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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簡析國內外經濟形勢與我國經濟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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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是一個民族智慧的結晶和精神根基，其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的軟實力，為我國文化強國的建立和民族偉大復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不僅是我國在未來發(fā)展中的方向，更是我們今后安身立命屹立民族之林的保障。而在這之中的文化自信，則是在文化的基礎上對自身文化理念和價值的充分肯定及對自身文化精髓的傳承、弘揚和創(chuàng)新。同時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大學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接班人，關系到民族發(fā)展的未來，因此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對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其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意義更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關鍵詞】大學生 高等教育體系 文化自信
1.引言
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發(fā)自內心的認同的價值文化信心，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其文化價值，又促進了本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而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背景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信息傳媒技術的迅速發(fā)展使得文化呈現出多元發(fā)展的態(tài)勢。因此這樣的多元文化的發(fā)展趨勢也進一步豐富了大學生的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對我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自信形成了挑戰(zhàn)，所以研究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意義就成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對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2.基礎知識概述
2.1文化自信
根據本文查閱的相關資料來看，目前關于文化自信主要是從文化自信的內涵、基礎兩方面進行界定：首先是對文化自信的內涵，部分的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民族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另外還有一部分的學者認為它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具有超自然性、超生物性和超現實性的文化生命的機能。其次是對文化自信的基礎的研究，按照資料來看，有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是一種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自覺，同時也是基于理性認識之上的精神成熟度的體現。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礎就是知識與倫理。所以在這里，本文結合以上學者的研究將文化自信界定為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和理性審視。
2.2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大學生為文化自信的主體，其在教育的過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就要求大學生在清晰的認識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對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予以充分認同和肯定。具體來說，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使得大學生必須要主動的去了解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并對其深入研究，從而在此基礎上真正認識到傳統文化精髓和先進文化精髓。此外更為關鍵的是可以積極吸收和學習外來文化的精髓，批判和抵制外來文化中的糟粕，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從而盡可能的做到知、情、意、行四位一體，統一發(fā)展。
3.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目前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做的就是積極的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以此來更好的讓大學生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中得到滋養(yǎng)、獲得底氣和認識到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所以在高等教育中，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取其精華、真正做到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化人育人。具體來說，其主要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3.1有利于社會文化氛圍的營造
通過查閱相關的資料可以看出，在世界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社會民心所向是一切社會變革開始的源頭，同時其也是整個國家政權鞏固與否的風向標，而在這之中的文化氛圍在而是對社會心理有直接影響的因素，因此從這點來看，如果要使社會的民心向同一個方向聚集、前進，那么在此過程中的文化則必然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同時我國的高等院校作為一個思想、理論的宣傳地和發(fā)揚地，大學生是其宣傳發(fā)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大學生的思想活躍度影響著整個社會，因此高等教育體系中得文化自信是宣傳弘揚優(yōu)秀文化的精神動力。
3.2有助于大學生應對文化多元化的挑戰(zhàn)
當前在世界上的的很多國家中，進行的政治的民主化和價值的多元化是不可抵御的時代潮流，因此自這樣的情況下，對于大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必須要適應潮流的發(fā)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全球化經濟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安全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也使得文化安全問題日益突出。
而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塑造的關鍵期，必將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從而可能會出現易盲目跟從和吸收，造成價值觀的扭曲，社會責任感的弱化，民族自豪感的消退等情況，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自信培養(yǎng)在應對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戰(zhàn)顯得尤為重要。
3.3有助于大W生個人的全面發(fā)展
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學生如果要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那么進行自身修養(yǎng)的提升就需要正確認識并學習我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而關于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修養(yǎng)的學習則要求大學生必須要擁有積極上進的學習心態(tài)和優(yōu)秀文化豐富的思想資源，正是這樣的要求使得其擁有的文化自信可以更好的幫助其進行全面的發(fā)展，從而更好的認識我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先進文化的理論知識的動力源泉。
4.高等教育中的文化自信培養(yǎng)分析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在時代變革中既能保持自我又能面對世界的標識。由于經濟全球化、社會轉型的深入，目前逐漸的形成了多元文化現象。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fā)展，由于大學生對物欲的強烈需求，使得其在學習的過程中對于物質生活的抗壓性比較低，雖然有時創(chuàng)造性十足，但其思維內涵虛無空洞。
因此本文認為我國高等教育部門要通過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修心養(yǎng)性，將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融入到對大學生教育的全過程，從而與他人和諧相處，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相處。具體來看，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幾點，分別是：
4.1積極提升文化鑒賞能力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認同、信任，因此在本文看來，提升大學生的文化自信需要增強自覺鑒賞的能力。高等教育體系中，就要引導大學生分析、鑒別傳統思想文化中哪些是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東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歷史淘汰的東西，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要積極的辨別我國社會所缺乏又能彌補中華文化發(fā)展之不足的東西。
因此本文認為各大高校要積極的引導其以虔誠、敬畏的態(tài)度來對待文化，并且用對多元文化進行系統的清理、批判、重釋與重構，進而在此基礎上可以更好的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此來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來樹立文化自信。
4.2堅定文化育人的辦學理念
高等教育擔負著我國優(yōu)秀文化的重擔，其不僅是先進文化的輻射源和傳播者，更多的是作為引領我國文化發(fā)展方向的主要陣地，而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其是國家的發(fā)展歷程中不斷積累沉淀下來的文化資產。其對一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等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在開展文化育人的工作必須要堅定文化育人的辦學理念，結合高等教育辦學目標和特色，通過對各個大學的準確定位、學科和學位設置、培養(yǎng)人才方向、服務社會的方向和未來發(fā)展目標做一個全方位的梳理，以此來更好的形成具有符合學校實際發(fā)展情況的辦學理念，進而增強廣大師生的使命意識和進取意識，堅定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
4.3提升人文素質教育的文化品性
作為創(chuàng)新知識的場所，高等院校是傳承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集散地。為此本文認為必須構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校園文化體系，建立大學生應當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基本準則，引導大學生踐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發(fā)展的行為方式，同時積極的變革教學模式、采用相對靈活的考核方式，改變傳統的以講授為主的授課方式，增加更多討論的環(huán)節(jié)，引導大學生主動思考，此外要積極的改變傳統的以“大課”授課的方式，限制授課時的班容量以增強更好的實際效果，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要通過組織學生對社會的考察、調查、分析和思考，提高大學生對腐朽思想文化的抵制能力。此外還要加強教師的人文素質培養(yǎng)，并且給教師以人文關懷，提高其待遇，為教師提供更多學習、交流、提升的機會。
摘 要:針對碩士生普遍提前工作的現象,提出就業(yè)壓力動因,運用博弈論中的上策均衡進行了分析。通過對碩士生知識積累的探討,給出了碩士生是否應提前工作的建議,并指出高校和用人單位應有所作為。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助于管理工作的參考性意見,值得進一步深入,為教育管理方法和決策的理論與應用提供有益的補充。
關鍵詞:碩士生;就業(yè);博弈論;上策均衡;知識積累
1 提前工作的動因
高校畢業(yè)生包括本專科畢業(yè)生、應屆碩士畢業(yè)生和應屆博士畢業(yè)生。自本科擴招以來,高校畢業(yè)生的就業(yè)便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后更是成為熱點問題。新聞報道2008年中國應屆本專科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率不足70%,部分地區(qū)甚至傳出應屆碩士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率首次低于應屆大學生就業(yè)率的信息,社會驚呼“皇帝的女兒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遼寧考察時對大學生求職者表示的那樣,“就業(yè)形勢將更加嚴峻”,將有超過700萬應往屆高校畢業(yè)生需要解決就業(yè)問題。事實上,伴隨著全球性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國內外的經濟環(huán)境日益惡化,國內人才市場的需求減少與高校擴招政策綜合作用,形成了一個非良性的流程。
如圖1所示:大學生就業(yè)困難,于是轉向升學,升學需求的增加迫使碩士擴招。碩士畢業(yè)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在擠占大學生就業(yè)崗位的同時也造成自身就業(yè)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現了所謂“1500應屆碩士競聘賣豬肉”、“十萬年薪聘請大學生掏糞”的新聞現象。并且,由于預計2010年博士學位的年授予人數將達到突破歷史性的5萬,已經開始有學者開始擔心博士培養(yǎng)質量的下降,質量下降的博士畢業(yè)生以后還要去培養(yǎng)碩士生和本專科學生,勢必進一步造成碩士畢業(yè)生和本專科畢業(yè)生質量的下降,從而更加劇了他們的就業(yè)壓力,令他們傾向于盡早適應市場,做出提前工作地選擇。
本研究僅以碩士生為對象進行探討。碩士生是高級科研人才的后備軍,而高級科研人才的培養(yǎng)對國家的科技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為此,對碩士生的培養(yǎng)需要投入充足的時間和資源,若碩士生提前工作則有可能令實際培養(yǎng)時間不足,培養(yǎng)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對其今后的就業(yè)也將產生影響。所以,于國于己,碩士生的選擇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論概述
博弈論也叫對策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馮諾依曼和奧?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種“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博弈論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在經濟學、政治科學、軍事戰(zhàn)略問題、進化生物學以及當代的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都已成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還與會計學、統計學、數學基礎、社會心理學以及諸如認識論與倫理學等哲學分支有重要聯系。
一個博弈論模型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勢。局中人是指在一個博弈中有權決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加者,一般要求一個博弈中至少要有兩個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選擇的,實際可行的,完整的行動策略的集合,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應包括兩個策略。局勢是指一個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選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組。當局勢出現后,博弈的結果也就確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論中的上策均衡理論。上策是指這樣一種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這種策略都是最優(yōu)的。博弈論中的均衡是指一種穩(wěn)定的結果,當這種結果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變他們所選擇的策略。因此,所謂上策均衡即指一種局中人選擇的都是上策時的博弈均衡狀態(tài)。
3 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設定
出于能夠更明確地表現分析結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兩兩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其中碩士生按照意愿傾向還可分為兩類,因此實際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個,以報酬矩陣形式表現。
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兩個策略。高校可以選擇允許或者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可以選擇接收還是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兩類持不同意愿傾向的碩士生都可以選擇提前工作或者畢業(yè)后工作。
每個局勢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選擇的一個策略,每個模型產生四個局勢,通過分析可得出其中滿足上策均衡的局勢。
3.1.2 度量方式設定
本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每個局中人對各種選擇所產生結果,假設這種結果可以用滿意或不滿意兩個屬性值來度量。
一般來說,高校希望碩士生能夠靜下心來搞科學研究,一方面能夠對導師的研究方向進行進一步的實踐,另一方面高校培養(yǎng)碩士生的目標就是使碩士生具有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如果沒有科研和論文的培養(yǎng)則有失這個目標的要求,如果碩士生提前進入找工作階段則科研的最佳時期——研二和研三——就沒有發(fā)揮作用。從上述角度來看,可以說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證滿意的結果;若做出允許的選擇則總會有一部分碩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養(yǎng)結果達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認
為是不滿意的。
而作為用人單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慮,他們要求自己員工的綜合素質越高越好,獨立行為能力越強越好,因此碩士生能否提前來單位實習決定了要不要在碩士生畢業(yè)正式上崗后付出一筆培養(yǎng)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資和其它費用。可以認為,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是令自己滿意的,而選擇不接收的結果則是不滿意的。
最后,按照碩士生的意愿傾向可以把碩士生分為傾向提前工作,傾向畢業(yè)后工作兩類。對于第一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選擇畢業(yè)后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對于第二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提前工作影響學業(yè)完成的質量,選擇畢業(yè)后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
為了便于分析,設滿意的值為1,不滿意的值為-1,以此量化不同選擇帶來的結果。
3.2 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
根據上文對高校和用人單位選擇結果的假設,本研究可以構建如表1所示的報酬矩陣,矩陣的每一個局勢設為(E,S)。
當高校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若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則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而高校則因此不滿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則必定不滿意,而因為在讀碩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沒有接收單位,所以高校最終得到滿意的局勢(-1,1)。當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碩士生受到紀律限制,則高校不管怎樣都將得到滿意的結果,而用人單位無論做何種選擇都接收不到在讀碩士生,結果必定是不滿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達到一個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卻接收在讀碩士生。兩方的最優(yōu)決策是相沖突的,而這恰恰解釋了現狀,即本研究前面說的高校要實現培養(yǎng)目標,而用人單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與用人單位的這種沖突將不斷得到體現。
3.3 兩類意愿傾向的碩士生與高校和用人單位的博弈
3.3.1 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E)。
先來分析碩士生與高校的博弈,現實中總存在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當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時,若高校也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與后者形成的一個局勢是(1,-1),若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受到紀律約束的局勢為(-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yè)后工作時,則高校的選擇不再重要并總會獲得滿意的局勢(-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個上策均衡,即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
再來分析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博弈。當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面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時,結果自然是“雙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則結果自然是“雙輸”(-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yè)后工作時,用人單位的選擇也不再重要,結果總是雙方都不滿意(-1,-1)。這里的上策均衡是“雙贏”。
在這兩個博弈中,碩士生面對的最優(yōu)決策總是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單位的最優(yōu)決策與由它們之間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沖突,這就解釋了傾向提前工作的碩士生們?yōu)楹螘扇「鞣N手段“欺騙”高校,出去尋找工作。
3.3.2 傾向畢業(yè)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E)。
迫于經濟壓力以及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碩士生只要高校允許,就會達成(-1,-1)的局勢,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并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則碩士生和高校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當碩士生不存在經濟困難或自己另想辦法克服了困難時,必然會堅持好好完成學業(yè),畢業(yè)后工作的選擇,這種情況中高校與碩士生總是“雙贏”。所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碩士生選擇畢業(yè)后工作是這一博弈中的雙方最優(yōu)決策。
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必定與碩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勢總是(1,-1)。當用人單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只有選擇了提前工作的碩士生會讓其實現滿意的局勢(-1,1)。這里的上策均衡卻是碩士生選擇畢業(yè)后工作而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
高校最喜歡的自然是愿意畢業(yè)后工作的碩士生,就如同用人單位最喜歡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然而這并不是說無論持何種意愿傾向,只要選擇了提前工作,用人單位都無差別的一視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經探討過,用人單位希望聘用的員工綜合素質越高越好,而碩士生的科研水平無疑是衡量其素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認為只有愿意畢業(yè)后工作的碩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動靜下心來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從而達到令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滿意的科研水平,很遺憾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滿意的對象。也就是說,用人單位的最優(yōu)決策與其最滿意的碩士生的最優(yōu)決策相沖突,再換句話說,用人單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標與對員工素質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進行到這里,此時的問題是,碩士生是否應該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單位是否應該有所作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進行一個探索性地討論。
4 關于碩士生是否應提前工作的討論
4.1 碩士生是否應該選擇提前工作
讓碩士生們產生不同意愿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對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對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知識的可積累性給出探討。
知識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不同,“知識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產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識資本邊際產品遞減的趨勢。因此知識積累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知識就在人類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并得以延續(xù)和更新,而個人知識積累得益于社會知識的積累沉淀,同樣不斷增長。這種知識積累是質和量雙方面的,在當今的經濟形態(tài)下,已成為整個經濟的基礎。在校學習可看做知識積累的最穩(wěn)定途徑之一,因此碩士生花在在校學習與科研方面的時間越長,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積累得越多,其創(chuàng)造價值的潛力越大,可以預期較大的未來收益。若提前工作,放棄的學習時間不談,在工作中能獲得知識多少也是不確定的。
事實上人們選擇讀碩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樹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兩個,這兩個目的的實現都要求知識積累到一定水平,因為前面已經分析過用人單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碩士生。如果碩士生都能明白這一點的話,就不會受到經濟環(huán)境和就業(yè)環(huán)境的影響,認真完成學業(yè),在畢業(yè)后憑借優(yōu)異的知識積累接受社會的選拔應該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
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應該為促成碩士生做出這種選擇而有所作為。
4.2 對高校和用人單位提出的建議
(1) 高校安排好碩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廣自費制的同時,設置更多的獎學金和生活補助項目,提高物質激勵的比重以降低碩士生的總成本,解決高校與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碩士生的沖突,并保障完成對碩士生的培養(yǎng)目標。
(2) 用人單位要把目光放長遠,對接收在讀碩士生工作的決策應當有所限制。應當看到一個科研功底扎實的碩士在未來三年,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為單位創(chuàng)造的價值將遠遠大于一個水平一般,僅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經驗的碩士,足以彌補用人單位短期的成本損失。
(3) 高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沖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認識外,最好能夠更多地進行“產學研”合作。用人單位歡迎高校前來調研和利用知識儲備解決問題,高校根據用人單位的實際情況確立科研項目,設置碩士生的培養(yǎng)計劃。如此,一方面碩士生通過“干中學”和“學中干”把科研和實踐聯合起來,必能提高其知識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單位為高校協助解決的問題支付的費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碩 士生的經濟狀況。
(4) 整個社會應當保證輿論的正確導向,不要宣傳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為創(chuàng)造良好的就業(yè)條件努力發(fā)展經濟。
5 結論
論文摘 要:藝術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非常重視藝術教育的建設并出臺了一些政策文件，但在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以及實施上仍然存在著諸如政策內容欠全面、不系統等問題，各個政策內容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沖突和矛盾。本文對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內容相關理論以及內容標準的構建等問題加以探討，從而提出適應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內容的改進建議，以此促進藝術教育的整體發(fā)展。
藝術教育是美育的主要內容和教育形式，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普通高校進一步提高了藝術教育的功能、目標以及重要性的認識。藝術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地位開始得到確認，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尚未解決。因此，本文從政策內容分析的視角研究我國普通高校的藝術教育政策，推動藝術教育的發(fā)展。
一、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存在的問題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藝術教育政策隨著藝術教育的不斷發(fā)展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其內容上仍存在諸多問題，這與當時的社會現狀、藝術教育的發(fā)展有很大的關系。
(一)在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條例中，“基本政策”缺乏權威性
藝術教育政策應該對于藝術教育起到總綱領的作用，但我國的藝術教育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政策規(guī)定。高等教育法中沒有對藝術教育進行政策規(guī)定，所以難以盡到其指導性、依據性的責任。
(二)藝術教育制度政策體系缺乏關聯性和協調性
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高校藝術教育方面的具體政策，在解決特定問題時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政策體系的角度分析，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還缺乏必要的關聯性，并與各項具體的政策之間缺乏協調性。
(三)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封閉，缺乏創(chuàng)新性
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體系趨于封閉，同時我國藝術教育體系的不夠成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開放性，導致藝術教育政策運行過程中創(chuàng)新機制尚未形成。
(四)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中缺少具體化的政策
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的數量不足，紕漏較大，尚未形成有章可循、有章可依的基礎。一是藝術教育建設工作開展所需要的規(guī)章制度未能以具體政策形式出臺實施;二是藝術教育中堅實的工作基本制度尚未建立。
二、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存在問題的原因
盡管這些年來高校藝術教育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高校藝術教育在整個教育中仍十分薄弱。其具體問題如下:
(一)未將相關政策納入國家基本法律范疇
藝術教育在我國的發(fā)展較為曲折。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在不同的變化發(fā)展階段，對藝術教育的關注及出臺的政策不盡相同，所以國家始終也沒有把出臺的相關政策納入國家基本法律的范疇。也正是由于國家沒有對藝術教育的“基本政策”做出權威性規(guī)定，從而導致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結構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使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內部處于無序狀態(tài)，制約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構建的進程。
(二)關聯性和協調性對藝術教育政策影響大
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各項藝術教育政策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性。這種關聯性表現為:如果政策之間相互協調、增益，則增加藝術教育政策的整體功能;反之，則會抵消某些藝術教育政策的功能。
(三)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的數量不足，紕漏較大
雖然近些年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guī)，但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中關于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具體規(guī)定數量仍然不足。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對藝術教育的重視不夠，對于很多規(guī)章制度沒有用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加以約束，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因而，從整體上來看，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還不夠全面，沒有形成有章可循的基礎。
(四)高校藝術教育政策趨于封閉，政策的制定過程缺少創(chuàng)新
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體系趨于封閉，主要表現在藝術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創(chuàng)新受限。我國對于已有的藝術教育政策調整乏力、遲緩，這也是政策體系封閉的一個基本表現。同時在已有政策的執(zhí)行中以及執(zhí)行后出現的問題不能及時將信息反饋到相關決策部門，影響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完善和發(fā)展。
三、完善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對策
針對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內容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從兩個方面對進一步完善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做如下探討。
(一)建立科學合理的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體系
首先，要解決藝術教育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就要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藝術教育政策內容框架。藝術教育是由組織、知識、活動三大要素構成的統一體，因此當我們探討藝術教育政策內容時，也要從這三方面著手。一個國家在制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時應涵蓋到這三個層面，即藝術教育組織層面、藝術教育知識層面和藝術教育活動層面。其中藝術教育組織方面的政策包括體制政策、師資政策、經費政策;藝術教育知識方面的政策包括專業(yè)政策、課程政策、教材政策;藝術教育活動方面的政策包括規(guī)劃政策、實施政策以及評價政策。它們是一個國家在制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時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與此同時，還應把藝術教育政策這三個層面下的各項子政策納入到國家的“基本政策”當中去，也就是說應該用宏觀法規(guī)的權威性對其進行約束，這樣，藝術教育政策才能對藝術教育起到總綱領的作用。由于藝術教育政策較為復雜，每一個政策都在一定的范圍內相對獨立的發(fā)揮作用，所以在制定各個子政策的同時就要注意相互的關聯性，各政策之間應相互配套，協調增益。對藝術教育政策的各項子政策，還要從整體上不斷的加強他們的完整性、科學性和創(chuàng)新性。首先，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完整性，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要能囊括藝術教育政策范圍內的全部問題;其次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科學性。藝術教育政策是一個比較龐雜的政策體系，要明確藝術教育政策內容各個要素的關系，各個子政策的關系，使其具有清晰的邏輯體系，從而加強其相互的關聯性，達成相互配套、體現協調增益之效;第三，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創(chuàng)新性。在制定藝術教育政策時要不囿于傳統的觀念，注意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開放性，形成一種創(chuàng)新機制，要根據形勢的發(fā)展來不斷的進行政策理論的創(chuàng)新。
(二)完善各項政策，促進藝術教育整體發(fā)展
為了完善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促進藝術教育整體發(fā)展，在上述提到的九個子政策中主要應完善以下幾項政策。
1.注重體制政策，推進藝術教育組織制度建設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藝術教育體制政策是一個前提性政策因素，因為藝術教育體制是藝術教育建設與發(fā)展的載體和組織保障，它是藝術教育機構與藝術教育規(guī)范的結合體或統一體。藝術教育體制政策就是要這兩個方面做出一些準則性規(guī)定，它所要解決的是藝術教育機構要不要設置、怎么設置以及其相應的職責、功能、性質等方面的問題。藝術教育在高校如何建設、如何發(fā)展?首先是要明確體制問題。藝術門類繁多，它包括:音樂、舞蹈、美術、戲劇等等。在高校建立比較合理的藝術教育體制，設置專門而獨立的藝術教育機構并對相應的職責、性質、任務作出規(guī)范。因此，在高校藝術政策體系中，國家首先應在體制(機構與制度規(guī)范)上對藝術教育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建立合理的藝術教育體制，并對藝術教育機構給予法律上的規(guī)定，在高等教育基本法中確立其權威性，這樣才能使高校藝術教育建設在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做到有序、合理、有效。
2.構建合理的師資政策，提升藝術教育師資水平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師資政策是一個基礎性的政策因素。如果說體制是藝術教育組織和制度方面的保障，那么師資則是藝術教育建設與發(fā)展中的人員保障因素。一般來說，師資問題涉及到師資結構、師資素質、師資待遇以及師資建設等方面，藝術教育師資政策就是要在這些方面做出相應規(guī)定，它所要解決的是配備和組建什么樣的藝術師資，形成怎樣的學歷、年齡結構的師資梯隊，問題等。國家在制定有關藝術教育政策時，首先要重視師資方面的問題，要針對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師資的現狀，有步驟、有計劃的制定一套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高校藝術教育師資政策框架，才能夠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藝術教育的師資水平，促進藝術教育的不斷發(fā)展。
3.健全經費政策，保證藝術教育經費的有效管理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藝術教育經費政策是一個關鍵性的政策因素。因為經費是維持藝術教育整體運作的財政保障。藝術教育經費主要涉及到經費的投入、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方面，藝術教育經費政策就是要在這些方面做出一些準則性的規(guī)定或者約束。它所要解決的是藝術教育的經費從何而來、如何分配、怎樣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在國家制定有關藝術教育政策時應該在經費政策上做出具體的政策性規(guī)定，明確經費來源、合理分配經費及管理經費用途，要做到有章可依，保證藝術教育經費的有效管理，從而使藝術教育的建設更加規(guī)范。
4.重視活動評價政策，提高藝術教育發(fā)展質量
藝術教育評價政策指的是檢測教育質量、評估教師教學效果、檢查學生掌握知識情況等一些規(guī)定和要求。包括藝術考試和各種藝術競賽等。它所要解決和協調的是如何來保障藝術學習質量以及用怎樣的方式、從哪些方面來保障、由誰來評價藝術教育質量及其如何評價等問題。國家在指定藝術教育評價政策時，要考慮到下面幾個方面:從評價內容來看，藝術教育質量評價政策應該包括藝術基礎知識水平、理解藝術作品的審美能力、創(chuàng)造藝術作品的能力和學習態(tài)度、以及審美水平的提高與發(fā)展狀況等規(guī)定;從評價方式來看，藝術教育質量評價政策應包括考核政策、考查政策、考試政策等;從考試的具體形式來看，有筆試、綜合測試等方面的規(guī)定;從評價的主體來看，有學校評價、社會評價、國家政府評價以及個人評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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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智能建筑 系統論信息論 可持續(xù)發(fā)展 人本論 產業(yè)鏈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世界建筑業(yè)啟動了新一輪的發(fā)展，建筑物單體的高度與體量急驟增加，二、三百米的超高層建筑，單體超過10萬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已十分普通。建筑物規(guī)模的增大與工程建設的技術難度不僅體現在高度與面積上，建筑物的多功能使用(同一幢建筑物內分層區(qū)具有辦公、酒店、商場、公寓、娛樂等使用功能)。各類使用者對建筑物的服務要求多樣化與服務性能日趨提高，越來越重視生活條件與環(huán)境的舒適性、與社會和人際溝通的便捷性、生存空間的安全性、設施服務的完善性、管理組織的嚴密性等。在解決這些復雜難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智能建筑的概念。
1智能建筑的理論體系
長期以來，對智能建筑是否存在理論與學科特征，一直未能形成比較一致的認識。有些人士認為智能建筑就是把計算機、控制及電子設備運用于建筑物，只是高新技術的綜合應用而已，并無理論可言。
然而，筆者認為經過二十年的實踐，智能建筑已不如早期那么神秘朦朧，在長期的建設、應用與管理中，已經凸現其深層的特征，有必要對此進行探討。圖1所示為智能建筑理論的結構，下面將分別進行闡述。
a.應用對象層。智能建筑為人類活動提供信息化、自動化的工作和生活場所，它的應用對象就是建筑物的使用者、管理者與服務提供者。
b.特定功能層。只要是按現代化、信息化運作的機構所在地都有智能建筑的需求，因此智能建筑早已不是辦公建筑的專利，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工業(yè)建筑、軍事建筑都可以按智能建筑建設。近十年來，中國與全球一樣建成了大量智能型的辦公樓、酒店、體育場館、會展中心、醫(yī)院、學校、法院、圖書館、劇院、博物館、機場、車站、住宅、電子廠、食品廠、化工廠、發(fā)電廠、軍營、應急指揮中心等建筑物，這些建筑物在世界的經濟與社會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這一層面上，智能化系統功能需求與設備配置往往受建筑物個性、建設目標，管理模式和投資力度的影響而有較大的差別。
c.應用技術層面。這是智能建筑的技術基礎，由通信網絡技術、智能控制技術、信息處理技術和綜合管理技術等組成。在這些技術領域中，最新的技術成果及其形成的裝備會以最快的速度應用于建筑業(yè)。如在5年前，當軟件工程界剛開始討論中間件技術時，市場上立即推出了采用中間件技術的智能建筑系統集成軟件IZ BMS集成化智能建筑管理系統)。又如當工業(yè)以太網技術出現突破，隨即出現了基于工業(yè)以太網的樓宇自動化系統。
d.基礎理論層。雖然從表面上看，智能建筑嵌人了許多令人目眩的五光十色的技術，但實質上智能建筑并不僅是新技術的綜合與新裝備的組合，而在其深層次中是有基礎理論的支撐。
1945年奧地利人貝塔朗菲創(chuàng)建系統論形成了“系統哲學”，這是把世界看作一個巨大組織的機體主義世界觀，它包括了系統本體論、系統認識論、系統價值論和系統方法論。系統理論的概念(等級秩序、漸進分化、反饋、開放等)與方法(圖論、集論、控制論、對策論、排隊論等)是智能建筑總體設計與工作流程規(guī)劃中的重要工具。
美國人香農在1948年奠定了信息論的理論基礎，使人類傳統的科學從以材料與能量為中心的體系，轉變?yōu)橐圆牧稀⒛芰颗c信息為中心。當建筑物的智能水平日益提高后，人們已不滿足僅在通信信道容量、噪聲抑制、數據加密上應用信息論，而需要進一步通過統計及隨機過程的分析來討論語義分析、信息的嫡的應用。
“以人為本”在如今似乎已成為一句時尚的語句，但在智能建筑的功能設計與運行管理中，如果缺乏針對使用者與管理者的工作和生活便利考慮，缺乏以人機工效學對人機界面、機器與人的共享空間的設計，缺乏在智能化、數字化環(huán)境下對不同職能與層次人的行為處理分析和對策，那么任何再先進的智能化系統也是失敗的。
智能建筑不僅僅是當前高新技術的盡情應用，而且必須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對建筑物的一切進行考量:設備與材料的環(huán)保、系統運行方式的綜合能效設計、建筑物節(jié)能模式的選擇、建筑物管理的組織結構設計，都需要從有利于協調“自然·社會·經濟”關系，提高“人口·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水平來考慮。這些工作要有助于建立7項工作:選擇資源節(jié)約型的經濟體系、推進社會公平化的社會體系、重視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科技體系、保持自然生產能力的生態(tài)體系、促進環(huán)境質量提高的環(huán)境體系、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人口體系和規(guī)范合理行為的政策法規(guī)體系。“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已深人到整個社會。智能建筑自然也在“可持續(xù)發(fā)展”政策的覆蓋之下。
顯然，在智能建筑所有的相關領域，以上的理論都在工作過程中起著宏觀導向與微觀指導的作用。
2智能建筑理論的特征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智能建筑不僅存在理論，而且其理論結構相當復雜，還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a.多目標的優(yōu)化智能建筑不是機械的技術與設備集合，而是一個大系統，需要多視角地考慮技術、管理、經濟、人文、環(huán)境等因素的大系統運行目標，并且調動各種手段使系統達到最優(yōu)的綜合目標。即系統的優(yōu)化目標函數為:S=f
b.多學科的綜合這一點是顯然的，智能建筑的規(guī)劃、設計、運行和管理，所涉及的技術，經濟、管理以及法律問題，都必須有效地應用各學科的知識成果來解決。
c.多因素的相關性智能建筑與社會信息化、社會經濟發(fā)展、管理模式、裝備技術發(fā)展、政府導向等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盡管就表面來看智能建筑僅是一種建設行為與經營管理方法。但是從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成本(LCC Life Cycle Cost)(見圖2)來看，當某種設備與技術采用后，可改變其生命周期中許多相關的分項狀態(tài)。
比如采用完善的BA(建筑設備自動化)系統進行照明系統的節(jié)能控制(按照度、時間、夜間最低照度、分區(qū)等)，可以有效降低電耗與照明設備的運行時間，而照明設備因此而延長壽命減少了照明設備的維護更新費用。這可使建筑物生命周期成本中的能耗費與設備更新費用減少。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設置完善的BA系統，要增加建設的一次投資.同時，降低能耗的效益并不僅僅體現在LCC的圖中，它對于廣義的環(huán)境保護價值更是巨大的。
3智能建筑工程實踐的分析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全國各地的智能建筑熱潮有漲無退。由于我們已經歷了較長期的探索，在工程建筑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無論是建設方/業(yè)主，工程技術人員，還是物業(yè)管理人員，都逐步趨于成熟。因而最近起步建設智能建筑的地區(qū)(暫稱為后行地區(qū))，往往可以比北京、上海、廣州等先行開發(fā)建設的大城市(暫稱為先行地區(qū))有更好的建設效果。我們將之稱為后發(fā)優(yōu)勢，見圖3
智能化系統工程先行地區(qū)由于一開始處于探索前進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在早期建設中存在著各種過份的行為(控制論中稱之為超調)，隨后又出現因失誤而放棄的行為(稱之為振蕩過程)，最后趨向于合理的裝備與功能水平。而后行地區(qū)由于可以借鑒先行地區(qū)的經驗與教訓，可以比較合理穩(wěn)妥地確定自己的智能化系統工程建設目標與行為，雖然起步稍遲，但最終可以與先行地區(qū)趨向于同樣的建設效果，而他所化的代價則比先行地區(qū)要小得多(如早期智能住宅小區(qū)建設成本高達230元/mz，而近年來則在60元/mz左右，而且裝備的性能與質量更好)。
4智能建筑已經形成產業(yè)鏈
建筑業(yè)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抓手。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歷史與現實清楚地告訴我們，國民經濟狀態(tài)上升建筑業(yè)必然興旺，建筑業(yè)發(fā)達了，國民經濟必然形勢大好。中國近年來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其中就有1---2個百分點來自建筑業(yè)貢獻。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國的基本建設規(guī)模不斷增大，北京市2008年的奧運會與上海市2010年的世博會，大大刺激了建筑業(yè)發(fā)展，智能建筑與智能住宅小區(qū)則成為建筑業(yè)的精品。在工業(yè)建筑物、民用建筑物、軍事建筑物與市政建筑物中的電氣設備投資已從上世紀80年代總投資的6%一7%，增長到總投資的10%----18%，并且還在不斷上升。與此同時，市場中的各類智能建筑電氣設備不僅引進了大量國外先進技術與產品，也推出了一定數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據不完全統計，與智能建筑電氣設備相關的國內企業(yè)約有6---8千家，智能建筑電氣設備的民族企業(yè)在穩(wěn)定成長。目前智能建筑行業(yè)，已基本形成了一條穩(wěn)定的產業(yè)鏈，產業(yè)鏈的各方關系可以用圖4來描述。
圖中箭頭表示各方的相互關系:①提供建筑化系統設備工程與技術服務;②提供智能化系統設備功能信息、設備使用改進意見;③提品與設備技術信息;④提供系統設備需求信息與系統設備功能信息;⑤人才與技術的需求與供應。
圖4智能建筑的產業(yè)鏈示意圖
圖4所示的關系中，工作的基礎是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與行業(yè)標準(注:GB/T50314為《智能建筑設計標準》，GB50339為《智能建筑施工及驗收規(guī)范》)。
5智能建筑應用的發(fā)展趨勢
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對工作與生活的環(huán)境要求不斷地提高，建筑物的功能與相應的標準也逐步提升.智能建筑作為現代建設技術的核心，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城市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建筑群的功能特征日趨明顯，出現了中央商務區(qū)CBD ( Center BusinessDistrict)、休閑商務區(qū)RBD ( Recreation BusinessDistrict)、工業(yè)園區(qū)、行政中心區(qū)、經濟開發(fā)區(qū)、住宅小區(qū)等特定功能的區(qū)域。現代城市管理必須采用信息化手段對這些區(qū)域的建筑群與建筑設備進行綜合管理，這對智能建筑提出了新課題。在美國“911”事件之后，建筑物的防災、減災及反恐等安全問題凸現，建筑物中的消防、安防、防災及應急供電等已不可缺少，唯有借助智能化的應用系統，才能使之精準、有效、穩(wěn)定與可靠地工作。
【關鍵詞】國外公共管理理論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建設
1公共管理理論概述
19世紀末期，馬克斯•韋伯創(chuàng)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權威基礎上的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其特點是：在職能專門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嚴格規(guī)定等級層次結構；運用規(guī)章制度清晰明確劃分責權；人際關系非人格化；遵守嚴格的系統工作程序；以業(yè)務能力作為選拔提升的依據。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價值觀念。
傳統公共行政學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廣泛采用。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行政學家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官僚制行政理論的效率至上原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學只重視效率，將公民當作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他們提出的改革主張是建立政府與公民對話、溝通、互動的機制，使政府能對公民的需求積極地做出響應，從而實現公共行政的社會性效率。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以后，伴隨著信息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管理人員的服務品質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改革潮流，出現了以市場機制逐漸取代政府干預；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人投資；縮小文官隊伍的規(guī)模；鼓勵公司競爭及公共事務向私營部門轉移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反思，強調調整政府和社會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間的關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會事務的手段、過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將政府的“掌舵”職能和“劃槳”職能相對分離，將后者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民營化。［2］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關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面的結果；高度集權、等級制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管理環(huán)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huán)境中，資源配置和服務提供的決策更加接近第一線，并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余地；靈活地選擇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huán)境；強化國家核心戰(zhàn)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應。
2西方公共事業(yè)管理學科的產生與發(fā)展
科學意義上的公共事業(yè)管理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美國，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把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門，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發(fā)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發(fā)表了《行政學之研究》的論文，是美國公共管理教育開始的標志。1911年，紐約市政研究局創(chuàng)辦“公共服務培訓學校”，美國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啟動。1924年，“公共服務培訓學校”遷到了錫拉丘茲大學，并與新成立的“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領域創(chuàng)辦了綜合性的教育與培訓課程。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yǎng)專職的優(yōu)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對公共事務研究的熱潮，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已成為很多國家培養(yǎng)高層次、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徑之一。這可以從國外許多知名高校設置公共事務專業(yè)得到證明，如哈佛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yè)；紐約大學的公共、非營利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康奈爾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yè)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美國的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通常是培養(yǎng)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等方面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政府機關和非贏利組織培養(yǎng)具有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政策素養(yǎng)，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的專業(yè)化管理者、領導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養(yǎng)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yǎng)，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目前，美國開設公共事業(yè)管理課程的學校有220多所，在讀學員達3萬多人。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yǎng)專業(yè)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為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專業(yè)化教育課程體系，美國錫拉丘茲大學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課程，注意培養(yǎng)學員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統計方面的技能、經濟分析方面的技能、預算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識技能。為此，該學院為學員開設了五類核心課程，分別是公共行政與民主類、統計分析類、經濟分析類、預算和公共財政類、公共管理類。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yǎng)高層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從事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學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組織的戰(zhàn)略管理、政治主張和領導藝術。
3我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學科建設基本情況
1996年，東北大學婁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學崔運武教授，到國外考察公共事業(yè)管理發(fā)展情況后開始醞釀在我國高校建設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1997年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分別向教育部報告，申請將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列入本科專業(yè)目錄。1998年原國家教委(現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專業(yè)目錄中，設立了公共事業(yè)管理本科專業(yè)。1999年在云南大學和東北大學首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以來，該專業(yè)發(fā)展迅速。到2000年，全國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本科大學生。2001年全國招收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的本科大學生的高校發(fā)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對這個專業(yè)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兩校通過四年的專業(yè)建設，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推廣，但由于各高校自主辦學，特別是教育部對各省屬高校難以控制。如此增長速度，可稱得上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雖然在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公共事業(yè)管理在我國僅有十年的發(fā)展過程，作為一個有發(fā)展前途的新興專業(yè)，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本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fā)展空間，可現實的遭遇和形勢卻使該專業(yè)陷入了尷尬的局面。主要表現有：專業(yè)的社會認可度差、專業(yè)方向不明確、人才培養(yǎng)目標模糊、學生就業(yè)難等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各高校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認識不足，造成專業(yè)課程設置散亂甚至混亂；教學內容死板，教學方式單一，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薄弱；專業(yè)教材建設滯后、師資力量相對缺乏等。該專業(yè)目前的辦學規(guī)模和發(fā)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國公共事業(yè)發(fā)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yè)單位改革的步伐；專業(yè)缺乏明顯特色，就業(yè)方向不明確，所培養(yǎng)的學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會對該專業(yè)的認識和了解也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專業(yè)，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推進專業(yè)建設，進而提升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的競爭力，成為當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建設面臨的棘手問題。
4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學科建設的改革途徑
4.1變革專業(yè)意識，塑造服務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善治理論指出，公共事業(yè)管理的主體除了政府這一核心之外，還應包括非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的職能除了政治統治、社會管理之外，還需強調社會服務。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服務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業(yè)單位，還應包括企業(yè)和相關社會團體。因此，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要強調公共事業(yè)管理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職能的服務性。
4.2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目標。公共事業(yè)管理是社會組織為了滿足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的共同需要和協調發(fā)展，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生產、調節(jié)和控制的過程。針對當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多樣化和模糊化的問題，在培養(yǎng)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yǎng)，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培養(yǎng)目標要強調注重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實踐和操作，使之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也保障了本專業(yè)學生更好的就業(yè)前景。以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yōu)勢，靈活制定培養(yǎng)計劃。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人才需求的調研，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yōu)勢，靈活的確定培養(yǎng)方案。另外，人才培養(yǎng)方案是動態(tài)變化的，在實施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就業(yè)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據就業(yè)市場、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評價結果，檢驗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方案，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yǎng)方案及時修改完善。
4.3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yǎng)學生各項技能。公共事業(yè)管理人才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面，具備較高的辦事效能、實際策劃、運用理論及操作能力，必須具有良好的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須具有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幾項技能培養(yǎng)：一是社會調查技能。公共事業(yè)管理作為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其理論來源于社會實踐，其理論也必須適合于并應用于社會實踐。能熟練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步驟，使學生了解社會、熟悉公共管理的實際，市場運作技能熟練。二是社會適應技能。社會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這就要求公共管理專業(yè)人才能夠應付各種社會變化，具有應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素質。三是熟練的表達技能。包括語言講述能力和應用寫作能力，這也是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公共管理專業(yè)人才作為社會管理的決策人員和主要參與者，其設想、方案等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準確、順暢表達出來，否則就會限制能力的發(fā)揮，無法履行管理職責。公共管理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只有通過有效地表達才能與人溝通，否則不會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將無法開展。
4.4強化實踐教育環(huán)節(jié)。由于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因此綜合的知識結構和管理素質是從事公共事業(yè)管理工作的先決條件。公共事業(yè)管理面對的問題涉及社會發(fā)展、公共利益、個人利益等不同的層次，涵蓋領域廣泛。這就要求公共事業(yè)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綜合素質，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學校要為本專業(yè)的學生創(chuàng)造各種時間平臺。除建立相關的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鍛煉機會外，還可以開設電子政務、案例分析等課程，邀請公共事業(yè)管理單位相關人員為學生提供講座和培訓；不僅要充分利用現有的實驗室、實習基地等開展好相關社會實踐，學校與當地政府部門和有關公共事業(yè)管理部門合作，建立專業(yè)見習、實習基地，并在學生見習、實習期間組織教師不定期進行指導、檢查、考核，保證專業(yè)見習、實習有場所，有人指導，有人監(jiān)督，不走過程，不搞形式；在學生中大力提倡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活動，鼓勵學生利用假期、周末參與進行社會調查和實踐。通過參與社會調查、科研能力培養(yǎng)和論文撰寫，使學生社會調查與理論知識相結合，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知識面，培養(yǎng)他們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4.5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的特點要求教師既要專又要博，既要通理論又要懂實踐，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一是針對師資缺乏的狀況，可采取多元化的師資引進模式，采用全職、兼職、訪問、榮譽四種師資任教形式，建立一支理論與實際并重、專兼職結合的多元化師資隊伍。二是加強教師的公共管理實踐經驗，通過人才交流、掛職鍛煉等形式提供專業(yè)教師到政府部門、公共事業(yè)單位掛職實踐，提高社會實踐能力和社會公共政策分析能力，促進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結合。同時要提供條件鼓勵教師走出去，通過進修或參加各種專業(yè)培訓、學術研討會，提高教師自身的水平；三是加強科研水平，實現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形成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
隨著我國社會管理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隨著公共管理實踐中各種問題的不斷出現，人們對管理主體、管理客體范圍界定的不斷認識以及管理方法的不斷革新與完善，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必將進一步完善，培養(yǎng)的人才方能更加符合社會管理發(fā)展的需要，培養(yǎng)的人才方能為社會所承認和接受。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必將成為高等院校一個迅速發(fā)展的實用型社會科學的熱門專業(yè)。
參考文獻：
［1］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2］VernonBogdanor.TheBlackwellEncyclopediaofPoliticalInstitutions［M］.Oxford：BasilBlackwell，1987：504-506.
19世紀末期，馬克斯•韋伯創(chuàng)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權威基礎上的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其特點是：在職能專門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嚴格規(guī)定等級層次結構；運用規(guī)章制度清晰明確劃分責權；人際關系非人格化；遵守嚴格的系統工作程序；以業(yè)務能力作為選拔提升的依據。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價值觀念。
傳統公共行政學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廣泛采用。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行政學家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官僚制行政理論的效率至上原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學只重視效率，將公民當作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他們提出的改革主張是建立政府與公民對話、溝通、互動的機制，使政府能對公民的需求積極地做出響應，從而實現公共行政的社會性效率。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以后，伴隨著信息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管理人員的服務品質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改革潮流，出現了以市場機制逐漸取代政府干預；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人投資；縮小文官隊伍的規(guī)模；鼓勵公司競爭及公共事務向私營部門轉移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反思，強調調整政府和社會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間的關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會事務的手段、過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將政府的“掌舵”職能和“劃槳”職能相對分離，將后者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民營化。［2］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關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面的結果；高度集權、等級制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管理環(huán)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huán)境中，資源配置和服務提供的決策更加接近第一線，并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余地；靈活地選擇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huán)境；強化國家核心戰(zhàn)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應。
2西方公共事業(yè)管理學科的產生與發(fā)展
科學意義上的公共事業(yè)管理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美國，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把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門，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發(fā)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發(fā)表了《行政學之研究》的論文，是美國公共管理教育開始的標志。1911年，紐約市政研究局創(chuàng)辦“公共服務培訓學校”，美國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啟動。1924年，“公共服務培訓學校”遷到了錫拉丘茲大學，并與新成立的“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領域創(chuàng)辦了綜合性的教育與培訓課程。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yǎng)專職的優(yōu)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對公共事務研究的熱潮，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已成為很多國家培養(yǎng)高層次、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徑之一。這可以從國外許多知名高校設置公共事務專業(yè)得到證明，如哈佛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yè)；紐約大學的公共、非營利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康奈爾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yè)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美國的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通常是培養(yǎng)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等方面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政府機關和非贏利組織培養(yǎng)具有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政策素養(yǎng)，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的專業(yè)化管理者、領導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養(yǎng)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yǎng)，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目前，美國開設公共事業(yè)管理課程的學校有220多所，在讀學員達3萬多人。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yǎng)專業(yè)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為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專業(yè)化教育課程體系，美國錫拉丘茲大學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課程，注意培養(yǎng)學員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統計方面的技能、經濟分析方面的技能、預算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識技能。為此，該學院為學員開設了五類核心課程，分別是公共行政與民主類、統計分析類、經濟分析類、預算和公共財政類、公共管理類。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yǎng)高層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從事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學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組織的戰(zhàn)略管理、政治主張和領導藝術。
3我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學科建設基本情況
1996年，東北大學婁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學崔運武教授，到國外考察公共事業(yè)管理發(fā)展情況后開始醞釀在我國高校建設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1997年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分別向教育部報告，申請將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列入本科專業(yè)目錄。1998年原國家教委(現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專業(yè)目錄中，設立了公共事業(yè)管理本科專業(yè)。1999年在云南大學和東北大學首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以來，該專業(yè)發(fā)展迅速。到2000年，全國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本科大學生。2001年全國招收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的本科大學生的高校發(fā)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對這個專業(yè)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兩校通過四年的專業(yè)建設，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推廣，但由于各高校自主辦學，特別是教育部對各省屬高校難以控制。如此增長速度，可稱得上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雖然在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公共事業(yè)管理在我國僅有十年的發(fā)展過程，作為一個有發(fā)展前途的新興專業(yè)，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本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fā)展空間，可現實的遭遇和形勢卻使該專業(yè)陷入了尷尬的局面。主要表現有：專業(yè)的社會認可度差、專業(yè)方向不明確、人才培養(yǎng)目標模糊、學生就業(yè)難等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各高校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認識不足，造成專業(yè)課程設置散亂甚至混亂；教學內容死板，教學方式單一，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薄弱；專業(yè)教材建設滯后、師資力量相對缺乏等。該專業(yè)目前的辦學規(guī)模和發(fā)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國公共事業(yè)發(fā)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yè)單位改革的步伐；專業(yè)缺乏明顯特色，就業(yè)方向不明確，所培養(yǎng)的學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會對該專業(yè)的認識和了解也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專業(yè)，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推進專業(yè)建設，進而提升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的競爭力，成為當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建設面臨的棘手問題。
4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學科建設的改革途徑
4.1變革專業(yè)意識，塑造服務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善治理論指出，公共事業(yè)管理的主體除了政府這一核心之外，還應包括非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的職能除了政治統治、社會管理之外，還需強調社會服務。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服務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業(yè)單位，還應包括企業(yè)和相關社會團體。因此，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要強調公共事業(yè)管理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職能的服務性。
4.2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目標。公共事業(yè)管理是社會組織為了滿足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的共同需要和協調發(fā)展，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生產、調節(jié)和控制的過程。針對當前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多樣化和模糊化的問題，在培養(yǎng)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yǎng)，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培養(yǎng)目標要強調注重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實踐和操作，使之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也保障了本專業(yè)學生更好的就業(yè)前景。以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yōu)勢，靈活制定培養(yǎng)計劃。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人才需求的調研，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yōu)勢，靈活的確定培養(yǎng)方案。另外，人才培養(yǎng)方案是動態(tài)變化的，在實施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就業(yè)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據就業(yè)市場、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評價結果，檢驗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方案，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yǎng)方案及時修改完善。
4.3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yǎng)學生各項技能。公共事業(yè)管理人才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面，具備較高的辦事效能、實際策劃、運用理論及操作能力，必須具有良好的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須具有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幾項技能培養(yǎng)：一是社會調查技能。公共事業(yè)管理作為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其理論來源于社會實踐，其理論也必須適合于并應用于社會實踐。能熟練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步驟，使學生了解社會、熟悉公共管理的實際，市場運作技能熟練。二是社會適應技能。社會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這就要求公共管理專業(yè)人才能夠應付各種社會變化，具有應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素質。三是熟練的表達技能。包括語言講述能力和應用寫作能力，這也是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公共管理專業(yè)人才作為社會管理的決策人員和主要參與者，其設想、方案等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準確、順暢表達出來，否則就會限制能力的發(fā)揮，無法履行管理職責。公共管理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只有通過有效地表達才能與人溝通，否則不會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將無法開展。
4.4強化實踐教育環(huán)節(jié)。由于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因此綜合的知識結構和管理素質是從事公共事業(yè)管理工作的先決條件。公共事業(yè)管理面對的問題涉及社會發(fā)展、公共利益、個人利益等不同的層次，涵蓋領域廣泛。這就要求公共事業(yè)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綜合素質，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學校要為本專業(yè)的學生創(chuàng)造各種時間平臺。除建立相關的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鍛煉機會外，還可以開設電子政務、案例分析等課程，邀請公共事業(yè)管理單位相關人員為學生提供講座和培訓；不僅要充分利用現有的實驗室、實習基地等開展好相關社會實踐，學校與當地政府部門和有關公共事業(yè)管理部門合作，建立專業(yè)見習、實習基地，并在學生見習、實習期間組織教師不定期進行指導、檢查、考核，保證專業(yè)見習、實習有場所，有人指導，有人監(jiān)督，不走過程，不搞形式；在學生中大力提倡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活動，鼓勵學生利用假期、周末參與進行社會調查和實踐。通過參與社會調查、科研能力培養(yǎng)和論文撰寫，使學生社會調查與理論知識相結合，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知識面，培養(yǎng)他們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fā)展和金融穩(wěn)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wěn)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xù)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fā)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fā)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fā)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huán)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huán)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fā)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fā)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fā),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fā)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fā)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yè)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yè)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yè)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xù)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fā)行量大規(guī)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yè)表面的穩(wěn)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fā)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guī)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fā)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jié)難以發(fā)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xù)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huán)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fā)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fā)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huán)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huán)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xù)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qū)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zhàn)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fā)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fā)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fā)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fā)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fā)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fā)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guī)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qū)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xù)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xù)惡化的環(huán)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fā)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發(fā)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fā)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fā)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fā)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qū)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fā)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fā)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fā)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jiān)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fā)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fā)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fā)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huán)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zhàn)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fā)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yōu)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qū)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chuàng),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fā)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fā)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tài),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fā)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fā)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fā)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fā)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fā)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fā)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chuàng)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wěn)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wěn)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zhàn)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xù)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guī)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zhàn)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zhàn)。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jiān)測,其規(guī)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wěn)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zhàn)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huán)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fā)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博弈論；會計準則；準則制定
1.博弈論內涵概述
博弈論（GAME THEORY），又名對策論，它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在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人們如何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它作為一門理論的出現，以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的問世為標志；此后，經許多博弈論專家學者的發(fā)展，使得它已經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當中，并對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因此，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J.納什、J.海撒尼、R.澤爾騰三位博弈論專家和經濟學家；1995年、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頒發(fā)給在博弈論應用領域有所創(chuàng)造的理性預期學派的盧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經濟學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維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經濟人假設，強調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標函數；二是個體理性，強調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對博弈論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類型的博弈論有所了解的人不難發(fā)現這個假設前提。博弈論涉及四個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規(guī)則、行動策略和支付函數，通過兩個基本假設和四個基本要素，博弈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這種分析框架中構建經濟行為模型，并考慮各種情況下的信息特征和動態(tài)特征，從而成為對行為主題間復雜過程進行建構的最適合的工具。它的信息類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動類型有靜態(tài)和動態(tài)兩種。不同的信息類型與不同的行動類型結合，使得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更廣闊。目前，博弈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已經廣泛應用于產業(yè)組織理論（作為微觀經濟學的主要部分內容，研究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及市場績效的評價）、信息經濟學、討價還價、拍賣、公共經濟學、產權與制度分析、國際貿易政策、宏觀經濟決策分析、保險市場、金融市場、企業(yè)管理、跨國公司經營等領域。
2.博弈論與會計準則
博弈論與會計準則研究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后果觀。斯蒂芬·澤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論文《‘經濟后果’的產生》中給出了一個至今仍然適用的概念。他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yè)、政府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該定義的實質是會計報告會影響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實際決策，而非僅僅反映決策結果。澤夫引用了幾個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企業(yè)、行業(yè)協會和政府試圖影響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其前身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會計準則。經濟后果觀認為，“不論有效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如果會計政策無關緊要，會計政策的選擇只嚴格存在于準則制定機構和使準則得到落實的會計人員和審計人員之間。如果只有這兩方參與，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實現原則和穩(wěn)健主義等眾所周知的概念基礎上的傳統會計模式將會得到應用。但是實務中，往往并不是這樣，總是會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業(yè)管理層或者政府機關等，而與此同時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還會針對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應，比如征求意見稿，使不同的參與者能對提議的會計政策變動發(fā)表意見。很顯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陷入了兩難境地。為保持會計人員的可信性，他們需要制定與財務會計模式和該模式下傳統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會計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環(huán)境下，沒有理論明確的指明應采用什么會計政策進而獲取相應的凈收益。這就為各個利益集團參與進來，爭取自己偏愛的會計政策打開了大門。經濟后果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復雜化，管理當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與向投資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異，使得會計準則制定程序和會計理論的研究從總體上更具挑戰(zhàn)性和趣味性。
在會計領域，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對企業(yè)的會計信息披露的情況是能夠觀察得到的，而且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業(yè)的效用函數和各類戰(zhàn)略空間，這就將資本市場雙方的經濟博弈演化成一種動態(tài)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資者更需要獲得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以幫助他們估計預期的價值和投資風險。然而，企業(yè)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資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這樣，企業(yè)與投資者之間需要就具體披露什么信息，怎樣披露信息簽訂一項約束性的文件，而這項文件又必須由雙方都信任的權威會計機構來制定，所以當今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都是由本國獨立的會計專業(yè)團體或國家權力機構來制訂的。會計準則是各方利益關系的調節(jié)器，會計準則的實施會影響信息使用者的決策，無論哪個機構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關注和參與，并試圖對準則的制定或修訂施加影響，從而使會計準則的制定類似于其他法規(guī)、政策的制定，成為各利益集團斗爭與妥協的結果。
3.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博弈
會計信息使用者非常廣泛，包括政府、債權者、投資者、企業(yè)經營者、供應商等，他們均會從各自利益出發(fā)，關注會計信息的披露。但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各異，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會計準則產生過程中的決策也不相同。一般認為，現代企業(yè)是一種多元契約關系的聯結體。如果將企業(yè)看作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那么各個締約方擁有排他性的財產所有權是進行交易的前提。廣義地理解企業(yè)的契約性質，其合約邊界遍及股東、債權人、管理者、政府、供應商、顧客等在內的所有利害關系人。而狹義的理解，其邊界只涉及企業(yè)所有生產要素提供者，企業(yè)的生產要素提供者可以分為人力資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資本提供者。
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審視準則與準則制定，我們可以將準則視為一項主要用來規(guī)范和約束企業(yè)會計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準則制定（制訂新準則或修訂已有準則）則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暫時均衡。雖然博弈參與者的行為存在差異，但是通過重復博弈，他們的行動逐步演化成一個穩(wěn)定結果（行動組合少）。博弈參與者可以知道其他參與者的行動的一些濃縮信息，參與者依靠這些濃縮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狀態(tài)下的行動規(guī)則。當他們在反復博弈中獲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種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參與者的行動規(guī)則趨于一致并成為公認的博弈規(guī)則時，那么，也就形成了會計準則，達到了所謂的納什均衡狀態(tài)。但這種均衡狀態(tài)不會持久，因為隨著會計環(huán)境的累積變化和不完全信息獲取的相對完全性，使得已經制定的《會計準則》未能涵蓋所有業(yè)務或者不適應變化了的環(huán)境或者說是有漏洞，便引發(fā)新一輪的博弈，其結果又會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狀態(tài)。可以看到“納什均衡”點會不斷地由低層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
但目前，我國的會計制度仍處于博弈的初級階段，離“納什均衡”還有一段距離，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項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體現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從政府利益出發(fā)，從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二是社會的監(jiān)督制約不力，注冊會計師作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發(fā)揮，從而難以體現博弈中公正的原則。三是激勵與懲罰機制不健全，對制假造假的會計與經營人員未進行有力地懲處，從而阻礙了博弈的有效進行。
4.準則實施后完善時的博弈
美國曾一度認為其制定的會計準則是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有著權威性的決定權。但是安然事件的發(fā)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發(fā)生了變化。美國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國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財富》雜志評為“最富創(chuàng)新能力”的公司，連續(xù)六年排名居于微軟、英特爾這些大公司之前。這是一個備受經濟界和企業(yè)界尊重的超級公司，但是為什么它的破產會來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資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準則制定的很完善，考慮到了投資者等相關各方的利益，怎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所以美國會計準則制定者開始思考自身的問題。其實，經濟在發(fā)展，社會在進步，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技術等無形資產在各生產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創(chuàng)無形資產，由于會計準則滯后而得不到在表內確認，對已確認的無形資產，其計量的準確性也沒有客觀標準，美國現行會計準則對此無明確規(guī)定，為企業(yè)提供了財務造假的機會。所以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完善也是個重要的方面。
我國的會計準則從制定與頒布的模式來看仍屬于政府行為，沒有經歷一個多重博弈的過程。所以政府要轉變觀念，通過會計準則在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中，進一步修訂會計準則，以使各種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終達到較為理想的納什均衡狀態(tài)。為此應注意幾個問題：（1）準則制定過程應更具公開性和充分參與性，這樣才能保證各博弈方廣泛參與其中，加強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準則能較好地滿足各方的利益。（2）強化注冊會計師的公正立場，便于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見稿。（3）廣開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饋機制，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努力，使會計準則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時的修正。（4）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懲惡亦能揚善，確保有一個良好的會計環(huán)境，使會計準則得以很好地執(zhí)行。
5.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完善
評價《會計準則》完善的標準，一方面，要使博弈雙方的信息公開。對會計博弈雙方而言，公開其信息，讓廣大社會公眾參與其間，不僅可以減少“欺詐”、“偷竊”等市場交易費用，而且是會計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使《會計準則》公平（或公認）。用博弈活動來闡述準則的制定過程，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準則制定中會遇到的問題：即準則的制定過程不再是純技術性的，而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競爭的博弈過程。這樣，準則制定機構在制定與實施新準則時，一定要關注其對投資人和企業(yè)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響，只有幾方都接受新準則，才能確保準則順利實施。
（1）對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改革。無論IASB、FASB還是我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盡管準則制定人員的構成形式多種多樣，但其人員構成都具有專業(yè)性、代表性。制定人員的專業(yè)性，是由會計準則的科學性與技術性決定的。會計準則的科學性是會計理論科學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員的代表性，是由會計準則的橋梁地位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會計準則客觀上涉及各方利害關系決定的。
據筆者的了解，我國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似乎缺少各類頗富實際經驗的各方面技術咨詢專家。為此，建議會計司可以設立一個兼職的會計準則專家咨詢組。專家咨詢小組人員的構成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學術界、企業(yè)界、證券交易所、政府、財務分析師等與準則的研究和運用相關的重要部門都應該有所考慮，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階段應該首先在這些專家中展開，使他們能夠從自己專業(yè)的角度及時發(fā)表有價值和負責任的意見，從而保證會計準則的普適性。此外，將制定具體準則的各項目小組納入統一的團隊中，以促進他們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增強具體準則之間的協調性以及適當增強準則制定機構的獨立性等。這些都是完善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強會計準則制定部門的獨立性。在美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歷史上，曾先后有會計程序委員會、會計原則委員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負責。前兩個機構因獨立性不夠而遭受很多批評，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則在形勢和實質上獨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由財務基金會任命，是專職的、有報酬的。其次，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資金來自于財務會計基金會，不依賴于外界資金的資助。在我國，由于缺乏強大的外部投資人，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得不依賴于政府2001年國際會計部門，其獨立性有待加強。計準則委員會進行了戰(zhàn)略性改組，改組后新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設有管理委員會、理事會、咨詢委員會和解釋委員會四個機構。其中，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是制定會計準則的核心部門，全權負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他相關文件的制定。
（3）會計準則制定與利益相關者。會計利益性決定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將影響眾多相關者利益。利益相關者，有財政、稅務、銀行、投資者等，也有管理層、職工、客戶等，又可以細分為專業(yè)技術者和非專業(yè)技術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信息，后者則無。從目前來看，制定會計準則實際傾向于決策有用觀，即極力為企業(yè)外部投資者服務，滿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資者可以細分為專業(yè)技術者和非專業(yè)技術者，后者沒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會計信息，而且不占少數。過度考慮這部分相關者利益而制定會計準則，勢必導致不經濟。同時，應該承認企業(yè)內部利益相關者也需要符合他們要求的會計準則，這符合經管責任觀。在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難分伯仲情況下，制定會計準則的最終用戶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樣性，應該藝術地兼顧各方利益，在科學性的前提下以公平為第一要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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