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3 1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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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創造了語言，也帶來罵人的陋習。《漢語大詞典》收錄咒罵語397條，各地又有方言罵語。［1］“他媽的”能從眾多咒罵語中“脫穎而出”，被冠上國字號，可見它的普及程度。魯迅這樣說道：“這話的分布，大概就是跟著中國人的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2］“國罵”的由來很難考證。魯迅通過對《廣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話推見到其使用痕跡：“要攻擊高大民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國罵如何咒罵一個人的血統？國罵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組成，簡單隱晦。魯迅接著分析說：“本可以放筆直干的，然而終于改頭換面，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2］從咒罵產生過程看，被罵者行為引發罵者不滿。直接罵當事人最有攻擊力，國罵卻要繞遠：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產生效果。罵者不直接說對方來路不明，只告知自己與他母親發生性關系，讓對方推測、懷疑自己的血統。國人為什么要選擇這種隱晦的咒罵方式？罵娘到底有著怎樣的社會文化心理？對國罵，人們深惡痛絕。然而，國罵生命力頑強，甚至與時俱進，有了新寫法：TMD。這是“他媽的”三個字的拼音縮寫，但更隱晦、簡明，更易傳播。拒絕國罵，必先弄清它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樣的土壤？與怎樣的社會文化心理狀態相聯系？
一、“國罵”的社會文化心理
咒罵是受到不當行為攻擊后發泄憤怒進行報復的言語行為。國罵以對方母親為對象，期望通過對其母親施暴來攻擊對方的血統。國罵的對象選擇、選擇依據及使用者對效果的預期都反映出社會狀況、民族文化以及罵者的心理。
（一）咒罵對象的選擇
國罵以對方母親為攻擊對象，反映出社會上的性別歧視，體現出長幼有序的行為準則。
1．性別歧視
國罵使用頻率高，產生性強，由它派生的罵語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國罵描繪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在傳統社會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屬。由于實行父系繼承制和從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觀念源遠流長。《周易•系辭上》和《列子•天瑞》明確表示男尊女卑；《女誡》宣揚了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和三從四德的倫理。這些觀念深入社會各階層，表現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漢字中，以“女”字為偏旁的貶義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錯事，可以找替罪羊，“紅顏禍水”就成為男人把責任推給女人的慣用借口。在當今社會，在重大會議參與者名單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標出“女”，男性則不加標記。一些職務、稱號也有排斥女性的傾向。國罵也如此：實施不當行為的是女性的親屬，罵者卻將過錯嫁禍于女性。罵者的邏輯是：女性天生卑賤，更何況有行為不當的男性親屬。為維護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別是母親來替罪。
2．長幼有序的行為準則
中國人講究輩分，注重長幼次序。由罵娘衍生的罵語有一共同點：被罵者多是不當行為者的長輩或年長者：八輩祖宗、媽媽、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爺等，反映出國人即便咒罵也要遵循長幼有序的準則。國罵描述的是“我與你母親發生性關系”，暗含“我是你父輩”的意思。其他衍生罵法也暗含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罵了人，又做了對方長輩，占盡便宜。長幼有序還意味著行為有雙重標準：長輩罵晚輩可以；晚輩罵長輩是大逆不道。國罵使用者在口角戰中占領制高點，把自己凌駕于他人之上，讓對方即使回罵都顯得底氣不足。
（二）咒罵對象選擇的依據
以對方母親為謾罵對象，有歧視女性之嫌，有著當別人長輩的妄想，但國罵能從眾多罵語中“脫穎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獨立性
人格是一個人區別于他人穩定而統一的心理品質。在西方，人格圍繞個體精神全面展開，擁有個人意識與自由。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在儒家看來，正確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指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系，人際關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關重要。人格圍繞宗法式社會關系展開，每一具體的人都被納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關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圍繞親子關系展開。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母親承擔照顧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又由于“嚴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親與子女心理距離較遠，人格展開便更多在母子關系中呈現。研究表明，國人自我中包含母親成分，有母親對他的感覺與期望。［3］自我參照記憶和母親參照記憶激活共同的腦區。［4］國罵初看指向對方母親，其實也指向對方。被罵者對罵娘大動肝火，既是為維護母親的尊嚴，也是為維護自己的尊嚴。人格形成與文化有關。與個人主義文化比，集體主義文化更注重群體，成員傾向互相依賴。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鼓勵個體把自我看作是社會關系的一部分。［5］“父為子綱”要求子女絕對服從父母。“望子成龍”是父母以自己的標準塑造子女。子女自覺不自覺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國調查網對658人調查發現，82．2％的人同意“上半輩子為父母活，下半輩子為子女活”的說法。天津市對373名小學生調查發現，66．4％的孩子為父母學習。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長與自力被忽視，人格缺乏足夠的個人意識與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監護人的責任一樣，罵者也認為，盡管被罵者做出不當行為，但由于他的行為受母親影響，缺乏獨立人格，所以，要罵也要罵他的母親。
2．終極責任歸因
在國罵中，個體因行為不當遭致咒罵。罵者不罵當事人，卻他的母親。這表明，罵者將不當行為產生的終極原因歸結到對方母親身上，反映出國人的責任觀：母親承擔子女不當行為的終極責任。責任有兩層含義：一是做好分內應做的事；二是對應做卻沒做好的事承擔不利后果。人不僅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對與自己有關的人的行為負責。責任歸因時，如只看到具體責任，會產生責任不清與問責表面化。因此，終極責任認定顯得十分必要。終極責任指由責任最終承擔者擔負的責任。終極責任歸因時，或歸結為內部原因，個體對不當行為負最終責任；或歸結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對不當行為負最終責任。［6］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都讓國人更習慣終極責任的外部歸因。和西方人比，國人對環境格外看重，認為不當行為與生長環境有關。出現問題后，內因只負具體責任，外因需負終極責任。［7］罵者認為，被罵者不當行為的最終原因是受環境（特別是家庭）影響。家庭應承擔終極責任。和西方人強調獨立的個體不同，國人更看重整體。在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下，人們會從家庭背景中找尋不當行為的原因。語言影響思維，漢語的一些表達也引導人們做終極責任的外部歸因。如，“將門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過”、“一輩子無好妻，十輩子無好子”等都說明一個人表現好或壞，和“家風”有關。國罵使用者認為，子女犯錯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沒教育好，要為此承擔終極責任。這種刨根究底式的辱罵方式，反映了國人對父母教育責任的認知。在中國，由于母親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為終極責任歸因的目標。社會輿論強調母親言傳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飛精忠報國，都歸于母親的教導。母親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無根據。心理健康狀況調查表明，子女與母親的相關系數為0．55，與父親的相關系數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個結論：與父親比，母親對孩子影響更大、更直接。中國母親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對“慈”把握不準，會疏于“寬”。母親縱容溺愛孩子會導致子女不當行為產生。中國向來就有“慈母多敗兒”的說法。國罵使用者認為，母親承擔子女不當行為的終極責任，既如此，罵對方母親就底氣十足。即使對方是年輕貌美的女性，罵者也寧愿舍棄美貌而將對方母親作為辱罵對象。因為對方雖然年輕漂亮，卻不對自身的不當行為負終極責任。獨立人格的缺乏與終極責任的承擔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父母對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無從培養孩子的責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沒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錯，別人也不會深究他的責任。父母對孩子有控制權，也要承擔孩子不當行為的終極責任。#p#分頁標題#e#
3．“弱肉強食”的進化法則
人類起源于動物，遵循進化法則。一個人受到強者壓制，最終反而會將其合理化，認為強權有理，弱者活該受罪。無法承受強者的壓制時，容易傷害弱者。咒罵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懲罰侵犯者，令受傷害者得到補償。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體沖突的選擇，也是體力上認輸的表現。每個人都希望做強者。國罵使用者受到不當行為攻擊，武力上又不敵對手，憤懣郁結在胸，于是轉到對方身邊的弱者———女性親屬那里撒氣。懾于對方威勢，將“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現出罵者內心認同的“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罵者獲得了精神勝利：我打不過你，卻可欺負你母親。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親面前，我是強者。
（三）咒罵內容的選擇
為了發泄心中憤懣，報復不當行為者，罵者選用粗俗惡意的內容。國人認為，令人羞恥，于是便選擇與對方母親發生性關系作為咒罵內容。這種選擇有如下原因：
1．這是受壓抑的性宣泄
國罵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國人對待性的態度歷來含蓄壓抑，有回避、恐懼、罪惡和冷淡等心理傾向。調查發現，66％的家長回答孩子“我從哪里來的”問題時，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說。然而，不談論不意味著沒有性沖動。性沖動被壓抑到潛意識里，借咒罵獲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滿足。人內心中不被社會接受的性沖動總是在尋求釋放。帶有性意味的話語，平時被排斥在話語之外。性沖動卻試圖沖破壓抑，明確地表達出來。被社會文化損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發國罵的內驅力。當遇到不當行為時，人無比憤懣，伴隨著高漲情緒，望失控，噴薄而出，表現在語言上就成了國罵。
2．以繁殖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語的“fuck you”不同，國罵使用者選擇與對方母親發生性關系，還在于將對方母親作為生育工具，期望通過，在對方家族內留下后代。這樣，就可以破壞對方家族的純正血統，侵犯對方家族的子嗣傳承與財產繼承。這反映出國人的動機。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續后代以及獲得愉悅。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影響下，國人往往將“傳宗接代”作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為后，非為色也”。性作為一種可獲得愉悅的生理需求被淹沒了。
3．具有暴力性質的性宣泄
國罵中的性宣泄不是兩情相悅，而是男性對女性施暴。在傳統中國，女性的從屬地位造成男女在上不對等：男性操縱性關系，將女性視為攻擊對象，將視為施暴途徑，反映到語言上便是國罵。女性雖可攻擊男性，但父權制下的人們卻認為，男性即便受到性騷擾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犯的主動權，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國罵。
（四）對咒罵效果的預期
人類對語言充滿崇拜，認為語言有主宰人命運的神秘力量，語言崇拜發展到極端便是咒語。［9］罵者帶著語言崇拜使用國罵。開罵前，會在心中盤算：一定要說傷害對方的話，這樣才能發泄憤怒。咒語的傷害力取決于兩方面：（1）被罵者也相信語言有魔力；（2）即便被罵者不完全相信，如罵者用詞侮辱程度大，旁觀者的鄙視同樣會增加咒語的傷害力。事實上，國罵表達的內容并不存在，罵者只是虛擬情境，希望借助語言魔力讓被罵者信以為真，使其生氣。為保證咒罵的傷害力，罵者選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對方的母親。如果被罵者無動于衷，只會招來他人的鄙視與嘲笑。罵者對國罵效果的預期基于以下三點：
1．觸及被罵者的家族榮辱和血統純正
國人的家族觀念歷來很深，祖先崇拜情結濃厚，認為親人雖已故去，靈魂仍在，還在保護和監督后人。在古代，最讓人羞辱的事莫過于被挖了祖墳。口角之爭犯不著去挖祖墳，“挖祖墳”就變通為“罵祖上”。國罵以對方母親為對象，暗地里卻在罵對方父輩：你的父輩懦弱無能，被我戴了“綠帽子”。按照傳統，男人與別的女人發生性關系沒什么，甚至還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與別的男人發生性關系，那絕對是辱沒祖宗的事。被戴綠帽子的人也多選擇瘋狂報復，“奪妻之恨”與“殺父之仇”的憤恨指數相同。“挖祖墳”式的國罵不罵對方而罵他的父輩、祖輩，方式迂回曲折，卻收到神奇效果。辱罵對方家庭比辱罵本人更能刺痛被罵者的心靈。陳琳在《為袁紹討曹操檄》中罵曹操及祖上，最讓曹操生氣的不是自己被罵，而是自己的長輩被罵。［10］在國人的家族觀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統觀：以血統純正為榮，以非純正為恥。母親孕育生命，在語言層面與對方母親發生性關系，意識里就可以當對方的父親，從而達到挑釁和質疑對方血統是否純正的目的。罵者以對方母親為切入點，罵娘就等于罵全家：你的父輩懦弱無能，你的子孫血統不純，你的家族面臨斷子絕孫的危險。劉福根調查了204個現代漢語詈詞，按粗俗和惡意程度區分，前十五位的詞有：豬狗不如、畜生、王八、、、賊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雜種、狗養的、賊種、野種、斷子絕孫、、的。［11］這些詞多與血統有關，從中可以看出此類咒罵語的殺傷力。
2．瞄準國人最在意的女性
觀是指女性嚴守而不失身，在婚姻上從一而終甚至不惜以身殉節。社會生物學認為，男性和女性對待配偶不貞態度有異。配偶與其他男性，男性損失很大。配偶生下別人的孩子，自己失去傳遞基因的機會。女性則無此困擾。巴斯等人分別讓人想象配偶與別人。15％的女性對此引發最消極情緒，男性竟高達60％。［12］如以中國男性為被試，比例會更高。這是由于國人對格外看重，而且只針對女性。在父權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財產，女性要保持性的純潔與專一。觀念到宋代明顯被強化，甚至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國罵暗含的另一層意思是：如果我與你家的女人發生性關系，你家的女人就沒有守住。女性失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權利失控，讓家族蒙羞；又關系到家族命運與家產繼承。通過與被罵者母親發生性關系，令其失貞，后代的血統就不再純正，家庭財產會受到侵犯甚至喪失。在父權文化中，女性失貞是最大恥辱。人們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貞潔，罵者卻用來辱罵對方，殺傷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罵者孝道是中國人首要的道德規范，是處理子女與長輩關系的行為準則。“孝”的涵義有三：養、敬、順。“敬”主要表現為尊敬父母，保護并發揚父母的聲譽，維護父母的尊嚴。如果子女容忍對方罵自己的父母卻無動于衷，就是不孝，會遭人鄙視。在“孝”的對象上，國人更重視對母親的孝。國人有濃重的母親崇拜。母親背負著神圣、偉大的象征意義，是具備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個故事講孝順父親，3個故事講孝順父母雙方，14個故事講孝順母親。選擇對方母親為辱罵對象，就是利用孝道挑釁對方：你不生氣，就無孝心。對方為表示孝心大動肝火，目的就達到了，從而助長了國罵的使用。對母親的神化與咒罵并不矛盾。在父權意識形態中，女性是滿足男性的工具，母親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賦予規定的意義。母親是一種空洞不實的象征與符號，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視。#p#分頁標題#e#
二、“另類國罵”的社會文化心理當然，并非所有的國罵都以侮辱他人為目的。在特定的語境下，罵者與被罵者的關系不同，國罵表現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為口頭禪
作為口頭禪的國罵，謾罵成分被淡化，有強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認為是有個性的言語。
1．強烈的反叛感國罵是對被壓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將國罵掛在嘴邊，是因為他們對性的要求明顯高于其他群體，卻沒有機會和條件，只能在口頭上發泄。
2．給對方造成壓迫感在男權意識下，以為中心的罵娘被視為男性的特權，口帶國罵被視為有魅力。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國罵掛在嘴邊，在言語上充大佬，給對方造成壓迫感。
3．充當“友誼的橋梁”國罵的使用與人的教育程度、成長環境有很大關系，普通大眾多于知識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國罵可以拉近知識分子與大眾、上級與下級之間的心理距離。這也是為什么國罵有時會出自知識分子或領導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發牢騷
罵娘幾乎成了發牢騷的代名詞，罵娘與情緒發泄如影隨形。
關鍵詞：關公崇拜；傳統社會；文化心理
千百年來，關公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符號，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關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被以各種形態世代傳承。關羽是三國時蜀國的大將，死后享盡各種尊榮，歷代統治者都對其進行加封，甚至被尊為“武圣人”。關帝廟宇遍布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甚至每個村莊都至少有一座關帝廟。與關羽有關的事跡不僅史書多有記載，而且也廣泛流傳于民眾口頭藝術。人們記錄關公的事跡，想象他的英姿，期盼他顯靈庇佑。在中國歷史上，關羽崇拜影響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久，無人能出其右。關羽崇拜充分反映了中國傳統民眾的社會文化心理，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詳細闡述。
一、內圣外王的完美理想人格
中國歷史上，盡管學派紛呈，盡管“內圣外王”一詞是在《莊子·天下》里才出現的，但在理想人格的設計上，無論儒家、道家、甚至佛家，其思想均是相通的：都推崇“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都將理想人格的最終目標鎖定在“內圣外王”上。在孔子儒家看來，“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完美統一。據《論語·憲問》記載，孔子曾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認為仁者泛愛眾人而不憂，智者富有知識而不惑，勇者果敢剛毅而不懼。受此思想的影響，孟子在《告子上》里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天賦的、人所固有的，它既不是別人給予的，任何人也不能予以剝奪。儒家重視仁義忠信，視其為天授的品質，任何人不能剝奪。這種“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被設計出來，就得到文化的認可與推崇，經過教化與傳承，理想人格一旦形成，必然會對人們的人格產生深遠影響，否則，就得不到人們甚至文化的承認。[1]
關公崇拜就體現了這種傳統文化心理。一方面，他忠義仁勇，重情重義，這是他最突出的道德品質。關羽的“忠”主要體現在他對待劉備的態度上，作為弟弟他敬重兄長；作為將領報效主公；作為臣子他效忠君王。關公的“義”最是為人津津樂道。毛宗崗稱贊關羽“義絕”，實是其忠義冠絕天下，讓人不得不佩服。如義釋曹操，就最能體現關羽的義。關公的“勇”也是眾所周知，為人稱道的。忠義仁勇，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更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理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關羽所表現出的這種忠義勇武，正是各家都推崇的“內圣” 。另一方面，中國人推崇“內圣”，希望通過自己的崇高人格來達到感化他人之心以成全“外王”偉業的目的。關羽生前為三國蜀漢名將，漢壽亭侯，五虎上將之首，是劉備的左膀右臂。死后更是步步高升，其封號經歷了莊繆侯、佛教的護法神、武圣人陪祀、崇寧真君、義勇武安王，到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至此，關羽已經成為道教中的重要神了。順治九年（1652年）封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后，最終成為與文圣孔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從此，關帝廟開始遍布全國。清光緒五年（1879年），更是加封了一個長達26個字的封號，用盡了贊美文詞，可謂登峰造極。封建王朝對關羽的封謚，正契合了通過“內圣”來達到“外王”的完美人格理想，體現了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社會文化心理。
二、崇拜神靈的社會文化心理
原始社會早期時逐漸產生神的觀念，當人們無法認識、理解自然時，這種觀念其實是自然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形式虛幻，本質內容卻真實。同中國人崇拜鬼神，認為世間存在神仙和妖魔鬼怪，或相信某種生物具有超乎自然的靈魂或精靈，它們對自然現象和人類的生老病死都有外在的控制力量。神靈崇拜“深刻地滲進中國人的血肉，甚至已經達到獲得了大地性，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食糧”[3]。
（一） 落后的農業區
在人類由無知走向文明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底低下和科技水平的落后使得人們面臨著各種困境，生存的艱難使人們迷茫困惑，焦躁痛苦。于是，人們不得不尋求另一種異己力量的幫助，來滿足自己戰勝困難的愿望，獲得心靈的平靜與安寧。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在偏僻落后地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時，有惡勢力仗勢欺人不得申訴時，醫療條件落后不得不承受病痛的折磨時，人們就會依附于自己頭腦中幻想的神靈，期望得到神靈的保佑以改變生存現狀。忠義仁勇的關公很容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保護神，成為被人頂禮膜拜的對象。關公死后被封封王封侯，固然有統治者借助信仰麻痹民眾思想的意圖，但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人們對神靈在心理上的需求和依賴。人們將他視為天神一般，虔誠至極。民間常常有關公顯圣救助百姓的傳說，幾乎遍及歷朝歷代全國各地。由此可以看出，在人們心目中，關公代表了正義的力量，他總是能幫助人們戰勝邪惡，是人們在走投無路之時的唯一精神寄托。《三國演義》中說：“往往于玉泉山顯圣護民，鄉人感其德，就于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4]這些都充分表現了關羽崇拜對普通民眾的心靈撫慰作用。
（二）發達的商業區
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然經濟逐漸成為過去，商品經濟正式走上歷史舞臺。隨著商品的產生，逐漸有了專門從事交換的商人，有了專門用于交換的商業區。商人們追逐利益，卻又擔心稍有不慎做了虧本生意。于是，他們便將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幻想有一種神靈專門護佑信徒們財源滾滾。基于這樣的心理需求，關公逐漸具有了另一種神職，即財神。為了區別于中國傳統的財神趙公明，人們稱關公為“武財神”。在這一神職中，本身并不是財神的關公卻香火鼎盛，受人崇信的程度并不亞于趙公明。原本的縱觀歷朝歷代關公身負的各種神職，我們會發現，關公的神性隨著人們的需求而復雜多樣。如今，商品經濟時代，作為財神的關公神職漸漸化復雜為單一，原本的附屬神職反而成為主要神職，這就說明神靈的作用往往隨著人們的需求而變化。人們將希望放在關公身上，希求精神上的撫慰和解脫，這些都體現了市民百姓的崇神文化心理。
三、總結
英雄崇拜是人們希求獲得安寧生活的產物，它能激發人們的積極心態，促使人奮發向上。在我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關羽一樣得到人們的極度推崇和虔誠信仰。在他的身上體現了歷代中國普通民眾的思想感情，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封建社會時期，人們飽受戰亂之苦，顛沛流離，渴望擁有安寧的生活。關羽作為一個不同于普通人的英雄人物，武力高強，智力超群，他有能力成為結束災禍改變民眾命運的人。這是他能成為武圣人的基礎。同時，他為人忠誠義氣，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這些都使得他有了成為全民信仰的條件。人們崇拜他，就是希冀他能改變民眾的生活，關公的職能由于人們的需要相當復雜。而在當今社會，關公職能趨于單一，其深層原因及文化心理卻更復雜了。關公信仰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要徹底弄清它，以上淺顯的分析顯然是不夠的。對關公崇拜的研究，我們應該開拓思維，多角度思考，或許能找到答案。（作者單位：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1]韋政通：《儒家與現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24頁。
[2]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中華書局，2006年，第560頁。
關鍵詞:新詞語;社會心理;文化;網絡
近些年來，我們普遍能感受到在社會上、網絡上、媒體上頻繁的出現不少的新詞語。而且，有些詞語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超常規的，不合語法實際的(如被就業，被自殺)。不過，在社會中網絡和媒體的推廣下，在年輕人當中很快得到流行，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有一定的創造性詞語，如ABB式新詞“范跑跑，郭跳跳，樓脆脆”等。若不關注網絡，仿佛一夜之間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找不著北了，像是穿越時空來到了未來世界一樣。事實上，對于這些現象的出現，我們并不感到驚訝，這是語言發展的歷經過程。
一、新詞語產生的緣由
以認識的心理學角度出發，產生新詞語的緣由主要是從下面幾方面來分析:
(一)宣泄一個人的怨恨或者嘲笑或者諷刺的心理需要
如“欺實馬”也就是“70碼”。起于2009年5月7日發生在杭州市區的富二代飆車撞人案，警方的調查結果是:肇事者撞人時的車損為70碼，一些目擊者對此表示懷疑，事后肇事者的態度非常兒戲，漠不關心的樣子讓網友們滿腔怒火，所以產生了“欺實碼”這個詞來譏諷，嘲謔。類似這些詞語的還有很多，諸如:范跑跑，郭跳跳，樓脆脆，被就業，被增長，被自殺等等。當社會中出現了部分不滿意的事情，或者一些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被網民們看不慣，普通地抒發這些怒氣不滿并不能讓他們滿足的時候，他們需要更多特色的詞語來表達心里的情緒，就會造出一些新詞語來發泄他們的憤懣，調侃或諷刺的心理。
(二)人們的避繁驅簡的語用心理
伴隨著時代步伐的加快，人們想要盡可能簡短地溝通和進行信息傳遞，節省精力，在不影響別人理解的前提下，經常消除一些不是主要的成分，許多簡略式詞語就應運而生了，例如全運會，綠標，打非，環評等;對于一些復雜的事物，現象和關系，人們也傾向于用盡量簡短的詞語形式來表示和指稱，這些都是人們力求言簡意賅的心理作用的結果。例如使用“走光”指示:“女人的私人部分不小心在公眾前面顯露”，“話療”指示“通過和別人交談的方式解放和發泄心中的郁悶，最終達到身心健康的治療”。在網絡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新時代的人們學習和工作壓力大，當他們在尋求輕松的時候就產生了一些新詞語，例如886這3個數字意思是拜拜咯，555代表嗚嗚嗚，7456的意思是氣死我了，9494的意思為就是就是，521是我愛你。都是一些諧音的詞語用數字去表現。青年人利用與漢字諧音的數字來代替漢字，在上網聊天時直接輸入數字比用智能ABC，五筆簡單快捷得多，另外還有一些用字母去表達意思的新詞，例如男朋友用BF(boyfriend)，女朋友用GF(girlfriend)，語氣詞“嗯”用EN，漂亮的女孩子用PLMM，3X－thank謝謝。相比于漢字的輸入，用數字和字母輸入明顯便利而且快很多，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跟上時代的步伐。
(三)厭舊喜新的心理因素
很多人都是厭舊喜新的，在運用語言的時候喜歡標新立異，很長時間內不變地使用一些詞語會讓人產生厭倦心理，于是人們就試圖尋找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詞語去表達，所以受到這些心理的影響，新詞語的產生、舊的詞語新的含義、超常搭配的詞語組合，舊詞語使用頻率下降甚至消失的現象都是言語在發展過程中必定趨勢，一般情況下，名詞是不用副詞去修飾的，但是有一些超常搭配像“很淑女，很中國”等。這些在運用的時候會比較有概括性和感染力，所以也就流傳了下來，諸如此類的還有“被就業，被自殺，被自愿”等。喜歡別出心裁，不被常規所限制的青年人在展示潮流的時候喜歡用夸張的詞語來表達感情，例如“比賽”“單挑”“對決”用“PK”去表示，“新人”用“菜鳥”表示，用“酷斃了”“帥呆了”而不用“非常瀟灑”“漂亮極了”等等。
(四)相似類推的心理作用
從認知角度看，隱喻是一種認知現象，是人們根據已知事物認識另一事物的一種認知方式，兩個事物之間需要存在某些共同的屬性或特點，必須具有相似性。廣東有一個“山寨廠”的方言，在《香港澳語詞典》的釋義是指那些設施粗陋的家庭小作坊小工廠，在這里，“山寨”的語法應該是修飾的，而且從詞語意義上應該是理解成“簡樸”“小”“不正規”“外國”。但是在漢語詞典中，山寨的意思是那些在山林里沒有抵御柵欄的地方，而且是山區里面有寨子的村莊，是常規的名詞。具有修飾性的句法功能的“山寨”的語義特征與名詞性“山寨”的語義特征有聯系，都有簡陋，小型的特點，人們通過類推隱喻的方式把它們聯系起來，所以“山寨”有了修飾作用如“山寨手機，山寨廣告”“山寨文化”。
(五)逆反叛逆的心理作用
年輕人是在對老一代言語的模仿中得到成長的，然而年齡越大，就會產生叛逆的心理，這是他們比較有特色的心理，他們舍棄傳統的規范的演員表達而采用新奇的言語方式來表達，如郁悶，粉絲，我暈，哇塞等等。有一些社會低層和社會弱勢群體，處于社會下層的他們，反對和反抗權力，是利用他們的言語進行反叛，從而嘗試把方言詞、俚語變成新詞語如“惡搞”“隱婚”“”“包養”。
二、新詞語產生的方式
我們對新詞要加以重視，用在適當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挑選性地去運用新詞語。
(一)與時俱進、趨新求奇──新詞新語新誕生
新詞語是新誕生的詞語，不在原來的漢語詞匯系統中，對于它們的出現主要以下幾個原因:1、由于社會不斷向前發展，隨著新事物的出現，新形勢下，符合時代特性的一些新詞語也隨之產生，像:“炒股、再就業、市場疲軟、資源共享”等。2、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變化的情況下，新的思想也促成了一些新的詞和短語，如:“單身貴族，審美疲勞，丁克，妻管嚴，灰色收入”等。3、當今世界，由于科學的飛速發展及其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影響，也帶給了很多營養和動力給漢語詞匯，和科技相關聯的詞匯開始大批出現，“CT、B超、克隆、軟科學、電子秘書”等。4、網絡的發展和現代科學技術一起廣泛應用在生活中，與其息息相關的新詞語也是屢見不鮮了，如:“網吧、網民、網迷、黑客、版主、沖浪、灌水”等。不管是經濟，社會生活還是科技等層面出現新的詞或者短語，追溯它們出現的源頭和支撐他們的動力都是社會的發展，這是大勢所趨的結果，跟隨著社會前進的步伐而不斷向前，這也是一種可循的語言規律，作為全民語言的一部分，這些新詞語已經很大部分得到運用。
(二)“舊瓶裝新酒”──舊詞新詮釋
這些新的詞和短語是基于之前的語言而誕生的，有其固定的含義，但是今時今日，如果在某些地方看到它們時不能再用它原本的解釋，否則會弄到啼笑皆非的。這些新詞新語構成可分為兩類:
1、增加他們迄今未知的含義。
如:“套牢”原本是用在股票被套，現在我們可以指不開心的婚姻關系;某些網絡新語，“恐龍”的意思是長得不好看的女號;“青蛙”的意思是長得比較丑的男孩;企鵝指嬌小美麗的女孩等。事實上，這些新增加的含義和它們原本的意思是密切相關的，例如恐龍、青蛙和企鵝本來代表了可怕、難看和可愛的動物，所以可以用來指代人的外表。還有例如“炒”本來是一種烹飪方式，現在新增了“倒買倒賣、辭退”的含義，普遍可見的有“炒股、炒樓、炒魷魚”等。這些用法一般是基于比喻和延伸而存在的，很是具體動態和比較有特色，新增加的含義和固定的含義在某些程度上是雷同或者相關的，因此也可以變成原來詞語的固定含義，這類用法也有很多融入了人們的日常交流。
2、標新立異，刻意曲解某些詞或短語的意思。
例如:“蛋白質”其實是“笨蛋++神經質”的縮寫，這些詞語的語義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從褒義變成貶義或者從貶義變成褒義，剛開始聽的時候讓人感覺莫名其妙或者洋洋得意，聽過詳細的解釋之后讓人喜不自勝，因此在某些娛樂性的作品和節目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但是這些詞語一般都是不準確的，所以很快會被埋沒。
(三)擴大開放──外來語增生
在不一樣的語言之間相互借用或者吸取詞語的狀況就是外來語。在漢語中，如今很多新的詞和短語都是從英文演化而來，像安琪是“an-gel”的讀音翻譯過來的，是“天使”的意思，伊妹兒是“E－mail”的讀音翻譯過來的，是“電子郵件，郵箱”的意思，一些外來詞不但在漢語詞匯是流動的，還帶來了一連串具有聯系的詞語，例如“秀”這個詞是“show”的讀音翻譯過來的，進一步產生了“做秀、脫口秀、寶寶秀、服裝秀”等新穎的詞。在現實生活中，外來詞使用的很頻繁，特別是人們在日常的口頭語中更是普遍。
(四)求簡求快──使用縮略語
經過刪減簡單化的方法對語言的長度單位進行縮短去表達意思的就是縮略語，作為詞匯的主要部分，有兩種方式:字母詞和漢語簡稱。在生活步伐越來越快的今天，人們注重效率，力求節省時間和精力，在語言處理的習慣也不例外，以下的一些新詞，如“憤青”指的是避世絕俗的年輕人，“電聊”是講電話，這些簡單的表達，口頭上節省時間，在書面上也可以節省墨水，縮短長度，因此，他們除卻追求新穎的因素，最重要的還是為了實現經濟目的。
(五)追求多樣──方言詞語的利用
漢語普通話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在某些地方，某些方言所表達出的某些特殊含義和特別的感染力是普通話望塵莫及的，所以普通話也接連不斷地吸取了很多方言詞，如:來自粵方言的“搞定、靚、買單”等，來自吳方言的“擺平、小兒科”，來自北京口語的“蓋、侃、款、托兒、鐵、宰、腕兒”等。
三、新詞語與社會文化
從校園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新詞語，在青少年當中是屢見不鮮的，口頭語、外來語、專業語言、網絡語言和自造語，由不同渠道涌現出來的新詞語接連不斷地被廣泛使用著。這些新詞語是近些年社會發展的反映，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它們存在的意義，無論是社會生活、經濟、科技還是校園都有其影響。作為校園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校園新詞語也是一種流行文化，是校園透露于表面的具體表現。年輕一代總是很快地更新詞語和記錄，讓別人跟不上節奏，不明白它的意思，因此導致部分人對青年人太過于追求潮流的方式不滿。事實上，創新是新詞語的生命力所在，我們應該對這些新詞語的出現習以為常。由于社會生活的不斷豐裕，每個行業都涌現了很多新穎的、調皮的詞語，某些被群眾所接受的詞語已經構成普通話的新活力。同理可得，對于校園新詞語，如果是積極健康向上的，都是可以被我們的語言所接受和吸取的。語言是慣例的東西，某些合理的或者看起來不合理的新詞語，隨著其利用率的提高，會逐漸被大眾接受，成為主流，當然某些詞語也會被社會的河流所淹沒。不管怎樣，我們都要確信，我們的語言可以通過新的現象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詞語是會在實踐當中朝著積極向上和富有生機的方向走的更遠。詞匯變化是對如今社會發展和精神文化的折射。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在中國，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應運而生了大量漢語新詞語。作為社會窗口的校園，作為思想最前進的青少年，在校園特別的環境中也創造了很多獨具校園特點和折射青少年精神文化的新詞新語。而這些新詞是可以作為一個了解學生和社會現象的特別方式，因此被社會各個領域尤其是老師所關注著。
四、余論
一、求趣
“趣”指的是趣味、風趣、情趣。人都有追求趣味的自然需求。生活中凡是生動有趣的故事、新聞,人們都愛聽;有趣的畫面,人們都愛看;富有情趣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方式,人們都樂意接受。尋求情趣的心理充分體現在網絡交流上。比喻、借代、諧音、摹狀等修辭方法,使得網絡語言富有情趣、生動俏皮,比如用“灌水”來表示在論壇發表沒有閱讀價值的帖子,用“菜鳥、小蝦、初哥”來稱呼初級水平的新人,用“潛水”稱呼論壇里沉默不發帖的行為,[4]都很形象貼切,富有趣味性。字母縮略詞“MM”,即“美眉”,指代年輕女孩。[5]美麗的眉毛是美女的一部分,“美眉”又是模仿港臺味普通話“妹妹”的發音,所以這個借代既諧音又形象。還有,把提意見叫做“拍磚”,把支持叫做“頂”,把論壇帖子的前后順序叫做“樓層”等,都是網民們常用的“趣味”詞語。
使用網絡語言的人群是一個特別的群體,大多數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上網聊天,是想感受網聊的趣味性,享受放松帶來的愉悅。同時,為使自己的言談更具吸引力,說話者需要選擇更別致的方式。采用生動新穎的表達形式、營造一種輕松有趣的氣氛,既展現了年輕人富有活力的特點,也是現代人追求輕松、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的社會心理的自然體現。
二、求新求變
“求新”就是趕時髦,追求新穎別致。多數網民都很年輕,不喜歡遵循傳統,不愛用“老套”的表達方式,總想求新求變,而網絡媒體給年輕一代提供了一個追求時尚、反對傳統、求新求異的表現舞臺。正如周日安所說:“為了與眾不同有意創造新詞張揚自我,充分展示個性,帶來了網絡語言的個性化。”[6]
某些網絡詞語的形成是年輕人受外來文化影響追求新潮、時尚的結果。網絡用戶大部分是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人,他們容易受到港臺或日韓流行文化的影響,使得網絡語言中出現了很多新奇另類的詞語,比如,用“養眼”來表示“好看、漂亮”,用“粉絲”來指稱“崇拜者、歌迷、影迷”,用“吐血”來形容“心情郁悶”,用“抓狂”表示“受不了刺激而行為失常”,用“頂”來表示“支持”,用“閃”表示“離開”;還有,表示性狀程度高也拋棄了“很”、“非常”等字眼,而代之以“粉”、“超”、“巨”等新鮮字詞。這些都說明,追求時尚、趕時髦這股風氣不僅盛行在人們日常的衣食住行當中,它也充斥于網絡世界,體現在網絡詞語的使用上。
現代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被程式化和效率追趕著的現代人早已厭倦了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他們追求不拘陳規,追求新鮮刺激,青年人趨新求異的心理需求在網絡空間里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和釋放。在英語中,動詞加后綴ing表示正在進行的動作或行為,英語的進行體已經融入了網絡語言的語法,表示正在做某事也用ing,比如“這次考試掛科,郁悶ing”、“終于贏了一次,得意ing”;原本正常的字被分離開來表示原義,如“超強”變成了“走召弓雖”;Iloveyou=愛老虎油;還有,“強、狂、嚴重”在句子中可以做狀語,如“狂暈、嚴重同意、嚴重喜歡”,“超、巨、呆、斃”等粘著語素都作為自由語素在句子中充當狀語,如“偶GF超靚(巨美)”[7]。有一句順口溜這樣說的:吃不叫吃,叫“撮”;羨慕不叫羨慕,叫“流口水”;東西不叫東西,叫“東東”;興奮不叫興奮,叫“high”;有本事不叫有本事,叫“有料”;倒霉不叫倒霉,叫“衰”;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暈”……這些充分體現了網絡語言的新異、鮮活,充滿形象感、表現力。
三、從眾與模仿
社會心理學[8]認為,從眾是個體在認知、判斷、信念和行為等方面自愿與群體中多數人保持一致的現象,俗稱“隨大流”,表現為個體的意見、行為與群體中多數人相符合。比如我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吃飯,而我們對那里的飯店又不了解,在有幾家飯店讓我們挑選的情況下,我們肯定會選擇人多的飯店吃飯,這就是最普遍的從眾行為。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從眾心理,也有或多或少的模仿心理。年輕人,尤其是20歲以下的學生,模仿心理和接受能力特別強,他們習慣于模仿老師、家長、同學的行為方式。在網絡交流上,他們會模仿使用別人的新穎有趣的表達形式,比如,當看到有人用“偶”來稱呼“我”、用“蝦米”來替代“什么”、用“稀飯”表示“喜歡”,有些網友覺得這樣卡通化的表達很有個性,從而模仿體驗。網絡交流中一些特別句式使用較多,如“……的說”、“……死掉了”,也是網民模仿的結果,“我要回家的說”中“……的說”沒有實際意義,“我高興死掉了”中“死掉了”也只是起加強語氣作用,這些表達方式的使用,體現了網民追求新奇、喜歡從眾的心理。
網絡新詞一旦受到網民們認同,就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甚至仿制出更多的詞語,如“粉絲”一詞源于英語Fans,意思是崇拜者、追星族,由于網民大都略懂英語,追求時尚,于是“粉絲”就成為一個強勢的成功模因,[9]得到復制和傳播,甚至某超女的“粉絲”被稱為“涼粉”。這些是典型的從眾心理的體現。這種從眾行為的實施,一方面因為網絡語言新穎別致,符合了年輕人的口味,另一方面,也緣自網民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到網民群體的需要。
四、調侃戲謔
社會心理是在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具有很強的環境依賴性和相對穩定性,影響社會心理形成的因素包括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介、參照群體。在這個大眾傳播媒介多樣化、信息高度發達的年代,過去神秘的東西已不再神秘,傳統的權威和價值也逐漸褪掉神圣的外衣。這樣,伴隨著人們對崇高、莊嚴的推崇漸減,又加上當前通俗文化的盛行,追求輕松有趣、調侃傳統的社會心理已經演化為一種潮流。再者,有些網民精神生活貧乏,百無聊賴,他們出于追求刺激的需要,以惡作劇的方式對其他的人或事物進行調侃、貶抑。比如,“太平公主”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皇武則天的女兒,卻有網友借“太平公主”之名來戲稱“胸部平坦的女性”,而人們喜歡的“偶像”也被調侃成了“嘔吐的對象”;網絡紅人層出不窮,利用的也恰恰是網民的各種心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名就是利用了大眾的戲謔心理,她的存在為大眾提供了一個合法地吐口水的情境,反而促使自己“躥紅”。語言中許多詞語被網友以調侃的態度進行曲解,賦予新的“意義”,如“特困生”本義指特別貧困的學生,這里指的是上課特別容易犯困、愛打瞌睡的學生;“蛋白質”表示“笨蛋++神經質”;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經病兒童;“后起之秀”指的是最后一個起床的。如此曲解詞義,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刺激、新奇、好玩、調侃,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即對傳統“崇高”、“美”的一定程度的淡化、懷疑和抑制,體現了平民精神唱主角的一種趨勢。
五、追求自由與宣泄
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會面對學習、工作、生活等各種生存壓力,這時人們就需要適當地宣泄因壓力過大而產生的煩躁、壓抑、郁悶的情緒。宣泄情緒的渠道很多,如與人傾訴、心理咨詢等,但是這些方式都存在時間、空間等諸多限制,而網絡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具有其它宣泄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勢。網絡交際的語境是匿名性的,它隱去了人們的姓名、性別、職業、職務等身份標簽,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發帖、留言等無所顧忌地發泄心中的不滿和壓抑,而不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作為交際工具,網絡語言折射出了人們宣泄壓力的心理需求。具體來說,網絡語言中大量地存在一些粗話、臟話,例如:TMD(他媽的)、NND(奶奶的)、SB(傻逼)、SJB(神經病)等,“狗屁”、“敗類”、“王八蛋”、“BT”(變態)等字眼也屢見不鮮,用下流的帖子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污辱、嘲弄的比比皆是。過度宣泄甚至濫用詈語只會導致網絡交際的混亂和無序,甚至會對交際參與者的身心構成傷害,因此,我們提倡應當把網絡語言的宣泄作用控制在合理、和諧的范圍內。
以上所討論的各種社會心理,追求簡捷和新鮮有趣是最主要的,這既是由網絡交際的特點決定的,也體現了時代特色。如果網絡語言不簡潔,很難達到快速交流的目的;如果交際的語言平淡無奇,所述內容就不能吸引更多的關注;而時尚、充滿趣味的網絡語言,會吸引更多的網民去追崇、模仿。人們能在網絡世界調侃戲謔和自由宣泄,這是建立在網絡隱蔽性基礎之上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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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日安.簡論網絡語言[J].語言科學,2003,(4):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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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語言實際是一種語言變異現象，它是一定社會條件下、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青少年語言主體由網絡語言、流行語、火星文及外來語等語言形式構成。我們擬從語音、文字、詞匯、語法及語用五個方面來探討青少年語言使用的特征。
(一)語音方面
青少年熱衷于使用諧音詞，如數字諧音、方言諧音、漢字諧音等。數字諧音是指用阿拉伯數字的讀音代替漢字快捷表達意義，如“5201314”(我愛你一生一世);方言諧音是指用方言代替普通話的讀音，如“偶”(我)來自港臺方言，“銀”(人)來自東北方言;漢字諧音是指利用漢語中原有的諧音造新詞，如“美眉”(妹妹)等。其次，除了熱衷使用諧音詞，青少年還偏愛用單字疊音，如“東東”(東西)、“漂漂”(漂亮)等等，這一點在女生身上尤為明顯。
(二)文字方面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是最重要的輔交際工具。青少年為了能夠擁有自己與群體的隱秘空間，會選擇使用有別于常規用法的文字形式。例如他們在網絡上經常使用“火星文”，這種文字里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符號，包括繁體字、生僻字、阿拉伯數字、拆字以及以英文字母為代表的各國文字，如果不仔細分辨及聯想，是很難看懂的。比如典型的“弓雖”(強)，乍一看以為是兩個字，仔細一看原來是把“強”這個字拆成了兩部分，這讓我們不得不佩服青少年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又比如“涐噯伱①甡①丗“(我愛你一生一世)，這個句子里夾雜了異體字、符號等，第一眼會讓人看得一頭霧水，但經仔細分辨還是能猜得出其大概意思。
(三)詞匯方面
詞匯是一個群體語言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通過觀察一個群體所使用的詞匯，可以大概了解到這個群體的思想態度、文化特征等。青少年使用的詞匯很豐富，不僅包含了傳統詞匯，更是加入了外來詞、網絡語言、流行語等。例如，近些年日韓影視席卷中國，青少年群體中出現了大批哈韓族、哈日族等，于是普及了“歐巴”(哥哥)、“卡哇伊”(可愛)等外來詞匯。由此可見，青少年群體在文化多元的社會背景下，其語言明顯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另外，青少年使用的詞匯通常簡潔生動，“頂、贊、碉堡、雷”等屢見不鮮。由此也可以看出，青少年語言在詞匯使用上凸顯了經濟原則。同時，青少年使用的詞匯也偏向于粗俗化，比如喜歡用“尼瑪”、“”等粗鄙詞語宣泄壞心情，用“巨、超、暴、狂”等副詞來夸張地表示心情。除此之外，青少年喜歡打破約定俗成的語義，對傳統詞匯進行“舊瓶裝新酒”，如“可愛”變成了“可憐沒人愛”，“特困生”變成了“特別困的學生”等。總之，青少年所使用的詞匯極大地展現了簡潔生動、粗俗直接、幽默活潑且具有創造力等特征。
(四)語法方面
青少年語言在語法上呈現出任意性這一特征，即漠視語法規則，說出來的句子可能是支離破碎的。他們通常不注重是否遵守語法規則，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語義表達上，比如“．．．．．．的說”、“你V先”等特殊句式的使用;把英語詞綴加在漢語后面，如“羨慕ing”等。這些語言表達都不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則，不重視語法的嚴格性，更多的是呈現出口語化的狀態。一方面，這體現了青少年群體反規則反傳統的語言傾向;另一方面，這也體現了青少年非凡的語言創造力。
(五)語用方面
青少年群體有時候會不守語用規則，比如，“我身上窮的只剩下錢了”違反了語用原則中的“質的原則”，即雖表面是說自己窮，但實際上很有錢;但是他們對各種修辭手法卻運用自如，如“女為悅己者容，男為悅己者窮”是對修辭手法中仿詞手法的運用;流行于馬年的“馬上體”，如“馬上有錢，馬上有對象”等，則是語義雙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青少年群體語言還呈現出一定的腔調上的特征，比如近些年由于港臺劇的盛行，很嗲的“港臺腔”也逐漸被青少年所習得，如女生經常會在句子的末尾加上“嘛”或者“喔”等語氣詞，表現出撒嬌的口氣。此外，青少年經常使用一些帶貶義的詞跟關系親密的人交流，比如“豬頭”，本意是指像豬一樣笨，但是青少年在使用的時候，只是一種善意的調侃，用來活躍氣氛。總之，在與青少年交流的時候，必須要深刻體會他們話里的真正意義，如果只關注表層意義，可能就會一頭霧水，不知所以。
二、青少年語言使用的社會文化心理分析
語言是社會文化的鏡子，即語言可以見證社會文化的發展，而社會文化對語言也有一定的影響。青少年群體的語言綜合反映了社會的時代特征及青少年群體的風貌。換言之，我們可以透過青少年使用的語言來透析他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從而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群體，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一)標新立異心理
首先，青少年的語言反映了他們標新立異的心理。比如，在青少年眼中，“火星文”不同于傳統文字，對“火星語”的使用讓他們覺得與眾不同，別具一格。其次，傳統的詞匯、用法已不能滿足青少年那種強烈地要把自己對事物的感受與評價用形象、貼切并極富表現力的詞匯表達出來的心理需要，所以他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屬于自己的語言，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后，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使用與眾不同的語言會讓他們特別有存在感，因為標新立異的最主要目的還是吸引別人的眼球，博得關注的目光。青少年群體大多數是獨生子女，表面張揚自信，放蕩不羈，其實內心特別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青少年通過標新立異，用與眾不同的語言標榜自己，得到關注的目光，從而得到理解、支持、尊重與關心，進而滿足成長過程中歸屬感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消除個體內心的不安與矛盾。
(二)從眾心理
青少年對語言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從眾心理。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美國學者沃納•賽佛林曾指出，受眾“會依據以往的經驗、文化素養、需要、心境與態度等進行選擇性理解、選擇性接受和選擇性記憶”。由此可見，受眾會為了保持與周圍環境的一致，得到認可和采納，而采取與大多數人相一致的心理或行為。譬如，雖然在青少年中間流行語的使用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但是并非每個人都是真正地、單純地出于個人的需要。青少年為了與群體有更多的共同語言而不至于落單，通常情況下就會選擇與群體中大多數人相同的語言習慣與行為模式，從而獲得朋輩認同，交到更多的朋友。
(三)自我表現心理
青少年群體在形成從眾心理的同時還潛藏著自我表現的欲望。青少年群體生長在社會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時代，接受的教育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他們樂于表現，敢于在公眾場合秀出自己，展現自己的優點與長處。正如社會心理學家戈夫曼所認為的:社會就像一個舞臺，人人都是演員，每個人都在有意或無意地通過自我表現來給別人留下印象。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青少年自我提高內驅力的重要表現。青少年群體在使用帶有自己年齡特征的語言時其實也是顯示了自己較強的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與學習能力;通過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發表言論，不僅僅是為了抒感，也是帶有自我表現的成分。
(四)避繁求簡心理
特定時代賦予的快節奏使得青少年在語言上趨于從簡從易，用詞趨向于簡約和直白，很多詞匯都采用縮寫詞和語法省略的結構形式，遵循了語言的經濟原則，從而達到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的效果，并且便于記憶和使用。比如“GG”(哥哥)、“MM”(美眉)的使用。再比如，在網絡上聊天時，他們喜歡用數字、字母、符號來表達，如“886”是“拜拜嘍”的意思，“V587”是“威武霸氣”的意思。這些語言使用現象都體現了青少年避繁求簡的心理特點。
(五)尋求宣泄心理
青少年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雖然生活條件明顯改善，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讓他們不堪重負，于是，為了緩解壓力與焦慮，他們會選擇各種方式去宣泄，其中就包括語言的使用。對于一些粗鄙化的語言，他們會選擇用隱晦的方式說出來，如“、我去年買了個包、尼瑪、TMD”，這樣既避免了直接“國罵”的淺薄和粗俗，又宣泄了自己的情緒。青少年通過幽默的調侃、夸張的表述宣泄與釋放生存帶來的焦慮，體會到了藐視、突破和顛覆既有語言權威帶來的。這種語言表象背后體現的是他們尋求心靈突圍、渴望社會關心和關注的心理狀態。
(六)保護隱私心理
青少年大多是獨生子女，自我意識強，一般不希望別人窺探他們的秘密，他們偏愛那些與傳統相違背、與權威相背離的語言形式。不管是夾雜了各種符號、數字、繁體字等的“火星文”，還是略顯幽默諷刺的網絡流行語，青少年使用的語言無不反映了對傳統的反抗。他們厭倦了傳統的語言表達方式，試圖創造一種新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與觀點，并且這種語言還是排外的，一定程度上阻絕了外界對青少年秘密的探測。例如“洗胃”一詞，一般人都認為是去醫院洗胃，但在特定的青少年的語言環境下，他們表達的可能是“喝飲料”的意思。通過諸如此類的語言，青少年成功地保護了自己的隱私。
(七)追求時尚心理
[關鍵詞] 社會文化變遷 當代女大學生 心理
在封建社會中，女性因為足不出戶而失去了學習和受教育的機會，因而也失去了社會地位和權利。星移斗轉，21世紀已經來臨，但封建傳統觀念并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銷聲匿跡，它的影響至今尚存。在這種文化積淀中塑造起的女大學生一般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卑和依賴心理，雖然她們自尊、好勝和自強，甚至有時表現出清高與孤傲，但是她們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文化和社會偏見所造成的女性的某些消極心理定勢，即自卑、軟弱和依賴[1]。當然女大學生要超越傳統、擺脫消極的心理慣勢，需要經歷一個痛苦的歷程， 常常會伴隨著心靈的磨難和人格的撕裂。
1 傳統文化下的女大學生心理劣勢
1.1 主體意識不強
女性所特有的社會性別身份，決定了她們扮演社會所指派的社會角色。女性的首要價值在于生兒育女，“母以子為貴” 剝奪了女性應有的主體意識。她們和藹、忍讓，一切為了孩子，從未意識到“自尊、自重、自信、自立、自由”應該是自己的需求。與此同時，他們還扮演著妻子的角色。妻子應該服從丈夫或家庭需要，被認為“應當”承擔全部家務勞動無論她是否有自己的工作。妻子被要求在背后支持丈夫的事業，光有事業上的成功而缺乏家庭上的成功不能稱為成功的女人。她們很有希望取得成功，但又害怕成功，其深層原因還是因為沒有擺脫對男性的心理依賴。這種觀念造成一些女大學生依附心理較強，她們認為將來只要丈夫能干，自己的終身就有了依靠，導致其在學期間安于現狀，自我封閉。在現代社會，由于性別角色的變化影響，女大學生的愛情觀雖然已經隱含著追求人格平等的愿望，但仍不自覺地在兩性關系中尋求庇護[2]。
1.2 成就取向較低
心理學上的成就取向可分為成就動機、成就歸因、成就自信。首先，成就動機是指通過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確定的目標完成某種價值的或至關重要的事情的一種主觀愿望。女大學生和男大學生具有同樣獲取成功的動機，然而她們的社會性別結構能夠塑造她們成就目標的方向，家庭和文化的影響可能調整她們的目標，即男、女大學生都從父母、同輩、老師和其他社會群體那里獲得與性別相關的期望和價值。通過這種社會化，女大學生學到了自己的性別應該選擇恰當的方向。其次，是成就歸因。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將成就歸因于能力，女性更容易將成就歸因于運氣。這是女性期望和信心較低的結果，同時又用來維持她們較低的期望和信心。最后，是成就自信。兩性在智力上的差異，僅僅反映了解在智能結構上各有所長，優勢領域各不相同，但女大學生成就自信較之男大學生還是要低些，有證據表明在成就自信上存在性別差異。
1.3 自身成長期望值低
由于受傳統角色定位和社會上種種不良因素的影響，一些女大學生自信心不足，喪失了競爭和進取精神。她們希望實現人生夢想，但是一遇到困難，便找各種理由為自己的退縮辯護；她們心氣很高，但對于事情缺乏恒心和耐心，沒有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對于畢業后的女大學生來說，都希望能夠做到家庭和事業兩全其美，但是當這二者發生沖突時，他們往往選擇的是家庭角色而放棄社會角色。傳統的社會文化對女大學生有著較高的家庭角色期待，而職業期望則較低，使得部分女大學生對未來成功的欲望不夠強烈，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丈夫身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正可以說絕大部分女性都希望未來的“他”在事業上、經濟上都比自己強，從而有所依賴，顯現出受傳統意識影響的文化印記。
2 社會文化變遷影響女大學生心理發展的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方面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及受其影響的舊體制進行反思和重建，另一方面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敞開了國門。傳統的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牢固觀念，塵封了女性前進的張力與個性；男權主義更強化這些品質與觀念，從而牢牢禁錮了女性的發展與競爭能力。與此同時，西方現代文化急劇而強烈地沖擊著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它一方面強調男女平等，鼓勵女性參與社會活動和競爭，另一方面又對女性傳統的社會角色和生活、工作等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傳統文化的期待和現代文化的要求在女大學生身上交織、糾纏與不斷較量，使得女大學生在這兩種文化的夾縫中處境尷尬而又不得不艱難行進[3]。
2.1 來自經濟變革的沖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帶來了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競爭打破了“男耕女織”的傳統生產模式，把越來越多的女性推向了社會。就業觀念的變化，就業競爭壓力不斷加大，這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也給女性帶來了新的沖擊和困惑。高校擴招造成大學生一次性就業率逐年下降，在嚴峻的就業競爭面前許多女大學生表現出回避、退縮和拒絕成長的傾向。女性特有的細膩、羞澀和依賴等心理無形中也加重了她們的焦慮反應。女大學生優柔寡斷、猶豫不決等先天不足的心理弱點，往往會使她們白白失去就業的良機，與男大學生相比，明顯居于劣勢。此外，就業過程中男女同工不同酬、女職工退休、離崗和下崗的年齡越來越提前的現象也導致兩性經濟壓力的不平衡。
2.2 來自科技與教育發展的焦慮
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女性逐漸擺脫了體能的限制，獲得了新的機遇。但是，科技并非與性別無關，人們潛意識里還印刻著科技是男性專長或專利的痕跡。從某種意義上說，高科技的發展反而加強了女性的邊緣化地位。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無論是教育思想、教育體制、課程設置、教材內容、教學目標還是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老師觀念對受同等教育的男女生施加的影響都有很大的差別。這種以男生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文化基調，強調對男生開發和激勵，對女生實行限制和弱化；對男生倡導充分發揮個性，對女生則限制個性的張揚。我國在多次教育改革中也從來沒有觸及這一教育的精神文化層面，沒有把反傳統的、開發的、個性化的女性教育提到議事日程，因此也就沒有形成全新的女性道德、人格、素質的培養標準。表面上似乎男女是統一標準，而實質上傳統觀念處處在起作用[4]。
2.3 來自家庭模式變遷的影響
21世紀是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社會發展的中心由過去的勞動經濟型向知識經濟型轉變，這給廣大女性提供了成才和成功的機會。愈來愈多的女大學生走出家門，走入社會各領域，雙職工家庭、“經濟共同體”甚至“心理文化共同體”成為新的家庭模式。這本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是社會進步的體現，然而，對于這些“女強人”，與其說人們投以尊敬的目光，不如說人們還未改變對女性角色和女性價值的傳統看法，不能認同她們，還不能完全接受這個現實。家庭本位的根深蒂固，造成當代女性時常面臨著激烈的心理沖突：在先進文化和先進思想的激勵下在社會上努力工作，而另一方面其心態并未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而對家庭心向往之。
3 弘揚先進文化，努力促進當代女大學生心理健康
女大學生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后備力量。由于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女大學生主體意識包括獨立意識、自主意識、競爭意識、進取意識、創新意識及成就意識較差，這與現代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是不相符的。高校是先進思想、先進文化的傳播基地，在提升女大學生主體意識，推進男女平等的進程中，無疑應該起到火車頭的作用。大學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和學術氛圍使女大學生有機會領略科技革命的大潮，接受豐厚的科學精神和東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時也使她們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現代觀念和社會思潮，經過她們理性整合、展開及運作，內化為個體的文化蘊涵和知識積淀，必將為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3.1 改變觀念，努力消除傳統文化尤其是意識層面中的性別偏見
從某種意義上說，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是導致女大學生在社會上競爭不利、發展不足與適應不良的根本原因。建國以來，雖然我國女性權益在政策、制度和法律層面都獲得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但人們思想意識尤其是潛意識中的性別偏見還很嚴重。高校領導、任課教師肩負著培養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重要使命，要率先樹立平等和諧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要改革學校教材，有意識地消除其中隱含的性別偏見，提供一個平等、合理的成長環境，使女大學生培養起自尊、自重、自強、自信的品質以及與男生平等競爭、和諧相處的意識觀念；應采用新的教學方法，在這過程出體現出男女平等的理念，營造出一個有利于女大學生發展的文化空間。
3.2 喚起現代女大學生對自我潛能的意識
傳統觀念造成的社會心理因素極易使人產生“男強女弱”的偏見。事實上，心理學研究表明，女性富于情感，而理性水平較低。在男性群體中，智、愚差別懸殊，女性群體中，智力發展較為均勻，多屬中等。男女兩性智商平均值均衡，只是在智力的具體表現方面各有優劣。因此，教學方法的改革必須結合女性的特點和身心發展規律，充分發揮女大學生在參與學習、參與管理、參與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培養女性的參與能力和自信心，使廣大女大學生認識自己的潛在能力，了解女性對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領域的貢獻及在人類繁衍中的重要貢獻，增強女性的自信心[5]。女大學生必須按照社會發展的要求重新調整自己，確立自我獨立的價值觀，增強個人在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主體性，提高自我評判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開拓創新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對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偏見。
3.3 貫徹教育公平原則，加強女性研究和女大學生教育的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
國家、社會和個人要共同努力，確保兩性受教育權利平等。接受良好教育是女大學生就業、競爭、發展與適應社會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培養其自尊、自重和自助、自救的心理資源。女大學生通過理論學習，能夠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樹立積極的人生態度，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一切困惑和艱難，形成頑強不屈的心理品質。結合女大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和存在的心理困惑，全面、系統地講授的婦女理論，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女性的成長與就業，婦女權益保障，婦女形象與禮儀等方面的知識，一方面有助于為女大學生教育和工作、生活提供更準確的指導，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養女大學生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強的心理品格，幫助她們成為高素質的人才。這一措施目前在我國高校內已陸續實施和逐漸展開，但總體而言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許多方面還有待加強和完善。所以，以高校為龍頭，加強女性研究和女大學生教育，完善其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是非常必要的。
3.4 積極營造科學規范的女性心理健康平臺，針對女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和心理困擾進行及時有效的干預
面對社會文化的急劇變遷，我們要努力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及時干預和救護存在心理困擾的女大學生。首先，建立常規的女大學生心理咨詢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地對女大學生心理健康進行普及性教育或指導，舉辦有關心理健康、心理素質、人際交往和智商情商等為主題的講座；積極開展大學生心理咨詢，定期進行心理健康水平測試，幫助學生分析心理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增進身心健康。要努力構建和完善大學生心理健康危機預警機制，建立心理檔案及組織相關心理衛生保健活動，進行篩查、干預、跟蹤、控制一體化的工作流程，做到早期發現、及時跟進和有效干預。其次，建立科學規范的心理救護機制。針對女大學生心理問題，提供及時有效的心理救助。幫助她們解決生活、工作上的困難，緩解心理上緊張和困惑，主動而及時地提供救助。提高女大學生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緩釋心理壓力，遠離心理障礙，不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參考文獻：
[1] 陶國富，陸偉英.當代女大學生自我發展的矛盾心理探索[J].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 2000（4）：46-48．
[2] 劉志玲.基于社會性別的女性心理劣勢[J].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 2006（1）：18-21．
[3] 張向葵，田錄梅.文化震蕩對當代女性心理健康的影響[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 2005（6）：53-56．
關鍵詞 心理健康 社會文化 自我意識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識碼：A
復旦投毒案尚未告破，大洋彼岸的象牙塔內又驚聞槍聲。令人深思是什么原因讓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選擇非理性甚至是極端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在社會輿論廣泛探討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出現的問題之時，大學生的自我意識也是悲劇的主要成因。本文結合時事事件，從現代心理健康的標準出發，就社會文化（social culture）和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兩個因素，闡述兩者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以期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論參考。
1 現代心理健康的標準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又稱心理衛生。從國外研究看，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心理健康就是“愛與工作的能力”，“勤勉地完成任務、做好工作”；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心理健康是個體在適宜的社會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與其自身特點相符合的結果；人本主義理論認為，自我實現、自我接納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從國內研究看，林崇德（2003）認為心理健康是一種個人的主觀體驗，既包括積極的、消極的情緒情感，也包括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自尊；姚本先（2010）認為，心理健康是指個體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生理、心理和社會性方面達到協調一致，保持一種良好的心理功能狀態。盡管，社會文化大相徑庭，但國內外就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核心思想是可比較的。參考相關文獻，現代心理健康的標準應為：智力水平正常、自我意識正確、人際關系和諧、生活平衡積極、社會適應良好、情緒樂觀向上、意志行為健全、人格統一完整、心身特征一致。①
2 社會文化與心理健康
“文以化之天下”，文化本義就是通過社會性的規范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②它是社會里一群人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 表現在其傳統思維、信仰、生活習俗、價值觀念等，經由世代相傳而保留，也是群體人們所遵照的行為準繩。③“人在本質上是社會性動物，社會實際上是先于個體而存在的，不能在社會中生活的個體、或者因為自我滿足而無需參與社會生活的個體，不是野獸就是上帝”。④因此，人的行為深深的打上了社會文化的烙印，受社會文化的控制和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也不例外。這種影響可分為三個方面，（1）對人的知覺、思想、情感以及行為方式的潛在影響；（2）價值觀的影響；（3）可觀察的外顯特征的影響，如語言、風俗等。同時，社會文化通過兩個途徑，即規范化的社會文化教化和非規范化的社會文化滲透，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⑤
價值觀是個體行為因素的主要動力。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表現為：個體與他人的合作；對集體尊崇，遵從公共規則，追求公共價值；與他人、集體利益矛盾沖突時的犧牲。⑥個體主義的價值觀表現為獨立性和自主意識，提倡實現個人的目標和愿望， 反對任何外來的影響和壓力。⑦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是集體主義價值觀同個體主義價值觀的碰撞。高等院校作為傳播先進文化和科學理念的陣地，價值觀沖突在所難免。由此引起的心理健康標準的變化使得個體面臨更多內在的挑戰。社會輿論在此背景下，對校園悲劇的反思，將悲劇的形成看作是學校缺乏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從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進行考量，認為個體出現問題源于社會。
3 自我意識與心理健康
自我意識也稱自我（self），指個人的反身意識，即以自身為對象的意識。⑧與其將之看成一種概念，不如看成一種體系，包含功能、結構和發展三部分。Burns（1982）認為自我意識的功能是，保持內在一致性、決定對經驗的解釋、決定人的期望。⑨ Freud認為自我包含在人格結構中，可分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Rosenberg（1979）認為自我概念結構可劃分為：現在自我、期望自我與表現自我。⑩關于自我概念發展，其核心機制是不斷提高認知能力及與他人的相互作用，Cooley（1992）稱其為“鏡像過程”形成“鏡像自我”，Mead（1934）稱其為“一般化他人”。豘總之，自我意識對個體的行為有著調節和定向的作用，體現著人的自主性。同時，自我意識同社會化緊密聯系，共同指引著個體的行為。
大學生是擁有自我意識的個體，一方面，可以自由支配個體的行為和自主思考，另一方面，也明晰社會規范對于個體的約束，接受教育對其社會化的改造。復旦投毒案中嫌疑人林某，高學歷，為人謙虛，因與室友發生口角，遂投毒謀殺，死者剛直博。從心理健康的標準看，與人的摩擦便產生如此極端行為，心理不可謂健康。同時，人際交往的挫折情境下，便動殺人念頭，其社會適應能力較弱，親和性差。此外，死者黃洋的直博經歷也成為悲劇的誘因。總之，人際交往挫折及“妒忌”心理折射出林某自我意識的不完善。
4 小結
人的行為導向機制有兩個方面，一是依賴于外部情境，如社會文化，二是在個體自我意識的發展下實現的自主性。校園悲劇的成因既是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也是行為個體的自我選擇，甚至是毀滅。在現代心理健康的標準下，浮躁的社會氣息、成功學的泛濫以及成績動機（performance goals）的教育模式等社會文化因素與自我心理健康意識等自我意識的長期忽略的教訓是深刻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空談，須從以上兩個角度深入。
注釋
① 姚本先.學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9.
② 李平.中國文化概論[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③ 曾文星.華人的心理與治療[M].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1997.
④ 埃利奧特·阿倫森.社會性動物[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⑤ 張向葵，叢曉波.社會文化因素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J].心理與行為研究，2005.3（3）：229-233.
⑥ 杜鴻林，趙壯道.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J].理論與現代化，2011.4：53-57.
⑦ 李灝，翟石磊.基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價值觀的中美思維模式的反思[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119-124.
⑧豘章志光，金盛華.社會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中介語“僵化”這一概念是由Selinker在早期的中介語研究中提出來的，指的是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的過程中未達到標準狀態便停止發展，并且將不正確的目的語形式作為一種習慣固定下來，長期使用。［10］對于中介語僵化的原因，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較有代表性的有Selinker的“語言遷移”和Schumann的文化遷移模式。［11］地方普通話中介語的僵化和二語習得領域的中介語僵化有所不同，外語與母語屬于不同的語言系統，即語際間的中介語系統，而普通話不同，它是母語的另外一種形式，屬于漢語系統自身內部的中介語體系，所以地方普通話中介語的僵化有其特殊性，除了受到方言影響外，還受到社會心理因素的制約。忻州地方普通話，是忻州方言和普通話接觸的產物，一般在青年人群中廣泛使用。事實上，這一群體所講的普通話盡管帶有一些方言的特點，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例如:課堂，普通話測試，他們都趨向于使用標準的普通話，但在日常交流中仍舊使用帶著“口音”的地方普通話，顯然已經處于一種僵化的狀態。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固化”。［9］
二、忻州普通話僵化狀態
相比標準普通話，忻州普通話中存在著一些特殊的語氣詞，助詞，詞綴等虛詞。
(一)句式(1)“敢+…?”在忻州普通話中基本等同于“難道”，例如:“你敢沒吃飯?”(你難道沒吃飯?)。(2)忻州普通話中“動詞+來”結構很常見，特指做過的，已經發生的事情，例如:“我上午逛街來。”(我上午逛街去了。)“你去來?”(你去過了嗎?”)。(3)與“動詞+來”結構相對應的還有“動詞+去”結構，表示將要做某件事，例如:“你逛街去呀?”“你去圖書館去呀?”。
(二)詞語(1)忻州普通話中有很多直接從方言中提取出來的詞語:抬:這個字放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不同，但都作動詞用。“這個孩子一出來就抬不住了。”(這個孩子一到了外面就管不住了)。跳:你就跳哇。類似普通話中一個口語化的詞語“得瑟”。叼:意思等同于普通話中的“搶”，例如:“你不要叼。”灰:意思等同于普通話中的“壞”，例如:“你真灰了。”呢(去聲):這也是個獨特的語言現象，相當于標準普通話中的“那”:例如:我哪能干呢事情?(我哪能做那事兒?)(2)疊詞:忻州普通話中，疊詞的運用比較多，而且不同于普通的疊詞運用。例如:形容一個人不高，會說:不高高;普通話中的“包”在忻州普通話中會被稱為“包包”。(3)詞綴:詞綴只能與別的詞語搭配，構成某一意義。前綴:“圪”:圪轉(轉悠)，圪溜(溜達)“日”:日哄(哄人)，日搗(搗亂)后綴:“搭”:蹦搭(蹦)，跳搭(跳)“見”:想見(想到)，料見(料到)(4)語氣助詞“哇”:忻州普通話中常見的方言色彩的語氣助詞是“哇”，使得忻州地方普通話具有別樣的地方特色，如以下例句:這個好看，是哇?(這個好看，是吧?)太無聊了哇?(太無聊了吧?)“啦”:在忻州普通話中，在句尾通常用“啦”代替標準普通話中的“了”，這一特征在標準普通話中可能也會見到，但通常在表達某種較強烈的語氣時才會使用“啦”，而忻州普通話中的“啦”沒有感彩，同標準普通話中的“了”意思等同。不用啦。(不用了。)你忘啦?(你忘了?)“了”:忻州普通話中，句尾一般要帶一個“了”字，但它不同于標準普通話的“了”，其實際意思和標準普通話的“呢”相似。你干嘛了?(你干嘛呢?)是了。(是呢。)“么”:在忻州普通話中，這一語氣詞表示“當然”“的確”的含義。例如:還小了么，別計較啦。(還小呢，別計較了。)
三、忻州普通話僵化的社會心理原因
盡管人們從小受到大量標準普通話輸出并已然掌握其發音組詞等規律，忻州普通話依然長期穩定存在。顯然，這樣一種語言現象背后有其復雜的原因。忻州普通話，作為一種中介語，它的僵化狀態不僅是方言負遷移的結果，還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原因。首先，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語言是反映一個地區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子，深受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山西，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素有“中國古代文化博物館”之美稱，還被譽為“華夏文明的搖籃”，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在此有著深遠的影響，“折中”思想是本地區較為普遍的一種社會心理，凡事講求適可而止。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大家認為，只要可以互相交流便可，不一定要講出一口十分標準的普通話。其次，人們的地域觀念和鄉土觀念對這一語言現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人有著強烈的地域觀念和鄉土情結，“葉落歸根”就是很好的體現。而語言作為一個地區重要的情感聯系紐帶，受到人們的保護和尊重，不會被輕易丟棄。人們對于自己國家，自己地區的語言都有著深厚的感情。這為忻州普通話的產生提供了情感的土壤，即使人們可以講出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忻州普通話仍在忻州地區內廣泛存在，人們說著帶“家鄉味兒”的普通話互相交流，體現著這個地區人們在情感上的彼此認同。最后，對目標語地區的融合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目標語言所在地區以及當地文化的融合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語言學習者是否能夠掌握地道的語言。Krashen提出了“情感過濾器”這個概念，很形象地把人的情感因素比作一個過濾器，認為如果這個過濾器關閉了，那么語言輸入便會止于此。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醫護英語教學;教學模式;語言和認知
隨著醫療衛生對外交流日益繁密，對世界性醫護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2000，2001，2006)，很多高職高專院校在原有的基礎英語(EGP)課程的基礎上增設了專門用途英語(ESP)課程。在醫護類院校開設醫護英語課程是高等醫護教育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趨勢。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是關于認知是如何發展的理論，由Vygosky于1978年提出，［1］該理論包括中介(Media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活動(Activity)和臨近發展區(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等核心概念。社會文化理論強調人的認知發展是個人主體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不斷交互的結果。［2］
一、社會文化理論融入醫護英語教學的可行性探討
二語習得的研究屬于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該理論將學習者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將人的個體學習孤立化、簡單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3］語言和任務本身就是中介活動。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強調以“活動”為核心描述人的認知發展，明確社會活動是主體學習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動不僅明確了學習的社會活動的本質，也建立了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活動之間的認識論關聯。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論指個體可以在有幫助的促進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近幾年在國內，我國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在社會文化理論的視角下，研究我國的英語教學。不少學者從社會文化理論的不同角度介紹了調節理論、活動理論、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在教學實踐方面，卞少輝將社會文化理論教學觀和課堂互動話語策略有機結合起來，［4］有力地佐證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課堂的互動話語研究的積極推動作用。段玲琍基于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和英語閱讀教學領域的研究狀況，［5］嘗試建立一個社會文化理論融入英語專業閱讀教學的模式。這些研究關注了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將社會文化理論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去，但對社會文化理論在醫護英語教學中的研究還是空白。醫護類院校開展醫護英語教學的時間不長，已經有不少學者關注醫護英語的研究，有的從職業和學習需求、課程建設、教材選編和教學評價等角度進行研究，有的從醫護英語的詞匯教學、閱讀教學和口語教學等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也有從語料庫輔助醫護英語教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會文化理論的醫護英語教學創新模式
(一)教學目標
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醫護英語教學的總體目標是培養既有醫學專業技能又通曉外語和外語文化的復合型人才，分級目標包括英語在日常醫學工作的情景對話，英語記錄和填寫病人病例，用英語完成醫學交流任務，醫學工作英語文獻資料閱讀，英語溝通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等等。
(二)教學環境
創設以學生為中心的寬松教學環境，積極發揮教師的支架性作用，確保提供高質量的、有意義的“可理解性的輸入”，發揮同伴的合作學習機制，學習者能在老師或者同伴的幫助下，積極參與活動，最終發展自己的“最近發展區”，同時有效降低學習者的學習焦慮情感。
(三)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組織應該將語言和內容有機融合，圍繞學生所學的專業情景展開教學，包括問詢，科室及醫生介紹，掛號，化驗，檢查，出入院，藥房，臨床會話，電話巡診，病例書寫，等等。教師圍繞這些主題來開展系列教學活動，例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演講、病例分析和實地醫院情景扮演等，學生通過教學活動的參與與討論不僅掌握了一個完整的醫護過程，還從中學到了專業詞匯、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識。這個教學活動過程呈現為一個借助語言活動的問題解決過程，體現了與任務、語言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動重要性。
(四)教學評價
醫護英語教學采用形成性評估，加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和過程監控等機制，注重評價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是學習結果，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切實讓學生體會到學習英語的用武之地。
三、結語
本文從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論證了醫護英語教學的社會文化活動的本質，進而找出二者的契合點，從教學目標、教學任務和情景的設計、教學活動與評價方面等方面來探討醫護英語教學的新模式，旨在為醫護英語教學研究在理論上提出新的思路，同時也希望通過該課題的研究對目前在一線工作的醫護英語教師的教學產生一定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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