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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語學習；交際能力；文化；習得
一
“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不是傳授語法知識，而是培養交際能力；學習者產生的語言不僅要符合語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會規范，要合情合理，貼切得體”(劉潤清，1999：161)。“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這一概念與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對立，既包括語言能力，又包括語言運用。
隨著交際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習得任何語言都要習得其語用規則和文化”(劉潤清，1999：167)。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語法規則，同時又有一套自己的語用規則(即如何得體地應用語言完成人際交流)。這套語用規則與其所屬文化密切相關，它涉及到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審美觀點等。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不同語言群體的文化不同，其語言使用規則也不同。要實現與不同群體的人進行成功的交際，離不開對對方文化知識的了解。因此，要學習一門外語，從而獲得以這種外語為載體的良好的交際能力，就必須習得它所承載的文化知識。
外語文化習得不同于母語文化習得。母語文化習得是與語言習得平行進行的，中國學生在習得母語語言知識時，也同時習得了正確得體地運用母語的文化知識；而他們學英語或其他外語時，往往強調語言知識、語法規則的學習，而忽視了這種外語所承載的文化因素的習得。因此，即使是語言能力強的優秀外語學習者，也極易在與該族語人的交際中產生語用失誤、交際障礙，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嚴重的。正如著名語言學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樣，外語學習者與講這種語言的民族人交際時，他們的發音或句法錯誤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們違反語言使用得體性的現象則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因此，要獲得與講外語的民族的人進行順暢交際的能力，就必須在學習外語語法知識的同時習得其文化知識。
二
在認識到文化習得對外語學習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開始了對文化習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論框架。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較有影響的是文化適應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觀點是：外語學習是文化適應的一部分，學習者對目的語的適應程度決定其習得外語的程度。換句簡單的話說，學會一門外語同時也是學習、適應一種外國文化。這種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對在自然環境下外語學習的研究。學習一種外語的過程就是逐步適應這種新的文化的過程。這是因為語言既是表現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載體。通常學習一門外語，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學習者對講這種語言的該族人的看法和態度。學習者要學好這種語言，就必須了解和適應該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調、風俗習慣、交際系統等。文化適應模式還認為，學習者對外語文化的適應程度表現在他與該文化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如何。一個學習者作為其母語民族的一個社會成員去接觸另一個民族的成員時，會有諸多社會因素影響到他的態度；這些因素構成他去適應新文化、學習新語言的社會距離。心理因素則是由學習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決定的。
我國學者高一虹曾提出一個“1+1＞2”的第二語言習得模式。她不僅認為語言習得的同時又是文化習得，而且認為兩種文化的融合會在學習者身上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格。學會第二語言之后，兩種語言的文化在該學習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相反，兩種文化會相互作用，學習者會加深、拓寬對第一文化的認識，又因移情作用對第二文化也會有深刻的理解。這樣的學習者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同族人對母語文化的優點更加欣賞，對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外族人對第二文化的特點看得更清楚，對其優點感受更深。這種強烈的雙文化意識使學習者的創造潛力得以發揮。如果他的造詣很深，他很可能有時比本族人還本族人，比外族人還外族人。這種新的人格的轉換過程，不是從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橫向轉換，而是從低級需要層次向自我實現狀態的縱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因此文化習得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并非易事。文化習得與外語學習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我們要正確對待二者的關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體，也不能以整體來代替部分。對于中國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文化習得的問題，眾多學者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但至今未有定論。筆者認為，文化習得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習得應以目的語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時文化為主。同一語言群體往往是多種文化的有機復合體，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屬于各種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如在美國社會中，來自東方的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來自非洲的美國黑人文化等都是亞文化。作為外語學習者，我們應習得其主流文化，因為主流文化代表著目的語語言群體絕大多數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終如一的，它時刻都在發生著變化。任何語言群體的現實文化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們應對其共時文化的歷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習得的重點應放在其現階段的文化內容上，因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發展水平及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
第二，文化習得要消除文化定式、減少偏見。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種整體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當做該文化的代表的—種傾向，其結果是每個文化群體的成員都被當做其所屬群體的代表而具有此群體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們用過分簡單的語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語文化，而忽視了其文化的個性。例如，有人這樣概括：中國人好客，美國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長音樂、舞蹈和體育運動，猶太人聰明，德國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懶惰、隨遇而安。這種文化定式忽視了目的語民族的個人文化特征，無疑對交際是不利的。文化習得就是要讓學生避免戴著文化定式的眼鏡去接觸目的語文化。因此，我們在以目的語群體主流文化為主要內容進行文化習得時，還要兼顧主流文化內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及它們之間的差異，盡量接觸一些其社會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的群體的亞文化，使自己對目的語語言文化的理解具體化。
偏見是“以一種錯誤的或不可變通的概括為基礎的一種反感心態。這種心態也可能表達出來，也可能被別人知覺到。它可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群體，也可能針對某一群體的個體”(賈玉新，1997：106)。偏見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錯誤，它和文化定式一樣，具有執著的情感內涵：它對使其改正的證據總是固執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轉的、不可改正的態度；它基于錯誤的判斷或先入之見，是對別的群體或個人采取的否定態度，是一種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態。偏見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際交往。因此，為了能與目的語文化的人進行成功交際，我們應通過必要的文化習得減少偏見，使學習者對待目的語文化有一個健康平和的心態。
第三，文化習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認為，民族中心主義是指“某個民族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當做對待其他民族的參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為，并把自己與其他文化隔離開來”(賈玉新，1997：108)。這常常是無意識的產物——人們經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與其他民族或群體相比，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規范、社會語言規則等更加真實、更加正確。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普遍現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體成員都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義。由于民族中心主義對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認識有錯誤，容易造成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導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視；由于它認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還會導致文化沖突。此外，民族中心主義使自己產生優越感，以自己的文化準則去衡量非本族成員的行為，并試圖改變他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它是對交際影響較大的一種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習得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只有多了解、多接觸，才能為降低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創造機會。通過文化習得，我們最終應以習得文化的文化相對主義為目標。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即一種文化中的行為只能用其自身的準則去理解和評價。這意味著，在跨文化交際中，只能用對方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社會規范等作為標準來解釋和評價其行為。
文化習得不僅是學習者獲得目的語文化知識的過程，而且是其獲得文化意識(CulturalAwareness)的過程。文化意識意味著學習者認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屬性，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優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獲得文化意識，學習者必須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有一個深刻的了解。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走出母語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來審視和反思母語文化，這樣可以減少偏見和降低民族中心主義；同時，我們還要以局內人的眼光來審視目的語文化。只有通過習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亞文化，我們才能夠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夠切身地從目的語文化成員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其社會行為和語言行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語文化與教學》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國文化，才會對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國文化。”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一對國外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討論
國外文論依然是當前文藝學研究的重點,參會學者對國外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關注熱度不減。高建平就消費社會和電子媒介沖擊下的藝術如何尋找新的意義進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藝術思想盡管因社會背景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卻有著自身的連續性和共同性,應該堅持一種介入的藝術觀,使美學回歸到批判的立場。金雅指出經典作家關于民族文化建設問題的精神和論斷在當代依然具有啟示意義,應該以世界視野發展民族文化,以辯證揚棄的胸懷建設民族文化,高度重視以藝術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獨特屬性及其價值。馮憲光指出中國學界的流行觀點是只有蘇聯和中國的文論才是正宗的文論,因而“西馬非馬”的問題一直沒有充分討論。他梳理了西方的思想基礎、代表人物、主要觀點,指出西馬理論家從資本掌控著現實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現實出發來研究不斷演變的文化與文學,堅持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全面異化進行不懈批判,他們的思考和探索始終未脫離的理論底線。趙毅衡從符號學出發,提出一般敘述學的幾個可能的出發性課題,如虛構性/事實性敘述區分,記錄性/演示性/意動性的基本分類,敘述的復合媒介之間的互動方式等,并提出合一敘述者的基本形態,及其各種可能的變形。張永清對當代文論話語形態的建構做出了深入分析。譚好哲論述了文藝理論研究的邊界、問題與方法,對當代學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陸建德論述了文論與文學修養的問題。支宇以實證的方法對文論知識的合法性與象征資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過比較的方法探討了表現主義與西方之間的共識與分歧,澄清了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
二對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討論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文化差異、文化沖突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深入，西方社會的人和事物越來越多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經濟和社會交往將會與日俱增，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與西方人接觸和交往的機會，這對于加深我們的西方社會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來自陌生的文化和國家，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文化沖突的現象。
1．中西跨文化交際中經常出現的文化沖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際中會出現的文化沖突有很多種，在這里我們不可能一一敘述，只能列出比較常見的幾種。
1.1隱私方面的沖突
中國人的隱私觀念比較薄弱，認為個人要歸屬于集體，在一起講究團結友愛，互相關心，故而中國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別人的酸甜苦辣，對方也愿意坦誠相告。而西方人則非常注重個人隱私，講究個人空間，不愿意向別人過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讓別人干預。因此在隱私問題上中西雙方經常發生沖突，例如：中國人第一次見面往往會詢問對方的年齡，婚姻狀況，兒女，職業，甚至收入，在中國人的眼里這是一種禮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則認為這些問題侵犯了他們的隱私。
1.2時間觀方面的沖突
西方人的時間觀和金錢觀是聯系在一起的，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它們非常珍惜時間，在生活中往往對時間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計劃，并養成了按時赴約的好習慣。在西方，要拜訪某人，必須事先通知或約定，并說明拜訪的目的、時間和地點，經商定后方可進行。而中國人則屬于多向時間習慣的國家，在時間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一般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嚴格的按照計劃進行，西方人對此往往感到不適應。
1.3客套語方面的沖突
中國人注重謙虛，在與人交際時，講求“卑己尊人”，把這看作一種美德，這是一種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貌現象。在別人贊揚我們時，我們往往會自貶一番，以表謙虛有禮。西方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文化習慣，當他們受到贊揚時，總會很高興地說一聲“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異，我們認為西方人過于自信，毫不謙虛；而當西方人聽到中國人這樣否定別人對自己的贊揚或者聽到他們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時，會感到非常驚訝，認為中國人不誠實。
1.4餐飲習俗方面的沖突
中華民族素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在交際場合和酒席上，熱情的中國人常常互相敬煙敬酒。中國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擺滿一桌，主人也總習慣講幾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話。主人有時會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夾菜，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國家，人們講求尊重個人權益和個人隱私，所以他們不會做強人所難的事。吃飯的時候，絕不會硬往你碗里夾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們也不會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喝酒，不會非要你喝醉了為止。
2．造成文化沖突現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沖突現象的原因多種多樣，究其根本，就是因為中西雙方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背景，必然帶來人們思想、行為等多方面的差異，甚至是沖突，下面我們就來具體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維模式存在差異
文化會影響人們對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認識，不同的國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維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異，這一點在東西文化之間表現得尤為明顯。西方文化的思維模式注重邏輯和分析，而東方文化的思維模式則表現出直覺整體性，這一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特征。由于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往往特別重視直覺，注重認識過程中的經驗和感覺，在交往中也往往以這種經驗和感覺去“以己度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相比，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模式具有明顯的籠統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可以解釋為識別和簡化對外界事物的分類感知過程。從本質上說，思維定勢往往忽視個體事物的差別，夸大與另外某一社會群體相關的認知態度，常常帶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條。在所有的定勢中，有些定勢是正確的，而有些則是錯誤的，會直接影響跨文化交際，造成交際失誤。
2.2行為規范各不相同
行為規范的具體含義就是指被社會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簡單的說，就是告訴人們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的一種規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際時，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會的行為規范來判定對方行為的合理性，由于雙方的行為規范存在差異，常常會產生誤解、不快甚至更壞的結果。比如說中國人輕拍小孩子的頭部表示一種友好，而在西方國家，這是一種極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會對此非常憤怒。所以說在跨文化交際中是否能夠正確地識別和運用行為規范是保證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就必須理解對方的行為規范，尤其是什么行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遵循入鄉隨俗的原則。
2.3價值取向不同
人們的交際能力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必然與價值觀念聯系在一起。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價值體系，這套體系能夠幫助人們區分美與丑、善良與邪惡，這就是人們的處世哲學、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但是它不能脫離具體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種文化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這種文化認為是好的，另一種文化可能認為不好，但是它們在自己的文化體系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絕不可以理解為一種價值標準先進，而另一種價值標準落后。以中西文化為例，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推崇謙虛知禮，追求隨遇而安，不喜歡爭強好勝，同時社會風氣也往往封殺過于突出的個人，正所謂“行高于眾，人必非之”。在中國文化中，集體取向占據主導地位，追求個人發展被視為是一種嚴重的個人主義，必然會受到譴責。而西方文化則非常崇尚個人主義，“隨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進取精神的表現，是懶惰、無能的同義語，為社會和個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們心中，人們崇尚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個人利益，并且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
2.4語用遷移造成影響
人們對遇到的現象、事物和行為的評價和解釋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際中也同樣如此，因此往往會造成交際的障礙，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語用的遷移。文化不同語言的使用規則就會不同，一種文化的標準規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條件加以解釋，而不能以此為規范來描述另一種文化，否則必然會導致跨文化交際的失敗，其深層原因就在于人們缺乏對社會語言差異的敏感性，會無意識地進行語用遷移，而這種后果有時會很嚴重，甚至會招致巨大經濟損失。我國的羊絨制品在國際上評價頗好，北方某廠曾出口一種“雙羊”牌高檔羊絨被，商標被譯成英文Goats，結果銷路特別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語中goat這個詞除了本意“山羊”外，還有“色鬼”之意。有了這樣的英文商標，無論這種羊絨被的質量有多好，用起來多舒服，那些妙齡女子、家庭主婦也不會愿意把它鋪上床的。
3．英語教學中如何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避免文化沖突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們與西方的交往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很多文化方面的沖突，直接影響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我們極有必要在實際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具體措施如下：
3.1授課教師要轉變觀念
在我國目前的教學體系中，外語教學多半只在課堂上進行，教師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如果教師只把重點放在語法和詞匯教學上，學生就不可能學會語言的實際運用，也無法獲得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因此，授課的教師必須要轉變自己的觀念，切實認識到文化沖突的危害性和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同時，教師還要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綜合文化素質，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把握英語文化知識教育的量與度，以及教學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以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3.2改進現有的教學方法
一直以來，大學的英語教學側重點都放在了語言知識的傳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改進教學方法，在質和量兩個方面對課堂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電影、投影儀、互聯網等)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還可以舉辦一些專題講座，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望，培養出具有較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進教學方法時，一定要使新的內容與學生所學的語言知識緊密聯系，并與語言交際實踐緊密結合。
3.3重視非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
非語言交際也是一種重要的交際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語境中使用非語言行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過程，它們不是真正的語言單位，但在生活和交際中有時候卻能表達出比語言更強烈的含義，一些特定的非語言行為往往代表著特定的含義，在跨文化交際中必須加以重視。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語言文化內涵差異非常大。例如，中國人信奉“沉默是金”，認為沉默里含有豐富的信息，甚至“此時無聲勝有聲”，而英語國家的人對此頗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談時，聽者一般都會長時間注視對方的眼神，以示聽者的認真和對說話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因為中國人不習慣于對方長時間地盯著自己看。
3.4引導學生廣泛接觸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學里，英語教學的課時非常有限，但學生在課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時間，因此不能僅僅依靠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來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教師要引導學生利用課外時間廣泛閱讀西方英語文學作品、報刊雜志和時事評論等材料，從中吸取文化知識，增加文化素養，拓寬西方文化視野，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學校還應充分發揮外教在西方文化傳播中的作用，他們是活的文化教材，讓學生直接與外教交流，聽外教做報告或講課，其言傳身教會對學生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許果、梅林，文化差異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重慶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顧江禾，東西方文化對比小議。《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學報》，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華厚坤，試論跨文化語境下的大學英語教學。《黑龍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和理解意義系統。它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80年代以后，“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面子-協商”、“口語代碼”理論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趨勢和傳播技術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語言。跨文化傳播研究的8個主要的現實關切問題緊扣時代,尋求著文化調適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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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作為《文化與詩學叢書》之一種，李春青先生的《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一書，通過一個典型的學術個案，為北師大文藝學學科近年來力倡的"文化詩學"，在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兩方面作出了具體的演示。
在該書"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將詩學話語與學術話語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態之上進行對比，看一看二者之間有哪些共同之處，在各自的話語系統形成過程中它們又有這樣的內在聯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為了揭示宋代詩學觀念所蘊含的豐富的非詩學的社會文化內容，以及梳理這種詩學觀念生成的學理軌跡，最終借助于對宋學基本旨趣的闡釋，尋覓出宋學與宋代詩學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層的意義生成模式。筆者以為，這實際上體現了春青先生欲從文化史和學術史兩個維度來審視、闡述宋代詩學的意向，而從該書作為《文化與詩學叢書》之一種，以及從宋代詩學觀念生成的歷史語境兩方面來看，這種研究視角的選擇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首先，"文化詩學"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過文化與詩學之間的互動關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層次的東西來，用春青先生的話語來說這個東西就是"深層意義生成模式"，而這正是理論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種品格，庸淺的歷史現象復述與深刻的歷史意蘊析解之區別正在這里。其次，宋代詩學的"文化"含量確實非同一般，宋代詩學話語是在與這一時期的哲學、史學、宗教、倫理話語的交融、互滲、相互轉化和彼此觸發的過程中展開的，如果割裂宋代詩學與宋代學術文化的共生關系，僅僅就詩學而談詩學，則所見者甚微少，便擔當不起"文化詩學"這一名目。于此，筆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關于古代文論研究應該成為一種文化研究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觀念和范疇體系與其它文化學術話語之間是一種共時性展開的關系，如果離開了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體把握，便無法準確地體知古代文論的觀念和范疇的精神、義理。而這樣一來，春青先生所進行的"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研究，在一定意義上便成為對宋代詩學觀念的一種原生態描述和整體性解析。我們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論與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間，確實押韻合轍而無比妥帖。
我們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學"這一范疇，實際上涵蓋了與宋代詩學有牽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學術等諸多門類，而在對此的觀照中，又緊緊扣住"宋學"影響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這一關鍵點，并以為在"宋學"影響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養性之學為基點、格物致知而辯言入理、經世致用而關心世事，以及堅守思想學說的自信原則等精神特征，完全貫徹到了他們的文學觀念的建構之中，并由此而決定了宋代詩學的價值旨趣。應該說，這一結論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長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藝文典籍，以及長期浸沉于宋學、宋藝之中的結果，正因其平實，方為體貼入微，與那些新訛的命名式言說不同，在于其中充盈著學術誠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所謂人文學術方法無所謂新舊之別，有學養根柢，有學術誠信，釀造到火候，左說右說，橫說豎說，皆成學問，否則任啥也不是。此為題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體展開中，春青先生將宋代的文論與宋代的學術文化視為一個具有共同生成機制與深層意義結構的彼此相連的整體，因此在析解文論觀念和范疇時注重從"宋學"話語中尋找其根源與演變軌跡。同時又擴展研究的疆域，除詩文評論之外，又將整個宋代的文化學術納入視野，對這些非藝文類的話語系統中所潛藏著的詩性話語或影響著詩性話語生成和展開的因素亦高度關注和精心理會。這樣，便形成了該著以總論與分論結構成篇的特點。在"總論"篇中，先闡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態，以及"宋學"的諸如"心"、"性"、"誠"、"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疇，然后討論宋代詩學的基本精神與價值取向，并進而梳理出了"宋學"對宋代詩學的的一般影響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論"篇中，對各家各派的體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們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們的學術旨趣，然后探討他們的詩學觀念。這實際上就是認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學術旨趣是他們建構自己的詩學話語之前提與基礎存在。這樣的經營，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闡釋功能方面向對象之更隱秘微妙處延伸，從而強化學術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證了這一研究的性質既是文化的，又是詩學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對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詩學的。在文化的與詩學的之過程中，實現文化與詩學的圓融自洽，是該著的最大成功之處。當然，如果在"分論"篇中將歐陽修之前的宋儒們的話語也予以論析，應該說也是"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的題內話語。
（一）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需求
社會的發展腳步在迅速的加快，學校也應該加快腳步，不斷地進行改革與創新，將專業化的知識注重與現實的結合，從而來培養更加高效的復合型人才。漢語文學是一門專業性十分強的專業，該專業主要是研究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學，盡管可以陶冶人的內心情操，但是與社會的接軌不是很強，所以學校需要在該方面進行大力的改革與創新，學校不應該死板的教育學生們知識，而是更好地去應用知識。改變傳統的授課模式，讓學生們進行自由化的學習與發展，重點培養學生們的創新能力，樹立應用性人才培養目標。將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充分的結合起來，學校教師不斷地進行研究與總結，創新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的興趣，逐步的提升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專業修養。
（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漢語言文學在未來的發展還是很具備一定的市場前景，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專業，所涉獵的科目與信息十分的廣泛，并且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比一般的學生更加的具有文筆能力，在創作、文化管理、編輯、文學評論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該專業的人才。面對現在這樣一個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學生們除了具有專業的知識以外，還應該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將兩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在未來的就業環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競爭力。這是時展的必然，不努力學習就會被時代所淘汰。
二、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結合應用的具體舉措
（一）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信息化管理
素質教育的發展要求學校要不斷地進行改革，實現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時代需要的是高素質全面發展的人才，學校也強調以生為本。所以學校在漢語言文學的教育與管理上，應該實行自主化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們充分展現自身的才能。讓漢語言文學進行信息化，需要加強該專業的實踐管理環節，讓學生們所學的專業能夠應用到實處。學校可以與有關單位或者企業進行合作，每年組織學生們去相應的單位進行實習，不斷地鍛煉學生們的學習技能，從而更好的幫助學生們提前適應社會，同時也加強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修養。最主要的是加強專業的實踐環節，學生們學習專業知識更加的認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與實用性。
（二）打造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一體化教育體系
隨著信息化的高速發展，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轉，當前社會對人才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學校應該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注重培養知識、技能與素質等全面發展的人才，加強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有效結合，以社會對人人才的需求為著手點，不僅要讓學生們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化知識，也要提升學生們的信息技術能力，將這兩者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努力去構建漢語言文學信息一體化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信息的專業技能，努力促進課程改革，不斷的去拓寬獲取信息的渠道，豐富學校的教學資源，不斷地提高學校學生們的綜合信息能力。
（三）優化師資力量
漢語言文學信息化在我國的發展還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師資隊伍建設還不完善，存在很多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過。如何建設一支高效的師資力量需要學校的不斷努力與創新，學校首先應該加大師資隊伍的建設，老師首先應該接受高效化的培育與管理，這樣老師才能真正的為學生們言傳身教。學校也可以從社會上聘請專業的漢語言信息化教師來學校進行專業化的知識講解，讓學生們能夠將專業性的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真正的結合起來，更好的幫助學生們獲取技能與知識的真正理解。學校在組織老師進行專業化的培訓之中，也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經驗，結合我國的發展腳步與實際國情，真正的實現技術與專業的融會貫通。同時，學校要想不斷地改進自身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技能，就應該盡量的去爭取政府相關部門的扶持，結合本校的實際情況，采用相應的實際措施，學校的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的結合應用籌措相應的資金，從而更好的去實現兩者的實際結合與具體應用。從而還能更好的提升學校的教育理念與教育聲望，吸引更多的學子前來本專業進行就讀。
三、結束語
【關鍵詞】文明 文化 聯系 區別
一、文明的基本內涵及特質
“文明”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亙古而常新的話題，不同的人對之有不同的解讀，從而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文明論。“盧梭的文明批判論，孔德的實證文明論，摩爾根的文明起源論，福澤渝吉的文明進化論，湯因比的文明形態史觀，馬爾庫塞的批判文明史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文明具有以下三種特質：
（一）從創造性方面而言：文明象征的是人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中打下的印記，是人類自己創造活動的結果。馬克思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一種社會品質”。
（二）從進步性方面而言，文明作為人類創造活動的結果，指的是一種積極的文明成果，具有能夠推動社會和人自身朝積極方面轉化的功能，如果人類所創造的成果對于自然和人是一種消極成果的話，那就不是文明。
（三）就變化性方面而言，我們說文明是一種進步狀態，也就是說，文明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過程，而且這種發展是沒有止境的。
綜上所述，文明具有創造性、進步性和變化性三個特質，正是這些特質推動著文明的不斷進步和向前發展，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
二、文化的基本內涵及特質
從總體上而言，“文化”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指的是人類整個社會生產方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事物的總和。也就是說，一切自然的現象和事物，只要經過人的認識和創造，即“人化”，便被賦予了文化的內涵和意義。狹義的文化則是指以文字或其他手段為媒介所記載和保留下來的人類所創造的繁榮文明成果。
通過對文化的基本內涵進行概括之后，我們可以窺探出文化的三點特質：
（一）就其社會歷史性而言：文化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就其本質而言，它不是單個人所創造的，而是出于復雜社會關系之中的所有人共同創造的社會財富，是全體人辛勤勞動的社會財富的總和。
（二）就繼承性而言：文化雖然具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特點，但是，文化的這種歷史特性并沒有使文化完全脫離人類文明史的發展大道。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憑空而產生的，它總是在前人積累的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的，是在前人所累積的文化營養成分的基礎上而產生的，后一種文化是對前一種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站在前一種文化的肩膀上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態。
（三）就其功能性而言：文化也具有文德和教化的功能。由于文化歸根到底是人們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是人們行為規范的總和。綜上所述，文化具有歷史性、繼承性和功能性，文化的功能性是在文化的歷史性和發展性之中彰顯出來的，而文化的發展史則是以變化的功能性為前提的，并且是歷史性地發展著的。
三、文明與文化的關系
（一）二者之間的聯系
1.文明和文化的主體都是人。文明和文化都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他的核心都是人，他們都是作為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以及認識和改造人類自身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社會財富的表征。
2.文明和文化都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文明和文化都是人類為了適應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而活動的結果，他們包含著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原始的實踐勞動產生了人，勞動實踐在類人猿轉化為人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勞動實踐的基礎上，人類得以不斷地認識和改造自然界以及人類自身。
3.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一般說來，文明的內在價值通過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而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于文化的內在價值而有意義。文明是文化的歷史積淀，而文化則是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從一定的社會意義上而言，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越高，社會的文明水平也就越高。當然，在人類創造的所有文化成果之中，自有積極的進步的成分才能稱之為文明。因此，從這個方面來講，文明是從屬于文化的。
(二)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別
1.從二者的來源上來看，文化的產生要早于文明的產生。文化是伴隨著人類產生之日起就有的，當人類從類人猿通過實踐活動而脫離動物狀態，進行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時，當人類賦予自然物以人的“目的性”的標志和觀念的時候，原有的自然物便有了文化的意蘊。具備了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可能性。從而使人類的活動進入了文化的領域。可以這樣說，自從人類社會脫離動物界利用和改造自然界進行創造活動的時候，就有了文化。
而文明從總體上而言，是人類文化發展到有了文字記錄以后才開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將人類社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文化始終是貫穿三個時代的始終，同人類相伴而行；而文明則是從第三個時代開始的，即始于奴隸社會，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可見，文化與文明的區別，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是有先后差異的。
2.從二者的定義看，文化的外延性要廣于文明的。文化指的是人類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認識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動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社會成果的總稱。而文明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認識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動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是和野蠻蒙昧相對立而言的。人類所創造的文化成果涵蓋了物質的、精神的和其他方面的一切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既有精華的、進步的和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不朽內容，又不乏有糟粕的和落后的。所有的這些都是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的一部分，均可稱之為文化。但是，只有真正的反映時代精神和推動人類文明的優秀的文化成果，我們才能稱之為文明。而那些落后的腐朽的糟粕是不屬于文明的范疇的。可以說，文化是多樣的，具有精華和糟粕，先進和落后之別，而文明是文化中先進和精華的部分。所以從定義上而言，文化的外延性要大于文明的。
3.傳播的途徑和方式不同。文明和文化作為人類實踐所創造的成果都具有可傳播性。是可以被相互借鑒和學習的。但是，從一般的意義上而言，文明的傳播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強制性的特點，有些時候往往不擇手段。這一點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在19世紀表現得相當的突出，經過幾次科技革命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打著傳播先進文化的旗幟，用堅船利炮轟開了落后國家和地區的大門。雖然此舉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的文明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他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的侵略也是造成這些國家和地區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的傳播則是具有可選擇性的，對于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人們既可以選擇某一文化，也可以選擇其他文化。因此，文明的傳播具有強制性，而文化的傳播不具有強制性。
參考文獻：
[1]楊海皎，王琦.論文明與文化.學習與探索，2006，（1）：66.
“信息社會”和“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最初是由日本學者從社會產業結構演進的角度提出來的，實際上反映了一種社會發展階段的新學說。信息社會指信息產業高度發達、信息產業處于支配地位的這樣一種社會；信息化則表示向信息社會發展的這一過程。信息化是一個內涵深刻、外延廣泛的概念。從其內涵來考慮，它是指信息的利用非常廣泛，信息觀念深入人心，信息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信息咨詢服務業的高度發達和完善；從其外延來考慮，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環境。信息化作為一種趨勢，是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從以物質與能量為經濟結構的重心，向以信息為經濟結構的重心轉變的過程。
社會的信息化，必然要求教育的信息化。而“教育信息化”這一概念就是針對教育、教學過程中對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再生和應用而言的。它有以下四方面的含義：第一，信息資源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第二，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是教育信息化的目的；第三，信息的網絡是大范圍有效傳遞信息的基礎；第四，信息化作為一個社會過程，必將受到人們在觀念、理想、意志、技能及團體利益、社會組織結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教育信息化應有與之對應的保障機制。今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競相出臺了以教育信息化為特征的新世紀教育振新計劃，希望以此搶占人才培養的制高點，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為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一場全球性的教育信息化革命，已在教育的各個領域的不同層面迅猛地展開。
目前有關“教育信息化”的內涵還眾說紛紜。我們認為，教育信息化是社會信息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將信息通訊技術充分整合應用在教育系統之中，是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及信息社會所特有的重要組織與理論管理方式在教育領域實現的一系列過程。
二、傳統英語教學模式面臨變革
傳統英語教學模式中，英語教學觀念陳舊，教學方式呆板，英語的語音、詞匯、語法教學都是在脫離具體語言環境的情況下進行的，教師“廣播式”講解，學生被動接受，缺少雙向的溝通，很難激發學生的興趣，很難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統一式”授課，滿足不了學生個性差異的要求，教師提供的有效信息量有限，教師是灌輸知識的主動施教者，學生是被動接受灌輸的對象，媒體是輔助教師向學生灌輸的工具，作為認知主體的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近年來，我國在英語教學指導思想上特別強調應從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實施從“怎樣教”到“怎樣學”的重心轉移。但如果仍沿襲舊的教學模式，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在以應付考試為目的情況下進行教學，就很難做到這一點。而計算機輔助語言學習（CALL）和網絡輔助語言教學（WALL）的引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教師利用信息技術教學，使教學過程不僅“教師——學生”共同學習，而且增加了“學生——計算機”雙向交流，這樣就為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的轉變提供了條件的保證。在英語教學信息化的發展進程中，CALL和WALL必然會使英語教學產生重大變革。
三、信息技術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
計算機輔助語言學習具有信息量大，交互性強，生動有趣，實用性強，知識新等很多優點，對英語教學聽、說、讀、寫的各個方面均有較大影響。具體表現如下：
1．在英語聽力教學中的應用
（1）利用磁性存儲介質存貯聽力材料。移動硬盤、優盤等存儲介質具有容量大、攜帶方便、容易保存、復制快捷等諸多優點。軟件及網絡聽力資源豐富，選擇空間大大增加。
（2）運用多媒體計算機播放聽力材料。這種方式集文字、圖像、聲音于一體，形象生動，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解決聽力中的難點。
（3）選擇語音純正、地道的英語聽力軟件，為學生的英語學習掃清口音障礙。
2．在英語口語教學中的應用
（1）人機對話。學生可以選取一些軟件來自主地訓練自己的語音、語調和表達。學生可對著話筒模仿計算機所播放的內容，計算機可以對此進行反饋，用以激勵學生。
（2）網上交談。學生學習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各自的語言水平和愛好，通過互聯網選擇不同的交談內容和交談對象，可以不出家門和外國人交談，和國內說英語人士交流，和教師、同學自由對話。
3．在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應用
（1）運用多媒體課件，提高英語課文教學質量。CAI即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具有能集成文字、圖像、影像、聲音及動畫等多種信息功能。多媒體的運用可以使課堂教學容量相對增大，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語言實踐機會。多媒體課件的形象生動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英語閱讀興趣。
（2）應用網絡信息資源，提高英語閱讀效率。它可以有效地克服以往英語閱讀教學中許多問題，例如，閱讀題材狹窄，內容陳舊，訓練方法單一，呆板等問題。而網絡具有信息豐富，題材廣泛且新穎、反饋及時等特點，它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望，從而有效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4．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的應用
（1）利用多媒體課件，激活寫作背景。教師可在屏幕上顯示一些迷人的畫面，關鍵詞語，或者播放一段故事，讓學生觀其形，聞其聲，然后有所感而寫。并且，設計一些生動有趣的練習，讓學生掌握一定的詞匯用法和句型及語法項目后，逐步地進行寫作訓練。
（2）利用網絡優勢，提高學生寫作能力。電子郵件的出現，縮短了交流的時間和距離。教師可指導學生結交國際筆友，發送電子郵件，讓學生在交流中不知不覺地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
四、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的整合
1．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整合的原則
要實現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的“整合”，首先需要有基本的信息技術條件，要方便師生在學習活動中使用，同時每位教師要樹立新的教育觀念、掌握信息工具的使用，深刻了解英語教育的本質、教學中的難點所在，學會在教學設計中體現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以更好地達到英語課程學習的目標，培養學生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因此，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的整合應堅持以下原則：
（1）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將信息技術作為一種教與學的工具或手段，利用信息技術到位但不能越位。學習環境應該建立友好的人機對話窗口、體現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差異性，操作簡單，運行可靠。
（2）發揮學生的空間想象力與模擬空間結構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模擬情景練習。
（3）傳統傳輸信息媒體與數據庫結合，取長補短原則。隨著各校掌握的素材資源的增多，素材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充分利用數據庫技術管理素材，才能發揮資源的效益。
（4）不斷更新觀念原則。信息技術在不斷發展，英語課程也在不斷更新，學生也在不斷變化，因此課程整合要不斷將新技術、新的教學理論等應用于課程整合，使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處于動態整合過程中。
（5）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整合經濟原則，要充分考慮整合的投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2．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整合的模式
（1）基于單機課件的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的整合
1）課堂演示型課件。其制作原則：要體現教學目的，為解決教學內容中的重難點提供幫助；結構嚴謹，界面友好統一，方便控制；技術的重點應該放在突出教學內容和提高教學效果上。
2）交互型課件。其制作思想是：根據不同層次的學生對知識學習的不同情況，把學習資料分為多個水平呈現在學生面前，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學習材料，或通過交互式的練習，評估自己是否具備進行某種學習的能力。
3）電子圖書。既適合教師教學又適合學生自主學習。
（2）基于網絡的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的整合
1）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網絡課堂教學模式：創設情景提出課題自主探索網上協作課題小節網上測試課題延伸此模式中教師的地位：教師是教學過程的設計者和指導者，是教學資源的開發者和不斷完善者，也是教學資源的評價者和管理者。
此模式中學生的地位：學生處于中心地位，能夠選擇適合自身的學習模塊和學習方式。
此模式的優點是有利于學生個性的形成和自尊的保護；缺點是局限于課堂教學，師生間缺乏情感交流。
2）網絡探究模式——webquest
教學流程：教師提出問題將學生分組，每組扮演一個角色學生執行各自任務（查資料、討論、分析、整理材料、撰寫報告）演講匯報教師評估下一問題。
此模式重視方法與技能的訓練，重視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和學習積極性的調動。
3）專題網站學習模式。即在網絡環境下，圍繞某一專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學習方法。其
強調的是深入學習，可打破時空限制，進行遠距離學習；缺點是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能完全勝任這項工作。
總之，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現代教育手段的進步，探索教育現代化，探索教學改革，是我們每個教育工作者的一項責任和使命。
【摘要】教育信息化是我國教育所面臨的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本文通過揭示教育信息化內涵，分析英語教育的特點，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英語課程教學的整合，達到改變學生學習方式，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教學效果和質量的目的。
【關鍵詞】教育信息化課程整合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科教興國思想不斷深入人心，信息化的浪潮已席卷整個教育領域。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已成為教育跨越式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場由信息技術革命引起的教育變革，正在對教育的各個領域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祝智庭.現代教育技術：走向信息化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2馬寧、余勝泉.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層次.教育技術通訊，2005
3何克抗、余勝泉.基于Internet的教學模式.教育技術通訊，2002
關鍵詞:文化民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關系；以人為本
一、文化民生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含義
民生，是人民的生計。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層面的人民生計。文化民生建設的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 共享文化發展成果，獲得精神生活的豐富和提升。在和諧社會背景下，民生建設的文化目標是通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型民生文化，提升民眾在文化層面的福利狀況。文化民生作為公民的“文化生存”條件，既包括人民群眾的精神支柱，也包括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公民生存權與發展權的有機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務，就是公共部門和準公共部門，以滿足社會基本文化需求為目的，共同生產和向社會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行為總稱。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政府主辦的、非贏利性的、傳播先進文化、保障大眾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機構和文化服務的總和。具有保障公民文化權利、滿足公民文化需求、傳播先進文化、推動文化創新等功能。
二、文化民生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關系
1.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現實任務
隨著物質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物質財富的需求已得到較高滿足,對精神財富的需求相應上升。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人們的休閑時間大大增加，產生了強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人們不再簡單地滿足于唱歌跳舞，不再簡單地要求建設一兩座文化活動中心，而對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完善的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出越來越迫切的要求。
2.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保障和實現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重要途徑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利益的社會福利事業。在政府主導下, 積累社會各界力量，建設能夠服務全體公民的文化服務系統，能夠讓人民群眾充分共享文化發展成果,保障和實現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歸屬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促進民生的極大改善和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要求改善文化民生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加快構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重要途徑。
3.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是文化民生建設的基礎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關注民生日益成為一種新的執政理念和社會共識。在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中，關注民生的聚焦點不能忽視文化民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堅持以民生理念為主導, 重在解決群眾在文化方面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最能體現文化的民生精神和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它是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 加強公益性文化設施建設，探索民生文化建設的新途徑與新載體，是文化民生建設的基礎。
三、加強公共文化體系，改善文化民生的幾點建議：
1.加強政策法規體系建設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 公民權利意識迅速覺醒, 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急劇增長。我們應該抓住機遇, 精心設計, 適時出臺各項政策法規,使公共文化服務提供在量上和質上都有一個大的飛躍。以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為核心，加緊制定、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形成較為完備的公共文化法律體系。依法保障對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與利用，扶持優秀作品和重大文化項目，加強文化資源保護，盡快出臺文化投入和扶持、社會捐助和社會保障等相關政策，逐步形成科學完善的宏觀政策調控體系，使各類主體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進入規范運行的良性軌道。
2.加強公共文化設施體系建設
面向所有社會群體、面向基層, 以農戶、居民為對象, 建設城鄉文化設施和文化場所。，大中城市要高標準建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大劇院、音樂廳、美術館，縣要建文化館、圖書館或綜合性文化中心，鄉鎮要建文化站, 村里要建文化活動室，保證一定人口數量的群眾擁有一個公共圖書館( 室)、電影院和文化廣場。確保公共文化單位正常運轉, 重點保障免費向社會開放的各級博物館、圖書館、群眾藝術館、文化館、美術館以及農村和城市社區的文化活動中心。
3.加強文化產品供給體系建設
要在群眾看書、看戲、看電影等方面, 保證人民群眾能定期看戲、看電影, 定期參與文化活動等，要把“送文化”、“送科技”下鄉等活動制度化、規范化。在保障公共文化產品供應的基礎上，以實施“精品工程”為入手，建立健全文藝精品規劃、選題、創作、演出、宣傳、申報和表彰等環環相扣的工作機制。要激發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創作靈感，發掘他們的創作潛力，多出產品、多出精品，促進創作繁榮。
4.加強人力資源體系建設
人才是文化建設的有力保障,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關鍵。為此, 要不斷壯大公共文化服務隊伍。充實文藝骨干隊伍，鼓勵文藝類大學畢業生到基層服務，鼓勵民間成立各種形式的業余文藝團隊, 積極發展文化志愿者和文化義工隊伍。提高文化活動的覆蓋面，堅持在活動中發現人才。充分挖掘農村的草根人才, 通過他們來充分了解群眾的文化需求, 向群眾輸送最需要的文化產品。充分發揮民間藝人、文化能人、文化經紀人的積極作用, 為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礎。
參考文獻：
[1]陳連生:要更加重視文化民生建設.世紀行，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