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3 0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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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普惠金融;農村金融;電子銀行;小額信貸
一、中國農村金融服務的基本情況
(一)農村金融體系初步形成
我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金融形成了包括農村政策性金融、農村商業金融和其他新型農村金融形式在內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但是，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供給與農民的金融服務需求不適應、信貸政策要求與“三農”抵押擔保能力不適應、金融資源投入與農村經濟的發展需求不適應等各種問題依舊廣泛存在。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和資源約束的加強，農村金融服務的發展面臨著更多新挑戰和新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金融機構數量不足，無法形成強而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且受到農村地區投資風險、信用環境、公共基礎設施條件等諸多不利因素的限制和影響，農村金融資源無法進行有效配置。
(二)農村金融服務的供需狀況
目前，農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十分旺盛，信貸需求更是呈現出快速增長、大額化和多樣化的新特點，而傳統金融借貸程序復雜、貸款門檻高且貸款額度較低，難以為農民提供優質、高效的信貸服務;此外，農民普遍存在金融知識缺乏、信用意識低下的問題，這也導致金融機構對農村發放貸款數額較小、發放貸款數額增勢緩慢。表1可以看出，農村金融機構貸款數額普遍較小，沿海開放縣和糧食生產大縣這兩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貸款余額增長較快，而扶貧工作重點縣和民族地區的貸款余額增長則十分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對真正貧困地區農民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職能發揮不充分，間接導致農村金融服務供需不平衡，阻礙了農村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三)電子化金融服務發展迅猛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傳統銀行的電子化金融服務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國家的“互聯網+”也為傳統銀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基于此，我國農村金融業務也已基本實現計算機聯網處理，各分支機構也都建成了和總行連接的計算機網絡，支持從柜臺服務、交易信息處理、業務經營管理等多領域的應用。相應地，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和ATM等各類電子金融服務逐步深入，這類金融服務可以滿足客戶簡單的金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機構服務效率。由于電子商務逐步進入應用發展階段，民眾對電子銀行和網上支付產生了需求，我國銀行業對此展開了積極探索，促進了電子金融的蓬勃發展。其中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行是電子銀行的先行者。1997年4月，招商銀行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網站，成為中國第一家上網的銀行，至今招商銀行已經建立起擁有企業銀行、個人銀行、網上證券、網上商城、網上支付組成的較為完善和成熟的網絡銀行體系。中國銀行則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也是我國首家開展網上銀行服務的金融機構。現如今，中國銀行已經可以通過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和家居銀行，提供隨時管理存款賬戶、掌握資金動態、靈活調撥資金和隨時支付轉賬等服務。
二、國外農村金融體系的經驗借鑒
(一)孟加拉農村金融體系
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創辦的鄉村銀行通過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使孟加拉大量的貧困農戶脫離貧困。孟加拉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主要有:國有銀行及金融發展機構、格萊珉銀行和各種微型金融非政府組織，孟加拉的新興銀行業務得到了民眾的普遍支持，孟加拉鄉村銀行反映了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體系創新的許多規律性的東西，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銀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孟加拉鄉村銀行不同于一般的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是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和唯一目標的金融機構，在多數時候，都表現為“嫌貧愛富”。而格萊珉銀行則是愛貧的，它的資助對象大多是農村貧困婦女。格萊珉銀行不要求貸款者提供任何擔保抵押物，他們認為農民信譽良好，只要能夠有適當有效的金融制度幫助農民提高獲取收入的能力，農民便可以高效的運用借貸資金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孟加拉銀行的還款率高達98．99%，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運作的銀行［1］。
(二)美國農村“4+1”模式的金融體系
20世紀起，隨著美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美國逐步建立起符合美國國情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并不斷完善建立了“4+1”需求功能型的美國模式。“4+1”即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系統、政府農貸機構、政策性農貸金融和保險機構組成，有序、規范的以商業銀行為基礎、農貸機構為引導的金融體系促使美國農村金融高效健康發展［2］。此外，規范有效的法律體系是美國農村金融發展較為完善的重要原因。從最初開始，美國便比較注重頂層設計，通過立法手段支持和保障農村市場經濟的運行。《聯邦農作物保險法》、《聯邦信用社法》和《聯邦農業貸款法案》等一系列法律的頒布和實施，為美國農村金融的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不斷增大對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一般來說，農業具有投入風險大周期長，且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等弊端，商業性金融大多“敬而遠之”，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偏低，因此，美國政府出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聯邦土地銀行系統、聯邦中期信用銀行系統和合作社銀行系統，扶持和激勵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日本農村“2+1”模式的金融體系
日本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主要是以合作金融為依托的“2+1”模式即政策性金融機構、合作金融機構和農業保險機構組成。其中合作金融主要服務于農村中的一般資金需求，政策性金融主要解決資金需求量大、融資時間長、風險較高或收益相對較低的融資需求，兩者市場分工明確且相互配合。日本的合作金融主要是農協系統，其受惠于政府的合作金融系統又將惠農政策反饋于農村經濟領域。日本的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則是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相比于其他金融機構擁有更為優惠的資金運用政策，可以發放長期、低息貸款。此外，強制性與自愿性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也為日本農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保障。
三、中國傳統農村金融服務的局限性
(一)服務方式單一，缺乏新活力
盡管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農村信用社、農村發展銀行、郵政儲蓄和小額貸款公司等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但是這些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依舊局限于傳統的存款和匯款服務，較少開展中間業務。國有商業銀行農村網點基本只吸收存款而不發放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農村信用社和農村銀行的資金來源，也使得資金大量流出農村。此外，目前農村信用社主要經營短期貸款和小額信用貸款，對于滿足農戶和企業的大額貸款需求的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業務則少有涉及，且出于對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考慮，農村銀行往往會將資金轉存中央銀行，或是購買國債［3］。
(二)征信成本高，收益低
1．銀行“惜貸”。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而農業又具有弱質性、高分散和高風險性的特點，銀行為了控制風險和自身發展，往往十分“惜貸”。不同于城鎮互聯網用戶基本使用信用卡、支付寶、微信支付等信用支付產品，能夠快捷方便的建立起個人征信體系，農村信用卡使用率低、支付寶支付范圍受限、微信支付主要用于親朋群聊紅包，而且農村居民居住地分散，需要銀行投入大量精力來分析農戶信用情況，農村征信系統的建立已成為現階段的一大難題。銀行貸款征信成本高直接導致銀行不愿發放貸款，造成“有款難貸出”和“有款不愿貸”的現象。2．收益的不確定性。因為小額信貸資金的需求者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和貧困農戶，這類資金需求者的共同點是盈利能力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且銀行發放小額貸款所取得的收益不高，因此銀行更傾向于將貸款發放給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城鎮地區。3．門檻高。據投融界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仍有近90%的中小微融資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占中國企業總量90%的小型企業從銀行獲取的貸款份額僅占15%。中小微企業主和農戶必須過“五關斬六將”方能取得銀行貸款，抵押、擔保、信用等重重阻礙更是將大多數中小微企業拒之門外，“貸款難”的陰影依舊籠罩著中小微企業和農民，情況并不容樂觀。
(三)農村鄉鎮金融服務覆蓋率低、設備不足
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而建立“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普惠金融服務系統是一項長期性工程，因此部分農村貧困地區仍存在金融服務空白，農民存款被鼠咬、被盜等事件反映的是農民連最基本的金融服務也無法享受的真實狀況。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金融機構網點少且分布不均，農村金融服務設備不足，金融服務水平低等問題，這些問題也已成為制約農村金融需求進一步增長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
四、我國農村金融服務創新的實現路徑
(一)依托電子銀行平臺為農村金融注入新動力
隨著互聯網的日漸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已經可以寬帶上網，與此同時，農村市場智能手機的普及率也逐漸提升，廣大農民對互聯網技術的認知程度和認可度也大幅度提高，這為互聯網金融的農村發展之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網絡環境。電子銀行在全國各地迅猛發展，許多公司如阿里巴巴、京東和聯想公司已經將其業務深入農村地區。農村電子銀行在農村金融和小額信貸領域不斷發展和創新，開發了許多具有特色的新型小額信貸產品，為農民提供資金信貸，并利用其平臺優勢為農民提供網上理財和互聯網消費等服務，對農村金融服務的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和豐富。電子銀行是一個低門檻商機，只要獲得小額貸款資金，他們便能緊緊抓住這個商機，從而創造出巨大的邊際效益［4］。例如螞蟻金服旗下的網商銀行推出的小額貸款產品“旺農貸”，這是一種淘寶合伙人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及相關土地、房屋或門店的資產證明，無需抵押和擔保即可獲得貸款資金的金融服務。旺農貸主要是為普通農戶和小微企業提供無抵押、純信用的小額貸款服務，而且所有申貸均通過“旺農貸”無線端在線簽約，平均3到5天放款，最快當天即可到賬，大大緩解了農村種植戶、養殖戶和小微經營者急需擴大規模和生產經營等各類資金短缺的壓力。
(二)通過“云數據”完善農村信用評級系統
計算機和大數據征信技術的快速發展，通過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信息集散處理科學，通過社交網絡或電子商務平臺獲取和整合農村居民、企業未完全披露的生產、消費、資產、投資等各方面數據，結合市場信息，基于大數據建立完善的農村信用評級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村金融服務和風險管控的能效。互聯網產生大數據，大數據推動云計算，各金融機構可建立自身營業點的評級授信平臺，平臺主要包括農戶和小微企業的基本情況、資產情況、收支情況、償債能力等數據分析和評估，并制定和劃分信用等級，通過數據共享，使政府相關部門、各金融機構可以進行相應地信息查詢、分析統計和客戶篩選，從而達到降低征信成本，提高信貸質量的目的。政府還應積極改善農村信用環境，對失信者采取嚴格的責任追究措施，形成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增大失信成本，通過這些措施提高公眾守信意識，增強農村金融服務機構的服務信心。
(三)積極推進互聯網金融發展，提高農村金融覆蓋率，降低交易成本
互聯網金融依托全天候覆蓋全球的虛擬網絡，打破時空和地域的限制，一部智能手機，一款手機銀行軟件即可將金融服務覆蓋到偏遠分散、信息來源少的地區。隨著互聯網技術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不斷發展，銀行業的電子化替代率整體接近90%，手機銀行、互聯網銀行、電話銀行業務逐步多元化，進一步改善了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提高了農村金融服務覆蓋率，并進一步推動了農村金融機構向更基層邁進。而且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各項金融交易都在網上完成，邊際交易成本較低，極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時間成本，形成了成本低廉的金融交易模式。有關數據顯示，通過網絡進行的阿里金融小額貸款申貸、支用、還貸等過程，單筆操作成本僅需要2．3元，遠遠低于傳統銀行的操作成本。
(四)健全農村金融風險分擔機制
農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都受到自然和市場的影響和制約，而我國農民對金融知識以及金融工具的掌握和運用極不熟悉，無法進行套期保值和風險規避，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貸款農戶將直接承擔由此帶來的損失，而發放貸款的農村信用社則會因為農戶發生虧損無法償還貸款而承擔經濟損失，這也是造成農村信用社呆賬、壞賬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低本薄利的農村信用社可持續發展受到阻礙。政府應盡快出資建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并引導或吸引商業性保險公司加大對農業保險業務的投入力度，拓寬農業風險的分擔渠道，建立多元化農業保險模式，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損失分攤，給予他們保障范圍內經濟補償的一種方式。另外，應明確農村小額信貸是兼具社會效益和商業效益的金融服務業務，應盡快建立相應的農民信貸風險補償機制，解除農村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后顧之憂，實現三方共贏［5］。
(五)加快農村信貸產品創新的步伐
相比于其他國有商業銀行，農村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觀念保守、員工專業技能和業務素質偏低，在眾多金融機構中不具備競爭優勢，也直接導致農村信貸產品種類少、更新速度慢，農村金融機構信貸產品難以滿足農民和小微企業日趨多元化和日益增長的需求。創新需要人才，而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往往面臨著人才資源匱乏的困境，農村金融的發展一直處于舉步維艱的狀態。應加大農村金融機構的人才培養力度，鼓勵并引導農村金融機構開展專業技能培訓課程，提高相關人員的金融業務素質，以點帶面，促進農村金融服務整體水平的提高，從而創新農村信貸產品，以滿足農村市場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
五、結束語
隨著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市場已成為各類金融機構的必爭之地。在“互聯網+”浪潮的沖擊下，農村金融服務也將打破傳統的故步自封的經營模式，轉而迎接“創新型產品”，因此應該轉變思路，認識到未來經濟將完全基于互聯網，要利用計算機技術創造出一個適應未來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過去的幾十年，各國政府的政策都是為大企業制定的，而今天要真正的為小企業制定政策，建立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支持那些80%的昨天沒有被支持到的人的普惠金融。我國政府應當借鑒外國先進的農村金融發展理念，盡快建立一個多層次、多樣化、產權清晰和監管得當的多元化新型農村金融發展體系，促進農村經濟的穩健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建設小康社會。
參考文獻:
［1］李明賢，李學文．孟加拉國小額信貸發展的宏觀經濟基礎及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2008(9):100－106．
［2］童鵬．美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發展狀況及經驗借鑒［J］．當代農村財經，2010(11):47－48．
［3］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J］．中國農村觀察，2004(2):12－20．
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仍有待提高。因而我們可以得出：作為農村經濟發展核心的農村金融勢必在某些方面存在問題。本文將從已有文獻對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關系的研究成果出發，探究促進我國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政策，為相關部門的政策出臺提供借鑒。
現階段，我國很多地區仍存在較為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縱觀近期文獻，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呈現正相關的關系，但這種關系表現得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阻滯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威脅。
一、相關關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退出農村金融市場
從2000年開始，在我國農村，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相繼撤出縣級及縣級以下地區。從而導致農村金融供應機構以及資金供應出現嚴重缺口，與當時農村經濟機制改革產生重大矛盾，隨著矛盾的日益尖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著積重難返的威脅。
（二）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
現階段農村經濟的發展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運行環境：一是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觀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四是應加強農村社會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農村非正規金融行業沖擊金融市場
在農村，私人借貸極為普遍，構成了農村借貸的主要方面。農戶的支出比例從大到小依次為教育、生活、醫療和生產，當入不敷出時，農戶往往更傾向于通過私人借貸的方式獲得資金。有數據顯示，農戶從正規金融獲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這主要是因為通過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獲得借款非常困難。調查顯示，農民借貸的問題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錢。非正規金融的存在顯然有其必要性，但問題是非正規金融游離于法律之外，可能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四）存款保險體系不健全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防止擠兌危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現行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缺乏相關的存款保險制度，從而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政策建議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外部支持環境
現有農村金融監管力量，分別來自于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各省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出現職責上的分工問題，或者造成監管漏洞，監管不到位，或者監管過度。因此應該加強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
農村金融改革同時需要一個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一是需要相應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需要相關準備金管理，再貸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觀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促進農村商業金融服務的改善；四是加強農村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推進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協調發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這就造成了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改革脫節。農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農村經濟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帶來了農村金融需求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在逐漸地削弱二元結構特征，城鄉統籌、縮小城鄉差距也成為政府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的互動式發展”一文中提到，與城市金融相比，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服務地域的廣闊性而導致經營管理難度較大，而使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因此，應注意農村金融系統改革與城市金融系統改革推進的協調性。
（三）完善我國農村存款保險制度
鑒于我國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齊的農村信用環境，設置強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并且強化準入機制，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將經營效益差的信用單位排出農村金融市場，確保農民的財產安全。
（四）注重農村金融的多元化發展，實現小額信貸組織創新。
雖然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充斥了正規農村金融市場，但我們不能否認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同性質市場的存在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雙方會不約而同地改善經營模式，加強管理，而最終獲益者為廣大農民，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保障。
例如，進行以利潤為導向、成本收益平衡、運行效率高的小額信貸組織創新，通過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從多個渠道減少對捐贈的依賴。
（五）區別化對待，滿足不同地區的農村建設要求
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經濟狀況、耕作環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異顯著，因此出臺政策應區別化對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將農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區的等級劃分，逐層削減規模，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農村，切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這樣，既可以節省農民辦理事務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從而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結構，加快資金回流
有數據顯示，農村建設常出現資金運用不合理的情況。因此可規定對資金運用達不到規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貸資金投入，或者減少存款，或者自動退出農村存款市場。加快資金的回流，為農村的建設提供充分的資金流支持。
參考文獻：
[1] 周霆，鄧煥民.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論[m].中國財經出版社，2005.
[2]薛紅，賴景生.基于城鄉統籌視角下重慶市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關關系分析[j].管理學家.2009（04）.
[3]彭藝，彭紫云. 農村金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以中部地區為例[j]. 理論探討.2010（04）.
關鍵詞：微型金融；小額信貸；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3-0004-04
一、微型金融理論與實踐
微型金融是小額信貸的廣義范疇，是小額信貸金融多樣化和持續化的結果。因此研究微型金融的理論是在小額信貸理論基礎上的。小額信貸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它的起源是受到金融深化論、金融創新等理論的啟發。在這些理論的支持下，小額信貸理論乃至以后的微型金融理論才得以發展。
(一)金融深化理論
20世紀50年代格利和肖發表了三篇關于發展中國家金融問題的論文和著作：即發表于1955年9月號《美國經濟評論》上的題為《經濟發展的金融方面》一文、發表于1956年5月號《金融雜志》上的題為《金融中介體和儲蓄――投資過程》一文和1960年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在他們的這些開創性研究中，闡述了金融和經濟的關系、各種金融中介體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貨幣不是貨幣金融理論的唯一分析對象，除貨幣體系(包括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之外，各種非貨幣金融中介體也在儲蓄――投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儲蓄者的儲蓄轉化為投資者的投資，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性投資水平。同時，他也從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本身落后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發展的理論基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過程中的資金流動模型：該模型集中關注怎樣將發展中國家一個部門的剩余儲蓄(投資機會較少)向其他具有豐富企業家才能的部門轉化。
另一名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提出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概念，討論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金融結構模式，并且通過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進行實證研究，開創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基礎。他認為金融結構是指一國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和相對規模，指出金融理論的職責是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量的主要經濟因素，并闡明這些因素怎樣通過互相作用而促成金融發展。
格利、肖、戈德史密斯的開創性研究為20世紀70年代產生金融深化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淵源和分析思路。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放棄了以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金融體系為對象的研究方法，轉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該模型說明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政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會要求在有管理的貸款市場上進行信貸配給，而信貸配給將使低效率的投資獲得廉價的貸款，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即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在他們看來。由于利率扭曲的存在，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平均收益率偏低。因而，他們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過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貨膨脹使利率反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水平，使實際利率為正，恢復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達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從格利、肖以及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發展理論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拓展。然而前者并不專門以發展中國家作為分析對象。通過比較研究解釋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金融發展的原因。后者專門以發展中國家作為分析對象，通過分析利率狀況，重點考察金融發展的結果，關注金融市場的信貸配給機制，它將一般均衡利率運用到金融理論中，改變以往的主導性看法――金融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不同，金融部門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干預，主張應當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
(二)金融創新理論
金融創新理論最早是由熊彼得(J.A.Schumpeter，1912)年提出的，用它來研究經濟周期和社會過渡問題。他認為金融創新就是在金融領域中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是各種金融要素的新的組合，是為了追求利潤機會而形成的改革。自此之后，一些西方學者面對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金融領域大規模和全方位的創新活動，開始把創新理論引入金融研究中，提出了金融創新的概念，并把金融創新的原因、效果和對策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金融創新的重要性的論述和對金融創新的原因研究上。希克斯(1969)和尼漢斯(1983)從交易成本角度探討金融創新問題，認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內涵雖然復雜。但希克斯把交易成本和貨幣需求與金融創新聯系起來考慮。得出了以下邏輯關系：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貨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產生對不同類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經濟個體對需求預期發生變化。交易成本降低的發展趨勢使貨幣向更為高級的形式演變和發展，產生新的交換媒介、新的金融工具。不斷地降低交易成本就會刺激金融創新。改善金融服務。可以說金融創新的過程，就是不斷降低交易成本的過程，交易成本的降低又會不斷地推動金融創新。西爾柏(1983)主要是從供給角度來探索金融創新的成因。建立了約束誘導型金融創新理論，研究中建立了一個線型模型對動因加以說明。西爾伯從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創新這個最積極的表象開始進行研究，由此歸納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最大的利潤，減輕外部對其產生的金融壓制而采取的“自TJ"行為。西爾伯認為，金融壓制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內部強加的壓制。為了保障資產具有流動性的同時還有一定的償還率，以避免經營風險，保證資產營運的安全，金融企業采取了一系列資產負債管理制度。這些規章制度，一方面雖然確保了金融企業的營運穩定，另一方面卻形成了內部的金融壓制。兩個方面的金融壓制，特別是外部條件變化所產生的金融壓制會使實行最優化管理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機構尋求最大程度的金融創新。這就是微觀金融組織金融創新行為的誘因。以T.H.Hannon和J.M.McDowell(1984)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及其在金融業的廣泛應用，為金融創新提供了物質上和技術上的保證，引發諸多以電子化、網絡化為特征的金融創新，大大縮小了金融活動的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這樣金融創新使成本降低成為可能，并能使人們采用新的手段，更好地將風險分散在經濟運行之中。
20世紀中后期以來大量的文獻研究了金融創新的效果。如Van Home(1985)指出過度創新會增加社會成本以及出現泡沫現象。A.Saundres(1987)提出金融創新會使風險轉移，但并不消失且可能導致未來的經濟危機。Peter Tufano等(1995)結合案例論證了金融創新對社會福利的改善。Michael I
Pawley等(1992)指出創新使廣義貨幣總量難以確定，會削弱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還有一些學者從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等方面進行研究。
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創新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德塞(Desai)和勞(Low)的特征需求論是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解釋對新的金融產生的需求，特別是由于環境的變化、風險增加和多樣化，通過新金融工具的需求即對金融工具的新特征或傳統特征進行新組合的需求來達到彌補由于各種變化所帶來的損失。對新的特征的需求有兩個動因：通貨膨脹和名義利率飆升，提高了不附帶利息的現金余額的機會成本，新的金融產品將流動性和通常與市場利率接近的收益結合在一起：利率和匯率的易變性使投資和交易風險增加也刺激了金融創新。格利(J.Gurley)和肖(E.Show)認為，金融中介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金融創新是盈余或赤字企業的需求和偏好于金融部門提供的服務相匹配的結果。肖還認為，當舊的融資技術不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時，它表現為短期金融資產的實際需求靜止不變，因此必須在相對自由的經濟環境中，用新的融資技術對長期融資進行革新。事實上。經濟增長本身又為長期融資創造了市場機會。而金融創新是對這種機會做出的反應。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可以擴大金融機構滿足需求或增強適應需求的能力。從而有利于金融創新的開展。
(三)信息不對稱理論和管理成本理論
斯蒂格利茨等人認為，盡管金融機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但這要取決于以下兩個主要條件：一是儲戶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二是金融機構對借款人進行高效率且低成本的篩選與監督。金融機構要想高效率、低成本的篩選借款人。就必須對借款人的投資項目有充分的了解。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金融機構往往不會比借款人更容易了解投資項目的情況。金融機構通常會熱衷于經濟穩定條件下有著豐厚利潤的項目，但恰恰就是這些項目，在經濟出現波動時，造成的損失往往更大。此外，金融機構管理者在經營業績的獎懲上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
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斯的管理成本理論認為，政府管制需要耗費資源，是要花成本的。管制目標的確定以及管制措施的實施，應與管制的成本結合起來，管制的成本分為直接資源成本和間接效率損失兩部分，直接資源成本主要是管制機構自行管制時所耗用的資源以及被管制者為遵守管制規定而消耗的資源。間接效率損失包括道德風險造成的效率損失、管制可能削弱競爭而導致的低效率、管制可能阻礙金融創新而導致的低效率、管制過于嚴格造成的低效率。
小額信貸由于其特殊性。客戶貸款金額小、抵押品缺乏、客戶一般無信用記錄。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銀行無法挑取優質的安全客戶，為此銀行會對所有客戶收取較高的利率，從而使一些效益好有潛力的客戶退出信貸市場，其結果導致信貸市場無效率。但在小組共同貸款下，安全的借款者會尋求安全的借款者，有風險的借款人只能尋求有風險的借款人。后者易于拖欠，因而小組成員有可能為其他成員的拖欠多付，而前者的可能性要小。盡管金融機構收取的是同一利率，但安全的借款人所付的實際利率要低，因為他們的預期成本較低，因而他們會更愿意貸款。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把風險大的借款人的成本轉移給這些借款人本人。從貸款人來講，把優質客戶拉回到信貸市場，提高了市場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低成本有可能使金融機構進一步降低利率，從而進入良性循環。
二、微型金融研究動態
(一)微型金融國外研究動態
二戰結束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了獨立國家，這些國家基本上都面臨著經濟相對落后、農業為主要經濟產業、缺乏工業技術、貧困人口比例較大，以及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劣勢等問題。在當時的古典假設下――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發展經濟學家W.A.劉易斯、B.H.萊本斯坦得出結論。這些國家的“農民需要的資本遠超過他們能夠進行的儲蓄”：“信貸對于一些領域，特別是小農業和小工業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時，由于當時的普遍認識是窮人因為缺乏擔保，借貸的風險較高，而且農村人口分布十分分散，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交易成本較高等原因導致農村金融市場失靈，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無法通過金融機構的借貸服務獲得足夠生產所需的資金。因此。這一階段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應該承擔起直接提供農業信貸的重要責任，建立國家所有的專門的農業發展銀行，為本國的農業發展和農業生產提供有補貼的貸款。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經濟學者強調為低收入者提供低息貸款，并沒有對貸款規模和還款期限進行規定。限制信貸規模是后來的研究在總結非正規金融市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得出的意見。
20世紀60、70年代出現了一系列“短命的實驗”，這些“實驗”主要是政府或者國際組織通過項目的形式為窮人提供的信貸服務。雖然這些項目為發展中地區的困難農戶、小手工業者提供了生產資金。不同程度上幫助他們擺脫了貧困。但是，由于當時的理論研究主張實施較低的貸款利率，所以項目實施時刻意壓低了貸款利率，不能彌補項目的操作成本，必須依靠外部資金的不斷注入來填補成本缺口。以至于當后期資金不繼時，許多項目的持續發展陷入了困境。另外。這些項目在貸款手續和信貸產品的設計上仍然參照傳統金融機構的模式，貸款規模較大、還款期限較長，不能貼近貧困人群的實際需要，致使大部分項目以失敗告終。
20世紀70至80年代階段的微型金融實踐產生了一些非政府機構提供制度性微型金融服務的成功案例。如孟加拉鄉村銀行(由經濟學教授尤努斯創辦于1976年)，印度尼西亞人民銀行鄉村信貸部(成立于1970年，借1983年印尼政府放松對利率管制的機會，在1984年調整小額信貸產品后實現自身的持續發展)，玻利維亞陽光銀行(成立于1992年，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非盈利性組織PERDEM)，國際社區資助基金會鄉村銀行(于1985年首先在拉丁美洲成立，其小額信貸項目后來還擴展到一些非洲國家)等等。
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上比較成熟的微型金融模式或者實踐機構還可以根據其目標側重上的不同，清楚的分為福利主義和制度主義兩大“陣營”：一方更注重微型金融的扶貧效果，另一方則更側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隨著信貸技術和金融產品的發展，兩大“陣營”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融合的趨勢，微型金融實踐開始追求“雙贏”的目標，從而使微型金融成為研究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微型金融發展的歷程中可以看出微型金融從理論到實踐再到追求可持續經營的發展曲線，在這期間國外學者針對微型金融的不同方面均有研究。
第一，利率問題。微型金融的衡量指標有存貸款利率、存貸款利差、風險指數、還款率、壞帳率以及
業務覆蓋率等等，但是貸款利率是被學界普遍認為最重要的指標，關于微型金融利率的種類和有關利率設定的問題有以下研究。Femandof2006)詳細解釋了小額信貸的利率高于一般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是由于小額信貸業務本身的諸多特點決定的，認為將二者的貸款利率水平簡單相比較是不合適的。他利用除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開展小額信貸較多的國家的事例分析并指出強行人為的壓低利率是不可取的，利率管制措施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反而會起到反面的作用，在最后他提出了政策制定者應如何幫助小額信貸機構提高運作效率等辦法來降低利息率的具體措施。Aghion與Mordueh(2000)從小額信貸機構提高還款率的機制設計的角度討論了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Helms和ReiUe(2004)分析了利率管制和小額信貸的關系與前者對后者發展的影響，提出了如何促進小額信貸實行較低利率而有效率的提供金融服務的政策措施。在俄羅斯小額信貸項目(theRussian Mierofinance Project)(2000)中的研究，他們分析了小額信貸項目的定價機制中決定利率水平的還款期限安排和價格條款、計息的不同方法對實際利息率水平的影響，以及小額信貸的定價與其可持續性的關系。并提出了如何提高實際有效利率(theEffective Interest Rate)方法設計。
第二，小額信貸的作用。小額信貸乃至日后的微型金融在幫助貧困和中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方面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亞洲銀行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微型金融商業化將使貧困人口從中獲益。聯合國將2005年定為小額信貸年。可見小額信貸寄托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期望。它的積極作用也逐漸突顯體現在幾個方面：針對改善收入分配，Gonzalea--Vega(1984)認為：信貸不僅改善資源配置，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由于生產者之間收入的差異是由生產機會的差異和初始稟賦的差異引起的，得到信貸作為可變投入的來源，使初始稟賦多樣化，可以減少收入差異；若將信貸投資于物質和人力資本，改善生產機會，也可以減少收入差異。匹斯克(2002)認為：小額信貸的創新之一是以現金流為基礎，提供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能性。以資產為基礎的借貸中貸款額度與擔保的價值相關。這樣的關系強化了已經存在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關系，即：有產者可以得到信貸，而沒有資產者得不到信貸。這限制了沒有資產者的收入增長。現金流借貸中，貸款額度以他們貸款周期中預期經營可得到的現金為基礎。這種方法能夠使那些沒有什么實物資產，而有良好的經營觀念者得到信貸，改變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對于收入增加的這一作用。墨達克(2002)回顧以往研究小額信貸對反貧困影響的文獻，得到的結論之一是，盡管許多研究的質量尚待改進，但大量的證據(Wright，2000：U，NICEF，1997；Khandker，2001)正在證實小額信貸具有增加信貸者收入的效果。Remenyi(20001發現：“得到信貸的家庭收入比沒有得到信貸的家庭收入明顯提高。在印度尼西亞。12.9％的貸款戶年平均收入增加，來自非貸款戶的數據只有3％增加(控制組)；在孟加拉，29.3％的貸款戶年平均收入有增加，非貸款戶是22％增加；在斯里蘭卡，貸款戶是15.6％增加。非貸款戶是9％增加：在印度的案例是貸款農戶46％增加，非貸款戶是24％增加。對剛剛低于貧困線的農戶效果好些，而對最貧困戶改進的最少。”還有改善福利和降低脆弱性的作用，墨達克(2002)同時還發現大量的研究(Wright，2000~Zaman。2000~McCulloch&Bauleh，2000)證實小額信貸具有降低脆弱性的作用。Elizabeth Littlefield(2003)指出：小額信貸能使貧困者保護、多元化和增加他們的收入來源，這是他們擺脫貧困和饑餓的基本途徑。借小額信貸捕捉商機、為孩子付學費或者是填補現金流的缺口是向打破貧困循環邁出的第一步。同樣，貧困家庭會使用一個安全、便利的儲蓄賬戶積累足夠的現金，以便能使小商販擴大進貨，或者能夠修理漏雨的屋頂，支付衛生保健費用，或送更多的孩子上學。
第三，可持續性問題。微型金融的可持續問題及如何實現可持續問題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目前對可持續發展的主流看法是一家微型金融機構能夠通過其金融服務運營產生的收入來補償它所有的成本項目。包括資本成本和營業成本，補償對通貨膨脹和補貼進行的調整，以及一個足夠的以補償可能要注銷的壞帳的準備。國際學術界對微型金融可持續性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財務可持續研究為基點，通過對微型金融項目財務狀況的分析，判斷其是否達到操作可持續，或者經濟可持續。然后再從收入和成本兩個角度對影響機構實現財務可持續的各個組織管理因素進行分析，找出實現財務可持續性的途徑。研究這個問題的代表人物有Yaron、Christen、Rhvne、Vogel和Morduc等。
在這些實踐理論和時間研究的支持下，微型金融在一些國家已經取得了成功，如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玻利維亞的Banco Sol銀行和印度尼西亞的Unit Desa項目等。這些成功帶給人們的啟示是通過適當的組織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窮人貸款，小額信貸機構能夠擴大目標客戶的覆蓋范圍，幫助更多窮人建立自己的微型企業。增加收入；同時還可以克服小額信貸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對稱、抵押品缺乏等固有劣勢，保持較高的貸款償還率，并進而實現盈利、財務自立和穩定發展。因此。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的觀念在全世界迅速傳播，遍及非洲、亞洲和東歐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挪威等，也出現了大量小額信貸服務機構。
(二)微型金融國內研究動態
相對國外對微型金融的研究，國內對微型金融的研究起步較晚，參與研究的機構也較少。杜曉山、孫若梅、茅于軾等是在微型金融研究和實踐方面比較突出的幾位。
杜曉山根據微型金融的宗旨、目標、資金來源和組織機構，將其分為三大類型：第一類，主要是以探索我國微型金融服務和微型金融扶貧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議為宗旨，以國際機構捐助或軟貸款為資金來源，以民間或半官半民組織形式為運作機構的微型金融試驗項目。第二類，主要是借助微型金融服務這一金融工具，以國家財政資金和扶貧貼息貸款為資金來源，以政府機構和金融機構(農業銀行1為運作機構的政策性小額信貸扶貧項目。第三類，農村信用社根據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信貸扶持“三農”(農業、農村、農民)的要求，以農信社存款和央行再貸款為資金來源，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開展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并與孫若梅在全面系統回顧和分析中國小額信貸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發揮小額信貸的反貧困功能和金融服務功能：加強規范和監管：逐步實現靈活的利率政策：不斷進行管理人員和基層人員的培
訓，對項目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實現從補貼性小額信貸到持續性小額信貸的轉變其關鍵是經營策略和經營目標或宗旨的轉變，要從政治目標為主導轉變為以經濟和政治社會目標并進，從政府行為轉變為順應市場行為。
社科院農發所孫若梅在她的論文中提出幾點假設：第一，從鄉村銀行模式開始，中國對小額信貸首先接受了“小額信貸是有效的信貸扶貧工具”這一假設。在這種假設下，這一階段開展的項目多在最貧困的地區，或一般貧困地區中強調到達最貧困戶。將小額信貸作為改善公共部門提供公共產品效率的工具。第二，小額信貸能夠在幫助窮人的同時，實現機構自身的持續發展的假設被廣泛接受。隨著先行項目規模的擴大和個別先行項目初期目標的實現，實現基層的自負盈虧目標似乎很快成為現實。項目在操作層面的持續性成為評價小額信貸成功的重要指標。在中國的小額信貸實踐中，并沒有出現這種“雙贏”的案例。目前的狀況是所有的試點都需要外部的技術支持、培訓和資金資源。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是持續性的簡單道理，但制約因素是：利率政策和市場特征都決定了機構沒有增加收入的途經：壓低成本要與保證貸款質量之間進行權衡。第三。“雙贏”作為長期戰略的假設。在中國的實踐中，一些以扶貧為宗旨的項目，在同時追求持續性和扶貧兩個目標時感到缺乏應對的策略。通過追求瞄準貧困和持續性目標，實踐中暴露出一些不足。導致問題的原因有幾方面：可能是項目管理能力有限造成的，可能是對小額信貸制度理解的偏差導致的，也可能受到中國經濟社會背景下的制度和政策的影響。這樣對金融持續性目標和服務于最貧困目標的理解清晰了一些。金融持續性目標是追求金融服務的完整性，遵循市場原則，需要有效地提供私人產品。服務于最貧困戶目標，是社會公平目標，需要目標瞄準和來自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的外部支持，其中的共同點是效率原則。
湯敏通過對我國的小額信貸研究后提出，目前國內采用的小額信貸的形式主要是“扶貧小額貸款”和“農戶小額信貸”兩種。二者有一定的差別。首先是服務對象的不同。扶貧小額貸款的工作對象是農村中的貧困人口，而農戶小額信貸的工作目標則是農村中有生產能力的一般農戶，不一定是貧困戶。第二，貸款的方式不同。扶貧小額貸款一般需要幾戶聯保。多次還款，農戶小額信貸則不需要聯保，而通過信用評級給農戶發信用證的方式給予貸款，一般采取一次還清的還款方式。第三，資金來源不同。扶貧小額貸款的資金一般來自國際組織與地方財政，扶貧資金等。而農戶小額信貸資金來源主要是信用社吸收的存款和中央銀行的再貸款，資金來源比較充裕，能較大規模地開展。最后，培訓的要求不同。由非政府組織、扶貧辦以及各級政府機構組織的扶貧小額貸款一般都配有較好的培訓計劃。有專門的經費。而信用社則沒有培訓農民的功能與經費，往往沒有培訓這項內容。
保險服務創新的驅動力
(一)內部驅動力
企業的戰略和管理
對保險企業而言，戰略是一種最為根本同時也最為有效的內究晴瑤部創新驅動力。戰略是保險企業有關自身發展的長期規劃，是指導保險企業各項活動的根本準則。具有創新意識的保險企業會將創新作為戰略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作為獲取競爭優勢、占領市場和形成良好企業形象的根本手段，并形成針對創新活動的管理概念，使創新成為企業謀求生存和發展的主動需要和內在動力。除戰略外，管理是另一種關鍵的內部驅動力，主要指保險企業高層管理和營銷部門的管理活動，其中營銷部門的管理活動更為頻繁地出現。因為保險服務創新經常是由市場驅動的，而營銷部門是與顧客直接接觸并擁有豐富市場知識的職能部門，它會根據市場的變化及顧客的需求及時通過管理活動作出適當的反應，并激發某種形式創新的出現。高層管理活動不僅可以針對市場需求作出反應，還通過對組織的變革、新市場的開發、運作和傳遞過程的改進而促使創新發生。
員工
保險服務創新過程是服務員工和顧客間一系列的交互作用過程，員工因此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內部驅動力。員工在服務創新過程中具有獨特關鍵的作用，他們不僅為企業提供創新思想的來源，而且經常作為企業的“內部創新企業家”推動創新的出現和發展。員工在與顧客的交互作用中能最直接地發現顧客需求，并激發產生大量創新思想。同時，員工還能根據自身的知識和創新經驗提供有價值的創新思想。
創新部門和研發部門
保險企業中的創新部門是一種形式上的、對創新出現產生一定效力的“交流”部門，其職責是在企業內部誘發并搜集創新概念，促進創新活動的出現，但并不是創新的主要驅動因素。此外，在保險企業中很少存在類似制造企業中的正式的研發部門，而且其活動經常是以另一種方式，如臨時的改革或研發項目組等形式出現，但它確實會成為創新思想的一個來源并對創新產生一定的影響。不管其發揮效力的大小，保險企業的創新部門和研發部門都可能成為服務創新活動的一種驅動力。
(二)外部驅動力
Sundbo和Gallouj將服務創新的外部驅動力劃分為軌道和行為者兩類。
軌道
軌道是在社會系統(如一個國家、一個國際產業網絡、一個地區性的專業網絡等)中傳播的概念和邏輯，常常通過很多難以準確識別的行為者進行傳播和擴散，并與周圍的動態環境相對應。在“軌道”概念中，關鍵是被傳播的概念和邏輯，而不是通過哪些行為者進行傳播。需要說明，雖然單個保險企業的創新活動會對給定軌道產生影響，但軌道作為重要的外部創新驅動力，會對保險企業施加更大的作用，并使保險企業在軌道約束的范圍內進行創新。
行為者
行為者指其行為對保險企業的創新活動有重要影響，并經常被包含在創新過程當中的自然人或法人，主要是人、企業或組織。顧客是最重要的一種行為者。他們是信息以及創新思想的來源，而且還經常參與保險企業的創新過程，對創新的成功有重要影響。保險服務提供者和顧客間的界面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虛擬的“實驗室”，創新在這里被“合作生產”出來。因此，顧客是推動保險企業進行創新的重要外部驅動力。
公共管理部門
公共部門對保險企業的創新活動也會產生一定影響。公共部門主要包括政府、財政、稅收和保險監管機關等部門。一般情況下，公共部門在服務創新過程中很少是一個直接行為者。公共部門本身需要保險服務，但它可以為保險企業提供創新所需要的知識以及開發和管理經驗，如特定類別風險的信息和數據，為保險企業培訓員工，開展專門針對保險服務創新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制定有效的社會經濟政策，引導保險經濟的發展。
國外保險服務創新
(一)美國保險服務創新概述美國保險市場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保險市場，保險公司數量眾多，不論是壽險還是非壽險，都存在大量地區性的小保險公司。因此，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把服務創新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市場競爭更多的是體現在服務競爭上。美國保險服務主要的特點有：
1.在承保險種方面，保險公司通過不斷調整險種結構，根據投保人的需要靈活調節承保風險、保險標的和保障水平，努力開發出人們急需的新險種等方式來與其他保險公司競爭。目前，美國各大保險公司的單一型險種正逐漸被一攬子險種所取代。這些一攬子險種是針對特定的展業對象專門設計并附加諸多特別服務的險種，投保人往往能獲得更多的實惠。為了準確反映客戶的投保需求，美國保險公司和人普遍使用金融需求分析系統(FinancialNeedAnalysis-FNA)來銷售產品。該系統是以需求為動因的壽險銷售方式，所提供的服務不單是把壽險作為一般的商品銷售，而是針對客戶未來的家庭幸福生活的設計，同時擔負起妥善利用壽險解決經濟問題和客戶經濟顧問的重任，能夠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
2.在理賠服務方面，美國的保險業經營者把理賠服務質量看作與保險價格同等至關重要的經營工具。理賠服務主要包括核保和防損服務。美國各保險公司往往通過建立理賠服務中心，做到理賠人員全天候值班并能及時到達查勘現場等來提高服務質量。同時，各保險公司一般均能通過提供現場救援、定期檢測保險標的等各項后期服務來擴大自身的服務范圍，與競爭對手較量。
3.在電子商務方面，美國積極發展網絡保險，網絡保險已經美國保險銷售的一條重要渠道。根據CyberDialogue數據行銷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目前美國約有670萬消費者通過國際互聯網選購保險產品。而且網上購物者具有很大的投保潛力，年收入一般在7.4萬美元左右，個人擁有資產平均達到14.5萬美元。
4.在附加值服務方面。美國保險公司十分注重開拓附加值服務，并使之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使客戶大受其利。比如，如果被保險人的汽車受損或被竊，保險公司可以提供同種型號的車輛給客戶，客戶丟了住宅鑰匙，保險公司可以派專家幫助開鎖，并免費換鎖;家里的傭人突然患病，客戶可向保險公司求助，保險公司可以為客戶找到滿意的臨時保姆等等。客戶一旦成為保險公司的客戶，可以受到超出保險范圍的服務。
(二)日本保險服務創新概述
日本保險業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日本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迅速增加，人口老齡化加上強烈的儲蓄傾向，獲得了巨大發展。日本的保險經營者在根據日本經濟形勢的發展與社會需求的變化，適時進行服務創新。
1.設立品質提高委員會從部門設置上看，日本保險公司專門設有獨立于其他部門的品質提高委員會，其主要工作職責是收集來自所有渠道的客戶的不滿。意見、建議、希望等，通過計算機系統的數據化整理后，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向董事會提交分析報告與改革方案，并在本社的安排下付諸實旖。該委員會所遵循的工作思路是從客戶需要出發，調整公司的經營活動，由此不斷循環往復，努力提高經營質量，使公司成為被眾多客戶所信賴的對象。
2.創新多樣化的個。
3.創新多種續期收費方式，通過保費優惠這一杠桿鼓勵銀行轉賬和單位匯交，減少上門收費。
(三)歐洲的保險服務創新概述
在歐洲，以客戶滿意為中心的“CS戰略”己取代傳統以企業為中心的“CI戰略”，經營理念已由4個P：Produce(產品)、Price(價格)、Wayofpassage(銷售渠道)、Promotion(促銷)轉變成為4個C：Customer(客戶)、Cost(客戶能夠承擔的成本)、Convenience(方便客戶)、Communication(與客戶交流)。歐洲保險業的服務理念已經相當成熟了。在保險服務的具體舉措方面，歐洲各國特別是英、法等保險業發達的國家的大型保險公司，都十分注重對服務的創新，英國的勞合社為保單簽發專門成立了保單簽發辦公室(LPSO)，下設保險服務部和技術服務部，同時創新了一套新的業務處理流程，大大提高了保險文件的質量和出單及時性。英國的標準人壽保險公司在1994年就發起了“全方位客戶滿意計劃”，為此一方面向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包括授銜、儲金、養老金、年金、醫療健康保險、投資與基金管理、銀行與抵押融資等業務，一方面投入大量物力培訓公司員工，提高服務質量。為促進這項培訓計劃，英國標準人壽每年投資1000萬英鎊以上，使公司客戶服務聲譽提高，市場占有率在兩年內上升了2個百分點。法國的國家人壽保險公司積極拓展銷售和服務渠道，充分利用銀行、稅務局和郵局的網絡優勢，為這些機構設計專門的管理程序，在網點配備了可以根據客戶要求進行資產和模擬收益分析的計算機軟件，滿足客戶多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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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管薪酬 外部性 委托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除了各國政府、中央銀行不遺余力的天量救助方案外,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金融高管們的天價薪酬。AIG前CEO馬丁•沙利文2005年、2006年兩年獎金總額達到4000萬美元。2008年7月他從AIG辭職時,拿到了4700萬美元的“分手費”。 美林證券前CEO奧尼爾,在2005年、2006年兩年的獎金分別為3600萬和4700萬美元。當他2007年10月被迫辭職時,獲得的期權和股票共值1.615億美元。2009年7月底,紐約州總檢察長科莫公布了一份報告,披露9家獲得政府巨資援助的銀行在去年累計發放了326億美元的高額獎金。
2009年10月22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大公司高管進行限薪。包括花旗、美國銀行等7家企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面臨嚴格的薪酬限制。美聯儲則在同一天宣布對銀行業員工的薪酬提出監管要求,將審查和否決銀行業的薪酬政策,范圍覆蓋轄內的近6000家銀行。
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金融危機產生原因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過,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機制無疑是關注的焦點之一。為什么金融高管的薪酬機制會被認為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為什么政府和國際社會要去干預甚至是私人金融機構中的公司治理(薪酬)問題?政府和國際社會應該以什么方式去糾正金融高管扭曲的薪酬機制?本文將通過金融高管薪酬制度所體現的負外部性與委托成本來分析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及解決的思路。
一、外部性和委托―理論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首開對外部性問題的關注。什么是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在其《經濟學》一書中給出了簡明的答案:"當個人或廠商的一種行為直接影響到他人,卻沒有給予支付或得到補償時,就出現了外部性".根據這一定義,外部性分為兩種情況:當個人或廠商的行為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收益,卻沒有因此得到補償時,稱之為正外部性或外部經濟;當個人或廠商的行為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損害,卻沒有支付其成本時,稱之為負外部性或外部不經濟.正負外部性都不利于社會資源最優配置:負外部性往往只能帶來個人利益,卻增加社會成本,沒有社會效率并且容易引發惡性循環;而正外部性則一般不產生激勵,因而不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因而也不具有社會效率。
而談到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機制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涉及到 “委托理論”了。由于社會大生產和分工的細化使“專業化”成為社會需要,美國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論”,倡導兩權分離,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給專業經營人員。委托理論是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的。信息不對稱指的是參與人對信息的擁有是不相同的,某些參與人擁有其他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通常委托人在博弈中處于信息劣勢,而人是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人由于具有信息優勢代表委托人行動可以獲得更高的社會效率,因此通過契約形成了委托關系。委托關系是指根據契約的規定,委托人指定、雇傭人為其服務,同時賦予人一定的決策權利,并根據人的工作內容和績效按照契約原則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
雖然人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權利,但不可否認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權益(財富)增加,而人則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收入、職務消費和較小的工作壓力等),不同的目的會導致兩者的利益沖突。在委托關系中委托人是根據明示或隱含的契約給予人以委托工作的報酬,但是契約的設計的報酬制度是否能夠滿足和優化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訴求則是委托關系中的關鍵點了。換句話說,在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將是委托關系的核心問題。
近年來,對企業所有權的研究認為:在現代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和上市企業中,由于作為委托人的股東通常人數眾多且過于分散,從而使他們很難有效參與公司管理決策,而作為人的公司管理層實際上通過專業技能和專職工作從而掌握著公司的控制權。所以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亨利.漢斯曼認為在現代企業制度中,委托人―股東享有的是名義控制權和名義索取權,而人―公司管理層則享有實際的企業控制權和有效的企業剩余索取權。
二、美國金融高管薪酬機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
高管薪酬問題在美國最為突出,所以我們以美國為例運用外部性和委托―理論來分析金融高管的薪酬問題。美國公司股權結構的理念基礎是分散.因此,美國公司呈現出以高度分散為特征的股權結構,并在分散的股權結構基礎上形成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美國絕大部分金融公司通過上市而形成公眾化,股東非常分散,對公司缺乏實際的控制;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管理層掌握了公司實際的企業控制權。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委托人(即股東)與人(管理層)的最終目標函數是不一致的。對委托人來說,其對公司的利潤具有占有權,其利益最大化可以簡化為公司利潤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層只是公司資產的控制運營者,其收益不等于公司盈利。由于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實現途徑不一致,自然衍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權人激勵不相容的問題。而這種利益沖突在股東分散而管理層控制力強的金融機構就更加突出了。以傳統的華爾街薪酬模式為例,一般底薪低而獎金高,鼓勵高風險高回報的模式。比如前雷曼兄弟CEO富爾德的基本工資只有75萬美元,但他的獎金部分(現金+期權)通常高達數千萬美元;前貝爾斯登CEO Jimmy Cayne在2006年的基本工資為25萬美元,但當年的獎金總額卻高達3360萬美元。管理層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自然會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從事高風險業務以獲取高收益。而在相當的金融機構中(如基金、投行等)的部分產品是屬于代客理財的,即風險由客戶承擔,金融機構收取管理費和超額利潤分成,于是金融機構高管人員的冒險行為具有很大的負外部性,其冒險成本由客戶承擔,而自己則可分享冒險成功的收獲。即或是在金融機構從事自營業務時,其動用的大量金融資產也是屬于股東權益或他方權益(公司負債等),那么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負外部性的存在,區分僅在于冒險成本不是由客戶承擔而是由股東或他方承擔。這樣,經營層的冒險顯性成本基本不用自己承擔(但有隱性的市場聲譽成本),但卻能分享冒險收益,這種成本收益的核比將對理性的經濟人產生激勵,所以金融機構的經營層會有驅動力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業務。而在美國,由于資產證券化的流行,不同行業的關聯度很高。通過資產證券化,房地產、銀行、保險、基金、債券等不同行業和機構被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形成了關系復雜、涉及廣泛的系統性鏈條。而組成這個鏈條的各個機構的經營層都具有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激勵,雖然機構個體也有風險控制機制,但多個環節累加在一起則形成了聚集風險、一損俱損的多米諾式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長期以來,曾經有理論認為作為委托人的股東因為利益攸關,會采取盡職的方式監督人的行為,會對人過度的冒險行為形成有效的抑制。誠然,作為委托人的股東因為有資產的投入,其決策行為的成本收益核比自然與經營層不同,其對風險后果將承擔所有者權益范圍內的責任,因此股東相對經營層而言應該具有較低的風險偏好。但金融機構通常其自有資本比例是比較低的,以狀況較好的商業銀行為例,通常其資產數額都在自有資本十倍以上。即在杠桿作用下,股東對于金融風險而引發的損失僅以其在金融機構的所有者權益為限,超過限額的風險則由社會、政府或納稅人承擔,由于金融機構的規模和在經濟中的影響力逐漸達到“大而不死”的地步時,政府一般會對于其困境采取救助措施,因而在這種負外部性激勵下的股東也開始逐漸放松了對業務和發展的監督,使道德風險逐步成為發展中的主要風險。當層出不窮的衍生金融產品不斷產生時,股東對管理層有效監督的成本顯著提高,因此股東傾向于采取使管理層利益與自己趨同的股權、期權和獎金等公司利潤增長分享方式,以較高的收益提高其失敗的機會成本,從而以較低的監督成本來保障人實現委托人的利益訴求,這就是股東愿意對高管發放高薪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高薪有利于吸引高端優秀人才加入,客觀上有利于公司競爭力的增加。但這種股權、期權和獎金的高薪機制又加劇了管理層對公司的實際控制,以及對短期利益的追逐。因此,完全寄希望于股東的約束可以制止管理層的高風險行為是不現實的。
換句話說,金融機構的股東和管理層對于高風險業務都有負外部性,區別僅在于程度不同;負外部性程度較低的股東由于分散、專業能力不夠和較高的監督成本而無法實際控制金融機構行為;而實際控制金融機構的管理層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由于其較高程度的負外部性在高杠桿和高證券化的金融環境下容易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成本最終會由其本國全體納稅人甚至是其他國家承擔,而引發危機的管理層仍然可以按照薪酬合約拿走高額的獎金和補償金,這種明顯的負外部性使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機制面對強大的改革壓力。
三、改革金融高管薪酬機制的思路
上文已經闡述了當前的金融高管薪酬機制所存在的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所以改善金融高管薪酬機制也應該從減少這兩方面成本著手。
解決外部性成本的思路一般有兩條:一是以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思路,它強調政府調節,主要是指稅收和補貼;二是科斯提出的產權理論思路,該方法強調市場機制,主要運用產權界定和產權交易手段。經濟學家們一般認為將市場手段和政府調節相結合更為有效,因為它們既避免了一些靠實行純市場化無法克服的難點,同時又保留了市場手段經濟激勵作用。在實踐操作中,內部化高管薪酬負外部性的常見手段有改善薪酬結構、延期支付一定比例的薪酬(鎖定)、獎金必須與長期業績掛鉤、當盈利狀況發生負面變化(尤其是當相關業務發生負面變化時)高管要回吐相應比例的薪酬、金融衍生品的設計者持有一定數量的頭寸,政府對不合理的高薪采取限薪和征稅等等措施。
降低委托―成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事實上,學者和股東們設計了諸如減少信息不對稱、創設雙方利益趨同機制、建立長期重復博弈關系、人市場聲譽、相對業績評估等措施優化雙方的契約關系,限制和改善利益沖突及信息不對稱。
但正如我們看到的,由于處于一個競爭的動態市場環境內,單個企業無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真正遏制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各種良好措施和機制很難在非統一規則環境下發揮作用。
我們依然以美國為例,自1929年大蕭條后,相繼通過的《1933年銀行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確立了分業經營和嚴格管制的原則。因為存在著諸多統一而具體的管制,企業的商業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管制,管理人能夠獨立自主投資的機會相對較少,整體薪酬機制大致相似,出于高管自身利益驅動追求高風險回報的可能因而也較小。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由于來自對沖基金、PE、VC等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華爾街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監管體制開始出現松動。自此以后,金融機構競爭發展不斷推動監管部門放松管制,直到1999年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重新確立了混業經營的體制,從而由嚴格管制轉而由市場競爭機制自我調節。各金融機構在市場化條件下逐漸采用更為商業化的激勵機制,以追逐更高利潤。與此同時,在混業經營的環境中伴隨著規模的擴大和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機構高管人員和核心專業人員在日常業務中的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大,在提高機構競爭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委托-”成本,從業人員熱衷追逐高風險以換取高回報。這不但體現在對業務的爭奪,更體現為對高端金融人才的競爭,從而使不斷出現天價薪酬。另一方面,由于華爾街投行分散的股東對短期回報的期望通過激進的高管薪酬體制使得追求風險以獲取短期回報成為行業的風氣。事實上,在很多行業都有這種現象,但由于金融業的主要資產是人,有著更大的“委托-”成本,因而這種現象表現得更加明顯。當然,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也設計出了諸如在薪酬條款中增加鎖定和回吐條款等機制來減少“委托-”成本,但在市場競爭環境下,很難發揮真正的作用。原因很簡單,采用這些薪酬限制條款的金融機構將難以吸引和留住高端金融人才,從而會削弱其市場表現。雖然各種薪酬限制機制會降低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但在類似“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下只能成為邊緣制度。在市場條件下,很少有企業愿意采取比其他企業更加嚴格的薪酬制度從而造成自己的優秀人才流失,所以各種內部化負外部性的機制往往成為小眾選擇或是只具有理論價值。通過調查發現,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長期激勵的普遍績效周期是4~5年,而2008年的調查顯示54%的公司在競爭的環境下已經縮短為3年了。
因此,要想對高管薪酬的負外部性和“委托-”成本形成有效的遏制,關鍵不在于理論上的認識和設計,而應該由政府和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加強監管,統一基本原則。這樣才能糾正市場失靈的缺陷,在統一合理的原則下優化管理層薪酬機制。監管的目標不是“限薪”,而是降低“委托-”成本和限制不合理薪酬機制的負外部性。政府不僅要在政府注資金融企業里行使投資人權利去調整高管薪酬機制,而且也有必要通過行業監管去規范所有相關企業的高管薪酬機制,從而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只有在統一的市場規則下,具有較低負外部性的薪酬機制才可能真正被金融企業廣泛采用,也才有可能在整體上降低系統風險。事實上,如前所述:銀行等金融機構所有者(股東)有決策權和經杠桿放大的風險收益權但僅承擔與所有者權益等額部分的風險,金融高管有實際的決策權和風險收益分享權但卻只承擔了極小的個人風險和成本,而社會公眾或納稅人往往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這是一種極其不公平的社會權利義務結構。因此,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目標,不能僅僅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有必須要實現社會公眾利益與股東利益之間的平衡。為了解決金融機構這種不相稱的風險與收益,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應該實施對金融機構的外部制約,包括對金融高管的監管。而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機制的負外部性就應該是金融監管的一部分,而這也正是美聯儲為什么會將審查和否決其轄內近6000家銀行的薪酬政策的原因。所以建立統一的金融企業薪酬監管原則是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負外部性的關鍵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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