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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宏觀經濟環境；資本結構；調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數據
在調整速度的眾多影響因素中，宏觀經濟因素對調整速度的影響近年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Douglas0．Cook(2009)分別采用兩階段和綜合兩種動態部分調整模型，考察宏觀經濟環境對調整速度的影響，發現在宏觀經濟繁榮時調整速度較快。原毅軍，孫曉華(2006)的研究得到調整速度與上一年GDP增長率正相關，與通貨膨脹率，實際貸款利率和財政支出增值率負相關的結論。黃輝(2009)對宏觀經濟環境和制度因素影響調整速度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調整速度表現出順經濟周期現象。本文對前人研究方法進行改進，基于部分調整模型，用宏觀經濟變量劃分樣本進行調整速度對比研究。在目標資本結構的回歸中不考慮宏觀因素。這樣改進可以避免雙重考慮宏觀經濟因素造成研究結果不穩定性和不顯著性。
一、研究模型與變量設計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調整模型(partialadjustmentmode1)的構建思路，構建下面的資本結構部分調整模型(1)
其中，和分別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優資本結構和實際資本結構。為調整系數，表示在一個年度內公司的資本結構向目標水平調整的快慢，并間接反映調整成本的大小。
根據屈耀輝(2006)等人的研究，目標資本結構可表示為公司特征向量與行業特征向量的線性函數
其中是影響公司目標資本結構的一組相關變量，和分別為行業和時間虛擬變量。
將(2)式帶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歸模型(3)式
2．變量設計
(1)資本結構變量。本文分別使用賬面資產負債率和市場資產負債率兩種資本結構進行研究。
表示賬面資本結構，市場資本結構。表示長期負債，表示短期負債，表示賬面總資產，表示流通股賬面價值，表示流通股市場價值。
(2)目標資本結構擬合變量。根據已有文獻對目標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選用的公司特征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用主營業務的自然對數表示，目前公司規模與資本結構的經驗研究沒有得到一致結論；資產有形性(TANG)，用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表示，經驗研究表明有形資產的比率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非債務稅盾(NDTS)，用固定資產折舊除以總資產表示，經驗研究研究發現非債務稅盾與資本結構負相關；公司成長性(GROW)，用托賓Q值表示，公司成長性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定論；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稅前利潤除以總資產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經驗研究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稅收因素(TAX)，用所得稅除以利潤總額表示。考慮行業特征因素，用行業資產負債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觀經濟變量。仿照Douglas0．Cook(2009)，本文選用GDP增長率來定義宏觀經濟環境。GDP增長率定義為本年GDP減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觀經濟變量劃分樣本的具體情況是，l3年的GDP增長率數據以2002年的GDP增長率為中位數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分別按照GDP增長率的二分位數再進行劃分，將樣本分成四個部分。取GDP增長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義為為宏觀經濟環境衰退；取GDP增長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義為宏觀經濟環境繁榮。
二、樣本選取與估計方法
選擇滬深兩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數據，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經過數據整理，獲得分布于十二個行業的715家公司的9295個樣本觀測點。樣本數據來源于CCER數據庫。由于模型(3)把目標資本結構的決定因素內化其中，模型右邊包含因變量一階滯后變量，采用動態面板數據的G刪估計方法，把模型(3)右邊所有變量的二階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
三、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3)的回歸結果如表1
注：括號里的數據是T檢驗值，表中***、**、*分別代表在1％，5％以及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關鍵詞】 宏觀經濟環境;資本結構;調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數據
在調整速度的眾多影響因素中,宏觀經濟因素對調整速度的影響近年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Douglas O. Cook(2009)分別采用兩階段和綜合兩種動態部分調整模型,考察宏觀經濟環境對調整速度的影響,發現在宏觀經濟繁榮時調整速度較快。原毅軍,孫曉華(2006)的研究得到調整速度與上一年GDP增長率正相關,與通貨膨脹率,實際貸款利率和財政支出增值率負相關的結論。黃輝(2009)對宏觀經濟環境和制度因素影響調整速度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調整速度表現出順經濟周期現象。本文對前人研究方法進行改進,基于部分調整模型,用宏觀經濟變量劃分樣本進行調整速度對比研究。在目標資本結構的回歸中不考慮宏觀因素。這樣改進可以避免雙重考慮宏觀經濟因素造成研究結果不穩定性和不顯著性。
一、研究模型與變量設計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的構建思路,構建下面的資本結構部分調整模型(1)
Lit- Lit-1=?姿(L*it- Lit-1) (1)
其中,L*it和Lit分別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優資本結構和實際資本結構。?姿為調整系數,表示在一個年度內公司的資本結構向目標水平調整的快慢,并間接反映調整成本的大小。
根據屈耀輝(2006)等人的研究,目標資本結構可表示為公司特征向量與行業特征向量的線性函數
L*it=?琢0+■?琢jYjit+■?琢sDs+■?琢tDt+?滓it (2)
其中Yit是影響公司目標資本結構的一組相關變量,Ds和Dt分別為行業和時間虛擬變量。
將(2)式帶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歸模型(3)式
Lit=?姿(?琢0+■?琢jYjit+■?琢sDs+■?琢t)+(1-?姿)Lit-1+?滓it(3)
2.變量設計
(1)資本結構變量。本文分別使用賬面資產負債率和市場資產負債率兩種資本結構進行研究。
LEV Bit=(LDit+SDit)/TAit
LEV Mit=(LDit+SDit)/(TAit-LSVit+LSit*P)
LEV Bit表示賬面資本結構,LEV Mit市場資本結構。LDit表示長期負債,SDit表示短期負債,TAit表示賬面總資產,LSVit表示流通股賬面價值,LSit*P表示流通股市場價值。
(2)目標資本結構擬合變量。根據已有文獻對目標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選用的公司特征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用主營業務的自然對數表示,目前公司規模與資本結構的經驗研究沒有得到一致結論;資產有形性(TANG),用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表示,經驗研究表明有形資產的比率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非債務稅盾(NDTS),用固定資產折舊除以總資產表示,經驗研究研究發現非債務稅盾與資本結構負相關;公司成長性(GROW),用托賓Q值表示,公司成長性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定論;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稅前利潤除以總資產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經驗研究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稅收因素(TAX),用所得稅除以利潤總額表示。考慮行業特征因素,用行業資產負債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觀經濟變量。仿照Douglas O. Cook(2009),本文選用GDP增長率來定義宏觀經濟環境。GDP增長率定義為本年GDP減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觀經濟變量劃分樣本的具體情況是,13年的GDP增長率數據以2002年的GDP增長率為中位數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分別按照GDP增長率的二分位數再進行劃分,將樣本分成四個部分。取GDP增長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義為為宏觀經濟環境衰退;取GDP增長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義為宏觀經濟環境繁榮。
二、樣本選取與估計方法
選擇滬深兩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數據,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經過數據整理,獲得分布于十二個行業的715家公司的9295個樣本觀測點。樣本數據來源于CCER數據庫。由于模型(3)把目標資本結構的決定因素內化其中,模型右邊包含因變量一階滯后變量,采用動態面板數據的GMM估計方法,把模型(3)右邊所有變量的二階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
三、實證結果分析
注:括號里的數據是T檢驗值,表中***、**、*分別代表在1%,5%以及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表1中LEV(-1)的系數就是1-?姿。可以看到,在賬面資本結構下,宏觀經濟衰退時的調整速度是0.575(1-0.425),在宏觀經濟繁榮時的調整速度為0.592(1-0.408);在市場資本結構下,宏觀經濟衰退時的調整速度是0.606(1-0.394),宏觀經濟繁榮時的調整速度是0.656(1-0.344)。
實證結果表明: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表現出順周期性,與Douglas O. Cook(2009),黃輝(2009)的結論一致。本文只用宏觀經濟變量劃分樣本,沒有把宏觀經濟變量作為目標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避免了實證結果的穩定性與顯著性,使研究結果更可靠。
參考文獻
[1]原毅軍,孫曉華.宏觀經濟要素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動態優化[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5):39～42
關鍵詞：環境 生態 監測 技術
目前，環境科學正在迅速發展，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也不斷深入，環境問題已不再僅僅是排放污染物所引起的人類健康問題，而且包括自然環境的保護和生態平衡，以及維持人類繁衍、發展的資源問題。
1.生態質量與生態監測
環境質量是指環境素質的優劣程度而言，優劣是質的概念，程度則是量的表征。具體地說，環境質量是指在一個具體的環境內，環境的總體或環境的某些要素對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適宜程度，是反映人類的具體要求而形成的對環境的性質及數量進行評定的一種概念。生態質量是環境質量劃分中的一種，目前，在關于“生態質量評價”、“生態質量分析”方面的文章中，都很少涉及生態質量的概念問題。有些文章也僅是以一些簡單的理化統計指標、多樣性指數和指示生物等指標來分析和判定生態質量，顯然這是不夠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增加了對其分析、評價的難度。所以，生態質量目前尚無統一的明確的定義。在實際運用中，有的將生物環境質量視為生態質量的同義語，將前者定義為“生物群落的組成結構、功能和質量”，這與生態質量的定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并運用生態系統的彈性、適應性、物種多樣性、棲息地容量、種群密度、食物網等生態指標來進行環境影響的評價；而與之相反的情況也存在，如有的將污染物和農藥在生物體內的殘留量，某些重金屬等有毒物質在農產品中的容許含量等方面的內容也稱之為生態質量。
嚴格說來，生物環境質量與生態質量是有區別的，通常前者多指由于環境因素的改變（自然的或人為的）而使生物的諸多指標發生異常變化而言。就環境質量變化來說，生態要比生物環境具有更廣泛的內涵。生態系統是由多種生物構成的，但生態系統與生物卻有著質的差別。如同群落與種群、種群與個體的區別一樣，層次的變化已使事物發生了質的飛躍。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態質量是以生態學理論為基礎，從生態系統的層次上，研究系統各組分，特別是有生命組分的質量變化規律和相互關系，以及人為作用下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情況，從而評價其環境質量的優劣。因此，生態質量及其評價的綜合性很強。
生態監測是生態系統層次的生物監測。其觀點是：生態監測就是觀測與評價生態系統對自然變化及人為變化所做出的反應，是對各類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時空格局的度量，包括生物監測和地球物理化學監測兩方面的內容。
生態監測是比生物監測更復雜、更綜合的一種監測技術。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從學科上看，生態監測屬于生物監測的一部分，但它涉及的范圍遠比生物學廣泛、綜合，能夠系統地收集大范圍的生命支持能力的地球資源信息，因此可把生態監測獨立于生物監測之外。
生物監測包括著生態監測。持這種觀點者的理由是，生物監測就是系統地利用生物反應以評價環境的變化，并把它的信息應用于環境質量控制的程序中去。從生物學組建水平觀點出發，各級水平上都可以有反應，但生態監測重點是放在生態系統的生物反應上。
實際上，無論是生物監測還是生態監測，都是利用生命系統各層次對自然或人為因素引起環境變化的反應來判定環境質量，都是研究生命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關系，這無疑又都屬于生態學研究范疇。從這種意義上說，凡是利用生命系統（無論哪一層次）為主進行環境監測的方法和手段都可稱為生態監測。就是被視為生物監測開創者的科爾克威茨和馬森也不主張簡單地使用他們的生物表，強調不要根據某種生物，而應該根據其生物群落來評價環境。目前人們所說的生物監測，實際上大多都是生態監測。生態監測包含了上述兩者。
根據上面的分析，生態監測概念較合理的描述是：運用各種技術測定和分析生命系統各層次對自然或人為作用的反應或反饋效應的綜合表征來判斷和評價這些干擾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危害及其規律，為環境質量的評估、調控和環境管理提供重要科學依據的科學活動過程。形象些說，生態監測就是利用生命系統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化反應用儀器來監測環境質量狀況及其變化的科學活動過程。
換言之，生態監測是運用可比的方法，在時間或空間上對特定區域范圍內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組合體的類型、結構和功能及其組成要素等進行系統地測定和觀察的過程，監測的結果則用于評價和預測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為合理利用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自然保護提供決策依據。
2.生態監測技術類型與空間尺度
生態監測的范圍是很廣的，但根據生態監測的對象和內容，可把生態監測概括地分為兩類，即宏觀監測和微觀監測，這也是生態監測兩個基本的空間尺度。
2.1宏觀生態監測
宏觀生態監測的對象是區域范圍內各類生態系統的組合方式、鑲嵌特征、動態變化和空間分布格局等及其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變化。宏觀生態監測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圖和專業圖件為基礎，主要依賴于遙感技術和生態圖技術。監測所得的幾何信息多以圖件的方式輸出。
主要內容是監測區域范圍內具有特殊意義的生態系統的分布及面積的動態變化，例如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沙漠化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等等，這類生態系統十分脆弱，極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因此，宏觀生態監測的地域等級至少應在區域生態范圍之內，最大可擴展到全球一級。宏觀生態監測最有效的方法是應用遙感技術，建立地理信息系統。當然區域生態調査與生態統計也是宏觀生態監測的一種手段。
2.2微觀生態監測
微觀生態監測是指對一個或幾個生態系統內各生態因子進行的物理和化學的監測。微觀生態監測的對象是某一特定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聚合體的結構和功能特征及其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變化。微觀生態監測以物理、化學或生物學的方法對生態系統各個組分提取屬性信息。因此，微觀生態監測要以大量的生態監測站為工作基礎，每個監測站的地域等級最大可包括由幾個生態系統組成的景觀生態區，最小也應代表單一的生態類型。生態監測站的建立與選擇一定要有代表性，可按生態監測計劃的大小，將不同的監測站分布于整個區域甚至全球系統。根據監測的具體內容，可將微觀生態監測分為干擾性監測、污染性監測和治理性監測。
一個完整的生態監測計劃必須把各個空間尺度的監測結合起來，才能全面而又清楚地了解生態系統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綜合變化。宏觀監測必須以微觀監測為基礎，微觀監測也必須以宏觀監測為主導，二者只能相互補充，不能相互代替。宏觀監測和微觀監測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補充，一個完整的生態監測計劃必須包括宏觀監測和微觀監測兩種尺度。由多個微觀監測點再配合以宏觀監測便可形成生態監測網。
參考文獻
[1]吳邦燦、環境監測管理、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目前的政治傳播研究還剛剛起步,現代政治傳播理論肇始于美歐等西方國家,是針對西方國家特有的政治背景與媒體環境而發展起來的學問,當代中國的政治傳播無法照搬和模仿這些現有的西方理論資源,只能從自身的時空背景出發,吸取西方理論資源可以帶來的啟示,開創出符合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研究。本文試圖在宏觀效果研究這一政治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上,評析梳理西方兩大理論資源,并嘗試指出其對當代中國政治傳播宏觀效果研究的啟示。
政治傳播的宏觀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傳播的研究首先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政治傳播的定義。由于身處政治學和傳播學的交叉地帶,“政治”與“傳播”這兩個詞匯組合中的開放性,使政治傳播的定義非常困難。③過往中外學者給出的政治傳播定義通常也是出現“政治學”本位和“傳播學”本位兩種傾向,以致一些學者強烈呼吁建立一種“政治與傳播的視界融合”的政治傳播定義。④比如,我國最早系統介紹政治傳播之一的邵培仁認為,政治傳播是指政治傳播者通過多通道、多媒體、多符號傳播政治信息,以推動政治過程、影響受傳者的態度與行為的一種對策,⑤這個隱約可以看到傳播學奠基人拉斯韋爾“5W模型”縮影的定義是比較典型的從傳播學本位出發的政治傳播定義。
另一個影響廣泛的定義是英國學者布萊恩·麥克奈爾(Brain McNair)的論述,他認為政治傳播可以簡單地定義為“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⑥這其中涵蓋了政客、政治行動者、非政治行動者以及媒體等多個主體的所有的政治話語。⑦美國學者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則給出了政治傳播是“對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產生鮮明政治影響的信息的構建、傳送、接收和處理”的定義。⑧和布萊恩·麥克奈爾(Brain McNair)一樣,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認為政治傳播中的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聞記者、利益集團的成員或者是個體的、未經組織的一般公眾,政治傳播的關鍵在于“信息對于個人、團體、組織的想法、理念和行為,以及所處環境和整個社會都能產生顯著的政治影響”,⑨無論政治傳播的定義有多少種,幾乎所有定義都要包含“政治影響”這一關鍵要素。
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進一步指出,政治傳播學始終是建立在媒體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斷之上,即“信息對于個人或組織的思想和行為、社會機制、以及所有這些存在的社會大環境有鮮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學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傳播學的重點關注領域。實際上,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沃爾特·李普曼(Lippmman)的《輿論學》被公認為是現代政治傳播學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關于無線電廣播和印刷媒體的宣傳效果的,(11)也就是說,李普曼從一開始就為政治傳播定下了“效果研究”這一核心議題,傳播可以帶來政治效果以及怎樣的傳播可以帶來更好的政治生活,這也成為更多學者投身于政治傳播理論與實證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國學者麥克羅德等人(Mcleod et.al)所評價,自李普曼1922年發表《輿論學》以來,通過自由而負責任的媒體進行主動和廣泛的公民參與的價值,一直是政治傳播研究的重要動力。(12)
縱觀自李普曼以來近百年現代政治傳播學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傳播學文獻圍繞著“效果”二字展開,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為研究的前提與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傳播學、乃至整個傳播學研究中最為復雜和難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課題之一。粗略地看,過去西方政治傳播學中和效果有關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微觀層面,圍繞傳播對于個體的政治效果而展開;一類是宏觀層面,圍繞媒體與其他社會構成的權力關系以及對于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而展開。
(一)微觀層面——個體政治效果研究
從微觀層面上來看,政治傳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活動對于個體的政治影響,特別是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這里對于個體的政治影響又通常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家的影響,比如政治修辭研究,政治家在大眾傳媒舞臺上的“戲劇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對一般公眾,特別是選民的影響研究,比如政治廣告對選民態度的影響,新聞報道與選民投票行為的關系等。可以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政治傳播學基本上局限在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下媒體內容與個體選民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上。(13)早期傳播學中的“魔彈論”“有限效果論”“議程設置理論”等都是微觀研究的重要成果。這種著力于微觀層面效果研究的狀況在20世紀70年生了很大變化,70年代之后,對媒體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宏觀角色研究則逐漸占了上風,從橫向和縱向上都對媒體個人效果研究進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微觀層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現出重新繁榮的趨勢,并且與社會心理學等心理學科相結合,從個人信息處理過程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媒體信息究竟會給個人帶來怎樣的影響和以怎樣的信息處理方式帶來影響。多麗絲·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對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間發表在政治學和傳播學兩個領域的社會科學期刊進行檢索,共有11本雜志刊登過137篇主要討論政治傳播的文章,而對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顯示,除了競選研究這一長期熱門的政治傳播話題外,信息處理研究和新媒體研究成為21世紀政治傳播研究的兩大新興學術方向。所謂信息處理研究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個人對政治信息的處理過程,借用心理學中關于人類個體的認知、功能、理性行為、異見規避等理論的研究,探索總結政治傳播中的信息處理理論。(15)
(二)宏觀層面——民主政治影響的系統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政治傳播學研究逐漸將目光更多轉向媒體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宏觀角色研究。在宏觀層面上,媒體不再僅僅是某個主體傳播政治信息的介質手段,而且本身就作為一種享有并行使權力的主體登上舞臺,在干預政治的過程中,媒體與政府、商業巨頭等力量之間,尤其是媒體與政府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成為政治傳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謂的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強化,其中以赫爾曼(Herman)和喬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傳模式”理論(Propaganda Model)最為典型,他們認為在階級利益沖突和財富集中的社會中,媒體生產過程中總是貫穿著“系統性宣傳”,大眾傳媒完全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金錢和權力通過一系列的“過濾”使得大眾傳媒只向公眾傳播對它們有利的信息內容。(16)
除了這種關于媒體與其他權力主體之間關系的研究外,政治傳播宏觀研究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則是媒體以及媒體與其他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對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系統性影響,對民主政治制度的影響。在這個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體對于政治傳播活動的參與(無論是作為介質手段還是作為主體),究竟是一件對民主政治有利還是有弊的事情?怎樣的媒體才能夠有利于民主政治這個終極目標?這樣的研究旨趣同樣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輿論學》,當李普曼開始關注宣傳效果的時候,“推進了西方政治傳播研究在最初階段形成了統一的關于民主社會、新聞自由與知情公眾三者密切關系的研究旨趣”。(17)遺憾的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傳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觀層面,幾乎很少有相關研究關注到制度分析。(18)
在過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傳播學研究中,有關媒體、傳播和民主政治影響的系統性研究已成為政治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尤其在新媒體技術層出不窮、政治環境與媒體環境都在經歷轉型的當代中國,媒體如何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不僅是政治傳播學者正在關注和應當關注的問題,也是黨和政府關注的工作重點之一。本文也重在闡述當代中國政治傳播宏觀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鑒的西方理論資源以及這些理論資源的啟示。
西方兩大理論資源的政治傳播研究影響
毋庸置疑,在進行政治傳播的宏觀效果研究時,如果要回答“媒體行為能否促進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樣的媒體才是對民主政治是有利的”這樣的問題,首先要對“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斷,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對衡量評判政治傳播的前提標準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對照這些標準來分析媒體行為,達到了這些標準則為民主之福、做不到則為民主之禍。
那么,標準又來自何方?這與政治學民主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正如麥克羅德等學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關于社會應當怎樣的基準假設密不可分。(19)就媒體和政治的課題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論對媒體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責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縱觀現代政治傳播學發展的近百年歷史,盛行于18、19世紀的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對政治傳播的影響可謂最為深刻,而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的“公共領域”理論則成為近年來媒體研究的“圣語”(！~Godterm)。(20)
(一)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政治傳播學影響
在大量關于媒體對于民主政治系統性影響的研究文獻中,有這樣一個鮮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認為媒體對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預和限制的媒體則是保證這種核心作用的關鍵,這似乎是無需證明的“公理”。(21)在中國媒體研究文獻中,“看門狗(watchdog)”角色、輿論監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視為衡量一家媒體于民主建設良劣的重要的、無需論證的標準。然而,有政治學者卻指出,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以經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classical liberalism)為前提的,而發展于18、19世紀的經典自由主義理論只是諸多政治理論中的一種,并非無需證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紀遭到其他政治理論的廣泛的批判與某種程度上的拋棄。
關鍵詞：技術進步；時間序列；IPAT方程；索洛余值法；能源回彈效應；經濟增長；能源使用效率；能源消費量
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6-0092-04
一、引言
2011年，中國實現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2%，能源消費總量為34.8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了7.0%。其中：煤炭消費量增長9.7%；原油消費量增長2.7%；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2%；電力消費量增長11.7%。一次能源生產總量4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3.1%。中國能源消費總量保持持續增長趨勢，如圖1所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技術不斷進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也逐步提高，但同時能源需求也在增加，沒有減少能耗，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億噸增加到2011年的34.8萬噸標準煤。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重化工業、交通業和運輸業的快速發展，能源需求量大幅度提高，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能源壓力和環境壓力將不斷增大。所以，從定量的角度研究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技術進步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路徑。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都將節能技術開發、技術標準制定等措施加入能源政策中，目的是以此控制能源的消費，從而實現減排并節約能源的目標。因為技術進步能夠使能源效率上升，同時，效率的提高可以使用更少的能源生產相同的產品，從而資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節約（Von Weizsackeretal，1997），也就是說每當技術進步使能源效率提高1個單位，能源消耗就同比減少1個單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技術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使能源消耗量降低，這就是能源經濟學中著名的命題“能源回彈效應（Rebound Effects）”。能源回彈效應是指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沒有引起能源消耗的減少，反而導致能源消耗的增加。1980年Khazzoom和Brookes第一次研究提出能源效率與能源消耗不一定成反向正比關系，也就是說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不會引起能源消耗同比例的減少。Henry Saunders研究得出了能源效率的提高表示減少能源投入也可以獲得相同的產品，這也預示著其他要素的投入能夠被能源所代替。因為能源效率有所提高，所以導致能源價格的下降，產品價格也會隨之下降，市場對產品和能源的需求便會增加，也就導致基于技術進步的能源節約量被抵消了。
不同研究者對能源回彈效應的定義存在爭論。Harry D.Saunders（2000），Terry Barker、Tim Foxon（2007），Taoyuan Wei（2006）將能源效率提高所引起的能源節約量減少定義為能源使用量對能源效率的彈性。Steve sorrell，John Dimitropoulos（2009）對能源回彈效應的各種定義進行了詳細解析，將能源回彈效應分別定義為：能源消耗對能源效率的彈性；能源消費的價格彈性；能源效率與其他投入成本間的相關系數。
中國關于宏觀經濟層面的回彈效應估計相對較多。目前，國內僅有的關于能源回彈效應的研究集中于宏觀層面，周勇、林源源（2007）利用新古典三要素生產函數，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回彈效應進行估計，得出1978―2004年中國回彈效應為30%～80%。王群偉、周德群（2008）同樣利用新古典三要素生產函數得出中國回彈效應平均值為62.8%。劉源遠、劉鳳朝（2008）采用省級面板數據，利用相同的方法，結果顯示地區之間的回彈效應差異明顯，西部地區反彈效應最大，但中國平均回彈效應為53.68%。另外，幾個研究范圍縮小的結論與上述研究相差較大。陳燕（2011）利用湖北省1980―2007年數據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于湖北省能源效率的影響來說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湖北省的回彈效應值為123.7%。陳凱（2011）認為中國鋼鐵行業平均回彈效應高達130.47%，陽攀登等（2010）也對浙江省能源消費回彈效應進行了研究。
回彈效應的文獻回顧表明：技術進步不一定能夠減少能源消耗；能源回彈效應的程度可以作為檢驗技術進步與其他能效調控方法和相關法律法規配合效果的指標。
本文基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環境負荷分解模型，運用IPAT方程，把能源消費的變化量分解成由經濟增長引起的能源消費增加量與由單位GDP能源消費降低引起的能源節約量，充分考慮到來自資本、勞動要素的提高，并利用中國2001―2011年宏觀時間序列數據，測算出能源回彈效應系數，分析中國技術進步對能源消費的回彈效應。
二、中國能源回彈效應測算
（一）中國能源消費增加量分解
采用IPAT方程，方程表達式為：I=P×A×T。I為環境影響，P為人口數量（主要是人口規模的變化），A為富裕程度（一般用人均GDP表示），T為技術進步（一般用單位GDP能源消耗表示）。其中，G=P×A，即為GDP。
提起財務報表分析，多數財務人員首先會想到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一大堆比率的計算。沒錯，比率計算是財務報表分析的一種工具。但是，比率的背后是什么呢？為什么有的企業資產負債率看起來很高但仍經營正常而有些資產負債率看起來很低的企業反而瀕臨破產？為什么在不同的會計準則環境下同一企業的報表收益會相距遙遠等等。顯然，這些問題是比率無法回答的，需要進行財務報表分析來診斷企業的戰略、具體運營活動是否成功，最終預測企業未來的價值。
一、財務報表是什么
財務報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蘊涵著什么信息？在進行財務報表分析之前，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澄清，以有效地進行財務報表分析。
首先來看有關法規對財務報表的定義。《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以財務會計報告為基礎，對財務報表進行了定義：“財務會計報告是指企業對外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財務狀況和某一會計期間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的文件”。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的定義也是以財務會計報告為基礎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對財務會計報告的定義為：“財務會計報告是指企業對外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財務狀況和某一會計期間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會計信息的文件”；“財務會計報告包括會計報表及其附注和其他應在財務會計報告中披露的相關信息和資料”。基本準則還對主要財務報表進行了定義，“資產負債表是指反映企業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財務狀況的會計報表”；“利潤表是指反映企業在一定會計期間的經營成果的會計報表”；“現金流量表是指反映企業在一定會計期間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流入和流出的會計報表”；“附注是指對在會計報表中列示項目所作的進一步說明以及對未能在這些報表中列示項目的說明”。
從以上有關法規對財務報表（或者更廣泛的財務會計報告）的定義來看，財務報表實質上是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信息的格式化反映，它提供的是企業某一特定時點或期間的經營信息。這些定式的信息是依賴于會計準則及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所產生的，而且主要反映過去。
大家知道，分析財務報表主要是立足企業過去的信息預測未來，由此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單純從這些定式的信息本身看，它沒有經濟意義。或者說，如果脫離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以及企業特有經營工作實際，單純看財務報表信息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進行財務報表分析時必須跳出財務報表本身去看待它所反映的信息。
那么，在財務報表分析中該如何看待財務報表呢？筆者認為，財務報表是將企業內外部資源在企業既定戰略及既定運營模式下的配置成果依據會計準則確認、計量、報告后的數字化表現形式。影響財務報表的因素主要有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企業戰略、會計準則和管理者的動機等。
為什么這樣理解財務報表呢？首先來看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的左邊是企業所擁有或者可以支配的可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資源，右邊是這些貨幣化資源的來源。可以理解為這些資源是企業執行總體戰略及開展內部運營活動后的結果，這些結果由會計人員依據會計準則進行確認、計量后反映在財務報表上。如，企業的融資方案，最終反映在企業的負債與權益金額上；企業采取的營運資金政策（如應付供應商貨款等），最終反映在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構成上。同樣，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的數字，也是企業執行總體戰略及開展內部運營活動后的結果。從這一理解出發，就很容易明白，財務報表本身存在很多局限，如無法用貨幣（數量化）形式反映的資源將不可能體現在財務報表上，雖然這些無法量化的資源同樣是企業執行總體戰略及開展內部運營活動后的結果。因此，進行財務報表分析時除了要看表內信息外，還應看表外披露的其他信息。
這樣理解財務報表后，可以將企業的戰略及實際開展的具體運營活動狀況與財務報表反映的信息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找到財務報表分析的基本框架打開了切入點。
二、財務報表分析的目的
前面已經講到，在財務報表分析中，將財務報表理解為企業內外部資源在企業既定戰略及既定運營模式下的配置成果依據會計準則確認、計量、報告后的數字化表現形式。因此，財務報表是企業總體戰略、內部運營活動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它最終反映了企業價值目標的實現程度。
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有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等。不同的使用者對財務報表進行分析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投資者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是為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債權人（含供應商、借款人等）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是評價、判斷企業目前以及未來的償債能力、潛在的信用風險。
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是評價企業的經營行為是否合規、是否有違法行為以及企業的社會效用等。
社會公眾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是了解企業目前及未來的發展情況，為公眾個人發生與企業相關的行為提供決策依據。
企業管理層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是通過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評價企業的戰略執行情況與運營情況，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從而改善目前及未來的管理行為。
盡管財務報表不同的使用主體分析財務報表的目的不一樣，但是企業本身可以看成是由利益相關者按照契約構成的主體。企業相關者利益的最優化程度構成了企業的價值目標。如果一個企業沒有價值，那么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將無法得到保障。因此，財務報表分析的目的可以統一為評價企業價值，盈利分析、風險分析等最終評價的是企業價值。這一評價是基于未來的。
為了評價企業價值，財務報表分析的核心任務就是透過數字，尋找數字背后企業價值的真正驅動因素，分析這些動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判斷這些動因未來的發展，最終預測企業未來的價值。
如分析企業的負債水平是高還是低，首先應分析企業所處的特定環境，同時分析企業的總體戰略與其運營活動，判斷他們之間的邏輯聯系，再去衡量這一負債水平的合理與否。在此基礎上，分析企業未來的趨勢，預測企業未來的負債水平及其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同樣，對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應分析企業所處的特定經濟、行業環境，分析企業的總體戰略與運營活動，判斷邏輯聯系，再去預測未來。
三、財務報表分析的基本框架
為了尋找財務報表數字背后企業價值的真正驅動因素，第一步，必須理清以數字形式反映在企業財務報表中的資源是如何取得的、其影響因素是什么？第二步，理解這些數字化資源配置結果的戰略動因。第三步，分析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必要時調整重構財務報表。第四步，分析這些數字背后所反映的企業具體經營行為。第五步，通過盈利能力和風險的綜合分析評價，預測企業價值。上述過程構成了企業財務報表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分析：企業資源取得的主要影響因素
企業要生存、發展必須先取得相應的資源，必要的資源是企業能夠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企業如何取得資源、能夠取得什么樣的資源，主要取決于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這些資源與財務報表的關系是：能夠用貨幣形式計量的資源構成財務報表。因此，進行財務報表分析，首先必須分析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
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包括企業所處社會環境下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特征、市場特征、經濟政策和金融資本市場特征等。比如，財務報表中反映的股權融資金額，背后所隱藏的往往是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市場的影響。
行業環境是指企業所處的行業現狀及其未來發展狀況。行業發展狀況對企業經營的成功與否影響尤其重大。比如，若企業所處的行業是新興行業，在財務報表中往往會反映出較高的業績增長水平。
在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分析中，一般可以采用競爭五力分析模型、價值鏈分析模型以及運用經濟特征框架分析（從需求、供給、生產、市場營銷、融資等方面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等）。
通過分析，至少應該得出以下結論：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特征是什么樣的？它為企業提供了什么資源以及它對企業取得資源的限制？行業平均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是什么樣的？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未來的發展趨勢及對企業的影響如何？企業應對相關環境限制的對策是否可行等等。
（二）企業戰略分析：企業內外部資源配置結果的決定因素
戰略是企業實現價值目標的資源配置路徑選擇，企業的戰略決定了企業內外部資源的配置結果。因此，在對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分析后，必須重點對企業戰略進行分析。
企業戰略分析的基本框架為：產品和服務的性質，即企業在產品和服務上是采取差異化戰略、低成本戰略，還是兼備低成本與差異化的集中戰略；企業在價值鏈中的一體化程度，即企業提品或服務的主要價值創造環節全部是由自身完成的還是有部分環節是外包的；地區分散化程度，即企業的業務范圍區域，是否走國際化戰略等；行業分散化程度，即企業是否實行多元化戰略，如果采取多元化戰略，是相關多元化還是無關多元化。
通過企業戰略分析，可以理清企業價值的真正來源，將這些來源與財務報表進行比較，可以基本判斷財務報表反映信息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同樣，通過分析企業未來可能采取的戰略，可以基本預計企業未來的價值。
企業戰略分析至少應解答以下問題：企業的戰略是什么？具體到財務戰略是什么？戰略與財務報表反映的信息是否基本吻合？如不吻合其原因是什么？企業未來的戰略是什么？它對企業的價值有什么影響等等。
（三）會計準則分析：企業資源及其配置結果在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準則依據
企業可以貨幣化計量的資源及企業資源配置結果如何在財務報表中反映是由會計準則決定的。因此，進行財務報表分析，必須分析企業所采用的會計準則，并理解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
對會計準則分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采用不同會計準則的企業提供相同的比較基礎。因此，分析會計準則，可以按照會計要素進行，即分析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成本費用、利潤的確認、計量、報告標準差異并進行調整。
由于會計準則與企業實際運營狀況存在差異，因此，必須理清標準與實際運營狀況的差異。進行分析時，一般要對財務報表的構成要素進行調整，必要時重新編制財務報表。如為了將資產負債表與利潤表進行配稱分析，可以將資產負債表組合為經營性資產、經營性負債等，將利潤表組合為經營性利潤等，從而分析不同資產對企業收益產生的貢獻。
會計準則分析至少要能夠解答以下問題：進行橫向比較、縱向比較時，不同企業、企業不同時期所采取的會計準則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差異在哪里？會計準則變化的影響是什么？為了分析企業的盈利性與風險應對財務報表進行哪些調整等等。
在對會計準則進行分析時，必須關注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的影響。會計準則允許會計人員采取大量的職業判斷，如折舊年限、減值準備計提等。因此，分析準則的同時必須分析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是否合理。
（四）企業具體運營行為：企業既定戰略下資源運營成果的決定因素
完成前面闡述的分析后，企業財務報表分析進入了微觀的具體運營行為分析階段。這一分析過程中，必須詳細分析企業各類資產情況、負債情況、權益情況、持續經營活動盈利能力情況、非持續盈利能力情況等。
大量的比率計算應當在會計準則影響調整后進行。而計算出來比率后，必須分析其背后的具體運營活動，運營活動是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的具體來源。
這一分析過程主要應回答以下問題：反映企業盈利能力和風險的比率、因素是什么？通過行業橫向比較、企業歷史數據縱向比較，這些比率、因素合理嗎？企業具體運營活動對這些比率、因素影響的范圍有多大？具體運營活動可以改善嗎？
（五）盈利性和風險的綜合分析、預測：評估企業價值
完成前面的分析后，就可以綜合判斷企業的盈利能力和風險了。主要包括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對企業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影響、企業戰略對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影響、企業具體運營行為對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再綜合評價企業目前的盈利能力和風險。而最為關鍵的是要判斷上述因素的未來趨勢，從而預測企業的價值。
這一分析過程是一個綜合過程，它至少要回答以下問題：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因素具體有哪些、這些因素的具體影響程度如何？在未來，這些影響因素的發展趨勢如何？采用現金流量折現模型、經濟利潤模型等，預測企業的價值是多少？
以上五個階段的分析是相互緊密聯系的，同時，還存在反復的過程。比如，在分析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后，應再次分析企業戰略與財務報表的關系。
筆者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深化發展的今天，對外貿易經濟效益這個概念的這種界定，顯然存在著局限性，主要是將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混為一談，使得人們不能正確使用這個概念來研究有關對外貿易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以及指導中國的對外貿易實踐。因此，正確認識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重新定義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概念，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基本概念以及兩者的聯系與區別
在合理界定對外貿易經濟效益這個概念之前，必須首先搞清楚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這兩個基本概念的聯系與區別。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如果能夠使用較少的要素投入獲得較多的產出，同時消費者能夠以較低的價格獲得其所需要的商品，則經濟效率就越高；反之，經濟效率就越低。經濟效益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經濟活動所獲得的經濟利潤與所投入的總成本之比；經濟利潤越多而總成本越低，則經濟效益就越好；反之，經濟效益就越差。
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之間的主要聯系表現為，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在企業講究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的，這是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根本聯系。如果企業是理性的，即企業以利潤或經濟效益最大化為其根本目標，則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為了實現利潤或經濟效益最大化，企業就會不斷提高生產與經營技術水平以及加強企業管理，從而使得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進而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一個經濟社會并不講究經濟效益，那么企業就會缺乏改進生產與經營技術的動力，也不會加強企業管理，從而不會追求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進而也就談不上提高經濟效率的問題。另一方面，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在完善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會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過程就是提高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的過程。企業為了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就會不斷實現技術創新，同時在技術外溢的作用下，就會提高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又會促進市場競爭更為充分，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又會使得企業經濟效益下降，從而又迫使企業不斷地實現技術創新；如此循環往復，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會在市場競爭的均衡中不斷變化；市場競爭的結果會使得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波動變化，而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則總處于不斷提高的過程之中。總的來說，對于整個經濟社會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要使得所有企業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而是要使得企業在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形成并具有提高經濟效益的內在動力。
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之間的主要區別表現為：一方面，提高經濟效率是整個經濟社會的根本目標，而提高經濟效益是企業的根本目標，這是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一個根本區別。對于整個經濟社會來說，如果能夠使用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多的產出，同時消費者能夠以較低的消費支出獲得最大的效用，則經濟社會的生產就能夠節約經濟資源，減少資源耗費和浪費，從而提高了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對于企業來說，如果其產品的銷售價格越高而成本支出越少，則其經濟效益就會越好。現代微觀經濟學以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性假設為基礎來研究如何提高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影響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主要因素存在較多的差別：(1)從市場結構來看，在市場的長期均衡中，相對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來說，完全競爭市場具有最高的經濟效率，但完全競爭廠商的利潤或經濟效益是最低的；隨著市場壟斷程度的不斷提高，整個經濟社會的經濟效率會下降，但企業的經濟效益會越來越好。(2)從同一個時點的單個行業內部的不同企業來看，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生產或經營技術水平較高或管理能力較強的企業，顯然能夠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3)產業技術進步能夠提高經濟效率，但未必能給企業帶來較好的經濟效益。以中國彩電行業為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彩電行業的產業技術水平明顯低于當前的水平，那時彩電行業的經濟效率明顯低于當前的經濟效率，但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大多數彩’電企業的經濟效益好于當前的經濟效益。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較為簡單，20世紀90年代雖然中國彩電行業的產業技術比較落后，但那時市場供小于求，因此，那時彩電企業普遍能夠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而當前彩電行業的產業技術比較先進，但市場供大于求，因此，當前的彩電企業難以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由這一點來看，產業技術進步能夠提高經濟效率，而市場供求關系則是企業經濟效益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概念的重新合理界定
本文認為，應該將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概念作重新界定：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對外貿易活動所獲得的經濟利潤與所投入的總成本之比，經濟利潤越高而總成本越低則經濟效益就越好，反之經濟效益就越差。從企業、產業和國家層次來說，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又可以分外三個層次，(1)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活動所獲得的經濟利潤與所投入的總成本之比，這是對外貿易的微觀經濟效益；(2)單個行業的對外貿易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單個行業(如紡織服裝或機械電子或化工等等行業)內所有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企業所獲得的經濟利潤總和與所投入的成本總和之比，這是行業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3)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國所有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企業所獲得的經濟利潤總和與所投入的成本總和之比。影響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因素是復雜多樣的，同時影響不同層次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國內外市場的供求狀況是影響三個不同層次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為了更好地理解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概念，本文同時定義對外貿易經濟效率的概念：對外貿易經濟效率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對外貿易活動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產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則對外貿易經濟效率就越高；反之，對外貿易經濟效率就越低。同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概論類似，對外貿易經濟效率也具有三個層次的內涵：(1)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活
動的產出與所投入主比，這是對外貿易的微觀經濟效率。例如，出口生產企業通過改進生產工藝，可以一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降低產品的廢品率，在不需要增加較多投入的情況下便可能獲得較多的產出，于是，出口生產企業通過改進生產工藝就提高了經濟效率。(2)單個行業的對外貿易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單個行業內所有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產出與投入之比，這是行業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率。(3)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國所有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在開放經濟中，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經濟效率的重要內容；提高外貿企業經濟效率是提高單個行業對外貿易經濟效率的基礎，而這兩者又是提高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的基礎。當然，影響對外貿易經濟效率的因素也是復雜多樣的，同時影響不同層次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率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提高對外貿易的宏觀經濟效率，就是要以較少的經濟資源投入通過國際交換來獲得較多的產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以促進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的問題。
從整個經濟社會來看，經濟社會所關注的是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而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又會通過市場競爭影響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推動外貿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如此循環反復，在完善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外貿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理性動機就會推動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公平競爭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外貿企業就缺乏通過實現技術創新來提高經濟效益的內在動力，或者通過“尋租”之類的非公平競爭的方式來提高經濟效益，從而對外貿易的發展就不可能推動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和整體國民經濟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最為重要的是社會經濟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完善的市場環境，并促使外貿企業具有追求較好經濟效益的內在動力。
三、當前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對該概念進行重新界定的重要意義
以上分析表明，當前有關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概念實際上混淆了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概念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得人們對于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認識出現一定的偏差，也難以根據當前的概念來分析如何提高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和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率。筆者認為，當前的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益概念基本上就是本文的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的概念：然而，根據本文的概念界定，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益和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文通過重新合理定義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概念，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首先，能夠從理論上分清楚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與對外貿易經濟效率這兩個不同的概念，運用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能夠分別明確政府部門與外貿企業在當前不斷深化發展的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不同目標與作用。政府部門的目標與作用并非一定要取得較高的行業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和對外貿易的宏觀經濟效益，更為重要的是要形成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場競爭環境，要通過深化改革以及實施合理的宏觀調控來促使企業通過實現技術創新追求對外貿易微觀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外貿企業的根本目標就是要追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其作用就是為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而通過技術創新來促進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如果將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與對外貿易經濟效率的概念混為一談，就無法區分清楚政府部門與外貿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不同目標與作用。
論文關鍵詞:話語分析 聽力教學
論文摘 要:話語分析不是單純的從詞匯、語法等這些微觀方面分析，重要的是從語境，背景知識等宏觀方面分析。本文在總結話語的概念、特征的基礎上結合聽力理解的特殊性質提出了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聽力理解分析方法。
一、引言
國際上普遍認同以Zelling Harris于1952年發表的Discourse Analysis論文為話語分析的開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話語分析引進語言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使研究者們可以從多角度研究話語，出現了功能語法、語用學、認知語言學、計算機語言學等分支。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話語分析理論被引進國內，并得到不斷地吸收和創新。國內的研究較多的集中于其定義、理論基礎以及其在文學中的應用。當然，也出現了不少對話語分析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的研究。他們以不同的理論為指導從不同的角度研究話語分析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體現了話語分析對外語教學的深刻影響。但是，話語分析在國內的發展還比較年輕，所以研究者們對話語的定義、特征及其在教學中應用的認識不盡相同。而且，目前對于話語分析在教學中的應用，涉及到了聽力理解、寫作、閱讀理解以及關注教師話語的質量和數量等各個方面。鑒于此，本文將總結概括話語的定義及特征，結合聽力理解的特性，形成一種新的全面系統的話語分析方法，并應用到外語聽力理解教學中。
二、話語及話語分析
話語一些研究者叫做語篇或篇章，許多研究者給出了話語的定義。話語通常是指一系列的語段或句子構成的語言整體(黃國文，1988;朱元枚，2004)。Halliday and Hasan把語篇定義為和文化背景相聯系的語義單位。一段文章，不管長度如何，不管是以口語還是以筆頭表現形式出現，只要形成了一個整體，就是一個語篇。話語分析通常指的是對比句子/話段更大的語言單位所作的語言分析，目的在于解釋人們如何構造和理解各種連貫(coherent)的語篇(萬曉卉，2006)。還有諸如廖益清(1999，2001)等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定義話語分析。從以上的分析可知，不同的話語研究者依據不同的理論對話語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觀察和分析。筆者認為應從微觀語篇特征(詞素、單詞、短語、句子等)和宏觀語篇特征(背景知識、語篇知識)方面進行話語分析。
三、聽力理解的本質
Buck(2001)認為聽力理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聽力理解是一個充分利用來自各個方面信息的互動的過程，這些信息包括語言和非語言兩方面。Wipf(1984)指出聽者必須能夠辨別聲音、理解詞匯和語法結構、解釋重音和音調、理解意圖以及在就近或是比較大的社會文化上下文中解釋這種意圖。Rost(2005)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聽力理解過程，聽力是一個接受說話者真正所說的過程;一個加工和重新呈現的過程;一個與說話者協商回答的過程(合作目的);通過參與、想象、情感創造意義的過程。總之，聽力是一個復雜的、積極的解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聽者把所聽到的和他們已知的聯系起來。這些理論可以歸結為三類: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兩者相互作用。所謂自下而上是指聽力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是經過許多連續階段的過程，每階段的輸出又成為下一更高階段的輸入(Buck，2001)，又被稱為微觀信息處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聽者將聽到的內容出入到大腦，大腦對這些材料分成基本的語言單位，如語素、單詞等。接著把這些小的語言單位合并成較大的語言單位，如短語、句子、段落等，從而完成聽力理解。這種方法能夠正確地分析句子的成分，但是也很容易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面。所謂自上而下是指聽力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理解語言時應用各種知識(Buck，2001)，又被稱為宏觀信息處理過程。進入聽覺系統的信息，可以激活大腦中已存在的圖式，聽者利用這些圖式假設、推測及推斷，預測話語的發展，從而比較快而準確地理解話語所傳達的信息。經過創造性的思維和語言重新組合，重新構建與聽著原有知識結構相吻合的新信息，也就理解了說話者的意思(Anderson and Lynch，1988)。但是聽力理解過程不是簡單的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的過程， 而是兩者相互作用的信息處理過程。在這過程中，是沒有固定的順序的，任意順序都可以使用，甚至可以同時使用、互相作用和影響。語言不是孤立的聲音、詞素、詞匯和句子的結合，而是一個表達意義為目的的有機系統。因此，在理解話語時，不僅要用語言知識，同時還要運用非語言知識，即要運用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達到聽力理解的目的。
四、話語分析在聽力理解教學中的應用
根據話語的定義、特點及聽力理解的特性，對聽力理解的分析應該微觀和宏觀兼顧。既要分析聽力理解話語的詞、句等微觀成分，也應從語言運用的環境和語篇整體去理解。這要求在聽力理解的教學中，主要加強對詞匯、語法知識，背景知識，語篇知識的練習。 轉貼于
(一)微觀分析詞匯、句子和語法知識
詞匯、句子和語法知識是理解任何語篇的基礎。聽力理解中，足夠的詞匯量和準確的語法知識能快速而正確的達到理解的目的。筆者在實驗中，把聽者分為兩組，提前把即將聽到的語篇中的詞匯和語法告訴第一組;另一組直接收聽聽力部分。結果證實，第一組的成績比第二組的高。可見，詞匯和語法對聽力理解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聽力教學中，要多補充類似場景的詞匯和關鍵句型。
(二)了解背景知識和社會文化知識
心理語言學家、認知和信息處理研究者心理學將人們在理解和學習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進行分類，分為兩種:自上而下認識和自下而上認識。前者是指利用先前已有的知識來分析處理所接受的信息，后者是指理解事物主要利用剛得到的信息中的單詞、句子等材料(Brown and Yule，2000)。先前已有的知識可以統稱為背景知識(包括社會文化知識)，是一個人所有經歷、知識和教育等。在聽到類似場景的信息時，頭腦中會激活已存的這些信息。一旦聽著頭腦中已有這種對話場景，聽力理解過程就可以推測和假設來完成，即使遇到難懂的單詞，也不影響理解。
(三)宏觀把握語篇知識
對話語的理解涉及很多因素，在聽力理解過程中，隨著話語的展開，聽話者需要根據話語的上下語境分析，雖然話語是由一系列句子構成的，但句子意義要受到話語宏觀結構的制約，對單個句子的理解并不能說明說話者已經理解了整個話語。這就需要在聽整個語篇前預讀所給出的信息，整體把握談話內容。
(四)掌握話語的銜接和連貫
話語的銜接和連貫手段是語義的傳接紐帶，起到暗示的作用。如一些表示增補或遞減的連接詞moreover，furthermore，besides等;表示轉折的詞but，anyhow，actually，however;表示因果關系的詞，therefore，so，hence等，聽者根據這些詞語確定聽的重點。在聽力教學中，引導學生掌握話語的銜接和連貫，從而達到理解聽力材料的目的。
五、結語
聽力理解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既是微觀分析又是宏觀分析的過程。話語分析理論為聽力理解教學提供了新的觀點。在教學實踐中，既要從微觀方面的詞匯、句子、語法知識方面，又要從宏觀把握語篇的知識和語篇的連貫、銜接。筆者相信，通過把話語分析知識引進聽力理解教，可以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果。
參考文獻
[1] Anderson，A.and T.Lynch.Liste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
[2] Brown，G.&G.Yule.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關鍵詞：生態監測；環境監測；監測技術
中圖分類號：X8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2）-06-0138-2
近年來，由于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洪水泛濫等各種生態系統破壞問題日益嚴重，促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環境監測問題。人們意識到，對環境監測，常規情況下一般采用理化指標和生物指標監測，這種著眼局部的監測方法只單純的測定了環境中的有害因子，不能對整個環境綜合評價。而生態環境監測則可以對整個環境生態進行綜合評價，對其發展趨勢、存在的問題進行監測和評估[1]。
1 生態監測的概念
所謂生態系統是指生物群落與其生存環境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關系。一個成熟而穩定的生態系統，例如農田、森林、草原、荒漠、湖泊、海洋、動植物等生態系統，其系統內部以及系統與外部系統的物質交換和能量交換處于相對穩定狀態。生態系統的形成需要漫長的時間，一旦破壞，其恢復或形成新的平衡系統，同樣需要漫長的時間。我們所指的生態監測對象指的就是上述生態系統。
生態監測，目前尚未有統一的定義。有觀點認為生態監測就是生物監測，認為生態監測包括生物監測和地球物理化學監測，是對自然因素和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所做的觀察和監測。但生態監測涉及的范圍遠比生物學科更廣泛，且不能以固定的生物物種來進行評價，因此科爾克威茨和馬森（Kolkwiz and Marsson）認為生態監測就是利用生物群落的變化來評價環境，重點是評測自然生態系統的生物反應。2011年，我國環境保護部的《環境生態評價技術導則-生態影響》（HJ 19-2011）對生態監測的定義是：運用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對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狀況及其變化趨勢進行的測定、觀察。這一定義從方法、對象、目的方面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闡述。
2 生態監測的類型
按照對象及其空間范圍來分，生態監測可分為宏觀生態監測和微觀生態監測。
2.1 宏觀生態監測
宏觀監測的空間范圍比較寬泛，至少應在一定區域范圍之內，最大可擴展到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甚至全球，主要監測區域范圍內具有特殊意義的生態系統的分布、面積及生態功能的動態變化。宏觀生態監測主要采用遙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和生態制圖技術，輔以區域生態調查和生態統計手段。監測的信息多以圖件的方式輸出，將其與自然本底圖和專業圖件比較，評價生態系統質量的變化[2,3]。
2.2 微觀生態監測
微觀生態監測范圍較窄，是對一個或幾個生態系統內部的各生態因子進行的物理和化學的監測，其對象是具體的生態因子在人類活動下的變化。這項工作以大量的野外生態監測站為基礎，輔以流動監測或空中監測。每個監測站點的地域面積并不確定，最大可包括由幾個生態系統組成的景觀生態區，最小也應代表單一的生態類型，只是監測的對象是生態系統內部的具體生態因子。微觀生態監測按照內容，可分為：
2.2.1 干擾性生態監測 指對人類特定生產活動干擾生態系統的情況進行監測，如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森林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水文過程和物質遷移規律的改變；草場過度放牧引起的草場退化，生產力降低；濕地的開發引起的生態改變；污染物排放對水生生態系統的影響等。
2.2.2 污染性生態監測 主要指對農藥及重金屬等污染物在生態系統食物鏈中的傳遞及富集進行監測。
2.2.3 治理性生態監測 指已破壞的生態系統經過人類治理后，對其生態平衡恢復過程中的監測，如對沙漠化土地治理過程的監測。
以微觀生態監測為基礎，以宏觀生態監測為導向，把兩種不同空間尺度的生態監測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地了解生態系統受人類活動影響發生的變化。
3 生態監測指標體系
3.1 生態監測指標體系
生態監測指標體系主要是指能夠代表生態系統基本特征的具體項目。設置指標體系時，首先要考慮生態系統類型及系統的完整性，并且要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的功能以及不同生態類型之間的相互影響。一般說來，陸地生態系統（農田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草原生態系統荒漠生態系統等）指標體系包括氣象、水文、土壤、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六個要素，水文生態系統（淡水生態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指標體系包括水文、水質、底質、浮游植物、浮游動物、游泳動物、底棲生物和微生物八個要素，不同生態系統的要素的基本指標有所不同。
3.2 生態監測指標確定原則
進行生態監測首先要選擇生態監測指標。其選擇的原則是：具有代表性，能反映生態系統的層次及主要生態環境問題；選取敏感性高、受外界條件影響大、改變快的指標作為優先監測指標；綜合反映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多種指標；可操作性及實際監測能力。除設置常規性指標外，每種類型的生態系統還應該根據自身特點設置反映各自特點的選擇性指標，二者共同構成生態監測站的指標體系。
4 生態監測技術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