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6 06: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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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姚大鵬（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認為，從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改革我國的經濟結構，可以使我國的IS曲線和LM曲線更加平緩，從而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果加強，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李穎（2007）認為僅依靠貨幣政策并不能夠有效治理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只有配合相應的財政政策，建立起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苗艷芳（2008）認為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合作不默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層次配合。李穎（2010）提出應該從四個層面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標、相對作用、實施主體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總結了從1998年到2010年間我國每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件內容，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措施和貨幣政策措施之間缺乏配合，而且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時往往出現“一邊倒”的調整模式，這為宏觀經濟帶來了過強的刺激，很容易導致經濟“過冷”或“過熱”，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實證結果證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物價穩定方面能夠有效互補。
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為了保證弱勢群體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資助政策。2000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所有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開展國家助學貸款。2004年，國務院建立了以風險補償金為核心的國家助學貸款新機制。2007年，國務院又決定大力開展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工作。目前，國家在普通高校建立了以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學費補償貸款代償、勤工助學、校內獎助學金、困難補助、伙食補貼、學費減免等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同時實施家庭經濟困難新生入學“綠色通道”。國家資助政策體系的出發點就是促進教育公平，對潛在學生的資助可以減少其為接受高等教育所承擔的私人成本，從而提高他們進入大學的可能性。扶持困難家庭的子女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國家的資助體系雖然幫助了許多困難學生獲得平等享有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中國的學費仍然處在比較高的水平。家庭困難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受到學費的制約。幫助弱勢群體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仍然需要完善的資助體系。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首先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持續上升，而國家財政能力有限，“窮國辦大教育”的國情，決定了各項財政政策制定的基點與價值目標主要是滿足人民群眾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機會公平將是很長時間內中國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的基本落腳點。
二、關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
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規模不斷壯大，國家財政投入及資助力度持續加大。高等教育質量問題引起關注。高等教育的資源利用效率是影響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的決定性因素。國家的財政政策開始關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財政投入不斷加大，政策越來越關注高等教育資源的利用情況。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財政投入不斷加大，后4%時代怎么辦成了社會熱點。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是投入的經費如何支配，也就是資源利用的問題。從投資體制入手，國家進行了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方式的改革。中國的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模式經歷了從“基數加發展”到“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的變革歷程。1955年至1985年，中國采取“基數加增長”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利于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益。1986年，國家開始采取“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學校經費的利用效率。但是，沒能切實核算高校的實際成本，導致各高校過多地依賴在校生人數作為撥款的參考依據，只注重學生規模的擴張，忽視了辦學質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模式得到應用。基本支出預算是學校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所需要的經費；項目支出預算則是學校某些專項業務活動所需要的經費，在高等學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項目進行管理，獨立核算、專款專用[4]。撥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價值追求并沒有否定促進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說要將教育資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資源有效分配，滿足高校運轉需求及項目的開展，使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學生享有其該享有的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即促進高等教育過程公平。高等教育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是確保每位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是學生公平地分享學校的教育資源，以滿足和平衡每個人不斷發展的需要，從而使受教育過程處于公正合理狀態的決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關注，實際上是對于高等教育過程公平地追求，政策中折射出公平的價值取向。
三、方向：加強投入產出率的評估，實現結果公平
教育起點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體現在教育結果公平上，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實質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學教育質量的關鍵要素[5]。起點公平一直被視為教育公平的核心組成部分,過程公平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起點公平和教育公平成為中國以往制定政策時的主要目標導向。增加投入、提高資源利用率，最終目的是要提高投入產出效率，而機會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結果需要用結果公平來考證。在中國當前主要強調教育起點公平、教育過程公平的教育公平政策中,教育結果公平可以作為一種客觀的政策評價和監控的工具。同時,教育結果公平也將為中國教育公平的未來發展提供新思路和啟示[6]。結果公平應該成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價值目標和導向。加強對高等教育投入產出率的評估，不僅是對高等教育投入資金與其所創造價值之間的關系的評價，而且也是對教育質量的評估，包括對人才培養質量的評估，是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一種有效手段。通過財政政策促進教育結果公平，以產出機制撥款的財政政策可以激勵大學提高教育質量，使更多的注冊學生完成學業，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
四、行動：以公平為取向，構建高等教育財政政策體系
（一）明確政府高等教育撥款的主體地位，加大投入
《國家教育與發展綱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本世紀末達到4％”[7]。這個本世紀末是指20世紀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28％，首次實現4％的目標[8]。目前，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為4.8%左右，中低收入國家的這個均值反而更高些。從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來看，2009年，該比例首次突破7％，達到0.79％，成為歷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國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0.8%，而該值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1%，主要發達國家平均為1.7%。很明顯，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中國財政壓力不斷增大。但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證更多的適齡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實現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財政撥款發揮其主導性作用。
（二）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財政及各區域之間的差異，從而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是最主要的促進公平的財政政策。由于中央財力和地方財力的差異，教育部直屬高校與地方高校的經費數量差異明顯，各地方政府財力不同，不同地區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財政撥款也不同。這樣就造成了高校間發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區高等教育的學生在享有教育質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畢業生涌向發達地區，又使欠發達地區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發達地區在財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雙重風險。這種不公平問題，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高等教育財政支付轉移要以公平為導向，并以法律形式給予保證。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體現公平原則，具體來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地區的縱向轉移支付，并不斷推行省級政府間的橫向支持。增加過渡性的轉移支付金額的數量，根據各地實際支付能力與全國平均生均經費標準間的差異，給予各地發展高等教育所必須的經費補償。縮小地區間高等教育資源的差距，保證不同地區的學生享有高質的高等教育質量的機會。
（三）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資助體系
除少數國家外，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接受高等教育都需要繳納學費，這是個人及家庭承擔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渠道。然而，學費卻成為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礙，從而影響了高等教育公平。目前，中國在普通高校建立了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但是，為了惠及更多的學生，切實解決因學費而無法入學的問題，資助政策體系還應該不斷完善。隨著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各地高校學費的上漲的趨勢明顯，因此，要不斷的提高資助的標準及比例。豐富及細化資助的項目，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不同項目的資助。對于申請資助的程序要給予簡化，并且要透明化，保證公平、公開、公正。
（一）通過相關措施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
農民的行政費用占據農民經濟生活費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減輕農民的負擔，首要前提是減少農民的行政費用支出。其次，民主選舉也很重要，農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好的領導者，民主決策問題得不到解決，所以政府應該在每個農村實行民主選舉的制度，通過民主選舉推薦一個合適的領導者，為農民的經濟問題出謀劃策。另外，農村的稅費征收問題也是一個關鍵點，一些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加上稅費的征收，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生活的經濟壓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應該加強稅費改革，實行減免征收稅費，為農民減輕一點生活負擔。
（二）政府要加強對農業的支持
加強農業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應該提倡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通過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不但可以提高農民的勞動收入，還可以保護環境，保持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調整農業的生產結構來促進農業的發展，通過協調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來促進農業生產結構的完善。培養農業方面的優秀人才也很重要，國家欠缺的就是農業方面的優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養農業方面的技術人才，讓更多對農業感興趣的人參與到農業發展中來，從而促進農業的穩定增長。
（三）實施財政補貼政策
政府要加強對糧食價格的控制，實施財政補貼政策來鞏固農民的收入，目前，我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須建立糧食保護制度控制糧食的價格。也可以通過財政方面的補貼，穩定農產品的價格，提高農民日益發展的生活水平，將越來越多的農產品銷售到市場，來增加農民的收入。政府還可以實施合作醫療、社保等財政補貼政策，幫助農民盡快的脫離貧困生活。
二、經濟轉軌時期財政政策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首先，促進了農業的增長。據統計，近年來我國的農業發展狀況還是比較樂觀的，國家和政府對農業發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國的農業領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使得農田的灌溉面積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生態環境得到了保護，政府實施有效地財政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促進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推動了農業的綜合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農業發展還處于初步階段，經過財政政策的實施，解決了我國農業方面的很多問題。農業的發展，保護了我國的生態環境，推動了農業的綜合發展。農業的綜合發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決于耕地面積的增加，耕地面積的增加使越來越多的人才投身于農業研究中，通過技術方面的培養和研發不斷擴大的糧食的產值，增加糧食的種植面積，促進農業的綜合發展。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新的農業發展制度取代了傳統的農業發展制度，讓更多的農民走進市場，優化了農業的產業結構，使農民的收入不斷增長，給農民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最后，實現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貧困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還是很大的，國家實行一系列的財政補貼制度，縮小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緩解了農民的生活壓力。為了實現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國家還實行了退耕還林政策，通過收購農民的土地，給予農民以經濟上的扶持，既保護了環境，也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財政政策的實施縮小了貧富之間的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另一部分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樣不僅節省了很多的財力資源，也讓更多的農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過對農業不斷地探索總結，實現了致富的夢想。
實證研究表明:新體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解決了教師工資拖欠問題，一些相關的社會矛盾也有所緩解。但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如相當一部分中西部以農業為主的縣級政府缺乏足夠財力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支出;現行轉移支付制度難以解決目前農村義務教育中存在的經費缺口問題;“一費制”仍沒有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村學生公用經費大幅度削減等。2005年12月26日召開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工作會議，提出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根據袁桂林(2006)調查，2006年率先實施“新機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經費已經落實到位，學校、學生、教師、家長開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慶則再次分配地方承擔的份額。［2］在此體制下，其價值抉擇轉變為:
(一)公平優先首先，我國義務教育政策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從明顯“城市偏向主義”、忽視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轉為優先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弱勢群體傾斜;從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校、培育精英的學校教育模式轉向重點攻堅尚未“普九”的學校;此外，中央專項轉移資金較之“九五”期間投入規模更大，惠普面更廣。其次，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責任逐步上提到“以縣為主”“以省統籌”。從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層的利益———農民不再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主要負擔者。而免費義務教育被寫入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這也標志著中國義務教育實現了由“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重大歷史性轉變。［3］再次，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保障機制。明確了各級政府的分擔責任，優先照顧了不發達地區，有力地促進了西部貧困地區順利完成“普九”，保證了入學機會的平等。
(二)注重對效率的探索與實踐在農村教育資源配置的優化上:一是“撤點并校”，使農村學校初步實現規模辦學，以全面提高中小學教育投資效益和教育質量;二是撤銷鄉鎮教育管理機構以利于實現教育行政管理的簡化與優化，減輕鄉鎮財政負擔。盡管在現實中，委托中心學校代行鄉鎮教育管理機構的職能也會產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學校的均衡發展，不利于對鄉鎮中小學、學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綜合協調。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條整體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當前討論的焦點。在資金投入的回報上，最能集中體現的是西部地區“兩基”攻堅的目標在2007年底如期實現:西部地區“兩基”人口覆蓋率從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個攻堅縣中，368個通過了“兩基”驗收，其余42個最困難縣也按計劃要求達到了“普六”標準。
二、全面普及義務教育后，遵循一種新的價值觀———教育均衡發展
一方面，在義務教育全面實現普及后，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盡管我國的教育公平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與社會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較明顯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問題。如何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日益成為關系國家戰略的重大問題。僅就農村義務教育來說，“均衡發展”較之“公平優先”的價值有三大特點:一是范圍的擴大。從縱向上不僅局限于中西部攻堅地區，而是包括整個農村地區的均衡發展;從橫向上包括城鄉均衡發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質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農村教師質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進優質資源的共享。可見，今后對農村教育財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質量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全面提升教育群體的素質，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翟博(2007)將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低水平均衡階段(追求起點公平)、初級均衡階段(追求教育過程和教育條件的均等)、高級均衡階段(追求教育質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階段(追求教育結果的均衡)。他認為，我國大部分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第一階段目標，進入了初級均衡階段和高級均衡階段，這個階段在整體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還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區域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應當成為重要的政策選擇。［5］可見，實現均衡發展并非平均化進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條件為基礎，既要鼓勵因地制宜尋找發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區域。
三、結語
公共財政(publicfinance)指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和模式。公共財政面對的是由私人部門經濟與公共部門經濟共同組合的混合經濟的背景，是從市場失靈出發，來界定公共部門即政府的經濟活動范圍和職能的。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不斷聚集，公共服務的覆蓋面變得越來越小，使得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成本也不斷下降。而城鎮化的發展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得其更有能力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及其特點決定了其與公共財政有著緊密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要求公共財政提供制度保障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場在某些領域諸如公共物品提供領域的“失靈”狀態決定了公共財政體系必須加快完善起來。即市場逐漸退出某些競爭性領域，只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政府財政在市場存在缺陷的領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財政體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滿足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人們對公共物品和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
(二)新型城鎮化需要公共財政發揮其杠桿調節作用
新型城鎮化相對于傳統城鎮化而言，更加注重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財政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調控手段能在這方面發揮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強調突出城鎮特色，公共財政政策需要引導企業找到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特色優勢產業。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同時強調突出城市的主導功能，公共財政政策同樣需要引導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為支撐，中小城市為重點，促進大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三)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是新型城鎮化和公共財政的公共目標
新型城鎮化追求一種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機制，以期同時推動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而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樣是公共財政體制所追求的目標。公共財政應利用政府購買支出和轉移支付等手段不斷調節城鄉公共服務規模，以最終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對于新型城鎮化又是尤為重要的。具體而言，我國目前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主要是提升農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水平，而這些能為城鎮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或進城農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綠色城鎮化”理念需要公共財政政策的支撐
新型城鎮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注重環境和資源的保護。而這一領域屬于“市場失靈”的范疇，公共財政正好能發揮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的“城鎮化”不是“新型城鎮化”。公共財政體制應利用稅收、補貼等手段來糾正(鼓勵)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負(正)外部性行為，加大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力度，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保持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建議
(一)完善公共財政體制，使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公共財政體制必須得到完善，這樣才能避免出現越位與缺位。必須建立起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公共財政體制，保證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需求的穩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市場可以解決的事，政府就應該退出，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作用，而市場解決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應該主動解決。具體來說，事權的劃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圍為考量對象，即如果受益范圍超過了本級政府轄區，則應由上一級政府或受益范圍內多個政府共同承擔;而財權則必須保證本級政府具有與事權相應的財力以滿足其履行職能。要拓寬縣(市)、鄉財政的收入渠道，鼓勵縣(市)招商引資，并可以將招商引資項目的稅收收入留給縣(市)，同時可以考慮將鄉鎮財政部門組織的各項收入留給鄉鎮，取消鄉鎮基數上解等。
(二)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均衡發展
新型城鎮化不僅是發達地區的城鎮化，還要包括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所以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就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還存在一些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資金分配不規范，有些資金甚至流向了東部發達地區;又如財政轉移支付僅停留在保障階段，缺乏引導功能，這樣地方政府對新型城鎮化強調的環境保護等方面就缺乏發展的動力。在公共財政體系下必須堅定不移推進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要優化轉移支付的結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增強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的能力，要打破傳統的觀念、方法，充分照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增加對這些地區轉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級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壓縮省一級財政支出，使財力向市縣傾斜。再次，加強財政轉移支付的產業引導功能。對于地方發展符合新型城鎮化思路的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等產業給予財政專項資金補助，增強地方政府建設“綠色”城鎮化的動力。
(三)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促成新農村建設與
新型城鎮化的“聯動效應”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聯系的，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同時必須加快新農村建設。公共財政體系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保證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同時還應促進功能區的建設，即促進產糧區、林業區、草原生態區等的建設，這一方面會促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經濟得到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實現了“新農村建設”與財政發展的雙贏。而要實現這一點，需要財政完善農業專項工程轉移支付、開創新型農業稅收體系以調動農民積極性等作為保障。
(四)推行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
筆者以Branson等的模型為基礎，在貿易品的生產中引入進口中間品變量，并沿襲Han的模型引入財政政策變量，同時考慮多邊貿易流和宏觀經濟政策，貨幣當局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目標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從而構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假設本國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生產2種商品:出口品X與非貿易品O。出口品的生產用到勞動L以及來自各個國家的進口中間品投入Fi(i=1，2，……，N)，非貿易品的生產只用到勞動L。本國從外國進口的商品包括中間品投入以及最終商品。本國進口中間品的價格、外國非貿易品的價格以及任意兩外國間的雙邊名義匯率對于本國而言都是外生的。勞動力數量標準化為1，且勞動力市場是充分就業的。參數定義見表1。
(一)出口品市場出口品的供給取決于本國出口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其中，第i國對本國出口品的需求是本國出口到第i國的貿易品(以第i國貨幣計價)與第i國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函數。為了簡便，假定所有國家對本國出口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都等于dx，并且本國出口品在所有國家的(本幣)價格是相等的。式(4)表明出口品數量的變動是第三國實際匯率的變動、進口中間品價格有關項的變動以及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的函數。式(3)、式(4)與Branson等的差異在于:進口中間品的存在使得均衡價格及產出中多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這一項，這是因為本國生產需要從各國進口中間品投入，其通過生產成本影響出口品的價格及數量。其他條件不變，本國從第i國進口的中間品投入價格增加會導致出口品成本上升，從而使得出口品供給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最終導致出口品均衡價格上升、數量減少。
(二)進口市場本國從外國進口的商品分為兩類:中間品投入以及最終商品。中間品投入用于本國出口品的生產，而最終商品用于國內消費。遵循Han的方法，引入財政政策變量，假定政府支出完全用于購買進口最終消費品和非貿易品。1．進口最終商品市場在此市場上，假設本國政府花費uG用于購買進口最終商品，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u表示政府花在進口最終商品上的比例。第i國提供的最終商品供給為即進口最終商品均衡價格的變動是本國非貿易品價格的變動、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第三國實際匯率變動、實際收入變動以及名義利率變動和政府支出變動的函數。將式(7)代入式(5)，可得進口最終商品的數量變動M^是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第三國實際匯率變動以及其他彈性參數的函數。2．進口中間品市場進口中間品價格是外生給定的，數量則由出口品需求決定，二者的變化分別為
(三)非貿易品市場本國非貿易品的需求設定與進口最終商品類似，即其與非貿易品均衡價格的變動影響因素相同。若其他條件不變，進口中間品價格增加則會降低非貿易品均衡價格、增加非貿易品均衡數量。原因在于，進口中間品價格增加導致出口部門意愿勞動的需求減少、而非貿易品部門意愿勞動的需求不變，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最終導致實際工資降低、非貿易品部門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非貿易品部門的產出增加，進而降低了非貿易品均衡價格。
(四)貨幣市場實際貨幣需求是實際收入與名義利率的函數。
二、一籃子貨幣最優權重的計算
在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均衡的條件下，假定政府的目標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據此求解最優權重。式(21)表明在垂直貿易方式下，本國實際匯率變動不僅與外國實際匯率變動以及本國財政支出變動有關，而且與進口中間品項(J^i+q^Ii－q^N)有關。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本國從第i國進口的中間品價格發生單位變化，則會改變貿易余額，其變動為Γ3i單位。為了保持貿易余額不變，e的變動應為wTBIi單位。而第i國貨幣貶值1單位，將會惡化貿易余額(Γ2i+Γ3i)單位。為了彌補第i國貨幣貶值影響，保持貿易余額不變，e應升值(或貶值)(wTBi+wTBIi)單位。當政府增加1單位支出購買進口最終商品時，貿易余額同樣會惡化，此時本國貨幣應升值(或貶值)Z1單位。式(22)右邊比式(21)少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以及G^項，而式(23)右邊比式(21)少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這是因為Branson等是在最終商品貿易模式下求解最優貨幣籃子權重，且未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與Han模型的差異在于:在出口品生產中引入進口中間品變量，考慮垂直貿易對一籃子貨幣權重的影響，貿易品生產函數式(1)、非貿易品生產函數式(11)均出現了pfi。在這些假設下得到式(21)，表明在垂直貿易模式下，進口中間品會通過貿易品成本的變化影響生產要素(勞動)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的配置，從而影響貿易品、非貿易品的均衡價格及數量，進而影響到本國實際收入，最終對最優貨幣權重產生影響。因此，當pfi發生變化時，為了維持貿易余額不變，本國實際匯率應相應改變wTBIi，盡管第i國實際匯率與政府支出未發生任何變化。式(21)中wTBi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的一籃子貨幣最優權重。Z1則是e針對政府購買變動的最佳反應。
三、實證分析
以中國經濟為例，實證分析垂直貿易、財政政策對籃子貨幣的影響。
(一)模型建立與數據選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資料，2006年～2012年中國的三大貿易伙伴分別是歐盟、美國和日本。依據方程式(21)提供的實際匯率、進口中間品和政府購買之間的內在關系，將美國設定為基準國，實證分析模型設定。表示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的非貿易品價格，qIEU、qIJP表示中國從歐盟、日本進口的中間品投入價格(對應國貨幣計價)，JEU、JJP表示歐盟與美國、日本與美國的雙邊匯率(間接標價法)，e表示1單位美元等于多少單位人民幣。因此RCN表示中國實際匯率，REU、RJP分別表示歐盟、日本的實際匯率，RIEU、RIJP分別表示歐盟、日本的中間品有關項。由于各國的非貿易品價格沒有現成的數據，本文根據Engel的方法，將消費者價格指數中的服務價格指數作為非貿易品價格。由于未找到日本的服務價格指數，故用日本服務業的生產者價格指數(serivesproducerpriceindices，SPPI)作為替代。中間品價格使用出口價格指數替代。筆者選取2005年7月至2014年3月為樣本期，數據為月度數據。中國的名義政府購買支出、服務價格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美國、歐盟(18國)的服務價格指數分別來自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本的服務業生產者價格指數(2010=100)來源于日本央行。服務價格指數的原始數據除中國外，都是以2010年為基期。中國的服務價格指數是以上月為基期。歐盟(18國)、日本的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來源于歐洲統計局與日本央行，二者均以2010為基期。美國的出口價格指數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以2000年為基期。美國的出口價格指數和中國的服務價格指數均換算成2010為基期。中國的實質政府購買支出通過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得到，使用X12進行季節性調整。數據處理采用Eview6．0軟件。
(二)單位根檢驗首先對各個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即進行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均為非平穩序列，但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形式在該顯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即為I(1)。
(三)協整檢驗和誤差糾正模型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均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均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上述6個變量之間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說明經濟變量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
(四)基于VECM的分析1．模型簡介Granger定理提出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一定具有誤差修正模型的表達形成存在。根據這個定理得出VECM的一般表達式。其中，αECMt－1為向量誤差修正項，即分量之間的協整方程反映了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而整個VEC模型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及變量滯后期的短期波動對當前變量的短期波動Δyt的影響。VECM的系數α則反映變量之間的均衡關系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將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調整力度。因此，VCEM用于考量經濟系統中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及短期關系。式(27)及式(28)中［］均表示t值。協整方程表明:中國實際匯率、歐盟實際匯率、日本實際匯率、歐盟中間品有關項、日本中間品有關項以及中國政府購買這6個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在這種長期均衡關系中，lnREU、lnRJP的系數符號相反，說明歐盟實際匯率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減少，而日本實際匯率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增加。lnRIEU、LnRIJP的系數符號也相反。政府購買支出(lnG)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減少。協整方程反映了6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通過誤差修正模型(ECM)，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些變量之間的短期相互影響和協整經濟變量之間由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調整的動態過程。得到的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負，且統計是顯著的，表明在每個時期內lnRCN的實際值與其長期均衡值的差距約有6．01%得到修正，lnRCN在受到短期干擾后能調整到長期均衡路徑上，但是調整的速度較慢。從自身和其他變量的t統計量來看，在5%的置信水平滯后1期的自身、歐盟實際匯率、歐盟中間品有關項lnRIEU以及政府購買支出的影響顯著，其他變量影響較弱。3．方差分解表3提供了中國實際匯率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中國實際匯率自身影響很大。在前5期，日本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要大于歐盟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但以后各期，歐盟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反而大于日本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這可能是因為初期日本距離中國較近，便于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但后期歐盟市場的廣闊容量，使得距離的影響變得次要。隨著預測長度的增加，中國實際匯率對歐盟實際匯率的變動更加敏感，這表明歐洲市場和亞洲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lnRIJP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非常小。政府購買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也隨著預測長度的增加而變大。
四、結論
(一)將居民消費作為基礎，調整需求結構需求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動力，財政政策要明確拉動需求的重要性，并從兩方面入手，擴大內需，一方面，適度向低收入人群傾斜，提高其收入水平，進而提升低收入群體整體消費能力；另一方面，適度調整財政支出深度和廣度，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特別是教育、醫療等方面。通過在政策方面給予居民一些基礎性支持，不僅能夠有效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內需，還能夠實現投資、消費等方面在經濟結構中的合理配比，合理調整和優化需求結構，從而為經濟結構調整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積極促進產業轉型，完善現代產業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十分重要。首先，積極提高中高端產業整體實力，并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其次，堅持貫徹科學發展觀，控制工業生產能耗及環境污染，優化資源配置，重視環境保護。引導企業逐漸從低層次轉向高層次實現長線投資，將技術與品牌作為發展核心，增加差異性競爭產品，利用產品獨特優勢搶占更多市場，提升企業整體實力，與此同時，還需要進一步鞏固基礎產業，形成完善的資金鏈條，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穩定基礎，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支持。
(三)完善投融資體系，提供金融支持完善投融資體系，要從政府入手，促使其有效發揮職能，重視對整個社會的宏觀調控，加強政府投資管理，并積極拓展投資渠道，豐富投資主體，促使市場在投資結構中發揮引導作用，增強企業風險和自我約束能力，實現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另外，財政政策還需要在各項稅收制度上加以調整，通過調整稅收，激活企業內動力，促進企業將科學技術作為發展核心，并制定全面、系統的規劃，為經濟結構調整指明方向，進而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支持。
(四)協調城鄉發展，實現全面發展城鄉經濟之間的差距作為影響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積極協調城鄉經濟，實現共同發展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前提條件。因此，財政政策要明確城鄉協調的重要性，適當向農村傾斜，逐步完善農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并加強區域經濟帶的建設，發展沿海經濟，堅持“以人為本”原則，立足于農民需求，逐步減少貧困人口數量，有效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實現共同發展目標，避免由于城鄉差距過大，引發矛盾，從而為經濟結構調整注入新動力。
二、結束語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模控制在3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民經濟進行反周期調節。輿論普遍認為，這筆巨額國債將對拉動經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人們對財政政策在此番啟動經濟過程中還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財政政策還有潛力可挖嗎？就這個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著名財政專家、財政部財科所付所長賈康。賈康認為，在千億元國債出臺后，財政政策在當前經濟背景下，仍然大有可為。
貼息杠桿“四兩撥千斤”
說到財政政策，人們總會想到，我國中央財政手頭拮據，地方財政也不堪重負。因此，靠財政直接出錢不現實，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經濟。那么能不能運用杠桿作用和市場經濟下的趨利規律，尋找一個靠財政政策四兩
撥千斤的辦法呢？賈康提出，財政貼息在引導社會投資上便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所謂財政貼息，即財政只代為支付部分（特別情況下也可是全部）貸款利息，由項目本身負責貸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償付。這樣可以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和協調引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行為。賈康舉例說：如果金融機構年貸款利率水平為10％，某一基礎設施項目需要資金100億元，卻只能承擔5％的年利率，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原理，它無法從商業性貸款渠道得到所需資金。但若由財政承擔另外5％的年利息，對于貸款方來說，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從而愿意向項目提供資金。這樣財政不僅有效地支持了該項目的建設，而且用5％的貼息資金引導了相當于100％的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杠桿效應高達20倍。在同一個例子中，即使財政作全額貼息，也是以10億元預算內資金拉動引致了100億元的社會資金流入重點建設項目。這樣事半功倍的措施，財政何樂而不為呢？據估計，當前我國約有近10萬億元的社會資金。投資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資金來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導機制。財政運用貼息方式進行政策性融資，第一，并未對原已十分緊張的預算內財力施加更大的壓力，只是將原有資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變為財政貼息，可行性強；第二，時滯期限短，項目確立后可立刻付諸實施，對社會投資需求的拉動作用近乎立竿見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桿作用明顯，其效用放大倍數等于1/貼息率。貼息資金通過政策性優惠、彌補項目直接經濟效益方面的缺陷，體現國家產業政策，是政策性融資的有效工具。
減稅不行可以減負
在當前企業效益滑坡、庫存增加的情況下，一些人提出“減稅”的主張，賈康認為，在我國目前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仍應注意財政收入的增長，減稅總體上操作余地不大。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財政不斷減稅讓利，財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不斷下降。1994年以來的新體制雖然阻止了“兩個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顯上升。因而中央財政的困境沒有緩解。從財政收入按項目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出，各項稅收仍是財政收入的主體，但近年來預算外收入增長很快，從1993年相當于財政總收入的32．9％發展為1996年的52．6％，當年甚至超過了中央財政收入。這些預算外收入分布面廣，數額巨大，擠占并侵蝕了稅基，其中相當一部分處于財政監控范圍之外，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宏觀調控需要必要的財力作為后盾，從目前財政實力和宏觀稅負看，并沒有什么減稅的余地。并且我們仍應努力加強稅收征管，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保證財力增長。同時，我們應進一步規范預算外收支，使“費”、“稅”合理歸位，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項目，降低某些收費標準，減輕企業、居民（特別是農民）的負擔。
國債發行尚有余力
繼1000億元國債之后，財政在發行國債上還有沒有潛力可挖？
賈康認為如果妥善解決債務依存度與債務負擔率之間的矛盾，國債規律仍又以擴大。
他說，目前我國實施國債政策的最大矛盾是兩個銜量指標間存在嚴重的沖突。一是債務依存度，它反映一國的財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舉債支持的，即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財政支出額。根據各國實際經驗，這一指標應控制在15％－20％之間為宜。而我國卻已大大超過了這一范圍，特別是在舉債還債完全由中央負擔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已高達50％以上，似乎已沒有繼續發債的余地。二是債務負擔率，它衡量一個國家承受債
務的潛力，等于當期國債余額/當年GDP。國際上通常認為這一指標不應超過45％－50％。而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僅遠遠未達到這一警戒線，也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水平低得多，目前僅為7％左右。就此看，似乎國債規模可以進一步擴大并有巨大的潛力可挖。
分析這一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GDP中財政收入的比重過低，而且國債平均期限太短。現實的經濟情況要求我國的國債規模只能擴大，不能縮小，因此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是，適度擴增國債規模必須納入“提高兩個比重、振興國家財政”的統一部署之中，并相應優化國債的期限結構和品種結構。財政應抓住目前金融機構連續降息的有利時機，增加中長期國債的發行，降低國債籌資成本，充分挖掘社會資金為國家建設所用。財政可以面
對不同的應債人發行專門用于國家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特種國債、金融債券，同時積極穩妥地增發外債。
推動外貿，財政大有可為
賈康建議，我國外貿出口速度不斷滑落，財政政策應考慮采取必要的短期應變措施，并將其與長期財稅對策銜接起來：進一步適當而較平緩地提高出口退稅率。
提高出口退稅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國家財力的制約，也要面臨將來是否可以繼續的困擾。因此，提高出口退稅率必須全面考慮，審慎決策。在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具體選擇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幾個因素：第一，
出口產品在我國
歷年對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較大發展空間。第二，出口產品的主要銷售地區為歐美國家。東南亞和日本由于本幣貶值，需求大幅萎縮，即使將出口這一地區的產品提高退稅率，意義也不會很大。第三，出口產品具有產業關聯度高，對出口退稅依賴性大的特點。這類產品倘若不提高退稅率，便有失去市場并發生較大連續反應的危險。
加快退稅的進度，簡化退稅程序。近年來，拖欠出口企業應退稅款的規模不斷擴大，由于退稅不能足額及時到位，加大企業利息負擔，造成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退稅時滯成為導致出口企業虧損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籌集退稅
資金仍不能及時退稅的情況下，應對國家確需重點支持的外貿企業貸款實行貼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