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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形象；綜合實力；軟實力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肯尼斯?布爾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雹軐O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雹鈩⒗^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從傳媒理論角度，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劉繼南、何輝：《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版.
論文關鍵詞 國際政治理論 現實主義 發展脈絡
一、現實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理論淵源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深受西方國家歷史和傳統的影響，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淵源和文化土壤。從古希臘時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們都對戰爭、權力、利益、沖突、和平等現實主義論題進行過獨到而精彩的論述，后來的現實主義者們繼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賢們的智慧結晶，并提出分析國際政治現象的假設。
（一）修昔底德的權力政治論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歷史學家，被譽為現實主義之父，更有甚者將修昔底德稱之為“國際政治學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臘城邦時期兩個強盛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沖突，為我們揭示了勢均力敵的城邦爭權奪利的斗爭本質。在分析戰爭起因時，他說：“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了?！蔽覀儚闹锌梢愿Q見，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國家間關系的表述中應該包括這兩個意思：第一，人性（恐懼），這也是國家本性，一方恐懼另一方實力的增長，導致了戰爭；第二，國家追求權力，新生大國、后起之秀渴望權力，守成大國、老牌霸主要保持權力，繼而引發沖突。
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雅典作為當時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與當時的弱小國家的米洛斯人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這場辯論突出了“勝利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的理念?！罢麄€辯論中，雅典人因為擁有強大的權勢，根本不將資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們極其冷靜地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實力和強權?！?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國際政治的邏輯，即追逐權力和利益，這為后來的國際政治思想家們特別是現實主義中權力政治理論和國家利益論的提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二）馬基雅維利的道德觀
歐洲中世紀晚期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家，當屬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時代正值人文意識萌發、神權光芒大打折扣的時代，這一時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君權神授”已經失去它的光澤，如何加強和鞏固君王實力，成為了馬基雅維利所要回答的問題，現實主義學派吸取了其道德觀念和自我利益說。
在其最為人熟知的《君主論》里，馬基雅維利提出了一套增強君力和加強國家集權的政治學說，宣稱君主的道德即是捍衛國家，為了國家可以不惜一切。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獅子和狐貍的結合體。君王必須像獅子一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統治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應當像狐貍一樣靈活變通。馬基雅維利并不區分君主與國家的利益，在他的論述中，君主必須代表國家，二者是一體的。“只要君主認為是國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無顧慮地背信棄義。同樣，如果他的承諾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君主就沒有必須遵守的義務……君主的行為之遵從國家利益的要求，無須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標準。在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從國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
霍布斯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哲學家，西方政治學奠基人之一。他對國際政治的主要貢獻是他的自然狀態說?；舨妓拐J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利己的，每個人對權力永不滿足，有著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個人都要追求權力，那么互相競爭、互相猜疑、彼此為敵就不可避免，從而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 為了避免人在這種戰爭狀態中，相互毀滅、走向滅亡，霍布斯提出人們讓渡自己一部分的權利，訂立契約，建立利維坦式的公共權力機構，以此來保障人的安全。在國際層面，霍布斯認為：“現實主義所描述的世界類似于自然狀態，但他又對建立世界帝國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對于現實主義者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他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種等級秩序，在這個等級秩序中，最高權力屬于君主?！?/p>
二、現實主義理論的建構及其嬗變
（一）卡爾：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奠定現實主義基礎
一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從人性善的價值判斷上出發，認為人是樂觀向上的，強調普世的道德原則。他在對一戰的反思中提出了實現人類和平的十四點計劃，“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作用，主張自由貿易、民主體制和民族自決，由此主張建立國際聯盟?！?威爾遜認為，正是權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則，成為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為了避免出現一戰慘劇，必須“以新代舊”，倡導在普遍道德指導下、以集體安全原則來處理國家間的安全問題。
1939年，愛德華·卡爾針對當時西歐戰爭烏云彌漫的氛圍，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機》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機》旨在反擊1919-1939年英語國家國際政治思想中明顯且危險的錯誤，即幾乎完全無視權力在國際關系中的重大作用?！背酥?，卡爾還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道德原則很難界定，國際輿論也沒有統一標準，國家間利益沖突更是國際政治無法回避的問題，無法通過道德途徑來解決。他清醒地認識到，威爾遜學派的理想主義思潮“掩蓋了國際關系的實質，將‘應然’誤認為‘實然’，將理想的世界當作現實的世界”。 卡爾的國際政治思想是符合當時國際關系學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義的過程中形成的，但這些思想只是卡爾在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沒有提出理論體系，因而只是說他奠定了國際政治學科現實主義的基礎。
（二）摩根索：構筑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
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是漢斯·摩根索。其《國家間政治》一書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精髓。他提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獲取權力才能得以實現。尤為重要的是，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摩根索提出了經典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分別從人性、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權力的特性、國家的道德法則及其特殊性和論述現實主義的學派建立的角度，構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這六項原則成為了現實主義看待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關系的基本原則。
摩根索從人性本惡的哲學判斷出發，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總是希望通過權力控制另一個人，來滿足他的私欲；國家遵循同樣的邏輯，對外具有擴張性。在他看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是現實主義學說的前提。一般來說，國家在各自領土范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強制力機構，但在國際社會，卻不存在一個公認的賦權的中央權力機構，這種權力真空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身處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它造成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性，在這一無政府狀態中每個國家都尋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種依靠自我保護的自助體系。國家的利益體現為追求權力、保持權力和擴大權力。一國要追求與其實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則將為危及國家安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因此被稱為“權力政治理論”。此外，摩根索總結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第一次論戰，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沃爾茲：對現實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進行“科學的修正和補救”的基礎上產生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新寵，其代表作為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
沃爾茲吸收和繼承了權力政治說的相關論點，其理論的核心仍然圍繞權力展開。只不過在理論假設上，沃爾茲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認為，人性是無法來進行衡量和推測的，因而他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有關人性惡的哲學分析，轉而以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前提。這就淡化了國際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學意向，開始從體系層面中的現實來看待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斗爭。第二，權力并非是國家的目的，而是國家為了達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的論斷中，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現實主義國際利益圍繞權力展開，追求權力、保持權力、擴大權力是國家的利益所在，而現實主義指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尋求安全，注意和應付可能的威脅，因而有可能運用權力。這是新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體系結構的新概念。在沃爾茲看來，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單位層次，實力強勁的大國構成國際體系的結構層次，國際體系是國際結構層次與單位層次的互動。國際體系是否穩定、國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動，與國際體系結構有關。在國際政治互動當中，體系層面的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也就是說，結構層面的大國實力大小影響著每個國家的對外行為。
沃爾茲對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修改和補充，尤其是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方法，使現實主義理論成為了一種科學化程度較高、高度簡約的理論，因此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他的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法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對后來的科學行為主義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運用產生了很大影響，激起了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大論戰。
（四）現實主義的新氣象
現實主義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防御性現實主義。以米爾斯海默為首的國際政治學者結合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斗爭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體系的觀點，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一國最重要的目標，國家為了謀求生存力圖最大限度地增強實力以確保安全，實力越強，其自身感到越安全。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相對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并不是尋求權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與對手的競爭力中力求使權力損失最小化，即國家采取對外戰略來防止他國權力的增長，以減少對己威脅，保障自身安全。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坝蓢姨峁┗蛞龑У漠a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霸谖磥淼母傎愔?，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睘榱司S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梢钥闯?，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梢姡鼐壗洕鷮W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論文內容提要]本文力求對文化軟權力化作出一種傳播學的分析。作者認為，文化要轉化為軟權力，就必須借助大眾媒介傳播到國際社會中。在文化傳播力的積極推動下，一國的文化可能提升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世界文化(或國際文化)?；诖?，國家在制定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時，首要的是要明確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跈嗔χ淮嬖谟谌?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power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憋@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可見，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毕喾?，“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辈浑y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正因如此，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痹诖耍汛蟊娒浇楫敵闪讼裎幕粯拥能洐嗔Y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梢姡拖駠疑矸?，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偠灾?，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說，就國家安全而言，一個國家可以利用傳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將自己的安全認知灌輸給其他國家，使得與對方共享同一套國際安全知識(觀念)，從而塑造和改變他國對自身安全利益的認知。如，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大眾傳播無疑可以起到軟權力的作用，即通過宣傳美國觀念影響中國對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國認同美國的戰略思維進而融合到美國所期望的戰略格局中去。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盁o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盁o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舨妓篃o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舨妓篃o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皣以绞窍瘳F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國際社會；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國際格局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26-02
一、關于國際格局理論的提出及發展
1.西方學界對國際格局理論的基奠
國際格局理論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西方現實主義學派對當時美蘇對抗格局的分析中提出兩極結構、兩極體系、兩極格局。在現實主義關于“權力政治”的基礎上，圍繞“體系”、“結構”和“力量對比”來對當時的國際格局進行分析。“國際系統”、“國際結構”、“極”等國際格局的理論要素已基本具備[1]。
2004年英國學者巴里?布贊出版了學術著作《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在該書中巴里?布贊從國家對敵人與朋友的區分來確定自己的“政治身份”為切入點，通過對“極”的內涵及標準界定，將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區分為“超級大國”、“大國”和“地區大國”，并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復合格局”理論――超級大國+大國的國際格局模式：我們現在的處境：一超數強的“1+4”結構；未來選擇可能的“2+X”或“0+X”格局。巴里?布贊還在他的“復合格局”中分析了不同模式中“極”和“身份”的互動關系[2]。
2.中國學者對國際格局理論的發展
“國際格局”的概念是中國學者提出的，但在使用中卻比較混雜，包括“國際政治格局”“國際關系格局”“世界格局”“國際戰略格局”等，學者對國際格局的表述也并不完全一致。梁守德、洪銀嫻認為“國際政治格局指活躍于世界舞臺的主要角色之間相互作用和組合形成的一種結構。表現為主要角色在追求財富與權力，維護和平與發展等活動中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以及相互之間展開的多層次多方位的對抗與合作式樣?！盵3]戴德錚認為“所謂世界政治格局，是指活躍于世界舞臺并充當主角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或者突出力量，在一定時期內相互聯系、作用形成的一種框架、結構、態勢?！盵4]
武漢大學戴德錚教授結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對國際格局的內涵進行了深化，提出“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經濟格局、世界政治格局、世界軍事格局。它們是緊密聯系、相互交織的。世界經濟格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礎，并制約著世界政治格局，決定世界格局的大體面貌；世界軍事格局是世界格局的保障力量，并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而變化?！盵4]
中國學者關于國際格局的研究不但有大量的學術論文，還有許多相關著作出版：梁守德、洪銀嫻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國際政治學理論》中將格局論作為獨立的一章，圍繞主角、主角間的關系、國際格局的式樣，對國際格局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構建；李義虎在吸收國內研究成果，并借鑒西方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對國際格局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2004年出版了學術著作《國際格局論》。他的創新之處在于開始研究國際格局的作用規律和轉換規律，并以此為基礎對不同的國際格局進行分析。此外的相關著作還有：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國際關系格局――理論與現實》，作者方柏華；杜攻主編，1992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轉換中的世界格局》，方柏華主編的《國際關系格局理論與實踐》，尚偉主編的《國際格局與多極化》等。
3.對中外學者關于國際格局理論的評述
西方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多從“極”、“極化”的角度來分析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由力量對比為基礎形成的彼此之間的結構（等級）關系，以“單極”、“兩極”、“多極”、“復合結構”對這種關系進行表述。
中國學者提出了國際格局的概念，也圍繞這一概念構建了“主角”、“國際格局的式樣”等相關理論要素，并對“主角關系”、“國際格局的作用規律”進行了理論探索。但是在實踐應用中這些理論往往會被拋開，回到西方研究的方法當中――以主要行為體的力量對比關系來分析國際關系，導致“國際格局”成為一個空泛的學術觀點，只是對西方學者關于“單極”“兩極”“多極”“復合結構”表述的一種概括。
總體看來，目前中外學者關于國際格局理論研究的基本理論與研究方式并未超脫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學派的范式，以實力來確定權力，以權力來確定等級秩序，以等級秩序確立國際體系，以這種國際體系中呈現的大國關系為框架來分析國際格局。
二、中外學者關于冷戰之后國際格局的認識
蘇聯解體之后兩極格局隨之終結，對于將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新格局，中外學者在不同角度，給出了不同的判斷。
1.單極格局
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單極格局。在他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寫道“美國對手的使美國處于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美國學者威廉?沃爾佛斯提出國際體系是單極的。這種觀點的依據是美國的軍事、經濟、技術等方面要絕對優于其他國家，這些物質力量為美國提供了雄厚的權力資源，支撐了美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5]。這種觀點到目前為止一直是西方的主流觀點，被西方大部分學者和政界人士所認同和支持。
2.過渡期的“一超多強”“一超多極”和“一超數強”
中國政府和中國大部分學者支持的“一超多強”的觀點。顧關福是較早對這一觀點進行闡述的中國學者之一，他認為兩極格局瓦解之后，世界呈“一超多強”結構。這是一個從兩極到多級之間的過渡性的國際格局[6]。
英國學者巴里?布贊提出了一超數強的“1+4”結構，他認為“當今全球權力結構是由一個超級大國加上四個大國力量（中國、歐盟、日本、俄羅斯）所混合構成。在這個結構里，美國保持著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大國的數目或者保持不變，或者稍有增加（也許印度使自己進入大國的行列，也許俄羅斯會退出）。”“鑒于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和這些超級大國集團之間在實力、角色和地位上的差異，該體系顯然不能被描述為是多極的。同樣明顯的是，美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消除大國抗衡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有能力把國際體系從無政府狀態轉變為等級狀態”[2]。
這種觀點的共同之處在于都認為這只是一種過渡階段的格局結構，這種格局結構的特點是超級大國和大國共同主導國際秩序，超級大國對大國有絕對的實力優勢，但卻無法獨自主導國際秩序，需要大國的配合。
3.復合格局
中國學者杜攻和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了“復合格局”，這里提到的“復合格局”是學界對約瑟?夫“立體棋局”觀點的稱呼[7]，中國學者杜攻和奈的分析方式和觀點一致，故歸為一類[7]。文中此前曾將巴里?布贊的觀點亦稱為“復合格局”，筆者認為約瑟?夫和杜攻是對國際格局中的主要行為體――國家、集團，在不同的領域、不同層次的比較分析，更近乎“多層格局”；而巴里?布贊的分析關注于“極”的多元――超級大國和大國并存，發展出不同的格局模式，并深入研究了不同模式對國際關系的不同影響，所以更符合“復合格局”的語義。
4.其他的觀點
武漢大學戴德錚教授認為當今的國際格局是單極格局，“一超多強”是這種國際格局的特點；亦有學者認為以美國、俄羅斯、歐盟、中國、日本等幾大力量為主的多極格局已經初步形成；還有學者認為當今是國際格局是單極與兩極并存，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格局和美日同盟針對中國的兩極格局并存[4]。
以上觀點并沒有對錯之分，是中外學者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國際環境提出的不同觀點。即使同一時期的不同觀點，也是立論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中外學者對于國際社會的現實認識上并不存在分歧，即對于國際體系當中主要力量――國家、國家集團的對比，以及有這種對比關系而確立的國際秩序的認識是統一的。只是對國際秩序不顯出來的特征――國際格局解讀稍有不同罷了，這好比大家都看到同一個完整的蘋果，但有的人可能會覺得綠一點，有的人可能會覺得紅一點。
三、全球化背景下對未來國際格局的展望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信息通信技術與交通運輸行業的發展，國家間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經貿關系將各國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更加鞏固和深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學者都對未來的國際格局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斷。當今是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格局，一超多強的并存是當今國際格局顯著的特點，多極化是將來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這是中外學界的共識。深入研究國際格局演變的規律及其對于國際秩序、國際體系的影響，通過國際格局這個路徑認識和把握國際體系的發展變化，幫助人們構建更有利于國際和平、穩定、發展的新型國際關系，是中外學者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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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理論 實踐 現實 邏輯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4-0073-79
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眾多國際關系學者的企盼和一直奮力向前的目標。學者們對于這一目標的具體內涵和如何達致這一目標，提出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建議。但要形成某種能夠獲得國際認同的理論，也確非易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什么是理論以及它們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們的學科傳統和我們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獲得的答案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自行為主義出現以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實證的傳統，這也反映在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理論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想回答受到實證傳統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中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由這種不同的理論認同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們所知的范圍內，“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構成了解釋國際事務和跨國界互動行為的三種最具有理論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這種結論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較大范圍的認同。因此，本文將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作為選定的分析對象。
一、肯尼思?沃爾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什么是理論，并在接下來的三章中進一步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統層次上的國際政治理論。在這種對理論的描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痕跡，
“科學”的內涵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種理論模式不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模式，也與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對象。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肯尼思-沃爾茲所要求的理論內涵完全是陌生的東西，不僅晦澀，而且有點故弄玄虛。
在過去中國人的理解中，理論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卻是難以達致的目標。中國最為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把理論定義為“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理論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論是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理論。理論經常被當作是實踐的附屬品，理論的存在價值在于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否則的話，理論不可能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實踐的理論或許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即謬論，也就是對實踐的扭曲。從這種意義上講，理論不具有獨立性，就如同列寧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另一方面，人們將理論看作是一種系統的結論。只要這種結論被大多數人所認同，就會被我們當作理論。
翻開中國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教材，它們鎖定的探索領域包括兩個方面：(1)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表現形式，我們稱之為“現象”；(2)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內在規律，即對象間的“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系”。發現規律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目標，它與“真理”屬于同一等級，甚至可以互換。而理論則由于“謬論”的存在，喪失了它的純潔性，它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要實現的目標。另外，由于理論牽涉到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中國的理論暗含著更重要的事情是對理論的把握和鑒別。
相對于中國人的這種理論定義和思維，肯尼思?沃爾茲對理論的描述可謂是顛覆性的。這種顛覆性表現在：首先，他指出理論的功能不是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于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币虼藢碚摰脑u判標準不是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強弱。與中國的理論規定性相比，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幾乎與實踐沒有什么關系，不以實踐為目的，也不承擔其所產生的后果，它與實踐幾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它既然是工具，就無所謂對錯，更不會有“謬論”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論高于規律。在中國，發現規律是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標，因為只有它是純而又純，支配和決定人類命運的東西。然而，規律在肯尼思?沃爾茲那兒是有欠缺的，因為它無法解釋自身，“理論并非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規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系為何存在?！盚由于規律無法說明某種聯系能否存在，也就無法告訴我們能否進行控制以及如何進行控制，而這些任務只有理論才能完成。理論高于規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可以發現規律，而理論只能被創造。
第三、理論與真實性無關?？夏崴?沃爾茲認為，“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崩碚撝唤沂静糠脂F實，它的正確性并不由現實的正確性來決定。而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標準在中國人眼中幾乎相當于―條普世性標準，中國人無法想象―個在現實中不正確的理論在理論上卻是正確的。但肯尼思?沃爾茲對他的信念確信無疑，并引用康德和愛因斯坦的原話來增加其權威性。除此之外，他還進一步指出，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實”而非貼近現實而獲得的，意思是離現實越遠，我們就越能獲致有效的理論。
第四，理論不是由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從實踐中來即從歸納法中得來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理論的終極來源。但沃爾茲告訴我們緊緊依靠歸納法無法創造理論?！跋嘈磐ㄟ^越來越多數據的累積以及對越來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們就能發現真理，這一信念被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撕特勞斯稱為‘歸納法學者的幻想’?！?/p>
肯尼思?沃爾茲用一系列否定顛覆著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他給出了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認為理論是“人的頭腦里關于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的一幅思想性圖畫。”那么，某一領域是真實的嗎?其組織性和各部分之間的聯系與現實有何區分?思想性圖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如果我們將前面他給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這一定義之中，我們難以理解這一定義還能剩下什么。盡管肯尼思?沃爾茲列舉了檢驗某一理論的7個程序，但就其實質來說，它更像是一套邏輯驗證程序，而非理論的實質性標準。
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在國際關系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爾茲的這一理論定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在新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沒有看到對理論本身的專門表述，只是肯尼思?沃爾茲毫不客氣的表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基歐漢和奈強調制度主義以結構理論為其理論核心，他們只不過將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睂π伦杂芍髁x的這一態度也可以從亞歷山大?溫特那里得到證實，“新自由主義預先就對新現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僅僅解釋一個主要理論體系沒有解釋的剩余問題這樣一個次要地位?！眮啔v山大?溫特盡管也沒有對理論的定義作過多論述，但是他的標準比肯尼思?沃爾茲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論分類圖譜中，他把許多國際關系學派納入到他的理論范疇之內，在他看來，“一種理論是否有價值，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對國際政治的具體問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在一定意義上，這一定義的內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爾茲的定義之中。但是，肯尼思?沃爾茲根據自己的標準，認為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很難指明建構主義到底對什么做出了解釋。它只是提供了一個似乎很有希望的觀察世界的新的視域而已。”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中確立了自己對理論標準的制高點。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地位對什么是理論作了專門論述和系統思考，并以此為根據對其他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對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提出質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對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也提出同樣多的異議。
二、一個國際關系事實+一個適當的邏輯=國際關系理論
不管怎樣，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還是能夠理解的。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所創造的理論模式來理解。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如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構建來理解其理論的基本構成是什么。撇開肯尼思?沃爾茲對自己的理論和其他理論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理論的核心架構由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即一個國際關系事實和一個適當的邏輯。
1、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無政府意即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際關系的現實，在國際關系進入到現代以后更為明顯。因為國家在國際關系契約中被相互承認擁有。是一種最高權力，不承認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這一觀點在肯尼思?沃爾茲之前就得到了廣泛接受。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此也進行了描述：“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具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
一個邏輯：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蘊含的邏輯非常簡潔，甚至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機構，而且盡管行為體和機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著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2)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結構；(3)因此，國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質功能的單元，其首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均勢政治是一個國家確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選擇。
很明顯，肯尼思?沃爾茲使用了一個具有演繹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將結構理論植入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之中。無政府狀態在國際政治中行使著結構律令，它使國家必須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自助是唯一的選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諸如安寧、福利和權力這些目標。
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復合相互依賴，即受國際機制控制的相互依賴。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其《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活在―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相互依賴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現實。如果按照他們對相互依賴的定義，人類相互依賴的歷史應該更長，尤其是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賴。他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實。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賦予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國際機制以核心地位。所謂國際機制，“就是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比绻覀冋J同這一定義，國際機制至少一直伴隨著現代國際關系，因為作為現代國際關系基本行為者的國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從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互認對方為國家，即國家相互承認對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區域內擁有最高權力和對外享有自?？夏崴?沃爾茲所發出的“國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驚嘆”的感慨是杏與這一因素有關呢，我想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邏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看起來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許多糾纏，新自由主義幾乎認同新現實主義的結構前提，盡管如此，其內在的基本邏輯還是非常的清晰。我們照樣可以求助于一個三段論：(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對行為體和機構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管理國家間所產生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避免無政府狀態的消極影響，人們創設了國際機制。國際機制作為結構層面的干預變量將減輕無政府結構的消極影響；(3)盡管國家的行為在不同的領域行為取向不同，但由于國際機制的存在，它們更傾向于合作。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正是在無政府結構中發現肯尼思?沃爾茲對人類創制作用的忽視，并因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
3、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實質內容由國家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因而，國家之間可以建構成各種各樣的無政府狀態，甚至包括肯尼思，沃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國際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知識”，決定著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內容。它們之間可以相互建構成朋友、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由于共有知識建構相互之間的這種身份，從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行為。對亞歷山大?溫特來說，無政府狀態是一個事實，但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單一規定性的事實，而是一個多樣性的事實，它們在國家的互動中被建構而成。
一個邏輯：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建構主義始于新現實主義解釋中的缺陷。新自由主義只是質疑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小前提”，而建構主義不僅質疑新現實主義的“小前提”，而且質疑其“大前提”。對亞歷山大?溫特而言，肯尼思?沃爾茲的結構是一個物質結構，而只有社會結構才構成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苯嬛髁x的邏輯可歸納如下：(1)人類關系的結構是一種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2)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關系結構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它是由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所決定。(3)無政府文化(共有觀念)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溫特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開放式定義，盡管他把無政府狀
態鎖定為無政府文化，但是他的無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對他來說，有多少種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種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產生不同的國家行為。這使得建構主義難以確定自己解釋的邊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建構主義只是一個新的“視域”而已。
三大理論“范式”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使用了演繹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歸納成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三種理論具有邏輯上的延續性，新現實主義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開辟了道路，后兩種理論都是在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尋找出“破綻”后，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地位。
三、問題：理論的認同與后果
上述的簡要分析告訴我們，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像肯尼思?沃爾茲所定義的那樣神秘，它的基本構成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加上一個適當的邏輯而已。盡管如此，它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隨著受到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理解的加深，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對理論理解問題上的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體現在對中國有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理論標準，中國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國際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則不存在國際關系理論，如王義桅博士和蘇長和博士先后直接以“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各自論文的題目，并以此作為定論。
無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是“建設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首先要面對的或者說必須要回答的是理論標準問題，亦即理論本身的“普世性問題”。本文不對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回答，接下來探討一下認同不同的理論標準所帶來的實際后果。
認同中國傳統上的理論定義可帶來如下后果：(1)理論與實踐無法在時間點上進行銜接。理論代表過去，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而實踐是當下的事情，它面對當前的問題并為未來開辟道路。過去為真的經驗在當前的實踐中未必為真，因為理論在還沒有接觸到實踐之前就已經過時了；(2)實踐并不完全與理論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這種關系所暗含的一個邏輯是當前的實踐與人類過去的經驗是一致的，因而從人類過去經驗總結出來了的理論就必然的可以應用到當前的實踐去。但是，理論靜態的、單純的和簡約的特性，總是與實踐動態的、復雜的和具體的特性不一致，理論永遠不能包含實踐的所有方面，總會為實踐的豐富多彩所證偽。(3)中國的理論模式存在著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的區別，這種區別不僅僅具有知識意義，而且理論創造者本人還須承擔一定的風險。這意味著你若不創造出真理來，你就會制造“謬論”。由于實踐先于理論的特性，你得出謬論的可能性非常大。(4)如前面所說，假定中國存在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但它的著眼點是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推行的行動指南。它與中國的理論定義仍然有一定差距，它離實踐太近，而歷史太短，實際上它本身就是實踐。與其說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不如說它是一個行動目標和歷史建構，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論文關鍵詞：網絡外交；中國網絡外交戰略；中國網絡外交政策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崩潇o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熬S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痹谶@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美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在亞太地區構建起由《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菲共同防御條
>> 美國重構亞太軍事部署 美國的亞太戰略 美國重兵布亞太 美國“移情”亞太 淺談美國重返亞太 美國“重返亞太” 美國的亞太軍事“再平衡”針對誰 美國亞太政策走向與我國軍事安全 美國的軍事搖籃 美國與《》談判 美國國家質量獎 美國：共濟會國家？ 美國國家海運節 美國亞太設局圍堵中國 美國是“重返亞太”嗎? 淺析美國亞太新戰略 美國“重返亞太”的背后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迷思 看清美國的亞太布勢 簡析里根時期美國對蘇軍事戰略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4]同上。
[5]《國際條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458-459頁。
[6]劉清濤：《二戰后菲美安全關系的透視》，暨南大學2013年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7]王鐵崖等編： 《聯合國基本文件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8]《中華法學大辭典》（國際法學卷），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頁。
[9]George K. Walker， Anticipatory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n the Charter Era： What the Treaties Have Said， in 31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8）， p. 352.
[10]：《論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聯合國第二條第四項法理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82頁。
[11]U.S. Sena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in Executive Report No.8， p.13.
[12]Yoram Dinstein，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se， p.174.
[13]具體的表述為：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各締約國宣誓在日本國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采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險?！薄睹理n共同防御條約》第3條：“各締約國承認，在太平洋地區各自管轄的領土，或日后被一方締約國所認可的合法管轄區的領土內受到武力攻擊，危及其和平與安全，可宣布依照自國憲法程序，采取行動應對共同的危險。《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第4條：“各締約國認為，在太平洋地區對締約國任何一方的武力進攻將危及自國的和平與安全，可宣布按照憲法手續采取行動應對共同的危險?！薄睹琅_共同防御條約》第5條：“各締約方認為，在西太平洋地區對任何一方領域的武力攻擊可危及其和平及安全，可宣布依照憲法手續，對付共同的危險而行動?！?/p>
[14]余民才：《國際法上自衛權實施機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頁。
[15]【日】高坂正饒：《詳解：日美關系年表》，日本PHP研究所1985年版，第75頁。
[16]朱鋒：《“周邊事態” ：矛盾與問題――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相關法案的思考》，載《現代國際關系》1999年第8期。
[17]《朝日新聞》， 1999 年1月27日。
[18]Judith Gardam， Necessity，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3.
[19]Bautista， Lowell B. （February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Decisions on th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Energy Resources in Asia Legal Regimes and Cooperation？： NBR Special Report 37.
[20]浮動領土，又稱擬制領土，一般指一國的船舶、航空器等，是法律上為了解決管轄權問題而產生的一種假設。以我國王鐵崖為代表的一些專家并不承認浮動領土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可參見王鐵崖：《國際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頁。
[21]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第3條，《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第4條，《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第5條。
[22]王屏：《集體自衛權――“日美軍事同盟”的本質性特征》，載《亞非縱橫》2014年第4期。
[23]Goodrich and Hambro.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1949，pp. 303-304.
[24]余民才：《國際法上自衛權實施機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頁。
[25]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chwebel， pp. 373-377， paras. 221-230.
[26]Yoram Dinstein，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se， p.217.
[27]楊澤偉：《聯合國改革的國際法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頁。
[28]Julius Stone， 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1959， p.264.
[29]Tarcisio Gazzini， The Changing Rules on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Juris Publishing， 2005， p.168.
[30]Niels Blokker， Towards a Second Enlargem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Niels Blokker， Nico Schrijver et al.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Use of Force. Mar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p. 254.
[31]王倩：《論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的缺陷及完善》，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
[32]Erika De Wet， The Chapter VII Pow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04， 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