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7 14:43:5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雙減政策的本質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雙減”政策出臺后家長們喜憂參半，既有緩解壓力之感，又有莫名的不安。家長的擔憂聚焦于幾個問題：減少學科類校外培訓，會不會造成階層固化？市場需求仍在，會不會造成“私教”盛行？“雙減”會不會造成孩子“放羊”？“雙減”后，什么樣的孩子會脫穎而出......
想弄明白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分析“雙減”政策的底層邏輯：針對學科教育，要把學科教育回歸學校教育的主陣地，減輕家庭負擔。
由此可見，“雙減”政策將進一步推動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回歸各自的角色。“雙減”政策出臺前，家庭與學校出現同質化趨勢。學校像考場，家里還是像考場。
受市場宣傳的影響，家長們大都別無選擇又極其負責地將孩子送進培訓班或在家給孩子布置額外作業。當校外輔導被政策性叫停，家長們失去了方向。停下來，分析一下政策，找到家長可以嘗試的角度。
家長要怎樣
把時間還給孩子呢？
文件第二項第5條規定：“分類明確作業總量。學校要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鞏固練習；小學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60分鐘，初中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90分鐘。”
第三項第9條規定：“保證課后服務時間。學校要充分利用資源優勢，有效實施各種課后育人活動，在校內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引導學生自愿參加課后服務。課后服務結束時間原則上不早于當地正常下班時間；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校應提供延時托管服務；初中學校工作日晚上可開設自習班。學校可統籌安排教師實行‘彈性上下班制’。”
根據這兩條可以推斷：孩子的作業和在校完成作業的時間都會有所調整，那么回家后的自由時間肯定增多，取消校外培訓會進一步增加空余時間。那么家長要怎么做，才把時間給孩子呢？
一是密切家校聯系。積極參加家長會、家長學校，主動與教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狀況，制訂有針對性的家校聯動教育方案，構建和諧家校關系。
二是更新育兒觀念。了解孩子的身心成長規律，提升自身育人素質和能力，理性規劃孩子未來發展方向，不盲目送孩子參加校外培訓。
三是融洽家庭氛圍。細心關注孩子思想情緒變化，傾聽孩子心聲，做孩子的朋友，形成良好溝通互動模式，幫助孩子排憂解難。
四是要指導學生合理用好在家時間。督促孩子按時就寢，確保充足睡眠。適度安排家務勞動，加強體育鍛煉，開展親子閱讀等。加強孩子網絡行為監管，及時發現、制止。
五是不妨將重心轉移到培養孩子習慣上來。習慣的養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積月累、水滴石穿，這個過程離不開外力的推動，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他律到自律的過程。閱讀的習慣能有效促進思維的發展；運動的習慣能有效促進注意力和專注力的提高；勞動的習慣能幫助孩子確立正確價值觀、責任感，提升獨立能力；參與家庭生活的習慣有助于孩子公民意識的培養；興趣愛好的習慣有助于塑造培養健全人格，全面發展，建立自信，積極健康。好習慣成就好未來，孩子就更容易獲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內驅力也會更足。
哪些學習習慣很重要
這里列表供大家參考
沒了校外輔導
怎么辦？
文件第四項第14條規定：“規范培訓服務行為。建立培訓內容備案與監督制度，制定出臺校外培訓機構培訓材料管理辦法。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嚴禁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從事學科類培訓，嚴禁提供境外教育課程。”
家長對這條規定會本能的出現緊張。沒了輔導，考試怎么辦？
此時，家長不妨問自己三個問題：
1.孩子通過校外輔導獲得了穩定而持久的分數增長嗎？2.分數的提高等同于學業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嗎？3.孩子在接受輔導后，學習習慣和方法有積極、長效的變化嗎？
想清楚這三個問題，就可以客觀地評估校外培訓對自己孩子的價值。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訓機構，而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雙結合。好的成績，不是靠刷題刷出來的，教育肥沃的土壤，還包括家庭和睦、自我驅動等。
再看文件第五項第18條“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堅持以學定考，進一步提升中考命題質量，防止偏題、怪題、超過課程標準的難題。逐步提高優質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比例......”
這里有兩個重要信息：命題趨勢和招生指標分配。
先看命題。防止偏題、怪題、超標題，那什么題最重要？當然是課堂上老師講解的題。這就形成了一個系統：課堂--作業--考試--評價。再看招生。文件強調了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比例，其本質是突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均衡趨勢。
家長還應對戶籍所在區域的公辦學校有所關注和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師資情況、校園文化、課程建設、學生活動等一系列因素都會對孩子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針對這一變化
家長可以怎么辦呢
這里列表供家長參考
此外，教育部積極推進課后服務工作，不斷健全完善課后服務有關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家長應予以積極配合。學校開展課后服務，可以有效解決家長接送難、孩子沒地方去的問題；可以充分利用課后時間，提供豐富多彩的服務內容，為學生提供學習和發展空間；還有助于更好地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求，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
隨著教育均衡化、區域化的發展，學校間也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我們常和家長強調：孩子的身上有家長的影子。
家長改變，孩子改變。
“雙減”政策后，家長角色回歸。
一、能源革命由創新和技術進步推動
碳達峰、碳中和將引發以去碳化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從而為全球科學家和社會各界提供廣闊的創新平臺和合作空間，催生基礎研究領域一系列新理論新方法新手段，孕育一系列重大顛覆性技術創新，帶來新產業、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乃至新的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縱觀世界歷史，每次能源革命都是由技術革命引發的，由發明某種動力機械帶動對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甚至引發工業革命。蒸汽機的出現引發以煤炭大規模開發為特征的第一次能源革命；內燃機的誕生促發以石油開發利用為代表的第二次能源革命。而今，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動力，不僅要替代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電、氫及其載體(如氨)可能成為新的能源組成，構成全新的能源體系。無論是能源生產端低碳化，還是能源消費端提效，都離不開技術進步以及創新的支撐。碳達峰碳中和將成為世界各國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競技場”。實現“雙碳”目標，既要材料、制造工藝和能源等方面的技術更新迭代，也要工業、農業、交通、建筑等領域的挖潛提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我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活動中，化石能源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現階段，我國用得最多的能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氣、可再生能源與核能等化石能源。2020年，我國能源活動中，化石能源活動占56.8%，排放的碳占比很大。因此，為了減少化石能源碳排放，我國對相關技術進行了大量研發、創新和應用。例如，鋼鐵、水泥、化工等高能耗高排放大戶中，碳排放量主要與生產技術工藝相關。實現工藝流程低碳再造是碳減排的關鍵和核心技術。我國為了推動化石能源向高值、高效和清潔轉化發展，在碳基分子轉變為化學品和新材料等方面進行了關鍵技術攻關。科技部依托重點研究計劃，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節能技術、可再生能源與氫能技術、儲能與智能電網技術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研究，未來還將啟動“碳中和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重點專項。中國科學院完成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碳收支認證及相關問題”“低階煤清潔高效梯級利用關鍵技術與示范”等項目，啟動了“變革性潔凈能源關鍵技術與示范”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以能源技術革命推進能源革命。
二、在“雙碳”領域“領跑”成為新時代新使命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支撐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碳金融機制研究”（編號：10CJY076）；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關鍵支撐政策與技術研究”（編號：2012BAC20B08）；財政部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贈款項目“我國應對氣候變化融資：戰略、機制和政策體系研究”（編號：2012064）；中央財經大學科研創新團隊支持計劃及中國財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支持。
摘要 空間靈活性決定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流動性水平和定價機制效率，但目前我國采取的是“先試點后推廣”的自下而上的碳交易市場構建模式，這會導致市場的碎片化問題。如何將多個并行運轉的區域碳交易市場進行連接，構建全國性市場，是中央計劃者必須要提前考量的問題。市場連接的目標是建立統一的價格信號，這需要設計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在避免系統失靈的同時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本文從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出發，研究了懲罰水平與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對價格信號的決定性因素，同時討論了最新的價格管理機制――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一種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該策略通過運用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懲罰水平以及動態分配、安全閥機制、產業政策、邊界措施等），避免系統性失靈，同時不斷評估各個系統的運行參數，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促進子系統之間的融合，逐步形成統一的價格信號，為中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開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 碳交易市場；連接；價格信號；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 F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11-000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2
氣候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外部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將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的外部成本內部化，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簡稱“碳交易市場”）是最基本的經濟手段，并成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流方式之一。碳交易市場的目標是建立有效價格信號，尋找到成本效率最好的減排區域。有效的價格信號取決于兩個因素：空間靈活性和時間靈活性。空間靈活性的本質是建立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即不同國家和地區交易系統之間的連接，形成一體化的全球碳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水平。Vrolijk和Grubb的研究證明柏林條約如果引入空間和時間靈活性的話，可以有效降低排放[1]。時間靈活性的本質是保證市場交易周期的連續性，避免由于減排目標階段性調整導致市場預期發生變化。市場流動性水平和預期的穩定性決定了碳價格的有效性。本文主要研究碳市場的空間靈活性問題，即如何通過構建全國性市場，擴大市場的流動性水平。
在實際應用中有許多因素會限制碳交易市場的空間靈活性。例如政治制度的局限使得不同行政管理體系下的碳交易市場難以相互連接；減排目標和減排成本的極大差異所帶來的碳泄漏風險，使得市場連接后出現成本轉移的問題；不同的交易規則設置也是阻礙碳市場連接的關鍵障礙。由于碳市場當前的主要目標是為區域減排服務，因此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多樣性，流動性也受到很大限制。然而，從長期來看，隨著各個碳交易市場金融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合約與規則的標準化，以及全球氣候立法的完善，可能會逐步向統一的方向發展。
1 文獻綜述
不同于歐盟自上而下的跨成員國排放交易系統，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自下而上的發展思路。在配額交易機制方面，中國政府從2011年開始推動區域碳交易市場的試點工作。目前已在多個省市成立碳交易所，推動區域碳交易制度的建設。其中上海、廣東走在最前列，已經頒布了部分交易規則，但仍有大量的細則有待研究和討論。在項目減排量機制方面，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2年6月印發了《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簡稱《暫行辦法》），制定了核證自愿減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簡稱CCER）的管理規則，并允許CCER進入國內配額交易市場中。
盡管中國建立碳交易市場的啟動時間較晚，但如果有效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獲得后發優勢。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并行運行有諸多的優點，例如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體現差異化的減排目標和成本，提高碳交易市場的運行效率。但七個省市各自獨立開展區域碳交易市場的設計，必然會出現規則不統一的問題，導致未來的相互連接和擴展（即所謂“推廣”）出現極大困難。
雖然一個全球統一的碳市場在短期內很難出現，但是各個市場之間通過配額和減排量互認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連接。兩個系統的互聯可以創造新的市場機會，促進資源的流動，降低總體減排成本，實現雙贏的目標。排放權交易系統連接方面已經有一些零散的研究。Stavins認為共有三種連接方式[2]：國家排放交易系統與地方區域交易系統的連接，世界不同排放交易系統之間的連接以及廣義上排放交易系統與其他國家氣候政策的連接。Stavins指出將區域交易系統連接為國家交易系統可以避免重復計算，規則沖突等問題。Stavins提出了“事件連接”的方法，即當其他國家設定更加嚴格的氣候政策時，美國的排放交易系統統一加強排放總量控制，這使得美國的交易系統與其他國家的氣候政策產生了連接。此外，其他國家的高排放產品進口美國時，企業也需要購買一定數量的配額，從而避免碳泄漏，促進發展中國家采取減排行動[3]。Jaffe和Stavins認為將美國排放交易系統與歐盟排放交易系統連接，可以大大降低全球減排的成本，但是由于短期之內如何確定連接水平非常困難，因此可行的方案是與CDM機制連接，從而顯著降低美國的減排成本[4]。Jaffe和Stavins等將連接方式分為直接連接和間接連接：直接連接包括總量控制系統與碳抵消機制的連接以及總量控制系統之間的連接；間接連接包括多個總量控制系統通過共同的碳抵消機制連接以及多個總量控制系統之間的間接連接[5]。他們指出系統連接的優點除了降低成本之外，還可以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市場流動性，有助于“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實施，也可以降低碳泄漏的發生。同時，Jaffe和Stavins等也指出盡管可以降低總體成本，連接也會對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導致國家之間產生新的資本流動，并降低各國對本國交易系統的控制能力[5]。連接的程度和規模都會影響到政府對本國系統的控制力。在短期之內，各系統將以自下而上的間接連接為主，而從長期來看，各國交易系統可能會主動尋求連接的機會，以促進國際協議的形成。
但這些工作僅僅局限于兩個交易系統的靜態連接，并沒有從中央計劃者的角度研究在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同時運行的情況下，采用何種調控工具和路徑，建立一個全國性市場。本文認為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構建應該是一個多系統動態連接的過程，不應破壞已有的碳價格體系，也不應被動等待各個系統的自發連接，而是應該采取“以點看面”，“自上而下”的思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研究在現有的中國碳市場發展格局之下，即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并行運行的環境下，如何進行制度和路徑安排，促進各個試點市場的協調發展，逐步推動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形成。因此，本文將從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出發，提出一種漸進的宏觀調控策略，促進市場的連接和統一價格信號的形成。
2 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
2.1 基本定價原理
2.1.1 定價模型
Cronshaw，Kruse以及Rubin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經證明在允許儲蓄和借入規則的排放權交易市場上，存在減排成本最低的均衡最優解，而排放權的價格等于市場上最廉價的污染控制方案的邊際成本[6-7]。Seifert對CO2排放權價格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基于最優減排決策建立了單一人模型[8]。人在購買排放權和采取減排行動之間做出決策，其決策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未來排放的預期。Carmona等在假定生產成本，出售排放權和商品收入符合隨機過程的情況下，證明排放權價格等于貼現的懲罰水平乘以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9]。Chesney和Taschini假設企業排放符合幾何布朗運動，進一步刻畫了累積排放過程，并采用線性方法對累積排放函數進行了近似處理[10]。Chesney和Taschini建立了允許借入和儲蓄的雙公司多周期不對稱信息價格動態模型，并將其推廣到多公司的情形，證明排放權的價格路徑依賴于未來排放權短缺的概率，懲罰水平以及貼現率[10]。
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中，企業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以利潤最大化作為決策依據，下面基于單個代表性企業，建立碳排放權現貨定價模型。
假設（Ω，F，P）為一個概率空間，F=（F0）為F0=σ（Q0）的測度，企業的排放符合布朗運動：
其中，Qt為企業在時間t的排放量；Q0為企業的初始排放量；μ為企業排放自然增長率；σ為隨機因素。
假設X0為企業初始購買（X0>0）或者出售（X0
假設初始狀態排放權的價格為S0，則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可以轉化為成本最小化問題：
此最小化問題的一階條件為：
為了求得該問題的解析解，假設T為無限小量t，可得：
由此可見，排放權價格取決于懲罰水平以及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下面分別對這兩個驅動力進行討論。
2.1.2 懲罰水平
懲罰水平已被廣泛地使用，作為排放實體無法交付相應排放權的處罰，也成為碳排放權定價機制的基本要素。該價格對市場價格具有參考作用，也是碳價格的最高上限，應當處于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要對企業產生成本上的壓力，但又不能過高以致失去意義，如歐盟碳交易市場第三期的懲罰水平為100歐元/tCO2eq。
作為一個外生參數，懲罰水平通常在系統運行前規定。由于懲罰水平是市場設計者傳遞的第一個價格信號，在價格機制中起到重要的基準作用，因此可以作為中央計劃者宏觀調控的第一個參數。中央計劃者應當盡早制定統一的懲罰水平，形成全國市場相同的價格基準。
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上并沒有明確的懲罰水平，只有深圳市規定懲罰水平為市場價格的3倍。但是由于跟排放權價格進行了掛鉤，這一懲罰水平所傳遞出來的價格信號非常模糊和脆弱。正常情況下，市場價格的波動僅僅由排放權稀缺的概率決定，但在式（4）中，懲罰水平P不再是常量，而是排放權價格S0的函數，即懲罰水平也成為引起價格波動的決定因素，這會形成一個自反饋環，導致市場價格波動失控。
2.1.3 排放權短缺的概率
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決定了市場價格的波動規律。根據式（5），這一預期由兩個因素決定：排放自然增長率μ，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σ。μ由經濟增速，能源結構等因素決定，而σ則代表了外部擾動，如需求波動、天氣變化以及排放數據本身的不確定性。當預期排放自然增長率μ增加時，排放權價格S0將上升，當隨機因子σ增加時，排放權價格S0也將上升。
排放自然增長率μ和隨機因子σ兩個參數可以用來刻畫交易市場的外部特性。這兩個參數相近的交易市場價格驅動力相似，更容易進行連接。中央計劃者應當不斷評估每個交易系統的排放自然增長率以及隨機因子，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
2.2 價格管理機制
如前所述，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上，碳排放權價格取決于懲罰水平以及對排放權短缺概率的預期。但由于碳市場是人為設計的市場，總是存在許多無法預知的設計缺陷、漏洞或不足，例如供給過度，初始分配不合理等。因此，實際碳交易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要復雜的多，價格管理作為一種價格調控機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場設計之中。當前價格管理的主流方式包括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
價格上下限則是一種非常直接的價格管理手段，即直接規定碳價格允許的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例如中國政府規定出售的CER價格不得低于8歐元/tCER。價格上下限的優點是能夠非常嚴格地控制碳價格過高或者過低，缺點是破壞了市場正常的定價機制，當供給過度或過少時，市場價格可能會長期停留在上限或下限，使得碳市場失去定價功能。從本質上講，懲罰水平可以看作價格上限的極端情形，即觸發的概率不同，一般而言懲罰水平觸發的概率接近于零，而價格上限觸發的概率要高得多。
安全閥機制目前主要應用于美國的區域交易市場內，本質上是通過調整項目減排量的使用額度來間接調整供給，緩解價格波動過大的情況。例如，RGGI設定了兩個安全閥值。第一個安全閥值用于應對初始分配不合理致使配額價格過高的問題，即在每個履約期的前14個月內，若市場價格的滾動平均值連續12個月高于安全閥值，則延長履約期長度。這個規則將使市場有足夠的時間來吸收初始分配帶來的價格過高風險，重新調整到均衡區間。第二個安全閥值也是為了解決供求關系過度失衡帶來的市場風險。如果連續兩次出現了第一個安全閥值機制生效的情況，則說明配額的供給嚴重不足，此時將允許項目減排量的來源從美國本土擴展到北美以及其他國家，并將其使用比例上限提高到5%，在某些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可達到20%。
動態分配是一種更為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與安全閥有些類似，所不同的是動態分配是當價格出現異常時，政府修正配額供給曲線，調整供求結構，從而直接影響市場價格。政府修正配額供給曲線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新增或者回收配額，第二種是不改變配額總量，修改供給曲線的斜率，例如將近期的配額推后發放，或者將未來發放的配額提前發放，前者稱為后裝載機制（Backloaded），后者稱為前裝載機制（Frontloading）。無論前裝載機制還是后裝載機制，都是為了平緩供給曲線，盡可能與經濟周期平衡，但并沒有改變供給總量（即供給曲線包圍的面積）。這種措施“是在極特殊情況下解決嚴重不平衡的情況”，皆在改變中短期內的市場供求結構，而對供求關系的長期預期并沒有變。
3 全國市場的構建與宏觀調控
3.1 市場構建的基本原理
排放權的價值有兩種：環境價值和經濟價值。環境價值體現了溫室氣體排放對于環境的單位外部性影響，采用tCO2當量作為計量單位；經濟價值反映排放權的邊際減排成本。理論上只有當兩個不同交易市場的排放權環境價值和經濟價值均相等時，才能夠認為具有了同樣的價值，具備了市場連接的基礎。但由于邊際減排成本和供求關系的設計有很大的差異化，每t排放權的經濟價值在不同交易市場內是不同的。
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相互連接的兩個交易市場的碳價格會逐漸趨于一致。圖1中歐洲交易市場與美國交易市場連接之后，歐洲可以通過購買美國的排放權降低減排成本，美國企業則可從中獲利，同時系統的流動性得到極大提高，最終價格趨向一致。市場連接所帶來的收益規模取決于經濟剩余的多少。但是對于減排成本在不同區域的轉移預期會阻礙兩個交易市場之間的連接，而中央計劃者主導的強制性連接又很可能帶來結構性破壞，導致市場
機制失靈。因此，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構建需要尋找一種溫和的方式，通過中央計劃者適當的調控來激勵市場之間的自發連接。
假設碳交易市場A的排放權價格為SA，碳交易市場B的排放權價格為SB=2SA。如果從環境公平性出發，A和B市場的排放權是等同的，但從經濟公平性出發，B市場每t排放權價值是A市場的兩倍。
一種簡單的連接方式是將A市場排放權按照2∶1的比例進行折算，與B市場合并。但這種折算方式會對市場產生很大沖擊，大量低價排放權的引入會導致B市場價格下跌。該種方式比較適合市場規模差異懸殊的合并，沖擊可以忽略；而對于兩個市場規模相近或者多個市場同時合并的情形，可能會導致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破壞價格體系。本文重點討論一種溫和的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使得中央計劃者逐步建立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以中央計劃者為出發點的全國碳交易市場構建的核心目標是促進價格信號的融合。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達到兩個要求：第一，在盡可能減少外部沖擊和結構性破壞的情況下，循序漸進地推動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形成；第二，開發宏觀調控工具，建立“系統的系統”，以應對單一碳交易系統的失靈問題。
從系統學的角度來看，全國碳交易市場是一個包含著多個子系統的控制體系，這一體系的目標是在各個子系統正常運行的情況下，通過一個反饋環實現多系統協同運行，并逐步調整系統結構，向單一的系統平穩轉換。通常情況下，各個子系統應當有效且獨立地運行，無需政府的干預。但由于各個子系統處于同一個經濟體內，并非物理上獨立，可能會出現普遍性的系統失靈，或扭曲本國產業的公平競爭環境。因此，全國碳交易市場的構建需要加強子系統之間的信息交流，提升協同性，解決機制失靈的共性問題。全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見圖2。
由中央計劃者建立各個子系統的信息交換機制，并進行協調管理。由于碳交易市場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帶有產權屬性的虛擬商品，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界定、記錄和管理，其本質上是一種產權系統。產權系統的設計在技術層面體現為國家登記薄。國家登記薄與各個交易系統登記薄相互通訊，記錄和管理每個賬戶中排放權和排放數據的情況，避免重復計算等問題。這些數據用來反映碳交易市場作為一種排放控制工具的使用效率和性能，在結合經濟數據進行系統性評估之后，通過宏觀調控工具來對交易市場活動進行合理調整，確保碳交易市場總體目標的實現，同時尋找最優的連接機會，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3.2 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
實際的碳市場價格由兩個層面的因素決定：首先，懲罰水平和對排放權短缺概率的預期是價格信號的基本驅動變量；其次，日益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也會對市場價格的波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市場連接需要綜合考慮這兩方面的因素。
價格管理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調控手段，因此全國碳交易市場的構建實際上是一種以建立統一價格信號為目標的宏觀調控過程，即通過運用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避免系統性失靈，同時不斷評估各個系統的運行參數，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促進子系統之間的融合，逐步形成統一的價格信號。典型的宏觀調控工具包括懲罰水平以及動態分配、安全閥機制等。圖3給出了中央計劃者的漸進式宏觀調控流程圖。
該調控策略的特點是綜合考慮了對價格失靈的調控以及市場連接的雙重目標。具體實施策略如下：
（1）中央計劃者首先設定全國統一的懲罰水平，作為價格信號的基準；
（2）不斷估算各個子系統的排放自然增長率μ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σ，尋找這兩個參數相近的系統，評估最優的連接機會。
（3）如果出現了連接機會，則對價格波動區域和價格管理機制進行分析，并作出是否連接的決策，制定連接方案；否則進入步驟（4）。
（4）如果各子系統市場價格普遍出現了異常，則啟動安全閥機制或動態分配機制，以解決系統性失靈問題。
（5）對各交易市場的外部影響進行評估，如碳泄漏，競爭力，公平性等，修訂產業政策，或使用其他輔助調控工具。
價格管理機制的連接較為復雜，那么中央計劃者就必須從一開始協調各個交易市場的價格管理機制。價格上下限是較難處理的規則，因為上下限的存在約束了市場機制的定價功能。如果A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為[PAL，PAH]與B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PBL，PBH]接近，那么這兩個市場相互連接時，只需取其并集作為新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這相當于放松了價格上下限的約束。因為流動性的擴大提高了市場自身的運行效率，放松價格管制有助于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如果兩個價格上下限區間距離較遠，則說明兩個市場處于不同的均衡區域，不適合進行連接。
安全閥機制通過調整項目減排量的使用比例來微調供給曲線。大多數碳交易市場均允許使用一定數量的項目減排量，中國政府也允許CCER進入國內配額交易市場內，這提供了一個新的宏觀調控工具。各個交易市場可以自行設計安全閥機制，確定項目減排量的使用比例和觸發條件，這不會成為市場連接的障礙。但中央計劃者應當保留運用安全閥機制調控整個市場供求的最高權限。如果由于經濟周期等外部因素導致交易市場出現了普遍的價格失靈問題，中央計劃者可以統一提高或降低CCER的使用上限。
動態分配與安全閥機制的功能相似，不同之處是調節排放配額的供給和需求。在經濟出現大幅度波動時，可能會出現價格失靈的現象，供求關系偏離均衡區域，而安全閥機制也失效。此時，可以考慮向各個交易系統回收或者增發少量配額，以改善供求關系。但國家儲備不同于交易市場自身的儲備，只有在交易市場儲備已經無法有效解決供求失靈的情況下，才能啟用國家儲備。安全閥機制和動態分配機制使得中央計劃者能夠對交易市場進行宏觀調控，這相當于在各個交易市場之間形成了間接連接，將有助于全國性市場的構建。
3.3 其它要素設計
3.3.1 評估系統
評估系統的主要目標是評價碳交易市場的真實減排貢獻以及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由于碳交易市場自身并不能剔除外部因素的影響，因此排放量的上升或下降的原因需要進一步識別；此外，碳交易市場僅能覆蓋部分行業和部分區域，碳市場價格信號的作用空間是有限的，可能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復雜的影響，因此也需要進行評估。評估系統的設計如圖4示。排放指標（包括單位GDP排放，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總排放等）是最重要的評估指標，但這些指標并不能體現出真實的減排貢獻，需要剔除經濟周期波動，以及天氣等外部因素對排放的影響，計算碳交易市場實際產生的減排量。然后在此基礎上需要進行行業評估。對行業的評估側重于碳泄漏和競爭力。碳泄漏主要通過分析投資在交易系統內外之間的流動情況進行判斷。由于碳市場只是覆蓋了部分行業和部分區域，因此可能會出現投資從碳市場向外部轉移的問題，從而產生碳泄漏。競爭力評估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與國外產業之間的競爭力評估，以及產業內競爭力評估。實際上，競爭力與碳泄漏是緊密相關的，因此可以將這兩者綜合起來進行評價，例如通過分析進出口量、消費和投資與排放之間的計量關系，來綜合評定一個產業的增長是否與碳價格產生了顯著的相關性。通過進一步比較該產業在不同碳交易市場內的表現，可以識別不同的市場規則是否對該產業產生等同的影響，如果影響不均等，則說明碳交易市場可能扭曲了產業內的公平競爭，應當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
3.3.2 輔助調控工具
輔助宏觀調控工具包括產業政策、邊界措施等，其功能是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產業政策用來解決與公平競爭相關的問題，即保持本國產業內競爭的公平性，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由于碳交易市場只納入了排放量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而中小企業并不受到碳交易市場的直接約束，為了保持產業內競爭的公平性，需要對中小企業施加等同的約束政策。典型的產業政策有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即對中小企業施加節能減排的強制性指標，使其承受與大企業相同的減排壓力。由于不同省市可能出現競爭保護的問題，因此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統一調控，避免地方保護主義。
邊界措施用來保護本國的產業競爭力。在本國采取碳交易約束政策后，為了避免碳泄漏，損害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需要引入邊界措施。常規的邊界措施包括征收碳稅，購買國際儲備配額等，其根本目的是讓國外產業支付等同的碳成本，以形成公平競爭。
在多個碳交易市場并行運轉的環境下，中央計劃者調控的目標是維護產業競爭的公平性，并解決普遍性的機制失靈問題。但宏觀調控工具的使用必須盡可能減少對各交易市場本身的干預。
4 結 論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構建實質上是將多個交易市場進行連接，建立統一的價格信號。在完全競爭的碳市場上，價格信號取決于懲罰水平和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懲罰水平是市場設計者傳遞的第一個價格信號，在價格機制中起到重要的基準作用；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決定了市場價格的波動規律，取決于排放自然增長率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因此，市場的連接應當首先從這些因素入手，尋找潛在的最優連接機會。
由于碳市場是人為設計的市場，總是存在許多無法預知的設計缺陷，因此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價格管理手段作為一種價格調控機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場設計之中。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會對市場價格波動產生直接的影響，這增加了市場連接的困難。本文基于碳排放權定價機制，提出了一種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為中央計劃者提供了一種以構建全國碳交易市場為核心目標的宏觀調控策略。這為中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開辟了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Grubb M， Vrolijk C， et al. The Kyoto Protocol： A Guide and Assessment[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1999.
[2]Stavins 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th A Comprehensive US Capandtrade System[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8， 24（2）： 298-321.
[3]Morris， Michael G ， Edwin D H. Trade Is the Key to Climate Change[J]. The Energy Daily， 2007， 2（20）：35.
[4]Stavins， Robert N， Judson J. Linking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pportunities，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R]. Geneva： Report for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2007.
[5]Judson J， Robert S. Linkage of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R].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6]Cronshaw M B， Kruse J B. Regulated Firms in Pollution Permit Markets with Banking[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1996， 9（2）：179-189.
[7]Rubin J D. A Model of Intertemporal Emission Trading， Banking， and Borrow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31（44）： 269-286.
[8]Seifert J， UhrigHomburg M， Wagner M. Dynamic Behavior of CO2 Spot Pri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8，56（2）：180-194.
[9]Chesney M， Taschini L. The Endogenous Price Dynamics of Emission Allowances and An Application to CO2 Option Pricing[J]. Applied Mathematical Finance， 2012， 19（5）：447-475.
[10]Carmona R， Fehr M， Hinz J， et al. Market Design for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J]. SIAM Review， 2009， 52（3）： 403-452.
[11]Alan M. MERGE：A Model for Evaluat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ffects of GHG Reduction Policies[J]. Energy Policy，1995，23（1）：17-34.
[12]Besembinder H，Coughenour J F，Seguin P J，et al.Mean Reversion in Equilibrium Asset Prices：Evidence from the Futures Term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50（1）：361-375.
[13]Benz E， Truck S. 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J]. Energy Economics，2008，31（1）：4-15.
【關鍵詞】東北傳統二人轉；表演形態；轉型；政治改造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7-0039-01
“自由自在”與“靈活隨意性”是傳統二人轉最基本的存在形態。從留存下來的傳統二人轉文獻資料來看，在傳統二人轉表演形式中，藝人演出并不像現在有導演，事先排好練好，嚴絲合縫才上臺，而是在一起互相一道過：“劉老板，有這出戲嗎？”“能對付唱。”“好，這出你的。”直接下去唱上了。當專職編劇、作曲、導演進入到二人轉舞臺后，就出現了說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樂家打譜子的趨勢。熟識二人轉歷史發展的人都知道，傳統二人轉臺詞很活，“二人轉的唱詞，都是師徒口授，如同鳥兒哺乳，一代傳一代，不知從哪兒來的，也有能編詞的”，沒有死劇本。而且“變化大、藝人在唱它時有加有減”，[1]例如《小拜年》或者《小倆口回門》，是雙他們自編自演的節目，開始只有十三句唱詞，以大秧歌套路舞蹈為脈絡，以東北民歌為主調。這個節目雙傳給徒弟周興，周興又傳給徒弟耿扣子，耿扣子又傳給徒弟劉啟紅，劉啟紅最后傳給徒弟趙青山，五代藝人傳唱與經營，這個傳統劇目不斷豐富，唱詞由最初13句發展到100多句，亦唱亦舞可演出達四十多分鐘。二人轉的唱詞就這樣隨記隨改，口口相傳的，全憑藝人的肚囊寬窄，吞吐能量大小。傳統劇目《洪月娥做夢》也是如此，由三十多句經過老江湖老相府們趕著唱趕著編，越編越好，越唱詞句越多，最后超過二百多句。當然這種加減也不是隨意加，傳統二人轉演出方式主要是流動性“賣唱”，走到任何地方的演出都是靠“賞錢”或“齊頭”（聯系演出的人）齊錢，這種市場運作方式決定了它必然是要靠表現民間情感而生存。所以，二人轉有句藝諺叫“你要跑里（指東山里一帶），就得吃大苞米，不吃大苞米，你的唱就沒人理。”意思是要熟悉當地民風民情，以便唱時“入鄉隨俗”，這樣加的詞就都來自于當地生活，與觀眾貼心。這也是為什么傳統二人轉演出能做到與觀眾“不隔音，不隔心”。
二人轉老藝人多年積累下的表演經驗“要和觀眾走一條道”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所以二人轉藝人最講“一上場，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在取舍變化和靈活應變中才能更好地滿足不同觀眾的審美需求。然而在當代，傳統二人轉無論在導演、舞臺的設計，還是文人知識分子對二人轉的改編介入，都使二人轉的“傳統”發生了改變，劇本的凈化和設計顯然在觀眾與演員之間拉開了心理距離，編導的出現使二人轉舞臺上本為主角的表演者的地位被弱化，編導在二轉演出中成為演員與觀眾溝通鏈條上的中間環節，原本零距離的觀演關系反而變的有了一層“隔”。導演在演出前將唱詞固定，舞美、作曲將戲曲演出過程進行精細的設計并固定下來，且改編后的劇本均由國家正式出版機構出版，如《上北樓》，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王二姐思夫》后經由白萬程改編，劇本于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對傳統二人轉的政治改造并不僅限于內容的凈化，傳統二人轉中的人物性格、故事主題，甚至是表演形式都被進行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干預和改變。通過印刷品的形式被定為固定本，同時也被扣上官方正統的帽子，確立了權威地位，這于傳統二人轉表演中藝人為適應演出需要隨機應變臨時變唱詞內容有著本質的不同。“活”的藝術被捆死，二人轉演出呈現出“三靠”的演出形態，即舞臺行動靠導演擺位子，說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樂家打譜子。總之傳統二人轉在當代經歷了一個被改造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二人轉逐漸失去民間形態的過程，逐漸失去娛樂文化功能的過程，逐漸失去民間本質的過程。這種失去是通過對民間二人轉的打壓和改造實現的”，[3]傳統二人轉幽默率真的“民間意識”被嚴肅正統的“主流意識”所代替，而嚴肅的主題和正統的藝術形式推動著傳統二人轉從民間走向廟堂。
傳統二人轉“土、野、迷、狂、浪”的民間本質也必然被削弱，甚至成為嚴肅的歌舞，那是對二人轉傳統的破壞，而不是發展和延續。傳統二人轉在非遺保護日漸被關注的今日，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傳統二人轉如何在發展和傳承中取得平衡，作為一朵民間的藝術奇葩長開不敗？關鍵在于保持住它的“活”的原生態樣貌和“民間性”。著名二人轉演員韓子平談到二人轉的發展時也同樣認為“二人轉要發展下去，有兩樣東西不能丟，一是民間，二是傳統”。[4]只有這樣，二人轉在改革與發展中才能不至于“興于民間，死于廟堂”。
參考文獻：
[1]王桔.二人轉史料第4集[D].吉林：吉林省地方戲曲研究室，1982.256.
[關鍵詞]綠色核算；雙因素效率；能源環境
[DOI]10.13939/ki.zgsc.2016.03.034
1 引 言
“綠色經濟”作為一種顛覆性的發展趨勢，已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能源環境效率問題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能源恢復、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已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國當前的發展正面臨國際減排和國內發展的雙重壓力，能源環境結構調整以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將發生。在“十一五”規劃中將能耗降低20%作為硬性節能指標，“十二五規劃”中又指出要推進能源結構調整，提出兩個硬性指標，即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5%，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探討能源環境效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不僅僅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重要的實踐價值。
近年來，國外一些經濟學家為了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WS Chung，S Tohno（2009）編制了韓國的能源投入產出表，并利用1985―2000年投入產出數據對韓國的能源環境政策進行分析。本文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三期可比價綠色投入產出表系（雷明，趙欣娜，2011），首先從行業間關聯度入手，然后從雙因素效率層面，結合靜態和動態角度，對雙因素能源―經濟―環境效率進行評估。并且通過各種消耗關系和消耗系數之間的變動分析資源環境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
2 綠色核算下的雙因素效率分析
能源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視。2001―2010年十年之間，我國能源消費量以只翻一倍的增速推動了不變價GDP增加了1.5倍（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2）。這說明近十年來，我國能源需求很大部分都是依靠能源效率提高的途徑來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9.8%，工業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和6.3%，平均占GDP 40.1%的工業產業消耗了67.9%的能源，排放出83.1%的二氧化碳（崔民選，2009）。許多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識到如何正確衡量經濟增長、能源消耗、環境制約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已變得日益重要。
3 能源雙因素效率評價
完全能源消耗系數是指每元產出所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的能源量之和。在綠色投入產出核算中，對能源的消費，除了與相關行業有直接消費外，還與有關行業有間接消費。從而完全能源消耗系數是這種直接消費與間接消費的全面體現，這個指數比直接消耗系數更本質、更全面地反映了行業內部、之間的發生的經濟數量關系。
綠色核算所涉及的能源都屬于不可再生能源，因此其消耗是不可逆轉的。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角度來考慮，如果某行業能源消耗系數越大，該行業就應該考慮尋找相應的替代品，即有必要進行行業發展轉移。基于上文編制方法，參照行業分類與投入產出部門對照表，本節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價綠色投入產出表系，將所有行業歸并為42個行業，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業能源消耗系數。表1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國能源消耗系數前十位的行業。為了統一加和，各種能源統一為噸標準煤，能耗系數的單位為噸標準煤/萬元。
從表1可以看出，一是能源消耗系數排名靠前的行業多年來比較穩定，排名前十位的行業基本沒有改變，這也證明了能源消耗系數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穩定性。二是 2002―2007年間，能源消耗系數有波動性的減小，這說明五年來，推動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能源利用效率雖有波動，但整體效率有所增加，響應了節能減排的號召。三是具體到居于前十位的各個行業，主要是包括能源產業行業及金屬工業相關行業，尤其是五大能源行業。這說明能源行業無論是從直接能源消費角度，還是間接能源消費角度都是重點行業，能耗仍是產業轉移的重點。
4 環境雙因素效率評價
完全碳排放系數是指每元產出直接產生和間接產生的污染物（碳排放）總量，是通過綠色核算計算而來的。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數是直接碳排放與間接碳排放的全面體現，直接碳排放是指行業直接產生的碳排放污染，而間接碳排放是指其存在的隱形污染。完全碳排放系數比直接消耗系數更本質、更全面地反映了行業內部、之間的發生的經濟數量關系，能反映出行業碳排放任務的完全責任擔當程度。具體計算方法類似于完全能源消耗系數，與能源消耗系數不同的是，能源消耗系數是根據能源總量計算而來，而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數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這三種消耗量較大的一次能源為基準來測算。首先基于綠色核算，核算出三種一次能源的完全能耗消耗系數，進而計算出完全能耗量，根據2006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參考方法，結合中國能源消耗的實際情況，碳排放總量可以根據各種能源消費導致的碳排放估算量加和得到。具體公式（1）如下：
CO2=3i=1CO2i=3i=1Ei×nNCVi×CEFi×COFi×（44/12）（1）
其中，CO2代表估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1，2，3分別代表三種一次能源；E代表完全能耗量，在此折算成能源度量的統一熱量單位標準煤；NCV為能源凈發熱值；CEF為碳排放系數；COF為碳氧化因子（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別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
基于上文編制方法，參照行業分類與投入產出部門對照表，本節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價綠色投入產出表系，將所有行業歸并為42個行業，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業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數。表2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國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數前十位的行業。碳排放單位統一為噸，碳排放系數的單位為噸/萬元。
從表2以看出，一是從行業整體來看，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數行業間差異很大，尤其是系數最大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遠高于其他各個行業。然而三期各行業排名相對穩定，尤其是排名前九位的行業完全一致。這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行業異質性是造成系數差別的主要原因，因此行業系數相對穩定。二是2002―2007年，64.29%的行業完全碳排放系數呈現出波動性減小趨勢。這說明五年來，各個行業的碳排放責任擔當向好的方向緩慢前進。三是具體到居于前十位的各行業，都隸屬于工業相關行業，尤其是五大能源行業，全部包含其中。這說明這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行業無論是從實際排放效果，還是完全責任擔當都是需要重視的重點控制行業。
5 結 論
整體看來，能耗問題任重道遠，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沒有改變，結構性能耗問題仍將持續存在。產業發展模式仍舊較為粗放，結構性能源效益較差，與國際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傳統農業、工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依然很高，而能源結構不合理，如煤炭在能源結構中仍占較大比例，且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不夠。同時未來10年是中國完成資本密集型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時期，能源安全問題也是迫在眉睫的關鍵問題。近年來，各行業中環境責任擔當的控制存在停滯狀態，對環境的污染負荷依然嚴重。產業結構性污染依然嚴重，產業結構和污染結構沒有突破性改變，產業發展模式粗放，結構性環境問題依然存在。與國際水平存在的差異引發了長期的結構性環境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農業、工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依然很高，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不高，造成了排污超載，環境惡化，因此減排壓力巨大。
隨著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不斷提高，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日益脆弱、生態承載力下降等環境問題凸顯。經濟的發展與環境有著必然的聯系，而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是以市場原則設計的，只考慮了經濟系統，對于資源環境的認識都是“取之不竭”的“無價”資源。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投入產出核算不僅考慮了資源環境與經濟活動的密切聯系，而且考慮了存量及其與流量間的相互關系。
參考文獻：
[1]W.S.Chung，S.Tohno.A Time-Series Energy Input-Output Analysis for Building a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in South Korea[J].Energy & Environment，2009（9）：875-899.
[2]雷明，趙欣娜.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投入產出核算應用分析[J].經濟科學，2011（184）： 16-27.
[3]崔民選.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07）[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內涵。從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看，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可分為學術型大學、應用型大學和技能崗位型大學，如“985”和“211”重點大學以培養學術型和工程型人才為主，一般本科院校則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應用型大學。應用型大學是滿足高等教育大眾化需求的新類型大學，與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其辦學理念和發展定位既有別于“學術性”的綜合大學，也有別于我國“技能性”的高職高專學院，而是以教學主導型且大大增強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將人才目標定位于直接面向地方經濟發展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的普通高等學校。
應用型本科教育是較之于傳統的學術性本科教育而言，其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基本功能中體現出“應用型”特征，即在“人才培養方面，注重培養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的應用型人才；在科學研究方面，主要與當地涉及行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應用型研究，倡導科研與教學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社會服務方面，著力為所在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強調解決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因此，應用型本科教育是“以需求為導向，以學科為基礎，以培養職業能力為核心，以全面提高職業素質為目標”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教育。
2.應用型人才的內涵及特點。應用型人才是指能將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能熟練運用于所相關行業的、主要從事一線生產的技術或專業的一種專門型社會實踐人才，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應用型人才的知識結構是以社會生產實踐的實際需要量身定制，著重學習基礎的、成熟的和實用的知識。
（2）應用型人才的能力需求，強調以能力培養為本位，其能力不僅是崗位能力、專業能力、就業能力，更應是職業崗位群能力、也是綜合能力和創業能力。
（3）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過程，注重課程理論與現實實踐相結合，強調實踐教學內容，由此使學生的專業理論知識與專業技能訓練融合、貫通的重要教學活動，對專業學位的研究性論文則要求較低，以畢業實訓報告為主。
總之，應用型人才主要是掌握和應用知識，而非科學發現和創造新知，培養應用型人才重在使之擁有豐富的職業技能，擁有合理的知識、能力結構，擁有終身學習、不斷提高的潛力。
二、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主要問題
應用型本科院校主要以服務于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創新人才的新型本科高校，是和傳統普通本科平行發展的新型本科教育類型，沒有層次的高低之分，只是辦學思路不同而已。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政策導向和教育理念等原因，大部分普通本科高校仍然按照學術型大學的思維辦學，在學校目標定位、學科專業發展、教學方式等方面認知差異，使得當前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尚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1.實踐教學體系和理論教學體系不貫通。當前國內許多應用型本科高校仍然側重理論教學，實踐教學較為薄弱，一般把實踐教學作為于理論教學的額外補充；抑或對原有教學內容調整過大，只重視實踐教學，對課堂教學減之又減，對實踐教學的本質屬性認識不足。以上兩種教學改革都是對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宗旨的誤讀，最終使得學生理論知識薄弱，專業實踐能力也沒有提高的尷尬局面，嚴重影響了學生未來的成才發展。
2.校企合作教育的人才培養機制不完善。雖然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已有一定規模，但有效的人才培養模式和運行機制尚未建立起來。高校是實施產學研合作教育的主體，但產學研合作教育的辦學理念、人才培養模式在應用型本科院校尚未得到切實有力的推進和深化；政府在產學研合作教育中的主導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促進產學研合作教育方面的法律政策不完善，制度性規范文件不完備，保障和獎勵措施沒有落實和跟進；行業組織因發展水平較低，權力和責任不明確，缺乏配套的行業組織參與職業教育的支持性政策，使得其在產學研合作教育中的專業指導地位缺失 [1]；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教育是為了獲得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如果讓其承擔較多實踐場所和其他資源的投入，當成本高于實際獲得的價值和收益時，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教育的積極性會大大降低。因此，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各主體應當通力合作，優勢互補，才能夠行之有效地促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3.“雙師型”教師隊伍不成熟。普通本科高校轉型為應用型大學，現有的學術型研究師資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全勝任應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學、實踐等現實工作的需要，尤其在指導和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實踐環節更是如此 [2]。因為，當前我國許多應用型本科高校的教育理念還是停留在教師只需要具備理論知識和教學能力即可，缺乏鼓勵中青年教師走到企業參加企業的日常生產和管理的有效措施，也缺乏把企業精英請入學校和課堂任教的雙向交流機制。由此，應用型本科高校專兼職“雙師型”教師隊伍的擴充和健全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視角下的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
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定位是建立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具有較強綜合素質、實踐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的高層次應用技術型專門人才[3]。
1.搭建學校、家庭、社會相互配合的育人機制。《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應用型本科高校“產學研合作教育模式”需要國家法律法規作為保障，有相關具體政策作為引導和支持，全面鼓勵各方積極參與，搭建政府、高校、企業和行業的“四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由于行業組織、企業和高校各自不同的需求和訴求，欠缺合作熱情，缺少合作平臺，要想加強產學研合作教育，需要政府積極引導并加強政策支持的作用[4]，比如，政府可以推動出臺支持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完整法律文件和配套措施[5]，建立?a學研合作的融資創新機制、激勵創新機制、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協調機制和績效評估機制。
2.構建學業、產業、就業、創業相互貫通的人才培養模式。地方高校本科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宗旨是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然而，當前許多地方本科院校存在著以下問題：學校所設專業與社會需求相脫節、學生所學課程與當地產業相脫節、課堂的教學內容與學生的實踐實訓相脫節、教書育人與就業創業脫節等現象。因此，各個地方本科高等院校需要在教育教學實踐中努力構建學業、產業、就業、創業相互貫通的人才培養模式。例如，依據各院校本科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堅持適應社會需要設專業；開設適應行業需要的課程，注重理論應用抓教學，注重就業創業育人才；學業是關鍵，產業是平臺，就業是導向，創業是目標，通過學業與產業、學業與就業、學業與創業的緊密聯系，使學業、產業、就業、創業相互貫通，提高本科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針對性。
3.“雙師型”教師隊伍保障體系。應用型本科院校師資隊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具有行業、企業背景的學有專長、實踐經驗豐富的教師。為保障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應用型本科高校應擁有一支不僅具備寬厚的理論知識和較高學術水平，而且還具備較強的實踐能力和應用研究能力的專兼職“雙師、雙能型”教師隊伍。在“雙師、雙能型”教師隊伍建設方面，可以著重加強以下幾點的建設：大力引進人才：聘請業界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中高級管理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充實到教師隊伍；引進既有理論教學素養，又有業界實踐經驗的“雙師”素質教師。教師培養：建立企業師資培訓基地，有計劃地派遣教師到企業一線參加生產實踐，學習專業技能；建立“訪問工程師”制度，安排教師到企業去掛職頂崗、合作研發，強化實踐技能；建立“教師專業工作室”，讓有豐富實踐經驗和專業技能的教師負責一個實驗或實訓室，指導年輕教師成長發展和開展學生實踐教學工作；采取“走出去、引進來”和“國際化、開放式”的辦學思路，以不同層次、多種形式、跨學科領域的開展國際交流和合作；建立應用型教師評價標準：應用型教師評價標準應當改變傳統的學術研究型評價導向，重點放在構建應用型本科高校“雙師、雙能型”的具體評價標準上，引導教師向提升實踐教學能力和應用研究能力方面發展。
四、福建江夏學院“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視角的人才培養模式實踐
福建江夏學院是2015年福建省確立的5所轉型應用技術型大學的試點學院，學院的物業管理專業是福建省唯一一個物業管理的本科專業，是福建現代生活服務業專業群的核心專業，也是2016年福建省高等學校戰略性新興產業人才培養計劃本科項目。學校物業管理專業根據現代物業的特點和未來發展需要，按照應用型物流人才培養的要求，始終堅持以“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主要路徑，以“產業引導專業，專業服務行業，行業促進就業”為特色，主動對接當地龍頭行業，實施校企共建，畢業實習的一體化培養措施，積極探索“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
1.物業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學校物業管理專業以社會需求、企業需要、學生就業為導向，由學校、行業、企業三方合作共同確定人才培養目標，著力把理論知識、專業實踐、企業實訓與實習等環節落實到人才培養的具體教學行動上，充分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創業能力，促進學生理論知識、實踐能力和專業素質全方位地協調發展。學校、行業、企業三方合作對物業管理專業的培養路徑如圖1所示 。
2.學校、行業、企業三方共同制定物業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學校物業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采用模塊化課程體系，主要分為理論教學體系和實踐教學體系兩大類。理論教學體系由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和專業方向課構成；實踐教學體系由基本職業素質模塊和職業定位頂崗實習模塊構成。在人才培養方案制定過程中，物業管理系積極對接當地物業的龍頭企業，針對物業管理專業本科生的素質要求和培養規格，選擇合作企業（如萬科物業、三盛伯恩物業等）共同制定具體的人才培養方案。這些合作企業的參與為學校實踐教學體系的搭建和完善創造了多方便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校企共建物流管理專業實習實訓基地。學院與萬科物業、三盛伯恩物業、建發物業等多家合作企業積極共建物業管理實踐平臺，使得物業管理專業實現了理論教學與專業實踐一體化、全程化、情境化，教學實訓基地化、仿真實訓基地化、生產實習基地化，形成了具有全省新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和體系，這些較為完善的實訓實習基地為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搭建了良好的平臺。校企共建物業管理專業實習和實訓基地示意圖，如圖2所示。
4.校企合作一體化培養。建立校企合作雙向培訓基地，構建一體化培養體系，打造一支物業管理專業雙師、雙能型結構教師團隊。具體措施有：基于互惠互利、相互提升的原則，每年選派幾名教師到合作單位掛職鍛煉，參與企業工作實踐，學習實踐經驗；鼓勵教師參加物業師等相關職業資格培訓，獲取職業資格證書等。
關鍵詞：混合寡頭；國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環境稅
中圖分類號：F27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青年項目“中國頻繁遭遇反傾銷的政治經濟學研究”（11YJC790217）；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頻繁遭遇貿易摩擦與爭端的形成機理與對策研究”（ZR2011GQ005）；中國人民大學新教師啟動金項目“中國遭遇國際貿易摩擦的新動向：特點、成因及應對”（10XNF062）
作者簡介：謝申祥（1978-），男，湖北荊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商龍燕（1976-），女，山東齊河人，中國重汽集團設計研究院會計師，研究方向：貿易與會計關系。
①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計算而得。
②鳳凰網，“江西地稅官員稱正向國務院申請環境稅開征試點”，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日趨嚴重，1995年我國工業廢氣的排放量約為12萬億標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國工業廢氣的排放總量超過40萬億標立方米①。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就顯得尤為迫切。正因為如此，開征環境稅的呼聲日益高漲，根據媒體報道，江西省正向國家申請開征環境稅，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肅四省則有望成為首批開征環境稅的試點地區②。可以預見，我國開征環境稅指日可待。
由于國有企業承載著部分政府的職能，許多國有企業經營效益較差，常被大眾所詬病。而以股份制改造為核心內容的國有企業經營目標轉換改革在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轉變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進而提高經營效益。不過，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似乎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本文試圖討論在一國開征環境稅的背景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進程對污染物排放和社會福利，以及環境稅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就我國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強的現實性。
一般來說，企業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會排出廢水，排放廢氣，同時還會產生固體污染物，生產的產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會越多。經典的產業組織理論認為，當國有企業從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取向轉向以企業自身利潤為目標的取向時，國有企業的產量將會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將降低，因而環境質量會得到改善。但是，這種情況可能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個國有企業的經濟里，如果社會的需求函數很凸（需求曲線十分凹向原點），盡管開征的環境稅隨著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較低的環境稅導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過國有企業由產量降低而減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終導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獻［1］從需求的角度論證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并不一定會導致環境質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則在一個混合雙寡頭模型下，引入產品差異因素，通過比較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競爭的兩種極端情況，即國有企業百分之百為國有時和私營企業的競爭以及國有企業百分之百私有化為私營企業時與私營企業的競爭，研究結果表明，當產品的差異化程度較高時，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時的環境污染會超出國有企業完全為國有時的環境污染。因此，文獻［2］的研究側重的是產品質量差異，同時也發現產品質量差異這一因素會導致國有企業私有化時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國內學者就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見。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國有工業企業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環境稅對企業產量、勞動力就業以及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其研究表明，當政府能夠決定環境稅稅率和國有控股比例的情況下，部分私有化和環境稅將通過資本租金和工資率的變化來影響企業的產出量。工業企業產量的變化會進一步引起城市就業水平的變化，從而對社會福利水平以及農業企業中工人工資水平的變化產生影響。
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2年
第1期謝申祥，王孝松，商龍燕：混合寡頭競爭、污染物排放與環境稅
本文沿襲文獻［2］的混合雙寡頭競爭框架，在相對更加現實的設定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基礎上，發現國有企業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確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會福利與國有企業私有化方向的關系。因為國有企業不僅關注自身的利潤，同時也關注社會中其它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國有企業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響了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時的產量，進而影響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時政府為平衡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中降低環境稅。這樣環境稅的下降又會反過來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產生影響，由于這些影響不是單調的，因此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對環境和社會福利的影響也不是單調的關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從另一個視角論證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導致環境質量的改善。這也正是本文的創新所在。
二、理論模型與分析結果
假定本國市場有兩個企業1和2，其中，企業1為國有企業（public firm），企業2為私營企業（private firm）。兩個企業生產同質產品。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
U(q1,q2)=(q1+q2)-12(q1+q2)2（1）
qi為企業i的產量。因而，消費者剩余可以表示為：CS=U-∑2i=1pqi，其中p表示產品的價格。由消費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階條件，我們得到市場的需求函數為：
p=1-q1-q2（2）
兩個企業的生產成本函數相同，均設定為：
C(qi)=F+cq2i
為分析和計算的簡便，不失一般性，我們限定F=0，c=1。需要說明的是企業成本函數通常設定為關于產量的線性或二次函數形式。盡管更為常見的是采用遞增的線性形式［4-7］，然而為了與文獻［2］進行比較，我們將成本函數同樣設定為二次形式。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產量之間的關系為ei=qi-ai，其中ai為企業自身的減排量，ei為企業的最終排放量。企業的減排成本為a2i/2。污染排放物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和其排放量有關，按照通常的設定方式為：D(ei)=m•(∑iei)2/2，m為損害的技術參數，同樣為便于計算，我們設定m=1。另外，政府為保護環境，限制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環境稅，其標準為每排放單位污染物征收t元稅。
因此，兩個企業的利潤表達式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實現的目標已和計劃經濟時的國有企業發生了很大變化。盡管在許多方面仍會和國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畢竟作為企業，它有追逐利潤的本性，同時對一些負的外部性問題不會像計劃經濟時試圖去內部化，典型的如企業的環境污染問題。根據2010年中國國家環境保護部公布的《關于限期完成上市環保核查整改承諾的通知》，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冷軋薄板廠因“周邊富浩小區居民對寶鋼薄板廠的異味問題仍投訴不斷，新的酸洗機組工程尚未建設完成，無組織排放擾民問題尚未徹底解決”，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與此同時，還有大型的國有控股企業，諸如青島啤酒、中國石油、和江西銅業等業內知名企業騰訊網，“寶鋼陷排放門 環保部發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為如此，我們參考文獻［1］，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設定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國家所關注的微觀經濟主體利益，Beladi、Chao稱之為私人經濟部門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國有企業被私人持有的份額。當k=0時，企業1為百分之百的國有企業，而當k=1時，企業1則為百分之百的私營企業，因而此時稱企業1仍為國有企業似乎不合適，不過，為了表述方便，我們仍然稱企業1為國有企業，只不過此時的份額全部為私人所用。
本國的社會福利表達式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時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階段，政府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標準為t的環境稅率；在博弈的第二階段，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進行產量競爭，同時確定產量和污染物減排量。根據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規做法，我們采取倒推法進行求解。
首先，我們分析產量競爭階段的情況。在這一階段，國有企業1和私營企業2共同決定各自的產量和污染物減排量。由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一階條件，我們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營企業目標函數的一階條件，我們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聯立（6）、（7），我們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業的邊際減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環境稅率。
回到政府制定環境稅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根據社會福利最大化原則確定環境稅。將（8）代入（5），我們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階條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進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題1：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政府的最優環境稅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減少。
命題1的直觀經濟學解釋是：因為隨著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國有企業關注企業的利潤程度增加，其產量相應降低，企業的減排量下降，邊際減排成本下降，因而環境稅率也相應降低。
將（10）代入（8）、（9），我們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進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兩個企業最終污染物的排放總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對（13）求一階導數，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說當k0；當k>k*時，dEdk
命題2：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關系。
直覺上企業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產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從而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也將越少。然而命題2顯示，僅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當國有企業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時，整個社會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會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圖1E和k的關系圖
事實上，在雙寡頭市場結構下，盡管國有企業會隨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產量會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會下降，但是由于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和私營企業生產的產品間的替代關系，在國有企業產量下降的同時，私營企業的產量會上升①，因而私營企業的排放量會增加。當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很低時，國有企業的
①因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產量降低較小，而私營企業產量增加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凈排放量反而增加，而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隨著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繼續提高，國有企業的產量將降低的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將減少的較多，而私營企業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將低于國有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凈排放量將下降。
盡管Beladi和Chao在壟斷市場結構下，發現較凸的市場的需求函數會導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會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結論，不過，在雙寡頭市場結構下，由于國有企業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較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私有化也會導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們可以進一步求得本國的社會福利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將（14）對k求一階導數，我們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樣，我們發現當k0；當k>k*時，dWdk
于是，我們得到下述命題：
命題3：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關系。
本國的社會福利由五部分構成，即國有企業的利潤、私營企業的利潤、消費者剩余、環境稅收入以及環境損害，前四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為正，最后一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為負。因為國有企業的產量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產品的價格增加，不過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產量較高，市場對國有企業的產品需求彈性較低，因而國有企業的利潤反而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較高時，國有企業的產量較低，此時，市場上國有企業的產品需求彈性較高，因而國有企業隨企業私有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利潤反而下降。這樣從整體上看，國有企業的利潤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現倒U形。對于私營企業來說，由于價格提高和產量增加，私營企業的利潤增加。因為國有企業的產量在私有化進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過私有企業產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費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環境稅而形成的稅收而言，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盡管污染物排放量隨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過這種增加的幅度要遠遠低于環境稅率的下降幅度，因此，從整體看環境稅隨著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對于環境損害來說，因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環境損害也是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對社會福利的綜合影響就是隨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倒U形。
從命題3我們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可能并不會提升一國的整體社會福利。
三、結論性評述
在文獻［2］的研究中，他們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設定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和國有企業利潤與消費者剩余之和的加權函數，然而，由于國有企業作為代表政府的經濟行為主體，除了關注消費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還會關注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將其他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排除在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之外，顯然并不能反應國有企業的本質。因此，盡管本文和文獻［2］研究所使用的理論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們基于國有企業在各國經濟運行中所承載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現實的設定，進而我們發現了私有化影響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變后，一些轉型經濟體紛紛掀起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浪潮。同時，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使得我們更加清醒的意識到，在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注重環境保護。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會通過降低國有企業的產量，從而可能達到降低國有企業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經濟體中，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可能會通過替代效應，致使私營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增加，進而使得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惡化環境。因此，借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途徑達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時，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一定條件下會惡化一國的社會福利，所以，我們必須更加審慎的對待期望借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提高社會福利的策略。
參考文獻: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悅．發展中經濟部分私有化、環境稅及其影響［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0（7）：36-41.
［4］謝申祥，黃保亮．產業安全視角下的外資并購［J］．統計與決策，2009（1）：131-132.
［5］李長英，謝申祥，王孝松．異質產品、中間品貿易與最優研發政策［J］．制度經濟學研究，2009（4）：191-202.
［6］謝申祥，王孝松．技術外溢、國有企業并購與FDI［J］．世界經濟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
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
關鍵詞：高職院校；教學企業；管理創新
作者簡介：劉畢貝（1977-），男，江西瑞昌人，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教學企業研究、知識產權；趙莉（1980-），女，江蘇鎮江人，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講師，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創新與社會創業，知識產權管理。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資助項目“社會創業組織價值創造過程的理論模式研究”（編號：09YJA2H016）;廣東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社會創業組織績效評價體系研究及其在廣東的實證分析”（編號：S2011010000193），主持人：嚴中華。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24-0023-04
一、高職院校管理創新的內涵
何謂管理創新？國外學者朱利安·伯金肖（Julian Birkinshaw）定義管理創新為實施能明顯改變管理工作開展方式的、新的管理方法、過程或結構，旨在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1]。
借助朱利安·伯金肖對管理創新內涵的分析并結合我國高職院校管理創新的背景，我們認為高職院校管理創新就是高職院校在由傳統的非營利組織向社會企業的轉型過程中，為了實現高職院校的造血功能和教育功能，保障其內部各個層次目標的實現而實施的一系列的管理實踐（做法）、過程、結構[2]。
高職院校的管理創新涉及高職院校這一系統的多個方面，但是根據朱利安·伯金肖的管理創新分類理論，對高職院校管理創新按其廣度和深度也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圖1）：
一是指僅影響單一功能區的管理實踐。例如兼職教師的薪酬管理創新（人事管理領域），分學段靈活式管理制度（教學管理領域）多渠道籌資策略（財務管理領域）。
二是指影響在某個單一的職能領域根深蒂固原則的管理創新。例如人事管理領域，實施“校企互聘共培”教師隊伍建設機制。所謂“校企互聘共培”是指，在聘用行業企業（特別是“教學企業”合作單位）的專業人才和能工巧匠為學校兼職教師的同時，鼓勵專任教師到企業實踐，改造和提高專任專業教師的高職教育執教能力，打造雙師結構專業教學優秀團隊[3]。這種機制打破了傳統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建設過程中單純以學校為主體，以專業理論、教育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模式，突破了傳統的高職院校人事與分配管理制度的原則與實踐。
三是指影響管理實踐，并跨越許多職能領域管理創新。例如設立教學企業管委會、校企合作辦公室等機構，這種管理創新的行為跨越了學校人事管理、教學管理、學生管理、后勤管理、行政管理等不同的職能領域，通過機構設立協調與解決校企合作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保障組織目標的實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管理創新沒有影響到高職院校的核心價值與內在原則。
四是指影響深層次管理原則，跨越許多職能領域的管理創新。例如教學企業的構建與管理,突破了傳統高職院校完全非營利的原則，強調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雙重底線的平衡原則。同時，這一創新必然跨越學校人事管理、教學管理、學生管理、財務管理、后勤管理等多個職能領域，需要這些職能領域配套改革的支撐。
通過對于高職院校管理創新類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處于第四象限的微觀教學組織的創新，即教學企業的構建與管理將成為高職院校管理創新的核心。因為，它集中體現了目前我國高職院校在由傳統的非營利組織向社會企業轉型過程中的核心目標，并將深刻影響高職院校各職能領域相應的管理創新。
二、基于“教學企業”構建與管理的高職院校管理創新背景
（一）我國高職院校本質屬性正由非營利性組織向社會企業轉變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直接資助經費逐年減少，政府對福利事業的資助也大為削減，而“市場失靈”導致人們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的需求有增無減，于是非營利性組織急劇膨脹。但是，非營利組織用以提供滿足社會需求的資源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部分非營利組織開始轉移方向，嘗試運用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來解決自身發展上的財務危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將實現社會價值和企業化運營結合在一起的新組織形式，它力圖以企業的方式為立足點，實現市場資源和非市場資源、貨幣資源和非貨幣資源之間的優化整合，創造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共贏。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將其定義社會企業[4]。
雖然歐美對社會企業的定義有很大的區別，但究其本質，一言蔽之就是：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具體來說有以下四個主要特征，第一，社會企業具有顯著的社會目的與使命；第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第三，通過市場機制開展生產或經營活動；第四，保持雙重底線，即實現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平衡，創造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共贏。
出口貿易是以國際市場為導向，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活動，隨著我國出口貿易份額的增大，國內工業經濟迅猛發展，與此同時，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活動也更加激烈，阻撓手段更加嚴厲苛刻，為此，本文通過描述出口貿易摩擦的變化特點，反思出口貿易會計信息管理的常規做法在“雙反”情況下的局限性，進而探尋外貿會計信息管理的改進途徑，以最大限度地規避出口貿易風險，爭取最大權益。
一、我國出口貿易概況
(一)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趨勢
1.工業產品出口旺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工業經濟迅猛發展，本世紀，我國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被譽為“世界的工廠”，2011 年，我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生產國，這使中國產品走進國際市場的品目和數量日益增多。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的出口額達2.21 萬億美元，是全球比重的11.8%，連續五年居全球首位。外貿依存度(外貿進出口總額占 GDP 的比重)逐年大幅上升，由 1978 年的 9.7% 增達2013年的 48.8% 左右。2013年的進出口總額為41 600億美元，超越美國的39 104.1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
2.出口產品的結構更加優化
據2013年統計數據，初級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業制成品的比重由49.7%上升到 95.1%，2013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額達1.26萬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7.3%，出口排名前十類機電產品中，通信設備、儀器儀表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達到了50.5%。
(二)國際市場的貿易摩擦形勢
1.諸多產業面臨“貿易救濟壁壘”的阻撓
(1)反傾銷訴訟持續增長
1979年歐盟對我國出口的糖精和機械鬧鐘首次啟動反傾銷貿易救濟措施以來，我國成為了國際反傾銷的重災區。上個世紀70年代2起，80年代 10余起，90年代以后急劇增加，平均每年突破30起，增幅接近80%，入世以后到2012年，平均每年60起[1]。2013年，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了92起貿易救濟調查，外貿摩擦事件的數量有增無減。調查涉及產品的范圍不斷擴大，包括礦業、化工、輕紡、機電、醫保、以及高科技新興產品。
(2)“雙反”調查事件不斷蔓延
“雙反”是指反傾銷和反補貼的合并調查，2004年4月，加拿大對中國燒烤架“雙反”首例調查以來，中國在極短時間里驟然成為世界頭號反補貼調查目標國，截止到2012年底，針對中國的反補貼調查數量已經達到62起[2]，2013年遭遇14起。至此，中國是連續18年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是連續8年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全球將近50%的貿易救濟調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針對著中國。
2.“貿易救濟壁壘”造成的經濟損害
外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稅率普遍較高，致使我國許多具有低成本優勢的產品被排擠出國際市場，如：2009年歐盟對中國緊固件征收 26.5%-85%的反傾銷稅，導致該行業失業人數不少于50萬人;2011年美國對中國石油鉆桿征收69%-430%反傾銷關稅，導致有些工廠剛剛建成就被迫停工。
“雙反”調查的產品，則面臨著“雙重征稅”，如：2012年10月美國對我國光伏產品設定18.32%-249.96%的反傾銷稅率和 14.78%-15.96%的反補貼稅率，兩個稅率最高合計達265.92%。2013年6月，歐盟又發起對華光伏組件、關鍵零部件的反傾銷調查，產品范圍超過美國“雙反案”，金額超過200億美元，是迄今為止歐盟對華發起的最大規模貿易訴訟，并實施11.8%的臨時反傾銷稅率，之后再度上升至47.6% 的永久性關稅稅率。這一系列的“雙反”貿易持續戰，致使第一個在紐約股票交易市場成功上市的中國民營企業、全球最大的光伏產品制造企業、全球最大太陽能面板制造商——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破產。
二、我國規避外貿摩擦的主要會計策略及局限
(一)規避外貿摩擦的主要會計策略
1.會計準則國際化
改革開放以來至入世前，我國遭遇的貿易壁壘主要來自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低價競爭出口，由于不少的出口企業產品成本資料混亂無序，給予了貿易保護主義者較多的可乘之機，使其借助于合法的貿易救濟措施獲取了較多的意外收益。針對上述情況，我國加強了會計建設，高度重視會計國際化，于1998年5月正式加入IASC和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國際公允性進行了深入研究。入世以來，加快了會計國際化步伐，于2006年頒布會計新準則，使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更加趨同、等效，促使中國企業的會計信息能夠與國際通行做法保持一致，為中國外向型經濟能夠融入世界經濟一體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加強企業會計管理
新準則于2008年首先在上市公司全面實施，并逐步向非上市大中型企業推進，對小微企業也不放松會計工作指導，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我國各行業的會計工作更加規范，會計信息的可靠性進一步加強，會計信息的公允性進一步體現，這為應對外貿摩擦對會計資料的取證需求奠定了基礎，使我國外貿企業逐步擺脫了貿易摩擦發生時不應訴或消極應訴的狀況。
3.重視國際市場出口產品的計價方法對比
針對貿易摩擦中“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待遇，起訴方往往采取第三國產品定價方法替代的問題，我國外貿企業更加關注國際市場相同或同類產品的會計計價方法對比，逐步能夠對起訴方的替代國選取不合理的情形提出抗辯，為爭取企業權益做出了努力。
(二)外貿會計策略應對“雙反”調查的局限
“兩反一保”是WTO規定的三大貿易救濟措施，屬于合規性貿易壁壘。“反補貼”作為新型貿易壁壘，比“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對被調查國的外貿出口和經濟發展更具影響力。反補貼的調查對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其調查范圍涉及接受政府補貼對象的下游企業甚至整個產業鏈，且連鎖效應極強，在一成員方反補貼調查中被認定的補貼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員在反補貼調查中援引。一國政府為應對反補貼調查，須對貿易和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甚至于主體經濟戰略進行調整，這將使一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在較長時間內受到重大影響。
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國家經濟復蘇緩慢，而中國出口產品卻日益增長，世界經濟競爭格局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引起了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進行更加密集的貿易壁壘，為此，中國盡量避開國際市場競爭激烈的初級產品出口，以減少貿易摩擦的發生，采取以制成品或高新產品為主要出口貨源。在國內生產環節，我國現階段鼓勵節能型、高新技術型的產業發展，給予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優惠，對其產品出口免稅并退稅，這也是各國鼓勵出口貿易的常見方法，以使此類產品的出口價格更具競爭優勢。然而，以發達經濟體為代表所發起的“雙反”十分猛烈，如：美國第二次對中國晶體硅光伏產品發動“雙反”調查，把加工貿易和中國大陸企業在境外投資生產的產品，都納入“雙反”范疇，將調查范圍擴大至臺灣地區。這種做法顯然超越了一般貿易救濟措施，其用意不限于阻擋中國產品流入其國內市場，而在于刻意攻擊中國高新產品具備的優越地位可能構成的國際市場競爭威脅，這樣一來，外貿摩擦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糾紛，其中夾雜了諸多的政治因素。
我國外貿會計策略從本質來看，屬于經濟活動范疇，從操作手段來看，屬于會計技術應用，從信息管理角度看，屬于市場風險控制系統。但“雙反”并不局限于經濟活動調查，其重心不在于會計資料的獲取，也不在于市場競爭損害程度的取證，而是更加在乎政治因素，是以影響被調查國的經濟發展進程為目標的貿易救濟活動。
三、外貿會計信息管理的有效路徑
(一)提高外貿企業內部會計信息管理質量水平
1.加強成本會計原始資料的管理
價格是外貿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貿易救濟調查的重點所在，價格以會計成本資料為基礎，因此，外貿企業應做好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加工成本、銷售成本、管理成本等原始資料的管理，在此基礎上，做好產品銷售利潤管理，規范會計核算工作程序，提高會計成本信息質量。這是力爭出口產品定價具備合理性的最基本抗辯資料，也是貿易救濟裁定低價傾銷幅度的重要依據。
2.以貿易仲裁成本計價方法審視出口產品成本
由于反傾銷的目的是防止出口商低價傾銷貨物，其成本計價勢必要高于我國會計計價成本，因此，出口產品成本核算應細化，外貿企業會計應以貿易仲裁成本計價方法審視出口產品成本，充分考慮貿易救濟成本計價的習慣做法，如：研發成本、棄置成本、包裝物成本等要計入產品成本，人工成本核算要具備一系列基礎資料，包括職工名冊、考勤記錄和工資表等[3]。要在出口環節做好產品的定價管理，以此規避出口商品貿易摩擦的發生。
(二)不斷增強外貿會計對市場信息的管理效能
1.深入調研國際市場價格信息
國際市場的各類產品價格千差萬別，不同國別相同產品的出口定價并不一致，外貿企業會計應廣泛收集各國同類產品的定價信息，重點研究目標市場的進口價格信息，并須特別關注目標市場的貿易摩擦事件，要對外國常用替代國價格信息進行研究，理性分析競價出口的優劣勢，從出口戰略管理的高度來促使外貿企業會計增強對市場信息的管理效能。
2.聯合同業定價
國際市場是以國別為區別特征的，因此，外貿企業會計應關注國內同業信息，盡量避免同業低價競爭出口，應采取行業定價聯合制，但行業內最低協議價格應控制在合理價格范圍之內，避免發生維生素C生產巨頭——維爾康、維生藥業、江山制藥、東北制藥四家企業的聯合定價，因其所達成的最低協議價格接近于成本而招致了更為嚴厲的反壟斷處罰。
(三)積極做好應對“雙反”的會計信息準備
1.加強與政府之間的信息溝通
政府補貼各類產業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方式，反補貼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長期使用的貿易歧視政策，反補貼調查內容廣，涉及部門多，不僅調查企業，而且調查各級政府的政策措施，為此，外貿企業應加強與政府之間的信息溝通，提高反補貼應訴水平。
2.做好實施反制措施的會計信息搜集
外貿企業會計應關注“雙反”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各類業務，對其出口業務大、價格低、利潤多的產品進行重點篩選，妥善運用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以此贏得良好的貿易環境。如對歐洲葡萄酒進行反制，促使歐盟終裁接受了中國的價格承諾，并將承諾企業增至121家(新加入27 家)，占我國調查期內對歐盟出口總額的80%左右，除參與價格承諾的企業外，對未參與價格承諾的企業出口光伏組件與電池則征收47.7%～64.9%不等的“雙反“稅，但將硅片排除在涉案產品之外。
四、結束語
出口貿易環境具有開放性、復雜性、多變性，這決定了出口貿易會計信息管理不能停留于企業內部會計信息質量保證上，而必須放眼于國際大市場，搜集篩選和鎖定目標市場，理性分析競價優勢，運用恰當的競價方式才能促成交易。國際市場成本計價方法具有千差萬別，在自由貿易理念弱化的條件下，交易價格差異極易誘導貿易摩擦發生，這決定了出口貿易會計信息管理要高度關注市場風險動態，謹慎對待價格競爭。當前“雙反”現實更加苛刻嚴厲，出口貿易會計信息管理應轉變戰略，不局限于會計成本計價資料、市場風險信息等經濟活動領域的信息管理，而是要更加密切關注國際政治形勢，積極應對貿易保護壁壘的挑戰，為實施反制措施做好充分必要的會計信息準備，這也正是會計信息管理職能社會屬性的具體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