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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型大學；行業特色；路徑
作者簡介：張德安（1978-），男，黑龍江富錦人，華北電力大學校長辦公室，工程師。（河北保定071003）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13-0001-02
研究型大學代表著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水平，承擔著高層次人才培養和高水平科學研究并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責任和使命。創辦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不僅是促進科技與教育結合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國產生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前提和基礎，更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然選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并以此作為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對于一批已經提出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行業特色型高校而言，如何在新的時期實現辦學特色與高水平的有機結合，依托自身優勢加快建設研究型大學步伐，成為必須思考的戰略主題。
然而，到底什么是研究型大學？行業特色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究竟該如何推進研究型大學建設？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答案。本文特對此進行探討，以求對相關院校有所借鑒。
一、研究型大學的內涵與特征
對于研究型大學的內涵，中外學者并沒有統一、明確的論述。
我國知名教育專家王戰軍教授給研究型大學下的定義是：“以創新性的知識傳播、生產和應用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養高層次精英人才為目標，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教進步、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學。”
美國全國工程科學院院士丹莫特教授對研究型大學的內涵和氛圍作了如下描述：知識的傳播和創造――教學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學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研究型大學的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向學生傳授最新的成果，學生感到學知識是一種創造的行為。在研究型大學就讀的學生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在一種研究型的文化中成長，有強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知精神。
美國卡內基教學研究會認為：所謂研究型大學是指那些以研究為重點，開展高層次研究教育，并擁有可觀的研究經費來體現其核心競爭力的大學。但其對研究型大學的分類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反映出對研究型大學概念的認識仍然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中。
盡管中外專家對研究型大學還沒有一個確鑿的定義和權威的評價體系，但是教育界人士對研究型大學基本持有共性的理解與評判，即研究型大學必然要將創新精神蘊育在教學、科研及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在推動社會知識更新和科技進步中展現出深厚的實力和重大的作用。如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評價指標中，學術聲譽、國家級重點學科數、兩院院士和長江學者數、國家級三大獎獲獎數、承擔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數、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教師總數的比例、國家級縱向科研經費的總額、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博士學位授予數等旨在表明研究型大學高水平科研創新能力和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實力的參考系數經常被列入其中。2002年10月，由武書連領銜的《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發表了中國研究型大學評價標準：將全國所有普通本科大學的科研成果得分降序排列，并從大到小依次相加，至得分累計達到上述大學科研成果得分的61.8%為止；各個被加大學是研究型大學。以此為標準，2002年至今課題組每年評出30余所中國研究型大學。該評價標準似乎更側重于科研創新能力在研究型大學中的權重。當然，這種評價標準是硬性的，并且必將隨著中國大學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界對研究型大學內涵認識的深化而有所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型大學”與“一流大學”的概念并不等同。在我國各高校的奮斗目標中，建設“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的提法并存，因此，有必要將二者間的關系加以明確。“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二者之間既有關聯又不盡相同，一流大學具有相對性，它強調的是一種水平、一種地位，具有在一定的指標體系下相對排名的性質，例如國內一流、國際一流；而研究型大學具有一定的絕對性，它更強調內在性，是達標性的國家指標體系下的概念。簡單地講，研究型大學重在建設，重在過程；一流大學重在評價，重在結果。就國際高等教育狀況來看，世界一流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但是二者之間卻沒有可逆性，研究型大學的規模和檔次不一定都很高，有高水平和一般水平之分。
在國家的教育發展戰略中，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先后提出“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211工程”和重點支持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985工程”，實質上就是要重點建設一批研究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和中國大學的一個目標，其根本目的是要培養治國之才、創業之才、學術大師這些現代社會需求的高層次人才，同時積極推進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
二、行業特色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在目前的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中，大部分是在世紀之交由原歸屬行業部門而劃歸教育部直管的。近十年來，在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的過程中，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的辦學目標、辦學觀念、辦學思路也正在經歷著不斷調整與重新確立，在面臨日益嚴峻的高等教育競爭的同時也迎來了更新辦學理念、提升辦學層次以及建設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契機。
1.行業特色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的機遇
一是當前高等教育處于大發展大改革的時代。新世紀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頒布實施必將帶動全國高等教育改革更加廣泛深入推進。在世界高等教育競爭空前激烈和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時代背景下，高教改革方興未艾，國際國內交流日趨加強，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層出不窮，這不僅為我國高校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剛剛轉型的行業特色大學拓寬了辦學視野和辦學思路。開放辦學、提倡競爭的發展氛圍也為能夠適應形勢、搶抓機遇的行業高校加快和實現研究型大學建設提供了可能。
二是高等院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視。大學不僅是培養高層次創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原始性創新的主力軍，而且是解決國民經濟重大科技問題、實現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教育部相關文件都明確提出，要通過“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形成一批能夠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研究型大學。在后續推進的“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中，進一步凸顯了對行業特色高校的支持。對于高水平特色型高校來說，從過去的行業辦學到融入國家規范的教育體系、參與到國家創新體系，需要盡快將自身的發展目標聚焦和調整到國家需要的領域中來，這也為行業特色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實現全方位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現實驅動力。
三是質量和特色成為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主題。隨著我國當前高等教育分層化趨勢的日益明顯，行業特色型高校因其自身發展歷程的獨特性，擁有一般高校所不具備的固有優勢。在高等教育向內涵式發展的轉型中，強化特色意識，實施特色競爭戰略，已成為包括高水平特色型高校在內的各高校生存和發展的戰略選擇，國家也從政策和資金投入方面加強了對高校辦學特色培養的指導和引導，這為特色型高校進一步密切與行業部門聯系、保持和彰顯行業優勢、特色創造了良好條件，也為建設研究型大學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教育部就在積極推動部分高校與原主管部門的共建，一些行業特色高校紛紛建立校企合作理事會、校企合作委員會等以加強與行業的聯系。而行業高校自身也在有意識地強化特色發展和特色合作。2011年10月，11所擁有“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的行業特色型高校在北京組建北京高科大學聯盟，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進行全方位合作的高校聯盟，也進一步凸顯了辦學特色。
2.行業特色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發展理念與辦學文化方面，由于自身發展受行業辦學的限制，原行業管理的高校易受封閉、狹隘、僵化思想的束縛，與開放教育思想、先進教育理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別是基于原來的行業聯系，使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獲得有力支撐，一些自我滿足、固步自封、不思進取的思想觀念在辦學文化中蔓延，導致發展動力不足，改革停滯不前，尤其是在高層次人才培養、高深學問探究和對國家社會重大問題的高端服務方面存在欠缺，進而影響了向研究型大學的邁進。
在學科建設方面，行業特色型高校的學科發展普遍不夠均衡，僅有幾個學科實力較強，其他學科則總體較弱，因而在推動交叉學科發展、打造創新合作平臺方面顯得學科支撐不足、基礎不夠雄厚。同時，由于有些行業特色型高校在學科發展戰略上重點不突出、力量不集中，甚至對有限的資源采取平均配置的方式，導致傳統優勢學科在學科實力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對于部分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來說，在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如何合理架構學科體系，在協調發展和特色發展中，實現既有特色保持和優勢凸顯仍是一個主要課題。按照研究型大學的標準，學科層次仍然有待提升。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調整，行業特色型高校失去了與原行業部委血脈相連的聯系，不僅能夠獲取的縱向資源大大減少，與行業的聯系也逐步由“緊密型”轉變為“松散型”，行業特色有所削弱。體現在科學研究上，行業特色大學的科研力量與行業內部的科研機構相對獨立發展，缺少有效聯合和協同創新的方式，一方面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同質化競爭，另一方面也難以在重大應用領域取得突破。體現在人才培養上，由于人才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行業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脫節現象，使學生的知識結構難以契合市場的實際需求，人才培養質量也就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發展路徑探析：行業特色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應推進三個轉變
與其他高水平大學相比，正在向研究型大學發展的行業特色高校既有優勢，也有不足。從發展路徑分析，行業特色高校尤其需要在戰略愿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上實現三個深層次轉變，并以之引領邁向研究型大學之路。
1.從高水平到研究型：實現戰略愿景與目標定位的轉變
研究型大學的建設和發展是一個動態目標的漸進過程，其建設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對發展目標的大膽愿景以及把愿景轉化為具體目標的明確規劃，形成優先行動框架，找準建設研究型大學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雖然一般行業特色高校都提出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籠統目標，但相對研究型大學建設而言，應該有清晰具體的發展愿景和目標定位，而這種愿景與定位尤其需要突破原有的思想羈絆。
一是辦學思想的轉變。行業特色大學必須積極轉變傳統的辦學觀念、辦學思路，從以狹隘地為行業服務為主的辦學思想向更加注重遵循教育發展規律、關注國內外高等教育發展態勢和國家社會發展需求的現代辦學思想轉變，以勇于擔當的責任感和勇攀高峰的自信心，團結、凝聚師生智慧和力量，向更高水平的研究型方向努力，圍繞宏偉辦學目標，堅定不移，持之以恒，提升標準。
二是目標定位的轉變。參考研究型大學指標體系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一般行業特色大學要把建設研究型大學的戰略愿景轉化為具體目標和戰略規劃，必須立足自身的優勢去拓展，在目標定位上不再局限于某個行業的當下需求，而是要瞄準國家需求和世界前沿，努力在相關領域取得科學技術研究的覆蓋和領先，搶占學術制高點，為達到研究型水準、增強競爭力而有所為、有所不為。特色型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重在質量的提升，而非規模擴展，要把重點集中在幾個最重要的科學領域，達到國際國內一流水平。
三是服務面向的轉變。行業特色型高校與本行業共發展、同進步，逐步成為本行業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使自身發展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但作為研究型大學而言，意味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需要行業特色型高校在繼續堅持和強化與行業合作的同時，以更加開放的視野、更富活力的前瞻性思想、更具人文關懷精神的大學氣度服務整個社會，服務于國際及國內科學技術發展和重大社會需求，發揮出研究型高水平大學應有的作用。
2.從實踐能力到創新能力：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及模式的轉變
高等學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研究型大學作為一種大學類型，其類型的特征性在于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職能活動均表現出濃厚的研究性活動特征。行業特色大學因與行業需求的緊密結合，人才培養體系往往具有重視實踐能力的特色，與研究型大學的指標相比，應用性強而研究性、創新性不足。這就需要在原有人才培養模式上，從培養定位和培養模式上向研究型大學方式轉變。
一要通過學科綜合、跨學科等途徑以及寬口徑、厚基礎的課程體系，形成綜合性的人才培養模式，拓展研究性思維。學科體系向門類齊全、綜合化方向發展，實際上是為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發展邊緣學科、培養現代社會需要的研究型人才奠定基礎。
二要推動主要教學環節的改革，形成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制度。要積極探索本科生早期參與科學研究的途徑，優化研究生培養模式，充分利用研究生和研究項目的巨大資源，提高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質量，營造研究型的學術氛圍，以發現知識和創新知識為學生培養的核心目標。
三要增強開放性，加強國際化辦學，營造有利于培養學生參與國際競爭意識和能力的氛圍。要充分發揮國際科研合作、國際學術交流的優勢，著力培養能夠挑戰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創新人才。
3.由產學研合作到重大理論突破：實現科學研究重心的戰略轉變，形成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的科研體系
研究型大學要注重基礎理論和戰略性應用研究，并以之體現核心價值。行業特色型大學要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必須在既有產學研合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提升研究層次，在與行業聯合研發和技術攻關的分工中，將研究重心轉向基礎理論和重大理論突破上，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一要明確校企定位，凸顯高校科研體系的綜合優勢。傳統觀點認為，新知識來源于科學系統，主要是通過大學和政府實驗室內的基礎研究實現的。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角色定位與行業自辦的研究院所應該是有區別的。據此，行業特色高校應圍繞原優勢特色學科進行拓展，實施與其他高校、與原屬行業差異化發展的科研戰略，立足行業領域，提升研究層次，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形成獨特的學科群優勢，充分體現學校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以及促進行業進步的推動力。
二要拓展服務面向，打造為國家戰略和行業服務的技術創新平臺。高水平科研基地是支撐學校優勢學科發展、承接重大科技創新項目、產生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匯聚和培養杰出人才、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的重要平臺，更是研究型大學特點的集中反映。行業特色型高校無論是為行業服務，還是為研究型方向努力，都必須依托優勢學科，全力構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創新基地，使學科建設直接對接行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并且在拓展服務面向的同時打破視野和體制局限，深入推進協同創新。
三要鞏固原有產學研優勢，建立新的合作機制。隨著高校自主辦學權的加大、高校與原行業的脫離，行業特色型高校與原行業院校的連帶關系日漸松動。但對于建設研究型大學而言，實踐仍然是創新的動力，產學研的結合仍然不失為研究型大學建設的一條捷徑。為此，行業特色高校在戰略上必須保持原有的機會優勢和資源優勢，積極與原來的行業部門建立起新的可持續的合作機制，真正形成深度融合、共贏發展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1]周其鳳,王占軍,等.研究型大學與高等教育強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2]李凝.解析“研究型大學”[N].科技日報,2002-12-04.
[3][摩洛哥]Jamil Salmi.世界一流大學:挑戰與途徑[M].孫薇,王琪,譯.
關鍵詞：奢侈品；效用；效用函數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1
一、奢侈品的概念及特殊性介紹
奢侈品一般被定義為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惜等特點的消費品。以尼爾.菲斯克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奢侈品指的是這樣的一些產品或服務，它們比同類商品中的其他產品或服務質量更好，品位更高，也更讓消費者們心馳神往，這些商品價格不菲，但是還不至于昂貴得讓人們可望而不可及。奢侈品具有以下特征：高價格和高品質特征、稀有性特征、炫耀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文化特征。消費者購買奢侈品包括炫耀性動機、領先動機、從眾動機、社交動機、追求品質精致動機、自我享樂動機、自我贈禮動機、表現內在動機。正是由于奢侈品的種種特征，造就了各種消費動機，同時使得奢侈品的價格遠遠大于其實際生產價格，使得奢侈品成為經濟市場中一種特殊商品。
二、奢侈品的特點
綜觀奢侈品消費行為及消費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費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具有較強的需求收入彈性。與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長速度大于收入增長速度。EX=（dX/dL）*（L/X）>1，EX為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X表示奢侈品；L表示收入。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數。對于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而言，其效用函數不僅與購買數量有關，同時受到奢侈品價格影響。用U=UX（Y，PX）（其中X、Y指兩種奢侈品，P是奢侈品X的價格）表示奢侈品的效用函數。本文將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奢侈品進行分析。
三、相關經濟概念
在消費者理論中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消費者面臨市場如何選擇商品，為此引入了消費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簡單地說，消費者偏好是指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或勞務的偏好程度，是消費者的一種主觀感受，消費者認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該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高程度的滿足感。效用函數，為定義在n維商品空間上的實函數，U=U（x），其中U（x）表示消費者對商品x的效用值。
四、奢侈品與普通商品
經濟學中講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有人們都是理性經濟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設。理性人對商品的選擇是在能夠擁有的信息條件下對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但是奢侈品市場中，消費者在同樣的實用價值的情況下會選擇比普通商品價格高出幾十倍的奢侈品，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的。但是在實際生活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奢侈品市場日益繁榮，究其原因是消費者通過奢侈品消費可以獲得消費普通產品無法獲得的效用。
運用數學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加入奢侈品，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公式變為MaxU（X1，X2）；s.t.P1X1+P2X2
五、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個與消費者的內心主觀感受相聯系的概念，可以說內在心理機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與消費者心理相聯系的，重點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將商品產生的效用分解為物質層面的效用和精神層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關理論和人格構成存在差異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商品物質層面的效用與精神層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為了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差異，定義消費者對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為精神指數，用θ表示。以此為基礎，我們來分析，關于奢侈品的消費選擇模型。
為了簡化問題，同時使問題的分析更具有針對性，我們作出如下假設：一是假設消費者的收入、產品價格以及產品滿足消費者的物質利益點為外生變量。二是假設理性經濟人追求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總和的最大化。
根據以上假設與分析，構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模型。
物質層面的效用受到商品數量q的影響，且效用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質效用函數為：u1=u（q）且du1/dp≥0
精神利益通過精神指數的強度來影響消費者效用的大小，且精神指數與精神效用是單調增函數關系，強度為零時，精神效用為零，精神效用函數為：
u2=u（θ）且du2/dθ≥0，u2（0）=0
現有兩種同類商品i和j，消費者偏好取決于i、j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和的效用的大小。所以i和j的總效用差為：
ΔU=[u1（qi）+u2（θi）]-[u1（qj）+u2（θj）]
其中，ΔU為商品i與j的總效用差，qi、qj分別為i、j商品的數量，θiθj分別為i、j商品的精神指數。
假設u1（qi）=u1（qj），則：ΔU=u1（θi）-u1（θj）
由上式可知，消費者偏好取決于精神指數的大小。根據消費者對商品i和j的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個結論：
第一，兩種商品僅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的需求，消費者對i、j的精神利益均不敏感或者完全感受不到，精神指數為零。
第二，商品i滿足消費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費者對精神利益敏感，消費者對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即θi0，θj=0，則有ΔU=u2（θi）。偏好完全取決于商品i的精神指數。
第三，當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數均不為零時，即θi≠0，θj≠0，消費者選擇取決于二者精神指數的大小。
六、結束語
奢侈品是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數學的相關方法我們能夠對奢侈品市場進行深度的剖析，分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參考文獻：
[1]高敏.自我損耗對品牌標識炫耀性選擇的影響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劉松柏，于力.消費者精神偏好視角下消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9.
人分男女，道主陰陽，都市圈最典型的經濟特征是職業女性階層的形成，即女性的經濟獨立。若把農村、城鎮和都市圈劃分為三個區域進行比較研究，這三種區域經濟生態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剩女”率：農村幾乎沒有“剩女”；中小城鎮較低；大都市則為常態。統計數據證明：“剩女”率與城市化率成正比，財富越多的地方“剩女”率越高，消費水平也越高。大到城市，小到企業，“剩女”已成為人們視若無睹的經濟指標之一。
“剩女”的統計學概念是“金女（Gold Miss）”，特指高學歷、高收入的未婚女性。韓國統計分類把“金女”定義為29歲以上碩士學位以上的未婚女性，據說是因為大首爾都市圈的女性初婚年齡是29.1歲，所以統計局采用29歲為“金女”的起始年齡。和“金女”對應的是32歲以上未婚男性，統計中分為兩組：碩士學位以上（A男）和中等學歷以下（B男）。2010年在大首爾都市圈中每10個“金女”對應的“A男”約為6個，“B男”約為88個。所以，都市圈中婚姻問題更大的并非“剩女”而是“剩男”，中國的統計也證明是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失調。那為什么人們談論更多的不是“剩男”而是“剩女”呢？
農耕文明就是男權社會，因為“男”是“田+力”，代表土地和勞動是財富之源，所以才有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田園生活的詩情畫意是男耕女織，夫唱婦隨，而都市文明的起點卻是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家務社會化和女性職業化作為同一趨勢的兩個方面，一極創造消費需求，一極創造就業機會。研究表明，女性的學習能力高于男性，以體力勞動為主導的工農業更依賴男性，以智力勞動為基礎的都市產業更需要女性，城市創造就業的功能必然為女性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所以都市文明的男女平等首先是勞動能力的平等，從而形成了職業女性階層，讓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經濟上獨立，中國目前的女性就業率已接近70%。
女性經濟獨立的后果之一是婚齡延后，過去說的芳齡二九即18歲就要拋繡球選男人，而如今都市女性的婚齡都29歲了。職業女性的收入越高，適配男性的人數越少，收入之間的差距越大，適配婚姻的選擇越少。以韓國統計為參照，職業女性的多數“寧為剩女也不養漢”，城市就有了兩個群體的流動：“金女”在流動中尋找機會，綜合消費力上漲；“剩男”出城娶媳婦，綜合消費力下降。所以“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經濟越繁榮，消費水平越高，高消費的壓力進一步驅動“剩男”攢錢回鄉娶媳婦，于是“金女”在都市圈中流動，驅動消費升級；“剩男”流出都市圈，再帶“村姑”進城鎮，城市化的進程就在這“金女—剩男—村姑”的人口流動中逐步升級，讓都市圈與城鎮化的趨勢雙翼齊飛。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需求；擴展的效用函數；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中圖分類號：F014.32；F2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9-0055-05
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眾多企業的戰略性選擇，并在實踐中進行了貫徹執行。企業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發揮和傳遞“正能量”的重要主體。受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曾倍受質疑。大量實證研究考察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目標之間的相關性，但至今沒有取得一致結論。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運用大量的成功案例，試圖說明企業可以通過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來兼顧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1]。在理論界的質疑和事實面前，“理性經濟人”假設也隨之撼動。與此同時，傳統的消費選擇理論也僅僅考慮了個體對物質層面的需求，長期以來忽略了消費者精神層面的需求，這使得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難以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現代營銷理論強調了消費者的核心地位，隨著這種理念的確立，消費者逐漸成為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沖突的關鍵。就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而言，只有當消費者運用手中的“貨幣選票”來為社會責任表現良好的企業投票——用市場力量回饋企業時，企業才會獲取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與動力。學者們就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相關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消費者對公司的認同、消費者對公益機構的捐贈行為、購買意愿、顧客滿意[2]。以往從消費者視角的研究只是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的產品評價、公司評價的直接關系，而忽視了企業社會責任為什么有效這一問題[3]。主要因為這些研究是從消費者行為學視角展開的，再加上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和消費者消費理論對精神層面研究的缺失，使理論界缺乏關于消費者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否存在偏好、為何存在偏好等問題的本質原因的探討，尤其為什么不同消費者會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產生不同的反應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理論和實證上應有的關注及研究——這仍然是一個理論空白[4]。
劉松柏等（2012）初步研究了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的心理根源問題，提出了用于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模型框架，認為應該從心理安全感、道德、倫理等角度入手，引入消費者精神層面的需求，構建擴展的效用函數，從而解釋消費者要求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因以及消費者偏好和購買決策問題，但是仍未深入地就各個精神需求維度進行全面論證[5]。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特點就在于它研究問題的本質[6]。本文擬運用規范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分析消費者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本質原因，探求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行為作用的理論基礎，這將有助于論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的一致性及其前提條件，并為企業制定與實施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及項目提供建議，幫助企業有效地發揮社會責任的正能量。
二、相關理論
（一）消費選擇理論
1“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修正
作為消費選擇行為的假設前提，“理性經濟人”長期以來受到了大量的批判與質疑，傳統的消費者理論也僅僅建立在人們對衣食住行等物質層面需求的基礎上。阿瑪蒂亞·森（2000）通過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追本溯源，從根本上撼動了這一假設，他認為經濟學用如此狹隘的方式來描述人類行為是非同尋常的，并強調經濟學應關注的是“真實的人”[7]。“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存在，與研究方法的有限性是離不開的，然而隨著人類認識的不斷前進，研究復雜問題的方法不斷增加，這一以“簡化”為目標而做出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也應得到相應地修正，以保證經濟學研究不斷接近“真實的人”。因此，李大凱（2012）主張在批判繼承的原則下，在繼續遵循“理性人假設”核心邏輯的基礎上，結合經濟現實以及相關批判修正理論，實現對基本消費選擇模型的合理性重構，他提出了修正后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在其所能掌握的所有信息以及預算決策能力之下，在其特有的效用構成層面以及利益權重的偏好系統之下，通過成本—收益權衡始終追求收益的最優化，即既定效用滿足水平下的最小成本，獲既定成本下的最大效用滿足水平[8]。這一假設在由價格和收入因素所決定的物質需求之外，將人們對心理安全感、道德、倫理等精神需求納入規范的經濟學研究框架中，從而為傳統的新古典消費理論框架之外的復雜多元化的消費行為研究開辟了全新的范式和視角。
2消費選擇新理論該模型是由加里·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提出的，本文運用該模型分析企業社會責任效用問題。
主流經濟學分析遵循“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人類的行為是自私的，其根本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下，傳統的消費選擇理論認為家庭是一個被動的效用最大化者，它只是從市場購買中獲取效用，傳統選擇理論既不能說明偏好如何形成，又不能預言偏好的影響，故而經濟分析中一般傾向于將偏好作為外生變量，以往的經濟研究中并沒有對消費者偏好理論進行深入探討[9]。因此，深入探討偏好形成的根本原因、效用構成與偏好的影響是完善傳統選擇理論的必經之路。
Michael和Becker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個體是一個主動的效用最大化者，它也會從事廣泛的生產活動和投資活動[10]。并據此對消費者理論進行了重構：個體可以用市場商品、自身所支配的時間、技能、培訓和其他人力資本，以及其他投入，生產出作為他們的選擇對象的商品，從而使得其效用函數取得最大值。用公式來表示，即一個個體試圖使以下函數取得最大值：
式（2）中，Zi為進入效用函數的商品選擇對象；fi為第i種商品的生產函數；Xji為生產第i種商品投入的第j種市場貨物或服務的數量；tji為第j個人自身的時間投入；Sj為第j個人所投入的人力資本；Yi為所有的其他投入。
Zi沒有市場價格，因為它們并不是用于購買或出售的，但Zi確實有“影子”價格，“影子”價格取決于Zi的生產成本。如果fi是和tji的一度其次式，那么邊際成本將等于平均成本，并且Zi的“影子”價格可表示為：
πi=kj=1αjipw1，ww1，S，Yipj+lj=1βjipw1，ww1，S，Yiwj （3）
（二）顧客感知風險、安全需求和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1消費者感知風險
Raymond Bauer最早從心理學延伸出了消費者感知風險（Consumer Perceived Risk）的概念，他認為消費者的任何購買行為，都可能無法確定其預期的結果是否正確，而且有些結果會令消費者不愉快——也就是說消費者購買決策中隱含著對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11]。之后學者們對感知風險進行了研究，多數都贊同CUN—NINGHAM的定義，認為感知風險是消費者對某件事情造成損失的預計，它是由對兩個因素的判斷而形成的：一是不確定性，即消費者對于某件事情是否發生的主觀概率；二是后果嚴重性，即如果事情發生后，其結果的危險性”[12]。當“人們在社會環境中感知到的威脅或風險刺激超過了本身控制和釋放、能量的界限時”，就會在內心形成“一種主觀感知或感受，比如創傷感、危險感、焦慮、無力感和不確定等”，這便是不安全感[13]。現代社會，不安全感成為了消費者的一種常態[14]。當消費者存在感知風險時，便產生了個體認知上的不平衡——安全需要。只有消費者感知風險降低，才能使這種安全需要趨于滿足。
2安全需求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Maslow（1968）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有一系列復雜的需要，按其優先次序可以排列成階梯式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五個層次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它們與生俱來，并構成了不同的等級水平，成為個體行為的動力。其中，安全需要是“指安全、穩定、依賴、保護，免受恐嚇、焦躁和混亂的折磨、對體制的需要、對秩序的需要、對法律的需要、對界限的需要以及對保護者實力的要求等”[15]。通過觀察，他發現人們“一般更喜歡一個安全、可以預料、有組織、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可以依賴的。在這個世界中，出人意料、無法應付、混亂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險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而且在這個世界里，無論遇到了什么情況也會有強大的父母或者保護人使他免于受難。”[16]安全需要使個體趨向或獲取環境中的安全因素或條件而避開或去除環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或條件，從而消除認知上的這種不平衡狀態，獲得安全感[17]。 當消費者有能力獲取這種安全感時，便形成了安全需求。
本文定義的消費者安全需求是指：消費者由于在消費的過程中感知到風險的存在，從而產生了對安全的需要，當消費者有能力通過自身行為獲取對購買行為的控制感從而獲取心理安全感時，便成為了消費者安全需求。可見，安全需求是消費者精神需求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變量之一。構建擴展的消費者效用函數及消費選擇模型，必須研究消費者為滿足其安全需求所進行的活動。
3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論中最早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馬斯洛在提出需要理論時首次對心理安全感進行了界定，他認為心理安全感就是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而后有很多心理學者對已有的研究進行了豐富，普遍認為心理安全感是主觀訴諸于客觀的感覺，是人們對自身可能出現的危險和風險的預感，以及個體在應對時的有力或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控制感。但布列茨（Blaze）則反對用定義界定安全感，并提示只要抓住“主宰”與“負責”這兩個關鍵詞，就能看出安全感背后隱藏著“控制”這種感覺[18]。
對于這種爭論，部分學者贊同布列茨將“控制”一詞引入安全感概念的觀點，如安莉娟（2003）、從中（2004）、孫思玉（2009）等。部分學者則贊同Maslow的觀點，例如，于世剛在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人的安全需要進行經驗描述和理論建構，認為人的安全需要可以分為確定感（Certainty）、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Freud和Maslow，1945）和控制感（the Sense of Control）（Rotter，1972）3個層面[9]。
心理學研究將安全感區分為特質安全感（整體安全感）和狀態安全感（具體安全感）。整體安全感類似一種人格特質，相對穩定，不隨情景而輕易變動，而具體安全感隨著具體的情境會發生變化[20]。姚本先等探討了安全感的心理發生機制，并強調狀態安全感是個體基于客觀事物與安全需要的認知評價下產生的情緒體驗，而特質安全感則是在隨著安全感需要的發展、認知的深化而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情感體驗，同時特質安全感又會在具體情境中以狀態安全感的形式表現出來[21]。因此，個體需要通過認知客觀事物來獲取安全感。
本文采納布列茨的主張，將控制感和確定感引入消費者心理安全感（Consumer Psychological Security，CPS）的概念，認為消費者安全感是指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應對處置感知風險時的有力感或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為了滿足自身的安全需求，消費者必須通過各種努力，“生產”并“消費”心理安全感。能夠使消費者對商品產生并深化認知的信息可以來自于以往的消費經驗、媒體、親朋好友的交流等。
（三）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與消費者
1企業社會責任信息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指與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直接相關的信息（李正等，2007）。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1971年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出版了《企業社會責任》一書，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層同心圓的概念：同心圓的最里圈代表企業最基本（如工作、產品和經濟增長等）的經濟方面責任。同心圓的中間層包含的是在關注到社會價值與優先權的變化下（如講究公平、重視雇傭關系、重視消費者的信息反饋、注重環境保護以及對考慮安全防護等）而采取的措施。同心圓的最外層是更多地改善社會環境的責任，是商業行為為促進社會環境發展而需要采取行動的部分，是對那些尚未成形、新出現的企業責任的描述。Carroll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理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22]。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以往研究中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進行了劃分。國際會計公司Ernst和Ernst于1978年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劃分為環境、能源、公平雇傭實務、人力資源、社區參與、產品、其他等7個大類。美國的全國會計師協會（NAA）（197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主要領域包括社區參與、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環境、產品與服務等4個大類。Trotman和Bradley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應包括6個大類指標，即環境信息、能源、人力資源、產品、社區參與和其他[23]。Gray R H等回顧了Trotman K T（1979）、Guthrie（1985）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所做的分類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包括15個大類[24]。
2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與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內容可知，正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尤其是消費者問題類、健康與安全類等的信息能夠增加消費者對企業及其產品的認知，因此有助于降低消費者感知風險，如財務風險、功能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險、社會風險和時間風險等，故可成為消費者“生產”安全感的信息來源之一，從而滿足消費者的安全需求，最終促使消費者選擇該企業的商品。大量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能夠對消費者反應產生影響，Brown 和Dacin通過實驗設計和實地調查方法，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會間接影響消費者的產品評價[25]。此外還有大量研究發現消費者會通過價格支付來支持或懲罰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較好或較差的企業[26～29]。盧東基于歸因理論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利他歸因會正向影響消費者的企業態度和產品感知質量，而利己歸因會負向影響企業態度和產品感知質量[30]。也就是說，由于消費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目的的揣測，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本文暫不考慮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利己歸因，僅考慮消費者正面接受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情形；將消費者負面考慮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情形另行探討。
3 消費者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活動
根據信息搜索的二階段理論，消費者信息搜索分為內部信息搜索和外部信息搜索階段。內部搜索指的是在記憶中搜索相關信息；外部搜索是指在記憶以外的信息渠道中搜索相關信息，如包裝、店內陳列、廣告、雜志等[31]。同樣地，在日常生活中，消費者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例如新聞、廣告、企業主動披露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可見，消費者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動地、無意識地獲取，例如通過新聞了解到某企業的慈善活動、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等，消費者對這些信息的知覺處于前注意階段；另一種則是主動地、有目的地搜索，例如通過互聯網搜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消費者對這些信息的知覺處于特征整合階段。在這個信息搜集和處理過程中，不但需要消費者花費時間（t），且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消費者個人搜索信息的能力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非常關鍵的。由于知識、技術、思維基礎的影響，決策者對同一事物可能產生不同的反應，或者因為對某些技術不了解而無法做出準確的認知[32]。但是，隨著經驗的積累，消費者會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這種搜索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這可以被視作一種人力資本投入（S）。
三、安全需求效用函數構建及最優化分析
根據以上論述和貝克爾的消費者選擇新理論，為了滿足自身安全需求，消費者可以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作為一種投入要素來“生產”并“享用”消費者心理安全感。將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作為投入要素所產出的消費者心理安全感總量（Over all CPS made from CSR，OCC），記為“C”。相應地，稱由OCC滿足的安全需求實際上就是“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記為DCSR。將除了OCC之外的消費者所生產和消費的商品量記為Z。根據貝克爾在消費者選擇的新理論中構建的效用函數，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
OCC主要是根據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量和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來決定的，前者需要消費者花費時間（tc），后者則取決于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Sc）（其他投入忽略不計）。假定Cctc>0，CcSc>0，這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人力資本的增加會提高其收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生產率。
為了分析“人們更多地傾向于享受OCC”的消費后果，OCC的生產和消費必須注明日期。在任一時點j上，OCC的產量Cc取決于該時點上分配于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時間tcj以及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存量Scj，后者可部分地通過不斷累積先前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這一“邊做邊學”的方式生產出來：
為了分析簡便，假定效用函數同式（4）所表示的各個時期效用函數的折現值之和。C和Z是指一定時期的商品，并且折現率由時間的偏好所決定。即消費者效用函數為：
消費者全部財富的約束條件為：
式（8）中，twj為第j時期的工作小時數；bj為這段時間的財產收入。
消費量的最優分配方案取決于它們的邊際效用比與影子價格比相等時的消費量：
影子價格等于增加1單位商品產出的邊際成本。對于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而言，其邊際成本是復雜的，因為在任何時點j上，OCC的生產對隨后的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都有正面影響，可看做是在時點j上通過降低j點上的生產成本所生產出來的OCC的投資回報。
可以推出，在時點j上，邊際成本等于：
式（10）中，w為工資率（假定對于所有不同年齡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r為利息率；n為壽命；Aj為消費者對OCC依賴行為的影響，它可用于度量未來時間投入的儲蓄價值，這種儲蓄來自在時期j內所生產的C對隨后投入的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產生的影響。
通過分析，可得到以下結論：
（1）假定πZ并不取決于年齡的變化，πc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持續下降，根據式（9），消費者對OCC的消費量將隨年齡的增長而上升。由此可見，隨著消費者不斷地接觸和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其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也越來越強，生產并消費OCC的成本則越來越低，從而消費者將越來越多地生產并消費OCC，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對于消費者購買決策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消費者對OCC的需求曲線越富有彈性，則用于收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時間越有可能增加。在現實生活中，有些消費者只關注產品價格及通常意義上的質量，而不考慮是否承擔社會責任，而有些消費者則傾向于購買社會責任口碑較好的企業的產品，這是因為消費者對OCC的需求曲線彈性是有所不同的。
四、結論
本文通過引入心理因素，用貝克爾（1996）的消費者選擇新理論對消費者行為進行最優化分析，深入剖析了企業社會責任為消費者提供安全感從而滿足消費者安全需求的過程與成本，從而從精神層面解釋了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具有需求的本質原因。消費者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根源在于內心對安全的需求，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收集與加工，消費者將偏好于那些能夠給他帶來更大心理安全感的廠商所提供的商品。
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能力和需求將不斷上升，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戰略行為。同樣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對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也將越來越有效。由于消費者心理構成的不同，個體的效用函數之間存在著差異，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彈性也是不同的，這便解釋了為何消費者之間對企業社會責任反應存在差異。因此，對那些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較大的消費者，正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將起到積極的善因營銷效果，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也將對企業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對于那些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較小的消費者則恰恰相反。企業應充分識別消費者的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有針對性地制定“消費者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計劃，從而保證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實現社會目標的同時兼顧經濟目標，使企業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Michael E P， Mark R K.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12）：5-16.
[2]盧東.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反應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 2009.
[3]張廣玲， 付祥偉， 熊嘯.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機制研究[J].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 （2）： 244-248.
[4]董伊人. 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忠誠的影響：自我構建與信息屬性的交互作用[J].南京社會科學，2010（5）：27-33.
[5]劉松柏，于力. 消費者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本質原因是什么？——基于消費者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J].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3）：3-8.
[6]加里·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7]阿瑪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8]李大凱.網絡游戲消費選擇的品牌經濟分析[D].濟南：山東大學.2012.
[9]加里·貝克爾.口味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2000.
[10]Michael R T ， Becker G S. On the New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J]. Th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75（4）： 378-396.
[11]Bauer R A. Customer Behavior as Risk Taking[M]. 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60.
[12]李藝， 馬欽海. 顧客心理安全感對網絡服務消費行為作用的實證研究[J]. 管理學報，2007，4（6）： 796-802.
[13]Cameron W B， Mc Cormick T C. Concepts of Security and Insecurit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4，59，（6）： 556-564.
[14]Rindfleisch A， James E， Nancy W.The Safety of Objects： Materialism，Existential Insecurity，and Brand Connec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6）：1-16.
[15]Maslow A H ， Richard L .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M]. New York： Princeton， Van Nostrand Reinhold，1968.
[16]亞伯拉罕·馬斯洛著，許今生等譯.動機與人格[M].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17]于世剛.確定感、安全感、控制感——人的安全需要的三個層次[J]. 社會心理科學， 2011（2）： 3-8.
[18]江紹倫. 安全感的建造[M]. 香港： 嶺南學院出版，1992.
[19]于世剛. 確定感， 安全感， 控制感——人的安全需要的三個層次[J]. 社會心理科學， 2011， 26（2）： 3-8.
[20]董伊人. 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忠誠的影響：自我構建與信息屬性的交互作用[J].南京社會科學，2010（5）：27-33.
[21]姚本先，汪海彬. 整合視角下安全感概念的探究[J].江淮論壇，2011（5）：149-153.
[22]Archie B Carroll.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7-8）： 42.
[23]Trotman K T， Bradley G W.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ies[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1， 6（4）： 355-362.
[24]李正， 向銳.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界定、計量方法和現狀研究[J]. 會計研究，2007（7）： 3-11.
[25]Brown T J， Dacin P A. The Company and the Product： Corporate Associations and Consumer Product Responses[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7： 68-84.
[26]Creyer E H. The Influence of Firm Behavior on Purchase Intention： Do Consumers Really Care about Business Ethics？[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997， 14（6）： 421-432.
[27]Ellen P S， Webb D J， Mohr L A. Building Corporate Associations： Consumer Attributions for Corporate Socially Responsible Program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 34（2）： 147-157.
[28]Sen S， Bhattacharya C B， Korschun D. The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trengthening Multipl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A Fiel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 34（2）： 158-166.
[29]Du S， Bhattacharya C B， Sen S. Reaping Relational Rewards fro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ole of Competitive Positio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7， 24（3）： 224-241.
[30]盧東， Powpaka S， 寇燕. 基于消費者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歸因[J]. 管理學報， 2010 （006）： 861-867.
關鍵詞：風險變動；保險需求；隨機占優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盡管保險是金融業中非常古老的行業，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保險常常被看作為或有商品，有時又被當作與賭博有關的概念來討論。自從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發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對不確定性經濟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險活動才納入了主流經濟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紀60年表的幾篇重要論文，既可以看作是對保險進行現代經濟分析的開端，也是保險經濟的經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圍繞它們展開的。Arrow認為極少有風險能在市場上被完全轉移，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交易成本是風險轉移受到限制的三個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慮道德風險因素的條件下，如果保險費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費用，則有絕對免賠額的足額保險是最優的。Borch論證了風險帕累托最優交換的充要條件，提出了風險厭惡是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最優保險金額。Mossin提出了風險厭惡決策者保險需求的一個簡單模型，從該模型中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當保險費為精算公平保險費時，被保險人購買足額保險，否則購買部分保險；二是當被保險人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時，保險對他來說是劣質品。
從微觀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阿羅、博爾奇和莫森討論保險經濟問題的主題是價格和產品需求(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對于保險需求而言，與一般商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保險需求的產生以風險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風險的變動是保險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而風險的變化從期望效用的角度來說，表現為效用概率分布的變化，因此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數學解析表達式來說明其經濟學上的意義。
Markowitz發展了另外一種分析工具，他把不確定情形下個人的決策歸結為對不確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兩個變量的選擇，這種方法由于簡單明了，被廣泛應用于投資等金融活動的決策分析之中。但是這種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僅僅歸納為兩個特征數字，很可能丟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關鍵詞：道德 市場經濟 邏輯判斷 價值判斷
雖然部分學者認為市場經濟理論并不包含道德考量，但這并不代表市場經濟本身就應該與道德無涉，道德虛無論的觀點是不可取的。必須肯定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促進和保障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將道德“神”化、萬能化。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輔助項有：政府、法律和道德。道德在政府和法律調節之后，作為“第三種”調節方式而存在。從積極的視角看道德對于市場經濟的作用，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倫理納入經濟理論研究中，豐富其理論的視閾；二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形成被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影響經濟主體的決策，規范市場經濟的秩序。
市場經濟理論與道德的關系
實證經濟學描述經濟中的事實和行為，規范經濟學涉及到倫理戒律和價值判斷。在亞當·斯密相繼出版《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后，現實的社會人被理論的分為“經濟人”和“道德人”而分別存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誕生又將“經濟人”設定為“理性經濟人”，其重視工程學和數理化形式的邏輯推演和判斷，忽視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倫理問題及人類的終極目標。實證經濟學逐漸取代規范經濟學，并試圖用封閉的理論范式、繁瑣的數學公式和數量模型來詮釋現實的豐富的經濟存在，致使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學卻恰恰缺少了對人性的關懷。
在市場經濟中假定的“理性經濟人”是這樣的：他了解自己的偏好，對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具有明確的認識，對經濟生活中的任何變動，都能做出獨立的選擇。他的經濟行為都是充滿理智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的，其行為是理性的。主流經濟學將理性行為定義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和自利的最大化。那么，自利的理性觀就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無視。在市場經濟理論中存在的“理性經濟人”從行為的動機和主體的選擇上都避免了任何可能涉及的道德判斷。所以，從這個視角可以印證市場經濟理論本身是與道德無涉的。樊綱在《“不道德”的經濟學》中論述到：雖然經濟學的分析離不開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但是經濟學本身要研究的不是道德，經濟學家談道德就是“不務正業”。但是在《平等、公平與經濟發展》這篇文章中，樊綱提出了社會公平觀及平等、公平概念的新解。他認為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平均不等于平等等道德判斷，并在最后綜合平等和效率多重因素分析出既可以“扶弱濟困”又可以防止“養懶漢”、“搭便車”現象出現的“最有效率的收入平等點”。
雖然樊綱一再強調道德是外在于經濟學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是無法真正區分道德到底是外在還是內在于經濟的，因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是社會人、復雜的人。這就不得不引起筆者的注意和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雖不與倫理相關，但是那就代表著應該嗎？從自利的視角分析行為主體的動機就更加科學嗎？“理性的經濟人”在現實的經濟選擇中就不會面臨道德選擇的兩難嗎？市場經濟理論為什么不能將道德作為內在價值進行研究？面對著這些問題，使得筆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市場經濟理論與道德應該具有的關系。
首先，并沒有明確論證能證明與道德無涉的經濟學就比將道德納為參考對象的經濟學更適合現實的經濟生活。其次，也沒有論證可以證明市場經濟中行為主體的動機就是單純的利益。恰恰相反，卻有很多論證能證明主體動機的多元性。例如，商品經濟的起源是交換的產生，交換的原初動機是滿足需要而更好的生活。而在交換之后人類才發現了優勢利益。即經濟主體行為的動機利益是在滿足需要之后被發現的，而如何更好地生活和人為什么而生活正是倫理學的本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對于當下經濟學忽視道德而造成的經濟學的貧困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森論述：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把經
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不過“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其次，他提出了“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即“人應該怎樣活著”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即“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來豐富經濟學中人類行為動機的選擇。他認為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分離對雙方都有損失。最后，他說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例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績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的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
另外，經濟學家茅于軾（1998）認為，道德的是非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邏輯判斷，而道德的實踐則純屬價值判斷。邏輯判斷強調基于事實，又符合邏輯，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于其中。他把道德看作一種行為規范和制度安排，將道德視為影響社會經濟進程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道德的“公共服務”屬性印證了其作為“契約”的特征，體現了個人對社會的承諾；“社會共識”屬性則指每個人發自內心的是非判斷。所以，如果說是價值判斷主體選擇的不確定性使經濟學排斥道德的考量，那么道德判斷中的邏輯判斷就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學討論的對象，從而被納入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光（1999）認為樊綱教授把道德問題完全歸結為價值判斷，而否定了道德是非的邏輯判斷，因而得出經濟學不講道德，其片面性就比較明顯了”。
將“倫理相關的動機觀、社會成就觀”以及“理性的道德是非判斷”融入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豐富經濟學的研究視閾，使經濟學更貼近現實的生活，現實生活中的人。只有這樣經濟學作為一門“經邦濟世”學問才能更具有人性、更貼進現實。 市場經濟行為與道德的關系
市場經濟是一種個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與虧損、刺激與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企業使用成本最低的技術，生產利潤最高的商品。消費取決于個人如何花費從勞動和財產所有權中獲得的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決策。即多數的經濟問題由市場來解決的經濟決策（薩霍爾森等，1996）。市場經濟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無意識地協調著生產和消費的活動。通過一種物品的買者和賣者的相互作用，以決定價格和產量機制。價格引導著公平競爭的市場，促成社會的富裕。
當每個人自私自利地追求他或她的個人利益時，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眾的最好的福利。正如與其同期的法國思想家孟德維爾《蜜蜂寓言》中的著名命題“私惡即公利”：個人與社會不正如蜜蜂與蜂巢的關系，每一只蜜蜂都辛勤地采蜜，最終必將達到整個蜂巢的豐盈。每個人從自己的私利出發，最后帶動社會的公利，不正是由利己到利他的體現。“斯密難題”是偽命題也從這里得到了印證。
另外，市場經濟可以促成在誠信基礎上的社會分工與合作。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可以防止資源的浪費。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完全競爭又體現出公平。因此，從這些角度分析，市場經濟就應該是道德的經濟。雖然個人是從私利出發，但是交易的達成憑借的是互惠和認同，即雙方都獲得了自我心理能認定的收益，并且這種認同是建立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之上的，否則交易將無法達成。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交換出于哪種情況的需要，交換時支出的價值小于交換所得的價值，而且雙方都認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說，交換使雙方都得利（茅于軾，1998）。在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以自利為目的的談判具有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都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在市場經濟中的合理利己是正當的。
本文不僅從符合現實的功利主義出發分析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更從道義論和美德論的視角來看待，這就賦予了市場經濟更高的道德選擇的可能。
第一，道義論中的自律，提出了道德規范對經濟生活中行為主體選擇的約束性。康德強調的道德自律要求經濟主體按照自己的善良意志行事，而不受外在利益的影響和約束。與功利主義效果論不同的是，道義論更重視經濟行為主體在經濟決策過程中體現出的道德意志及道義傾向。
第二，在道義論中，自由被設定為一切有理性東西的意志所固有
性質。康德（2005）認為：“每個只能按照自由觀念行動的東西，在實踐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我們必須承認每個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東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從自由觀念而行動”，“理性必須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則的創始人，擺脫一切外來的影響”。康德的自由命題，為市場經濟領域每一個主體的道德選擇的自主性和自由權利提供了依據。即，“賦予主體在秉承道德原則時，依據市場信息變化、情形好壞、環境優劣而自主把握必要的張力和彈性的權利和責任”（劉可風，2004）。
第三，美德論將其視閾固定在能履行行為、具有動機、遵循原則的道德主體上。他試圖解決“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問題。其注重知識和理智，并強調兩者必須通過實際的訓練，養成道德習慣，從而形成美德。美德論在市場經濟中的應用體現為：對行為主體的德性形成提供幫助。
在市場經濟行為與道德的關系的判定上，功利論注重自利的動機、行為的結果的考察；道義論強調行為的動機、理想和精神生活的價值；美德論關注培養經濟主體的德性。可見，在市場經濟生活中，市場與倫理是密切相關的。
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適度定位
道德要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合適的作用就必須克服這樣幾個誤區：一是將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定義為無私利他的行為人。在市場經濟的領域內以利他為假設前題的交換是沒有最終的均衡點的，即，交易無法達成。“大公無私”、“專門利人”在市場經濟領域中是不適宜的。二是“絕對平均”不等于公平。對收入的分配有三個環節，以市場為主的“第一次分配”、以政府為主的“第二次分配”和以道德為主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彌補前兩次分配的空白，主要從個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以捐款形式為主的收入轉移方式（厲以寧，1999）。歷史證明“絕對平均”不但不會促進公平，反而出現“養懶漢”、“搭便車”的現象，會影響經濟的發展。三是道德是有層次的，分為美德境界和行為規范。在市場經濟中兩者是不可以混為一談，在經濟領域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后者。
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應該真正體現為對個人利益及生存權利的尊重。“利己不損人”作為道德底線，“利人利己”作為雙贏的目標，公平、自由的選擇權是其最高的要求，這樣才更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商務印書館，2000
2.茅于軾.中國人的道德前景[m].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3.光.經濟學（家）如何講道德[j].讀書，1999（1）
4.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
5.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6.劉可風.論市場經濟領域中道德的適度定位問題[j].哲學研究，2004（6）
7.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8.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j].讀書，1998（6）
9.樊綱.平等、公平與經濟發展[j].開發導報，2004（6）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述
(一)概念之爭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說,認為"在自由經濟中,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①第二類以管理學家斯蒂芬?P?羅賓斯為代表,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除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以外的企業責任,一般還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發展慈善事業、捐贈公益事業、保護弱勢群體等等。②第三類,把企業社會責任看作是一個與企業責任幾乎等同的屬概念,其涵蓋各種企業責任。美國佐治亞大學的阿奇?卡羅爾教授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在某一時間點上社會對企業的經濟、法律、倫理和合理期望"。③筆者認為,存在此爭論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者們對概念的界定范圍不同。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宏觀上看,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每個企業的興衰存亡都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相對于社會來講,企業的所有責任都是企業社會責任。而從企業角度出發,企業的責任又分為對內的責任和對外的責任,對內企業首先要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在此基礎上,企業才能有能力對社會承擔責任。另外,還要注意企業所指的范圍,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是指依法設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由股東投資形成的企業法人。因此,所謂"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指的是營利性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性企業、社會企業等只是非典型的企業。如果企業的范圍沒有界定清楚,存在爭議也在所難免。
(二)動機之爭
除概念界定存在爭議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也存在很大爭議。曼尼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要素之一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必須是自愿的,按照法律規定而采取的社會行為仍屬于利潤最大化的行為。而反對者認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并非公司自愿的利他行為,而是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所表現出來的"外部性"④。與此同時,大部分國學者都在呼吁企業要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目的而不是盈利的手段,更有人提出企業作為"企業公民"應盡與公民相同社會責任的說法。
從企業成立的初衷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產生的,如果企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將很快湮滅于激烈的自由市場競爭中,企業的社會責任更無從談起了。"企業公民"更是有別于真正的公民,因為對普通公民來說法律都會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和救助,而企業如果經營失敗就會面臨著破產解散,因此,企業永遠會將生存與發展放在第一位。另外,如果企業的目標多元化,必將對經營者決策造成迷惑,甚至為自己的錯誤決策找借口,以社會責任作為傷害股東利益的擋箭牌。而且,根據"激勵不相容原則",會有經營者為自己謀私利的風險。其實,在科學管理方法和可持續發展觀指導的今天,企業追求利潤的目光變得更為長遠,其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表現形式可能不會那么明顯。有時甚至,會為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來犧牲短期、眼前的利益,我們稱之為,企業價值最大化。因此,對現代企業來說有且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企業價值最大化。事實上,企業僅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并不阻礙其承擔社會責任,反而會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動力。
因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實質上是,由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作用下企業為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主動實施的正外部性的最大化與負外部性的最小化。也就是說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過程中,政府和社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就像引渠人一樣,制定、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企業就如自上而下的水,承擔社會責任自然水到渠成。總之,企業社會責任不只是企業的事情,企業只是責任的最后承擔者而已。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及層次劃分
同概念一樣,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及層次劃分也是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其中,卡羅爾的四成分責任說最具代表性,在他構建的"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中將企業社會責任從低到高劃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四種責任。而爭議也是由不同的概念界定發展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等同于企業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的,還是包含它們的呢?正如概念中提到的,此爭議是由于角度不同所致。筆者認為,企業的責任分為內部責任和外部責任,其內部責任當然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保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內部責任大致可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外部責任,它是由企業在履行內部責任時產生的正外部性。相對應的也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如圖:內圈為企業的內部責任,外圈為企業的社會責任。
虛線代表兩者之間互相占據的變動狀態。內圈中的經濟責任包括企業為滿足自身發展必須生產產品、支付工資等等的經濟活動中的責任;而外圈中的經濟責任則是由內圈經濟責任帶來的外部性,正外部性如企業為社會提供了產品、就業崗位、改善人們生活質量等等;負外部性如產品質量問題、職業病、拖欠工資等等。內圈中的企業法律責任是企業為了生存與發展而履行的法律明確規定的企業義務,一般情況下法律責任會包含經濟責任,故二者在事實上難以區分;而外圈中的法律責任就是企業在履行內圈法律責任時產生的外部性,負外部性最小化如:企業履行環境法時,會對環境產生最小的破壞,履行勞動法時,會提供最低工資等等,其中提供最低工資是由經濟責任過渡過來的。企業道德責任是基于社會道德要求的并期望企業承擔的正常職責范圍之內的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屬于企業自愿負擔,促進整個社會福利的行為,它與道德責任的區別在于,如果企業不承擔某種社會責任,也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同理,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亦是如此。企業在逐利的競爭過程中,因受到社會倫理、道德的限制,會為了維護良好的公眾形象、得到更廣的宣傳、獲得長期利益和可持續發展,而為此付出合理的成本,這就是內圈中的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當然,這會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正外部性,因此,也就承擔了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目前看來,企業承擔的內部責任大于企業的社會責任。由于企業內部責任是企業主動、積極去承擔的,而外部責任則是由其外部性引起的,因此,如何去合理的調控、運用這個外部性,是企業發揮好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鍵,這就對政府和社會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
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長期爭議,與不同的學科視角和理論基礎密切相關。不同等理論基礎所得出的結論也是有所不同的。但經過仔細推敲、邏輯推理后,會發現各個理論是相互聯系、互相貫通的。并可以由此得出統一的結論,就是企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承受者,但是需要政府和社會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1)社會契約理論與囚徒困境
社會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不同個人基于社會契約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實體,企業的行為實際上就成了一組復雜契約系統的均衡行為。⑤而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滿足社會之間不斷變化的社會契約的要求,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滿足社會契約對企業行為的期望與要求。⑥也就是說,是在社會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契約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根據"囚徒困境"理論,企業都是理性經濟人的情況下,都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如果社會沒有良好的企業也社會責任環境,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意味著比別的企業付出了跟多的成本,也就減少了自身的競爭力;因此,在此情況下企業是不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這也體現了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性。
(2)公司治理理論、企業競爭力理論與企業價值最大化國外更流行的觀點是,寄希望于調整公司內部的治理機構中,希望能通過合理的監管配置來起到監督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效果。實際上,如果明白企業目標是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道理就會明白,這樣做只會徒勞無功,甚至如"囚徒困境"理論中所述,會導致企業的經營失敗。而企業競爭力理論認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升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這已成為中外學者的共識。很多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只是道德概念的學者最終也會以此來勸說企業去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這仍然證明了企業最終的目標還是價值最大化。這一點對政府在制度調控政策時,具有方向性的指導作用。政府應該利用企業的這一明確目標,制度適宜的監管與激勵制度。
(3)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博弈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在作出決策時除考慮股東利益以外,還應考慮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供應商、消費者,乃至整個社區等等的利益。因此,企業除追求利潤最大化外,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其實這一理論的推斷在理想狀態下沒有錯誤。但是,現實中企業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與個人如員工、消費者的博弈中占據著博弈的上風。首先,對員工來說,在勞動力市場中,需求彈性大于供應彈性。而且,對低收入人群來說,工資是剛性需求。如圖,在勞動市場模型中可以看出,勞動需求曲線D和勞動供給曲線S的相交E點達到均衡,該均衡點決定了均衡工資為W0,均衡勞動數量為L0。但是由于處于社會底層的務工人員收入較低,人們靠工資維持生活,因此,在供求雙方博弈時,在強大的企業組織面前,勞動力供應明顯缺乏彈性,進而導致勞動需求曲線向左下方移動至D0,即只要比生活成本或法定最低工資高一部分即可在E0達成新的均衡,這樣就導致了工人工資、福利被企業吞噬。企業更不會去考慮工人的利益。
另外,同理,壟斷市場形成時也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對消費者、社區來說,存在信息不對稱的風險。如在購買產品時,不具備專業的識別能力,對產品的質量、價格不能很好的甄別。又如企業對社區環境造成潛在污染和破壞時,社區不能及時的察覺。在此情況下,根據企業"理性經濟人"的特性,企業是不會主動通報的。這時候,政府的作用就尤為重要了,就需要政府制定更嚴厲的懲罰制度,使企業在做出決策時,考慮到更高的懲罰成本,而主動考慮利用相關者的利益。
四、政府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中的作用
關鍵詞：區域市場；貿易流動；貿易創造；貿易轉移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8―0062―06
一、問題的提出
新古典經濟學對區域市場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設：市場的完全競爭、不變的規模收益以及決策行為的“理性經紀人”范式；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強調非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損益及由此引發的對政府干預的福利分析。關稅同盟理論作為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下的區域市場整合理論的核心，曾被公認是隨Viner的開拓性研究而逐漸成型的。繼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學者使這一理論體系最終成型。概括而論，關稅同盟理論認為同一關稅可以將區域內的資源合理配置，從而產生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貿易擴張和貿易條款、成本遞減和貿易抑制等效應。
主流經濟學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對區域市場整合問題的研究卻是另一番景象。他們注重對相鄰國家的某種特定空間緯度中的關稅同盟問題展開研究，將區域市場整合理解成標準的國際經濟學問題。國內學者對這一相關問題也有研究，趙偉等(2006)解析了中國區域經濟的多層次性特征，指出“區域”尤其是“區域市場”在中國是個極其寬泛的概念，作為地域面積與人口規模均名副其實的大國，中國內部多層次的區域經濟，至少可分為四個層次：國民經濟層次、大區域經濟層次、省、市際經濟層次和“大中國”經濟區層次或“一國兩制”層次。在筆者看來，港澳與大陸的區域市場整合的最大特點在于成員體之間是不同制度、不同關稅區、不同貨幣下的屬于同一的經濟區域，我們可以將關稅同盟經典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的研究。
作為對問題研究的一種學術探討，當我們將港澳與大陸看成是存在著一種準關稅同盟的研究對象時，Viner關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之效應的學說，無疑給我們研究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提供了某些幫助。本文擬通過對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論和Balassa模型的基礎上，對港澳與大陸這一層次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展開理論分析和檢驗。
二、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的演進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門均屬于自由港，各自為獨立關稅區，是兩個對外高度開放的海島型城市經濟體系。香港和澳門與中國大陸經貿關系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港澳地區同大陸在區域市場上從分離到重新整合的過程。撇開香港和澳門在政治上與大陸分離的諸多原因，僅就經濟層面而言，港澳地區與大陸的脫離既與外部原因有關，也與內部的經濟體制原因相關。如果說香港和澳門的政治回歸分別是在1997年和1999年開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回歸則可以從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開始。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開啟了港澳地區與大陸的區域市場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區域市場整合可分為兩種形態：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論中的消極一體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積極一體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種阻礙經貿活動的規章制度，即消除對有關經濟體的物質、資金和人員流動的障礙，它主要是自發的市場力量推動和引導的結果，反映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具有不穩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去糾正自由市場的錯誤信號，并由特定的一體化組織管理機構加以指導和按照明確的制度安排的一體化過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將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鞏固并不斷提高。盡管香港和澳門與中國內地的經貿合作不同于國際間的經濟一體化，但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國大陸之間經濟關系的演變和發展。根據中國大陸市場開放程度的差異，可以將后的港澳和大陸的經濟關系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貨物貿易的階段。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使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處于隔離狀態，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基本上只是同前蘇聯為首的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有限的以貨易貨的貿易。這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市場基本是封閉的，有限的貨物貿易是港澳與大陸經貿關系的主要紐帶，香港幾乎是大陸與國際市場聯系的唯一通道。香港憑借自由港的地位、國際性的商貿網絡及其同大陸的特殊聯系，扮演了大陸與國際市場之間有限貿易轉口港的角色。資料顯示，盡管香港與大陸的貿易額占香港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斷下降到1970年的8.8％，但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顯開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陸一直在香港貿易總額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數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進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時期改革開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轉變的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并進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制定，大陸選擇了符合自身國情的漸進式、局部開放的戰略決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區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三個放在廣東，兩個位于珠三角，緊鄰港澳地區；繼之，是有選擇地開放了直接投資市場，在大力引進海外直接投資的同時，對一些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產業的產品內銷市場實現了比較嚴格的限制，從而在粵港與大陸之間形成了一種以“前店后廠”為產業分工特征的投資與貿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廠”的產業分工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投入和產出“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投資和貿易是互動的，正是投資和貿易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導致了粵港之間貿易量的高速增長，香港自由港的制度優勢得到了發揮，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金融、物流和商貿服務中心。“前店后廠”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體制、資金及其擁有的國際市場和內地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優勢為基礎的，是香港與大陸市場局部相結合的產物。客觀地說，這一時期香港成為大陸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一個發動機。據統計，2002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貿易額占香港貿易總額的42％，香港轉口貿易的90％與大陸有關；截至2003年底，港資在
大陸的實際利用外資中的比重高達44.4％，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2004年香港是中國大陸第四大貿易伙伴，僅名列在歐盟、美國和日本之后；同時，該時期大陸在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和香港對外直接投資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時期以CEPA簽署為標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階段。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務和降低交易費用的方式，加強著港澳與大陸的經濟互動，它是“一國兩制”和WTO框架下的國家內部的獨立關稅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這種制度安排是為了解決或逐步消除“回歸”后的港澳與大陸在經濟整合中因不同社會運作機制和歷史因素所造成的貿易障礙。由于港澳有著不同于大陸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產生了制度，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等便構成CEPA的基本內容。CEPA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區域內商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使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商品和要素逐漸地自由和雙向地流動，因而這項制度創新的績效得以逐漸顯現。應當承認，CEPA的制度績效遠大于其內容本身，它對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陸的長期制度創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
Viner的“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和“貿易轉移”(Trade Divereion)理論的基本結論是：在關稅同盟成立前，對未來成員體的高關稅會增加貿易創造的可能性；而在關稅同盟建立后，這些未來成員體則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對非成員體的低關稅將會減少貿易轉移的機會。顯然，當我們將港澳與大陸看成是存在著一種準關稅同盟的研究對象時，則Viner關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之效應的學說，給我們研究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提供了某些啟示；同時，我們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對港澳與大陸間有可能出現的區域市場整合展開模擬檢驗。
Balassa模型是以區域貿易合作前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固定不變，區域貿易合作必然會引起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變化為基本假設前提，該模型通過區域貿易合作前后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變化來說明區域貿易合作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當區域內貿易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增大時，則意味著總貿易創造，當區域外貿易進口需求收入彈性減小時，則表明總貿易轉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為進口值，Y為國內生產總值，a為一常數，u為模型誤差，b為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將方程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nM=a+bLnY+u (2)
可將(2)進一步轉化為3個方程：
總進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區域內進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區域外進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別代表總進口值、區域內貿易進口值和區域外貿易進口值。如果我們主要考察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值b，則我們在不考慮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對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益展開解說。剔除a和u，用以解釋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的簡化方程表現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來講，當區域貿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則存在著Viner理論中的凈貿易創造，即在區域內部實行自由貿易后，成員體A內成本高的產品為成員體B內成本低的產品所代替(假定成員體內存在A，B兩大類別)。也就是說，原來由成員體A生產的，現在可從成員體B進口，于是新的貿易得到“創造”。同時，由于從成員體B進口成本低的產品代替原來成本高的產品后，成員體A就可以把原來的生產成本高的資源轉向生產成本低的產品，從而獲得貿易創造效應。
當區域貿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時，則存在著Viner理論中的凈貿易轉移，即由于區域內經濟體對外實行統一關稅率時，對第三方的歧視會導致外部進口減少和轉變為從成員體進口的局面，即產生貿易轉移。這種貿易轉移的機理在于：從原來第三方進口成本較低的產品改為從成員體進口成本較高的產品。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會造成一定的損失，但它對區域市場整合之貿易流動說產生的效應是不可忽視的。
現在，我們依據Viner的理論對大陸與港澳的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進行檢驗。基于CEPA實施時間不長，可計算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數據時段較短，我們只能依據港澳與大陸這兩個經濟體間貿易的較少樣本數據來進行相關檢驗。根據Balassa模型所計算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對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的解釋，港澳和大陸之間貿易往來明顯包含著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問題。以2003年9月內地與香港CEPA的附屬文件的簽訂為分界線，現依據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陸與港澳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進行檢驗。以下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亞洲開發銀行、香港貿易發展局網站和澳門特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將上述數據分別代入公式6予以測度，可計算得到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其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比較兩個時間段的數據，大陸和港澳的區域內貿易合作后的總進口需求彈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陸區內的進口需求彈性和區外進口需求彈性在2002―2004年的統計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區內的進口需求彈性和區外進口需求彈性都呈現增大趨勢。可見，中國大陸與港澳區域間的貿易影響并不相同。為此，我們有以下討論。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實施后，區內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0.9872>0.9754)同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1.0483>1.0352)、區外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這說明港澳與大陸間的貿易往來不但存在著總貿易創造效應，而且獲得凈貿易創造，并且沒有形成凈貿易轉移。具體地講，CEPA實施所帶來的港澳臺與大陸間貿易的擴大，不僅來自從大陸進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產，還來自從大陸進口替代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后一種替代的進口產品在大陸的生產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即CEPA的實施創造出港澳臺對內地產品的更多需求。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產的，也有主要通過從其他國家或地區進口來滿足的。其次對大陸來說，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t明顯增大(0.8904>0.8870)，區內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0.4753
上述結論驗證了Viner的觀點：成員體的生產結構越是競爭性的(非互補性)，構建關稅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當然，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還取決于運輸成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成員體間的運輸成本越低，他們的區域市場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結論是：隨著關稅同盟中的鄰近成員體的不斷加入，跨國境的貿易創造的可能性也就較大，這種情況較之于產生貿易轉移的遙遠的成員體的加入，會在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及其效應上對中國更為有利。
關鍵詞：股權風險溢價；資產定價模型；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6-0042-06；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
西方學界研究股權風險溢價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在經濟、金融學百年發展歷程中，風險溢價一直廣受國外學界和業界的關注。時至今日，股權風險溢價仍然是西方金融資產定價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的前沿和熱點問題。圍繞這一研究標的的新生問題不斷涌現，導致各類研究思想在西方學界發生激烈碰撞，使得國外學者在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續不斷地尋求著“破壞性的創新”，逐步衍生出如今這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枝繁葉茂的資產定價理論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C-CAPM模型為基礎的理論模型的探索和完善漸趨成為研究的重點和主導方向。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性的回顧，進而以研究問題、研究框架和研究視角為標準，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和評述，不僅可以使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脈絡，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C-CAPM模型的提出
Sharp（1964）[1]與Lintner（1965）[2]在Markowitz（1952）[3]的均值方差模型基礎上，幾乎同時提出了單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該模型通過資產收益與市場平均收益的協方差來衡量需要進行收益補償的風險，是在均衡資本市場中解釋和預測股權風險溢價的重要理論，但該模型在實證研究中不盡如人意，且其單期的模型設定對現實市場的解釋能力偏弱。
Merton（1973）[4]在單期CAPM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擴展，并基于時間連續、理性人面對隨機投資機會的條件下，將CAPM模型從單期擴展到多期，從而得到了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下簡稱ICAPM模型）。在該模型中，資產的風險溢價由多個決定，其中第一個代表系統性風險，其他則用來描述投資機會組合特點狀態變量帶來的風險。由于這些狀態變量較為抽象，故不容易為研究人員所明確判定。因此，盡管ICAPM模型拓展了單期CAPM的時間維度，具備一定的理論意義；但在實踐中，研究人員們卻難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故很難將其運用于實際的資產定價和股權風險溢價評估中。因此，ICAPM模型在實證檢驗及實踐應用中遇到的難題催生了基于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下簡稱C-CAPM模型）的出現。
Rubinstein（1976）[5]，Lucas（1978）[6]，Breeden（1979）[7]等人建立了C-CAPM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中，Rubinstein和Lucas首先推導出其離散時間版本的歐拉方程，而Breeden則在其基礎上推導出連續時間版本的歐拉方程。C-CAPM的一般形式假定經濟中存在代表性投資者并令隨機貼現因子中的Ct為t期總消費，將消費引入效用函數設定并與跨期設定相結合，使C-CAPM模型中的投資者需要在即期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或是即期消費與即期投資之間做出選擇，其選擇的最優組合即決定了模型設定的市場中資產收益率及股權風險溢價水平。從這一意義上說，C-CAPM模型旨在詮釋金融資產收益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雖然，筆者通過回顧相關研究發現在C-CAPM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大量針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關系的經驗研究。但筆者認為，C-CAPM模型最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及開拓性的貢獻在于其借助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研究框架，明確指出在宏觀分析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消費水平指標與相對微觀的金融市場中的風險資產及無風險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從理論角度在宏觀經濟與微觀市場之間搭建了橋梁。
二、實證檢驗對標準C-CAPM模型的挑戰
Campbell（2000）[8]認為，C-CAPM模型的提出是過去20至30年中金融資產定價領域的重要進步之一。筆者通過回顧相關文獻發現，C-CAPM模型取得如此高學術關注度的原因并不是其標準模型形式本身具備強大的現實市場解釋能力，相反更多的源自于學者們在大量實證檢驗中發現模型對現實解釋力不足而對其展開的各類挑戰。正是這些實證探索決定了C-CAPM模型的高關注度，也牽引著經濟學家們孜孜不倦地對這一模型進行著各類改進。
C-CAPM是其他定價模型更為一般的模型形式，也就是說包括靜態CAPM，APT等模型在內，都可以由C-CAPM進行推導，它們可以看做是C-CAPM的一種特殊形式。從實證角度而言，很難想象作為特殊形式的CAPM成立而作為一般形式存在的C-CAPM不成立的情況。盡管如此，C-CAPM在很多實證案例中的表現確實不比前面提到的早期模型存在相對優勢，在部分研究實例中甚至不如單期的CAPM。在利用實證檢驗對標準C-CAPM模型提出的諸多質疑中，筆者通過分析西方學者們后續跟進研究文獻的數量和密集程度發現，獲得學界關注度較高的是Mehra和Prescott（1985）[9]通過分析美國歷史數據對標準C-CAPM模型提出的挑戰。
（一）標準C-CAPM模型無法解釋美國市場的歷史股權溢價水平
Mehra和Prescott對C-CAPM模型的效力進行了驗證。他們利用1889至1978年間美國標準普爾的股票實際收益率數據與短期政府債券實際收益率數據得出歷史真實的股權風險溢價水平，與標準C-CAPM模型通過偏好假設以及合理參數得出的溢價水平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在樣本期間，股票的年平均實際收益率大約為7%，短期政府債券的年平均實際收益率大約為1%，股權風險的實際溢價水平高達6%。但在標準C-CAPM模型中，只有當風險規避系數取值在30到40之間時該股權風險溢價才能得到解釋。換句話說，只有在模型設定的代表性經濟個人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風險厭惡水平時，股票和政府債券收益率分別與消費增長率協方差之間的差距才能夠大到足以解釋研究樣本期間的股權風險溢價水平。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表明，Lucas提出的標準C-CAPM模型無法在合理的風險規避系數范圍內對美國市場如此之高的歷史股票升水作出解釋。或許是文章標題①①The Equity Premium：A Puzzle的緣故，后續國內學者們對這一類C-CAPM模型實證問題的轉述多將其稱為“股權溢價之謎”。
（二）對標準C-CAPM模型的其他實證挑戰
Weil（1989）[10]利用與Mehra和Prescott相同的數據再次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了檢驗，并提出了一個新的實證問題，即C-CAPM模型無法解釋美國歷史無風險資產收益率，即使在回避了股利增長率的獨立同分布假設、跨期替代彈性和風險規避系數之間互為倒數等假設的前提下，通過模型得出的無風險利率水平仍高于美國市場歷史的實際水平，他們將這一現象稱為“無風險利率之謎”。除“股權溢價之謎”和“無風險利率之謎”外，部分學者還通過比較分析得出C-CAPM在實證中表現不如CAPM模型的結論，如Mankiw和Shapiro（1986）[11]利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464只股票收益的均值比較CAPM模型的市場和C-CAPM模型的消費，結果表明市場與歷史數據的關系更強，同類研究還包括Cochrane（1996）[12]。此外，部分學者還提出，在C-CAPM模型的實證研究中，如何選取消費所需的消費數據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實證問題，如Grossman和Shiller（1981）[13]，Lang和Litzenberger（1989）[14]等。
另一些研究從其他角度質疑“股權溢價之謎”的存在性，認為是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方法出現了問題，由此導致C-CAPM模型在其研究中失效。如Siegel（1992）[15]認為Mehra和Prescott選擇樣本區間的方法高估了歷史股權溢價的測算結果；而Reitz（1988）[16]則認為Mehra和Prescott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上存在不合理性，他們在兩區制馬爾科夫鏈的基礎上將小概率災難事件作為第三個區制引入模型，嘗試對歷史股權溢價水平進行解釋。
可以發現，自C-CAPM模型的這一實證問題提出以來，針對“股權溢價之謎”是否存在的激烈討論一直在西方學界持續不斷地進行著。整體來說，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接受該問題的存在，從而將研究方向更多地定位于挑戰標準C-CAPM模型的核心假設，進而對標準模型進行改進。Mehra（2003）[17]在回顧自己的研究后認為，自己在研究中利用的標準C-CAPM模型包括四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效用函數假設。代表性經濟個人的效用函數限定為常數相對風險規避系數的指數效用函數，目的是保證資產收益服從弱平穩過程。第二，完全市場假設。市場存在標準的阿羅證券，即假設市場是完全的，可以用狀態或有要求權的組合為任何消費計劃融資，能夠為代表性經濟個人提供最大的靈活性。第三，無摩擦市場假設。市場中沒有交易成本和信貸約束，代表性經濟個人可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下參與市場，也就是說市場能夠為其提供完全風險分擔的機會。第四，代表性經濟個人的理性假設。在這一假設下投資者能夠依據所有能夠得到的市場信息做出無偏的投資決策，這同時也是多數金融經濟理論模型共同的假設基礎。
三、理論研究的拓展方向
從以上相關基礎假設的直觀描述可以發現，標準C-CAPM模型的設定考慮的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市場主體和市場環境，與現實市場的實際情況存在差異。由于標準模型的強假設導致其對現實解釋力的不足，大量西方文獻圍繞如何放松這些過強的假設而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改進，并利用不同的評估方法檢驗改進后的模型對現實市場數據的解釋力。基于標準C-CAPM模型的四個基本假設，本文相應地將這些理論模型的拓展方向分為四類，即修改效用函數，放松完全市場假設，考慮不完善市場，以及研究非理性經濟人。下面分別對這四種理論研究流派的核心文獻進行簡要回顧。
（一）改進效用函數假設
標準C-CAPM模型中使用的是一個基于固定偏好系數的效用函數，效用函數的大小只取決于代表性經濟個人當期的消費量。
Esptein和Zin（1989）[18]對這一效用函數的假定進行了修改。他們認為消費者在不同的消費品間進行選擇時的替代意愿與不同時間下的消費替代意愿關系之間不應該存在明確的關系，進而利用GEU效用函數打破CRRA效用函數中風險厭惡系數和跨期替代彈性之間互為倒數的關系假設，能夠使模型具備更好的經濟性質。其后，Esptein和Zin（1991）[19]利用廣義距估計的方法對他們構造的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
另一類效用函數的改進圍繞消費的決定因素，如Constantinides（1990）[20]和Abel（1990）[21]認為效用函數的大小不應僅僅取決于當期的消費量。其中，Constantinides提出基于內部消費慣性的C-CAPM模型，他通過在C-CAPM模型的效用函數中加入代表性經濟個人各期消費的加權均值，引入了代表性經濟個人自身存在消費慣性因素。具體而言，其考慮的是過去模型中的。在效用函數的設定中，令當期效用不僅取決于當期消費，也取決于過去的消費水平，同時為不同期的消費對當前消費以致當期效用的影響力賦予不同的權重。Abel同樣從考慮效用函數大小與跨期消費量的關系出發，利用相對消費的理論對標準效用函數進行了修正。與Constantinides提出的消費習慣模型不同的是，Abel采用的方法強調代表性經濟個人當前消費與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比較，而不是其當前消費水平與歷史消費量的關系。他在效用函數設定中考慮的是個人與他人在消費水平上的比較，個人的效用不僅取決于自己的絕對消費水平，還取決于社會上其他人的相對水平。由于Abel模型與Constantinides模型在消費和效用的決定因素上相異，故被稱為外部消費慣性模型。
在最近的研究中，Korniotis（2008）[22]同樣以習慣形成效用函數為視角，結合不可分散的收入風險這一要素分析了C-CAPM模型，并且利用美國各州的數據對這一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而Bekaert、Engstrom和Xing（2009）[23]則在外部消費慣性模型中引入市場基本面變化這一影響因素，并考慮了基本面變化的不確定性。結果表明這一不確定性在利率期限結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帶來了資產收益的反周期變動。
（二）改進完全市場假設
在標準C-CAPM的完全市場假設下，代表性經濟個人可利用金融市場來對沖他們在一個跨期環境下所面臨的所有不確定性，從模型的角度來說，這一假設忽略了不同的代表性經濟個人在消費流上的異質性。
Kimball和Weil（1992）[24]對完全市場假設發起了挑戰。在他們的兩期模型中，代表性經濟個人不能通過市場來完全對沖自身的消費風險，故其不得不依靠儲蓄水平的增加來緩解未來消費帶來的沖擊，從而使無風險資產的投資需求增加，由此也帶來了較低的無風險利率水平。但遺憾的是，該模型只存在兩期，而在實際的無限期環境下，代表性經濟個人或許可以通過多期交易策略規避消費保險的稀缺性。所以，兩期模型的靜態設計決定其在無限期的動態經濟中并不適用，其解釋力僅適用于特定的模型設定，而不適宜于解釋市場的現實狀況。
在Kimball和Weil模型的基礎上，Constantinides和Duffie（1996）[25]在模型中加入了無限期的動態經濟條件。進而借助這一改進分析了無限期市場存在經常且較大的不利沖擊的情況下對模型定價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即使市場提供了足夠的無風險資產作為消費保險，異質經濟人間相互提供保險的能力仍然會下降。Constantinides和Duffie認為這一研究結論解釋了股權溢價之謎，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人出于消費保險不足的因素考慮，必須有足夠大的激勵才會選擇持有順周期的風險資產。盡管從模型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一模型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但實證結果表明，其異質性經濟人假設和市場中存在經常性較大收入沖擊的假設并不成立，故其與Kimball和Weil模型的效力相比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只能在特定條件下弱化股權溢價之謎，而并不能夠對其做出完整的解釋。
此外，Jacobs和Wang（2004）[26]的研究發現，除了總體的消費增長之外，消費增長的截面方差同樣也是在資產定價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意味著市場中的資產異質風險難以對沖，代表性經濟個人需要在資產收益中對這一風險暴露進行補償。相關研究還包括Gomes和Michaelides（2008）[27]，Krueger和Lustig（2010）[28]等。
（三）改進無摩擦市場假設
標準C-CAPM模型中假定市場不存在交易成本和進入門檻，故投資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在任何時點進入這一無摩擦的市場。
Aiyagari和Gertler（1991）[29]在實證研究中考慮了交易成本的因素。他們將交易成本因子加入模型的成本公式中，使代表性經濟個人購買股權風險資產的成本包括了交易傭金、信息成本、買賣價差等，并以債券利率作為經濟人購買風險資產的成本下限，研究交易成本對資產定價的影響，類似的研究還有Heaton和Lucas（1996）[30]。但這類研究結果顯示，引入交易成本后的改進模型對歷史股權溢價水平的解釋能力較為有限。
此外，還有很多研究討論市場的有限參與，即市場分割這一摩擦因素對資產定價的影響。由于在現實市場環境下，并非每一個消費者都參與股票市場交易，故Mehra和Prescott利用社會人均消費水平對標準C-CAPM進行校準或許就存在數據選擇上的問題。Mankiw和Zelds（1991）[31]首先探討了美國實體市場的分割問題，發現在研究期間內持有股票資產的美國人僅為27.6%，有限參與問題在美國市場事實上是存在的。Basak和Cuoco（1998）[32]嘗試利用市場的有限參與來解釋“無風險利率之謎”和“股權溢價之謎”。他們建立的是一個連續時間設定下的純交換經濟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由于信息成本和其他市場摩擦因素導致一部分代表性經濟個人選擇不參與市場，使無風險實際利率下降的同時股權溢價水平高企。利用市場分割因素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改進的研究還包括Cao、Wang和Zhang（2005）[33]，Guvenen（2009）[34]等。
（四）改進經濟人理性假設
代表性經濟人理性的假設是多數經典宏觀經濟模型和資產定價模型的共有假設，對標準C-CAPM模型這一假設的放松屬于行為資產定價BAPM范疇的研究。
在相關領域，西方學界頗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Benartzi和Thaler（1995）[35]考察投資者厭惡損失對資產定價的影響，探討了經濟人的非理（抑或是有限理）如何影響其投資偏好，進而解釋了為何投資者為持有股權而要求一個較高的溢價。Barberies，Huang和Santos（2001）[36]則將前景理論引入資產定價理論模型。在他們的模型中，代表性經濟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取決于其消費水平，而且還受其持有的金融資產波動的影響。由此，模型中投資者的歷史投資業績直接影響其當前的投資風險偏好，進而決定其在市場漲跌周期中不同的交易行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行為金融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如Deaves、Luders和Luo（2003）[37]，List和Millimet（2005）[38]等，他們同樣從探討投資者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角度出發嘗試對經典C-CAPM模型進行修正。整體而言，行為金融理論下的定價模型改進多從投資者或消費者的效用出發，借助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事實進一步將模型設定拓展至代表性經濟個人有限理性的視角之下，但由于相關研究難言成熟且具備有限的代表性，決定其仍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研究領域。
四、總結與啟示
通過對上述國內外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回溯可以發現，西方的資產定價理論在各類實證“異象”的研究中不斷發展，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理解也不斷深化，而國內針對相關課題的研究由于起步較晚，故以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為主。筆者在對上述文獻進行系統性梳理后，深入探尋各類文獻在研究問題、研究框架和研究視角選取上的共性和差異，以期為國內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提供有益思路。
（一）研究問題的分類：衡量問題與實證問題
通過前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國外學者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可按問題切入點的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定價模型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進，多是針對基礎模型無法解釋股權風險溢價等金融資產收益，而由此出現的各類實證“異象”。另一類圍繞各市場股權風險溢價歷史水平的測度進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還為“異象”提供了解釋的事證。國內研究則在近幾年緊跟西方前沿，部分研究選取階段性樣本測算了我國的股權溢價水平；而另一部分研究則定位于實證“異象”，特別是對Mehra和Prescott提出的“股權溢價之謎”這一問題的實證探討；此外，部分研究還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了改進。
筆者認為，西方學者針對股權風險溢價提出的兩類研究問題之間存在一定的連貫性。股權風險溢價的合理測算是考察不同模型對歷史的資產收益水平解釋力并在各類模型間進行比較的基礎，而理論模型間的有效對比正是促進模型改進、深化乃至于推進資產定價理論發展的必要條件。從國內相關研究的發展現狀來看，一方面將兩個研究問題進行了分割，測算研究和模型研究獨立進行；另一方面，兩類問題的具體研究方法較為零散，從而得出的研究結論在不同文獻間差異性較大。首先，由于選取的測算方法、測算時段、替代變量等因素的不同，國內研究測算我國股權風險溢價得到的結果大相徑庭，故而以差異性較為顯著的測算結果得出的實證結論也存在本質的區別。其次，我國大部分針對模型的研究多采用單一模型或其變體，且利用不同的數據處理方式進行實證研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由于測算結果的差異、實證方法的差異，導致不同研究文獻針對同類模型得出的實證結論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如需對不同模型的實證效力進行橫向比較更是難上加難。
（二）研究框架的分類：范式理論研究與經驗實證研究
就國內外文獻的研究架構來看，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可從整體上分為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和基于經驗的實證研究兩類。其中范式研究方法的廣義概念和理論由T. Kuhn首先提出；M. Masterman對庫恩的范式觀做了系統的考察，范圍包括了各學科領域的范式研究含義（劉少波，2010）[39]。具體而言，在經濟學中，范式的概念內涵包括假設前提、思想邏輯、技術路線以及相應的實證檢驗。與旨在發現并檢驗客觀事實的經驗研究相對立，經濟學范式研究的側重點在于針對具備不同經濟意義的假設前提的研究。在范式研究框架下，針對傳統理論模型過強的假設，理論的突破建立在結合經驗事實對這些假設進行改進的基礎之上；而在經驗研究框架下，如果某個關于經濟問題的陳述無法被經驗證實（或證偽），那么它就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或有意義的）。從這一角度來說，通過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得出的結論無疑具備較強的經濟內涵，且有利于研究者在一個明確的理論框架下對研究問題進行一致性且可比較的研討。前文中提到的從Markowitz模型，到CAPM模型，然后到C-CAPM模型，再到C-CAPM模型的擴展所遵循的就是這一研究視角下的理論發展脈絡。
而在相關領域基于經驗的實證研究則以F-F三因子模型及其擴展形式為代表，它們是中外學者研究股權風險溢價的影響因素參考較多的經驗模型。這類模型中的規模因子、價值因子和其他解釋因子的選擇從經驗觀察中得出，思路是將原有模型沒有包含但對風險資產收益有解釋能力的因素加入到解釋變量中。就經驗實證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第一，由于市場間差異和研究環境的不同，以經驗研究為架構難以取得具備一致性和可比性的研究結論，各具體研究間相互借鑒的意義不強，研究結論多為在一定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下的片段；第二，各類因子的選取缺乏理論支持，故使相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主觀性，研究者既無法判斷是否所有具備解釋能力的變量都已納入模型，也無法排除其他未被考察的因子是否對資產收益存在影響；第三，盡管經驗研究的開放性決定其能夠在不拘泥于假設前提的基礎上針對特定的市場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但其變量的經濟含義不夠明確，故難以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從經濟意義的角度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
（三）范式理論研究視角的分類：實證異象與模型假設
在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框架下，可進一步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視角進行分類。從前文的綜述來看，其中一部分研究是針對實證“異象”本身的存在性展開的。這一類視角認為，是實證數據的選取或研究方法等問題導致了標準C-CAPM模型的定價失準，在排除這些因素后，標準理論模型是能夠正確地解釋歷史數據的。而另一部分研究選取的視角則站在標準C-CAPM模型的對立面，它們認為標準C-CAPM模型中的各類假設與現實情況相距較遠，認為正是這些假設過于簡化了代表性投資者的行為、市場的現實，或是忽略了突發外生性事件等因素的影響，故而造成模型定價的失效。
從前文的文獻梳理來看，真正推動資產定價理論前進的，是那些選取第二類視角的研究。這類研究分別從標準模型中的四類假設出發（即效用函數假設、完全市場假設、無摩擦市場假設和典型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共同構筑了現代資產定價理論研究體系。
參考文獻：
[1]Sharp， W.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Journal of Finance I9， 1964， （3）： 425-442.
[2]Lintner， J.，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65， （2）： 13-37.
[3]Markowitz， H.， Portfolio Selec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7（1）： 452-482， 1952.
[4]Merton， R.， An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J]. Econometrica， 1973， （41）： 867-887.
[5]Rubinstein， M.， the Valuation of Uncertain Income Streams and the Pricing of Options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1976， （7）： 407-425.
[6]Lucas， R.E.， 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 [J]. Econometrica， 1978， （76）： 1429-1446.
[7]Breeden， D.， an Intertemp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Stochastic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9， （7）： 265-296.
[8]Campbell， J.Y.， Asset Pricing at the Millennium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4）： 1515-1568.
[9]Mehra， R.， and Prescott， E.C.， The Equity Premium： A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15）： 145–161.
[10]Weil， P.，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and the Risk-free Rate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4）： 401–421.
[11]Mankiw， N.G.， and Shapiro， D.M.， Risk and Return： Consumption Beta versus Market Beta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6， Vol. 68（3）： 452-459.
[12]Cochrane， J.H.， A Cross-Sectional Test of an Investment-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Vol.104 （3）： 572-621.
[13]Grossman， S.， and Shille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of Stock Market Pri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222-227.
[14]Lang， L.， and Lizenberger， L.， Dividend Announcement： Cash Flow Signaling vs.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 （24）： 181-191.
[15]Siegel， J.， the Real Rate of Interest from 1800-1990： a Study of the US and the UK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2， （29）： 227-252.
[16]Rietz， T.A.，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a Solution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 （22）： 117-131.
[17]Mehra， R.，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Why Is It a Puzzle？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2003， （59）： 54-69.
[18]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Econometrica 1989， 57（4）： 937–969.
[19]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263–286.
[20]Constantinides， G.M.，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19–543.
[21]Abel， A.B.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0， （80）： 38–42.
[22]Korniotis， G.M.， Habit Formation， Incomplete Marke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Risk or Expected Return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21 （5）： 2139-2172.
[23]Bekaert， G.， Engstrom， E.C. and Xing， Y.H.， Risk， Uncertainty and Asset Pric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9.
[24]Kimball， M.， and Weil，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Across Time and Possibilities [R]. NBER Working Papers 39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92.
[25]Constantinides， G.M. and Duffie， D.， Asset Pricing with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 219-240.
[26]Jacobs， K.， and Wang， K.， Idiosyncratic Consumption Risk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Asset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 2211-2252.
[27]Gomes， F.， and Michaelides， A.， Asset Pricing with Limited Risk Sharing and Heterogeneous Agent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 21 （1）： 415-448.
[28]Krueger， D.， and Lustig， H.， When is Market Incompleteness Irrelevant for the Price of Aggregate Risk （and When is it not）？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0， vol. 145 （1）： 1-41.
[29]Aiyagari， S.， and Gertler， M.， Asset Returns with Transaction Costs and Uninsured Individual Risk： a Stage III Exercis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 （44）： 339-377.
[30]Heaton， J.， and Lucas， D.J.，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ncomplete Markets on Risk Sharing and Asset Pric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3）： 443-487.
[31]Mankiw， N.， and Zeldes， S.， the Consumption of Stockholders and Non-Stockhold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1， （29）： 97-112.
[32]Basak， S. and Cuoco D.， an Equilibrium Model with Restricte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8， （11）： 309-341.
[33]Cao， H.， Wang， T.， and Zhang， H.H.， Model Uncertainty， Limited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Asset Price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5， （18）： 1219-1251.
[34]Guvenen， F.， a Parsimonious Macroeconomic Model for Asset Pricing [J]. Econometrica， 2009， Vol. 77（6）： 1711-1750.
[35]Benarti， S. and Thaler， R.H.，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73-92.
[36]Barberis， N.， Huang， M.， and Santos， T.，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 1-53.
[37]Deaves， R.， Luders， E. and Luo， G. Y.，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Overconfidence and Gender on Trading Activity [R]. Working Paper，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