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10:24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中美經貿情況報告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中國10萬多家民營科技企業中，總收入超億元人民幣的2627家，其中超10億、20億元人民幣的分別有245家和108家。到去年底，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已實現凈利潤1074．3億元人民幣，納稅1015．5億元人民幣，出口319．8億美元。
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透露，8月中旬將在長春舉行“中國民營科技企業促進會年會暨世貿組織與企業競爭力高峰論壇”。來自全國各地約五百名民營科技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將圍繞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如何應對加人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創新與產業化、風險投資與融資等進行探討和交流，共商民營科技企業發展大計。
據稱，民營科技企業實現民營機制與科技優勢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其超常規發展，已成為推動中國科技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國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向前十名攀升
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評價與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02年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繼續上升，正從世界排名第14位，向前攀升。
該報告是以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提供的，49個國家、地區的314個最新國際競爭力指標為依據，按照國際競爭力要素評價體系結構測算中國國際競爭力的。
報告表明，今年中國國際競爭力總體有所回升，已由去年的世界排名第33位提升到第31位。從要素來看：
2002年國家經濟實力競爭力繼續上升，主要表現在投資、儲蓄和適應性的競爭力有大幅度提高。但與此同時，最終消費競爭力有所下降。這一結果符合我國近兩年來由于需求不旺，儲蓄持續增加，在經濟增長壓力過大情況下，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導向。
2002年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了2位。其中匯率競爭力排名下降，但匯率政策的評分上升。國家保護的競爭力上升較大，與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減弱對本國經濟、貿易保護有關。經常項目差額、證券投資、商品及服務出口與進口競爭力均有所上升。2002年金融體系的競爭力世界排名第44位，比去年下移1位。
2002年科學技術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3位，比去年上升2位。除知識產權保護外，國民在國內外獲專利數和增長率都有大幅提高。R&D支出水平競爭力三年來逐漸上升，2002年排名29位。R&D人員、技術管理、科學環境競爭力分別上升了3位、5位、2位，但尚未達到2000年的競爭力水平。
2002年國民素質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7位，比去年提高3位。人口特征與就業由于總量大，增長快，仍是有競爭力的要素。教育結構、生活質量、態度和價值觀的競爭力均有大幅提高，這與我國積極推進科教興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以積極開放態度面對全球化有密切關系。中美貿易和投資高速增長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復蘇跡象，雖然復蘇進程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但對中國對美出口未造成明顯影響。同時，中國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增長。上半年中美雙邊貿易和投資都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
據中國海關統計，上半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419．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7％，美國繼續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上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298．7億美元，增長19．3％，美國保持了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的地位。中國自美國進口121億美元，下降3．3％。
中國對美出口的大宗產品有機電產品、家具、燈具、玩具、鞋類、紡織品、金屬制品和塑料制品等，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機電產品、光學儀器、醫療設備、化工產品、農產品(相關，行情)、塑料制品和飛機等。
另據外經貿部統計，上半年中國新批美國對華投資項舊1457個，增長18．74％，合同外資金額43．57億美元，增長17．38％；美商實際投資24．54億美元，增長19．71％。
目前美國500家大企業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國投資。截至2002年6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累計已達35362個，合同美資724．8億美元，美方實際投入369．24億美元。美國已連續三年成為對華實際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已遍及機械、冶金、石油、電子、通訊、化工、紡織、輕工、食品、農業、醫藥、環保、金融、保險等國民經濟的主要行業。
中國在美國興辦的貿易型和非貿易型公司也呈增長趨勢。截至2001年底，經批準的中國在美企業共656家，協議投資總額約9．3億美元，中方投資總額約6．9億美元，涉及的行業有工業、科技、承包、服裝、農業、餐飲、食品、旅游、金融、保險、運輸等。
今年上半年，中美兩國保持了高層往來的勢頭。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華。隨后，中國國家副主席5月份訪問美國。兩國經貿部門之間的交流也十分活躍。4月初，美國貿易代表佐力克訪華；4月下旬，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來華與中國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共同主持了中美商貿聯委會第14次會議。兩國高層頻繁的往來，為兩國發展經貿關系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中美貿易；貿易摩擦；現狀；特點；趨勢
[中圖分類號]F75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1）08-0007-02
一、引言
中國和美國是國際上目前名列前茅的經濟主體，同時，中美之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特別是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大幅上升。因此，研究中美貿易的現狀和趨勢，以及目前兩國之間存在的貿易摩擦問題，不僅具有典型性，同時，也對我國今后的戰略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中美貿易現狀
目前，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貿易伙伴為歐盟，日本居第三位。而中國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雙邊經貿合作與發展呈現出持續擴大的態勢。
自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以來，兩國經貿合作交流呈穩步上升之勢。1972年，中美兩國貿易額僅為1288萬美元。在此后的30多年里，該數目基本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美貿易額迅猛增長。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基本保持著較大的貿易順差優勢。僅僅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雙邊貿易增長出現下滑。據中國海關網站消息，海關總署最新報告指出，2008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達3337.4億美元，同比增長10.5%，增速為入世7年來的最低點。2008年中國對美國出口2523億美元，同比增長8.4%，7年來首次降至個位數；自美國進口814.4億美元，增長17.4%；對美貿易實現順差1708.6億美元，增長4.7%。2009年中美雙邊貿易額為2982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2208億美元，下降12.5%；中國對美國進口774億美元，下降4.8%。美方貿易逆差為1434億美元，下降16.1%
三、中美貿易的特點
1.中美貿易規模大，發展迅速
中美貿易關系自1979年兩國建交以來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中美雙邊貿易在世界貿易中占很大份額。尤其自2002年起，伴隨著中國加入WTO，中美經貿關系更是進入加速增長的新階段，至2007年，6年中美兩國貿易年均增長率達到27.2%。隨著雙邊關系不斷深化，中美已互為第二大重要貿易伙伴。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08年美國向中國出口商品總額達697.32億美元，自中國進口商品總額達3377.72億美元，而1989年的數據僅為58億和119億美元。
2.中美貿易商品結構以互補性為主
中美兩國貿易有很強的互補性，且在自由貿易的框架下這種互補還存在非常大的發展空間。這是由中美兩國不同的比較優勢以及在國際分工中各自所處的位置決定的。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玩具、燈具、鞋類、服裝、家電、五金產品等。而美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優勢明顯，美國向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機械設備、農產品、航空器、電子產品、化工產品等。其中，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占相當大份額。另外農產品在美國屬資本密集型。這都體現出了美國的比較優勢。
3.中美貿易關系的不平衡性
（1）中美貿易順逆差的不平衡性
按照美方統計數據，2008年美對中貿易逆差為2680億美元，比2002年的1031億增長了160%。造成美方貿易逆差的原因很多，或者可以說貿易赤字是美國財政赤字的一個部分。中美貿易的順逆差情況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跨國公司帶來貿易的轉移密切相關，美國本身的產業結構調整、對華出口管制等也是重要因素。但美國把中美貿易順逆差的問題歸咎于中國因素，并以此挑起貿易爭端。
（2）中美相互貿易依存的非對稱性
在中國政府一直推行的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下，我國外貿依存度比較高，已超過60%。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也是相當高，而美國隊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較低。這種相互外貿依存的不對稱性主要表現為中美貿易在雙邊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對稱。正是因為這種不對稱性，美國經濟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較為顯著，使得美國對中國有著較大的經濟約束力，從而在中美雙邊經貿問題上較具進攻性。
四、中美貿易主流趨勢
1.貿易摩擦：日益復雜的新問題，可能受影響而加劇
美國是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自1980年7月2日美國對中國薄荷醇進行首次傾銷調查以來，共對我國出口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涉及中國產品的范圍非常廣泛，如紡織、家電、家具、化工、五金及農副產品等制造業，涉及的金額呈擴大趨勢。反傾銷摩擦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重要形式，同時技術性貿易壁壘摩擦是兩國貿易摩擦的新形式，知識產權摩擦也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新內容。
2.中美貿易摩擦焦點凸現，貿易摩擦的領域不斷轉移和擴大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美在多十領域存在貿易摩擦．且摩擦的范圍有越來越大的趨勢，其中紡織品、農產品、鋼材、知識產權以及最近包括匯率、貿易失衡等在內的宏觀經濟領域是摩擦的焦點。
3.新趨勢：摩擦不斷升級，形式更加隱蔽
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但是形式更加隱蔽和合法，摩擦涉及到社會經濟、政治和國際宏觀經濟穩定等方面的問題，從貿易層面漫延到整個社會層面。
自美國2004年3月18日上訴WTO指控中國對進口半導體征收歧視性關稅以來，單一的單邊訴論正在演變成多邊訴訟，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紛紛加入訴論中國傾銷和補貼的貿易中來。中美貿易摩擦還披上了“人性化”的外衣，由最初的貿易壁壘開始轉向社會壁壘。
五、結語
大國之論，“和”則兩利。當前，美國經濟復蘇進程仍不穩定，消費市場回暖尚需時日，經濟形勢起伏不定與失業率高導致美對華敵意仍未消退。但中美兩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已形成相互開放、彼此依托的關系，“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已成為雙方共同的認知。當前中美兩國間雖橫亙潛在陰影，但對話與協作仍是雙邊貿易的主題，雙方互惠關系有待進一步加深。
[1]周穎.中美貿易：摩擦中前行[J].中國海關,2010(5).
[2]謝琳.后金融危機時代中美貿易現狀及其改善策略[J].商業時代,2010(3).
中美經貿摩擦在中美建立正常經貿關系之后不久就開始，并隨著中美經貿交往規模的迅速擴大而愈演愈烈，從紡織品、服裝、鋼鐵，到農產品、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安排等諸多領域。然而，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摩擦，并沒有阻礙中美貿易發展的進程，相反，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在紛起的摩擦戰火中持續增長。
中美貿易為什么會出現嚴重的失衡
中美貿易出現嚴重失衡的狀態，實際上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客觀地說，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這應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眾所周知，對外貿易的規模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體現。伴隨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對外貿易也迅速發展起來。貿易地位不斷上升。1980年，中國在世界貿易中排名第26位，到2005年已經排在世界第3位。與此同時，中國產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不斷上升，并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
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顯著變化。1971年是美國比較優勢發生變化的轉折點。1971年以前，美國貨物貿易一直是順差，而服務貿易為逆差，總貿易額為順差。但從1971年以后，美國的貨物貿易出現了逆差，而服務貿易轉逆差為順差，總的貿易額從順差變為逆差。從此，盡管服務貿易連年順差，但一直不能彌補貨物貿易不斷增長的巨額逆差。進入2000年以來，美國一方面貨物貿易赤字不斷加大，另一方面服務貿易順差連年減少。到2005年，其貨物貿易逆差達7821億美元，創歷史紀錄；服務貿易順差為563億美元。兩者相抵，美國仍有7258億美元的逆差。貿易逆差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3%上升到2005年的6.5%。
顯然，這反映了美國比較優勢由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即美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中美貿易結構也反映了這一點。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處的報告，2004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增長率為20%，同期美國服務業出口增長率僅為11%；美國對華服務業貿易順差達16億美元。
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是導致中美巨額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要素稟賦不同，中美兩國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長期以來，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游戲機、家用電器和旅行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訊設備和化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糧食、棉花等農產品。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處“美中貿易關系報告”，2005年，美國1/3的大豆和棉花出口到中國。中國已成為美國上述兩種產品的最大進口國；同年，中國還是美國第二大民用飛機出口市場。
但是，多年以來，美國死抱住冷戰思維不放，一直把中國視為潛在的敵人，實行對華設置出口限制的政策。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覆蓋了2500項產品，這些產品從軍事角度看屬于敏感產品，在出口前需得到美國的出口許可證。出口管制的結果，科技最強大的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貿易出現的逆差占到其整個對華貿易逆差的23%左右。
中美貿易的嚴重失衡也是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根據美國國際研究所研究，美國從中國進口的90%是替代原來從東南亞或南亞低工資國家的進口，只有10%是來自中國的直接的競爭。這就是說，由于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美國同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連同貿易摩擦都轉移到了中國。
中國目前的貿易主要模式是：從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以及歐洲國家如德國進口高技術貨物和中間投入品，從亞洲、拉美、非洲等地進口原材料，然后將這些進口投入加工成中等技術含量的消費品，銷售到歐美市場。相應地，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地是周邊國家和地區，而對歐美，特別是美國形成大量貿易逆差。
中美貿易的嚴重失衡也源于統計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由于轉口貿易統計問題，導致中美雙方貿易差額統計的巨大差異。迄今為止，中美雙邊貿易仍有相當數量通過香港轉口。因為美國出口以消費國為記錄標準，一般根據出口商的海關申報記錄，因此，美國對香港的出口，無論是否經香港再轉口中國，一律看作是對香港的出口。這樣美國官方統計的美國出口中國的貿易數額實際上只是對華直接的出口數據，這顯然漏算了美國商品經香港轉出口（間接出口）中國的數額，低估了出口中國的貿易額。在進口統計方面，美國進口嚴格遵守原產地原則，因此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數據已經包括了直接進口和香港轉口部分，不需要調整；而中國學者認為美國進口中國商品時，將香港轉口中國大陸的增加值也統計成來自中國的進口，因而高估了進口額度。國內學者認為，由此產生的統計誤差達40%～50%。
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經營活動沒有準確地反映在國際貿易統計中。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的貢獻達50%以上。在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外商企業貢獻率更高達60%和80%以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對華投資規模的擴大，對中國市場投資的不斷縱深發展，跨國公司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的直接對華出口，使美國對華出口數額進一步減少，從而使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美貿易失衡對中美貿易發展的影響
中美貿易失衡、雙邊貿易摩擦對中美貿易的發展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阻礙。相反，中美貿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自2001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是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增長的5倍，中國成為美國主要貿易伙伴中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5年中美貿易額達2853億美元。其中，美國自華進口為2435億美元，對華出口為418億美元。中國統計則顯示，2005年中美貿易額2116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額為1629億美元，自美進口額為487億美元。
誠如羅伯茨指出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不會影響美國的利益，任何試圖消除貿易逆差的政策都會導致弊大于利，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國內宏觀經濟失衡。
與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不同，由于日本對美的大量貿易順差，導致美國國內大公司的反日情緒，要求政府對日本實行貿易限制。今天，在美國國內要求對華實行貿易限制的主要是一些小公司，而大公司作為中美貿易的受益者，普遍反對對華進行貿易限制，這構成美國內一支重要的維護中美貿易發展的力量。
中美經濟貿易關系發展到現在，雙方已互為重要貿易伙伴，經濟上相互依存，這使雙方有了一個和平解決經貿問題的基礎。
盡管中美貿易失衡不會構成雙邊貿易的實質，但是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卻值得我們關注。
貿易失衡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機會成本。由于外貿持續順差加上外資大量流入，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中國央行被迫購買大量的外匯。到2006年10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高達1009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元儲備為主。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龐大的政府赤字和居民家庭資產赤字的結果，是美元的走低。在此情況下，中國擁有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資產、對美國政府持有的長期債券資產就會縮水，形成大量的外匯資產損失。另一方面，由于美元購買力正在下降，盡管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大幅上升，但以黃金和石油計價的外匯儲備余額增長幅度相對大幅減緩，造成了我國國民福利的流失。理論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是一個資本稀缺的國家，但是事實卻是資本稀缺的中國在向資本豐裕的美國低息放貸。這是有悖經濟學常理的。
貿易失衡有可能成為中美貿易摩擦激化的導火索。隨著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地位的提高，與美國經貿關系的加強，中美貿易摩擦將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存在，形式也將多樣化。與此同時，由于中美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存在著差異，美方的防范意識也將繼續作用于中美經貿領域并對中美貿易產生影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更多地吸引了美國政治家的注意力，這將有可能對美國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
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中國近些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帶動因素是投資和出口，居民消費低迷。這種增長模式下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必然導致對出口依賴的進一步加強和外部失衡的加劇；另一方面，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將對原材料需求增加進而拉動這一類商品的價格上揚，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經濟過熱壓力加大，同時，由于中國對進口原材料的依賴，也會使中國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
有鑒于此，假如我國政府不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采取相應的措施，長此以往，不僅會損害國家的經濟利益，甚至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也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在政策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以盡量減少中美貿易失衡帶來的不利影響。
對我國貿易政策調整的建議
當前，在不損害中國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政府應當怎樣調整對外政策呢？
應適當調整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對于小國而言，偏向出口的增長模式有利于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改善福利，但是，對大國而言，這種增長模式在帶動出口增加的同時，會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影響福利的改善。根據胡鞍鋼計算，1996～2004年，中國因貿易順差而導致的消費者剩余減少達2600億美元；而由于中國出口退稅補貼、價格低廉、中美貿易失衡等因素，美國消費者的福利增加達7000～8000億美元。大國實施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不僅有可能導致福利減少，更易引起貿易失衡，導致產生貿易摩擦。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是緩解貿易摩擦、改善貿易條件的途徑之一。
減少對出口企業的出口退稅和補貼，激勵企業實現技術升級和技術創新，通過自創品牌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自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出口企業的出口退稅占出口額的比重由2.4%上升到8.6%，占GDP的比重由0.3%上升到3.1%，占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由2.6%上升到29%。這種政策無疑推動了出口增加，但同時也產生了“劫貧濟富”的影響：在國內，成為中央財政對富裕的外向型沿海地區的財政支持；在國際上，中國政府對出口企業的退稅成為對主要出口國的補貼。以價格優勢帶動出口越來越成為中國企業出口的瓶頸。只有通過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創建自有品牌才能帶動可持續的出口增長。
關鍵詞：經濟危機；輪胎特保案；中美貿易摩擦；中美貿易前景
一、輪胎特保案
美國總統在2009年9月12日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帶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輪胎特保案為美對華實施的首例特保，該案將不僅影響到中國近20億美元的出口和10萬人就業，還可能被美其他行業與其他WTO成員國效仿，產生連鎖反應，對于恢復中的世界經濟也是極為不利的。隨即，中國商務部公布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與輪胎特保案涉案金額大體相當，顯然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美經濟對話，已從以往主要由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指手畫腳，要求中國加快開放金融市場，轉變為中國對在美投資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這場以“特保案”為開端的貿易糾紛并沒有因中國的忍讓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爭端必然將到達新的，這種背景下的中美貿易關系也應引起重視。
二、中美貿易關系現狀
中美建交30年來，雙邊的貿易關系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自1993年以來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且從2002年以后順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貿易一直處于不平衡狀態。2009年前6個月，盡管受到經濟危機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嚴重沖擊，中國仍然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中美貿易差額的連年上升也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主要集中在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升值和反補貼領域。
1.中美貿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規模最大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兩國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的發展特點決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決定的，甚至這也包括現行貿易統計體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貿易差額。
(1)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分工
中美貿易差額的不平衡，實質是國際分工所處位置高低不同導致的利益分配鏈條上的層級關系，美國處于國際分工的高端，而我國處于低端，現行的貿易統計體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國際商務活動的實際情況，從而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大力倡導推進經濟全球化戰略，發達國家將許多制造業的生產轉移到亞洲發展中國家，于是才出現了大量物資產品在亞洲生產并向西方國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國經濟活動人口達7.8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明顯，這也正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國投資，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85％左右來自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國企業。從本質上講，這種貿易加工型產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著中國出口能力的增強，對美貿易順差的大部分利潤還是流向了外資企業。
(2)美國對華出口管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美國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性產業，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業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需要進口大量的工業制成品，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需要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但中國作為美國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國家之一，中國無法從美國進口到大量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對于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美國政府難辭其咎。
(3)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中國加大外資BI進力度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產業調整和升級，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西方出口摩擦比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基地轉移到中國，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國進行加工組裝，繼而出口到歐美的加工貿易格局。因此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基地，這些國家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也將其在美國的市場和貿易順差轉嫁給了中國。可以說，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貿易關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延續，體現著中國獨有的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貿易差額的統計原則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Lawrence J.Lau認為，夸大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于進出口統計的產銷國原則、進出口計價因素、香港轉口貿易因素、服務貿易因素所導致的。中美貿易差額統計應作四項調整：第一，船邊交貨記錄原則轉化為船上交貨記錄原則及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調整；第二，通過香港或其他地方轉口貿易扣除；第三，轉口貿易加價；第四，服務貿易調整。
2.摩擦原因
隨著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快速增加，美國為減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對中美貿易進行干預，設置貿易壁壘，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屢屢受阻，包括技術壁壘、知識產權和貿易救濟等。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增多，涉及金額越來越大，涉及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不僅包括紡織品、農產品、輕工產品，更涉及到機電產品和一些高科技產品。美國對華貿易救濟調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兩種擴展為了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四種。
(1)美國國內政治因素
自冷戰結束以來歷次總統選舉中，對華政策總是兩黨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言論。
針對此次的輪胎特保案，關鍵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來與工會組織關系密切，維護工會組織的利益，是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考察奧巴馬總統白宮之路，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始終充當了堅定地支持者。為感恩，當選總統的奧巴馬自然要給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相應的利益表達權。就此而言，奧巴馬通過輪胎特保案一點都不為怪。
(2)不斷擴大的中美貿易逆差
統計數據表明，經濟危機下，美國出口貿易額下滑嚴重，2009年前六個月，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303.9億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國進口1334.4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1030.5億美元，為保護本國產業，美國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設置壁壘，挑起中美貿易糾紛。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沖突
亨廷頓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摩擦并非只是簡單的經濟摩擦，
而本質是“文明的沖突”，即儒家文明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人類最大分歧和沖突的主導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突將主宰政治，文明的差異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亨廷頓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對美國的安全會構成威脅。形形的“中國”在西方及亞太地區甚囂塵上，尤以美國為甚。顯然，中國與美國頻發的貿易摩擦是現有的經濟格局不能適應一個新興國家和平崛起的真實寫照。
三、中美貿易關系前景
雖然在現階段全球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糾紛不斷升級，但中國對美國的反擊還是有所節制的，為對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貿易關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斷發展，兩國間貿易機會不斷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國貿易公司今年8月報告表示，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出口國，尤其是在目前美國經濟開始反彈的情況下。至2008年底，約有1200家來自中國內地的公司在美國開設分部，為當地創造了7300多個就業崗位，去年，中國對美國貿易投資金額達到4.62億美元。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與挑戰，但兩國的經貿關系始終是不斷擴大，不斷發展。因為發展的基礎是中美兩國人民從中美貿易發展中得到了切實的利益，中美經貿發展前景是樂觀的。
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注定會是非常復雜的，互利雙贏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顯著特征，中美的貿易合作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做出巨大貢獻。
總之，中美兩國貿易關系的發展是在曲折中前進，既存在貿易摩擦，也有經貿合作。雙邊經貿關系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和企業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個世界經濟和貿易關系的恢復與發展。只要中美兩國，高瞻遠矚，以建設性的態度冷靜處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堅持平等、發展、互利，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系必定迎來新的。
四、中國政府，企業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于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件包含的一個復雜因素便是美國政府繼續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即母國市場銷售價格不得作為衡量該產品在美國是否不公平低價銷售的標準。
中國企業要想成功應訴反傾銷案件十分困難的局面仍然難以改變，如果中國企業說服美國政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那么中國企業贏得反傾銷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強產業內企業的交流合作
國內產業重復生產，惡性競爭，導致竟相降價，是導致反傾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潤有限，競爭無限的狀況下，產業內同行業企業應進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個企業企圖獨占一個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階段市場以競爭為特征，同行業企業，一定要加強合作，細分市場，避免在某個市場競爭過度，而在另一處市場處于真空狀態。
3.擴大內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賴關系的不對稱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兩國貿易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從現階段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來看，我國應將經濟調控的重點放在拉動內需上，最龐大的人口數量，造就了廣闊的市場，而且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4.構建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應包括下列指標：外國附屬機構的進口、外國附屬機構的粗口、外國附屬機構在我國的銷售、外國附屬結構在我國當地的采購、外國附屬機構在我國發生的相關成本等。更科學合理的反映我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改變現行統計體系給我國造成的不利局面。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新近的中國物流發展報告預測，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快遞企業(年經營額2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業務收入將達到700億元，快遞業務量將達到30億件：加上其他快遞物流實體的經營業績，全年快遞市場經營額將達850億元，快遞業務總量將達到32億件左右。
雀巢111億元收購徐福記六成股權
7月11日，雀巢和徐福記共同宣布，雙方簽署了合作協議。根據擬定的協議，雀巢有意以總價格21億新元(約合111億元人民幣)取得徐福記60％的股份，徐氏家族將持有40％。徐福記現任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徐乘將繼續管理新的合資公司。
周小川：中國將繼續投資歐洲金融市場
7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采訪時表示，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歐洲金融市場都是中國主要投資市場之。
他表示，中國作為國際金融市場負責任的投資者，對歐元區和歐元直保持信心，并將繼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揮積極和穩定的作用。
中美簽署反壟斷合作諒解備忘錄
為加強中美反壟斷領域合作，中國三家反壟斷執法機構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國家工商總局7月27日與美國反托拉斯執法機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在京共同簽署了《中美反壟斷和反托拉斯合作諒解備忘錄》。
二季度中國企業IPO融資額占全球31.6％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7月14日的第二季度lPO研究報告表示，即使全球經濟充滿不明朗因素、lPO表現不盡理想，但全球lPO融資額于第二季度仍按季增加39％，共有378宗，集資額達646億美元。盡管lPO活動放緩，2011年第二季度，中國企業lPO宗數及融資額均居世界第 ：共有108宗lPO，融資總額達204億美元，分別占全球lPO宗數的28. 6％和融資總額的31.6％。
從安永提供的數據來看，中國企業的IPO活動在今年第二季度有所放緩。盡管海外投資者對“泡沫”的擔憂依舊，對上市企業估值產生重要影響，但在長期上投資者仍舊看好中國概念市場的巨大發展潛力，因此愿意給出較高的估值。
英拉成泰國首位女總理
7月4日，原本在泰國政界默默無聞的女人英拉，在總理競選中，擊敗了候選人獲勝。
至此，媒體對英拉的關注度也再次提升。這是自1932年施行君主立憲制以來，泰國迎來的首位女總理。作為前總理他信的小妹，英拉在競選中毫不避諱這種親屬關系。
中國與東盟建5個經貿合作區預計投資8億美元
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7月26日在國新力新聞會上透露，目前中國與東盟成員國正在建設五個經貿合作區預計初步投資達到8億多美元。他同時指出，有信二、在2015年實現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5000億美元的目標。
節能減排定方案資源環境稅費改革或加快
7月19日召開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審議并原則同意“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以及節能目標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并研究部署了相關工作。會議明確了節能減排促進經濟轉型的發力方向，包括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推進資源稅費和環境稅改革等。
朱民正式上任lMF副總裁
7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正式任命戴維利普頓(Davld Llpton)為第一副總裁。利普頓目前是美國白宮的經濟顧問，以危機管理技能而著稱。
與此同時，lMF任命前中國央行副行長朱民為副總裁，與其他三位副總裁道為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供支持。
摘 要 隨著貿易摩擦日益復雜，中美貿易不平衡由綜合因素造成：國際貿易產業的轉移，中國企業自身因素，人民幣升值，高科技產業及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等。中國堅持經濟結構調整重視國內需求將使資源由出口部門逐漸轉移到非出口部門，自主創新，從而減少對外貿易依存度，逐漸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
關鍵詞 反傾銷 反補貼 技術性貿易壁壘 貿易保護主義 自主創新
中美貿易關系自從兩國建立貿易關系以來就在摩擦和曲折中發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審議，與貿易有關或者無關的人權問題，正是中國“入世”前中美貿易關系特點的真實寫照。中國“入世”隨著兩過經貿關系的發展，貿易摩擦出現的頻率反到有所增加，美國成為了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美過公司對海外競爭對手提出的傾銷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國。盡管龐大的美國市場和迅速崛起的中國市場，以及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使得這兩個國家相互之間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如此激烈的貿易摩擦，不禁讓人擔心中美經貿關系的前景。美國貿易不是單純的經濟決策，而是經濟利益和政治現實的平衡。
一、中美建交回顧
中美兩國1979年建交，1980年開始相互給與最惠國待遇，自此雙邊關系迅速增長，到了2006年兩國貿易已達到2627億美元。中國不僅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中國眾多的人口和高速增長的經濟更是美國巨大的潛在出口市場。2006年美國對華出口592億元,同比上年增長21.8%。2006年美國對華進口為2035億美元，同比上年增長24.9%。
此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吸引外資的國家之一，而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第二大投資伙伴，摩托羅拉、可口可樂、朗訊、通用電器、通用汽車等美國大公司均在華投資。中國市場對美國的潛在和現實吸引力是巨大的。
二、貿易摩擦：日益復雜
美國是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自1980年7月2日美國對中國薄荷醇進行首次傾銷調查以來，共對我國出口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涉及中國產品的范圍非常廣泛，如紡織、家電、家具、化工、五金及農副產品等制造業，涉及的金額呈擴大趨勢。反傾銷摩擦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重要形式。
反補貼是繼反傾銷之后的另一種非關稅壁壘。2006年11月20日，美國商務部公告，宣布對來自中國的平張涂布紙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2007年2月2日，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指責中國為國內制造商提供補貼以刺激鋼鐵、木材產品和信息技術行業的出口。
技術性貿易壁壘摩擦。目前，美國設有技術標準和政府采購細則等在內的標準5萬多個，私營標準機構、專業學會以及行業協會等指定的標 準也有4萬個以上。中國幾乎所有出口產品都受到美國技術標準和法規、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包裝要求、檢驗和檢疫規定以及環保等方面設置的限制，兩國在技術貿易領域經常出現摩擦。
知識產權摩擦。知識產權、專利的外溢會影響到美國在對外貿易中的獲益。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增強，美國在華利益涉及知識產權的份額日益增加。2005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推出《特別301評估報告》,提出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程度達90%以上，給美國造成28億～35億美元的年損失，將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
三、 原因：貿易發展不平衡
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雙方之間貿易發展不平衡，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嚴重。自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后，雙方之間貿易差額不斷擴大。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最大出口市場和順差來源地。
（一）國際貿易產業轉移
中美貿易差額正是國際貿易產業轉移的結果，更進一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制造業轉移的結果。在中國的出口結構中，有一部分是由內資企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另一部分是由中外合資或獨資企業生產的帶有一定技術含量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產品。這部分產品出口占中國總出口額的60%以上，是構成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部分，其中利益的大部分為跨國公司所得，中國只得到其中很少的加工利益。因此，在中國外商投資企業中占大部分份額的美國跨國公司，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在統計數據上的不平衡，但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背后隱藏了美國企業及關聯產業的巨額隱性收益。
一項資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國公司的關聯交易，美國貿易逆差將下降2/3，對華逆差下降30%；扣除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的因素，美國對華逆差將減少73%；如 果再扣除加工貿易部分，這個數字將減少91%。所謂的“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是產業國際轉移背景下的國家間利益博弈，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低端制造業轉移，是跨國公司進行生產和經營環節的重新配置的結果。
（二）國內自身因素
在這場貿易戰爭中，中國也有一些促使貿易摩擦惡化的因素存在。由于我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源密集型的產品，商品結構低下，再加上我國人力 資本相對便宜，出口商品在價格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客觀上會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沖擊。我國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改善出口商品結構。在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外資的情況下，貿易摩擦的惡化將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調整出口商品結構、穩定出口的情況下，應進一步以擴大內需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
在大國興起的過程中,特別是當成為貿易大國時,必然會引起國際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 格局的巨大變化,這就致使新興大國往往同現有國際體系和現有大國在經貿領域發生沖突, 從而導致既得利益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博弈。因此當大國興起時,戰略性貿易摩擦的出現 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目前,中國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而中美間 的貿易摩擦也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
[關鍵詞] 大國興起 興起的中國 中美貿易摩擦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國際關系理論中關于大國興起與大國沖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國興起的影響以及大 國興起與戰爭之間的關系上。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是世界變化的主要 原動力,它影響到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力量以及各個國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盡一致,因此當前大國間的沖突更多的表現為大國間的經濟沖突,日美 經濟戰和中美經貿摩擦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概言之,新興大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 當成為貿易大國時,必然會引起國際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這就致使新興大 國往往同現有國際體系和現有大國在經貿領域發生沖突,從而導致既得利益國家與新興大國 之間的博弈,因此當大國興起時,戰略性貿易摩擦的出現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觀必然性。
目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盡管從表面上看,大國之間的戰略 性貿 易摩擦源于某些經貿因素,如產業結構、經濟政策、交易慣例的差異等,但究其實質是大國 之間對于國際地位和戰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貿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經濟摩擦的關鍵,美國對中國耿耿于懷的核心在于對其優勢旁落的憂慮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視角,從大國關系的戰略高度來分析和總結中美貿 易摩擦的演變過程和規律性內涵。
大國興起與國際摩擦相關理論
(1)霸權周期論。該理論指出任何霸權國家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 [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 頻繁的經 濟摩擦。無論是19世紀40年代英國霸權的上升時期還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霸權的崛起,抑或 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英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紀70年代 日本、德國經濟的崛起,國際經濟領域的摩擦都有極為顯著的變化。金德爾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部分地是英國作為霸權國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給 尚未完全形成霸權國家的美國而不幸落地的結果。拿這一理論來檢驗戰后的貿易政策,可以 發現,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它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一旦其霸權地位下降, 便逐步從自由貿易的立場后退,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導致貿易爭端不斷。
(2)世界體系論。世界體系論認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權周期, 世界體系論以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體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權興衰的經濟根源。這就是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 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在維護霸權利益的同時,自由主義也孕育了霸權衰落的種 子,因為自由貿易難以阻礙技術知識在國家間的傳播。在此情況下,其他國家將有可能依托 最先進的技術和裝備躋身于最有利潤的市場,以此蠶食霸權國家生產率優勢的物質基礎,進 而再度引發各國間的激烈爭奪,導致霸權國家走向衰落和國家間關系的重組,進而爆發一系 列的經濟摩擦。吉爾平提出當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區經濟充分發展,足以脫離對核心區的依附 并使投資條件有利于邊緣地區時,核心國家就會采取保護主義的經濟策略,而這種策略有利 于本國經濟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核心區經濟的衰退以及邊緣地區經濟的起飛,老的核心區 與新的核心區就會在市場、原材料以及投資方面不斷發生沖突,而沖突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 各種經濟摩擦,這種經濟摩擦會一直持續到新的核心國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沖突論。文明沖突論由美國著名政治學大師塞繆爾•亨廷頓[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戰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經濟因素等而 成為今后 觀察、討論、判斷一切國際紛爭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沖突將發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國家和集團之間,人類的最大分歧和沖突的主導因素將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 突將主宰政治,文明的差異將成為未來的戰線。美國“9•11”恐怖事件的發生,不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驗證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預見性,即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兩大文明的沖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頓對中國的興起表示了擔擾,他認為,中國的 歷史 、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一個統一的 、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亨廷頓認為, 美國與中國的摩擦 并非只是簡單的經濟摩擦,而本質是“文明的沖突”,即儒家文明對西方文化的沖突。
(4)國家生命周期論。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4]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提出的 。它實際上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家競爭的結果。國家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其經濟發展 的歷史軌跡存在一個生命周期。作為認識中國興起的歷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鋼教授認為 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是: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820―1950年)、經濟追趕期(1951―2020年)與經濟 強國期(2020―2050年),其構成了中國興起的軌跡與效應。其中1950―1980年可視為中國 的國家成長期,1980―2020年可視為中國進入迅速發展期。顯然通過以上分析,當一個國家 進入迅速發展期時,由于一國的興起,不可避免地要對他國產生挑戰。興起的大國意味著該 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上升,意味著它要與原先在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分享在國際 事務中的主導權,因此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沖突,可想而知,在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 的今天,經濟摩擦首當其沖。
應該說上述理論更多地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國興起過程中的國際摩擦現象。本文 更加關注中國的興起過程中中美貿易摩擦狀況。
大國興起與國際經濟摩擦的必然性
1.大國興起與貿易利益沖突
在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1953年以來著名的演講之后,國際貿易專家開始認識到,一 個落后經濟的生產率增長有時候可以降低技術更加先進的貿易伙伴國的整體福利,希克斯給 出一個直觀的李嘉圖模型,用以說明一個國家的生產率的增長對它自己以及其貿易伙伴的福 利影響。他得出的結論為:一個貿易伙伴生產率的無偏向增長將使兩國受益,當增長集中在 出口產業時,同樣對兩國都有利,但是當一國的貿易伙伴的進步集中在進口產業時,該國的 境況就會惡化。多恩布什、費希爾和薩繆爾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圖模型中再度運用了希克斯的思想,給出了一個創造性的圖形分析法,他們的結論 與希克斯一樣,認為落后國家無偏向的技術變化對兩國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時也指出技術 從一個高工資國家向一個不太先進的低工資國家的轉移可能損害轉移國家的福利。隨后克 魯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個技術先進國家和相對落后的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問題 , 他發現先進國家的發展總是對貿易雙方都有利, 而相對落后的國家的發展盡管總是對它 本身有益, 但是對于先進國家是有害還是有利則取決于不同的情況。上個世紀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對一國某產業進步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得出的 結論是:一國生產率的進步總是對它本身有利,但是對其貿易伙伴的影響則取決于對進口產 業的有害影響以及對出口產業的有利影響之間的平衡。
近期拉爾夫•戈莫里與威廉•鮑莫爾[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對傳統貿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們從生產力發展變化的角度“不經意”間闡釋了貿易摩擦的 成 因。他們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經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衛•李嘉圖時代科技 發展緩慢,工商業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已讓位于一個制造品、日新月異的技術變化以及從規 模經濟中獲益的大型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現在不存在一個單純基于國家自然優勢來實現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經濟結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產業進入困難(高啟動成本)與一國生 產能力的變化導致的許多可能的穩定結果。在眾多結果中,實際情況通常是對一國來說最佳 的結果往往對它的貿易伙伴國不利。他們的結論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將從其非常落后的貿易 伙伴發展新產業從而使生產率獲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該貿易伙伴的進步一旦超過了某 一發展狀態,就會引起貿易雙方利益的沖突。也就是說在現代世界經濟中,一國生產能力的 提高通常會損害他國的整體福利,這意味著一國生產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犧牲他國的總體福利 為代價,國際貿易可能導致各貿易國之間的重大利益沖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貿易國的福利。 顯然,在貿易雙方利益沖突的過程中,貿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現。
2.大國興起決定中國已進入國際經濟摩擦時代
大國的興衰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基本邏輯,國家的興盛與衰敗是人類社會發展永恒的主題。“ 興起”是一個大國從落后轉向興盛的過程,它必然經歷一個“迅速發展的階段”。一個大國 的興起,尤其是當其成為貿易大國時必然引起國際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從 而導致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博弈。現代中國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 勢,也引起全球各國的極大關注。
應該說,興起的大國無法避免對他國的挑戰。相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非零和關系,國家興 起卻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質。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并不必然影響其他國家的生存和 發展,所以各國可以和平相處。而一國的興起意味著該國國際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著它 要分享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這必將對霸權國家構成挑戰。國際社會作為一個無序的社會 體系,國與國之間國際主導權的更替只有一種方式,即競爭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競爭) 。在通過實力較量進行領導權更迭的國際社會中,新興大國對領導權國家的挑戰不可避免。 這種國際領導權的競爭起初多是通過武力競爭實現的,但隨著國際環境的巨大演變,競爭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變為經濟和政治等多維度和多層面的競爭。也就是說,國際摩擦除了軍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還包括經濟、外交、輿論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種形式的摩擦之間可以相互 催生和轉化。由于當代國際社會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經濟和技術已經成為國家競爭的 主要方面,經濟實力構成了一國綜合國力的主體,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 位 ,國際經濟摩擦在近現代歷史中出現的頻率逐步上升。近一個世紀以來,國際經濟摩擦已經 成為國際摩擦的主題。統計顯示,從1914年到1990年間,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國際 摩擦的53%[1]。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大國之間的摩擦中,經濟摩擦更是占到了絕 大部分。
從世界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起必然對現存國際關系產生巨大的沖擊,國際摩擦呈現一 條“倒U”曲線。興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興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 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興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 摩擦就會減 少(見圖1)。
同樣,趙曉教授分析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興起與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摩擦情況,得出了相似 的結論。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將經歷三個重要歷史階段,最終成就中國大國興 起的完美樂章。第一時期: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經濟摩擦處 于隱性階段;第二時期: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經濟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 經歷20余年的時間,目前我國正處于這一階段;第三時期: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達致 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將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顯然目前我國正處于第二時期。
興起的中國與中美貿易摩擦
1.中國的興起及其影響
現代中國的興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從近代大國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實力 是國家實力的基礎,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份額,是引起大國力量對比的變 化、導致大國興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持續較高的增長,按20 05年修訂后的GDP數據計算,1979年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2005―2007年, 中國GDP年均 增長率更是超過10%。根據IMF的估計,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以購買力衡量的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了近18倍,占全球GDP總量的份額從3.22%上升到13.47%。中國目前是世界制造業大 國 、世界最具潛力的市場大國,中國成功地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實現了由貧 困到溫飽、又到小康的兩個歷史性跨越。目前中國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發動機之 一。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03年至2005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增長的平均貢獻 率高達13.8%,僅次于美國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報告中稱“中國的經濟,受到國內經濟建設和商業發展 的推動,將首次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據悉,2007年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 濟的貢獻將占到1/4左右”。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經濟在迅猛增長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國際經濟格局。隨著中國 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和國際影響力的逐漸擴大,中國的迅速發展引起 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震動。歷史經驗證明,任何一個強國的興起絕不會是寂靜無聲的, 它必然影響并改變原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關專家所言,目前我國 已進入國際貿易摩擦多發期,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一個熱門話題,引起 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中國”及所謂“中國擴張論”、“中國崩潰論”、“ 中國發展摻水論”等形形的“中國”的變種在美國、歐洲、日本乃至亞太地區也 甚囂塵上,不絕于耳,尤以美國為甚。顯然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之間頻頻發生的 貿易摩擦就是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不能適應一個新興強國的崛起的表現。
2.中國興起過程中的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是近幾年中國興起過程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具體表現為: 中美間的貿易失衡問題、反傾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貿易問題以及知識產權問題 等。可以說在中國興起的過程中,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進技術產品凈流 出等在美國國內已經聚合成一股強烈的排華貿易的情緒。由此,兩國間貿易摩擦持 續發生,制裁與反制裁、限制與反限制等的貿易交鋒此起彼伏。
首先,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趨使美對華制裁立場日益強硬。
從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總額來看,按美方數據計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01年的830.5億 美元擴大到2007年的2562.7億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貿易狀況優劣勢的進出口 比率來看,在美國進出口貿易主要伙伴中,美國對華的進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數 據計算,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為2004年的3.34倍,在美國的 主要貿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過高的進出口比率對雙邊貿易是不具有雙贏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在中美之間頻發貿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宮政府智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博格斯頓(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時報 》發表題為《巨人之間的碰撞將使所有人受損》的文章,稱種種情況表明,中美之間貿易戰 已經一觸即發。貿易戰一旦打響,帶給世界經濟和中美兩國自身的打擊將是嚴重的、極具破 壞性的。他援引美方統計數字稱,美中兩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兩大經濟體,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貿易大國。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 逆差國。中國2005 年度對美國約有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 品是從美國進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額的不平衡,將使美國政府即使很愿意與中國在朝核等問題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國的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可以預料,在我國今后經濟發展、產業進步的發展進程 中,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必將長期存在。
其次,反傾銷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焦點,對華保護貿易手段層出不窮。
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100多 項反傾銷措施,是世界上對華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從2001年到 2005年,美國反傾銷立案指控的中國產品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滌棉印花布、氯化鈷、搪 瓷廚具、電風扇、鉛筆、大蒜、一次性打火機、濃縮蘋果汁等近百種產品,在已經結案的產 品種類中有80%左右被美國加征反傾銷稅。一直以來,反傾銷、技術壁壘等手段是引發中美 貿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國開始轉向利用“非市場經濟條款”、“特保條款 ”及保障措施來限制中國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國早已開始揮舞這一特保大棒,同時“非市場經濟條款”、“特保條款”已成為 美國貿易保護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將持續增加。
第三,“”與“責任論”: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遏制中國發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重提“中國” , 稱中國出口的電器、電腦、通訊設備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術的產品的增長大大高于其 低價值、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在全球經濟舞臺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對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由于美國逆 差 中越來越多的部分是高技術產品,而不僅僅是服裝、鞋和玩具,一些人認為中國侵蝕了美國 在技術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以及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數據顯示,2000―2004年 ,中 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出口產品層次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術設備、辦公自動化設備和電子聲像設備位居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國的數據自動加工機器,中國產品出口份額從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電訊設備出口份額同期從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將近3倍;電子產 品同 期增加了兩倍,從11.9%到22.1%[9]。中國出口的電器、電腦、通訊設備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術的產品的增長大大高于其低價值、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中國在其他高科技的工業 (如汽車和航空工業)領域的競爭力正在迅速獲得優勢。不斷增加的中美貿易逆差已經開始 影響到美國高科技工業,如今的美國制造業領域,無論是先進技術領域,還是勞動密集型 的制造業領域都大舉外遷,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國,當跨國公司將大量的先進技術產品 生產線轉向中國時,它也將進一步減少對美國高技術工作者和熟練專業人員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這是對美國巨大的挑戰,意味著對美國的比較優勢的挑戰。一些美國專家認為,這將 對美國的先進技術產業形成摧毀性的打擊,是“致命性的”。
與“”相比,美國政府在調整對華貿易政策以適應中美貿易關系“新階段”的報告中 ,字里行間雖然沒有“”的格調,但是在評估中國的經濟能力與中國的國際貿易地位 時,卻突出地強調了中國作為一個“成熟”的WTO成員和一個貿易強國的前提,要求中國應 該像美國、歐盟和日本一樣承擔發達國家的責任。相對溫和的陳詞同樣強調了中國對美國貨物與服務提供者的市場準入壁壘、中國不按規則辦 事、中國的出口補貼與激勵等問題,以此來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的標準承擔義務的“責任論 ”奠定基礎。“責任論”與“”同樣會影響美國對 華貿易政策,意識形態差異、安全借口、經濟霸主地位的獨尊性會為美國對華采取貿易歧視 性政策煽風點火,“”在短期內會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從兩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與“責任論”基礎上的對華貿易政策都會遏制中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前者 在抬 高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上、后者在抬高中國經濟的宏觀承受能力上把中國推到矛盾的焦點, 使中國成為美國甚至世界經濟與貿易失衡的“罪魁禍首”。
注釋:
[1]趙曉.再論中國崛起之“國際經濟摩擦時代”.國際經濟評論,2005(3-4):6
[2]嚴建苗.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動態,2002(5):66
[3]蘇國勛.從社會學視角看”文明沖突論”.社會觀察, 2004(8):27
[4]胡鞍鋼.國家生命周期與中國崛起.中關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國崛起的外部性與經濟安全.管理評論,2006(6):61
[7]省略 2007-10-12(人民網-市場報)
2009年4月16日，記者就中美知識產權WTO爭端案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商務部條法司知識產權處處長陳福利，他就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的背景、發展階段和美國對WTO提起該訴訟的原因及背景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對于廣泛爭議的“中國贏了還是輸了”的問題，陳福利充分肯定了專家組現有裁決。他說，專家組報告全面深入，此案很難簡單地以“輸贏”而論，其對中國知識產權的制度建設，乃至對WTO知識產權規則的發展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知識產權是美國努力維護的核心競爭力
《WTO經濟導刊》：3月20日，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通過了中美知識產權WTO爭端案專家組報告，近兩年的中美知識產權交鋒終于有了結果。事實上，中美之間有關知識產權的糾紛由來已久，美國政府似乎特別重視知識產權問題，為什么美國會緊咬知識產權問題不斷向中國政府施壓？
陳福利：美國一直緊盯知識產權相關問題，是因為知識產權問題長期以來在中美經貿關系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隨著入世后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的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單就對外貿易量來講，入世后中國每年的貿易增長達到了30%左右。中國成為了一個貿易大國，美國則一直是中國貿易出口的主要市場之一。我們知道，大量的產品進入別國市場自然會對別國的同類產品帶去競爭和沖擊。而防守的一方通過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遏制別國產品競爭、保護本國產品，這是十分正常的。對于美國而言，這個比較優勢就是知識產權。中國產品雖然出口的數量逐漸增多，但是核心的知識產權還是不足的。這樣一來，知識產權自然就成為了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爭論的焦點。美國的商業軟件聯盟曾經就提供數據稱：如果中國的盜版量能降低10%，那么就能為美國帶來1480億美元的收入、13萬人的就業、200多億的稅收。還有數據顯示，美國的GDP中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占到了一半，美國知識產權產業的價值達到了5萬億，40%的出口和知識產權有關，知識產權是美國最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領域之一。所以，美國對于知識產權的重視就是出于經濟利益的需要。
《WTO經濟導刊》：美國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對知識產權領域十分重視，那么它具體采取了哪些措施來保護本國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美國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和保護對世界知識產權界帶來哪些影響？
陳福利：從美國國內來看，美國不斷地強化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在過去幾年中，一方面優化、調整相關法案，包括《打擊假冒制成品》法案，加重了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處罰力度，增強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2004年，針對當前世界知識產權侵權犯罪出現的有組織、跨境的特點，美國還宣布了一項stop戰略（Strategy Targeting Organized Piracy），即“打擊有組織盜版戰略”。此外，美國還建立了國內知識產權協調機制，把從事知識產權的很多部門結合到一起進行溝通和協調。
另外一方面，美國在對外的談判機構里也強化了知識產權工作力度。比如在美國駐中國使領館機構里就增派了知識產權專員。
在這個背景下，有一點是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國際間知識產權強保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是知識產權強保護的主要領跑者。知識產權現在已經成為了FTA(自由貿易協定)中必不可少的章節。過去幾年中，世貿組織曾圍繞是否就“當今世界知識產權的執法水平”進行討論，形成了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立場鮮明的對峙。由于眾多發展中成員的反對，最終沒有把它作為一個議題納入到WTO的TRIP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談判里面。但是我們注意到，目前有幾十個發達國家正在進行一個“反假冒貿易協定”談判，他們的目標毫不諱言地來說，就是要建立或者要推動建立一個在現行的TRIPS保護水平之上的新國際準則。在APEC(亞太經合組織)圍繞知識產權執法的問題，美國也提出了許多動議。近幾年，APEC針對打擊假冒和盜版先后形成了1個倡議和6個指南。這就顯示出各個國家從其國內競爭的角度和自身利益出發，對國際現行的知識產權秩序和規則的思考，形成了一種強保護的趨勢。
中美知識產權四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
《WTO經濟導刊》：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后，很多國際人士都注意到了中國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舉措，并且高度評價了中國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在與美國的雙邊關系中，中國具體做了哪些努力？中美的知識產權糾紛有怎樣的特點？
陳福利：中美知識產權問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點，目前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9－1996年這段時間，我們把這段時間稱為大風浪時期，主要是由于在這期間中美進行了三次比較大的知識產權談判。談判的背景，是美國從它國內的法律制度中尋求對外發力的手段，希望中國在知識產權體制的建設和司法保護的事實上都能符合它的愿望。三次談判的背后都是美國國內“301”制度的運作，如美國在其年度“301”報告中將中國列入“重點國家”名單，指責中國當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缺失，使得一些著作權問題和藥品專利問題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一旦中國被列入“重點國家名單”，美國政府就必須要進行對外談判解決這些問題，否則就要采取單邊報復。在三次談判中，雙方從各自國情出發，最后達成了一致維系了中美經貿關系的繼續發展。
第二個階段是1996－2001年，是相對平和的緩沖期。因為上述3次談判使美國對中國的一些訴求得到了實現。另一方面，中國國內基于自身發展需要也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另外一個大的背景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 美國對中國知識產權的關注體現在了中美關于中國入世的雙邊談判當中。中國結合TRIPS協定在知識產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國知識產權立法更加完善，中國還先后加入了重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所以這段時期中美兩國關系相對平和。
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承諾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所以對于國會的輿論有一定的引導，使輿論站在“支持中國加入WTO大家庭”的一邊。雖然這個時期表面風平浪靜，雙邊政府之間大的知識產權糾紛和談判沒有了，但是兩國企業、權利人和使用者之間的糾紛還是持續不斷的。比如美國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呈上升趨勢，而且所占比重較大。在每年的20-30余起337調查中，針對中國的就有10-20余起，中國成為了被337調查最多的國家。
第三階段是2001-2007年這段時間，雙邊知識產權關系不斷升溫。2001-2003年間，隨著加入WTO，中國對知識產權和其他與WTO相關的法規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我們快速建立了與WTO規則相統一協調的、與國內發展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使中國國內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和國際規則的對接實現了較好地統一。這也使世界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是另一方面，我剛才提到過的，中國入世后貿易發展迅速，“made in china”的貨品源源不斷地輸向全球各地，尤其是美國，實現了中國對美國巨大的貿易順差。這就使美國不斷將逆差的擴大歸因于知識產權。為處理好相關知識產權問題，雙方一直都是抱著積極磋商、解決的態度。2004年第15屆中美商貿聯合會設立了專門的中美知識產權工作組，從此，雙方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有了一個固定的機制。在2004、2005、2006三年間，圍繞雙方感興趣的知識產權話題，中美開展了大量的交往，其間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合作，解決了大量的問題。可以說，這個機制是卓有成效的。
而當時在國內，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也越來越意識到知識產權的發展是自身發展的一種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已成為中國經濟自身發展的內生原動力。這段時期，中國提出了建立“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設立了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又開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全面加強了中國知識產權工作。2004年至2007年中美知識產權關系的升溫，就好的方面而言，主要表現為，雙方知識產權交往頻繁，工作成效明顯，合作熱度上升；但另一方面，在合作中，雙方矛盾也在不斷積攢，并逐步沸騰，最終導致不可調和，于是，迎來了中美知識產權關系的第四階段，即2007年4月至2009年3月的中美知識產權WTO訴訟期。
矛盾不可調和 中國“奉陪到底”
《WTO經濟導刊》：既然中國在知識產權上做出了諸多努力，而且中美雙方還建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磋商機制，為什么最后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會形成雙方無法調和的矛盾，最后走向WTO訴訟？
陳福利：美國對中國知識產權的關注也是根據不同時期發生變化的。原來美國更關注制度建設，現在中國的制度建設起來了，它又開始把注意力轉到執法上面來。但制度和執法的發展要和我們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美國則急于要求中國滿足它的要求。最明顯的是2006年美國的“301”報告，中國依然是該報告所占篇幅最大的關注對象。其中，美國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侵權水平居高不下。美國通過業界提供的數據，指責中國的侵權盜版率達到了90%以上。同時也拿來了海關的統計數據，稱中國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占其查扣的來自全球的侵權貨物的一半以上。同時，美國還認為中國現行的執法體制是有問題的，而中國執法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雙軌制，也就是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并行運作。而且行政執法的時間短、花費少，國外權利人通過這個途徑解決了很多問題。但美國卻認為，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是沒有牙齒的老虎，威懾力不夠，需要加大刑事司法力度，從而增加執法威懾力。他希望中國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一步做些改進，比如刑事處罰的門檻要降低。事實上，你可以看到美國所認為的中國存在的問題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侵權水平居高不下就是執法不力導致的。為什么會執法不力呢？就是因為現在執法的依據還不完善。
為此，美國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就刑事保護而言，雖然2007年中國新的司法解釋明顯降低了侵犯著作權的數量門檻，違法復制品數量門檻由2004年的1000張降到500張，但是美國認為還是不夠，應當繼續降低。
美國對中國的關注越來越傾向于體制性東西和基本法律層面的東西。而這些對于當前我們國家發展的階段來講，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矛盾越來越不可調和。由于這些不可調和的分歧，最后走向了WTO訴訟，有其必然性。
《WTO經濟導刊》：在美國提訟之前，雙方有沒有試圖通過協商來解決上述問題？
陳福利：當然，為了避免訴訟，雙方在雙邊領域還是做了許多溝通。2007年4月美國提起WTO磋商請求前，中美圍繞知識產權問題開展了密集的磋商。甚至在2007年的1、2月雙方多次通過電話視頻會議、信件等多種形式進行溝通。美國起初列舉了29個具體的關注點，后來濃縮到8個方面關注。美國要求中國就這些問題達成一攬子協議，稱這是避免WTO訴訟的惟一的途徑，而且時間上要求在3月份之前達成協議。現在來看，在WTO訴訟的問題上，美國可以說是醞釀已久的。美國要求雙邊在3月底之前要達成協議，而4月10日就提起了訴訟。從這個時間點上看，說明美國之前就已經在準備訴訟。美國政府在當時面臨著國會和業界的很多壓力，美國國會有14個議員聯名給布什總統寫信，敦促政府盡快就中美知識產權問題向WTO提訟。盡管中方對于協商解決中美知識產權糾紛給予了最大的誠意和努力，但在原則問題上絕對沒有讓步。案件出來后，中國對外公開表態，對于這次訴訟會“奉陪到底”。這個案子在WTO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到目前為止還是WTO知識產權爭端案中第三方加入成員最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成員一共有12個第三方，可見WTO成員對這個案子的關注和興趣。
案件得失，自有公論
《WTO經濟導刊》：對于這個案子的結果，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國認為他們勝了，而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專家學者則認為是中國贏了。您怎樣看待這個案件的結果？在您看來，這個案件有怎樣的意義？
[關鍵詞] 對外貿易；貿易保護政策；測度；國別
[中圖分類號] F7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3-0083-05
[作者簡介] 卓 駿，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公平理論；
吳凌鋒，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公平理論。(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和對外投資步伐加快，一些貿易伙伴頻繁地對我國設置各種貿易和投資壁壘，以保護其國內產業和市場。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5年，共有18個國家(地區)對我發起反傾銷、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63起，涉案金額21億美元。美國對我7種產品發起337調查，涉案金額約12億美元；對我2種產品發起反壟斷調查，涉案金額1.7億美元。此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壁壘等對我貿易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凸顯。
隨著我國在全球貿易市場份額的增加，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我國企業將面臨日趨嚴峻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要科學地進行分析。本文試圖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分析不同國家對外保護貿易政策的特征和強度，進而提出中國應該采取的國別應對策略。
雖然關貿總協定(GATT)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實惠，中國經過多年的努力也于2001 年11月加入了WTO . 但是，WTO組織也是管理貿易的一種重要的形式，它一方面通過國際協定、政府間的協議、民間協商等方式，來控制價格，協調關系，以緩和各國間的貿易摩擦，即各國對外經濟貿易政策的協調；另一方面，各國政府通過國內立法，或通過雙邊、多邊協調，來干預和管理對外貿易。總而言之，即使是WTO的成員國的政府，也會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干預對外貿易，實行保護主義政策。而各國貿易保護政策特點和程度，在不同的時期也會發生變化，對這些方面的變化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和分析。
二、貿易保護政策測度的研究評述
從現有的文獻看，對于某種貿易保護政策的測度已有深入成熟的研究，有關于測度關稅壁壘方面的指標，如：平均關稅率、加權平均關稅率、關稅實際征收率、有效關稅率等；也有關于非關稅壁壘方面的測度指標有：數量限制覆蓋率、非關稅壁壘覆蓋率、非關稅使用率等等。但是，如何從總體上判斷某國保護主義的程度的研究還不是太多。
一個國家的保護主義強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這里既有經濟的因素，同時還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作者認為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創立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中的國家保護主義指標體系(NATIONAL PROTECTION-ISM)是值得借鑒的。瑞士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每年6月出版《世界競爭力年鑒》(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來各個國家競爭力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通過評價各個國家支持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環境來評價各個國家的競爭力。IMD認為，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其企業在特定環境下的競爭。國家競爭力不能僅從GDP和生產率方面得出結論。因為企業要面對的競爭環境，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還有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國家之間競爭是設定企業在最有效率的結構、制度和政策環境之間的競爭。因此，IMD認為，國家競爭力是國家創造一個使企業有競爭力的環境的能力。根據這一認識，WCY主要測定和分析國家在提供給在其內部經營的企業一個維持其國內和國外競爭力的環境。在這中間WCY有一組指標是用來專門測度某國的貿易保護程度的，雖然有些指標在不同的年份有一些調整，但在近幾年的報告中以下指標都在采用之列：
國家保護主義(National Protectionism)：指標數值大表示沒有阻礙外國商品及服務進口，反之表示相對阻礙了外國商品及服務進口；
外國投資者(Foreign Investors)：指標數值大表示可更自由獲得東道國國內公司的控制權，反之相對不能自由獲得東道國國內公司的控制權；
公共部門合同(Public Sector Contracts)：指標數值大表示向外國投標人更充分開放，反之則表示相對沒有向外國投標人充分開放；
投資激勵(Investment Incentives)：指標數值大表示東道國對外國投資非常有吸引力，反之則表示不具有吸引力；
移民法(Immigration Laws)：指標數值大表示不禁止本國公司雇用外國勞動，反之則表示要禁止本國公司雇用外國勞動。
以上這些指標可以說與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貿易保護理論不謀而合，也符合貿易保護理論中國際收支論觀點：即實施保護主義主要可從三個方面入手：1，對經常項目中的貿易賬戶進行管理，這需要對貿易活動進行干預，包括對涉及大量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以及公共部門合同的管理；2，對經常項目中的收益賬戶進行管理，這涉及到一些移民政策；3，對資本與金融賬戶進行管理，這主要對國際投資的管制和激勵政策。
三、貿易保護政策聚類分析
在這里按照作者曾經對貿易保護政策進行聚類分析的思路(卓駿，2002，2003)，對瑞士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2001年至2005年的《世界競爭力年鑒》(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所列的13個國家，以上面提出的5個指標進行聚類分析。首先我們將2001年至2005年的所有數據取平均數，見表1。
由于是對國家類型的分析，我們采用觀測量聚類。參照作者在2002年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文采用K均值分類法對觀察量進行分類。為了充分利用所有國家的信息，并保證合并的類之間的距離呈單調增加的趨勢，在這里的聚類法選擇平均連接法。關于相似性測度，本文從距離越近，相似程度越高的原則出發，在距離測度中使用聚類分析中用的最廣泛的歐氏距離平方作為類間距離。聚類分析的結果見表2、表3。我們可以看到類別1包括6個國家，他們分別是：加拿大、法國、德國、新加坡、英國和美國；類別2包括了4個國家：意大利、日本、韓國和俄羅斯；類別3包括了3個國家，他們是：巴西、中國、印度。
從方差分析表(表4)中，我們可以看到5個變量中任意一個變量造成的類間均方(Claster MS)均遠遠大于類內的誤差均方(Error MS)。從概率值來看，5個變量使類間無差異的假設成立的概率遠遠小于5%，即使是移民法這個變量其p值也只有1%。因此，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參與聚類分析的5個變量能很好的區分類間的差異。
從整個聚類分析過程分析，初始類中心由系統本身決定，分別將加拿大作為第一類的類中心，將日本作為第二類的類中心，將中國作為第三類的類中心(見表5)。初始類中心之間的最短距離是4.483。此次聚類過程執行2次迭代后類中心的變化為0，迭代停止(見表6)。
從表7最終類中心間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出各類間的距離明顯。根據表8――最終類中心的變量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第一類屬低度保護模式，有6個國家：加拿大、法國、德國、新加坡、英國和美國。他們的各個變量值均在6.42-8.13之間，平均值為7.116，變異系數接近0.1。公共部門合同、投資激勵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相對于其他變量移民法的數值最低。這說明雖然這些國家的保護力度較輕，但在移民的控制方面相對還是較嚴的，對本國企業雇傭外國勞動力有較嚴的限制，不過外國投資者的數值高達8.13，這說明外國投資者可容易獲得其國內公司的控制權。
第二類屬高度保護模式，共有4個國家：意大利、日本、韓國和俄羅斯。他們的各個變量值均在4.72-6.57之間，平均值為5.272，變異系數為0.17，與第一類的國家一樣，公共部門合同、投資激勵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移民法只有4.77，說明這些國家對本國企業雇傭外國勞動力有較嚴的限制，但投資保護計劃的數值高達6.57位最高值，而且高于第三類中度保護模式的國家。這表明第二類的國家雖然保護程度較高，但對大多數國外投資方可以享受其投資保護計劃。
第三類國家屬中度保護模式，有3個國家，而且都是發展中國家：巴西、中國、印度。他的各個變量值均在5.63-6.15之間，平均值為5.852，變異系數為0.0344，其中投資激勵為6.15明顯高于平均值，說明這些國家非常鼓勵外資投入。另外，國家貿易保護也略高于平均水平，也反映出這些國家對本國的對外貿易干預程度并不是太高。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類國家的保護程度雖然最低，但這并不意味這類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是自由貿易政策，因為還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保護，而且這些國家大多數是發達國家，有著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他們的對外政策會對整個國際貿易體制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又以美國為代表，在IMD《世界競爭力年鑒》多年的排名中美國均排名第一，因此，他是我們主要研究的對象。第三類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其對外政策會對國際貿易體制產生一定的影響。
四、中國對外貿易國別政策的選擇
首先，要堅持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和符合國際規范的原則，遵守承諾，逐步與世貿組織所要求的國際規范并軌；確立適度貿易保護政策的保障原則，進行國際競爭要符合國情有利于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國內市場機制在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與國際市場機制保持有機聯系。
其次，在應對別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時，既應當考慮總體戰略，還應當根據國別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增強應對的針對性。
(一)應對美、日、歐為主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對策
1.應對日本貿易保護的策略。在我們的這次分析中，日本屬高度保護模式的國家。近年來，日本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具體采取的措施為：加快知識產權和貿易關聯立法，加大進出口環節打擊侵權盜版力度；利用世貿組織規則的灰色區域設置貿易壁壘，如在保障措施調查上采取“明查實限”的拖延戰術對進口設置隱，對農產品進口設置多樣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
日本實施貿易保護有著其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從政治上來看，日本為謀求在亞洲的霸主地位，在亞洲內外，采取“內聯外交”的策略，運用各種手段打壓某些國家的崛起；從經濟上看，日本為了保持技術優勢，不斷采用各種貿易壁壘，尤其是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別國產品進口。
近年來，中日雙邊的貿易額在穩步增長，我國對日本一直是貿易逆差，如2004年，我國貿易逆差為208.6億美元，2005年為164.6億美元；日本的經濟發展對我國依賴性增強，而我國對日本的依賴性減弱。如我國對日本的貿易比重從1985年的23.6%降為2003年的15.7%，而日本則從1990年的3.5%增至2003年的15.5%。日本是我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從長期來看，我國可能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我們應發揮優勢，適時利用貿易救濟或其他手段，爭取主動。
在中日雙邊經貿合作方面，我們應當做好以下工作：貫徹科學發展觀，推動對日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加強對日發展研究，制定對日長期戰略規劃；積極開展經濟外交，“以經促政”；積極引導日本對我國投資熱潮，重點提高引資技術水平；適時深化對日“走出去”，開辟經濟合作新途徑；加緊制定我國FTA能源戰略，在區域合作中保持主動；以合作促發展方式，緩和中日能源摩擦。
2.應對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策略。在我們的分析研究中，美國屬低度保護模式的國家，但是這是從總體、平均水平上來講的，其實中國與美國在某些行業貿易摩擦是非常激烈的。正如本文在前面論述的那樣，造成貿易保護政策的原因有時往往政治因素占主導地位，因為美國的認為中國發展強大之后必然會謀求亞洲的霸主地位，所以，他們在經濟上不愿看到中美經貿關系得到進一步發展。這種思維方式激化了貿易保護政策的產生和實施，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貿易摩擦的解決。從經濟上來看，中國與美國的產業結構互補性很強，純經濟上的摩擦并不嚴重，但由于中美巨大的貿易順差，導致美國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政策性層面頻頻向中國施壓。因此，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政治性因素”往往起主導作用，是從上到下(政府到企業)方式產生的貿易摩擦。所以，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我國應當采用如下策略：
(1)政治、經濟和法律手段并重、相互促進從而達到良性循環。因為影響中美貿易健康發展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經濟因素，有些則是政治、社會因素，如人權問題、宗教問題、環保問題、問題、軍事問題等。美國采取的貿易政策，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但也強烈地受政治制度和意思形態方面的影響.美國貿易政策實際上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結合.是政治舞臺上各種利益集團博弈相互平衡的結果。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下.各種政治主張.包括與貿易不相關的人權問題.都有可能在美國的貿易政策中得到體現。這也說明了中美貿易摩擦為什么牽涉到了從貿易到金融.從經濟到政治的廣泛領域。針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立法，我國應制定相應的立法，根據國家法的原則，采取對等原則。如美國的201條款(保障措施)、332條款(普遍調查)、301條款(不公平貿易和授權總統進行報復措施)、337條款(知識產權保護)和美國反壟斷法的域外效力等。
(2)要認識到中美貿易沖突的長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貿易保護主義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這并不能改變中美貿易向前發展的大趨勢。近年來，每當鄰近美國總統大選或者國會中期選舉.美國輿論界都要拿中國一些經濟、政治、軍事問題“說事兒”，實際上這主要是一種政治需要。等到政治氣候改變，很多言論又自動銷聲匿跡。所以，中美貿易之間的摩擦、困難、挫折甚至倒退是暫時的，雙方貿易關系通常是在經歷曲折后重新回到快速發展的軌道。
(3)加強中美雙方之間政治經濟之間的合作。在重大的國際政治問題上，在確保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加強與美國的立場協調。在經濟問題上，如國際能源問題等加強磋商。在雙邊經貿合作方面，由于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情況下，可以在某些領域優先對美國實施市場準入，尤其在服務業的優先開放上。
(4)加強與當地商會的聯系和溝通，通過游說和公關等方式，影響美國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美國一些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都是先在商會內討論、收集證據、提出理由，當沒有反對意見時才向國會提交。而且美國的商會是對外開放的，我國的出口企業都可以作為會員參加并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前了解案件動向。我國的商協會也應當與美國商會進行聯合和溝通。在美國，沒有商會的認同與背書，官員是作不了主的，這也是美國政治的一個特點。兩國商會之間充分溝通，對于減少貿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們可以通過利用和我國有貿易往來、在華投資的外商、學術界以及其他主張自由貿易、希望推動中美貿易發展的力量，對美國某些利益集團施加影響。這樣，借助美國國內力量推動貿易政策向有利于中美健康貿易的方向發展.這樣比等待一項貿易政策出臺后再去消極應對效果要好許多。
3.應對歐盟貿易保護政策的策略。從我們的這次分析中可以看出，歐盟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強度還是有差別的，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屬低度保護模式，而意大利則是高度保護模式。從總體上講，我國與歐盟的貿易摩擦，以經濟和貿易本身的利益紛爭為主，而歐洲人對中國的貿易抵觸更多的是民間行動。因此，中歐的貿易摩擦是自下而上，主要是技術層面上的。根據中歐貿易保護政策的特點，我們應當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認真研究歐盟內部利益的多樣性，以及不同國家在貿易保護政策方面的差異，與歐盟內部大國保持不同層級的經貿安排，與新加入歐盟的發展中國家加強“走出去”的合作，如在這些國家投資建廠等，成本既低，又能避開與歐盟的貿易摩擦。在處理歐美貿易摩擦時要注意區別對待，優先安排與歐盟的全面經貿合作關系。
(2)加強我國與歐盟在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合作，以減少出口中遇到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
(3)我國出口企業在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還應努力融入當地經濟、社會和文化，實現企業和當地政府的雙贏，從而緩和經濟競爭導致的族群矛盾。要主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參與當地相關行業協會，同當地企業、政府官員、律師業、會計師行、媒體、學校建立全面合作關系，成為當地社會一員。這不僅有利于加強溝通，避免或減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業自身實現真正國際化發展。
(二)應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的對策。在我們的分析中，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基本上屬于中度保護模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采取的貿易保護手段較為傳統。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統計，2005年，中國遭遇各類貿易救濟措施64起，其中發展中國家發起的案件超過60%，主要為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魯等。發展中國家針對中國的的貿易保護措施正在逐步增多。中國企業在應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認清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地位崛起的認識與態度。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產品設置貿易壁壘，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差異和全球化背景下競爭和開放的矛盾心態。另外，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失業、貧困等共同的挑戰，很多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對政府保護的依賴程度很高，對“中國制造”和“中國價格”心存恐懼。
發展中國家采取的貿易保護政策同樣也是有其復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不僅有雙邊沖突，同時還有為爭奪第三國市場的激烈競爭而引發的摩擦。我國與發展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如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魯等)的大部分貿易爭端也有這些國家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此外，我們還應當充分認識到我國與發展中國家在社會政治制度及經濟管理的理念、體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性。
2.堅持以商業關系為主，無償援助為輔的經貿合作原則。充分利用互惠互利的商業關系具有靈活性高、見效快和可持續發展的特點，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擴大貿易與投資優勢。
3.加強我國與非加太集團的聯系和合作，增進政策和利益協調。非加太集團77個成員國已形成了完善的運作機制，設立了秘書處。在包括世貿組織各種國際談判等的對外立場上，非加太集團經常一致對外。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非加太集團有著廣泛的一致利益，應當加強與該集團的聯系和對話，在重大立場上保持協調和合作。
4.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中國家一般在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能源方面具有優勢，但缺乏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我國可以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避開貿易爭端；充分利用國際援助帶來的機遇，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務和商品出口；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和人員培訓，以促進中國企業與當地經濟的共同繁榮；組織培訓項目，介紹我國發展經濟的經驗，這樣也有利于擴大和提升我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和地位。
參考文獻：
[1]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5. IMD Intl.. Lausanne. Switzerland.
[2]Bhagirath Lal Das.WTO中出現的新問題及其對策[J]. 世界經濟，2000，(2).
[3]Carbaugh. Robert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th Edi-tion.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4]Daniel M. Bernhofe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3). 1997.
[5]Jones. Ronald W.. International Trade： Surveys of Theory and Policy. North-Holland. 1986.
[6]Wong. Kar-yiu.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Mobility. MIT Press. 1995.
[7]武長海.應對貿易摩擦的國別戰略[EB/OL].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2006-07-28.
[8]賈金思，等.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實務[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
[9]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與評價研究中心研究組.中國國際競爭力發展報告(2001)――21世紀發展主題研究[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10]陳家勤.國際貿易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