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01 09: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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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研究成果不斷豐富而來的，卻并非是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透徹。恰恰相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不可測化”的傾向，眾多學者似乎日益表現出對于“預測及控制”的力不從心，甚至已經有學者認為對于行動進程的預測與控制幾乎不可能實現，我們能做的只有適應進程的變化而已。吉登斯、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質疑現代社會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效用。盡管意識到了該領域研究的艱難性，仍有為數不少的社會學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將精力與熱情投入到這一議題的研究之中。因為歸根結底，對于社會運行進程的預測及對其中未預結果的前瞻與控制是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難以割舍的抱負與期盼。而且，該領域的確也不時出現若干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閻耀軍先生的專著《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這樣的成果。閻耀軍先生在社會預測預警領域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和研究。大約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兩本相關專著：《社會預測學基本原理》和《現代實證性社會預警》，分別對于科學的社會預測的理論與方法實踐進行了細致闡述。在這兩本書付梓之際，他即言明，該領域的研究僅有理論與方法尚不充足，還需有相應的應用技術；僅有預測與預警還不完全，還應有對未來結果的預控。而他最近出版的這部《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對社會預控理念與技術缺失的回應。該書直面的正是目前該領域研究中的“不可測”傾向。其要回答的問題是“對社會進程的預測與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觀點是只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對于社會的預測與控制就應該是可行的。而在閻耀軍先生看來，該領域改革與創新的核心點，就是建立新的“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型和科學的預警工具。
二
社會預測的核心難點為何？對于這個問題，默頓認為，社會性行動的五方面因素導致了各種不可測、不可控的未預結果的產生，1.忽視，即相關知識的缺乏。2.失誤，即行為的誤差，特別是基于過去經驗所導致的誤差。3.對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導致的“主動忽視”。4.基本價值，即引導行動者的特定指導價值。5.預言作用，指對于現實的論斷（不論真假）本身就會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并反過來對現實產生影響?？傮w而言，默頓是從行動者以及預測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來探究這一問題的。默頓的這一思路后來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駁。吉登斯認為默頓忽視了行動者及預測者的“認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與“意圖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對行動者的意圖進行明確區分的基礎之上明確復雜的人類行動中的各種行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在此意義上，盡管我們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們可以盡量嘗試將這種局限性降低，從而對行動的發展進程進行某種預測。從某種程度上說，閻耀軍先生順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饋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將各類社會行動模式化，并在此基礎上基于對大數據的分析與監控，從而期望實現對社會行動發展的預測。該著從三個角度對這一思路進行了闡釋：1.阻礙前饋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礙、三大瓶頸；2.應對阻礙的方法：建立“社會風險模擬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應用。“前饋控制”原本是科學實驗中的一個術語，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評估即將輸入系統的擾動因素對輸出結果的影響，并將期望的管理目標同預測結果加以對照，在出現問題之前就發現，事先制定糾偏措施，預控不利擾動因素，將問題解決在萌芽或未萌狀態”。[10](28-29)簡而言之，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防患于未然”。對于社會發展進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應對方式通常有“應急”與“預警”兩種。前者屬于反饋型控制，而后者屬于前饋型控制。在閻耀軍先生看來，有四重障礙阻擋了前饋控制的發展，即社會預測和預警的困難性、危機預報的自風險性、危機事件的長周期性和為官執政的短期性、政績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饋控制的發展中，預警工具的科學化是一個關鍵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頸的制約，分別是評估工具科學化問題、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問題及集成化創新問題。在這樣的制約下，傳統制度模式的前饋控制機制很難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閻耀軍先生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個對于不同類別社會行動的動態、切實并盡可能完備的預警模式化工具，從而實現社會預警的科學化。他給出的答案是開發“社會風險模擬器”。這一概念是從國外的“政策模擬器”和“軍事作戰仿真模擬”演化而來，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對社會風險的識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推演。為此需要結合社會風險問題進行建模和仿真，通過多種情景下的社會風險問題起因研究，以及多主體的社會安全內在機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的理論分析模型并據此建立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饋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則：即以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為前提的原則（或超前預測原則），預警預報和預案啟動制度化鏈接原則（或未萌先動原則），依賴可操作性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原則（或操作務實原則）。與之相對的，前饋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塊構成：擾動因素預警模塊、預警預控連鎖模塊、擾動因素預控模塊，三模塊按流程相連，從而形成了一個動態控制過程。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會學者真正關心的是這樣的研究技術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現實社會。閻耀軍先生在本書的后半部分介紹了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三個具體應用案例。分別是：對我國社會穩定施行前饋控制的嘗試；在我國工作中的應用研究；在我國民族關系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三
人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會進程，這實際上是社會學界長期以來爭論的問題之一。以科爾曼（JamesS.Coleman）等人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們可以“設計”（design）這個社會，也有一批學者感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與因果關系的難覓性。我們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設計我們前方的道路，這既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個質詢，也是學者們不應回避的詰問。閻耀軍先生用他的這本新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自己的回應。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更是結合眾多新興的學科和理論，如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自組織理論、突變論等，以及數學、計算機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從而有了一個區別于前人的獨特的研究進路。不過，由于這一領域研究的復雜特性及科學探索的本質屬性，也使得這種進路本身同樣會帶來許多值得思考和討論之處。
1.解決主體局限性的大數據的可靠性問題。
為了解決默頓等人所擔心的行動及預測主體的局限性問題，閻耀軍先生采用的解決辦法即是對眾多數據資料的統一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計算機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確為可試之路。但是，該思路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在于整個建模、分析、預測所依賴的大數據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這涉及兩方面的數據：一是客觀的，但卻常常充斥爭議的數據，比如當下中國的官員切實收入、中國各類宗教的信眾人數、各種歧視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確切患者數等。在社會分析及預測領域，越是這種爭議性的數據越是對未來的發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這些數據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強，又怎能基于此而對未來進行預警呢？二是主觀指標，比如在建立民族關系預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少數民族自由滿意度”等指標。這些指標本身所包含的含義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規模數據收集過程中，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操作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2.社會預測的反身性問題。
利納雷斯在繼承默頓的“自證預言”思路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由于預測的加入，社會行動本身就會變成以每次預測為節點的非直線型行動。每次預測以及預測所看到的問題，結合行動中業已出現的問題，都會對行動本身產生影響，從而使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可預知的后果。而這一點，實際上恰恰是社會預測本身蘊涵的一個吊詭問題。因而對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研究，或許也應該考慮到社會預測本身通過對政策的作用對于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
3.預測結果的定位問題。
「關鍵詞跨國有組織犯罪經濟模式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壤，皆為利往.古老的中國格言說出了一切社會活動的基本動因：利益。犯罪作為一個伴隨現代社會而存在的現象，其根本起因也在于利益。無可否認，作為犯罪有組織化的最高形態——跨國有組織犯罪，即使它一經出現就很快發展成為擾亂國家法制秩序、危害公民基本人權的世界公害；即使它的滋生和蔓延十分迅速，領域由傳統非法活動滲透到幾乎所有行業，形成了遍布世界的網絡，其擁有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勢力另人觸目驚心；即使在最近十年中，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高速發展，人員和貨物流動速度的不斷加快，跨國有組織犯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引起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成為當前聯合國在防范犯罪和刑事司法領域中優先考慮的重大問題；即使跨國有組織犯罪作為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有其自身合理性和社會背景，并不是偶然、任意出現的，其發展又同時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但是，它的基本動因仍然是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因此，如果要對跨國有組織犯罪進行控制，明了其基本目的以及其控制經濟領域的手段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我們明了跨國有組織犯罪控制經濟領域，獲取經濟利益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有針對性的采取合理的措施，真正從根本上對跨國有組織犯罪進行打擊，并且在現實意義上，實現對跨國有組織犯罪發展的有效控制。為了能建立一個典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控制經濟的模式，對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概念、特征進行界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們做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一、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概念與特征
各國在談到跨國有組織犯罪問題時無一不涉及到有組織犯罪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同看法的。因此，若要界定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內涵和外延，就必須先從界定跨國有組織犯罪談起。
有組織犯罪的概念我國學術界對有組織犯罪定義問題進行了許多研究，爭論很大，莫衷一是。有的人認為，有組織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縱和控制的組織結構穩定、具有較強自我保護能力的犯罪組織所實施的各種類型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活動.這個定義要求，犯罪是由故意犯罪者操縱和控制的犯罪組織實施的；該犯罪組織的組織結構穩定，而且具有較強自我保護能力；該犯罪組織實施的犯罪包括各種類型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活動.隨后同一作者又認為，有組織犯罪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有組織犯罪，應當包括兩類：一是指地區性或跨國性的走私、販毒、偽造貨幣、詐騙、敲詐勒索、暴力恐怖以及一些國家存在的賭博業、業等有組織犯罪活動；二是指每個國家內的各種集團性犯罪活動，其中主要包括各種團伙所進行的犯罪活動。狹義的有組織犯罪，則指那些組織嚴密、等級森嚴、內部分工明確、有嚴格行為規范、為了獲得巨額的經濟利益而進行有預謀、有計劃的犯罪活動的集團性犯罪。對有組織犯罪的定義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縱、控制或直接指揮和參與，組織結構嚴密、等級森嚴或組織成員相對穩定，有特定行為規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護體系的犯罪組織和犯罪組織聯合體，為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嚇、腐蝕及其他非法手段所進行的集團性犯罪活動.這個定義界定的有組織犯罪，要求有組織犯罪必須具備若干復雜的條件：有組織犯罪的組織形態是組織結構嚴密、等級森嚴；成員相對穩定，有特定行為規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護體系的犯罪組織和犯罪組織聯合體；犯罪目的是為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犯罪手段是使用暴力、恐嚇、腐蝕及其他非法手段；犯罪人從事犯罪的活動方式是集團性的犯罪活動.不符合任何其中一個條件都不能構成有組織犯罪。這個定義太過于絕對化了。如果用它來衡量具有組織形態的犯罪活動，那么，絕大多數都不能列入有組織犯罪之中。
有的人則認為，有組織犯罪又稱為集團犯罪、團體犯罪。廣義的有組織犯罪，是指有一定組織形式的團體，通過其成員的團體活動所實施的犯罪。其中既包括法人組織實施的犯罪，也包括非法的社會團體、犯罪集團所實施的犯罪。狹義的有組織犯罪，僅指犯罪集團組織實施的各種犯罪.這種觀點主要從犯罪的主體來確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接近于這個術語的語義。還有的人認為，有組織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以謀利為主要目的，為了長期共同犯罪而結成組織的，或雖無明確協議成立犯罪組織，但經常共同實施犯罪的，就是有組織犯罪進而解釋說，有組織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謀取經濟利益；犯罪成員構成三人或三人以上；從事犯罪的人以長期犯罪為目標；但是，構成有組織犯罪不要求該組織造成實際的嚴重后果.這個定義把犯罪人數確定為三人或三人以上，將有組織犯罪的面予以擴大，又把該組織界定為為了謀取經濟利益的犯罪組織。這個定義從根本上把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進行恐怖活動的犯罪組織所實施的犯罪，以及那些的組織所進行的犯罪，都排除在有組織犯罪之外了。
西方許多專家把有組織犯罪看作是用來界定某些主要從事暴力、謀利性的犯罪活動的集團所反映出的犯罪現象的一個術語。①作為集團犯罪的一種形式，有組織犯罪應與純粹由有組織犯罪活動的集團所為的其他犯罪言行區別開來，②還應把有組織犯罪集團和其他由有組織犯罪集團雇傭而訴諸相同方法和手段的組織區別開來。不能把有組織犯罪與法人公司偶爾從事的犯罪活動相混淆，后者所為的犯罪只能算作是法人犯罪或者是機構犯罪。③有的國家認為，有組織犯罪是由劃分為兩極以上的犯罪組織或由若干不同的犯罪組織，采用陰謀手段，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所從事的刑事犯罪活動。其目的在于獲取經濟利益或對公眾生活方式施加影響.有的國家則認為，所謂有組織犯罪是指由穩定的具有逃避社會控制之防護體系的、操縱犯罪團伙，利用暴力、恐嚇、腐蝕和大量盜竊等非法手段從事故意犯罪的相對大的集團所實施的犯罪行為。這些定義都在不同層面上揭示了有組織犯罪的特征。由此可見，關于有組織犯罪的概念尚存在許多爭論。為了求得一致的見解，以便更好地認識有組織犯罪問題，有必要從多個視角去理解它的實質意義。從術語上講，有組織犯罪首先是個犯罪學術語。這個術語來源于英語
organizedcrime。從語義的角度上講，organized是已經完成了的組織狀態，organizedcrime自然是指具有組織形態的犯罪。漢語有組織犯罪，是由兩個術語組成的：有組織、犯罪.有組織是修飾詞，它是用來界定這類犯罪的。很明顯，有組織犯罪主要是從組織形態的角度去理解和界定此類犯罪的。是否具有組織形態，是判斷這類犯罪的標準。各國刑法典中所規定的每一類犯罪，只要犯罪人是具有組織形態的，都可以列入有組織犯罪中。可見，組織形態是理解有組織犯罪的關鍵。而恰恰國際上對有組織犯罪的分歧也正在于此。犯罪時，具有多大規模的組織形態，才算是有組織犯罪；一個犯罪組織的內部結構如何，才能稱作是有組織犯罪；犯罪時，犯罪人內部如何分工，如何聯系，才能認為是有組織犯罪；犯罪人是以何種方式進行組織，并如何在犯罪組織的驅使下進行犯罪，才可以認為是有組織犯罪，諸如此類都是界定有組織犯罪的關鍵問題。從犯罪學的角度上講，有組織犯罪可以有多種理解。第一層，應把有組織犯罪看作是犯罪組織的犯罪，即凡是由犯罪組織實施的犯罪，都可以認為是有組織犯罪。從這個理解層面上看，各種犯罪集團，類似意大利黑手黨、日本的山口組、哥倫比亞卡利販毒集團從事的暴力犯罪、販毒、走私、洗錢等毫無例外地歸屬于有組織犯罪。從這個角度出發看問題，界定犯罪組織就成為確定有組織犯罪的關鍵。就生物學而言，組織是生命的有機體，是有結構的存在。就社會意義而言，所謂組織，是指為了一定目的，按照相應規則，而結成的具有體系的機構。犯罪組織即是為了犯罪的目的，根據犯罪需要而結成的具有內部管理體系的系統。從組織形態上看，單個人是不能稱為組織的，犯罪組織最起碼應由兩人以上構成。犯罪人結成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實施犯罪。這就把那些為了其他目的而成立的組織排除在外了，這種組織即使偶爾實施了犯罪，也不能把它稱作是犯罪組織。從內部管理機制看，犯罪組織有其特殊的組織系統，并按照內部規則進行活動。第二層，有組織犯罪則是指犯罪人有組織地進行犯罪。凡是犯罪人按照犯罪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分工負責，互相配合完成其犯罪活動的，都屬于有組織犯罪。從這個角度上講，有組織犯罪即是犯罪人根據犯罪需要，共同進行組織、策劃、實施犯罪。兩人共同犯罪，只要具有組織形態，并且按照組織規則進行犯罪活動，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為是有組織犯罪。第三層，有組織犯罪不是個人犯罪，而是多個人在某個組織的名義下進行的犯罪。這種犯罪因此具有組織行為的全部特征。它不象個人那樣，以單個人的行為反抗整個國家或社會的面目出現，而是以組織形態來表明其的性質。所以，有組織犯罪是特殊社會組織反抗整個社會的一種形式。
跨國有組織犯罪是有組織犯罪的形式之一，是更大規模的有組織犯罪。如何界定跨國有組織犯罪，最主要的立足點是要把它放在跨國犯罪的范疇內來加以考察，不能只單純用國內犯罪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鐕薪M織犯罪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空間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時間概念。所以，跨國有組織犯罪無非就是指犯罪組織在兩國或兩國以上有組織地實施犯罪。其認定依據是國家的疆界范圍。凡是有組織犯罪者超越一國領域實施犯罪，即可以歸入跨國有組織犯罪之內；凡在一國領域內由該國的犯罪團體實施，就不能認為是跨國犯罪，更不能認為是跨國有組織犯罪了。由于犯罪的階段各不相同，在犯罪預備、計劃、著手、實施各階段，犯罪行為的表現方式也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犯罪行為的發生地和結果發生地也不一致?？鐕薪M織犯罪過程一般都很復雜，這當然給認定跨國有組織犯罪造成了困難局面。從抽象的意義來講，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下列各項：首先，跨國有組織犯罪是有組織犯罪的一種特殊形態。所有的跨國有組織犯罪都是有組織進行的，任何形式的跨國有組織犯罪都需要許多犯罪成員加入才能完成，所以，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犯罪規模很大。為了完成特定的犯罪任務，實現其犯罪意圖，犯罪集團不得不進行龐大的組織工作，從計劃、預謀、準備到實施犯罪、逃避打擊，都要進行周密的安排。整個運轉過程如同跨國公司的商務運作那樣，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地進行各項犯罪活動。在跨國販毒和跨國洗錢過程中，其運作最能體現出這種特征。
其次，跨國有組織犯罪是跨國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鐕缸锼哂械幕咎卣鳎鐕薪M織犯罪肯定都具有。所謂跨國犯罪，是指非法進出兩國或兩國以上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盡管跨國犯罪是在國際范圍內活動，其危害性涉及各個有關國家，如犯罪地國、犯罪結果地國、受害人國籍國、行為人所屬國等，但它仍然是國內法上犯罪，而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犯罪。跨國犯罪主要破壞的是國內法。認定跨國犯罪是以當事國特別是受害國法律來作為衡量標準的，而不是以國際法為標準的.第三，跨國有組織犯罪以謀求更大的利益，榨取巨額利潤為其首要目標。第四，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斂集了巨額資本，具有在國際范圍內調動資金投入犯罪的能力。這是一般的國內有組織犯罪團體無法比擬的。第五，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組織結構嚴密、內部約束嚴格。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是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主要犯罪特征之一。由于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往往比較龐大，各個集團的組織結構相應都是很復雜的。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有組織性是是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基本特點。實際上，跨國有組織犯罪是一個處于動態發展中的概念?？鐕薪M織犯罪是有組織犯罪的特殊形態，它的產生也是一個由小到大的過程。同時，大規模的跨國犯罪組織也可能發生分裂或者消亡。認識到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動態特征，就為我們同一思想奠定了基礎。
二、跨國有組織犯罪對社會的經濟控制模式
顧名思義，有組織是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應有之意，而有組織的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即在一定領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控制力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控制力量，跨國有組織犯罪造成的危害才特別巨大，某些大規模跨國有組織犯罪甚至能夠富可敵國，成為第二政府.物質是社會的基礎，物質利益是人們組成社會的根本動因，因而，跨國有組織犯罪也以追求最大經濟利益為根本特征的，也就是說，犯罪分子集合起來組成跨國犯罪組織的動力正來源于其經濟目的，經濟特征是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本質屬性。談到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經濟特征，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跨國有組織犯罪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產生和發展的，另一方面，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經濟目的決定其一切其他特征和行為。
前者是從歷史發展角度談的?？鐕薪M織犯罪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階段）的高度發展而形成的。在以分散和自給自足為基本特征的自然經濟和以短缺和指令性計劃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跨國有組織犯罪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無利可圖。只有在經濟一體化、社會分工細化、國際交流頻繁的社會中，跨國有組織犯罪才顯得更有存在必要?，F代經濟活動要求的激越化、信息化、國際化在各種犯罪形式中，也只有跨國有組織犯罪才有可能達到。同樣，也只有以跨國有組織犯罪這種形式才有可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目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跨國有組織犯罪是最高形態的犯罪特征。后者是從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經濟特征和其他特征相互關系角度談的。經濟背景只是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外在條件，而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出現是犯罪內生因素決定的，謀求犯罪利益最大化是犯罪的終極目標。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自由競爭走向壟斷，是因為資本追求超出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也正是這一股力量使得犯罪實現了由一般犯罪到跨國有組織犯罪的轉變。壟斷是跨國有組織犯罪追求的目標，也是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手段。正是為了牟取壟斷經濟利益，個別的罪犯組成了犯罪組織并進而發展成為跨國；正是為了提高犯罪的效率，犯罪組織內部建立了嚴密的層級結構和分工；正是為了拓寬犯罪市場，跨國有組織犯罪不斷向全球擴張，活動領域遍布各個行業；正是為了長久的維持其犯罪利益，賄賂官員和武裝威脅甚至操縱選舉，才成為其常用的手段。
可見，組織特征和經濟特征作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兩個基本特征，分別對其從外在形式和內在目的兩個方面作出了概括。除此之外的其他特征是附屬于基本特征的。而在兩個基本特征之間，經濟特征是第一位的，是跨國犯罪組織之所以成為跨國犯罪組織的基礎和動力。
既然經濟特征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經濟學家又是如何描述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呢？通常，經濟學家將以兩種模式描述跨國有組織犯罪：在獲得利益的前提下，組成一個公司或者一個政府.一個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正是一個通過向其他無組織、小規模的犯罪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公司。通常，它以充當高于正常價格賣出的壟斷性供應者或者低于市場價買入非法商品的壟斷性收購者的方式統治著某一種或某幾種固定的犯罪行為。作為壟斷性賣方，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可以以壟斷價格出賣貨物，例如將出售給零售者。而零售者以同樣方式將其出賣給吸毒者。但是，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不僅獲得了壟斷利潤，同時也將大部分被捕的風險轉移給了無組織的罪犯?？鐕薪M織犯罪集團在它可以作為唯一的買受方時，可以人為低價買入，例如被盜物品。同樣，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獲得了以低價購買非法商品的利潤而將觸犯盜竊罪的風險轉移給了無組織犯罪人。
壟斷供應者和壟斷購買者的經濟模式幫助解釋了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采取此種行為模式的原因。例如，如果一個類似黑手黨形式的犯罪集團經營著一個幾乎沒有競爭者的市場。而，此時，人身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脅，是犯罪集團用來保衛市場分額的基本武器。例如，如果當一個強大的組織試圖侵入同一市場時，對于因此而出現的市場的不穩定，暴力是唯一的解決方式。而在同樣的情況下，一個合法的公司可能通過投資于調查研究或者廣告來保護它的市場分額。
另一個典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形式類似于政府。在這種模式下，一個犯罪辛迪加在大范圍內具有影響力，并且在一定的地域或者經營范圍內對合法或者非法的生意都享有額外的特權。一個跨國有組織犯罪組織充當政府的角色制定了對某些行為的規定，如果必要，仍然以脅迫手段為最終的解決方式。類似一個政府，這種犯罪組織擁有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利?？鐕薪M織犯罪政府通過對合法或者非法的經營征收額外的強迫賦稅或者賄賂來取得從事特定的營業的許可。
同時，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也是一種重新分配的機構，把從一些民眾那里取得利益再分配給其他人。同合法的公司或政府一樣，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利潤獲得同時意味著利潤的分配——象公司分配給股東，或者象國家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給社會的各個階層。其分配的依據是在組織內部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通常的犯罪集團中，集團的成員被分為如下三類：執行者、決策者和保護者。下層的執行者有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在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控制下的單獨犯罪人，在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中，他們可以說是被害人，這是因為他們是犯罪集團中最基層的執行者：在作為犯罪集團的壟斷性買賣中，如果他作為買方并承擔著面向普通社會成員的賣方，那么，他是犯罪集團中最為暴露并因而承擔著最大的被捕的風險，同時，相對于犯罪集團所獲得的利益，他獲得的利益無疑是最小的；如果他作為賣方，那么，他的應得利益或者會被犯罪集團的壟斷性低價而剝奪怠盡，或者會因為不得不依照犯罪集團發揮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政府管理功能時所制定的稅——保護費而被部分瓜分，但無論如何，做為犯罪集團的最基本構成人員，他們是整個犯罪金字塔的基礎，也是整個黑社會組織的重要經濟來源；其二是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內部的決策者。他們在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中的作用相當于公司或者政府的決策人員。他們負責規劃出黑社會組織內部的分工與發展方向，同時，也具有代表作用，即作為真正的黑社會首領——即合法化的某些政府官員的代言人指揮著整個黑社會組織的行動。保護者是黑社會內部最為合法的一部分人——他們或者具有某種合法的社會身份，或者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并通過他的這種身份或者政治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以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保護著黑社會組織，并通過其合法的行為為黑社會組織進一步發展開辟了一條相對平坦的道路。
對于一個成熟的跨國犯罪組，它就是這樣以兩種方式、三類組成人員達成了控制某個行業或者某個地區經濟的目的。控制經濟——分配利潤——取得政治權力——控制社會——便利犯罪——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這個怪圈的不斷循環構成了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基本經濟歷程。
三、我國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特點及控制措施
與成熟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不同，中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仍然處于逐步發展的進程中，在其組成人員與經濟控制方式具有獨特之處。
1，在經濟控制模式上，中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暴力性明顯。同資本的原始積累相類似，暴力是跨國有組織犯罪獲得最初的經濟基礎的不二法門。處于發展中的跨國有組織犯罪自然也無法免俗。從中國現有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來看，暴力手段仍然是其獲得經濟利益的最基本手段。而暴力手段意味著犯罪集團中基層執行者的增多與單獨犯罪的增多。而基層執行者又多來源于兩勞人員，因此，加強對兩勞人員的控制，不失為防范跨國有組織犯罪蔓延的有效方式，同時，加強對社會治安的管理、打擊、防范跨國有組織犯罪的背景下，控制國內黑社會犯罪的發展，也是控制跨國有組織犯罪發展的有效方式。
2，組織化程度不高，結構層次簡單。西方跨國犯罪組織多由一個絕對權威的決策者操縱、控制，有多層次的固定成員，有嚴格的殘酷的內部紀律、規章制度，有專業犯罪技術和科學分工，有極富成效的保護體系，但是，在中國，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跨國犯罪組織的家族性、地域性較強，就跨國有組織犯罪總體水平看組織話程度不高，結構較為松散，除首領地位顯著外，內部等級不森嚴等。在西方黑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跨國犯罪組織程度的提高，多是隨著跨國犯罪組織之間的并吞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因而，防范這些分散的犯罪組織聯合起來，也就成為減少黑社會性質勢力經濟控制力提高的有效方式。
3，作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組織利益分配的受益者之一，某些政府官員也是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組成人員，他們造成的危害甚至更大于執行者與決策者。例如，在1991年和1994年初之間，經過刑事調查和全民投票，意大利政府的整個領導階層由于貪污與著名的跨國犯罪體團——黑手黨有染的罪名全部被罷免。4名前總理被指控有罪。其中一名被指控有與黑手黨同謀，參與謀殺的罪行。另一名由于貪污已被判處8年徒刑。一名前內務部長被逮捕并因與卡莫拉秘密團體勾結的罪行而受審判。十余名前部長均因貪污而被罷免。24分要求授權審理因犯有嚴重罪行（其中17分是關于與黑手黨勾結的罪行）的前立法會議的議員的報告被呈遞到議會。400余名不同級別政界人士被指控貪污。70個市議會由于黑手黨在其所轄區域的破壞活動而被解散。150余名地方行政人員因同樣緣故而被撤職。顯然，我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還未發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但是，跨國犯罪組織同政界勾結的跡象卻已有跡象。
總之，在明了跨國有組織犯罪對社會的經濟模式的同時，結合我國現實情況，分析我國現有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特點，并結合這些特點制定切實有效的措施是制止跨國有組織犯罪產生和發展的根本途徑，也是維護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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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犯罪的經濟模式》王家明江蘇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15卷第2期，2001年3月
《RussianOrganizedCrime》，RobertHeilman
關鍵詞：社會損害金融手段第三方連帶賠償責任財務擔保
目前，關于礦難、劣質產品危害消費者身心健康、偽劣藥品奪人性命、重大環境污染等由經濟活動引起的社會悲劇時常發生。那么，這些損失由誰來承擔？是政府？還是由企業的股東、經營者承擔無限責任？如果是政府承擔，那就等于由全體納稅人承擔，那么這種非自然原因的、由個別企業的經濟行為所導致的人為災難為什么要由全體納稅人承擔后果？而股東、經營者是自然人，能承擔的經濟責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讓黑心的礦主、企業經營者以及腐敗的政府官員承擔刑事責任，也無法對無辜的受害者進行經濟補償，或對污染的環境進行事后治理。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環境不確定性等原因，僅靠政府的直接管制還是不能完全阻止社會損害的發生。本文具體探討了如何通過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會損害得到賠償，進而有效控制社會損害的發生。
社會損害及其控制
社會損害是指企業的產品或其生產經營活動給社會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包括對環境的損害、對人生命健康的危害以及對財產的損害，這些損害可能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導致的，也可能是產品導致的。這些后果本應由對社會造成損害的企業承擔，但由于有限責任制，在損害發生后，往往企業破產，無力對這些損害進行賠償，最終這些本應該是企業的內部成本就間接轉變成了外部成本。
避免社會損害發生的辦法有兩種：第一，依靠政府采用各種政策、規章、措施進行管制，一般的做法是由各相關部門（如國家質檢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環保局、安監局等）對企業進行管制；第二，依靠道德教育，提高經營者的道德修養。但是，事實證明，僅靠這些還遠遠不夠。所以，要更有效地解決社會損害問題，事后的懲罰與事前的管制同樣重要，有時可能效果更好。事后的懲罰也有兩種：一種是法律嚴懲，由造成社會損害的當事人承擔法律責任。另一種是經濟嚴懲，由造成損害的當事人承擔經濟賠償責任，也就是說，誰污染，誰治理；誰生產的藥品、食品致人死亡，誰賠償，誰的煤礦發生礦難，誰負責賠償死難家屬。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事后嚴懲不僅能夠懲罰社會損害者、補償受害者，而且能夠警示潛在的社會損害者，促使企業事前采取措施防止社會損害的發生。
采用金融手段的必要性
由造成社會損害的企業承擔事后賠償責任，是一種社會成本的內部化原則。社會成本內部化是指由成本的制造者自己承擔成本，不把成本留給社會。這種成本內化原則無論從經濟學的角度，還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都是勿庸置疑的。內部化社會成本不僅體現了公平的原則，而且還起到威懾作用，警示潛在社會損害者小心防范以避免損害發生。但是，即使是最不容置疑的責任在實際操作中也可能會因為企業破產或公司解體而無人承擔。
通常情況下，造成社會損害后的補償成本都是巨大的，企業無法承擔，往往會申請破產。破產后，造成社會損害的企業就不需要承擔全部責任，受損者也就無法得到全部補償。更復雜的情況是，企業預期到只需承擔有限責任，事前就會采取措施，例如增加負債、剝離資產、盡可能多的分配利潤以減少利潤盈余、避免一體化政策以保持小規模、把資產轉移到海外，以此來增加破產的可能性，避免事后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外部化社會損害成本。
企業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往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損害才會被公眾發現。在被要求承擔損害責任之前，企業有足夠多的時間創造利潤（這些利潤沒有扣除潛在的社會損害成本），并在損害被暴露之前，逐步剝離資產，或者完全解體，清算其資產。
由于破產等原因，企業自身不能承擔全部損害成本。如果把這些成本留給社會，顯然不公平，也有損于資源配置的效率。更嚴重的是，如果企業預期到不需為社會損害承擔責任，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就不會對社會責任給予足夠的關注，反而會肆意的掠奪資源，牟取私利。因此，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會損害得到賠償至關重要，不僅能夠彌補受害者，而且能夠控制社會損害的發生。
控制社會損害的金融手段
社會損害一旦發生，后果非常嚴重，造成損害的企業往往會破產，逃避責任。如何解決損害得不到賠償的問題？事實上，經濟的快速發展或多或少都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發達國家解決社會損害問題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國借鑒。政府可以制定法規與政策，間接引導企業采用金融手段保障損害的賠償，而不是直接處理這一問題。社會損害發生后，可以采用第三方連帶賠償責任、財務擔保等金融手段來保障社會損害得到賠償，并促使企業事前采取充分的措施控制損害的發生。
（一）第三方連帶賠償責任
如果企業沒有能力承擔社會損害的賠償責任，誰最應該承擔該責任呢？那些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得到利益的相關者應該承擔責任，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經營者、投資者、產品代言人、產品經銷商、原料供應者、控股公司等。這些利益相關者是企業經營活動的直接受益者，在企業存續期間獲得了相應的報酬，而這些報酬中隱含了對社會的損害成本。所以，由這些利益相關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有一定的合理性。法律通常也要求這些企業的合作伙伴承擔連帶責任。而且這些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不以其過錯為前提，也不以其行為是否引起了損害為前提，當然其承擔責任的大小與其過錯程度也不成比例。利益相關者為了避免事后被牽連，事前就會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可能涉及的社會損害進行監管，一定程度上能夠防止損害的發生。
雖然由這些利益相關第三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可以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并對損害的發生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是這一辦法還是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這些利益相關者具體應該包括哪些？雖然這些利益相關者事先得到了一定的報酬，但是這些報酬是其投入要素所得，讓他們承擔多大的責任才是公平的？股東、管理者等個人承擔責任的能力是有限的，合作伙伴雖然責任的能力強，但是因為一個企業的行為拖垮了另一個企業，這顯然也是不合適的。其次，這種連帶責任會增加契約各方之間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的契約訂立成本與事后解決責任分擔的成本。最后，連帶責任會影響企業的投資、融資等決策。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財務擔保
財務擔保指要求可能會對社會造成重大損害的企業事先提供證明，保證其有足夠的資金來源，能夠承擔潛在的社會損害責任。在財務擔保的要求下，經營者只有事先提供了財務證明，企業才能取得合法資格。財務擔?？梢圆捎枚喾N形式：可以采用保險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付款保證書的形式；可以自己提供擔保證明，也可以通過購買取得；可以是私人提供，也可以是政府部門提供。財務擔保的具體形式有以下幾種：
1.保險單。保險單是企業從銀行購買的保險合同，企業支付保險費，保險公司承諾按照合同條款約定，賠付社會損害。當潛在的損害不確定時，通常采用保險單的形式。如果采用保險單的形式，那么不管企業是否有能力承擔賠償責任，保險公司都負責損害賠償。
2.履約保證書。履約保證書是一種付款保證書，通常也從保險公司購買。如果購買的是履約保證書，只有在損害企業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時，保險公司才負責賠付損害。通常在損害結果是確定的情況下采用履約保證書的形式。
3.信用證。信用證是銀行依照企業的申請開立的、有條件的承諾付款的書面文件。銀行一般在開立信用證之前，會根據申請企業的財務狀況要求企業提供不同程度的抵押或存款保證金。損害發生后，只要符合信用證條款的規定，銀行就要承擔付款責任。銀行賠付后，再由企業付款給銀行。當企業無力償還時，銀行則承擔損失。
4.銀行存款。有實力的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存款的形式保證未來的損害賠償責任。銀行存款可以采用現金的形式也可采用其它帶息證券的形式。損害發生后，企業無力償還，這些存款賬戶將被強制清算，用以賠償損害。
[摘要] 泛法治主義傾向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引起東西方社會的深刻反思，法律的顯性社會控制功能具有局限性，需要宗教、道德等隱性社會控制形式的彌補。禮儀是道德的精華與核心，禮儀文化是隱性社會控制的最佳載體，是法律顯性控制的最佳補充，具有隱性社會控制的重要功能。要通過禮儀文化對個體的浸潤和陶冶去夯實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基礎，通過個體的實踐與養成，抓住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關鍵；通過拓展與提高，把握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核心。
[關鍵詞] 隱性社會控制；禮儀文化；功能；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 K20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3）06―0112―05
一隱性社會控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當今中國的時代主旋律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是當之無愧的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人類必須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野蠻的獸一樣。”[1]（P198）美國法學家龐德在其名著《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中，也曾深刻指出：在文明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宗教和道德充當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僅僅處于次要手段，但是在“近代世界里，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2]（P10）的確，在眾多的社會控制手段中，法律在人的行為調控與社會秩序的構建方面顯得更為有力和更為有效。
由于法律是一種剛規范，在現實生活中必須依靠國家強制力即國家的暴力工具對社會個體的違法、犯罪行為予以處罰，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律屬于顯性社會控制形式，是國家暴力機關對社會個體外部行為的表面控制。正如馬克思所言：“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惟一領域?！盵3]（P16-17）而宗教與道德對社會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個體的內心信仰與德性修養來實現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宗教與道德屬于隱性社會控制形式。我們強調法律至上，法律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明的最佳社會調控器，并不是說法律就是萬能的。事實上，在社會控制的法律、宗教、道德等諸形式中，每一種形式都在發揮著自己特殊的控制功能，雖然有強有弱，有顯有隱，但缺一不可。正是這些手段的交互作用，復雜的社會控制系統才能正常運轉。因此，任何形式的社會控制功能的缺位或者弱化，倚重或者倚輕，和諧、有序的社會生活就難以真正建構起來。因而，在實踐中，過分依賴法治的法律萬能論和泛法治主義傾向不但沒能解決社會所有的問題，反而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如“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4]（P4）等等，這些社會病態絕非現代社會所追求的目標。
顯然，崇尚法治并不等于惟法是治，顯性的法律控制形式并不能取代宗教、道德等隱性的社會控制形式功能的發揮。對此，學者們有著清醒的認識。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盵5]（P168）龐德指出：“我們力圖通過有秩序地和系統地適用強力，來調整關系和安排行為?！覀冏詈糜涀。绻勺鳛樯鐣刂频囊环N方式，具有強力的全部力量，那么它也具有依賴強力的一切弱點。”因此，“我們必須記住，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存在著三種重要的限制。這些限制是從以下三個方面衍生出來的：（1）從實際上說，法律所能處理的只是行為、只是人與事務的外部，而不能及于其內部；（2）法律制裁所固有的限制―――即以強力對人類意志施以強制的限制；（3）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手段來使其機器運轉，因為法律規則是不會自動執行的?！盵6]（P10-11，92）法律只有通過人的執行才能起作用，當法律被司法者與執法者廣泛運用的時候，很有可能會被過度使用，因為人性不可避免的存在弱點，或許在某些情境下被司法者和執法者依法對社會進行管理而轉化為對社會的強制，由對社會的控制而轉化為對社會的壓制。
因此，作為顯性社會控制手段的法律，被立法者、司法者和執法者廣泛運用，以修補被違法犯罪行為所破壞的社會秩序來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有難以承受之重。一方面，法律是遲到的正義。它形同虛設之時，就是被遵守之時，而當它成為實際之時，就是被破壞之時，就是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對業已發生的行為性質進行事后評價之時，也是他們對業已發生的行為后果進行事后救濟之時，它并不能阻止個體的主觀意識外化為客觀行為，也不能對個體的思想和意識進行評價，它永遠只能是一種“遲到”的正義。另一方面，法律是依附于暴力機關的社會控制，它的社會控制作用的發揮只有依靠強力才能實現。如果權力所有者濫用這種強力，那么法律就很有可能成為不法者用來壓制他人自由與權益的卑鄙手段，成為不法者維護強權與私利，悖離公理與正義的邪惡工具。
正如布萊克所言：“法律本身是一種社會控制，但是還有其它許多社會控制方式存在于社會生活中，存在于家庭、友誼、鄰里關系、村落、部落、職業、組織和各群體中。”[7]（P7）這種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的控制方式，基本上屬于隱性社會控制方式，通過作用于人的內心進而規范人的行為，起到社會控制的作用。它自發地存在，自發地調整著社會秩序。哈耶克稱之為“自生自發秩序”或“增長的秩序”，認為它是一種源于內部的秩序，是宗教、倫理道德等隱性規則的作用結果與表現形式，真正對社會起著決定作用。在政教合一的國家中，宗教具有普遍性，首推宗教，而在政教分離的國家中，道德具有普遍性，首推道德。中國不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多神教的國家，因此，宗教對于中國社會的隱性控制作用的發揮遠遠比不上道德對社會的隱性控制作用。
“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構想，文化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個體的行為起到潛在的和實際的引導作用。”[8]（P11）在中國傳統社會里，無論是政治人還是自然人，在社會文化體系和社會控制模式中最終都統一于道德人。而在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禮儀文化又是其核心和精華，自漢代以后，主張“禮法”并舉的儒家禮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并成為古代中國的“正統”思想，對于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法治傳統的缺乏，在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中，強調依法治國，又很容易走法律萬能的極端，走向泛法治主義的泥潭，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立足于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歷史以及法治建設的當代，禮儀文化作為隱性社會控制形式，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我們應該挖掘作為道德文化精華的禮儀文化的隱性社會控制功能，把其潛在的社會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
二禮儀文化的隱性社會控制功能
1.禮儀文化是隱性社會控制的最佳載體
從價值觀的視角看，禮儀文化代表了一種“和為貴”的價值觀，強調個體的德性修養。一般而言，個體在思想意識上如果是真心實意要接受與學習禮儀道德規范，那么個體就會積極主動的去學習禮儀，并逐漸把對禮儀的認識轉化為個體的情感、意志和信念，從而自覺主動地去遵守和踐行。因此，禮儀文化對于人的影響是由內而外的，既有內在的禮，又有外顯的儀，凸顯出社會控制中人的主動性與參與性。同時，“禮儀規范的操作性特別強，可以用語言、文字、動作進行準確的描述和規定，可以在社會交往中進行標準化操作”，把對社會的隱性控制落實到“人們的行為舉止、儀態容貌、語言文字”上，從而作出具體的評價，并通過反饋評價信息“來指導、糾正人們的行為和活動，進而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納入社會所需要的秩序的軌道”[9] 。作為隱性控制形式的宗教，由于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甚至有各種各樣的，或者根本就沒有，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說，難以形成普遍性的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因此，欲以一種宗教的獨特性禮規來調整與約束普遍性的行為，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現代西方社會，由于“上帝死了”造成西方人信仰的普遍缺失，導致傳統道德的崩潰和人生支柱的瓦解，使得傳統基督教倫理的隱性社會控制功能變得衰敗和孱弱。而禮儀文化，它以和諧、尊重、善良、美好，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承載著遵守、自律、敬人、寬容、平等、從俗、真誠與適度而觸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在家庭生活中，還是在社會交往中，抑或是在職場生涯中，禮儀廣泛存在并且被普遍踐行，使個體得以繼承這個世界并且保有和增加他們所繼承的東西，從而起到對社會的隱性控制作用。因此，禮儀文化是隱性社會控制的最佳載體。不論是在法治國家中，還是在政教國家中，抑或是在走向法治的國家中，都存在著一些社會成員必須普遍遵循的非法律的共同生活的準則，這就是禮儀，“它將人的行為規范約束在一定的禮儀范疇中，使人們各就其位，各行其是，各盡其職，不因為爭亂而帶來災禍，保持著人類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盵10]比如，在任何社會形態中，一個人的舉止優雅、儀容整潔、服飾得體、語言禮貌都是受人歡迎的，而一個人的舉止失范、儀容臟亂、服飾欠妥、語言粗俗，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是難以受歡迎的。這些禮的外在形式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容易被受眾所接受和認同，體現的是個體內在的思想水平、德性修養，強調自我約束和自我控制從而達到禮的自治；而非禮的外在形式則容易被受眾所批判和指責，體現的是社會的監督、評價機制，強調外在壓力與約束從而達到禮的治人。禮儀所具有的這種主動性、操作性、廣泛性、自治與治人的特征，決定了禮儀文化是隱性社會控制的最佳載體。
2.禮儀文化是顯性法律控制的最佳補充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法律虛無主義或者法律萬能論都是幼稚和錯誤的。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社會病態已經引起東西方社會的深刻反思。因為法律只是在受到破壞時才成為實際的法律，它并不能阻止人們將內心的思想外化為行為，也不能阻止由該行為所引發的后果，因而在現實生活中，法律的預防作用并不能實現，再完善的法律都不可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恰恰相反，那種泛法治主義對社會人文精神具有巨大的殺傷力，甚至能夠窒息人文精神的生長。弗里霍夫說：“制度的真正生命力依然來自于內部，是良心造就了我們所有的公民?！盵11]（P15）一個人是否有良心，在于道德文化的教化和感染，沒有人生來就是善良的，也沒有人生來就是邪惡的，后天道德文化的教化相當重要。而在道德文化的教化中，禮儀文化的教化是基礎和核心。禮儀文化對社會個體的教化，首先必須教人以德才能做到教人有禮，有禮才能有序，有序才可能不違法，這就是弗里霍夫所指的良心對公民的造就。而且，即使是合理的、令人滿意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自動有效，總會有人反對它，因此，顯性的法律控制只能而且必須針對少數不合作的人。而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只要在社會生活中謹守一定的禮儀規范，做到言談舉止、待人接物有禮有節，法律通常不會自找麻煩。同時，對于純粹的私人領域，法律也無權管轄，正如穆勒所言：“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者。”[12]（P13）在中國傳統道德中，禮儀被視為經世治國的基本道德規范，正所謂“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可以說，禮儀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不論你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也不論你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禮儀文化的觸角，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被你接受和悅納。事實上，置身于禮儀文化中的社會個體，是不可能不受影響的?！岸Y儀的踐履，使人們內得于己，外施于人，在禮儀行為的實踐中促進人與社會的完善，從而形成尊禮重德的良好習慣。這種習慣是對道德踐履的一種特殊的調控機制，是影響和制約人們思想行為的客觀的社會力量?！盵13]從禮儀文化重視對個體的教化和感染，對人的影響是由內而外，強調預防的一面來說，正好彌補了顯性法律控制的不足，因此，是顯性法律控制的最佳補充。
3.禮儀文化具有隱性社會控制的重要功能
從禮儀的內涵與價值看，禮儀協調人際關系、預防與緩解人際矛盾，具有隱性社會控制的重要功能。禮儀在規范協調社會個體的行為以及調整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方面，具有其他社會控制形式所不具有的優勢，被稱為人際關系的調節器與劑。一方面，假如人們在交往過程中出現了不和諧、不愉快的因素，或者需要對原有人際關系做出新的調整時，首選的方式往往是通過借助某種禮儀形式或者是通過某種禮儀活動去化解不和諧、不愉快因素、建立新的人際關系。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人或者傷害了他人，可以通過賠禮道歉的方式獲得對方的諒解與寬容，從而修復彼此之間受損的關系。在社會交往中，做到待人以禮就是尊重他人，因而自己也能夠被人尊重。因此，濃厚的禮儀文化既能夠塑造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又能夠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倘若社會個體能夠隨時隨地注意、重視禮儀，不僅表明他有很高的道德自覺性和很強的自我約束力，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必定是和諧的、友好的，而且還會贏得高度評價，廣受贊譽，這種廣受贊譽則容易形成一種動力機制，影響與激勵個體去學習、效仿以致內化為自己的人格修養。反之，倘若社會個體不講文明禮貌，滿口臟話，動作粗魯，在公共場合與鄰里之間，有理不讓人，無理攪三分，禮儀失范，久而久之，不僅可能導致道德墮落，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且還會招致批評指責的否定評價，這種否定評價則容易形成一種壓力機制，迫使人檢點、羞愧以致內省，進而修正失禮的言行舉止?！岸Y者，所以正身也……無禮何以正身。”“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悌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盵14]因此，禮儀文化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對社會個體敬人律己內在意識的養成與提升具有巨大作用。美國禮儀專家伊麗莎白?波斯特指出，“表面上禮儀有無數的清規戒律，但其根本的目的卻在于使世界成為一個充滿生活樂趣的地方，使人變得平易近人?！盵15]（P6）也有學者指出，“禮儀不過是一種小心，不在交往中流露出絲毫的怠慢與鄙夷而已?！盵16]（P137）和其他道德規范比起來，作為有著無數清規戒律的禮儀，作為謹小慎微的禮儀，作為道德外在表現形式的禮儀，它的可操作性和穩定性，便于社會個體去實行、評價與繼承。孟德斯鳩曾經這樣評價中國：“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的統治者就是因為要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成功。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并把整個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傳；生活上的一切細微的行政都包羅在這些禮教之內，所以當人們找到使它們獲得嚴格遵守的方法的時候，中國便治理得很好了?！薄爸袊说纳钔耆远Y為指南”[17]（P313）。除卻封建禮教的腐朽部分，孟德斯鳩的這個評價恰當闡釋了禮儀對于社會所起的隱性控制作用。
三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實現路徑
1.浸潤與陶冶，夯實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基礎
禮儀文化對個體的熏陶和浸潤，首先是從家庭開始的，在家庭中，孩子接受著父母及長輩的啟蒙教育，父母及長輩的道德品質和文明行為對孩子起著言傳身教的作用。由于家庭教育往往可以從極其頻繁和微小的事情入手，使個體得到較好的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主要就是家庭禮儀教育，教導個體在家庭生活中要遵循禮，做到“嚴格區分長幼尊卑，準確使用敬稱、謙稱，靈活把握不同場合等等”[10]，營造出甜美幸福的家庭關系。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只有家庭變得和美了，社會才能實現和諧。
個體文明行為的形成、良好心理素質的培養、禮儀道德的養成等等，更離不開學校的教育。因此，要在學校教育中弘揚禮，大力加強禮儀教育，大力表揚守禮的言行，批評甚至譴責失禮的言行。在小學、中學、大學等各類學校的品德教育課中滲透禮儀教育。同時，在各類中職、高職、專科以及本科院校中開設現代禮儀的公共必修課或者公共選修課，使學生們能夠集中而有針對性地學習禮儀知識，加深對禮儀的認識，從而提升學生的禮儀素養，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通過對禮儀知識的學習和實際操作與訓練，使學生們知道在什么樣的場合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禮節規范，懂得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是有禮，什么是無禮，成為知書又“達禮”的人，從而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性使人與動物區分開來，成為人的根本屬性。無論何種社會關系，只有通過社會交往才能表現出來。而任何一種社會關系，只有社會關系主體在社會活動中相互尊重、彼此配合，才能長久存在并獲得長足發展，否則，會因為可能產生的消極、抗拒心理和行為而被損傷或被破壞，甚至被解體。因此，人的本質和人的需要決定了人們必須遵守社會基本的禮儀規范，在社會交往中彰顯禮，自覺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納入社會需要的秩序軌道，做到在“交流場合認真表達尊重，喜慶場合得體表達祝福，悲傷場合肅穆表達悲哀?！盵18]通過服飾、言談、神情、舉止等禮儀的外在表現形式，以禮的技巧來表達誠意，在一舉一動中傳遞禮，在善意交流中表達禮，在注重細節中彰顯禮，從而促進社會交往，融洽彼此關系。反之，如果人人相互監督在人際交往中是否逾禮，進而貶斥語言粗俗以及行為失范，在整個社會形成遵禮守禮、譴責逾禮失禮的良好風氣，那么就會形成一種隱性的社會控制壓力，從而規范社會秩序的運行。
當然，加強家庭、學校與社會系統對個體的禮儀教育，除了包括常規性的待人接物、行為舉止方面的禮儀教育外，還應該包括在一些特殊的、富有紀念意義的場合設立適當的、規范的禮典、禮儀，使個體能夠親自參與，親身體會，在情感上引起共鳴。同時，力求在儀式過程中對這些禮典、禮儀進行詳細的講解，比如：為何要設計這樣莊重的儀節，每一個細節代表什么樣的用意，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只有禮儀教育與禮制建設雙管齊下，才能從情感層面觸動個體，使其認同禮儀文化的魅力，體悟禮儀文化的真諦，從而實現禮儀文化對個體人格的浸潤和陶冶，夯實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基礎。
2.實踐與養成，抓住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關鍵
《禮記》曰：“禮者，履也！”，就是說，禮儀是需要踐行的，只有通過踐行才能養成，才能抓住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關鍵。但是禮儀的踐行，首當其沖的是要激發個體踐行禮儀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如果個體沒有發自內心地想去踐行禮儀，那么，不管是浸潤也好、陶冶也好，還是具體的禮儀訓練也好，都無法取得實效。所以，在踐行禮儀的過程中，讓個體明白為何要踐行禮儀，社會為何要踐行禮典至關重要，這是激發個體踐行禮儀的動力所在。個體有了渴望踐行禮儀的內驅力，然后進一步在日常行為規范和一些重要、特殊的禮典中多次實踐并反復強化。如此由內而外并由外而內循環往復的實踐，個體文明的習慣便養成了，也就抓住了禮儀文化實現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關鍵。因此，個體在懂得踐行禮儀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并掌握了基本的禮儀規范之后，還必須掌握一些操作的技能，反復進行實操訓練，否則難以產生禮儀的實際效果，或者效果不明顯。比如，個人禮儀方面的技能訓練、服飾搭配方面的技能訓練、語言談吐方面的技能訓練、儀容修飾方面的技能訓練、交往禮儀的技能訓練、禮儀文書的技能訓練等等，只有通過多次反復的實際操作訓練，才能使禮儀的精神與意識逐漸深入到人的內心，去除非禮的行為，養成守禮、循禮的習慣，從而提升個體的禮儀修養，促進個體禮儀品質的形成。一定社會的禮儀原則與規范在個體的思想與行動中體現出來之時，就是個體的禮儀品質形成之時。禮儀品質是個體較為穩定的習性，是個體自由意志的凝結，是個體對每一次行動過程與情感的審慎判斷與選擇。因此，禮儀品質對個體的禮儀行為起支配作用。而禮儀品質的形成又是無數次、多樣化的反反復復的禮儀實踐的結果，并最終使個體在實施禮儀行為時具有高度的自覺性與選擇性，從而使個體的禮儀修養得以提升。只有個體的禮儀修養提高了，禮儀品質形成了，整個社會的禮儀水平才能提高，良好的社會風氣也就形成了。個體的禮儀品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物質生活條件下形成的，離開了個體的社會生活實踐與主觀意志修養，禮儀品質只是鏡中的花和水中的月，因此，必須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物質生活條件下培養個體的禮儀品質，這是符合禮儀的操作性和實踐性特質的。通過一定的社會生活實踐與教育的熏陶和反復的操作訓練，個體自覺的禮儀修養與高雅的禮儀品質才能逐步形成和培養起來的。而禮儀修養的提升與禮儀品質的形成過程，正是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作用發揮的過程，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所以說，通過實踐和養成，可以使人們的行為逐漸符合禮儀的原則和規范，引導人們的社會交往活動趨于和諧、美好。這種實踐與養成，便抓住了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關鍵。
3.拓展與提高，把握實現禮儀文化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核心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基本的禮儀規范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該而且愿意遵循并去踐行的。然而，除了這些基本的關于服飾、儀容、語言等個人禮儀規范以外，還存在特別的禮儀規范，要求相關人員特別要注意和遵循。因此，禮儀文化不僅包含基本的禮儀，也含蘊特別的禮儀，不僅對普通人產生作用，也對特殊人進行約束。如在國務活動中，有國務禮儀；在公務活動中，有公務禮儀；在商務活動中，有商務禮儀；在涉外活動中，有涉外禮儀，在服務活動中，有服務禮儀，等等。在具體的各行各業中，又有各行各業具體的職業禮儀。如法官、檢察官、律師在訴訟活動中，有法官、檢察官、律師應該謹守的訴訟禮儀；辦公室人員在接待活動中，有辦公室人員需要認真對待的接待禮儀，諸如此類，各具特色。如果只注重基本的禮儀，而忽視特別的禮儀，禮儀文化對于社會的隱性控制作用顯然會降低。通常看來，如果社會成員在這些職業活動中能夠謹慎遵守相應的禮儀規范，各種行業不正之風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只有不斷拓展禮儀的范圍，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在每一個細微之處都循禮而為，循序漸進，才能提高禮儀的水平，全方位地挖掘與發揮禮儀文化的隱性社會控制功能，在整個社會控制系統中實現其作用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積極拓展禮儀的范圍，提高禮儀的水平，這是把握禮儀文化實現隱性社會控制功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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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都是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業層面的控制內容，這三者存在緊密相連的因果關系，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后兩者的基礎和前提，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是結果，而前兩者更是實施好第三者的基礎和前提。本文主要就這三者的構建及其關系展開論述。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疽幏兜谑藯l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
如上所述，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與履行其他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員工就業與權益得到保護，員工滿意度提高，會較好地執行企業各項管理制度，較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會促使員工強化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利于在企業高管的帶領下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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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二階控制論;反身性;理解性學習;傾聽式教學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0)09―0012―03
一 引言
在與“是什么、為什么和怎樣做”發生聯系時,與教育技術關系最緊密的是“怎樣做”,教育技術主要是解決“怎樣做”的問題。怎樣進行教學是教育技術的本質,研究怎樣進行教與學的活動是教育技術的核心課題。[1]教育技術學發展的原動力是學與教理論的進步和創新。那么,我們如何延伸研究教與學理論的觸角,逐漸實現傳統教與學理念的轉變?在此,筆者將借鑒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論之“二階控制論”,深入探討了一種新型的教學理境,呼吁理解性學習與傾聽式教學的開展,以期重建新型課堂教學的可能,逐步在教學實踐中形成新的研究性教學觀。
二 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論:二階控制論
二階控制論的認識論是一種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其關注的重點是觀察者如何在跟系統的互動中建構有關該系統的模型。研究教育中的控制系統論的代表人物是斯德厄(Steier),他曾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兩種不同的控制論觀點并對它們進行比較與分析(圖1、2)[2]。
斯德厄(Steier)認為在早期的控制論中,作為研究者的“我”主要研究自然場景或人為引發場景中的他人并試圖建構有關他們真實性的模型。這就是說,他人建構自己的真實,而“我”則查明其意義。而在二階控制論中,作為一個研究者的“我”則是從另一種控制認識論的觀點出發,研究他人建構的理解。根據這種控制論系統觀,“我”不僅研究他人建構的真實并試圖查明其意義,而且指引“我”自己行動的設想、目的和意圖也同樣清晰地呈現在“我”有關另一人的理解的想象中,而且在“我”試圖理解他人真實性的同時我也考慮有關他人體驗的這些方面。顯然,二階控制論強調研究者在研究他人過程中的反身性(Reflexivity)。研究中的這種反身性不僅意味著你清楚自己的進入有助于創設你所希望研究的行為,而且反身性還包含著你對自己研究領域的理解,如何在自己的研究行動中表現出這種理解,你的行動對你所希望研究的他人行為的幫助以及你對他人行為的觀察是如何影響你對該研究領域的理解的。[3]由此,控制論的研究從對被觀察系統的控制導向轉換為關注進行觀察者,也就是說,控制者將控制轉向自身。概言之,在二階控制論中,“我”作為一個研究者是從另一種控制認識論的觀點出發研究他人建構的理解。
三 教與學理念的轉變
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論之“二階控制論”強調作為一個研究者的“我”要從另一種控制認識論的觀點出發研究他人建構的理解。此方法論可謂“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亦與德國知名的社會學家盧曼(Luhmann)提出的二階觀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 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認為,基于客觀主義的傳統研究方法觀察自然界的物體時,采用的是一階觀察方法,這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走得太遠,如推廣到人就顯得力不從心,即是后現代所批評的可以看到整個實在的絕對神眼觀。此時,考慮到反身性的二階觀察(或“二階控制論”)就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如教學中教師勢必考慮學生是如何思考的,但也提請注意“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畢竟我們都不是“沙陀利” 。這里,筆者試圖借鑒該方法論,針對學生的“學”與教師的“教”,提出新的教育實踐理念。
1 理解性學習:“接受”轉向“反思”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學生的學習幾乎完全屬于“被動接受模式”。該情況下,學生要么被教師牽著走,要么被置于觀眾或聽眾席上,沒有質疑發問的機會,沒有展現自己的條件。久而久之,多數學生對于知識的學習就逐漸養成“接受”的習慣,他們會被迫傳遞式地記憶理論、公式、概念、解題的套路等,而不會主動去“反思”知識的來龍去脈,不去思考那些所謂的已經獲得的知識是如何形成和解釋的。這將導致學生在以后處理更多實際問題時缺乏舉一反三的思維能力,因此也將嚴重導致整個社會創新型人才難以脫穎而出。
我們知道要徹底、明晰地理解知識的意義,不僅需要“知其然”(know what),更需要“知其所以然”(know how),即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要明白所學知識的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反思知識,深入理解知識的本質和內涵,形成自己對知識的獨特建構,以指導自己進一步習得和運用知識。在達克沃斯看來,“理解”才是教育、教學的根本目的。[5]所以,今天的學生更要增強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習的主人翁感,在學習中逐漸養成積極思考的習慣,逐步形成批判性的思維能力,而不是簡單的、一味地接受現成的知識,養成盲從的習性。此外,學生不應該僅局限于個體學習,還必需學會和其他同學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合作,組成一定的“學習者共同體”。通過這樣的途徑,學生彼此之間得以相互了解和觀察,由此他們會發現對他人行為的觀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自己對該知識的理解,這樣會在某種程度上促使自己進一步進行反省型和理解性學習。
正如“二階控制論”所描述的,“二階控制論使我們作為觀察者對我們自己的觀察、表述和解釋負責,并從情境脈絡的角度認識我們的認識活動鑲嵌其中的多種限定關系?？傊?我們必須關注自己是如何建構我們的認識和行動系統的?！盵4]由此,現時代的學生必需在學習過程中要學會多問幾個“為什么”,學會分析、闡釋所學習的內容,徹底清楚自己對知識的建構,并關注自己的思維方法和認知策略,充分調動自身的主體意識和元認知能力,發揮自主性和創造性。要之,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學習者要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通過與教師和其他學生的互動,建構知識、選擇信息、反思內容,在互動的過程中超越自身知識的局限性,形成更為全面的理解。
2 傾聽式教學:“灌輸”轉向“傾聽”
現行的學校范型是隨著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而誕生的,它伴隨著工業化時代對人才的需求而逐漸定型。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按不同學科的要求,隨著年級的升高,傳遞客觀難度遞增的預定知識,對學生進行加工,即進行人才的培養。某些教師只是簡單地、直接“灌輸”給學生現成的知識,這將導致知識意義的喪失,以及學生內在認知動機的抑制、教學與生活的脫節等問題的產生。此外,教師一直采用將學生掌握的知識量兌換成考核分數的評價機制,即非常關注學生的分數,關心學生顯性的學習結果,從而忽略了學生個體的思維習慣、思維方式、思維過程以及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情況,最終導致教師不能夠在教學中實行因材施教,這將為從根本上促進課堂整體教學效率的提高制造了一個障礙。
在上述“二階控制論”方法論的啟示下,我們要知道,現時代的教師不僅應該關注學生顯性的學習結果(例如學到了多少東西,學生的答題正確率,測評時的分數等),更需要的是要學會“傾聽”學生的解釋,了解學生的學習和思維過程(例如如何學習的策略),意即廣大教師要真正扮演好“二階控制論”中作為研究者的“我”的角色。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從根本上了解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進而適時地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教學模式以及教學進度,以更好地引導學生對知識的建構和掌握。
具體而言,教師的“教”需要體現如下三個方面:
(1)讓學生置身于與所要研究的領域相關的現象中,鼓勵并引導學生通過解決一系列初始問題、類似問題、拓展性問題到獨立提出自己的問題,與環境積極互動,深入領悟所要認知的事物。學生在這里不是去閱讀和聽講座,而必須進行學與教的實踐或觀察別人學與教的活動,而且教師要想辦法使學與教的現象非常有趣,以激起學生的創造性,吸引他們提出一些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
(2)讓學生闡述他們自己建構的意義,然后,教師力圖去理解他們的意義而不是直接向學生闡述事物和灌輸知識。在這個闡釋的過程中,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勢必會得到提高。教師適當的提問既幫助自己理清學生的思維,同時也會促使學生思考得更多。其實,當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傾聽”和“觀察”的過程中,教師也參與了自己要求學生完成任務的過程。因為,此時教師和學生都在“建構”一個事實,不同的是,教師是帶著任務做(發現學生的認知風格及策略),學生則在任務中做(闡述自己的思維過程)。
(3)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觀察學生的思維過程,教師可以用更多機會觀察自己的思維過程。教師可以單個人或幾個人組成一個工作組,嘗試完成一個布置給學生的學習任務,深刻體會“自我建構”的思維路徑,領悟教與學的真諦。
當然,上述“教”的三個方面是相互依賴的:教師只有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認知工具,并以一定的結構性的知識支撐了學生對知識的建構,溝通理論與實踐的中間環節,學生才會試圖在環境中建構自己的認識和行動系統,然后努力對所學內容進行理解、闡述與反思(既包括對因果的解釋,又包括敘事的詮釋),在闡釋和反思的過程中,學生才會又發現更多能給予自己啟迪的現象,從而啟動一輪又一輪新的學習周期,教師則根據對學生的思維的觀察,有效自我調整教學方法與策略,不斷提升自己的教學水平。
四 結語
綜上所述,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論之“二階控制論”強調作為一個研究者的“我”要從另一種控制認識論的觀點出發研究他人建構的理解。該方法論對于指導人們建構自己的認識和行動系統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如果學生運用該方法論,則能夠不斷實現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教師借鑒該方法論,則可以更好地與學生“對話”,從本質上革新教學方法。如下,筆者總結了 “二階控制論”的方法論核心,以期借此促進傳統教與學理念的轉變(表1)。
教育技術的根本任務應該是關注如何利用現有的人類技術成果(物化技術、操作技術、智能技術等)有效地提高教與學的水平,使學生獲得真正的發展。如上所述, “二階控制論”方法論中體現的反身性的參與表明:我們的學與教過程應該能體現經驗的豐富性與批判性的反思之間的聯姻――人們必須時刻關注自己是如何在豐富的情境脈絡中建構自己的認識和行動系統的。這樣的方法論使得我們的學習與教學有可能在深度與廣度上取得更大的進展,進而極大地拓寬教育技術的研究視角。
參考文獻
[1] 李芒.論教育技術是“主體技術”[J].電化教育研究,2007,(11):5-9.
[2][4] 萊斯利•P•斯特弗,杰里•蓋爾.教育中的建構主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97,55.
論文關鍵詞：控制，干擾
“控制包括三個基本步驟：1）確立標準；2）衡量成效；3）糾正偏差。為了實施控制，均需在事先確立控制標準，然后將輸出的結果與標準進行比較；若現有偏差，則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使偏差保持在容許的范圍內?！?】”造成這種偏差的主要原因就是干擾，所以，要設計一個優良的控制系統，設計者首先要能夠對實現該控制系統可能受到的干擾因素進行全面而準確的判斷，然后才能想辦法“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如何全面而準確的判斷出一個控制系統可能受到的干擾因素就尤為重要。實際上，“什么才是干擾因素”這一問題在通用技術課程教學中老師們還存在著很多疑惑，例如，在一次公開課上，授課教師讓學生把一張紙折疊后，用吸管吹向天花板，課堂上有的學生吹的高，有的學生吹的低。老師在總結時說，“疊紙的形狀、吹力的大小和方向、空氣的阻力等都是影響疊紙吹高要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些就是干擾因素”。這一說法在聽課老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大家都在議論紛紛。這一說法是對是錯呢？再如教材中出現的：電冰箱、空調等電器在使用過程中的干擾因素有那些；熱水器水溫控制系統中的干擾因素有哪些；干擾因素都是有害的嗎等問題初中物理論文，對于我們這些非本專業的老師來說，解釋起來都具有一定的困難。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得先要來了解什么是“干擾”的問題。
關于什么是控制系統中的干擾因素的問題的界定有多種說法：如：在控制系統中，除輸入量（給定值）以外，引起被控量發生變化的各種因素稱為干擾因素【2】；在實際的控制系統中，常常會有一些變化不定的因素對系統的行為造成不利的影響，這種有害的因素我們稱其為干擾【3】；對于一般的控制系統來說，多余的、不需要的、強制的“輸入”便稱為系統的干擾。另一方面，如果削減系統生存所必需的輸入也是干擾；對系統來說，不僅輸入端有干擾，輸出端同樣有干擾，如制約輸出或強制作過量的輸出等都是干擾，制約輸出，如企業的產品受市場制約而減少了銷量，強制過量輸出如“竭澤而漁”，系統的輸入和輸出的“過與不及”都是干擾；對于復雜控制系統而言，干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復雜系統由多層次、多品種的諸多子系統構成，各子系統都有其自由度和相對獨立性，各子系統間的輸入和輸出不可能配合得盡善盡美，必有多余和不足的輸入和輸出，這些多余和不足的輸入和輸出就成了系統的干擾；對于社會系統來說，其輸入是自然界給予的一切，人們從自然界獲取空氣、陽光、雨露，及生產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資源，這是社會系統“輸入”的需要，但自然界會“發威”，各種自然災害是社會系統所不需要的，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自然災害的干擾，而社會系統對自然界的“輸出”，一方面是人們對自然界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廢物的排放，廢氣、廢水、廢渣、垃圾排向自然界，這是自然界所不需要的，但人類強迫自然界接受這些廢物，就是對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干擾【4】。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判斷什么是干擾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初中物理論文，對于控制系統的整體而言，屬于系統之外的，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強制的“輸入”便稱為系統的干擾；另一方面，對于控制系統的部分而言，如果前一子系統的輸出與下一子系統所需要的輸入不匹配，就會造成下一子系統的輸入的多余和不足，這種多余和不足的輸入和輸出就成了系統的干擾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由此可見，疊紙的形狀是物體的結構設計問題，通過改變疊紙的形狀可以減少疊紙飛行時的阻力，吹力的大小和方向是控制的輸入問題，這兩個因素雖然是影響疊紙飛行高度的主要因素，但不屬于我們的干擾的界定范圍。所以不是干擾因素，把系統的設計問題和對系統所產生的干擾混淆的案例還很多，如：。對于電冰箱、空調等電器在使用過程中的干擾因素分析，門的開啟、環境溫度的變化、電壓的變化等都是屬于系統之外的可能引起被控量發生變化的因素，所以這些因素就是這兩個控制系統的干擾因素。一般情況下，對于簡單控制系統較為規范和嚴謹的判斷方法是：先要確定所要設計的控制系統，然后對所設計控制系統本身的各個環節進行具體分析，找出各環節可能受到的干擾因素（屬于系統之外的，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強制的“輸入”），再分析這些干擾可能會對系統的輸出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哪些是必須考慮的，那些是可以忽略的，那些是要綜合考慮的，那些事要獨立考慮的，最后整理出系統設計所要考慮的主要的干擾因素，這樣的分析才會針對性更強，對控制系統如何克服這些干擾的設計幫助更大。以下對熱水器水溫控制系統的干擾因素的分析過程為例進行說明，第一、根據設計目的畫出控制分析方框圖（圖一），分析方框圖并不是最終的控制方框圖，控制方框圖是控制系統設計的結果，控制分析方框圖是控制系統設計的過程，就像設計草圖一樣，是用來進行設計分析用的。
第二，對控制系統的各環節進行分析。在這個控制系統中，可能受到的干擾因素有，在輸入端，電源電壓的波動、由于開關燈元件的原因輸入電壓可能降低；在控制器和執行器部分初中物理論文，隨著使用時間的變化，控制裝置的不穩定、各種元件、加熱裝置的老化等；熱水箱的大小、保溫性能的好壞、熱水箱深淺、水的散熱面大小、水箱裝水的多少等；在輸出部分，周圍空氣的流動、氣溫的高低、用水量的快慢等。以上這些因素都是影響溫度的干擾因素。第三，根據對干擾因素的分析，選擇合適的控制方法來克服這些干擾對輸出的影響（比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采取終端反饋的方式，當然，如果對水加溫的時間有要求的話，這種控制方法就不能完全克服所有的干擾了，如圖二）。
對于“在有些情況下，卻可以[i]利用干擾因素實現某種目的【1】”這一說法也沒有錯，因為這種“干擾”是我們所要設計的控制系統的輸出量，這一輸出的最終目的是想使另一控制系統的目標不能實現，這種“干擾”對于第一個控制系統來說不是干擾而是輸出，對于第二個控制系統來說這是系統需要克服的干擾。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就控制系統而言，干擾一定是有害的，它是控制系統要實現控制的最終目標需要考慮和克服的
分析和判斷控制系統可能存在的干擾因素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我們設計的控制系統“在干擾影響控制之前就進行必要的防范和修正，”使得控制系統能夠“對控制對象進行有效控制以減小乃至消除偏差。”【5】所以要準確判斷一個控制系統所存在的干擾因素，還要結合系統所要實現的最終目標進行綜合考量，搞清楚這種干擾產生的原因、可能對控制系統所造成的后果和它將對控制系統的哪個環節產生影響等，這種干擾因素的分析才對我們進行控制系統的設計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控制論》（美）維納著；赫季仁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2
【2】《技術與設計2》主編：顧建軍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12
【3】《技術與設計2》主編：劉瓊發廣東科技出版社2007.7
【4】《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馬麗揚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
【5】《機械控制入門》雨宮好文（日）著王獻平譯科學出版社2001.4
【摘要】如同對其他任一理論的理解一樣，內部控制理論也是隨著社會經濟進步的需要而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對于內部控制理論的研究，是和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在目前的理論中，對內部控制的相關思考集中于兩個領域：一是控制論；二是會計和審計職業界的實踐思考。
【關鍵詞】控制論；內部控制；COSO報告
一、控制論角度的內部控制理論
（一）關于控制論
控制論是關于動態系統控制調節的機理和一般規律的科學，其基本觀點是：一切控制系統所共有的基本特性是信息的交換和反饋過程，利用這些特征可以達到對系統的認識、分析和控制的目的。
（二）內部控制理論
從控制論角度，企業內控制度可以描述為，股東作為最終控制主體，董事會、經理層、各職能部門和企業全體員工作為不同層級的控制主體與受控對象，通過股東、董事會、經理層、職能部門和全體員工之間的信息耦合，使系統朝著企業整體目標運行的各種規范的總和。
按照控制理論，企業內部控制具體表現為兩個層次，即公司治理結構層次和公司管理制度層次。首先，企業內控制度的產生與公司治理是與生俱來的?，F代企業中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表現為一個契約控制權的授權過程，即股東作為所有者只保留了選舉董事、企業兼并與發行新股的少數權利，而將大部分權利授予了董事會；董事會也只保留了聘用與解聘總經理、重大投資等戰略性決策的控制權，而將日常生產、銷售、人事等管理權授予公司經理層。由于職業管理者取代業主控制企業經營產生的成本問題以及人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而產生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使得公司治理機制表現為股東、董事會、總經理之間的責、權、利安排和相互制衡機制，這是企業內控制度的第一層次。企業管理當局為實現董事會賦予的目標而建立起一系列政策、規則和組織程序，形成了企業內控制度的第二層次。其主要目標就是使企業達到合規與提高效益性，從而實現所有者的資本保值增值的目標。
在企業內控制度的不同層次中，通過對企業內部控制總目標的分解，企業內控制度形成了一個分層次、復雜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整個系統有個總目標，每層次的每個子系統有從總目標分解而來的分目標，并按此目標實現各自的最優控制；整個大系統的控制通過協調子系統的辦法實現。其運行方式為：每個層次都只控制下一級的活動，而不越級去直接控制更下一級的活動，只有最下一級的控制子系統才直接控制系統的運行，上級層次的系統只起到協調器的作用。
二、會計和審計角度的內部控制理論
（一）內部控制與會計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
從內部控制理論的發展進程看，早期的內部控制思想是以賬簿之間的核對、賬簿記錄與財產的一致性以及會計報表數據的可靠性為其核心內容?！皶嬒到y建立在內部控制程序基礎之上從而保證會計數據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內部控制程序利用會計數據保證資產的安全、監督各部分的業務?！眱炔靠刂浦贫缺贿\用于審計也是出于保證會計信息真實性之目的。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企業結構的復雜迫使注冊會計師尋找既能保證審計質量又能降低審計成本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注冊會計師認識到了抽樣審計可以與內部控制制度結合起來，從而使審計方式逐漸演進成以評審內部控制制度為切入點，審計也從傳統的審計階段進入到現代審計階段。在美國，“對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作出報告盡管并不是強制性的，但是，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門有時也對此作出報告。這樣作的目的在于增強其企業報告(特別是財務報告)的可信度，并且公開解釋會計責任的履行情況。”內部控制管理報告到目前雖無統一的格式和內容，但以下內容是必須包括其中的:內部控制機制的構成;內部審計、獨立審計以及審計委員會的角色;獨特的內部控制程序。
（二）內部控制理論
在這一領域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內部控制理論大致可以劃分為內部牽制思想、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結構與內部控制整體框架等幾個不同的階段。內部牽制思想以賬目間的相互核對為主要內容并實施崗位分離，這在早期被認為是確保所有賬目正確無誤的一種理想控制方法。內部控制制度思想認為內部控制應分為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兩個部分，前者在于保護企業資產、檢查會計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后者在于提高經營效率、促使有關人員遵守既定的管理方針。西方學術界在對內部會計控制和管理控制進行研究時，逐步發現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系的，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內部控制結構的概念，認為“企業的內部控制結構包括為合理保證企業特定目標的實現而建立的各種政策和程序”，并且明確了內部控制結構的內容為控制環境、會計制度和控制程序三個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提出內部控制整體框架思想，隨后又提出風險管理框架的概念，并逐步將各界對內部控制的認識在一定范圍內統一起來。
三、結論——企業內部控制是兩種理論的耦合
可以說，以上兩種角度對于內部控制的理解都有其合理性，在內部控制實務操作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要從兩者耦合的方面進行實施。
眾所周知，COSO報告作為內部控制理論的最新成果，是由美國會計與審計職業界發起并展開研究的。在這一報告中，把控制論中對內部控制理論的闡述內容在控制環境要素中進行了結合，使得內部控制理論第一次從控制論角度和會計審計視角進行了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