職教發展進行了分析預測；張文劍 等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各教育層次的規模結構、專業結構、地區結構與經濟發展（GDP）的關系進行了評估及預測；項飛海、沈永躍 等均基于地區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度確定指標權重進而分析各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度。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基于近10年來全國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以中國經濟增長指標與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討兩者相關性問題。
2 模型確定與方法
灰色關聯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系統態勢的量化比較分析，對系統動態過程量化分析以計算系統諸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其實質就是比較若干數列所構成的曲線列與理想（標準）數列所構成的曲線幾何形狀的接近程度，幾何形狀越接近，其關聯度越大，反之關聯度就小。關聯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損失，并且對無規律數據同樣適用，不會出現量化結果與定性分析結果不符的情況，然而灰色關聯分析仍存在需要對各項指標的最優值進行確定；部分指標最優值難以確定等難點。
灰色關聯分析首先要指定系統特征序列，參考數據列常記為yj（j = 1，2，…，t），一般表示為：yj = {yj（1），yj（2），…，yj（n）}；被比較數列記為xi，一般表示為：xi = {xi（1），xi（2），…，xi（n）}，i = 1，2，…，m。
以yj（j = 1，2，…，15）為參考序列，以xi（i = 1，2，…，5）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對于一個參考數據列yj，比較數列為xi，可用下述關系表示各比較曲線與參考曲線在各點的差：
ξi（k） = ■
ξi（k）是第k個時刻比較曲線xi與參考曲線yi的相對差值，這種形式的相對差值成為xi對yj在k時刻的關聯系數。？灼為分辨系數，？灼∈[0，1]，引入它是為了減少極值對計算的影響。
若記：？駐 min = ■■yj（k） - xi（k），？駐 max = ■■yj（k） - xi（k）
則？駐 min與？駐 max分別為時刻yj與xi的最小絕對差值與最大絕對差值。從而有：
ξi（k） = ■
如果計算關聯程度的數列量綱不同，要轉化為無量綱。無量綱化的方法，常用的有初值化與均值化。初值化是指所有數據均用第一個數據除，即：xi′（k） = xi（k） / xi（1）；yj′（k） = yj（k） / yj（1）。然后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即是各種不同時刻的值相對于第一個時刻的值的百分比。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關系
目前，我國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而對于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相當重視，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盡早找出存在于經濟增長中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法，而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經濟生活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經濟增上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物質方面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經濟發展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即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以及經濟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國家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意味著質的變化；而經濟增長在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產生，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是經濟效益問題，也就是農業生產力的匱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較高等；生態環境問題，也就是說我國人均GDP處于低谷時期，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是國家和人們必須面臨的挑戰；資源消耗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煤電油緊張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分配不公問題，我國城鄉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當快，同時隨著人口增長、城鄉之間的差異以及結構調整導致的就業壓力等原因，都會導致分配不公問題的擴大；道德建設問題，因腐敗問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逃稅漏稅和亂收費等問題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影響。由上述情況可知，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的上升期，而要實現高速度的增長往往要注重內涵也就是質的提高，這就需要我們著眼于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必須深刻了解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聯系與區別，才能正確解決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系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增長重在數量，而經濟發展重在質量，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側重于經濟數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側重于經濟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發展共同構成數量與質量，結構與總量的統一；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相互促進。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經濟增長是基礎，經濟發展是結果，離開了經濟增長就不能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體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的增長，而實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充分條件是經濟的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
首先，二者的理論基礎不同，經濟增長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而經濟發展則依據的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均衡發展理論等；其次，二者的目標取向不同，經濟增長著眼于經濟的短期變化，而經濟發展則關注的是經濟的長期變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標不同，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經濟總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經濟發展除了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衡量外，社會個發展指標、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以及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也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二者對于實現路徑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經濟增長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長中求發展，側重于先實現經濟增長，而后再談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方式則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有效改善經濟結構，必須從發展中求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與發展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
三、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途徑
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增長的上升期，隨著市場推動力的增強逐漸形成自主的經濟增長機制，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首先，要將生產力的釋放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來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使國民經濟發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環經濟以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還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提高人的素質和知識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核心，通過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從而構建出和諧的社會。
當今社會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來實現經濟發展，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真正解決經濟增長背后的諸多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會議強調穩中求進，這體現了實現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們只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有了更透徹、精準的把握，才能實現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最終實現穩中求進經濟結構體制。
參考文獻：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內涵及其價值取向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國民經濟的增長,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如果考慮人口因素,經濟增長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來計算。國際社會普遍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指標。經濟增長包括了三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表現為一國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價格變動的情況下,也可以說經濟增長是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最簡單最明了的定義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經濟增長必須以技術進步為支撐,也就是說,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或只有由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才是現實的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可以說,經濟增長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技術進步的過程。三是經濟增長與社會制度、社會意識相適應。或者說,相應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而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等。當然,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與這一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成正比關系。即投資量和勞動量越大、勞動生產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所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就越多。反之亦然。
經濟發展是指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持續高級化及其人均實際福利不斷提高的過程。包括國民財富的數量和質量、國民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優化及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與投入產出對比、國民生活質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的內涵比較廣泛,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國家經濟總量與人均GDP或國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同時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且穩定地增長,充分體現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國民財富的增加。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機制不斷建全,國民福利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不斷得到提高,人和各種生態環境自然、協調、和諧,社會文明、進步,并且不斷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社會公共福利設施完備,國民工作穩定、生活安逸、心情舒暢,享有極高的滿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種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如人力資源的開發、使勞動者在其數量增加的同時,質量也得到提升。各類客體投資要素如資本、物質資源等,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充分滿足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從而有效地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保證國民經濟長期和穩定的增長。四是經濟結構科學、合理,呈現持續向高級化演進的過程,包括國民經濟和企業生產的組織制度性結構、產業經濟結構及其技術結構、社會產品結構與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等。五是經濟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國民收入分配趨于公平、合理,財富分配充分體現社會平等,不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居民個人收入及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漸縮小,社會各領域及其國民生活呈現和諧狀況,沒有嚴重的或普遍的對抗行為和現象。六是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相適應,
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自然環境保護三者之間呈現良性循環與相互促進狀況,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七是人文發展、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習俗的變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 社會陋習在經濟發展過程逐步革除,而陳舊觀念則得以更新。人的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并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過程產生和形成新的人文價值觀念,并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思想。八是經濟運行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相適應,并在不斷調整過程趨于完善。政府職能定位準確,政府行為適當、規范,對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斷得以增強,對經濟運行的調制能力、綜合平衡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等等。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和聯系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經濟增長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不僅包括了產品和勞務產出的增加即經濟增長,還包含了伴隨著由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變化及其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質素、國民福利、勞動就業等結構的變化和進步。同時,經濟增長又是一個單純的數量概念,是從“量”的角度來衡量與評價一國經濟發展狀況,但實際上宏觀經濟學所著重研究的經濟增長或其高增長率并不能真正體現和說明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態,而經濟發展則剛好能回答這個問題。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是一個“質”和“量”相統一的綜合性概念,是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反映一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發展進程,包含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各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國民生活質量、一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狀況和進步等。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就說明經濟發展了。因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長快慢的本身不能說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如,A、B兩個國家都生產鋼材,A國每生產1噸鋼材需要投入2 噸煤作為燃料,而B國每生產1噸同樣的綱材只需投入1噸煤,如果單純從從GDP或經濟增長角度來說,A國的GDP等于1噸鋼材加上2噸煤,而B國的 GDP為1噸鋼材加上1噸煤。從表面上看,A國的GDP或經濟增長大于B國,但是實際上是A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遠遠落后于B國。也就是說A國的經濟增長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來推動的,而B國的經濟增長則側重于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貢獻。顯然,B國經濟發展狀況遠遠優于A國。
雖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其區別,其側重點及其經濟學意義也不同,但兩者又有其緊密的聯系,經濟發展既包含了經濟增長,同時經濟發展也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能離開經濟發展這個目的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則內涵于經濟發展之中,是經濟發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因此,經濟發展不能脫離于經濟增長的實際狀況,而是必須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可見,經濟發展及其過程是經濟增長與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變化共同構成的統一體。但必須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增長都能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只有那些經過質態升級和優化的經濟增長,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才能帶動社會和政治的整體進步。如果只是單純依賴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經濟增長對經濟發展是無意義的,這種增長其實只是有經濟增長而無經濟發展罷了。
此外,經濟學家們還從各個角度設計了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用于判斷一國經濟發展狀況,如人均國民人均收入狀況、一國文盲率的高低、國民平均壽命的長短、人均每天蛋白質消耗量的多少、醫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變化等等,極大的豐富了經濟發展的思想內涵。
三、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經濟發展的基礎在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在于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因此,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首先,是制度變革。制度是規范人們社會行為、政治行為、經濟行為的社會準則。制度在規范人們行為的同時,也提供經濟激勵,決定著一國的經濟增長,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內容。對于我國來說,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化動力應該是綜合性的。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等,這是經濟增長動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資源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源和資本積累,勞動力資源又包涵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兩個方面,是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的統一,這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本是勞動力大國,在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失業人口反過來約束著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勞動力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應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同時,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要求資本的增加數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只有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才能實現人均經濟產出的增加,從而實現人均國民財富的增長。對一個國家來說,在經濟增長的初始階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資本,這時資本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大。此后,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對減弱,而取代資本作用的是技術進步。但是也有許多事實證明,大凡儲蓄高、資本雄厚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都是較高的。對于我國來說,目前正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我國的國情,資本積累和投資仍是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推動力,只不過我國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視和反思的應該是投資結構、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即如何優化投資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投資效率問題。 再次,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點是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于經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說,技術進步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推動了世界經濟總量的增長,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現在已達到80%以上。應該努力加快我國技術進步進程,通過技術進步改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經濟增長的質量,為加速我國經濟全面發展提供有效的物質基礎。
因此,對我國來說,應該努力完善制度、開發資源、加速技術進步,激活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雖然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但兩者也不是對立或矛盾的,而是有著更多的聯系,也有多種組合模式,如“高增長、高發展”、“高增長、低發展”、“有增長而無發展”等。當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長、高發展”模式了。我們應當避開“高增長、低發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始終保持最佳組合,即在經濟增長持續保持低耗、高效、適度、效益的基礎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且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侯榮華主編《西方經濟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年
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原則
包容性增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絕不是一日之功,而要為之付出艱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以外,構建價值判斷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于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來說,價值判斷對其具有重要的引導價值,會產生深遠的、深刻的影響。為此,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
(一)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和諧統一的原則
非包容性增長與包容性增長是一對辯證性的詞匯。在以前,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非包容性增長的道路,其主要目標是狹隘的經濟增長,GDP是衡量經濟增長的唯一指標。同時,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中國經濟陷入了“重效率而輕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輕長遠利益,重經濟增長而輕社會進步”的誤區。可見,非包容性增長經常帶來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不一致。為此,包容性增長要摒棄這種錯誤的趨勢,真正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和諧統一的原則,使中國經濟走上一條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長認為,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有很多,社會發展狀況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說,在包容性增長模式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具體而言,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作保障,社會就很難得到很好地發展。與此同時,社會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條件和保證。進一步講,如果社會發展受到遏制,經濟增長就很難保證其持續性和實效性。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必須走一條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和諧一致的道路,而這正是包容性增長所必須堅持的首要原則。
(二)堅持經濟增長成果惠及全體勞動者的原則
包容性增長不僅指經濟高數量的增長,而且指經濟高質量的增長,使經濟增長成果惠及到廣大勞動者。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因為它與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福利有關,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與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有關。伴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包容性增長給全體勞動者帶來的福音愈發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勞動者的社會福利水平得到不斷改善。同時,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斷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數得到不斷提高。這充分說明,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其成果必須惠及全體勞動者,這既是一項基本要求,也是一項基本原則。
(三)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原則
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增長就好比是個跳板,需要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樣才能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具體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福利的增長;同時,也不能片面地強調社會福利增長而忽視經濟增長。包容性增長可以解決兩者間的平衡問題,為兩者提供一個完美的平衡點。也就是說,包容性增長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基本原則,這是實現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必然選擇。在現實中,經濟的高增長并不一定代表著貧困的減少。兩者之間要想發生聯系,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包容性增長很好地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伴隨著包容性增長的提高,貧困發生率在不斷減少,絕對貧困的人數和比重也在不斷降低。因此,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必須堅持經濟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原則,這既體現了包容性增長的民生本位思想,也體現了包容性的內涵和真諦。
(四)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是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必須始終貫徹的基本原則,這是長期實踐得出的正確結論。本文所說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主要包含這樣幾層含義:首先,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要全面、協調、可持續。一方面,社會進步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和前提,需要經濟發展為其提供必要的物質積累;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需要社會進步為其提供客觀的條件支撐。其次,物質與精神要全面、協調、可持續。改革開放以后,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較以前有了質的飛躍。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對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無論是健康安全,還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長期與短期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在包容性增長的環境下,人們對資源和環境的開發或利用必須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單純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損害長遠的利益,也不能單純地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而損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國經濟必須走一條長期與短期協調發展的道路。
(五)堅持人文終極關懷的原則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來說,數量型增長與包容性增長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與它們倡導的終極關懷有著本質的聯系。就數量型增長來說,其倡導的終極關懷是物質財富增長。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人只是經濟增長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長所倡導的終極關懷是人文關懷。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人是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長期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必須堅持人文終極關懷的原則。眾所周知,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人的幸福感指數會不斷提高,兩者間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一個人的幸福感指數很高,并不一定代表著經濟的增長。這兩者間要產生直接的聯系,還要取決于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就是說,要看經濟增長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經濟增長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長模式下,中國經濟更加注重營造一個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長環境。
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路徑轉型
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全新的增長理念,中國在踐行的過程中還要實現路徑的轉型。具體而言,其路徑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總體來說,在包容性增長環境下,經濟增長模式要實現由“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直奉行“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增長模式帶來了經濟發展的短期效用。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講,這種增長模式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能給中國經濟帶來持久性的增長。換句話說,這種增長模式很難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中國必須盡快轉變這種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實行“以人為本”的增長模式。首先,在內容方面,經濟增長要同時兼顧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切實保證各種經濟活動的生態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標體系方面,經濟增長要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具體的指標來衡量。最后,在結果方面,經濟增長要滿足時間和空間的不同需求,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滿足后代人的需要,營造一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氛圍。
(二)經濟增長觀念的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屢次創造發展奇跡。這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通過宏觀和微觀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吸引外資的水平在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額度不斷加大,直接加速了經濟增長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或經濟蕭條是同時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經濟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陷入了艱難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轉變經濟增長觀念,樹立科學的增長觀,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導。首先,包容性增長更強調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國奉行“先富論”。這種發展觀念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它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而包容性增長必須始終堅持并踐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長更強調和諧發展。在現實中,不能片面地認識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和諧的問題。因此,包容性增長必須貫徹和落實和諧發展的理念。和諧發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諧,也包括社會的和諧,既包括利益的和諧,也包括思想意識的和諧。
(三)經濟增長制度的轉型
在實踐中,經濟增長制度轉型為包容性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具體而言,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轉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長堅持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稅為主的稅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長摒棄了這些傳統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學的制度體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轉型。包容性增長要建立倫理至善的增長倫理,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發展取向方面,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要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在發展機制方面,要努力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整體性、多樣性與復雜性。最后,制度環境的轉型。在實踐中,包容性增長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個和諧的制度環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管理職能,依靠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體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保險、醫療、住房等各項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長的基本要求。
(四)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
一般經濟理論認為，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方面，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所表現出來的產業結構狀況不同；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轉換，特別是在非均衡條件下，能加速經濟的增長。但對于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西方經濟學者的認識是不同的。
結構主義增長理論在考察結構變量時，以新古典增長公式為起點，引入結構因素重新解釋經濟增長過程，其回歸方程的一般式為：Gy=F（I/Y，G1，X3，Xa，Xc，Xe，Xf，Xd），其中：Gy，表示經濟增長速度；I/Y表示投資同GNP的比率（資本存量）；G1表示勞動力的增長；X3表示勞動質量的度量；Xa表示勞動或資本自農業轉移的質量；Xe表示出口增長的質量；Xf表示國際收支逆差的度量；Xd表示發展水平的度量。這一函數關系式所考察的解釋變量除勞動和資本以外，還引入了諸如資本和勞動的再分配等結構變量，因而該函數關系式表明，結構主義經濟增長函數把經濟增長過程看作是一個由要素投入和結構轉變共同推動的結果。從而把有關結構轉變的分析以及結構轉變時經濟增長貢獻的考察被納入到增長因素的分析框架之中，錢納里等經濟學家利用這一模型進行了回歸分析，驗證了結構變量對現代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貢獻。
庫茲涅茨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總量的過程，部門的變化同總量的變化相互聯系，而且只有把部門的變化結合到總量的框架中時，才可能對它們加以適當的權衡比較，只有總量的高增長率才導致了產業結構的高變換率，沒有總量的足夠變化就會嚴重限制結構變化的可能性。
二、中國地區產業結構轉換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比較分析
從地區經濟層次看，地區產業結構演變與經濟增長同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側面。經濟增長從總體規模方面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的數量擴張，而結構變化則從部門組成方面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的質量演進，其實質是通過結構改善來提高產業和效益水平，二者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密切聯系，相互制約。
地區產業結構轉換的最直接原因是地區各產業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的差異。一個地區其內部各產業增長速度差異大，結果是該地區產業結構轉換快：反之，如果一個地區各產業增長速度相當，則產業結構轉換較慢。因此，衡量一個地區產業結構轉換速度可以轉化為如何衡量一個地區產業增長速度差異問題，為此構造如下產業結構轉換系數 ，其中：Xi是i產業的年均增長速度；Xi是GDP年均增長速度；Ri是i產業在GDP中的比重。采用幾何平均數，計算各地區1978年-1998年GDP，利用上述公式計算各地區產業結構轉換系數。
從表中可以看出，產業結構轉換與經濟發展水平呈強烈正相關關系，在地域上呈東、中、西梯度減弱之勢。總的說來，經濟增長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轉換速度最快，平均值為0.0724，但內部差異也最大，轉換系數的標準差異為0.3646；經濟增長低于全國水平的西部地區，轉換速度最慢，平均值為0.0542，轉換系數的標準差為0.1624，中部地區的平均值為0.0580，轉換系數標準差為0.1862。
一般而言，影響產業結構演變和轉換的因素有技術創新能力，需求能力，供給能力，對外貿易發展，經濟政策等因素。其中，需求和技術水平是制約產業結構轉換速度的主要因素。在我國，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其消費水平較高，同時城市化和經濟外向化發展，也構成了產業結構轉換的強大需求壓力；另一方面，這些地區的技術水平高，技術創新快，形成了產業結構轉換的推動力，配合需求壓力，從而使結構轉換較大。反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需求壓力和技術推動相對弱，結構呈現一定的剛性。
三、地區產業結構轉換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進一步解釋及政策建議
地區經濟增長是一個非線形的過程，呈現出階段性的演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將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表現為高經濟增長率與高結構變動率并存。
（1）我國地區產業結構變動和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同互動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幾次大的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表明，經濟總量增長越高的時候，產業結構變換率就越高，同樣，產業結構變換率越高，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就愈加迅速。實際上，經濟總量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有聯系，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濟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證實。因此通過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從而控制經濟增長的產業政策在我國是積極有效的。
（2）經濟總量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結構的狀態，即人力、資本、技術設備的動員及其有效配置。從中長期來看，總量依賴于結構轉換，同時，總量增長必然導致結構變動。總量增長依賴于結構轉變，主要體現為總量增長依賴具有高于平均增長率的新興產業來支撐。因為原有部門產業在經歷成熟期后，會遇到市場飽和與技術進步枯竭的阻礙，增長率必然日益下降，這種結構轉換對總量增長的作用，實際是一種結構效應。總量增長達到一定程度，人均國民收入發生顯著變動，使消費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就必然要求產業結構相應發生變化。因此，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結構變動對我國實際經濟的貢獻率將具有巨大的潛力。
【關鍵詞】FDI 經濟增長 促進 抑制
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各國經濟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并逐漸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商品、服務以及資本市場。在這種背景下，FDI作為經濟全球化最為顯著的特征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FDI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與國際貿易一起被稱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近幾十年來，國際資本流動日益活躍，FDI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形式，日益成為一國獲取外部資源的主要渠道。FDI與一國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筆者將在此對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做出整理分析。
一、FDI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
Chenery和Strout （1966）提出的“雙缺口模型”理論，在世界范圍內最早就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論述。該理論提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和利用外資來彌補本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資本和外匯短缺，進而推動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雙缺口模型”提出之后的幾年里，一些西方學者陸續對其進行了修正，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是Hirchman對“雙缺口模型”所進行的改進。Hirchman（1976）在Chenery和Strout的基礎上，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技術落后的情況作為“技術缺口”加入到“雙缺口模型”中，從而形成了“三缺口模型”。Hirchman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管理和企業家的匱乏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新的“缺口”，而這些缺口，尤其是“技術缺口”僅靠發展中國家自身是很難在短期內彌補的，需要從技術先進的國家引進。
在Hirchman提出“三缺口模型”后，Koizumi和Kopecky （1980）構建了國際資本長期流動模型，研究一年以上的資本流入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Romer （1990）構建了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認為技術創新是一國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則可以通過技術擴散引進先進技術，使本國經濟獲得持續、快速的增長。Caves （1974）就FDI流入對澳大利亞的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FDI對東道國的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而Globeman （1979）對FDI流入對加拿大的生產率影響的研究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國內學者趙文軍、于津平（2012）對FDI與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進行了研究，認為FDI的增加會促進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韓家彬、張振、李豫新（2012）回歸分析了進出口和FDI對金磚五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指出對外貿易和FDI與金磚五國經濟增長同方向變動，是影響金磚五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陶權、黃漢民（2015）就貿易制度、FDI以及企業的異質性等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FDI對一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二、FDI抑制經濟增長的研究
然而，并非所有的學者都認為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向的。Cardoso和Faletto （1979）通過對拉美國家引進外資對其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現，在資本輸出的過程中，跨國公司一方面把欠發達國家內部的一些先進經濟部門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使欠發達國家內部的落后經濟部門依附于先進的經濟部門，總體上形成一種“殖民地內在化”的效應，無助于欠發達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只是服務于發達國家的需要。Prebisch（1988）認為，來自發達國家的FDI，可能會加深發展中國家內部本已存在的兩極分化的問題，對內部資本積累形成嚴重的沖擊。Haddad等（1991）通過對摩洛哥引入外資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FDI并未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Aitken等（1991，1992）對委內瑞拉的研究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Boyd和Smith（1992）認為，由于東道國經濟體不健全，貿易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價格扭曲現象普遍存在，因而，FDI將損害東道國的資源配置并減緩東道國經濟增長。陳柳、劉志彪（2006）認為FDI的技術溢出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被高估了。何菊香、汪壽陽（2011）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中國的FDI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穩定的Granger因果關系，FDl并未明顯的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單方面吸引FDI的流入。
關鍵詞:區域經濟;金融危機;聯系
對比克魯格曼(1998)、馬哈蒂爾(1998)、李石凱(2007)等學者對美國次貸危機與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因素的分析,可以發現包括政府宏觀政策的不當、金融體系自身的脆弱性、金融自由化、資本市場的泡沫化、監管缺位、經濟增長的放緩、短期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微觀經濟基礎的薄弱是近20年來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與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以下聯系。
第一,導致美國次貸危機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共同因素之一既是政府為刺激經濟增長都采取了一些不當的宏觀政策。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運用宏觀調控加速經濟增長的內在沖動,而在諸多政策中,政府通過主動投資帶動地方經濟增長正是經常適用的策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需求和經濟增長應主要靠私人投資來支撐,政府公共投資只能是一種輔手段。如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而不顧客觀情況地盲目擴大政府投資,試圖通過政府公共投資的擴張來維持地區的長期經濟增長,不僅難以實現預期目標,而且會留下種種隱患。而對于經濟落后地區而言,私人投資往往不足,而當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這一風險則難以避免。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正是如此,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就越高,公共投資的擴張和指令性的貸款計劃幾乎成為了一些地方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
第二,從金融體系自身的脆弱性而言。相關研究都表明,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會加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使得其更加容易出現風險。實際上,金融風險的相關理論都認為,導致金融體系自身脆弱性的原因主要就是信息缺陷的客觀性與金融主體行為的不理性。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使得該地區市場機制的效用大大降低,進而加劇了相關的信息缺陷問題,而這完全有可能會進一步促使主體行為的非不理,從而導致金融體系更加脆弱。我國股市中某些股票的大起大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問題。
第三,金融自由化是引發兩次金融危機的又一共同因素。而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下,政府及金融機構都有加快金融自由化的內在沖動,這也為金融風險的產生與積累創造了條件。以我國為例,發達的東部地區希望繼續保持其經濟領先的地位,而經濟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則更有向上的動力,這直接導致當前全國各地關于金融支持某地方或者某行業的發展的研究不斷涌現。而從實踐中看,在金融深化、金融創新、金融全球化相關理論的支持下,各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有了推動金融深化、金融創新、金融全球化的愿望,而這亦有可能導致多方面的金融風險。
第四,資本市場的泡沫化。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下,經濟領先區域很容易出現資本市場的泡沫化,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首先,由于經濟領先區域相對較好的投資環境,經濟落后區域的資本會持續的流入到經濟領先區域,導致經濟領先區域流動性的相對性過剩,相關研究表明,我國就存在中西部地區資金持續流向發達的東部地區的情況;其次,國家“一刀切式”的宏觀調控是針對全國經濟情況進行的調控,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下,當國家采取擴張性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時候,很容易導致經濟領先區域經濟的過熱,進而導致資本市場的泡沫化,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正影響著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五,監管缺位。金融監管本身就是滯后于復雜的經濟現狀的,現有研究表明已有的金融監管政策及方法都是在對已經爆發的金融危機反思的基礎上提出的。而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情況下引發的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企業之間過密的聯系,政府對金融機構經營的過度干預都會使得這一時滯后大大加長。在我國,由于地方財政與地方企業業績之間的關系,政府一直無法真正完全處于調控的位置,這無疑加大了這一風險。
第六,經濟增長的放緩。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會導致區域間產業同構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必然導致國家及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在我國,當前受全球整體經濟形勢的影響,經濟增長面臨著相當大的壓力,而在此情況下,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內需,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幾乎是不能避免的。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導致的中西部大部分人口平均收入較低問題毫無疑問是制約內需放大的重要原因。
第七,微觀經濟基礎薄弱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下企業-政府聯系機制會更加緊密,特別是對于落后地區而言,更是如此。一旦宏觀經濟波動,政府鞭長莫及,企業便會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普遍存在只注重擴大生產規模鞏固市場的壟斷程度的傾向,而對科研與開發及無形資產的集中重視不夠,尤其是大企業往往容易得到國家的某種扶持和優惠,并能以自己的經濟實力影響政府決策,從而損害政府對競爭的保護政策,破壞創新機制的正常運作。因此,這些企業普遍存在創新能力不足的傾向,創新能力不足。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相對比較落后的地區,企業大多將效益不好歸咎于資金不足,而不是更多的從自身的經營管理上找原因,這更加大了這一風險產生的可能。
參考文獻:
1、李忠民.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管理體制沖突問題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9(1).
2、宋春梅.區域金融二元結構與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實證研究[J].理論探討,2009(1).
關鍵詞：農業經濟結構；要素轉移；結構優化；關聯
一、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農業要素轉移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經濟結構變動影響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產生要素轉移效應。我國農業結構中，種植業長期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即使現在，種植業占農業結構比重超過50%，林業、畜牧業和漁業三者加起來不到一半。在農業的四個部門中，種植業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低，而畜牧業和漁業較高，我國農業結構變動的過程，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種植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畜牧業和漁業的結構比重則持續上升，伴隨著這一過程，農業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由種植業不斷向林牧漁業轉移，不但農業產出的量不斷增長，而且農業產出的質也在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總體來說，要素轉移效應從“質”的角度揭示了農業經濟結構變動影響農業產出增長，長期來看，農業經濟發展就是農業產出與農業結構都不斷變動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二、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產業關聯是產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指產業間以各種投入品和產出品為連接紐帶的經濟結構形式。在社會化生產中，農業產業一方面依賴其他產業的投入以形成并發揮本產業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賴于其他產業的需求關聯，銷售本產業的產品，投入產出聯系構成產業關聯的物質基礎。產業關聯的方式包括產品、勞務聯系：生產技術聯系：價格聯系：勞動就業聯系：以及投資聯系等。產業關聯的類型可以分為直接聯系與間接聯系：單向練習與多向聯系；順向聯系與逆向聯系。產業關聯分析的是產業結構與產出增長在“量”上的聯系。
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慮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聯關系。農業各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產業關聯對總量增長的影響。
由于結構關聯水平主要是說明農業各部門之間以何種生產技術發生聯系，不同的生產技術水平將形成不同水平的結構關聯，此時，某一部門生產一單位產品需要從各部門投入的中間產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間產品的直接消耗系數來反映結構關聯水平及其變動。經濟在短期內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得到高產出，但是無法通過這種方式獲得長期增長，并且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因此，技術矩陣的水平高低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影響。
結構關聯以一定的技術水平為基礎，也受部門關聯程度的影響。這種關聯程度在投入產出表中的直觀反映就是部門之間中間產品的交易規模。規模越大，說明產業之間聯系程度越高。隨著部門之間交易范圍擴大、環節增多及交易額增大，產業結構關聯程度開始深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從總量和結構兩個層次上進行分析。從總量層次上講，通過比較中間需求（中間需求，總產出）的相對比例的變化與產出增長的變化后發現，兩者具有相關性，中間需求與總產出的比率增加較快的期間，經濟增長速度也較快，這表明結構關聯程度的較快深化會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從部門結構層次上講，部門產出增長與部門中間使用率（中間投入，總投入）增長一致。
三、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產業優化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農業經濟結構優化是指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的過程，合理化主要依據產業關聯技術經濟的客觀比例關系，調整不協調的農業產業結構，促進農業各部門間協調發展：高度化主要遵循產業結構的演化規律，通過創新加速農業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演進，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再配制，促進產出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的內容主要是供給結構、需求結構、投資結構和農產品貿易結構的優化。
農業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指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四部門之間協調能力的加強和關聯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包括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互適應，四部門協調平衡發展，產業的結構效應能夠充分發揮。農業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源的不斷投入和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但是自然環境在可控范圍之外，本文可以合理地不做分析），而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結構與國內、國際市場相適應，與技術發展水平相適應，各部門之間的關聯效應能夠有效的展開。因此農業結構合理化是農業經濟協調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客觀要求。
農業產業結構高度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狀態發展，沿著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順向遞進演進：順著勞動密集型農業，資本密集型農業，技術密集型農業的階段發展。傳統農業密集使用勞動，隨著農業機械的推廣和大規模使用，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逐步發展成為現代農業，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的過程，以及單純的農業生產轉向包含農業生產、運輸、加工、銷售的農業產業化發展，都是農業結構的高度化發展，它增加了農產品的附加值，形成占優勢的農業部門或產品。
農業產業優化能夠有利于發揮產業的結構效應，深化產業部門之間的關聯程度，促進關聯效應。尤其有利于發揮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即主導農業部門“不合比例增長”的作用對其他關聯產業產生的影響，分為回顧效應，旁側效應，前向效應等，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對農業經濟增長還存在其它的效應，如結構彈性效應、成長效應、開放效應等。
四、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區域布局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關鍵詞：亞洲 區域經濟 一體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經歷了從數量增長質量和效益提高，再到結構升級的跨越，取得了巨大的歷史進步。中央歷來十分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制定了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提出兩個轉變：從片面追求數量、產值轉到把品種、質量放在第一位，從不計消耗、不計成本轉到加強經濟核算，講求經濟效果。通過進行合理的技術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質量，提高效率，來擴大社會生產。這一時期的轉變是以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的發展轉變。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發展方針。科學發展觀確立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觀念。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內涵與外延發生深刻變化。
一、亞洲經濟聯合的必要性
1、亞洲面臨歐洲、美洲聯合后的強大競爭壓力歐洲在由最初6個國家組成的“煤鋼同盟”發展到今天的歐洲聯盟后，不僅形成了統一市場，而且還發行了統一的貨幣歐元，已經發展到了區域合作的最高水平。最近，又有10個新成員加入了歐盟；在美洲，除了已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外，美國又在積極組織建立包含除古巴之外所有美洲國家組成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經濟一體化會對區域內成員帶來收益，但由于自由貿易區與生俱來的對非成員的歧視性本質，因此，歐洲、美洲的一體化進程必然對亞洲各經濟體向這兩個市場的出口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目前，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即使是區域內的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48.22%，其中對美國的出口就占了其總出口 28.85%的比例。對美國和歐洲有如此高的出口依賴度，隨著更多與亞洲國家成本類似、出口結構相同的低收入國家參與其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亞洲國家也必須加快其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以應對這些挑戰。
2、亞洲聯合對亞洲及全球的益處
亞洲在經濟上的融合不僅有助于應對歐美在各自區域內一體化的挑戰，同時還將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起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正如歐洲經驗所證明的一樣，亞洲國家在經濟上的聯系越緊密，其政治關系也就越加穩定。而再進一步講，政治關系的穩定，將會在根源上保證區域內各國專心發展經濟、并齊心協力應對各種突發的災難性經濟事件，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即融合僅僅以經濟使是亞洲的經濟一體化為最終目標，而不考慮在未來實現類似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那么單單在經濟上的緊密合作也可以使各國受益。從當前的情況看，各國經濟聯系相對松散，可以說是在各主要外部出口市場進行無序的競爭。而加強區域內的聯系、推動經濟合作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將擴大區域內貿易，促進經濟共同進步；另一方面，區域內經貿關系的進一步密切，有助于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充分發揮，促進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產業分工，加快區域內產業結構調整，有助于內部協調，變無序競爭為有序競爭。
二、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條件與時機趨于成熟
“兩型社會”，是一個綜合性系統工程，它并不僅僅限于產業發展上的“節能減排治污”，而是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在建設兩型社會的過程中，經濟增長方式應該進行怎樣的轉變？一是動力機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對經濟增長動力的理論進行歷史考察，可以發現：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動力的取向發生了轉變，表現出“要素積累――集約管理――制度創新――知識創新”的演化路徑。古典經濟學派提出了投資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新古典經濟學派從生產角度對提高效率的途徑給予說明，認為資源的集約使用、企業家的管理才能、技術進步、勞動力素質的提升都能帶來效率的提高。此后，新制度經濟學家則從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制度創新型經濟增長方式，認為，健全有效的制度供給形成對利益主體有效的激勵，減少經濟增長中的交易成本，是提高效率的決定性因素。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后，新經濟增長學派提出知識創新型經濟增長方式，認為知識的可復制性、知識創新的溢出效應具有強的正外部性，對社會進步有巨大貢獻。
筆者認為，集約管理、制度創新和知識自主創新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首先，集約化經營是避免重復建設、無序競爭，實現資源節約，提高質量效益的主要途徑之一。其次，節約型經濟增長必須解決資源約束與要素替代的問題。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和財富的積累，經濟發展制約由資金約束向自然資源約束轉移。因此，要獲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是應當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發展循環經濟，二是培養具有再生性、復制性的知識、技術、管理資源，發展知識經濟，發展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再次，節約型經濟增長必須依靠有效的制度保障。節約有兩個層次，一是生產成本的節約，二是交易成本的節約。節約型社會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綜合最優。隨著社會進步，交易成本的節約比生產成本的節約更為重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需要最有效的組織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小化組織自動選擇生產成本最小化。社會發展形態越高，分工越細，交易和協作的量就越大，無序會帶來大量的浪費。當經濟進入一體化和模塊化的階段以后，對市場規則的建立提出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