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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理論有三大主流，即現實主義、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其中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其發展歷程豐富多彩，并為國際關系的處理方式和權力劃分提供了理論基礎。本文將從現實主義的思想起源對現實主義的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
國際政治理論；現實主義；發展
1現實主義的思想起源西方的國家
隨著歷史的沿襲和傳統的變更，為國際政治理論下的現實主義思想的發展培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囊。不管是古希臘時期的修昔底德、中世紀時期的馬基雅維利還是近代的霍布斯，都曾對現實主義發表過獨到而精彩的言論，其中涉及權利、利益、沖突、戰爭以及和平等，他們都和現實主義息息相關，現代的現實主義者吸取了歷史長流中智慧者們的思想言論，并在國際政治理論基礎上對現實主義進行相應的研究。
1.1修昔底德提出權力政治理論
作為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出生于古希臘時期，并被尊稱為現實主義之父，甚至有人授之于國際政治學科之父的名號。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流芳百世，這部巨作描寫了古希臘時期兩個強國之間的戰爭，并通過戰爭揭示了引起戰爭的根源。修昔底德分析巨作中的兩國關系提及，其一，國家的本性來源于人性的恐懼，由于恐懼對方國家實力強于本國而引發了戰爭；其二，國家需要權利欲望的填充，例如，新生國希望獲得更強大的權利，成立已久的大國想要保持權利用不被侵犯，以此導致戰爭的上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部巨作中，作為西方強國的霸主雅典與小國米洛斯人發生了一場有趣的辯論，這場辯論的主題最終以勝利即代表正義，強權取代公理的思想獲勝。這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貫穿了整個歷史朝代的國家政治理論——權利和利益的追逐，奠定了國際政治理論下現實主義中權利和利益理論的思想基礎。
1.2馬基雅維利提出道德觀
西方國家中世紀晚期對人類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家是馬基雅維利。在此時期，人文意識開始萌發，神權意識逐漸減弱，既然君權神授的思想理論已經被打破，那么如何維護和加強君王的實力成為了人們所思考的問題。馬基雅維利根據《君主論》對此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政治見解，他認為保護國家是君主的道德職責所在，君主應不惜一切代價的維護國家的權利。馬基雅維利把政治道德比作君主，需要像獅子一樣的具有震懾力和領導力，又需像狐貍一樣靈活多變。馬基雅維利的道德觀里，君主的利益即國家的利益，二者是等同的。他認為君主的道德應以國家或自身利益為標準，為發掘國家利益，君主可以背棄人類道德基準，例如，如果君主曾許諾的誓言不能和國家利益相一致時，君主可背棄其誓言。
1.3霍布斯提出自然狀態學說
霍布斯是英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也是西方政治學創始人之一，他的重要功績是他提出的自然狀態學說。在此學說中他認為人的本質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們一生都在不斷的追求權利，并且永遠無法得到滿足。權利的追求使得人們彼此嫉妒、相互猜疑，人們之間都存在著這種敵對狀態，即“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也是自然狀態。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的調節好這種戰爭狀態，人類必將走向滅亡，于是霍布斯構思出了一套理論：人們相互之間割舍一部分自己的權利，達成協議，并成立一個利維坦式的權利中心來維護人類權利的平衡以及人類相互之間的人身安全和世界和平。雖然基于國際格局觀霍布斯認為全世界統一的使命難以實現，但是他認為等級秩序能解決一切無政府狀態的戰爭，而君主擁有最高權利。
2現實主義的發展研究
2.1摩根索建構了現實主義的理論
漢斯•摩根斯是權力政治理論的提出者，即現實主義。他提出的現實主義理論觀點被視為西方國際交往中的精華。摩根斯認為國際政治的根本即是權利的斗爭，實現國家的利益需要獲取強大的權利。摩根斯創作《國家間政治》一書，其中提出六大原則，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分析了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關系的基本準則。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以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為基礎，他認為人生而自私，總是希望獲得無上的權利以控制他人，國家如同人類，要維護國家的利益，需要不斷的擴充國家的權利，遵循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否則將難以保護國家的安全。與此同時，摩爾根對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論戰作了相應的對比和總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意義。
2.2沃爾茲豐富和發展了現實主義
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新現實主義成為了國際政治理論倍受歡迎的思想之一，其科學的修補了傳統現實主義思想的不足之處并創新出新思維，其代表人物為肯尼思•沃爾茲。肯尼思•沃爾茲的代表作為《國際政治理論》，在此理論著作中承襲了權力政治說的部分觀點，修改了部分的理論假設，但其理論仍然以權利為中心思想。其修改分四部分：一、沃爾茲認為人性是捉摸不透的，不能依據古典現實主義的性本惡思想來分析政治理論，于是創造了從體系層面來分析國際政治權利的格局觀；二、權利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國家為維護國家安全而使用的手段。與古典的現實主義不同的就是，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利益需要不斷的追求權利和擴充權利，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權利的運用只是為了應對國家可能遭受的威脅和安全問題。三、將國家劃分為體系結構的構造，即每個國家的權利追求等行為受到結構層面的大國的實力大小的影響。
2.3現實主義產生了新的氣象
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現實主義出現了新的思想理論，如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由米爾斯海默等國際政治學者共同提出，理論中融合了古代現實主義權利的斗爭歷史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的觀點。其思想理論認為，對于無政府的國際政治理論，更好地生存是國家的根本目標，而只有不斷的擴充國家權利，增強國家各方面的實力，才能讓國家感到安全國民感到幸福。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則認為國家需要不斷的加強實力和擴充權利是為了縮小與他國競爭權利的損傷，減少他國對本國的威脅，保護本國的安全。
3總結
現實主義的發展源遠流長，他開啟了國際政治的大門。其理論基礎以及政治觀點對當今國際社會影響仍然非常深遠。雖然現今世界各國處于和平無硝煙的時代，但是他對于世界各大國間關系的建立以及世界各國間引發的局部戰爭仍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現實主義與新興的新自由主義、構建主義等思想體系中分析和維護各國權利平衡上發揮著同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徐超.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主義的發展及嬗變[J].法制與社會,2016(02):145-146.
[2]焦兵.新現實主義及其評價[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6.
一、鑄造出鮮明的國家特色
所謂的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化，要符合中國實際的國情，認準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的最佳匯合點。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認清楚國情以及判斷世界形勢這兩者之間聯系緊密，不可分割。中國和世界共同處于一個時代，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所以，應該好好利用這一良好的戰略機遇。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與世界相類似，主要任務也一致。當今世界，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都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即便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也存在著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這些匯合點，雖然不完全精確，但是至少能夠成為鑄造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視。
二、確定權利政治的新視角
中國國際政治學的理論建設要以權力為主線，所以，應該全面賦予權利新的科學內涵。權利，以人的需求為根本，從人的需要為基本出發點，全面為人的發展服務，同時還能夠發揮人的集體作用。這是國際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更是國際政治運作的必由之路。以人為本就是要讓中國國際政治沿著和平、發展、共贏、合作的道路，逐步樹立可持續發展的觀念，積極處理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的利益，從而促進國家的繁榮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發展。以人為本是一個總的原則要求，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分層次、分領域逐步進行。不能夠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構建中國化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高職；思政課；問題分析；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422（2015）06-0064-03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職院校大學生的必修公共課之一，思政課在現實教學實施過程中的規律性、有效性、科學性一直是關注及研究的重點，如何實現突破與提升，始終是思政課教師需要面對的難題。我們從教學實踐出發，緊密聯系高職思政課的實際，認為要重視通過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切實把握問題的基本脈絡，以此來強化思政課的教學效果。
一、認識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必要前提
教育部2006年16號文件進一步指出高職院校要加強素質教育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也正是素質教育改革結果的一大體現。然而，如何把這門課程開設好，如何讓學生充分地意識到這門課程的重要性以及這門課程的價值所在，這需要教師緊緊把握住認識的根源，這也是組織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必要前提，即學生對課程價值及意義的認識問題。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采集學生問題
目前，高職院校面對的群體基本上是90后的青少年，這一代學生的成長與我們國家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青年大學生的思想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其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對青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正確形成更是有著舉重輕重的作用。若要把思政課的理論知識牢牢烙印在學生的心里，就必須追本溯源，回歸到教學對象即學生本身。為此，思政課教師應該立足于實際情況采集學生相關的信息，經過分析進行處理，使課堂教學做到是“有備而來”。一般而言，思政課教師可以運用查閱相關資料、檔案了解學生的情況；運用直接觀察法，觀察學生的日常行為、學習態度，掌握他們問題所在；運用相互交流法與學生直接進行溝通，傾聽學生的心聲，并予以足夠的尊重和耐心；運用分類整理法，將每一個現實的學生現實的問題分門別類規整好，以便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運用問卷調查法，從總體上把握學生問題的趨勢。
（二）建立問題體系
基于思政課教學有效實施的需要，教師要想切實地提高教學效果就要事先建立問題體系，這樣將更有助于課堂上教師的“教授”與學生的“學習”，也有助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新的信息與新的突破。針對建立問題體系的需求，可以從時間維度和教育對象這兩方面來考慮。首先，從時間維度看，分為“結束性問題”“現實性問題”“發展性問題”。“結束性問題”通常指學生在已有結束的成長、學習過程中所表現的思想、行為等狀態；“現實性問題”通常表現在處于現實社會與校園環境之中，當代大學生思想行為方面呈現出來的思想、行為等狀態；“發展性問題”主要是指大學生在未來即將面對的成長過程中，以個人發展為主旋律的相關問題。其次，從教育對象視角來看，側重大學生現實、學習生活的“橫斷面”，突出表現在：學生的生活狀態如何、學習態度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家庭關系如何、還有諸如如何看待社會不良現象、如何面對時尚潮流、如何有效利用網絡、如何確定未來人生目標等，這些都將是建立問題體系的依據。對思政課教學對象的問題有了基本認知之后，要落實的是如何有效建立問題體系。主要著重三點：第一，要充分利用采集的問題；第二，要將所發現的問題，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類；第三，建立問題檔案，形成規范的問題庫，便于系統加以解決。
（三）了解教育對象問題現狀
思政課教師應根據已經建立的問題體系，按問題的類別了解學生問題的現狀。重點掌握問題的現狀：涉及哪些方面、嚴重程度如何、關鍵影響因素有哪些、存在形式以及學生問題的發展趨勢等。教師只有對學生存在問題的現狀做到心知肚明，區分主次，抓住重點，才能切實增強高職思政課教學的實效性。
（四）確定解決問題的目標
高職思政課教學要確定清楚解決問題的目標，教師要知道根據所講的教學內容是旨在解決學生身上的哪些問題，有哪些層次，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依托于講授、引導的內容。確定問題解決的目標通常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在認知上，大學生往往存在對事與物，乃至整個世界混沌的感覺，教師則應該積極幫助學生、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認識；二是在情感上，在教育對象具有了一定認識的前提下，應努力促使學生從不愿意向愿意、從不相信向相信、從不喜歡向喜歡、從不參與向參與的方向產生漸進性的轉變，歸結為個人心態反映程度的調整即是情感的轉變；三是在行為上，當大學生以消極的態度去思考、處理問題及事件時，思政課教師則要盡可能通過課堂教學轉化他們的思維模式，進而讓他們能夠以一個陽光、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與處理，并且應鼓勵他們積極付之行動，學會改變，學會參與，學會實踐，以堅定有力的行動來承擔與改變，挑戰自我，不斷進步。
二、分析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關鍵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群體各種問題的發現正是實施“問題意識”教學的起源，成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亦是基于對教學對象各類問題的有效分析。
（一）認識“問題”的起源
從對學生問題的采集、了解到學生問題的現狀來分析，表明其問題不是從來就有的，更不是憑空而降的，它是切切實實跟每一位學生的現實緊密相關的，而且，每一位學生主體不同，問題的源頭和形式必定不同。這需要思政課教師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方法來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
指出：“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思政課的教學亦是如此。面對高職學生的教學，教師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立足于“每一個現實的個體”即每一個現實的學生，將他們作為教學的主體，充分地了解學生的個性與特點，進而來準備思想政治理論的實踐教學才更有針對性。因此，教師應該從“學生問題”的起源出發，從學生自身出發，要盡可能地了解學生主體曾經的成長環境、現在的生活狀態以及思想狀態，以便更好地引導學生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二）分析“問題”的構成
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施來看，“學生問題”主要基于大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涉及到的三大問題：歷史問題、現實問題和未來問題。
首先，從歷史問題的角度來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面對的是思想“半成熟”的大學生，他們的所想、所思以及最后的行為定向始終是來源于曾經的生長及學習環境。作為教師，更應該盡力著眼于學生家庭背景；著眼于學生在曾經的學校受到過哪些思想的影響；同時不可忽視學生在他們當地的地區又有著怎樣的一種社會生活氛圍。通過以上分析，教師應該把握多方信息，確定教學內容及目標“定位”，幫助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其次，從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教師應該認識到自己授課的對象高職學生屬于一個特殊群體。作為一名合格的思政課教師，更要盡量走進學生的內心，盡可能地去了解他們的期待與愿望。再次，從未來問題的角度出發，思政課教師的責任遠遠不止在于幫助學生解決過去存在的問題、澄清認識所關注的現實，而在于從更深層次視覺來引導學生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從容地面對成功與失敗；如何做到始終如一地恪盡職守、愛崗敬業；如何能夠正確地處理個人與集團的關系，旨在幫助他們實現未來的更好發展。
（三）明確“問題”的環境
通過分析學生問題的構成，可以發現學生的成長環境對學生的影響重大。由此可以明確地得出，家庭熏陶、社會影響與學校教育都對學生具有深刻的影響，一定意義上可謂同等重要。
首先，家庭教育對人的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但是，在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中，往往表現出差強人意的地方，有些家長總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與子女溝通，無形之中加深小孩排斥的心理，甚至是害怕的心理。久而久之，孩子習慣性地偽裝自己，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自我的世界中，問題逐漸形成。
其次，社會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信息。高科技的電腦、手機似乎成了主宰、支配學生的工具，一些學生并沒有充分利用發達的技術產品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學業，反而沉迷于網絡游戲之中，或者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網上進行交友聊天。另外，社會上的不健康的思想無形之中侵蝕著他們，致使他們追求錯誤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最后，學校環境對學生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分別體現在校園文化上、教師的教學模式上和學生的群體的影響上。
（四）界定“問題”的狀態
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學生問題的狀態一般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要么自卑感強，要么過于自信，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強；第二，情緒波動大，難以控制；第三，意志力、自我約束力不強；第四，日常生活習慣不良；第五，對學習興趣度不高，學習能力低下。
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過程中來看，把握核心“問題”已無形之中成為大學生成長與發展的生命之樹，思想政治理論課開展得好與壞，直接影響著當代大學生今后步入社會的發展。高職院校乃至高校的畢業生從學校到社會的角色轉換，他們應該如何盡快地從容適應，以及他們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形勢，又該如何理性、冷靜地看待問題，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師認真思考、總結。
傳統的教學中，強調的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這樣一種教學模式往往會導致學生處于消極的學習狀態，久而久之，使得他們失去學習興趣，甚至喪失思考問題的能力。現在大力倡導在教學過程中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這樣學生蘊藏的知識才會得到釋放，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解決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現實要求
思政課需要具備創造力的教師，要更加注重教學內容、方法的設計，借以有針對性地解決教學環節中若干“問題”。
（一）主題講授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大多數人看來是一門比較枯燥、乏味，理論性很強的課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門課程是緊緊圍繞當今時代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運用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在這樣的一個傳授過程中，就需要教師做到“真心、真信、真懂、真教”，明確教學主題，掌握教學“事理”，靈活地運用教學方法。例如，選用案例教學法，通過形象生動的案例讓學生由外及內，促成內心認同，接受教學內容及要求。哈貝馬斯指出：“認同歸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兩相符合的主觀際相互依存。認同以對可領會性、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這些相應的有效性要求的認可為基礎”。所以，在主題講授的過程中，要針對當代大學生的問題焦點多列舉事例，依據事實，講授道理，進而引導學生，做到循序漸進。
（二）互動答疑以“誠”待人
與傳統教學相比，現代教學更加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更加注重學生的參與度。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施中，討論式教學法將可以更好地啟迪學生的思想。然而，這樣一個雙向互動的教學模式對教師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即必須以最真誠的態度面對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本身就是一門與時俱進的課程，應當與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生態是緊密相連的。作為教師，對于知識的掌握必須是相當寬廣而豐富的。但是，在如今正值信息化的網絡時代，學生接受知識、資訊的渠道十分廣泛，極大地擴展了學生的視野與思維。不可避免地出現學生對教師提出的問題超出了教師的掌握范圍之內，此時，教師誠懇的態度顯得尤為重要，要體現出真誠、真實、真心，絕不是強加于人，而是共同探討。
（三）課堂歸納以“悟”導人
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論的課堂上，教師只是一味地照本宣科，抽象地闡述概念，三尺講臺之下將會是死氣沉沉、學生昏昏欲睡。如果教師能夠結合知識點恰當地創設情境模式，在情境之下實施啟發式教學，讓學生在教師有意識的問題建構中搭建起知識的模型，使其身臨其境有所感悟，對教學內容及問題有所認知與領悟，以“悟”導人。但是，這種教學過程對教師的要求極高，教師要充分把握思想政治課程的要點，也要細致入微的觀察、分析每一位學生的特性，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有效準確歸納教學關鍵點，設計出一個個有目的教學單元，以此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情感，進而促進培養學生健康成長。
（四）項目實踐以“行”化人
當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是偏理論性的，即使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設計多種教學方法，盡量與學生進行互動，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所謂“如果所溝通的知識不能組織到學生已有的經驗當中去，這種知識就變成純粹言語，即純粹感覺刺激，沒有什么意義”。由此，思想政治課教學還應該設計實踐教學的環節，豐富理論課堂。讓實踐豐富與支撐理論知識，力求學生動之以“行”，以“行”化人，達到體驗學習的目的，讓實踐豐富學生對感知世界的認識。
參考文獻：
[1].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1.
關鍵詞：監督機構，人權事務委員會，個人來文
承認個人人權包括在國際法的內容中，承認國際審判或監督機構可以受理個人關于人權受到侵犯的申訴，是長期以來意識形態領域、社會和政治領域演化的結果。1977年成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是這種演化中的里程碑。人權事務委員會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設立的條約監督機構，自成立以來，在促進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通過對個人來文的受理。但由于《公約》沒有授予人權事務委員會進行管轄的強制權力，沒有對其做出的裁決賦予有法律拘束力的性質，使得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個人來文機制中作用的發揮受到限制。
一、個人來文機制的概況
《公約》任擇議定書規定了個人來文制度，個人來文制度是締約國政治妥協的產物。但只有締約國加入《議定書》時，委員會才有權受理聲稱該締約國侵犯《公約》所保護的個人權利的來文。議定書條款在規定該制度時采取了審慎的態度，采取“來文”的措辭而不是“申訴”，對委員會就來出的決定只是“意見”而不是“判決”，表明了委員會不是司法機構，也不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職權。根據議定書第1條，委員會有權接受并審查締約國管轄下的個人聲稱為該締約國侵害公約所載任何權利的受害者的來文。如果向委員會提交來文的個人不能自認自己是或適當代表依《公約》所享受的權利遭到侵犯時，該來文不予受理，如第816/1998號來文（Tadman訴加拿大）正是基于這項理由而被宣布為不予受理的。在有些情況下，聲稱權利受到侵犯的個人并不了解向委員會申訴的程序和格式，這就需要律師的幫助。這點委員會是允許的，但律師必須證明他們得到真正受害者請其作為代表的授權或有具體情況證明阻止律師得到此種授權，或鑒于律師過去與據稱受害者之間的密切關系，可以正當地假定受害者實際上授權律師向委員會提交來文。當然，人不一定是律師，如果聲稱受害的人不能親自提交來文，委員會可以受理由另一個人代為呈交的來文，但必須證明他或她是上述受害者的。凡與聲稱其權利受到侵害者無明顯聯系的第三方不得送交來文。委員會收到個人來文后，6個月內被控違反公約的締約國應書面向委員會提出解釋或聲明，說明原委。《公約》第3條規定，如果被認為是濫用此項呈文權、或不符合公約的規定者，委員會將不予受理。為了防止有人濫用來文機制，《議定書》規定來文應具名。根據《公約》第5條，委員會不得審查任何個人來文，除非已斷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序審查之中或該個人對可以運用的沒有不合理拖延的國內補救辦法悉已援用無遺。委員會應舉行非公開會議審查個人來文，他們的來信和委員會關于個人案件的其他文件均予以保密。審查過程中，委員會參照該個人及關系締約國所提出的一切書面資料并把提出申訴的個人和被指稱侵害這些個人權利的國家置于平等的地位，每一方都有機會對方的論據提出意見。委員會尚不具備獨立的實情調查職能，但委員會有義務審議當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委員會認為：對個人的人權受到侵害的申訴只作籠統的駁斥是不夠的。在審查各方提交資料的基礎上，委員會僅就案件的是非曲直發表意見。到目
前為止，委員會在審查個人來文時，沒有尋求以被控違反公約的締約國的口頭辯論形式來補充書面材料，更沒有證人證言。議定書對個人來文的程序及委員會如何處理可受理的個人來文沒有做出具體規定。受理個人來文后，委員會必須決定公約締約國是否侵犯了公約項下的權利并向關系締約國及該個人提出其意見。對于委員會應采取什么樣的形式提出其意見及這些意見的地位如何：建議性的還是有拘束力的，議定書沒有相關規定，更沒有受害個人如何獲得補償的規定。盡管如此，議定書確立的個人來文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對締約國的監督力度。從個人來文機制的建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許多公約締約國畏懼并排斥此機構的建立，所以《公約》本身條款沒有建立個人來文機制的規定，而是規定在晚于其后多年的議定書。因為議定書是任擇性質的，所以締約國有權選擇接受或不接受議定書，只有當來文指控的國家是《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締約國時，人權委員會才可以接受和審議這類來文。目前，很多人口大國，如中國，美國等不是議定書的締約國。毫不奇怪，只要參加議定書是完全自愿的話，那么，這種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二、委員會對個人來文的裁決及目的
（一）、委員會對個人來文的裁決
個人來文程序首先要求呈送到委員會的來文所涉及的問題已經經過國內司法或行政程序的處理。因此議定書規定該來文者必須用盡可以運用的沒有不合理的拖延國內補救辦法。但委員會處理個人來文決不是國內司法或其他救濟程序的延續，它是獨立的程序。盡管委員會在它的處理意見中可能會要求關系國對qq行為給受害人合理的補償，但它不會再把案件發回關系國，也不會把它的意見直接送給關系國的國家機關，它只把處理的意見直接交給關系國。《公約》及其議定書沒有在締約國與人權事務委員會之間建立組織上的關系，同樣其他人權條約建立的監督機構與締約國之間也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隸屬關系。這些獨立的監督程序與傳統的審判或法院組織機構的區別是很明顯的。首先從委員會的委員選擇標準來看，《公約》第28條規定，委員應具有崇高道義地位和在人權方面有公認的專長，僅僅是建議締約國考慮使若干具有法律經驗的人參加委員會的有用性，但事實上委員會基本是由從事律師、法官或檢察官的人員組成的。在每年三次的為期三周的會議日程外，委員們一般會繼續從事他們初始的工作。盡管他們被要求是以個人身份而非政府代表的身份從事工作，但從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委員會成員還同時在其政府部門中擔任職務。所以委員們或多或少還是會受到本國的一些影響，在具體的工作中可能維護其本國的利益。
委員會只接受書面形式的個人來文及關系國向委員會提出解釋或聲明的書面資料，盡管從議定書第5條（1）中并不能得出禁止口頭程序的結論。根據議定書第5條（3）的規定，所有審查個人來文的會議都是不公開的。審查個人來文時的程序過程，被委員會視為機密，盡管委員會在隨后的“意見”中會對此詳細敘述。委員會秘書處首先做出“意見”的初稿，然后交給會前工作組，工作組在修改后把它交給委員會全體成員會議討論。委員會18個成員應全都出席會議以達成一致意見，如果有的成員確實不能到會的話應寫出書面的贊成或反對意見。議定書沒有規定委員會“意見”對締約國的法律效力和救濟措施。所有對委員會及其職能的條款規定都與國內法院對法官和司法程序的要求形成鮮明對比，如委員會審查案件的不公開性。盡管委員會與法院有根本不同的特征，但很明顯，個人來文程序也是做出裁決的一種形式。從本質上說，它是獨立專家裁決個人對締約國侵犯條約規定的個人權利的控訴的過程，委員會專家依據個人來文中列明的事實和國家提出解釋或聲明中的事實或本委員會發現的事實，運用公約對有關權利的規定做出有利于一方的裁決。委員向關系締約國提出裁決“意見”并提出對其侵犯公約權利所造成的傷害進行適當補償的建議。但對具體人權問題缺乏后續行動。近二十年來，委員會為了使個人來文機制更接近典型的裁決體系而不斷地對公約及議定書進行解釋，如委員會認為，議定書沒有規定委員會對個人來文處理決定對締約國有拘束力并不意味著締約國可以自由選擇遵守或不遵守委員會的決定。締約國有義務提供委員會決定中建議締約國采取的補救措施，這一義務來源于公約和議定書的規定。是否能通過對議定書的修改的方式來規定委員會的決定對締約國有拘束力以彌補議定書的不足，至少在目前還不能確定，因為這要取決于締約國的意愿。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0CJL045。
摘要：現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控制權的配置，陳曉和黃光裕兩方在2010年國美電器的控制權爭奪過程中除了資本和股權較量之外，搶占道德的制高點以獲取投資者和媒體輿論的支持也是雙方口誅筆伐攻擊對方的重要手段。本文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分析陳曉和黃光裕雙方的行為，比較了雙方所聲稱的控制權配置模式所依據的公司治理理論，認為相對均衡的控制權配置應該保證股東和經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勵兼容的特質，保證企業成員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時實現利他的共贏。但是，當前的控制權配置體現了股東和資本的意志，道義上的批判和道德責任不能決定控制權的配置，也不能僅僅憑借道德約束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關鍵詞：控制權；控制權配置；國美電器；道德倫理；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10年，國美電器的董事會主席陳曉和創始股東黃光裕之間爆發了爭奪企業控制權之爭。在當年的國美股東周年大會上，黃光裕否決了董事會任命貝恩資的三名非執行董事人選，但是當晚董事會決定重新委任三名非執行董事。2010年8月5日黃光裕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董事會主席陳曉，國美董事會次日決定黃光裕。在此之后直到9月28日股東大會陳曉微弱優勢勝出，再到2011年3月陳曉正式離開國美這一段時間，雙方頻繁的公開信，并接受媒體采訪。在采訪過程中，搶占道德的制高點并批評對方行為的不道德是雙方獲取投資者和媒體輿論支持的重要手段。根據鳳凰網調查顯示，截止2010年8月31日贊同陳曉是亂臣賊子的有60 884票，占投票總數64 548票的943%。但是，陳曉在接受東方早報的采訪時說國美是一家公眾企業，董事會應為包括大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利益服務，黃光裕作為創始股東企圖將企業工具化，創始股東的動議是無理據、不明智以及不受歡迎的，極有可能對本公司價值造成重大損害。本文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以國美的控制權爭奪為例，來分析企業控制權究竟應該如何配置。
控制權是指對企業契約未盡事宜的決策權，控制權可以分為一般控制權和剩余控制權（劉磊，2004）。一般控制權是指根據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由某一企業成員擁有的決策權，比如管理層對日常事務的決策權和經營權等企業的管理權。剩余控制權是指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之外未盡事宜的自由裁量權，一旦契約之外的未盡事宜出現，擁有自由裁量權的一方擁有了決策權，自由裁量權的歸屬并不明確。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大會可以通過制定和修訂公司章程，界定一般控制權以及剩余控制權的歸屬。
傳統的企業家企業和家族企業的第一代的創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退出企業，而大股東的繼承人并不一定有管理能力，企業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分離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人力資本在社會中的分布結構決定的，企業的管理權必然要讓位于職業經理人，這就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兩權分離，國美之爭就是創始股東和職業經理人爭奪企業控制權的利益沖突。家族企業或民族企業在向現代跨國企業轉型的過程中，職業經理人擁有了企業的控制權，控制權從股東到職業經理人的轉移帶來了企業收益分配的變化，這種利益分配的變化是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矛盾的源泉。職業經理人認為這種控制權的轉移代表了相關利益者的主張和企業效率的提高，股東認為職業經理人會利用其控制權侵占股東的利益，不僅違背了資本的意志，也違背了作為受托人的職業道德。
二、控制權配置與效率
控制權爭奪指的是不同的管理集團采取種種策略和行為來爭取企業的決策控制權，發起方通常采用收購或兼并的方式獲得企業的股權從而達到更換當前管理團隊的目的。理論界對于控制權配置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控制權爭奪之后企業績效是否得到提高，控制權爭奪是約束職業經理的機制，尤其是在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對于股權結構比較分散的企業，小股東通常是以出售股票表示對職業經理的不滿。股票拋售會導致股票價格的下降，因而會引發其他通過收購和兼并的方式獲得企業的股權，從而達到更換當前管理團隊的目的。與一般意義上的控制權爭奪不同，國美控制權爭奪發生在沒有潛在收購者的情況下創始股東和現任管理層之間。貝恩資本在國美控制權之爭中處于第三方的地位，而且是決定陳黃之爭結果的關鍵。但是，無論是陳曉還是黃光裕都沒有把貝恩看做是競爭對手，至少在公開的場合，雙方都在向貝恩示好。所以，本文關心的是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控制權配置。國美之戰提供了關于控制權配置本身，而不是控制權轉移的案例，即控制權應該如何在大股東和管理層之間配置？
企業控制權的配置在理論上的分析起源于Grossman、Hart（1986）和Hart、Moore（1990）（簡稱GHM理論），他們認為企業控制權的配置一方面激勵了擁有控制權的一方做出事前的專用性投資，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對沒有控制權一方事前專用性投資的激勵。比較不同控制權配置方式帶來的專用性投資激勵收益和激勵扭曲的成本，控制權應該配置于專用性投資比較重要的一方。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因為其投資的專用性，從而擁有了企業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但是，GHM理論對于現代企業的委托問題缺乏解釋能力。在現代企業制度中，人力資本相對于物質資本不僅具有了抵押性和承擔風險的能力，而且具有了GHM理論所說的專用性，這些性質相對于物質資本更適于擁有控制權來增加資本的專用性投資。所以，Aghion和Bolton（1992）提出了金融不完全契約理論，他們認為最優的控制權結構是：當企業家的私人收益（或投資者的貨幣收益）與總收益呈單調遞增關系時，企業家（或投資者）的單邊治理模式可以實現社會最有效率；當雙方的利益與總收益之間不存在單調遞增關系時，那么控制權的相機配置將是最優解。無論是GHM理論還是金融不完全契約理論，控制權的配置都是以企業總收益最大為準則，這也是西方經濟學主流的分析方法。正如Williamson（1985）所說，應該在以效率為目標的框架下分析企業內部權利的來源與配置，即控制權配置的效率原則。這里的權利就是指科斯所說的進行資源配置的企業家權威，也就是本文所說的自由裁量權和剩余控制權。因此，國美的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是控制權爭奪雙方互相攻擊的一個焦點。
國美特別股東大會前夕公布的2010年財務報表，顯示上半年營業收入為24873億元，同比增加2155%；凈利潤為962億元，同比增加659%，顯示了陳曉和董事會的經營能力，陳曉也公開表示這是國美2008年以來最好的成績。但是在報表公布的第二天，黃光裕方面通過新浪財經發表《致國美股東同仁公開函》，對國美的業績作出批評：第一，2009年上半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以及黃光裕事件的影響，如果與2008年相比2010年的業績不升反降。第二，陳曉通過大量關閉門店的方法粉飾財務報表，犧牲了國美的市場份額，喪失了行業內的領先優勢。與主要競爭對手蘇寧相比，蘇寧上半年營業收入為36055億元，同比增加319%；凈利潤為2627億元，同比增加5333%。除了凈利潤同比增幅外，其它的盈利指標包括營業收入、營業收入增幅、凈利潤都比蘇寧遜色。第三，陳曉任職期間國美集團經營的門店數量減少了約13%，蘇寧的門店數量有32%的增長，國美市場布局的優勢已經喪失。蘇寧門店的數量在2008年末只有國美門店數量的61%，到2010年上半年，蘇寧門店數是國美門店數的93%。陳曉方面對此的解釋是黃光裕方面給出的財務資料是根據內部主要指標統計的，不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并且強調其經營戰略是從快速擴張的規模領先，調整為通過精細化管理和網絡優化來提升單店盈利能力，在單店銷售額上略超蘇寧。2010上半年，公司同店銷售同比增長2480%，平均每平方米銷售額連續6個季度環比增長。企業績效的爭論最后演變為關于企業經營模式的爭辯。
長期以來國美的戰略都是門店擴張，靠網絡規模搶占市場份額。陳曉則強調精細化管理和單店盈利能力，試圖改變黃光裕時代過于追求規模化的傾向。2011年12月9日，在清華大學“陳曉總裁與清華EMBA交流會”上，陳曉公開表示這是其在國美努力的方向。由于家電零售業的核心價值觀是在保持規模領先的前提下持續提升單店經營能力，無論是黃光裕還是陳曉都在規模和效益之間權衡，只是側重點不同。黃光裕在擴張規模的時候也強調每平經營面積的效益，不斷的關閉虧損門店。陳曉在關注單店效益的同時也提出門店的擴張目標。陳曉為首的管理層確定的五年規劃就是到2014年國美電器的門店數量將拓展到2 000家。陳曉離開國美之后，國美提出新開480家門店，并且首先要確保的是新增門店的經營質量。在國美的控制權爭奪和投票過程中，無論是陳曉還是黃光裕都宣稱會為公司的利益和所有股東的利益服務，但是爭奪控制權事件本身給國美的相關利益者（除了競爭對手蘇寧和背后的貝恩投資）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所謂的企業效率和股東利益在國美之戰中竟然變得無足輕重。
無論是股東還是職業經理人擁有控制權，都不是以企業的效率最大化為準則的。所有者經營的傳統企業不存在兩權分離，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產生了成本，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通過企業制度的設計控制成本。但這并不是說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后企業的效率降低了，認為職業經理人在脫離了股東的制約之后會侵占股東利益，并且犧牲企業利益來最大化個人利益的觀點是偏頗的。在理論上，委托理論的分析是從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的，這種分析方法源于科斯的交易費用，即企業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選擇是比較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這與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的收益成本方法不同。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和委托不僅產生了成本，也產生了分工與合作收益。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使得公司規模得以擴張，專業化分工使得公司的效率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使公司脫離了僅僅對利潤的追求，從而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創始股東擁有控制權和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哪一種企業制度更有效率，盡管理論上的企業控制權配置和公司治理結構都是以企業效率為準則的。
三、國美的控制權爭奪
公司法規定董事會對公司的經營全面負責，股東不應該越過董事會來直接管理公司，這是董事會的權利。公司法也規定董事是股東大會的代言人，董事會不應違背股東大會決議濫施職權。如果股東認為董事會不能代表其意志的時候，股東可以選舉新的董事，或者用腳投票選擇離開，這是股東的權利。國美控制權之爭的起源就是黃光裕認為貝恩對國美提出的非執行董事人選、綁定經理層等條款太過嚴苛，并且有控制公司的意圖，威脅了大股東的利益，陳曉作為董事局主席不應該答應這些條款。正如黃光裕的代言人鄒曉春接受采訪時所說，“我們不反對融資，也不反對貝恩，我們反對的是陳曉作為董事會主席有沒有公平的對待我們，沒有讓我們在這些影響我們權益的時候讓我們有知情權，讓我們有合適的參與權；陳曉的言行已經代表不了我們的利益，保護不了我們的利益，而是很明顯地公開說要踢走大股東，大股東被不公平地剝奪了對公司策略和運營的影響力”，這才有了股東周年大會上的反對票，以及提議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罷免陳曉，這都是股東出于維護其權益的目的。
黃光裕憑借其超過1/3的持股比例，在國美電器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否決了董事會任命貝恩資本的三名非執行董事人選。陳曉認為這是大股東對公司的不負責任，出于對貝恩投資的附加條款的擔心，在周年大會的當晚，國美電器緊急召開董事會否決了股東投票，強行委任貝恩三名董事加入董事會。根據我國的公司法規定，股東大會是公司最高的權力機關，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只要不違法，董事會都無權改變。但是國美電器是在百慕大群島注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百慕大公司法規定董事會在董事組成不滿額的情況下有權力推薦董事。根據百慕大的公司法和國美電器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會有權在不經股東大會同意的情況下任命公司非執行董事，這是陳曉出于貝恩投資附加條款違約的擔心的目的，而這樣的規定其實正是在黃光裕任國美電器董事局主席的時候，通過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并獲得股東大會通過之后授予董事會的。
對于黃光裕的行為，陳曉在國美的董事會致全體股東的公開信中說創始股東的動議是無理據、不明智以及不受歡迎的，極有可能對本公司價值造成重大損害。所以，在黃光裕提請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罷免陳曉的第二天，陳曉就以董事會的名義黃光裕在2008年違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責任和信任的行為，并追償由黃光裕的違反行為導致公司所遭受的損失。信托責任是維持現代公司體制的一個重要條款，是公司法對職業經理人忠誠和責任品質的要求，這里的信托責任是對股東大會來說的。股東大會由眾多的股東組成，董事會不僅代表推舉他的股東，也代表沒有推舉他的股東，如果股東意見不統一，董事會的行為必然會違背部分股東的意志。出資人的資本與法人資本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區別，董事會從成立那一刻起，就成為獨立于公司其他相關利益人包括股東的團隊。陳曉在2010年8月20日接受《新世紀》采訪時說：選擇退出可能是最簡便的辦法，但我想那并非是對公司股東利益最為有利的辦法，這樣做也是對公司、員工、投資者最不負責任的。我將坦然接受股東的選擇，股東的選擇是最根本的選擇。盡管陳曉是大股東推薦的公司董事，但是在任職之后也并不意味著陳曉會或者應該完全代表大股東的利益。董事作為資本的代表，如果和股東出現矛盾，應該堅持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而不是部分股東和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因此，認為董事會在經營戰略和行為上違背部分股東的意志就是違背職業道德，違背信托責任，違背資本精神，甚至違背做人標準的看法是不恰當的。
雖然經理人與股東的關系是委托的關系，但他們的關系從本質上來說仍然是市場交易關系，交易的目的是實現利益。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外存在著大量的契約剩余，比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范圍內的融資權限，但是融資的具體條款是否應該與大股東進行必要的溝通等并沒有明確規定。對于這種契約剩余來說，控制權是來保障收益和獲取收益的有效手段，企業契約外部的第三方很難對其進行評價和證實。GHM理論的前提就是企業契約的不完全性，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原因，企業契約不可能明確未來所有可能的特定權利，而且即便可以明確，也無法通過第三方進行證實。所以，在這一關系上會出現甚至完全相反的道德判斷。
在國美的控制權爭奪過程中，其他相關利益者包括小股東和員工的利益都被棄之不顧，但是控制權爭奪雙方仍然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較量以獲取他們的支持，尤其是股東和機構投資者們的支持，其目的就是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投票。國美控制權的爭奪說到底就是資本的較量，這在現代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非常嚴重的當下，讓人們重新看到了資本的力量。因為控制權之爭最終是通過股東大會的股東投票來決定的，小股東雖然沒有主動權，但是至少可以在職業經理人和創始股東之間進行選擇，至于機構投資者因為其持有更多的股份，甚至能左右最后投票的結果。這是資本市場的權力規則，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是資本的勝利。至于企業員工的利益、供貨商的利益以及企業的效率，不會在資本的意志中自然而然的實現，雙方在企業經營戰略和企業效率上互相攻擊也顯得有些無力和虛偽。
四、市場化道德與公司治理
根據《辭海》的解釋，道德是調整社會活動中人與人關系規范的社會意識形態，并且道德受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制約。道德準則與經濟準則具有一致性。弗里德曼（2004）認為那些正義的原則可能就是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所需的各種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些被我們內化的原則。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創造性在于把利他和利己統一在市場機制中，證明了自由價格體系和市場競爭制度可以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即市場化道德。當然按照斯密對市場機制的解釋，個人對利益的追求并不用考慮他人的利益，社會利益就會得到最大化。如果社會利益沒有得到最優化，那么說明市場機制本身是有問題的，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強化個體行為與激勵的關聯，并不斷完善競爭性價格體系，市場制度本身就會產生效率的同時創造出市場化道德和文明體系。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如果交易的某一方認為個人利益受損，可以選擇退出交易，除非外在的交易環境限制了交易方的退出權。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本質和制度的研究就是對市場制度的拓展，該學派把市場交易和企業制度安排都看做是經濟主體之間的產權關系，因此產權關系是否能夠強化個人貢獻和激勵的關聯性是產生效率和道德文明的關鍵。
在委托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中，道德問題的焦點是企業經營的目標應該為誰的利益服務。從狹義上看，企業契約和公司治理的設計都是為了保證職業經理人的行為符合股東的利益，主要原因是物質資本的專用性和容易被過度利用。但是企業的目標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簡化處理的，即企業利潤最大化。在企業這一黑盒子被打開，企業內部成員（甚至包括外部的相關利益者）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主體，企業作為不具有人格的法人，不存在所謂的企業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企業利潤，也是在支付了企業所有生產要素貢獻的報酬之后的經濟利潤，這部分租金在競爭市場中并不存在。在傳統的業主所有者企業中，企業的股東同時也是企業的管理者，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內部的利益就是一致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股東管理者可以采用科學的有效的管理方法管理企業，工人作為獨立的利益個體仍然會為了個人利益有偷懶的行為。在現代股份企業中，股東監督和約束經理人的成本更高，更容易產生經理人的自利行為，這種行為的發生也不能被認定是不道德的。如果這種自利行為沒有帶來企業績效或者社會福利的優化，只能說是市場制度和企業制度的不完善。至少在市場化道德層面，陳曉自利行為是合理的，他的行為并沒有挑戰所謂的基本商業秩序。在道義論道德的層面，陳曉和黃光裕之間的決裂表明陳曉違背了對黃光裕的信和義，但是斯密所說的市場上的道德情操并不是道義道德。
道德標準有高低層次之分，最低的標準是職業經理人的行為要符合法律規定，并且符合企業的內部規章制度等約束。按照高一點的道德標準，職業經理人的行為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如果按照最高的道德標準，職業經理人的行為應該是更多的考慮其他企業成員的利益，甚至在必要時犧牲個人的利益。顯然，職業經理人并不需要犧牲個人利益，甚至不需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只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追求個人利益就是符合市場經濟道德。實際上，股東完全擁有從企業退出的權利，甚至有解雇工人和職業經理人的權利。所以，工人的偷懶行為和職業經理人的自利行為即便是侵害了股東的利益，問題也是出在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缺少了激勵兼容的特征。
狹義的公司治理就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其理論基礎是股東至上主義。而廣義的公司治理是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其理論基礎是相關利益者理論。從表面上看，相關利益者理論是對股東利益至上主義在企業目標上的修正，但實際上這種修正存在著沖突。如果追求股東的利益，則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可能會受到影響；如果追求其他相關者的利益，股東的利益會受到影響。在企業控制權爭奪中，如果收購成功，企業現有的股東通常可以從中得到不菲的收益，主要是所持股票價格的上漲。如果收購行為失敗，企業股東將無法得到這筆收益。收購成功常常伴隨著解雇現任經理團隊、大量的裁員，企業所在社區、與企業相關的材料供應商、下游企業等等相關者的利益都可能面臨損失。因此，管理團隊的反收購抵制行為是“合理”的。這里所謂的合理是指企業管理團隊的行為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之外，還考慮了其他與企業相關者的利益。在反收購過程中，股東利益可能因為管理層的反收購兼并的行為而受損。比如金色降落傘會給管理團隊離職的高管一筆巨額的遣散費，焦土政策則通過降低企業價值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方式進行抵抗，這反而會降低當前股東的股票價值。
其實，無論是股東Stockholder還是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都是企業收益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企業收益的擁有者。雖然相關利益者理論承認不同企業成員的利益，但也有明顯的缺陷。該理論把企業價值最大化建立在職業經理人的道德行為之上，而這種道德行為是以其個人利益為激勵的。如果缺乏適當的激勵和約束，職業經理人的行為會偏離企業的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極端的說，股東利益至上是股東的要求，企業利益最大化是經理人擺脫股東約束追求個人利益要求。無論是股東宣稱的股東利益至上，還是經理人宣稱的企業利益最大化，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通過混淆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來爭取輿論支持。當然職業經理人對利益的追求與股東對企業利潤的追求，都是在相關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下的理。因此，從市場化道德的角度看，無論批評職業經理人的行為違背商業倫理，還是批評股東為了個人利益工具化公眾企業都有失偏頗。
控制權的配置和道德無關并不是市場經濟和企業組織不需要道德，道德對于經濟效率的作用是明顯的。Hayek（2001）強調了自私和自利的區別，他認為自利的個體除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之外，還隨時準備為了改善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達成妥協，并準備為維護合作規則而付出代價。在Alchian和Demsetz的團隊理論（1972）中，企業存在的最本質的理由就是團隊生產的產出高于隊員單獨生產的產出優勢，為了保證這種優勢，就要靠鼓吹道德行為準則來形成團隊的忠誠精神。控制權配置與道德的無關是因為道德批判和評價不具有強制性，在控制權帶來的利益面前單憑道德自律和約束不會帶來均衡的結果。
五、結論
在社會化分工的經濟制度下，個人對利益的追求是否能夠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依賴于社會制度安排的有效與否。企業價值是由企業所有的生產要素創造的，企業收入則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因此企業內部同時存在合作與競爭。按照囚徒困境的理論，企業將無法維持，有效的企業制度既要促進合作也要解決沖突。在不完美的企業制度下，一方面職業經理人和股東都把能給企業帶來效率作為自己擁有控制權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也批判對方追求利益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正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認為資本剝削了勞動，現代的公司治理理論認為經理侵占了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從國美的控制權之爭可以看出兩點。
1.在當前的公司法律框架下，當職業經理和股東之間就控制權進行再談判時仍然是以股東投票為最終解決機制，或者說控制權的配置最終仍然體現了股東的意志和資本的意志。道義上的批判或者道德責任并不能決定控制權的歸屬，也不能憑借道德約束來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2.如果非要從道德的角度來分析控制權的配置，控制權的爭奪應該保證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實現利他的共贏局面。相對均衡的控制權配置使得股東和經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勵兼容的特質，這才是市場化道德的核心。道德的要求應該是對資本力量的濫用采取更多的社會化控制，而不是成為指責股東或者職業經理的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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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lliamson， 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irm，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London： Macmillan，1985.
[關鍵詞] 行政過程信息；公開；理論基礎
【中圖分類號】 G64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2-171-2
一、行政過程信息的內涵及分類
行政過程，從字面意思看，可簡單解釋為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一般來說，行政過程的功能主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領導、行政管理、行政決策、行政監督、人事管理等。有的學者認為政府行政過程是行政主體與其他行政參與者（如立法機關、媒體、公民等）行使各自權力（或權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設定并最終實現政府公共政策目標的活動過程。有的學者認為行政過程，是指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行政活動的活動方法、活動步驟、經過環節所組成的狀態就是行政過程。包括行政決策、行政計劃、行政執行、行政控制等環節。有的學者認為行政過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行政過程指行政主體在行政權力配置、實施與受監督過程中與其他主體產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各種表現形式和狀態；狹義的行政過程指行政主體在行政權力的配置、實施與受監督過程中和行政相對人發生的相互關系在時空上的各種表現形式和狀態。以上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行政過程作了不同的解讀，但有一共同點是學者們對行政過程是從宏觀、整體的角度去定義，所以行政過程是一個特別大的概念，涵蓋內容非常廣泛。本文所指的行政過程，是一個狹義具體的概念，僅指行政機關作決定之前的準備過程。而行政過程信息，即決策信息，指行政機關在作決定之前準備過程中形成的文件。
行政過程信息從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劃分。
（一）按照行政過程信息獲得的來源不同可以劃分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自有的信息（以下簡稱自有信息）和他人提供的政府信息。自有信息是基于職權擁有的信息，如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或是記錄的信息，如處罰單、調查報告、會議記錄等，或是行政部門之間相互傳遞的政府信息，如下發通知、意見、決定、審批，提交申請、匯報等。他人提供的信息是指行政相對人或者第三人提供給相關政府部門的信息。如個人信息，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家庭住址、聯系電話、郵箱、婚姻狀況、學歷、收入、身份證號碼等，企業信息，主要包括注冊資金、股東、專利、經營狀況、納稅證明等。
（二）按照政府提供信息的主動性程度，可分為政府主動公開的行政過程信息和公眾或單位、社會組織依申請公開的行政過程信息。前者是政府主動公開行政過程信息的行為，是積極行為，政府負有主動公開的義務，如果不予公開法律明確規定應予主動公開的信息將承擔法律責任。后者是政府根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依法審查，按照法定程序公開行政過程信息的行為，屬于消極行政行為，若沒有申請人的申請則無需公開，一旦申請人提出申請，政府就必須受理并審查該申請是否屬于公開范圍，并作出是否公開的決定，并告知申請人。
（三）按照公開的內容是否完整可以分為局部公開（也稱部分公開）和整體公開（也稱全部公開）。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過程信息都可以全部公開，有時可以，有時不可以，當行政過程信息有一部分內容可以公開，一部分內容依法律規定不能公開時，那么，應當公開可以公開的那部分內容，即為局部公開；當行政過程信息的內容可以全部公開時，應當公開全部內容，即為整體公開。這類劃分有助于提醒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待行政過程信息時不能一刀切，不能以部分內容不能公開為借口，拒絕公開其他應公開的信息，以免侵犯公民的知情權。
（四）按照過程信息內容的主客觀性可以分為主觀信息和客觀信息。主觀信息主要指主觀性材料，比如相關官員或專家發表的觀點、意見、建議、方案；客觀信息主要指純事實材料，比如調查報告、統計資料、事實描述、數據等純事實性的資料。
二、行政過程信息公開的理論基礎
政府信息公開有著廣泛、深厚的理論基礎，如人民理論，社會契約論、知情權理論、行政控權論、經濟學理論、行政平衡理論、人權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推導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必要性。行政過程信息作為政府信息公開內容的一部分，理所當然與其有著共同的理論基礎，本文主要從行政過程信息公開的角度闡述與其關系最密切、最直接的理論基礎。
（一）理論基礎之一――知情權理論
知情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情權，包括政府和非政府信息，即國家機構的信息、平等主體間的個體信息均屬于知情權的內容，其主體既可以是平等主體，如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獲取對方信息的權利，也可以是不平等主體，如公共管理活動中，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獲取政府信息的權利；狹義的知情權僅限政府信息，不包括非政府信息。
知情權作為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思想萌芽最早出現在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關于國家行為應當公開的論述中，他指出“無論國家采取什么形式，統治者都應該以正式公布的被接受的法律進行統治，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進行統治，只有這樣，人民才能知道其所負責任，并在法律范圍內得到安全與保障，并將統治者限制在適當的范圍內。”作為法學概念的“知情權”，最早由美國新聞記者肯特?庫柏（Kent?Copper）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內部有消極對待政府信息公開，任意擴大保密權限的傾向，庫柏呼吁公民應當享有更加廣泛的知情權，如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在一個國家乃至世界上便無政治自由可言。之后，隨著民主制度的發展，知情權的內涵逐步得到深化和豐富，發展成為一項備受重視的基本人權。一些國家通過立法確定公民擁有知情權，如瑞典《出版自由法》、美國《信息自由法》等。相關國際法也肯定了知情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每個人有主張和表達的權利、有通過任何方式尋求、接受、傳播消息、思想的自由，如1946年聯合國第59號決議、《世界人權宣言》。我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知情權，但有關公民行使參與權、管理權、表達權、監督權、救濟權的規定，都是以知情權為基礎和前提的，暗含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如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的管理，顯而易見要先知悉、了解國家、社會各方面的的信息，否則管理無從談起，這些相關規定都構成政府信息公開的憲法基礎。
作為一項抽象的權利，知情權需要具體化的制度保證其實現，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無疑是實現公民知情權的主要途徑和保障，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雖然沒有出現知情權的字樣，但是，以目的解釋的方法對整部法規進行分析，其保障知情權的作用難以否認。而建立行政過程信息公開制度是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擴大公民的知情權的必然要求。行政過程信息公開能擴大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使公民對政府的行政過程充分地了解，進而有效參與政府決策，公眾的民利才能得以真正實現。知情權理論既是政府信息公開也是行政過程信息公開的核心理論基礎。
（二）理論基礎之二――程序法治論
法治包括實體法治和程序法治。實體法治從各社會主體之間所具有權利義務角度建設實體性法律；程序法治著重程序性法律建設，主要從程序規則對權利、義務的行使過程的約束、規范角度出發建設正當法律程序，即首先必須有程序法律制度，用以規范權利、義務的行使過程，其次，該法律程序本身是正當的法律程序，兼顧、平衡各種利益，各種不同的意見、主張、批評可以充分地表達，體現了程序法本身所追求的正義、公平、公開、自由、尊嚴、參與、效率等崇高的價值，而這些價值正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內容，程序法治既是法治的核心內容，也是實體法治的重要保障，是實現正義的過程。
西方國家極為重視程序正義，相比之下，我國長期重實體、輕程序，這與我國長期處于君主專制統治的封建社會不無關系，在封建社會里，地方長官行使行政權和司法權兩種權力，行刑不分，這種制度本身就難以保障過程公正，而官員們往往追求的只有實際結果的公正，忽視獲得結果的方式，哪怕過程是違法的，老百姓則不問程序是怎樣進行的，只看結果是否公道，這樣一種法律運行模式的長期存在，使程序性法律一直處于弱勢，在法律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當代法治的建設和發展。當代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的相互滲透，中國民主、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著中國程序法治的建設，一大批非常重要的程序性法律相繼實施，為程序法治奠定了制度基礎。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將為程序法治的發展提供更大的推動力。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提出建設法治政府，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這必將為強化程序法治觀念，推進程序法治建設的步伐創造良好的條件和氛圍。
程序法治的范圍相當廣泛，要求權力、行政、司法機關都要遵循合法、合理的程序來行使權力，行政行為程序法治化是其核心內容之一，用當代法治的精神來規范、約束行政權力的行使過程，是程序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決策作為行政機關重要的行政行為之一，其決策過程必然也應納入法治建設的軌道，而行政過程信息公開，是行政決策程序法治化的必然要求，符合程序法治的精神。決策過程信息公開制度是有關過程信息在何種范圍內公開，什么時間公開，怎樣公開的程序規范，這套制度能具體指導實踐，規制、約束行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決策前的行政行為，從而，增強了政府的透明度，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對于建設公開、透明的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度，促進公眾參與決策，提高行政效率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程序法治理論以程序、過程為視角，追求公開、公平、參與、平等、自由等價值，其基本精神與內涵貫穿于行政過程信息公開之中，為行政過程信息公開制度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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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價值鏈；制鞋產業；國際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 F4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3-0087-05
[作者簡介] 劉 霞，溫州大學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工商管理。(浙江 溫州 325035)
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使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以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成為企業發展的根本保證，有關國際競爭力研究成為當前企業、學者及政府機構關注的熱點。尤其基于低勞動成本比較優勢的我國傳統制鞋產業在新經濟環境下面臨著更大挑戰，如何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提高整個制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改變我國制鞋大國而非強國的市場地位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及價值鏈理論概述
1.國際競爭力概念的界定。對于國際競爭力的概念界定，不同學者和機構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各持不同觀點。根據現有文獻歸納，主要從國際貿易(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生產要素(Mintz，1993對要素的吸引力)、效率(Porter，1990生產率)、能力(Cohen and Zyman，1989盈利能力)、國家或企業層次的角度進行定義。莫夫卓基(Donald G. Mcfetridge，1995)從研究的層次把國際競爭力分為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目前，對國家競爭力的認識比較有爭議，有些學者認為國家競爭力不具有現實重要性，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概念(保羅?克魯格曼，2000)。1985年《世界經濟論壇》在《關于競爭力的報告》中提出國際競爭力是“企業主目前和未來在各自的環境中以比它們國內和國外的競爭者更有吸引力的價格和質量來進行設計生產并銷售貨物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機會。”1994年該論壇在《國際競爭力報告》又將國際競爭力定義為“一國一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在這里，關于國際競爭力是從企業或產業的角度來定義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金昌教授對產業競爭力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產業競爭力是產業內企業整體的競爭力，從比較角度看，它是產業內企業能力的差異、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條件的差異和產業發展環境的差異的反映，從產業自身來看，它是產業組織結構、市場競爭結構、整體素質和國家產業政策的反映”。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金碚研究員從綜合能力的角度對產業競爭力定義：“在國際間自由貿易條件下，一國特定產業相對于他國的更高生產力，向國際市場提供符合消費者或購買者需求的更多產品，并持續地獲得盈利能力”。根據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產業相對于競爭對手，向國際市場提品的過程中不斷創造價值增值的能力。
2.波特的價值鏈理論。1985年波特在《競爭優勢》一書中從價值鏈的角度提出了企業利潤的來源――創造價值的“戰略環節”。波特認為大部分企業都是由設計、生產、銷售、交貨等一系列創造價值的活動組成，每一項活動都會產生成本，也會帶來價值，但并不是每項活動都能使價值增值，能創造價值增值的環節為企業的戰略環節，它提供了企業的利潤，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環節。波特將企業的價值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活動兩大類。基本活動包括生產前準備活動、生產經營活動、配送活動、營銷和售后服務等物質創造活動。基本活動貫穿于產品或服務的整個形成和運動過程。為基本活動提供支持的即是支持活動，包括行政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管理和采購等活動。見圖1所示。
根據價值鏈理論分析，不同行業價值鏈構成不同，為企業創造價值增值的“戰略環節”也各有差異。即使行業相同，也因為價值鏈支持活動及發揮效率的不同而體現出企業盈利能力的差距。企業盈利水平還取決于企業與其上、下游企業構成的整條價值鏈上創造價值增值的能力。波特認為，一個產業的競爭優勢，同樣要求與其相關連的產業鏈條上的各個產業都需具有競爭優勢。即判斷產業的競爭優勢可用整個產業鏈的競爭情況來評價。產業鏈即指組成某個產業的上下游產業的集合。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根據價值鏈理論將一個產業假設為一個產業鏈，即由上游、中間和下游產業組成一個產業鏈，納入到價值鏈系統中對我國制鞋產業國際競爭力進行分析，并從價值鏈的角度提出提升我國制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二、我國制鞋產業鏈的構成
制鞋行業是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和資金要求不高，企業進入門檻低，企業數量多規模小，行業集中度低，屬于完全競爭市場。目前，全國有制鞋企業2萬多家，制革企業2400多家，制鞋機械屬于排頭兵的企業有300多家，外銷企業數千家，形成了上、中、下游較為完整的價值鏈體系。另外，新一輪的國際分工，使我國成為世界制鞋“加工基地”，最具規模、最集中的廣州、溫州、泉州和成都四大制鞋基地已形成。根據目前我國制鞋產業鏈的現狀，生產加工環節在整個產業鏈上占了較大比重。而在價值鏈上游如設計環節主要以模仿為主，自主開發能力較差。在制鞋機械方面，我國逐漸從依賴進口逐漸向自主設計和研發過渡；在優質原材料方面，主要依靠進口。在價值鏈下游如營銷環節，我國缺乏自營的營銷網絡，主要通過國內的外貿公司、國外的華人網絡或依賴國外經銷商和商銷售產品，仍然處于國際化經營的初級階段。根據波特價值鏈理論、結合產業鏈及微笑曲線，就可形成我國制鞋業的整個產業鏈圖，如圖2所示。
我國制鞋產業鏈包括產業鏈及價值構成、基本支持要素兩部分。其中產業鏈包括上游產業(原材料、鞋機、鞋楦、設計等)、中間產業(主要指制鞋加工業)、下游產業(營銷網絡)，而且根據每個環節創造的價值以微笑曲線疊加在產業鏈上(見圖2所示)，可以看出制鞋加工環節占據了產業鏈上的大部分，且處于創造價值較低的谷底。任何產業都是特定環境要素綜合作用下的產物，其發展離不開支持要素的支撐。根據制鞋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產業的基本支持要素包括市場需求的拉動、人力資源保證、資金保障、技術支撐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和中介組織的協調、監督等。
三、我國制鞋產業鏈國際競爭力分析
根據構建的我國制鞋產業鏈，可通過進出口數據采用貿易競爭力指數來評價我國制鞋產業國際競爭力情況，以便尋求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1.貿易競爭力指數
貿易競爭力指數又稱專業化系數(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簡稱TSC)。基本公式為：(出口-進口)/(出口+進口)，其商值為-1～1之間，如果進出口平衡時，其值為0；如果其值為正時，即出口專業化，表明該類產品的專業化生產水平較高，較有競爭力；其值為負值時，即是進口專業化。具體判斷如下：若TSC≥0.8，則表明該產品具有強的競爭力或大的比較優勢；
若0.5≤TSC< 0.8，則表明該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或較大的比較優勢；
若0≤TSC< 0.5，則表明該產品具有較低的競爭力或較小的比較優勢；
若-0.5≤TSC< 0，則表明該產品具有較小的比較劣勢；
若-0.8≤TSC
若TSC
2.制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通過鞋類產品的貿易競爭力指數評價
根據2000年-2005年我國鞋類產品對世界進出口額可得出鞋類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見表1所示)以及我國鞋類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變化圖(見圖3所示)。另外，根據統計，我國皮面皮鞋進口呈現明顯增長，2005年1-6月我國皮面皮鞋進口總量為243萬雙，總值達6300多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83%和73%，增幅分別比上年提高53個百分點和23個百分點。
根據2000年-2005年我國鞋類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及其變動情況分析：我國鞋類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接近1，表明我國鞋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的競爭力或大的比較優勢，但鞋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每年以3.4%速度在逐步降低，反映了我國在進口方面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而且主要體現在高檔鞋產品的進口上，說明我國在高檔鞋類產品上競爭力較弱，還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3.上游環節――制革及制鞋機械國際競爭力分析
(1)制革行業的競爭力
制革行業是制鞋業的上游產業，其供給的數量、價格以及質量直接影響著制鞋業的產品價格及質量。我國制革企業有2400多家，但90%以上是年產僅10萬張標準皮以下的傳統型作坊式小廠，年產值超過500萬元的制革企業不滿300家。全球皮革總需求量約為1.0億平方米，相當于3億張牛皮(標準皮)的產量，我國皮革產量折合標準皮近7000萬張，約占全球皮革產量的23.33%。雖然中國是世界上皮革生產大國，但并不是皮革強國。中國皮革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產品質量、企業規模、環保設施等綜合基礎較落后，尤其在優質皮革的供給上較缺乏。同時，由于近年來皮鞋、皮革制品的生產連年增長，對原料的需求旺盛，使我國生皮、半成品革和成品革進口呈持續增長態勢。2003年生皮、半成品革及成品革出口金額11.4億美元，進口金額37.7億美元，同比增長16%；2004年進口37.5億美元，出口14.12億美元；2005年進口48.2億美元，出口15.83億美元。2003年-2005年我國生皮、半成品及成品革的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圖見圖4所示。
根據圖4可以看出，2003年～2005年我國制革產品出口量呈增長趨勢，但仍以進口為主，而且產品國際競爭力指數(TC)都為負值，TC
(2)我國制鞋機械的競爭力
制鞋機械是制鞋業的相關配套產業，它是我國制鞋業發展的技術和質量保證，也是技術水平、生產轉化效率和利潤增長方式的重要體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制鞋機械主要依靠從意大利或臺灣等國家或地區大量進口。近幾年來，隨著國外先進設備和直接投資的增加，技術適應性改進和技術外溢效應促進了我國制鞋機械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鞋業加工基地，制鞋機械業也得以快速成長。現在我國鞋機企業已完成了創業初期的資金和技術積累，每年銷售額呈20%的速度增長。然而，應看到，雖然我國鞋機的進口增長幅度在降低，國內的鞋機制造技術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仍然處于發達國家70、80年代的水平，凝聚著智能化和高新技術的制鞋設備依然依賴進口。
我國2004年原料及機械出口33.9億美元，同比增長26%；原料及機械進口71億美元，同比增長22%。2005年1-6月，我國皮革工業原料及設備出口總值達10.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比上年同期增幅高出12個百分點，特別是皮革及制鞋機械出口額為800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7%。從進口情況來看，我國皮革工業原料及設備進口總值為2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比上年同期增幅低6個百分點。2003年～2004年我國皮革工業原料及設備進口情況見圖5所示，2004年～2005年上半年我國皮革工業原料及設備進出口情況見圖6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皮革工業設備及原輔材料制造水平在不斷提高，我國原料及設備出口增長強勁，進口增幅減緩，但進口依然大于出口，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負，因此，我國制鞋機械業總體還處于弱勢的競爭地位。上游產業國際競爭乏力和處于弱勢地位，影響和制約了中間產業――制鞋加工業的升級和結構優化，因此，要加大上游產業技術自主創新力度，促進傳統加工業向先進制造業轉化。
4.下游環節――營銷環節國際競爭力分析
目前，我國多數制鞋企業通過代工或借助國外商出口，在營銷方式上采取“撇脂戰略”即較少的廣告投入緩慢地擴大市場，營銷網絡建設投入少、國際營銷水平低，經驗缺乏，營銷網絡缺失，使該環節處于被控制地位，我國鞋類產品難以進入國際主流市場。雖然近幾年我國一些實力較強的制鞋企業開始向國外投資建廠或者設置專賣店以構建自己的營銷網絡，但主要的營銷環節依然在國外經銷商手中。轉變營銷觀念，改變傳統營銷方式，實施品牌戰略，構建我國自營銷售網絡是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四、提升我國制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一)改善產業鏈結構，向價值鏈高端延伸
我國制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源于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然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及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興起使支撐我國競爭力的動力逐漸減弱。
根據制鞋行業價值鏈分析，鞋類產品屬大眾消費品，銷售量大、顧客群廣、交易次數頻繁，價值鏈下游的營銷環節將占價值增加的重要部分，而生產環節提供很少的價值增值。目前，我國多數制鞋企業在營銷方式上采取“撇脂戰略”，營銷網絡建設投入少，國際營銷水平低，營銷環節處于被支配地位。同時，要滿足日益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消費需求，提高產品附加值，上游的設計研發環節是企業產品形成差異化優勢和壟斷優勢的關鍵環節，也是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不竭的動力源泉。由此，要提高我國制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向產業鏈兩端延伸，改變產業鏈的構成結構，將跨國營銷網絡和研發設計作為跨國發展的戰略環節，并以此促進生產加工環節的升級和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形成整個產業鏈的互動、促進、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有效提高整個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才是實施“走出去”戰略成功的關鍵。
(二)提升產業鏈的支持要素稟賦，發揮其綜合協調作用，將價格競爭轉變為非價格競爭
1.加強人力資源的培育和開發
人力資源凝聚著企業發展所必需的信息、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發揮著其他生產要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已成為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1)企業家資源的培育
現代經濟的市場競爭其成敗不僅僅在于資本、技術等單個生產要素的優劣，更主要取決于企業集聚、配置和利用生產要素資源的組織能力和成效上，即取決于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管理要素。企業家已成為繼土地、勞動、資本、技術之后又一大生產要素――管理要素的核心，它是一種稀缺的社會資源，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主導力量。企業家應具有戰略思維、全球化眼光、較好的素質和駕馭市場的能力。我國制鞋業以民營企業為主，規模普遍不大，企業基本由創業者自己親自管理和經營，在我國特定的經濟體制下經過多年發展，誕生了許多企業家，他們勇于開拓、敢于創新，創立并帶動企業發展壯大，成為我國制鞋業的領導者，如溫州奧康鞋業總裁王振濤，康奈總裁鄭秀康等，為區域經濟和我國制鞋行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有許多民營企業主素質不高，在經營中注重眼前短期利益而缺乏長遠規劃，社會責任感缺失，不講經營規則，擾亂經營秩序，影響了企業信譽和行業有序競爭，制約了企業和行業發展。所以，政府要加強企業家隊伍的建設，營造企業家成長的良好環境，建立引導企業主向企業家轉變的機制，促進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
(2)加強跨國經營人才和設計人才的吸收和培養
跨國經驗缺乏和較低的國際化管理水平是我國制鞋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瓶頸，也是制約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的軟肋。為適應制鞋業的國際化發展，必須大力引進和培養有跨國經驗的管理人才和設計人才。為此，企業需采取多元化方式做好人才的吸收和培養規劃，如從正規大專院校招收大學生，做好人才儲備和后續培養；對既有國外留學背景又有企業管理經驗的高層次人才，可通過人力資源入股加盟企業，這樣既為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智力資本，又充分調動和發揮了他們的積極性。如溫州2006年9月誕生了浙江省首批以人力資本出資入股的公司，包括浙江科賽通信技術有限公司、溫州歐龍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一帆化工有限公司。入股人員為留學歸國人員和科研、管理骨干，分別以200萬、35萬人民幣等不同資本價值入股企業。事實證明，人力資本已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
對制鞋企業缺乏的高級鞋類設計人才，還可采用國外聘請的方式，如中國奧康鞋業聘請了意大利設計師為其開發高端產品，溫州哈杉鞋業與威爾遜公司和意大利著名鞋類設計學校ARS在溫州合作創辦哈杉――威爾遜鞋類研發中心，聘請首席設計師――威爾遜老板的女兒羅莎娜，并以威爾遜公司和ARS學校的設計師為骨干，形成了強大的設計隊伍，為提高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奠定了基礎。
雖然人力資本在企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企業及整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依然離不開全體員工素質和技術水平的提高。隨著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的不斷提高，企業需要不斷加強員工的技術和技能培訓，通過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建設和塑造，培養健康、積極的學習氛圍，通過企業內在實力的整體提升來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2.提高整個制鞋產業鏈的技術創新能力
根據前面貿易競爭力指數分析，我國鞋類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這種基于低勞動成本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國際競爭力將隨著他國更低勞動成本的出現而消失。同時，處于上游產業鏈的我國皮革、鞋機、設計(有向產業化發展趨向)等產業在技術與創新方面與意大利等發達制鞋強國相比差距依然很大，這使我國制鞋產業持續競爭優勢的提升缺乏動力支撐。根據2000年～20005年鞋類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變化可知，我國鞋類產品乃至國際市場，高端市場將有較大的成長空間，而蘊含著高新技術要素的優質皮革、智能化鞋機以及創新設計(設計工藝、設計手段、設計理念等)是高端產品必備的技術基礎和物質保障。因此，只有提高整個制鞋產業鏈的技術創新能力，發揮其互動和協同作用，才能提升整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從而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另外，提高整個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也是我國制鞋業解決頻遭國際貿易壁壘并積極應對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選擇。
3.政府要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強化服務意識，發揮引導、規范和服務職能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是各種環境要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政府政策及職能的發揮間接或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生存環境。尤其是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市場機制、市場主體及市場規則還沒有建立，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還達不到資源的高效配置，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因此，政府要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生存和成長環境，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另外，隨著國內市場國際化，企業的跨國發展成為必然，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培育和提高也需要政府對國內市場競爭環境的規范，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詢服務。如對企業國際化發展戰略的研究與制訂，制定有利于產業和區域發展的政策，為企業的跨國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詢指導等。
4.發揮制鞋行業中介組織的引導、協調和監督作用
為積極貫徹打造產業強勢品牌和加大技術投入，走高端市場策略，避免低價惡性競爭，維護和規范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需加強和完善制鞋行業商會和協會的建設，發揮其引導、協調、保護和監督的中介作用，為我國制鞋業綜合素質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提供支持和保障作用，主要體現在：
(1)協會與政府部門共同引導、相互支持，為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國際化建設。
(2)培育國內外市場。舉辦大型國際鞋業展、國際鞋類、皮革技術和材料展，向國外國際鞋展申請展位，支持和組織有實力的企業統一參展，以宣傳和展示我國鞋類產品，提高我國制鞋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為國際品牌的樹立奠定基礎。
(3)及時收集和市場信息、掌握國際標準及各主要出口市場國家標準及其變化趨勢，提出預測和防范建議，為我國鞋類企業及早防范貿易風險提供信息服務。
(4)規范行業經營秩序，加強行業自律，防止低價競銷和不道德的市場行為，促進市場有序、健康和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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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碚.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關鍵詞：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
一、概述
2014年中央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為74880.00億元，預算數為2013年執行數68509.39億元的109.3%。公共財政支出分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外交支出、國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等24項支出類型，并且其中絕大多數財政支出又分為中央本級支出和對地方轉移支付兩種支出方式。在24項支出類型中，除了商業服務業等支出、資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城鄉社區支出三項公共財政支出的預算數低于去年的執行數，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支出未做出預算外，其他20項公共財政支出預算都相比于2013年的執行數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見表1）。而伴隨著我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數額的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如何使財政資金的使用更加滿足公眾的需求，取得更多的社會效益，是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管理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
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是指根據公共財政的目標設置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將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的資源以一定的方式進行分配、使用、管理并通過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監督和評估，實現公共財政資源的有效利用，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的過程與活動。
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結果為導向。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更加注重公共財政支出的效果，更加注重滿足社會需求，以期取得更大的社會效益，而不僅僅以投入作為評價指標，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投入。二是將中長期預算具體化。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的中長期戰略性目標通過年度、季度和月度的細化，實現目標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三是鼓勵創新和節約。由于預算的基層管理者掌握更多關于財政支出的信息，能夠促進支出預算的實現，因此應適當加大其裁量權及對其的激勵措施。四是注重科學化和民主化。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的管理不再只是財政部的職責，而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及社會公眾參與。
二、我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存在的問題
經過多年的不斷探索，我國的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如管理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改革范圍不斷擴大，管理機構更加健全，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提高等，但是在財政支出預算的績效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是很顯著的，需要進一步完善。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績效管理認識不到位
一方面，雖然對于績效管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傳統的投入控制性預算管理理念仍占有主導地位，“重投入、輕績效”的傳統觀念仍沒有改變，很多公共部門及人員仍然認為財政資金只要按規定使用就可以，其使用效率或者社會效益與自己無關，對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的績效管理工作不夠重視。另一方面，有些部門對于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工作的認識還不到位，對績效管理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績效評價上，未處理好績效管理和預算管理之間的關系，出現舍本逐末的問題。
（二）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健全
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地方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沒有統一的法律制度進行規范和保障。而財政部2011年印發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管理暫行辦法》也只是作為部門規章，法律位階較低，其中也只是對績效目標、績效評價指標、績效評價的標準和方法等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各地具體的執行制度不同，缺乏統一性、科學性和規范性。
（三）績效評價結果應用不充分
績效評價機制不夠合理和評價體系不夠科學。地方的財政支出預算績效評價報告質量差別大，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真實性也有待考究。評價結果也僅僅作為反映問題和情況的手段和方法，并沒有真正與下一階段財政預算的編制和管理及提高公共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和加強公共部門管理有效地銜接起來，沒有真正發揮其作用。
（四）缺乏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
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的改革和完善不是單一的改革，需要其他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但是，目前我國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如公共財政預算績效評價尚未與公共部門人員績效掛鉤，財政部門與預算單位、人大、審計部門和紀檢部門的合作力度不夠等。
三、我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對策分析
（一）樹立預算績效管理理念
把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的理念，即重視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和結果而不是只重視投入貫穿于財政預算管理的始終，運行事前有目標、事中有管理、事后有評價的管理系統。通過管理系統的不斷循環運作，不斷完善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的目標、管理制度和評價指標體系，推動績效管理的流程再造。通過不斷強化公共部門的責任意識，提高其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公共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徹底打破“重投入，輕績效”的傳統觀念。
（二）完善預算績效管理法律制度
我國至今沿用的仍是1995年1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在大程度上仍有計劃經濟的色彩，法律中的部分條文和內容并不適合我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所以，為了推動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的改革，需要把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相關內容納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當中，同時提升財政部所頒布的《政府績效管理辦法》的法律位階，使得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的整個過程有法可依。
（三）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體系
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績效預算管理要想成為制度化和常規化的工作，需要有科學的管理制度進行規范和保障，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績效管理制度，使其在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過程中更加注重財政資金的使用效果；二是將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目標進行量化和細化，進而實現財政支出預算資金使用的績效化；三是完善財政支出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使得績效評價有標準可依，有程序可以遵循；四是實現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的流程再造，建立以“制度保障，結果導向”為原則的績效管理制度體系。
（四）注重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
績效評價的結果不只是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工作的落腳點，而且可以作為下一個預算年度良好的起點。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評價結果的充分利用：一是建立績效管理數據庫，通過數據的上傳和傳遞，實現政府部門內部的信息共享；二是將績效評價結果向各個主管部門通報，發現預算管理中的問題并進行分析和完善；三是對績效評價結果進行公開和公示，尊重公眾的知情權，提高財政支出的透明度，便于社會監督；四是將評價結果與下一階段的預算掛鉤，激勵各部門實現財政支出預算的績效化。
（五）加強各項配套改革的實施
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的改革不是某一個部門或修改某一項政策就能實現的，需要多方面的協調與改革相配套。一是要完善會計制度，把權責發生制作為統一的會計基礎，建立完善的復式預算會計制度。二是加強組織內外部協調。預算管理改革不只是財政部門的職能，還需要與人大、紀檢部門、審計部門及預算單位的合作與監督，保證績效管理的規范化。三是加強財政支出預算分配方面零基預算制度的應用，注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財政資金的分配和使用。四是加大行政問責力度，加強對公務人員的績效評價。
四、結語
傳統的“重投入，輕績效”的計劃經濟觀念在我國的公共財政支出預算中根深蒂固，打破這種傳統、實現財政預算方面的績效管理改革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工作，需要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國家的法律制度，加強專業人員隊伍建設，促進配套改革的實施，把財政支出預算方面的改革作為一個重點來抓。不能僅僅把這項改革作為一項簡單的事情來看待，要對預算績效管理改革有足夠的重視，并且要有足夠的決心做好績效管理工作，攻堅克難，通過對公共財政預算改革的推進，逐步形成完善的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績效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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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府規制理論；中國；啟示
一、政府規制
政府規制或政府管制，源于英文regulation，不同譯者依據側重點不同給出不同的譯法。政府規制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美國，研究的對象是行政對市場和社會的規制。
在1970年以前，政府規制的研究側重于公共事業的定價和進入的控制，即政府對公共事業的規制。1970年以來，政府管制的更多的轉向環境保護、產品安全和工作場所安全。卡恩1970）對政府規制所做的定義：政府規制的目的是維護良好的經濟績效，其實質是一種制度安排，是行政命令對市場競爭的取代。卡恩基于對公共事業的管制經驗對規制的定義并不能一般化的擴展到其他管制領域。最廣為接受的是斯蒂格勒對管制的定義：“作為一種法規，管制是產業所需并主要為其利益所設計和操作的”。斯蒂格勒1956）對管制的定義更強調政府管制的強制力，側重管制的起源。植草益1992）根據金澤良雄對規制的定義指出“政府規制就包括已經說明了的、全部與廣義的市場失靈相關的法律制度法律和政策）。我國學者王俊豪認為，政府規制即是規制者在一定的法律法規下對被規制者的管理與監督。
以上對規制的定義歸納起來：政府規制的主體是行政機構；政府規制的客體是各經濟主體；規制的目的是糾正市場失靈，提高經濟效率；政府規制手段是各種規則，限制或者引導被管制者的決策。
二、關于政府規制的各流派觀點
政府規制理論在研究的過程中先后形成的主要理論流派有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放松規制理論以及激勵性規制理論等等。
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市場失靈和對政府的矯正是政府規制理論研究的主題，在此背景下，芝加哥學派提出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一直以來，公共利益理論作為政府規制理論重要的理論依據同時也政府規制理論發展的邏輯起點。公共
[HJ16mm]
利益規制理論的基礎是福利經濟學和市場失靈理論，其中市場失靈是政府規制活動的動因。公共利益理論認為，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保護經濟人利益，提供規制以矯正不公平和低效率的市場活動，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公共利益理論具體說來包含兩個方面，對市場失靈的認定和探索矯正市場失靈的途徑。對市場失靈的認定，即壟斷、外部影響、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市場失靈現象的存在導致市場運行低效率，從而使政府規制的出現成為必要。針對市場失靈現象，如對外部經濟進行補貼，對外部不經濟進行征稅，對壟斷行業實施價格或進入限制，這些規制措施有利于糾正市場失靈導致的低效率。總之，市場機制存在失靈的領域，政府規制在理論上可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整體社會福利水平。
然而，在實踐中，政府規制的效果不僅遭受實證方面的質疑――政府規制的動因不僅僅是市場失靈；規制政策的無效；而且受到規范方面的質疑――政府規制不完全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2、規制俘虜理論
一直以來，公共利益理論受到質疑和批判，同時，一些研究者在質疑和批判中發現，政府規制往往傾向于維護生產者利益，規制實踐常常是提高了廠商的利潤率。在對這些規制實踐的觀察中產生了規制俘虜理論，該理論認為，政府規制最初的發動者是產業組織，而不是政府。產業組織，尤其是規模較大的產業組織，往往能為政治集團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并且有為取得政治支持花費資源的能力。產業組織對規制的需求促使政府規制的產生，或政府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組織控制，規制機構和產業組織雙方謀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相對于增加社會整體福利而言，政府規制更傾向于增加影響力較大的產業組織的利益，即規制機構被利益集團所俘虜。在規制實踐中，與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相比，規制俘虜更符合事實。佩爾茲曼、貝克爾等經濟學家對規制俘虜理論進行發展完善，但規制俘虜理論依然存在明顯缺陷。它沒能對規制被利益集團俘虜的機制作出詳細的解釋，也沒能解釋在眾多的利益集團，如勞工組織、廠商和消費者中，為何規制更傾向于增加廠商的福利，而非其他。
3、放松規制理論
由于政府規制失靈現象日益明顯和對規制理論研究的深入，政府規制理論研究領域出現了新的研究趨勢――放松規制，并形成了新的理論流派：放松規制理論。該理論出現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性領域，規制失靈和可競爭市場是其主要的理論依據。政府行政人員具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不代表或者不完全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另外，由于規制成本的膨脹、信息不透明等因素，從而導致規制失靈。可競爭市場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市場類型，在市場的競爭力作用下，參與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被充分發揮，資源實現最優配置。政府規制反而會擾亂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規制多余。可競爭市場理論作為放松規制的理論基礎也提供了放松規制的理論方向：政府規制應充分保持行業內的潛在競爭壓力。但是，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的效率，二者哪個更高，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究竟如何界定，成為放松規制理論研究的難題。
4、激勵性規制理論
對上述規制理論各自存在的問題的探索，尤其是放松規制理論研究的推動，另外在規制實踐中激勵問題的出現，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激勵性規制理論產生。激勵性規制理論的內容是：規制主體通過規制政策，如稅收優惠和成本補償等，正面誘導經濟主體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利用產業政策保持行業內潛在競爭壓力，促使經濟主體主動降低生產經營成本，提高效率。激勵性規制在實踐過程中需保證規制客體有一定的自，規制主體對規制客體的信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并明確規制政策實施的目標，這樣，規制政策才能促使規制客體發揮自身優勢增加更大范圍內的社會福利。然而，規制主體往往難以掌握規制客體的真實信息，規制政策的目標通常又是多重的，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多重規制目標的實現極其困難。
三、政府規制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作為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轉型國家，從計劃經濟過渡而來的政府規制日趨法制化和規范化，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就規制主體而言，政府既作為規制者和監督者制定和監督實施規制政策，也是利益所得者經營國有企業。這種政企不分，尤其在自然壟斷行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導致規制決策有失公正，規制實施過程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就規制對象而言，我國政府規制面對的主要是行政壟斷問題――競爭性領域的壟斷，并因行政審批不斷強化，而非西方政府規制中的自然壟斷和外部性等問題。
目前，我國正處于雙重轉型時期，政府規制作為一項政府職能，既要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又要積極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既要與世界接軌，又要整頓治理市場經濟秩序，同時還要克服規制過程中產生的“越位”和“缺位”的難題，最終在保護我國幼稚產業和新經濟生產點以及加速市場發育基礎上形成統一、開放、有競爭力、有序的市場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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