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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化生態區 舟山海洋文化 海島 原則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文化生態區的概念來源于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提出的"文化生態學"理念。它是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整體性保護、可持續性保護的重要方式,是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內容。
舟山海洋文化的豐富性和完整性,造就了舟山海洋文化在中國海洋文化發展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和獨特作用。縱觀全市,海島民間風俗大同小異,基本相通,均有一定的古民居遺存在區域內。
一、在打造海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具體過程中應注意把握的幾項原則
1、開放性原則。文化生態保護區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廣泛,其目的在于創造一個有利于文化健康而又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它的建設將為整體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有利條件.提供最佳保障。
2、發展性原則。作為生活方式的非物質文化,是昨天的實錄,是今天的現實,也是明天的預示。把它固化在昨天,或者鎖定在今天,都是不恰當的,也是辦不到的。應以發展的眼光去看待非物質文化。當然,如何把握其正確的、合乎民眾意愿和事物發展規律的發展方向,是一件并不容易看清和辦到的事情。
3、主體性原則。要以人為本,保障和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內民眾的基本文化權利。只有在民眾的現實生活環境中,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才能得到長期有效的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是生活在保護區內的廣大民眾,動力來自于民眾,目的也是為了民眾,只有一切從民眾長遠和根本的文化利益出發,文化生態保護的目的才能達到,文化生態的保護才能持久。
4、民主性原則。要特別尊重寓于非文化遺產中的廣大民眾的價值觀,這是保護文化生態的核心要務,也是這項事業成功的關鍵,更是真正貫徹民眾主體性原則的前提和基礎。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講話中指出,民眾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持有者,是構建和調適文化生態保護區各種關系的主體。因此,尊重民眾對文化權益的訴求,是開展文化生態保護區工作的基礎。
5、科學性原則。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注重原生態、原真性保護,堅持保護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遵循統籌規劃、協調發展。正確處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經濟、發展旅游和文化創新的關系,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
二、打造海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幾種做法
打造文化生態保護區,就要從各類本土文化中深入發掘和正確認知文化特征,在作出準確可靠解讀基礎上,對文化個性給予明確定位;并注意保持這種原有文化特征,維護好生成它的區域格局、風貌以及空間特征、整體環境、人文精神等,以留住文化個性;努力傳承和弘揚這種文化特色,忠實地維護生態文化,以固化區域特色。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入手:
1、保護并利用好古民居
傳統民居建筑群,是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不但要科學地保護,同時要整合和合法合理地利用好,使其得到長期生存與持續發展。
古民居要存活下去,需要政府重視、地方努力、群眾支持,從上到下形成保護氣氛,更需要創新思路。要開發利用好大量“屋大人少”或已成“空巢”的傳統民居。與其棄用閑置,在風吹、雨淋、日曬、腐朽、蟲蛀等侵害中自然損毀,日漸變成殘垣斷壁,最終成為廢墟而興嘆,不如及早規劃、及早行動。根據自身實際和人文特色,作為文化生態示范區“延伸”的景點,既守護又開拓地加以利用。
2、做好生產性方式保護及利用
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內,往往遺留著大量的傳統手工技藝,采取生產性方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利用自身價值,可將其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經濟資源。如定海區白泉鎮金山社區創建的“以文養文”方式為我市“非遺”保護傳承工作提供了新的經驗。
3、合理開發相關旅游資源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集自然生態環境、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于一體的文化形態,是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科學性保護和傳承發展的優良土壤,更是反映地域特色的極有吸引力的旅游資源。
在今天這樣一個商品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名號無疑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旅游業的介入將不可避免。生態保護區建設的結果有可能造就一個個以傳統文化為賣點的新興旅游區,進而加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和現代化。若保護得好、開發利用得當,無疑將會為我市的旅游業增添無盡的魅力和效益。
所以,應最大限度地優化整合和合法合理地科學利用人文歷史資源,有選擇地將典型集中、且具有一定代表性、人文歷史底蘊深厚、突出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內涵的文化原生態區域,在保護的前提下,先行建立示范區,取得經驗,以點帶面,即以文化生態區保護區示范點為主,形成各有特色、遙相互應的保護網絡和文化旅游網絡。
4、重視和扶持非遺傳承人
對傳承人的重視和扶持,就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根本保護。相對于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活態”的文化,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應以傳承人為核心主體。
①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人,他們的地位要得到尊重,政府要給予獎勵和生活津貼為他們排憂解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建立相應的平臺,讓他們施展才干。通過傳授、培訓以及宣傳,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得到更好的傳承。
②充分調動民間文化藝術、民間收藏等協會組織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人的積極性,因為是他們占領和堅守著大片的業余文化陣地。不應漠視這些隊伍中的人才與藏品。
5、全面發動人力保障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涉及領域多,涵蓋面廣,時間跨度長,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密切配合,也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不但需要大量專業的工作人員,要開展保護實驗區范圍的保護工作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工作。所以,各級文化部門要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舉辦各類培訓班,提高保護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主動與有關院校合作,在有條件的院校和科研機構設立相關專業,培養專業人才,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實際工作中往往還涉及到群眾的切身利益,更需要當地干部群眾的覺悟與配合、理解和支持,以長遠的眼光看護自己的家園。所以,還要充分發揮民間的力量。
結合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大膽實踐,走出適合本地情況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路子,使之真正成為“保護生態、延續民俗、傳承文化、體現特色”的示范區,從而使具有獨特價值的舟山海洋文化葆有旺盛的生命力,為建設和諧文化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
[2]《文化生態保護區可行嗎?》作者:吳效群
引言
2013年,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塔城鄉署明村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民族傳統文化生態保護區),成為麗江市17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之一。由于受自然、歷史因素影響,署明村目前仍以農業生產為主,產業效益低,經濟較落后,豐富的民俗文化、傳統文化旅游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科學評估署明村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價值,從而促進旅游產業發展,是推動署明村經濟發展、促進署明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必然選擇。
一、定量評估
(一)打分等級評價法
對麗江市玉龍縣塔城鄉署明村文化旅游資源評價標準主要根據國家旅游局、技術監督局《2003年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標準,并適當進行了修訂,在資源要素評價因子中,突出了游憩價值、知名度與影響力和稀缺度、歷史文化價值、稀缺度四個項目,提高了前四者的賦分值,適當降低政治教育價值項目的賦分值,其他評價因子則與一般旅游景點的評價因子大致相同。
對署明村資源進行打分評價得出,署明村的東巴舞蹈、東巴音樂、東巴祭祀與東巴教為四級旅游資源,木楞房、納西服飾與水磨房為三級旅游資源。
(二)問卷調查法
為了使得資源評價的全面性,采用專家問卷打分法(德爾菲法)對署明村資源進行評價。具體做法為
1.對于麗江市署明村資源的各方面因素做出評判,選取在旅游相關領域有豐富經驗的4位專家對麗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資源發展的狀況進行科學客觀的評價。
2.為了使專家在全面了解麗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發展相關內容,應提前準備相關的材料供專家閱讀,使專家能夠從署明村具體情況來考慮這些問題。
3.測量方法:專家問卷調查法(德爾菲法),專家人數為4人,反饋次數為1~2次,專家組成員為對文化遺產比較了解的專業人士;通過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打分,從而衡量各個要素在其中的權重。
4.確定權重:將各要素依次編號為1-24,由專家對其打分(3分表示評價要素對評價指標的發展影響很大,2分表示影響程度一般,1分表示幾乎沒影響),綜合權重和筆者打出的分數,計算資源品質、開發條件和附加值的得分,所得分數最高者為應選之項。
如上表,共收集了4位專家的調查結果,分別以A-E代表。對于每一項要素來說,滿分之和是12分,權重 (q)=總分/12。
5.為要素打分:打分規則同上,對要素的打分情況見表2。
6.分析結果:根據計算資源品質、開發條件和附加值的分數。其中M表示資源品質、開發條件和附加值分數;x表示各要素的分值;q表示各要素的權重;n表示資源品質、開發條件和附加值中要素的個數。
根據公式計算:
M1=21.25/9=2.36;M2=18.5/7=2.64;M3=20/8=2.5。
對署明村資源進行綜合評價后得出,署明村資源品質綜合得分:2.36分;開發條件綜合得分:2.64分;附加值綜合得分:2.5分。
二、結論
關鍵詞: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一.四川省內研究現狀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此課題目前的研究相關可以看出,目前省內關于此課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西川羌族特殊載體進行檔案史料研究。何永斌(2009)就從檔案史角度對西川羌族歷史文化進行思考和研究,并從古代羌族發展各總部與西川羌族源流概要、西川羌族檔案史料的形成發展與特殊載體檔案史料的分類構成、西川羌族特殊載體檔案信息資源建設與開發利用三個部分進行分析。[1]2、就羌語與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等香瓜進行研究,耿靜(2012)從語言與文化,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間的關系談起,從羌語對羌族文化保護的價值,并借鑒國際經驗,以此為中心進行羌族文化生態實驗區建設。[2]3、關于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的相關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情況及存在問題等。4、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整體價值角度去研究,賈天理(2009)認為羌文化遺產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有巨大價值,并為此提出保護羌文化遺產的相關對策。[3]5、關于羌文化旅游的建設和開發,徐學書(2010)認為可以將羌文化與生態旅游相結合,這樣可以實現羌族文化的生產性保護、活態傳承與創新發展相結合,這對羌文化保護和發展具有巨大價值。[4]馬琳(2010)就災后重構汶川羌文化生態旅游區文化空間進行研究,并提出了相關建議。[5]6、對具體相關地方的羌文化的保護及開發進行相關對策研究,莊春輝(2010)就阿壩州藏羌文化生態保護利用的價值及對策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就現狀、問題提出了對策,其目的在于推動搶救性保護。[6]
二.四川省外研究現狀
省外研究對于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則較為充分,可以借鑒其經驗:1、對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災后重建經驗研究,在龔珍旭和林川(2011)主編的論文集中就羌族歷史、語言、,災后羌族社會文化重建,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羌族文化的教育與推廣等主題進行論述,論文集匯聚了諸多羌族一線研究學者們對羌文化的獨到見解。[7]2、對羌文化的價值等進行相關研究,賈銀忠(2010)就羌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系統的研究,并就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唯一性、價值性等方面驚醒闡述和分析。[8]3、就多種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進行探討,并就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政策及建設提出相關建議。楊自沿和仲新春(2010)提出就熱貢文化保護實驗區建設和發展要根據其特點,進行科學規劃,發揮其經濟價值,能夠實現文化、生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劉魁立(2007)認為文化生態保護為一個系統工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對文化生態保護具有巨大價值,就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內涵和特點做出解釋。盛學峰(2009)就以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為例對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這一工作提出相關思考,并就文化生態保護建設的整套系統體系如制度體系、保障體系和管理工作體系等提出相關建議。楊金杰(2010)研究了云南文化生態實驗區建設所給予的啟示,在整體論、人本原則、科學規劃等方面可以為其他國家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建設提供相關經驗。
三.研究現狀述評
省外的研究成果存在著諸多問題的:直接涉及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是不足的;其研究多是集中在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研究上;其研究學術的學術期刊的級別過低,學術論文的質量也不是很高;學術研究缺乏針對性的理論及對策研究,多是從籠統的角度去談這些問題;缺乏相關綿陽市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生產性保護與產業化問題的調研報告,因此,其研究的可利用性較低;研究多是從一個角度探討,較為片面,缺乏系統性等等。
參考文獻:
[1]何永斌.西川羌族特殊載體檔案史料研究[M].巴蜀書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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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學書,喇明英.構建羌族文化生態旅游區研究[J].中華文化論壇,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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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莊春輝.阿壩州藏羌文化生態保護利用的價值及對策[J].藝術研究,2010(3).
[7]龔珍旭,林川主編.情系爾瑪:首屆中國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災后重建研討會論文集[J].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8]賈銀忠主編.中國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J].民族出版社,2010.
論文關鍵詞:]:三門峽民間戲曲,前景,生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門峽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自古就是我們祖先繁衍生息、創造發明的神圣之地,是一塊積淀深厚的文化沃土。三門峽地區戲曲藝術種類繁多,且源遠流長,至今有據可查的戲曲種類有揚高戲、道情皮影戲、蒲劇、眉戶等,傳統劇目有數十個。其反映社會生活之廣闊、思想內容之豐富,是其他民間藝術不可相提并論的。而這些藝術瑰寶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與它賴以產生的生態環境有著必然直接的關系。
自然生態需要保護,同樣,這些戲曲賴以生存的人文生態也需要保護。作為珍稀“物種”之一的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理所應當成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得到科學有效的搶救和保護。令人高興的是,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面臨失傳的境地,近年來不斷地受到了學界和政界的高度關注,所有這些重視和努力,都會讓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傳承和發展擁有燦爛美好的前景。同時,我們對于如何更加有效地保護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及生態環境,也嘗試著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視角。
一、用生態保護的理念來保護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及其生態環境
生態,指生命的存在狀態或一個生命系統內所有生物共同組成大家庭的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1]我們可以理解生態是在地球上一定時空區域內所有生命存在與運動的客觀。而生態保護理念,“是指運用對已經變得惡劣的生態環境進行修復建設和保護的思想,使生態環境能恢復到良性循環狀態。”[2]所以有學者認為,越是閉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傳統”的純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指的就是這個含義。
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的不斷覺悟和認識,作為一種概念上的借用,“ECO”這樣一個前綴詞被運用到了許多領域,包括了生命與非生命,物質與非物質等諸多領域。[3]對于像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這樣的人類口頭與非遺的生態保護理念應是:遺產、地域、居民、記憶、公眾知識的綜合,保護的對象是文化遺產,保護的范圍是文化遺產遺存的區域,加上社區居民融入參與管理的方式,這里強調文化的主人為社區居民,確定這種對文化遺產在未來延續和發展的方法,并將此模式作為保存和理解某種群體整體文化內涵(當然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長效工作方法。
為此,對于三門峽民間傳統戲曲的生態保護,首先應該包括與三門峽民間傳統戲曲相關的物質文化元素和非物質文化元素中國。其中物質文化因素有:民居(窯洞和天井院)、鐘鼓樓、花轎、門樓戲樓、牌坊、戲坪戲臺、禾晾、禾倉等;非物質文化因素有:語言(當地的方言)、地方戲、戲款劇種、戲詞、節日活動、婚喪習俗、農耕稻作等。這樣以來,不僅民間傳統戲曲有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文化土壤,其他傳統文化也與之一并形成了互補共滋的文化生態,從而構成當地人與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相守共生之道。因此,在對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進行生態保護時,應重視其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的維護與保養,保護傳統三門峽地區的整體自然生態環境和具有典型性的與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生態相關的物質文化元素和非物質文化元素。其二:通過實施技藝保護工程和傳承保護工程的保護方式,建立相應制度、組織、輿論、經費、人才、資料和交流保障機制等,建設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文化生態保護區,具體通過各地區方言文學、民間音樂、民間戲曲、民間舞蹈、民間美術、民間手工技藝、民俗、傳統體育競技、民間信仰、消費習俗等十大主要保護項目,全面系統地保護好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文化。其三,要讓人人參與使文化遺產再次走入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以人為載體,具有活態性,依靠人來繼承和宣傳,同時依存于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離開了區域中居民的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將失去存活的土壤。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將這些文化物種更深刻地植入居民的生活習慣、生活環境中。比如保持一些建筑特色、生活習慣、傳統服飾、古老的風貌等等,這就為本地的文化遺產提供一個適合其生存的大環境,讓這些文化遺產更廣泛地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陜縣、靈寶、湖濱區等地的群眾自發的“戲迷協會”的復蘇,就與傳統文化生態得到保護、從而陶冶了大眾對其仰慕的文化情懷有關。所以,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不論其現在“瀕危”與否,如果不關注其文化生態的保護,它們就難以長久,更遑論發展。
二、傳承載體的變化可以促進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廣泛流傳
“非物質文化是活態文化,也就是生活方式所承載的文化。它們是被學者發現并表述出來的那部分日常生活,它們被選中是因為它們符合特定的體裁或文化形式。非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是聯系在一起的。”[4]隨著時代的發展,電視機、錄音機、DVD、電腦等已經成為當今人們娛樂傳承的重要載體,民間傳統戲曲的各種采風人員可以提著錄音機用以搜集戲曲曲目,就不用像過去那樣靠大腦記憶和手記曲譜的方法來進行傳承;隨著錄音機、影碟機的增多,戲曲唱師們可邊錄邊唱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既能達到很好的教授效果,又能達到長期保存和傳承的目的;一些著名的演唱人員和戲班將所演唱的曲目,也可制成磁帶和光盤在各地廣泛流傳。
三、培養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專業創作人才和演唱名人,凸現名人效應
求新立異是人的本性,特殊調式的旋律往往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從而激起聆聽者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就具有這樣的特征,被譽為“暢悅心靈的聲音”。然而,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傳唱至盡,卻沒有屬于自己的專業創作人員。另悉,在本地區流行的河南豫劇、曲劇等戲曲,因為強大陣容的專業創作人員,他們運用專業的創作技法,結合河南廣大地區的民族區域特點和民風民情,創作出了不少經典的劇本,在專業演員的舞臺藝術表現中一炮走紅,并被廣泛傳唱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也需要在群眾性活動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區特點,各級政府部門應及時出臺一系列鼓勵政策措施,使民間優秀唱手脫穎而出。如制定民間優秀唱手、優秀唱師、優秀戲曲班獎勵條例,給民間優秀唱手、優秀唱師、優秀戲曲班授予榮譽稱號等等,使這些人物和團體受到全社會的普遍尊重和認可,以激發人們學習民間傳統戲曲的熱情。在這方面,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應向豫劇、曲劇等戲曲音樂學習,豫劇、曲劇等戲曲與揚高戲、靈寶道情等民間傳統戲曲都曾流行在本地區,但揚高戲、靈寶道情等民間傳統戲曲與豫劇、曲劇等戲曲相比,發展卻天壤之別,豫劇、曲劇的市場化程度很高,而蒲劇、眉戶、靈寶道情等民間傳統戲曲卻相形遜色,市場化程度太低,且缺乏名人效應。豫劇、曲劇有多種流派、多位造詣深厚的大師級人物宣科,在中原地區乃至全國有很高的聲望,對旅客特別是外賓,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而諸如揚高戲、靈寶道情皮影戲,該劇種目前已極為罕見,只有幾個老藝人會表演,被稱為戲劇“活化石”,就更需要有意識地培養和塑造。最關鍵是為他們提供成長和傳承的條件,重視培養、宣傳他們,使本地、全省、全國了解和尊重他們,從而達到名人效應激勵人們傳承和發展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目的。
四、對三門峽民間傳統戲曲走進高校音樂鑒賞課堂的認識與定位
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使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亦有了空前的豐富和變化。“隨著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國表演藝術出現多元化態勢,戲曲統領城鄉文化娛樂的盟主地位,已經不復存在。傳統戲曲藝術不僅逐步退出城市舞臺,在農村的演出市場也日益縮小,一些劇種已經消失和正在消失。中國傳統戲曲文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5]在傳統戲曲的生存與發展成為一種嚴峻現實的今天,如何保護和傳承戲曲的豐富性,如何實現民族民間戲曲的自救與他救這個難題,便擺在了我們炎黃子孫的面前。令人欣喜的是:“我國昆曲藝術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稱號” [6],而作為三門峽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保護對象――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該如何曲徑通幽?
時下,受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影響,廣大中青年習慣欣賞通俗歌曲和民族音樂,備受衷情的流行音樂更是占盡了風頭,青少年學生由于不懂得欣賞戲曲,又沒有機會直接面對真正的民間戲曲演出熏陶,所以對傳統戲曲文化不感興趣,總的趨勢是三十歲以下的這一代人不愛戲中國。還有認為是,現代生活節奏快,老戲落伍不合拍,青年觀眾不能夠接受這種他們看起來有些過時的東西,所以沒人看。
由此,重建斷代工程已迫在眉睫。各類高校應隨著傳播技術手段的現代化和多元化,影視藝術的日益普及,經常組織學生收看電視、電影,看戲、讀劇本,甚至參加文藝演出。特別是高校音樂教師更應當在學期教學計劃和課外活動中適當增加學習傳統劇目和地方劇種的內容。重視和加強戲曲教學,通過戲曲教學培養學生高尚的審美觀,增強他們辨別是非、美丑、善惡的能力,這是振興傳統戲曲文化的需要,也是時展的需要。總之,振興傳統戲曲文化不僅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新,更重要的是要爭取青年觀眾,培養他們的興趣,不斷提高他們的欣賞水平,從而讓他們發自心底的喜愛地方民間傳統戲曲文化。只有這樣,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才會迎來繁榮發展的第二個春天。
五、成立以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為載體文化產業結構
對于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生存和發展而言,成立以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為載體文化產業結構應該成為首要工作。
在商品社會中,文化娛樂活動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民間傳統戲曲的演唱者們不能空著肚子唱戲,他們要吃、要穿、要謀生,而且希望自己的物質生活能也得到逐步改善,就需要有一定的回報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不能只為別人義務唱戲、演出。從這個層面看,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確實需要走向市場,因為,同樣是地方戲曲音樂,豫劇和曲劇、越調等戲曲藝術已經有了較為廣大的愛好者和追隨著,并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市場參與群體。蒲劇、眉戶、靈寶道情、揚高戲等民間傳統戲曲為什么就不能走向市場?所以,像蒲劇、眉戶、靈寶道情、揚高戲等民間傳統戲曲也可以借本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東風,成立自己的戲種活動中心和演出公司,將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演出活動納入本地區文化產業的構建之中。一方面,可以通過市場運作,提高演唱者、唱師藝人們的報酬和待遇,一方面,通過商業運作,使戲曲愛好者、藝人演唱者能有機會在不同地區乃至全省巡回演出,不斷提高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只有這樣,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才能得到更好地生存和不斷地傳唱下去,不致瀕危。
總之,三門峽民間傳統戲曲為群眾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文化食糧,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當地幾百年的歷史文化氛圍,也為民間傳統戲曲文化的傳承、形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今天全世界對非物質遺產保護、繼承,從思想到措施計劃,都有重要發展。通過對三門峽地區民間傳統戲曲前景和生態保護思路進行研究,我們應更好總結經驗、教訓,以提升對傳統戲曲音樂寶貴價值的認識,更好保護、繼承和弘揚我們優秀的民族音樂傳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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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8-0158-02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的生命記憶和活態文化基因,是人類口傳心授的無形的活態流變的文化遺產,是人類創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勞動的結晶。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情感,聯結著中華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作為民族基因的傳統文化之根正逐漸消失。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刻不容緩,因此,如何普查、保護、傳承和研究這些珍貴遺產,是我們應當承擔的義不容辭的歷史職責。
江西不僅是人文薈萃、文化集結的省份,更是中國紅色革命的搖籃,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如興國山歌、采茶戲、永新盾牌舞、吉安鯉魚燈、湖口青陽腔等,已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對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研究。傅安平、喻峰的《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闡述了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保護現狀,分析了搶救保護原則,提出了搶救保護對策。而東華理工大學、九江學院分別成立戲曲研究中心,專門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特征及其保護。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開拓性,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角提出了不少新的觀念,為筆者從整體性與延續性視角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保護與研究工作機制進行研究提供了啟發性視角和可供借鑒的文獻。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是以江西鄱陽湖為核心,以鄱陽湖城市圈為依托,以保護生態、發展經濟為重要戰略構想,把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成為全國生態文明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統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經濟示范區和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先行區。國務院已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標志著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作為生態保護而言,必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同時任何建設與發展都不可避免會破壞文化遺產,更何況江西在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中,著力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打造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有重要影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重要成長基地、重要的先進制造業生產基地、獨具特色和極具優勢的資源型產業重要加工基地,這種工業化進程是需要代價的。這里存在一個兩難的問題,就必須權衡輕重,達到利益的最大化,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與發展中,盡力做好規劃,充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和精神資源,保護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強民族自信心,實現江西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是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實現江西崛起的根本保證。筆者深入研究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保護和研究的規律,進而建立起相應的工作機制,探索非物質文化傳統整合為當代文化體系有機部分過程中的普遍規律,建構保護與發展相結合的、中國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保護與研究模式,使其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中發揮獨特功能,為贛鄱經濟發展提供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撐。其次,有助于促進中國“文化遺產學”的建設,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實踐提供理論根據,進而指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保護與研究的實踐,一方面可以增強江西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則深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內涵的認識,更好地挖掘、保護與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保護除了政府機關和文化系統之外,還必須以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實施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要求,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通過高校與地方政府互相協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高校的科研、人才優勢和地方工作部門的工作優勢,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放在特定歷史時空中審視,尊重其在特定語境中不斷變異和創新的本質屬性,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辯證關系,重點對鄱陽湖經濟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確認、立檔、保存、保護、宣傳、傳承和振興的方式方法展開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可以融入到江西高校的育人、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的功能體系中去,高校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等功能發揮,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進入到高校師生的日常生活中去,又可以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保護、傳承與研究。從而達到文化遺產、高校發展、地方保護三方共贏的效果。進而為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決策提供建議,推進中國文化遺產學基礎理論建設。
誠然,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口頭講述和行為傳承等動態方式存活,始終與變化著的文化語境相適應,表達的是當下傳承主體的鮮活情感,包括口頭傳說、傳統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技能、社會風俗、禮儀、節慶等以及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幾千年江西文化的集中表現之一。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復雜多樣性決定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要堅持政府主導、高校主體、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劃、分步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的工作原則,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而高校與地方合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重要途徑,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必須充分發揮高校的研究優勢和人才優勢,在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傳承與利用開發中樹立起高校的主體和服務社會的能力,使高校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驗研究、開發利用的保護與傳承基地。
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珍貴資源,它主要來源于各族人民特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藝術風格和文化價值觀,蘊涵著深刻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理念,以及愛國為民、重諾守信、勤勞勇敢、聰明智慧等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因素。正如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所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創新的基礎和源泉。因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可以通過融入高校教育教學進行保護,筆者主講了一門公選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向學生講述鄱陽湖非物質文化遺產,選課學生大都是江西人,對自己故鄉的文化遺產非常感興趣,不僅在課堂上介紹自己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還通過博客、QQ空間等載體上傳故鄉節日期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表演及其各種儀式,從而讓更多的讀者獲得相關知識。
總之,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在現代社會中實現形式與功能的轉化,整合為當代先進文化的有機成分,才能真正得到保護和發展。普查、保護、研究和利用好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推動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乃至江西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城江區自古以來便是多民族聚居地。目前金城江區有20多個民族,世居民族有漢、壯、瑤、苗、仫佬、毛南、水族等。這些族群在長期的相處交流里創造出了具有鮮明個性、又相互融合了多個民族元素的獨特文化。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挖掘整理情況
2005年以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中,共整理9類60多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如民間舞蹈《壯族蜂鼓舞》、民間手工技藝《蜂鼓制作技藝》、民間文學《莫一大王》、壯族師公舞《國調毪》、民間美術《師公舞儺面》、民間體育、游藝與雜技《破網上刀山》和《舞龍舞獅》、壯族雙聲部民歌《哦吔》、民間美食制作工藝《掏鴨把》《里籠三件》《打生菜包》《魔芋豆腐》、壯族三月三“扁擔節”、壯族灶王節等等。這些在民眾中傳承已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完好的人文內涵和社會功能,蘊含著民族和族群的歷史淵源、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體現了文化特征和文化交融,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過程,真實記錄了傳統民俗民風、優秀民間制作工藝和原始空間形態,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用價值。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三級名錄申報情況
經過普查、挖掘、整理申報,金城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民間文學《莫一大王》、民間舞蹈《壯族蜂鼓舞》、民間手工技藝《蜂鼓制作技藝》等三項獲得2007年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目;2012年申報的壯族師公舞《國調毪》和民間絕技《破網上刀山》獲第三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4年申報的壯族師公舞《國調毪》和民間絕技《破網上刀山》獲第五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5年申報民間美食制作技藝《壯族鴨把》獲第四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6年申報民間文學《莫一大王》獲第六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7年申報民間美食制作技藝《魔芋豆腐》和民俗《舞地獅》獲第五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9年申報民俗《壯族灶王節》、民間音樂--壯族二聲部山歌《哦吔》,獲第六批河池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20年申報民俗《壯族灶王節》、民間音樂--壯族二聲部山歌《哦吔》,獲第八批自治區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目前獲得縣級名錄36個;市級10個;自治區級5個。縣級傳承人5人;市級傳承人4人;自治區級傳承人1人。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建設情況
2017年實施《銅鼓文化(河池)生態保護實驗區總體規劃》后,我們嚴格按照總體規劃指導開展工作,在得到國家的專項經費后,先后建設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傳習所,目前分別建設有9個傳承基地、傳習所和示范戶。分別是:2017年建設了白土德興村建設了壯族山歌《哦吔》傳承基地。2018年建設了九圩鎮高合村田垌屯建設了《破網上刀山》傳承基地和區非遺中心的壯族“蜂鼓說唱”傳習所。2019年在金城江第五小學建設了《莫一大王》文化展示館;金城江第三小學建設了“壯族蜂鼓”體驗館。2020年在廣西現代職業技術學院建設了《河池龍獅文化》傳承基地;六甲鎮建設了壯族“灶王”文化展示館;拔貢夢古寨建設了《壯族美食文化示范戶》。
關鍵詞:鄱陽湖生態經濟區 文化遺產保護 公眾參與
一、前言
江西古代文明因鄱陽湖而興,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文化遺產。這種文化獨特的內涵和深厚的歷史底蘊使其充滿無限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形成了贛鄱兒女特有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成為贛鄱兒女智慧的結晶,滋養著世代贛鄱兒女的心田。保護這些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產,既是保護贛文化賴以生存、發展和走向未來的根基,也是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當地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從而進一步提高該地區綜合競爭力、輻射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滿足贛鄱兒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要有全新的思路,積極探索新的運行機制。目前我國遺產保護仍然推行的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政府主導整個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公眾參與的概念和理論大約是上世紀九十代開始傳入中國,[1]加上國內長期缺乏有效的公眾參與機制,公眾參與的意識都比較淡薄,參與程度還遠遠不夠,需加強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因此,充分調動社會和公眾參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 建立科學的文化遺產保護公眾參與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基本狀況
鄱陽湖地區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資源極為豐富,名山名水名鎮名樓(包括寺觀書院)星羅棋布,贛鄱文化的特色與魅力均在其中,如享譽中外的陶瓷文化、候鳥文化、銅文化、茶文化、戲曲文化、書院文化、宗教文化等。鄱陽湖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以漁耕文化、商埠文化、儒家文化、信仰文化、移民文化為核心的鄱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在中華文化大系統中是一個相當有特性和獨特風貌的區域文化系統。在如此厚重的贛鄱文化積淀下,鄱陽湖地區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圍。
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擁有國土面積5.12萬平方公里,幾乎占江西總面積的30%。該示范區是我省旅游資源最富集的區域,地上地下蘊藏豐富的文化遺產。這里集聚了兩個世界遺產、兩個世界遺產提名地、兩個世界地質公園、一處國際重要濕地、五個國家遺產、兩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五個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八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五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二十二個國家級森林公園、一個中國旅游強縣和兩個江西旅游強縣。尤其是“一湖”――鄱陽湖,“三山”――廬山、三清山、龍虎山,“兩城”――南昌、景德鎮,“一村”――婺源。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核心圈內,紅色革命、綠色生態和古色歷史相映生輝形成的豐富文化資源優勢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正確、科學地保護、利用和管理好這些文化遺產,就是保護贛鄱文化的核心元素,不僅能提升贛鄱文化在全國的地位,而且能夠增強民眾的文化自豪感,確保文化遺產的永續利用,實現代際公平。
三、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公眾參與機制
時代傳承性強調,文化遺產的創造、發展和傳承是一個歷史過程。文化遺產保護內涵更加突出歷史傳乘性和公眾參與性。[2]每一代人既有分享文化遺產的權利,又要承擔保護的責任,因此守護文化遺產成為當代贛鄱兒女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作為當代贛鄱兒女必須意識到到,保護與利用的目的都應統一在“傳承”上,不能因為現實的優勢而有權獨享,甚而隨意處置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我們的子孫后代同樣有權利享受、傳承這些文化遺產,與歷史和祖先進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規模大,地域廣,品類繁多,管理好、保護好、使用好這些遺產,光靠為數有限的專業隊伍,肯定力所不及,會形成許多盲點,必須形成公眾參與保護的機制。文化遺產管理體制的建構中,要積極吸引各方的參與,加強對公眾文化遺產意識的宣傳,促進民眾公民意識的覺醒。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決不可能只在政府一家機構的努力下完成,必須吸引各方的參與,必須建立一個政府主導下的機構,拓寬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渠道。
(一)建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公眾參與制度
公眾參與是我國環境保護中的基本原則之一,文化遺產的保護作為環境保護的內容之一,理應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公眾參與性強調,文化遺產保護不是各級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專利,而是廣大民眾的共同事業,每個人都有保護文化遺產的權利和義務。[5]
我國現行立法對公眾參與制度原則性規定較多,這樣雖然有利于實踐中對于不同情況隨時進行調整其適用方式,但鑒于我國法律對于公眾參與的條文少之又少,因而對于公眾參與的方式、范圍、組織者的組織義務,以及如何保障等還存在空白,使得有關公眾參與的法律規定僅從形式上滿足了公眾參與的要求,在實踐中很難操作。其次,我國公眾參與缺乏相關法律制度的保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公眾成為公共管理主體缺少程序制度的保障,使得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主體地位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缺少程序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二是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活動缺乏制度保障。由于沒有明確公眾參與的范圍及途徑,造成公眾雖有參與的愿望,但參與能力低,渠道不暢。三是公民監督公共管理行為缺乏程序保障。在實際生活中,當公眾參與具體管理行為的時候,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不夠完善的現狀已成為阻礙公民發揮參與能力的障礙。
筆者建議盡快制定《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依法成立省級文化遺產專門管理機構,全面整合目前文物、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等按照部門職能劃分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定義和資源,推進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二)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專家論證咨詢制度以及新聞輿論和社會公眾監督機制
調查表明,公眾對文化遺產知識的認知程度不夠。由于文化遺產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有很強的專業性,需要全面精深的專業知識、技能和素養,以及眾多方面的專業力量共同參與,因此幫助公眾,不是簡單地喚起培育他們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而是在向他們普及相關知識的同時,有相關專家協調幫助其解決實際困難。為此筆者建議成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負責對文化遺產的評估、保護、維修、利用等工作進行研究、咨詢、監督和技術指導。同時,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完善公眾和輿論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監督機制。依法將聽證、問責、專家論證、輿論監督、公眾參與等遺產保護措施制度化,并逐步加大對文化遺產監測、研究和保護的投入,充分發揮文化遺產在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民教育中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實現遺產的可持續利用。
文化遺產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環境,與當地居民有著天然的歷史、文化和情感聯系,這種聯系已經成為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4]必須尊重和維護民眾與文化遺產之間的關聯和情感,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受益權。[3]為此各級文化主管部門要搭建信息交流的渠道,聽取、吸納專家和群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新聞輿論和社會公眾監督作用,擴大文化遺產保護公共參與程度。
四、結語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公眾參與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核心圈內,有紅色革命、綠色生態和古色歷史相映生輝的豐富文化遺產,這種優勢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目前,江西確定以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為發展戰略,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為了避免經濟高速發展時與文化遺產資源保護產生沖突, 我們必須承認文化遺產存在的價值,將文化遺產的保護納入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格局中去。文化遺產是當代贛鄱兒女共同的文化血脈,保護文化遺產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因此,文化遺產保護要求協調運用民主、法律、社會等各方面的途徑來推進公眾參與,不斷完善公眾參與的機制,廣開參與途徑,確保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經濟的發展同步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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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霽翔. “重建民眾與文化遺產之間的情感聯系”.下載自.
【基金項目】江西省文化廳項目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遺產保護公眾參與機制研究”, (項目編號: YG2010053) 階段性成果
關鍵詞:民族地區;傳統村落;文化安全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2-0177-02
傳統村落體現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獨特的精神特質,極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歷史傳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學、藝術以及經濟與社會價值。在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村落文化遺產中的文化安全問題尤顯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是進行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發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舉。
一、文化安全視域下的傳統村落
根據住建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對關于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中的界定,傳統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應予以保護的村落。在我國學術界,傳統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國以前、目前仍留有較大歷史沿革的村落。對傳統村落的界定著重突出了村落歷史文化的豐厚歷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續與傳承。從2012年我國啟動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項目始,至今已經評選三批,共有2 555個村落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傳統村落與通常所稱謂的古村落、歷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國景觀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區別。古村落是人們對建村年代久遠、具有一定數量村落歷史的村落的總體稱謂。學術界通常認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體現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區域的地域性上。與此相伴的是村落社會、民俗等村落歷史文化的厚積。傳統村落也被俗稱為古村落。當前,古村落的稱謂當前通常用在社會活動中以及相關的學術活動中。因此,古村落雖然具有一定年代的歷史與一定數量的文化,但在規模與文化的傳承上都不能與傳統村落相媲美。在我國一定數量的古村落都通過申報入選了傳統村落,進入到國家認定與系統保護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經我國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將習慣稱謂“古村落”改為“傳統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國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價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發展不受威脅的客觀狀態。它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對傳統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傳統村落厚重的文化積累在現實復雜的社會環境面前凸顯出文化安全的緊迫性。
二、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的建立情況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指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中,通過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修復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口頭傳統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和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互相依存,與人們的生活生產緊密相關,并與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諧共處的生態環境。我國“十一五”期間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設立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我國文化部于2007年開始組織實施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工程,至今已經在全國16個省區市建立了18個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處在文化生態保護區之中的傳統村落,由于政府的資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強,村民具有很強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傳統村落的文化遺產資源也保存較好。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國人弗朗索瓦?于貝爾和喬治?亨利?里維埃提出。自1971年以來,世界范圍內在歐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經建立了300多家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其“生態”的含義既包括自然生態,也包括人文生態。生態博物館是在文化資源獨特和豐富的地區,以原地保護、動態保護、居民參與的原則建立的文化保護形式。是一種以村寨社區為單位,沒有圍墻的“活體博物館”。它強調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館學家約翰?杰斯特龍認為,生態博物館的觀點對于處在多數或統治地位文化包圍之中的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精華的保護和延續具有重要意義。生態博物館向社會提供的是一個正在生活著的社區的環境、經濟、文化的整體,是一個正在生活著的社會的活標本。1995年,我國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梭戛鄉生態博物館是我國大陸最早建立的生態博物館,也是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目前,我國已在貴州、廣西、云南和內蒙古四省區建立了16座生態博物館。
從整體上看,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具有相同的理念與價值目標,都是意在以原生態的方式從整體上對文化形態進行動態的保護。從微觀處進行區別,文化生態保護區主要集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文化部負責監管;文化生態博物館則關注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主要由國家文物局進行監管。嚴格講,對文化進行物質與非物質的區分也是為了更好地對文化進行整理與監管,兩者的區分是相對的。因此也可以說,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并沒有質的區別,都是為動態與原地保護文化資源而進行的嘗試。
三、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國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文化具有獨特性與豐厚性兩大基本特征,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國僅建立了18個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和16個生態博物館,這從數量上與我國為數眾多的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以及豐厚的亟待保護的民族文化資源是不相符的。當前,在我國城鎮化的進程中,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移,村落的數量也呈下降之勢,而且這種趨勢依然在發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區的村落文化將面臨無人繼承與保存發展的狀態。一些傳統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時期的留存,是人類先祖在完全適應與依靠自然的基礎上進行的創造。從現代的發展來看,大部分古舊民居等已經不是最適宜的人居場所。加之現在對此進行保護而實施的“修舊如舊”的原則,村民在古舊民居建筑中繼續生活具有一定的實際困難。如云南大理的諾鄧村,整個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問題一直困擾著整個村莊。從進村的路口到村內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臺階,現代化的摩托車、農用車等都只能停在山腳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馬馱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頂的民居中,這在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已經顯得極為不協調。
當前學術界對村落保護的研究一致認為,活態保護――即保留與傳承當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跡,認為這是活體保護的最好辦法。但是,我們要注意兩個事實,一是村落的青壯年人口的逐漸流失,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逐漸開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數量眾多的傳統村落已經開始成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節期間頓時熱鬧和擁擠起來,一派生機景象,但是這種熱鬧最多持續半個月。之后,隨著春節過后的農民工返城潮的到來,村落又恢復了一年中最漫長的寂靜景象。另外,眾多村落在歷史生成上主要是與自然相依相存,古舊民居建筑即便是維修堅固,原來的設計也已經不再適應今天舒適人居的標準與水平。綜合以上兩點,以動態和發展的眼光去預測今后的村落變遷,我們更多的焦慮是村落文化的傳承人問題。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建立文化生態博物館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數字化保護提升傳統村落文化安全的運用
在民族地區傳統村落文化生態保護區和生態博物館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對村落文化進行活體保護之外,還要運用數字化信息技術,以保障對民族地區村落的文化資源進行還原性、全景性的再現。以此,通過對文化遺產的全息還原與保護,構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在世界范圍內,最早利用信息化技術對文化資源進行保護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柬埔寨吳哥所實施的“世界的記憶”的項目。
我國對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宮是我國數字化保護文化遺產的最早受益者。數字化保護文化資源不是通常所說的運用照相機和攝像機的技術,而是利用計算機技術,通過保存、還原、處理以及再現的形式對文化資源進行真實性與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變遷處于永不靜止的動態過程中,放眼農村社會未來的發展變遷,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日新月異,村落的縮減依然在繼續。在村落總體數量以及村落人口數量都在呈絕對的下降之時,在民族地區村落建立生態博物館以及進行數字化保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潘守永認為,當前,我國生態博物館建設和發展雖然取得了一系列的顯著成績,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或不足,如目前的數量、規模距離我國民族村寨、工業遺產和古村古鎮等保護的實際需求還有較大差距;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制定一個全國性的生態博物館發展規劃,也沒有生態博物館建設管理的“行業標準”和機制,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處于一種“自發”狀態;目前的30多個生態博物館需要在功能和層次上提升;生態博物館的專業人才隊伍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提高;人們雖然對生態博物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當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確理解,個別知識精英甚至缺少“寬容態度”。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文化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在現代經濟的總體格局中作用越來越突出。傳統村落的傳統文化,在急速變革的社會中面臨著傳承危機,因此,適應傳統村落文化保護的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在村落文化安全構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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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旅游資源空間布局合理化的因素
旅游區域布局是從總體上對旅游生產力體系的地域空間配置,因此要實現旅游區域布局的合理化,就必須分析和考慮影響旅游區域布局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有資源因素、區位因素、市場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及政策、法規因素等。
1. 資源因素
任何產業部門的區域布局都必須以可靠的資源為保證,否則就會使該產業的發展陷入盲目性。旅游資源是旅游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其所具有的數量和質量不僅決定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規模及水平,而且決定著旅游產業的合理布局。通常,具有“壟斷性”的旅游資源,有較高的開發價值并往往發展成旅游業的“增長點”。因此,正確認識和分析不同地區的旅游資源品位、特點、分類及規模,是建立合理的旅游產業布局,確定旅游投資規模及資源開發時序,提高旅游區域布局效益的重要途徑之一。
2. 區位因素
區位因素是影響各經濟產業合理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優越的區位優勢不僅為旅游經濟活動提供有利條件(如通達性、便捷性等),而且對旅游產品的形成及旅游產業的布局都具有重要影響。
3. 市場因素
市場經濟作為社會經濟運行方式和社會資源配置機制,要求一切經濟活動都以市場為軸心,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旅游經濟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因而其整個經濟運行都必須圍繞市場來進行。
首先,從需求角度看,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的規模和水平表現在其對旅游客源市場擁有程度,而客源地的數量、客源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客源地游客出游人數等,都決定著一個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
其次,從供給角度看,一個地區旅游市場的大小還取決于其旅游產品供給及旅游服務水平,它不僅決定著該地區旅游市場接待規模,也決定著旅游市場的發育及旅游經濟效益的提高。
因此,在考慮旅游區域布局時,一方面要考慮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旅游客源市場的對象、范圍及變化趨勢,從而把握旅游市場的容量大小。另一方面又要根據旅游需求,合理布局旅游資源的開發及旅游產品的供給,從而形成合理的旅游區域市場定位,為合理的旅游區域布局提供依據。
4. 社會經濟因素
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其為旅游業發展所提供的有利條件或限制因素,直接影響到該地區旅游產業布局及旅游經濟的發展。通常,發達的經濟條件更容易為旅游業提供各種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手段及財力資源,并且往往具有較高的旅游服務和管理水平,從而增強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促進旅游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提高。
5. 政策、法律因素
經濟政策和法律、法規是政策部門的重要調控手段之一。運用經濟政策和法律、法規,不僅能加快旅游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旅游經濟在數量擴張、結構轉換和水平提高等方面同時發展,實現旅游經濟的良性循環;而且有利于促進旅游經濟布局的合理化,減少地區間經濟差異,實現總體效率與空間平等的統一。旅游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產業,如果沒有國家從政策和法律、法規等方面給予宏觀的指導和調控,旅游業不僅不能快速地發展,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因此,在考慮旅游區域布局時,一方面,從旅游經濟總體發展的需要來制定有利于旅游區域布局合理化的產業政策和法律、法規,引導旅游區域布局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又要根據已有的產業政策及法律、法規要求,合理地進行旅游產業的區域布局,從而促進旅游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
二、民俗旅游社區文化表達空間中的場景布置
1. 場地、場所、場景的關系
場地是建筑設計構思的基礎平臺,場地分析的重點是物質屬性和意義內涵的分析――設計基點和建筑幾何性構思的確立。
場所表達了場地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歷史、自然及風土的內涵,場所內涵的挖掘和揭示表達設計者的價值傾向及所創造的建筑空間秩序的應對和承載方式。
場景有機融合了場地和場所概念內涵的建筑意象,是在空間基礎的場所的營造,然后創造一種具有獨特場所形象的建筑并能撫慰人身心的空間。
2. 展俗旅游社區文化公共空間設計的重要性
民俗旅游社區文化公共空間設計的目的就是以極強的空間表現讓游客獲得一定的感官感受,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我們這里所說的民俗旅游社區文化公共空間概念不同于哲學時空觀中的空間范疇,它不僅是一種物質的客觀范疇,而且是一種文化社會關系。任何時代的人們,都無法脫離具體的物質空間和文化空間而生存。
這里要特別強調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與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區別。所謂“公共領域”是指從市民社會中產生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所謂“公共空間”主要是指在社會與國家之間人們實現社會交往和文化互動的場所。現代游客不停在各個民俗旅游區里面游走,以尋求一個適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氣質的民俗旅游空間。不同的民俗旅游空間,文化生態差異是很大的,以我省的安康和榆林為例,安康集中了我省最一流的南派民俗旅游風情,具有適合浪漫主義主義情懷的小資情調的民俗旅游者的文化表達空間。而榆林擁有省內最美麗的塞上風情,借助這一元素使那些喜歡大漠風情的民俗旅游者同樣獲得了自己的文化表達空間。
因此,民俗旅游社區文化空間的場景布置一旦失去其應該具有的場景時,民俗旅游地的色彩中就會失去最美麗的亮色。
三、陜西民俗旅游空間的文化定位
1. 民俗文化定位
保持民俗旅游空間生活場景的真實性,就是保持一種真實的民間生活習慣。因此,民俗文化的定位。就是在具有真實生活環境的中透視出五彩繽紛的各種文化生活習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本課題組提出保護的歷史街區,地方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護好這些歷史街區的真實的民俗文化生態環境。
北京市平安大街改造的失敗就是一個隆痛的教訓。改造后的平安大街被人稱為北京的“第二條長安街”。但是,因種種原因,開埠后的平安大街非常蕭條,分析其中原因,有一點是致命的硬傷,就是其民俗文化的空間定位出了問題。原本的平安街就是以幽靜、典雅的風貌、氛圍著稱的,改為“大街”,讓高密集度的文物古跡暴露出來,還能得到怎樣的保護?發達國家的大都會城市中有許多小胡同、老房子。保護得非常好的。在那里,現代與傳統的沖突也是非常突出,但是,這些國家始終把保護傳統放在首位。
對此,著名城市規劃專家袁家方教授說:“平安大街來得太突然。北京城不應該忘掉歷史,割掉建筑語言。寫在石頭上的歷史若真被后人遺棄,那真是一種悲哀,若有一天中國發展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時,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墮落。”
2. 地理區域文化定位
地理區域文化定位,就是將各種可以表現區域民俗特征的文化現象以整體的形式完整地體現出來。例如,通過青草、大漠,與氈帳、戰馬、勇士、歌舞、美酒、奶茶等文化形式,表現草原地理環境所體現出的地域文化氣息。在這個環節上,就是要做到文化與地理環境的匹配。在這一點上,山西省的平遙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在平遙,游客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入一戶人家,闖入別人的私密空間,滿足視覺的欲望,再加上打探些道聽途說的故事,更會獲得雙重的滿足。有的游客還會身體驗一下當地人樸素的生活,享受一下異趣。一般的旅行者帶回來的信息,都是只屬于平遙古城才擁有的異文化場景。在旅行者攝取的平遙場景中,沒有濫情的平遙,拍攝者沒有刻意尋找基本上都是代表古城符號的場景,以達到一種思古與懷舊的幽情。這樣的地理環境所展示的文化行為是游客到平遙旅游最需要的地理文化氣氛。
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一個沒有地域特色的區域,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旅游區。因此,陜西的地理區域文化定位就是一定要突出秦風秦韻。具體到市、縣、鄉、村都應該體現出具有地域風情的文化氣息。
四、陜西民俗旅游文化空間區域劃分
1. 陜西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
保護民間原生態文化是開展民俗旅游的基本前提,本課題組通過實地調查,篩選出九個具有生態文化形態的區域,作為重點保護對象,它們是:
(1)風翔“民間工藝品”文化生態保護區;(2)寶雞縣――隴縣“民間社火”民間社火文化生態保護區;(3)紫陽“民間茶藝、民歌”文化生態保護區;(4)安塞“民間腰鼓、剪紙、秧歌、窯洞”文化生態保護區;(5)韓城“民間建筑、民謠、方言”文化生態保護區;(6)銅川“民間制瓷”文化生態保護區;(7)佳縣“民間廟會”文化生態保護區;(8)丹鳳“民間建筑、酒文化”文化生態保護區;(9)寧(強)――略(陽)“羌文化”文化生態保護區。
2. 陜西“民間原生態文化”文化區分布狀況
(1)按所屬文化圈劃分。陜西所處的地理環境涵蓋了中國文化圈中的四大文化內容,表現之豐富,無疑是中國文化的心臟。1)黃河流域風俗文化圈(陜西關中地區以及延安地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地)。2)長江流域風俗文化圈(陜南地區)。3)游牧風俗文化圈(陜西榆林地區,特點是強悍勇武的民風)。4)“關隴文化”區域文化圈(陜西關中地區,特點是多民族共生,異域風情濃郁)。
(2)按陜西地理地貌可分。1)陜北為代表的黃土窯洞文化,具有典型的黃河文化特征。2)陜南為代表的巴楚文化。含有長江文化的豐富元素。3)關中平原為代表的則是南北文化融合區域。
(3)按農業元素劃分。1)陜北半農半牧文化區。2)關中麥黍文化區。3)陜南稻作文化區。
(4)按照氣候特征劃分。1)陜北大陸性溫帶氣候帶自然文化區。2)關中半濕潤性暖溫帶氣候帶自然文化區。3)陜南濕潤性北亞熱帶氣候帶自然文化區
陜西地域南北狹長,縱跨北亞熱帶、暖溫帶、溫帶三大氣候帶和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既有牛羊成群、大漠孤煙的塞上風光,又有五千年農耕文明的“八百里秦川”,還有被譽為“天然藥庫”和“植物王國”的秦巴山地。南北迥異的地理地貌和,豐富多樣的氣候特點,孕育出種類繁多的民俗資源,所謂的“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說法在陜西體現的尤為突出。
3. 陜西“民間原生態文化”副區分布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