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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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堅持不懈的在國內舉辦各種公關活動來爭取重大體育賽事舉辦權。這些公關活動充分調動了社會民間力量，以及體育對民眾所產生的情感思潮，從而來支撐國家的發展戰略，各個政黨之間對國家政體政治雖然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和分歧，但對國家舉辦重大賽事及所能帶來的利益關注度卻非常高，甚至不約而同的形成“統一戰線”。國家在申辦和承辦重大體育活動時亦適時調整外交策略，以贏得外部世界的關注與支持。這對政局的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無疑起著積極的作用。
2、南非體育發展研究：政治經濟的變化
體育事件在過去的20年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方面表現在重大體育事件上，無論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國家輪流舉辦的循環賽事，在規模上、媒體的宣傳度上以及觀眾參與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奧運會或者世界杯足球賽的舉辦就最能體現上述觀點。此外影響力上稍遜一籌的體育競技，比如說世界杯橄欖球賽、世界杯板球賽以及英聯邦運動會，盡管其參賽人數以及觀眾人數不如奧運會或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響力，仍然能帶來收益以及資金產出。主要的體育競技賽事在當今全球政治經濟學中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它們成為國家吸引外來投資和潛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展示國家實力的途徑，通過這些賽事向世界的其他國家展示本國舉辦世界大賽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體育方面的實力以及國家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在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實施過程中，體育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重大體育賽事是國家外交活動與實現政治目標的恰當手段。體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業及利益相關者采取什么公關手段來策劃實施他們的體育賽事活動，應該權衡考慮哪些因素，國家層面的外交行為將帶來什么國際影響。
政治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宏觀調控理論論文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案鱾€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鄙鐣傎Y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之中，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涵蓋了多個方面。從長效角度分析，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貨幣經濟、資本經濟或許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無法在長效上與科技經濟比擬，這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產力轉型為中高端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制定創新型的產業計劃從而發展生產力是核心步驟；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可以有效的防治這些年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維護生產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務。因此，從微小市場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產業鏈，淘汰低端產能，振興教育，提振創新，從宏觀經濟態勢梳理當前形勢下的微觀小循環是由近及遠的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
農民既是農業活動的主要從事者，又是生活資料的消費者，同時還是農村社區公民，農民的環境行為包括農民的生產型環境行為、生活型環境行為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是指農民在環境保護領域依據相關的法律規范或規章規定，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平等地參與到與環境利益相關的一切活動中。農民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包括預案參與、過程參與、末端參與以及行為參與等。農民是基于環境正義和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參與環境治理的[2]。制約因素產權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資源產權關系，可以減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國農村土地資源、林業資源產權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這些環境資源利用者———農民的外部行為嚴重，而生態環境的公共性使農村環境保護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我國農村土地使用權和所用權分離，集體擁有所有權、使用權歸農民所有。
雖然規定土地承包權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嚴格落實。由于土地流轉制度缺乏，使得農民不會真正關心土地資源。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缺陷導致農民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短期化傾向嚴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產要素以追求最大產量，造成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3]。激勵不足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是由內在需求和外部因素決定，若付出超過收益，則農民環境行為很難發生。農民的生產生活性環境行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殘留農藥、可降解地膜、節水灌溉技術、綠色肥料等，這樣就要求農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錢和勞力。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也要求農民有時間、金錢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會成本的付出。農民的環境行為需要一定的社會補償，誰給與補償、采用什么方式、補償多少，都會影響農民的環境行為。實踐上，政府會給與農民一定資金補償，但補償資金數量有限、補償種類單一，不能有效激勵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
生態需求不旺生態需求是指現代人類經濟活動中社會經濟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資源的需要，即對生存環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態利益的關注[4]。一般來說，生態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質需求，生態需求是農民環境行為的內在動因。由于我國農民生活還不富裕，絕大多數處于剛解決溫飽狀態，再加上農民所受教育較少，農民的物質需求還占據主導地位。農民生態需求的缺乏使其還不能自覺追求行為的生態環境化。法律不完備現行法律更多關注城市環境問題，雖農村與城市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農村環境法律的邊緣化，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法律規定自然缺失。而且，對于農民成功參與環境治理的環境知情權，法律也未給與明確規定。我國《憲法》和《環境保護法》中都沒有直接規定公民包括農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缺乏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信息提供和環境信息批露義務的規定，以及環境信息公開的形式不夠全面等，都影響了農民環境信息的知情權的實現，最終阻礙了農民對農村環境保護的有效參與[5]。組織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點的限制，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要通過農村社區“自組織”才會實現。農村社區環境保護“自組織”是指在政府環境管理政策與法規的框架內，村民為所在社區的共同環境利益而自主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機構。“自組織”可以為農民環境行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體支持。
農村的“自組織”機構有村委會、農民合作社和義務環保小組3種。然而，這3種組織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環保功能的發揮：①村委會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與其發生沖突，且村委會利益與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農民合作組織有自身的優勢，但還處在發展的早期，其內外關系的治理還需時日；③義務環保小組是農村社區專門從事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其天生發育不全，資源不足，業余性強，一時還難以有所作為。信息不完全無論是農民的生產生活型環境行為，還是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都需要充分的環境信息。然而，農民獲取環保信息受到2個因素的限制：①農民自身獲取信息的途徑窄、時效滯后、容量少，農民主要通過電視和個人相傳獲得有關信息；②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方公布信息的熱情不高，除了農民外，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還有政府、企業、村委會，然而他們要么不公布環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輕，不公布農民關心的環境信息。環保信息的不對稱，使農民不能準確理解政策的價值，也缺乏對政策的認同感，既不能指導農民自身的環境行為，也使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熱情和效率大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壯年農民1年中大多時間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農村勞動力短缺，且由于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量高素質農民到城市里謀生，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失加劇了城鄉的知識水平差距，使得現有的農民不論從知識還是技術上都難以勝任環境保護行為和環境參與治理行為。
個體生態素養的高低會影響其環境行為的開展水平。農民生態素養包括農民從事生態農業生產的生態素養和參與環境管理的生態素養。農民的生態素養主要通過后天的教育和環境行為實踐逐漸獲得。農民生態素質培育不能脫離農村和農民實際。由于我國農村還不富裕，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其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還處于萌芽階段，所以農民的生態素質教育要與農民的生產消費等活動結合起來：①要引導農民大力發展生態種植業、生態畜禽業和節約型經濟，鼓勵農民參與社區環境管理，讓農民在生態環境活動中學習生態知識、生態技術以及有關環境參與治理的知識和技能；②農民生態素質教育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比如可以編寫反映本土生態觀念的鄉土教材，讓農民對生態素質教育產生天然的親切感，還可以通過中小學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輩宣傳生態意識[6]；③要利用農家書屋、電視、互聯網向農民宣傳生態知識、生態技術等；④可以通過農村“自組織”渠道向成員宣傳相關環境知識及技術；⑤必須重視農民生態需求的培養，生態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環境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的強度。一般來說，一個人只有先滿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質需求，才會去追求生態需求。所以，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收入激發和保持他們的生態需求。
依據“科斯定理”和“庇古稅”理論，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方面仍可有作為。要發揮市場對農民行為的導向作用，需要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綠色認證制度等。由于農業資源產權的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資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車”行為時常發生，解決上述問題關鍵是明晰產權、加強保護。明晰產權①建立農業資源的復合所有制，即終極所有權歸政府和村集體所有，初始所有權歸農民所有[7]。政府可對資源進行總體規劃利用，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使用。農民對農業資源的初始所有權應體現為其擁有基本的使用權、種植權、經營權、受益權、轉讓權、抵押權等[8]。②農業資源的長久承包制。由外國經驗和我國實踐表明，農業資源承租時間長短是影響其有效運營的重要因素。長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減少農民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行為。③完善農業資源的合理流轉機制。農業資源產權的合理轉讓，既可以增強農民的收益預期，又可使稀缺的農業資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強保護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機制，依法管制外部經濟負效應。①通過市場主體間協商解決環境侵權問題，即資源所有者可向侵權者收取費用以保護自己的環境權益。②政府可通過稅收、直接管制、限制進入、主動查外、行政處罰等方法約束或禁止資源負外部性的產出。③農民采用親環境行為生產的綠色產品、有機產品、無公害農產品，如果不能被消費者認可而獲得比普通農產品更好的價格，農民就會因為市場風險而放棄生產。規避風險的辦法就是政府對這些綠色農產品給予權威認證，一方面可以讓消費者便于識別，另一方面有利于對生產者行為的監管。目前需要簡化綠色認證程序，降低有關費用，便于農民申請。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需要法律做堅強保障。要通過立法和完善法律，確保農民的環境權（包括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等）和司法救濟權的落實，促進農民更好地參與環境治理活動。我國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公民的環境權利，而且要具體詳盡，便于落實公民的環境權利[9]。#p#分頁標題#e#
環境知情權既是農民的基本權利，也是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原國家環保總局制定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正式施行。這是政府部門的第一部有關環境信息公開的規范性文件，是保障公民環境知情權、提高公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措施。針對農村實際，有關部門要盡量做到信息公開渠道多元化，要利于農民方便、及時、全面、準確地獲取環境信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農民的知情權就難以保障。環境司法救濟是農民環境權利的最后保障。目前我國環境司法制度不能適應農村實際，環境司法訴訟難以開展，主要存在以下問題：①受害農民無法提供環境污染的證據以及環境污染鑒定需要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較長復雜的訴訟期限而放棄；②受害農民無專業能力從事環境司法訴訟；③受害農民無法承擔生態環境訴訟費用；④農村生態環境訴訟判決執行難。針對上述問題，以借鑒外國的做法，可嘗試環境糾紛法院訴訟外調解和環境賠償先予執行，比如德國的環境責任保險金的先予執行以及訴訟后的執行保證對我國環境司法訴訟執行難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一)正義的一般解釋作為宗教、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正義一般是指人們按一定道德標準所應當做的事，也指一種道德評價，即公正。從宗教學的范疇來看，正義是抽象化、信仰化以及非法條化話的準則。從倫理學的范疇來看，正義主要分為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兩個方面。其中個人正義是指一些歸束個人行為的一種善惡的評價準則;社會正義則主要是指社會的制度正義，主要是對整個社會體系包含基本結構、社會關系、現象等是否正當合理進行追問和評價。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內涵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1．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眾所周知，傳統觀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絕對公平”，主張義務與權利分配的絕對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場主體適用于同一規則和制度，不考慮個人特有的其他稟賦和狀況。而經濟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和公平則是在考慮個人的特殊處境和狀況差異，區別權利和義務分配的相對公平。
2．從局部公平到整體公平局部公平顧名思義，是指一定范圍區間內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體或者一定的區域之內。整體公平則是全部范圍的公平，著眼于全社會，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公平正義的評判準則。經濟法著眼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3．從現實公平到長遠公平和諧社會，講求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的權衡取舍。在公平問題上，同時適用這一規則。單純看重現實公平，極易導致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損害長遠公平。經濟法的基本理念是講求長遠公平，一系列的相關法律規制和約束旨在促進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保障現實公平的前提下，不損害長遠利益長遠公平。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意義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做到了從絕對正義向相對正義，局部正義到全體正義，當前正義向長遠正義的過渡，不再只是以一個單純的標準來分配權利義務，恒定正義和公平，而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個體所在的不同狀況分配權利義務，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著眼某個特殊群體，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公平正義，不再目光短淺的只注重現實正義，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公平和正義，堅持可持續的策略和眼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諸多方面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作用。經濟法實質正義的相對正義，在分析不同個體所面臨的不同稟賦的情況下，對不同個體進行不同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在這種權衡中可以做到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使得弱勢群體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對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法主要是調節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持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并且經濟法實質正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準則，相關法規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以長遠正義為追求，所有這些都遵循了可持續長遠的發展觀，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
(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1．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著眼于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及其他個體的利益。市場經濟存在的弊端諸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容易帶來經濟產業結構問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一系列與社會公平正義相違背的惡劣后果，并且如果僅憑市場自發調節，放任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沒有辦法解決上述問題的，也就沒辦法實現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質正義。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作用，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協調經濟活動下的各種矛盾，消除影響實質正義實現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財富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定稅收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引導，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2．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實現實質正義必須要加以調節的主體。需要增強和激發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在資源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響應國家政策，優化企業產業結構。另外，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完善職工權利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使得企業在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作用。
3．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不僅依賴于政府和企業，同時也需要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支撐。立法機制對實現實質正義的影響是主要是權利義務分配方面。立法機制權利義務分配是實質正義的起點，立法過程中對于經濟主體需要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做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個體的不同特質和差異，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實現不同的分配，以實現經濟法下的相對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絕對公平。立法機制是實質正義的起點，進行權利義務分配之后，需要執法體制發揮作用，將這些法律規章應用于社會實踐。執法活動主動的進行行為干預，對于違反相關法律的經濟主體進行直接處罰和約束，譬如，執法質量檢查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的查處，對于壟斷行為的判罰，極大的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有效的執法活動是促進實質正義實現的重要機制。司法機制作為法律發揮作用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樣也對實質正義有著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審判和訴訟機制都對司法活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對實質公平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強法官隊伍的知識建設和職業道德教育，建設專門且完備的審判機制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發揮司法機制在實現實質正義方面應有的作用。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過程中的阻礙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和企業團體的共同努力，只有當政府的干預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發揮作用，互補互助，相互促進時，才能更好的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全局干預是可以化解掉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實現也是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相關政府部門往往消極疲軟，不能很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發揮政府干預對于促進經濟法實質正義的作用。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市場主體的相關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對于實質正義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視相關市場交易規則，無視競爭，進行大規模的壟斷經營，更有甚者，生產一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投放市場，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一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帶來較大的負外部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影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
四、結語
（一）保護職能。所謂保護職能，就是發展中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保護本國的產業安全，防止產業主導權轉移；保護本國經濟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防止外部勢力的掠奪；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它是由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落后性所決定的重要職能，它不是一種封閉的、排斥外部經濟聯系的保護職能，而是在與世界各國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發生廣泛聯系的全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正當保護職能。
1.保護產業安全。WTO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組織形式之—，目前有144個成員，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原則下，發展中國家從商品市場到投資領域全面開放，民族產業安全問題因此變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不少產業的產品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大，在規模經濟方面也落后于它們，外國商品的涌入將極大地沖擊這些比較劣勢產業，威脅其生存和發展。其次是外資可能控制發展中國家部分產業與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機制、品牌、信息、營銷等方面都處于劣勢，外資進入國內，有可能導致一些產業主導權轉移，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再次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狀況將加劇。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加速把傳統產業、夕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外商投資大都集中于資金回收期短、見效快、能夠保證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的加工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使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問題嚴重，加工工業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妨礙其產業的升級換代。最后是國家對產業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外資企業一般從自身利益出發制訂其發展規劃，而不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其活動往往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產業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資（主要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發展中國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動，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
為了確保本國的產業安全，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建立一套綜合的產業安全保障體系。一是按照國際慣例、WTO有關協議和各國實踐，建立科學的產業保護機制。包括嚴格的保護程序，客觀的判斷標準，完善的法律依據和健全的執行組織。二是采取切實的產業保護措施。根據WTO對發展中成員的優惠條款，在遵守WTO協議的前提下，通過完善關稅制度，建立不違背WTO規則的非關稅壁壘，實行特定商品的數量限制，提高貨物出入境監管水平與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護本國產業。三是提升本國民族產業的競爭力。即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運用市場力量加快企業間的購并聯合，改善民族企業組織狀況，提高產業整合度；加大對企業的技術支持力度，提高民族產業技術水平。通過這些政策行為提高民族產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力，增加安全系數。四是制定科學的引進外資的策略，合理引導外資的地區和產業流向，將引進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適時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2.保護經濟資源。20世紀5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逐漸擺脫殖民統治，紛紛建立起獨立的民族國家，被帝國主義通過公開手段全面掠奪經濟資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發達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變相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的現象依然存在。它們或者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方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各種不平等條件，或者利用價格“剪刀差”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遭受損失。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這種變相掠奪愈演愈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既要學會利用外國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國資本的掠奪性資源開發行為，通過各種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斷經濟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擁有的先進生產技術設備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強民族經濟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國經濟資源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國勢力的“經濟制裁”帶來災難性的經濟損失。
3.保護生態環境。在發展中國家中，除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外，大多仍然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工業化早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嚴重困擾這些國家，尤其是今天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國際分工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技術水平較低資源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污染環境的企業向這些國家轉移，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的程度，影響它們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要積極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職能，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關系，在國內通過環境立法和環保教育，強化國民的環保意識，提倡一種有利于生態穩定的消費方式，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盡可能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量；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更加重視環境安全問題，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技術標準，限制國外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進入，并通過國際組織督促發達國家停止無休止地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揮霍的做法，共同保護和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實現本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職能。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培育職能，包括三個方面：—是培育市場職能，即促進市場發育，加速市場體系形成，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是培養人才職能，即大力發展教育，重視人才培訓，造就千百萬現代化建設人才。三是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職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三大培育職能都是由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決定的。
1.培育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各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決定著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都比較低，突出表現為：人為壟斷嚴重；市場主體缺乏或錯位，即企業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國家缺乏真正的企業家；各生產要素市場欠缺或發展不成熟，導致市場機能長期處于無法運作的狀態；市場服務體系不健全，市場中介組織力量薄弱；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窄；市場規則不完善等。這種較低水平的市場發育狀況很難支持和保證本國經濟的高效和快速發展，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達到趕超目標，就必須加速市場發育進程。為此，政府要充分發揮培育市場的職能，包括明確市場主體，劃定市場邊界，通過構建市場主體立法體系，保持對市場主體待遇的公平性，這是公平競爭的首要條件。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秩序法的功能，特別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政策法規，制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長期固定的市場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場支配力的濫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格局。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提供市場信息、糾正經濟行為的外溢性、補充不完全市場、擴大競爭范圍即在公共部門和政府管制行業引入競爭機制等措施維護競爭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該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教育還是科技，都存在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批善于經營的企業家隊伍，沒有一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沒有成千上萬的掌握現代技術的熟練勞動力，沒有一批善于宏觀管理和獻身于現代化事業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大力發展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往往依托于傳統產業的發展，因為傳統產業（如初級產品）生產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可實現靜態比較利益。但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實現趕超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新興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一些比較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證明：政府只有重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現代支柱產業，才能形成穩定的增長基礎，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學習職能。經濟全球化擴大與深化了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閉，而要在日益擴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加強學習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不同民族文化的優點。對于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學習又具有特殊的涵義，這就是向先進的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科學的管理經驗、經商本領、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等。這是—個向先進國家全方位學習的過程。這種學習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國民（個人）自發的學習，一是有組織的學習。發展中國家的后進性和實現趕超目標的任務決定了它們不能單純采取個人自發學習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學習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組織人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職能。與個人自發的學習相比，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安排和推動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活動，目標明確，阻力小，影響大，能夠減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時間和成本，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學習職能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派員。即有計劃地選派一些素質好的官員、技術人員、學生及工人到國外參觀訪問、留學、技術培訓和學術交流等，使他們較快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推動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先驅力量，并通過這些人回國后發揮擴散效應，加速學習進程。
2.技術引進。即通過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聘請外國專家等，把外國的先進技術移植到國內，使更多國民不出國門就能學習到先進的技術和經驗。
3.制度借鑒。即政府依靠其自身優勢和整體功能，將先進國家實踐證明有效的經驗和管理制度吸收進來，為我所用，從而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促進管理的科學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傳播。即通過各種知識和信息傳播手段（包括書籍、廣播、影視、通訊、學術交流等），介紹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生產手段、信息網絡、文化觀念等，使眾多的人了解國外的技術、體制和文化，了解本國與他國的差距，從而引起觀念的更新，增強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緊迫感。
5.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即政府在采取有組織的學習行為的同時，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通過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個人自費出國深造和鼓勵他們學成后回國工作。
（四）創新職能。創新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證。人類歷史的近展特別是當今世界的競爭表明，哪個民族和國家善于創新，它發展就快，就強大，就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誰因循守舊，誰就落后，在世界上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哪個民族和國家在歷史上某個時期善于創新，這個時期它就發展迅速，就強大，什么時候它創新少了，它就開始落伍。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創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發達國家走前人未走過的路，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創新。發達國家的政府通常是創新的最大保護者，甚至是創新的誘導者和推動者。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如果不重視創新的作用，過分強調仿效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發展道路，把著眼點放在營造發達國家當時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條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好學生”，只能沿著他人的足跡緩慢前進，不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經濟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小的代價趕超發達國家，同樣離不開創新。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和體制上的創新。即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發展機會，把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二是戰略上的創新。即在吸收先進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具有創新性的經濟發展戰略。三是技術上的創新。即在技術選擇上跳過發達國家經歷的某些環節，直接選擇最新技術，并轉化為適用技術。發展中國家政府在保護、誘導、推動創新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通過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政府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要任務是：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大環境，形成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良好社會風氣，樹立創新觀念，建立創新機制，增強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提高科學研究的針對性，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提高科技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培養創新性人才，為科技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行為包括：成立管理創新的專門機構，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并圍繞這一規劃制定一系列具體措施；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對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改變教育模式，推進知識創新與傳播；鼓勵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鼓勵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協調科研院所、高校、企業之間的關系，建立政府為主導，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研體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國際間的創新合作，等等。
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必要職能。如通過履行宏觀調控職能，來維持經濟總量的平衡，確保金融的穩定，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礎教育、基礎科學和新興科學研究、交通與通訊事業等公共產品和服務；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只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于發展中國家政府來說，履行上述四大經濟職能顯得尤為緊迫，具有突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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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最早由經濟地理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現實主義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學者有意識的運用到研究中。兩者是從不同角度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空間定量革命進行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社會批判，對方法的批判受到社會批判的限定。它認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種迷惑性的方式展現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將加強這種誤解。批判現實主義起初是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后來被西方學者發展為一種社會科學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相似，也通過社會關系來理解人。它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將妨礙它為社會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20世紀70年代，與空間定量革命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將空間放在優先地位，而是將其與社會關系同等考慮。激進批判的重點較少關注人們所觀察到的周邊事物的差異，而是注重解釋差異的根本原因，其結論可歸結為空間格局由社會過程所塑造。而在空間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當地約減為“距離”、“局部變化”和“特征”等。實際上，空間應是一種社會建構，而社會關系的建構卻超出了空間，這造成了空間差別。在地理政治經濟理論來源的歷史發展中，批判現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可稱為“社會和空間時期”。此時，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背景或一種批判的襯托，且兩者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例如，批判現實主義不贊同歷史唯物主義過于注重階級而忽略性別、種族和階層等。早期的經濟地理學者多數有一個特別的方法經歷，即進行過空間定量的經濟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當代地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過類似經歷。空間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當狹窄：技術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實證主義觀念也是有問題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拋棄它。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面臨的困境。尋求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融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學者們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抽象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雖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贊同抽象這種方法。作為融合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帶有批判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主要方法論。這種轉變意義重大，主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較少注重空間現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間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隱含的批判觀念在實踐中能夠產生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v觀地理政治經濟學萌芽與形成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較先引入，持續發展，最后成為主要方法；批判現實主義較晚引入，影響漸微，處于輔助補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者興趣轉移的結果，實質上是科學邏輯演變與選擇的必然結果。即便如此，批判現實主義的介入仍有持久影響：“偶然性”進入到主流的詞匯，批判意識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經濟學方法。特別是它的以下兩個結論具有重要價值：一是國家和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社會關系，它們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連接。二是結構思想，可以被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利用，通過結構的重建和體制結構的新形式，資本可能緩和總是反復出現的積累障礙，而工人階級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關系以反抗剝削。當前，地理政治經濟學理論甫成雛形，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增強對空間經濟的解釋能力，需要從它們對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中尋找幫助。
二、兩種方法論對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解釋對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步驟是抽象。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抽象的方式有趨同之處。抽象和具體、單面與多面的統一等觀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現實主義。例如，人類首先按性別劃分，然后按階級等等。同類型的層次化也存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不斷穿梭于歷史無關的和歷史主義之間、一般勞動過程和特定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之間等等。然而，仔細考察，兩者的差異確實存在。抽象可分為兩種形式：第一類是經驗主義的抽象，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方式。第二類是實質的、本質的或系統的抽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方式。經驗主義的抽象是從具體或多面抽象為單面。它沿著較少的實在、更純粹的概念的方向遠離現實。當然，任何將世界劃分為對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從具體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現實主義看來就是形成無內容方式的一種抽象。AndrewSayer認為批判現實主義主要是對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關系的抽象，而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理性的抽象。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間的本質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們的貧困，來區分人，而要以其與他人的豐富的關系來區分，例如，作為國家、雇主或家庭的人。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也運用了這種形式的抽象，例如，將中世紀以前的古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形式。不過，此處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會形態由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生產方式所規定。這為理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區別，以及擴大再生產的特定歷史形式的積累過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訴諸經驗主義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對把資本主義簡約為歷史虛無或自然形態的做法。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因此是歷史的創造，它所產生的核心矛盾——剝削行為，絕不能被解釋為世界的法則，或某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抽象方式是歷史的、系統的或本質的，是通過實踐而進行的抽象。它與實踐的社會歷史的具體形式，與現實以及更具體的、多樣的、整體的歷史階段相符合。例如，對資本抽象后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地理政治經濟學中“區位”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離不開人類生活的具體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區位觀念，要早于資本主義初期商品貿易所依賴的區位概念。區位成為生產中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房地產對優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產生的，也許不早于有多個區位可選擇的企業的出現。抽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抽象層次。經驗主義抽象方式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的“水平”，它與越來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層次相符，趨向具體的層次與趨向其他方向的層次相對立。因此，可以通過整合較抽象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再現具體：從頂端開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決條件。地理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已經吸收了這種抽象層次的概念，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取決于抽象的層次以及在理論概念上與歷史特異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更具體的形式。歷史唯物主義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種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本質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本質。例如，國家不能獨立于使之成為國家的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在各個時期各不相同，具體的國家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在闡明特定時期的國家形式時，要首先闡明生產關系的歷史。這意味著，國家從來都不僅是作為經驗主義抽象的國家，而是特定歷史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或任何其他具體形式。再如，要研究資本，必須首先抽象出剩余價值，然后抽象剩余價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產上能夠被占有的具體形式——租金，利息和企業利潤，而它們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二）內部和外部關系
批判現實主義在抽象問題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種內部和外部關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確定一種結構，在這些結構中，通過定義使對象成為由該結構所決定的運動模式的內部關系的產物。外部或偶然關系只影響運動模式的表述，而不影響模式本身。歷史唯物主義的內部關系是主體與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并被進一步看作財產關系。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就被這樣理解。“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作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因此，勞動者不依賴勞動就擁有客觀的存在。個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現實條件的主人”。并且“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自己的主體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直接要以個人作為某一公社成員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歷史地發展了的和變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為部落等等成員的自然形成的存在為媒介”。換句話說，這種財產關系，成為一些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家庭）擴大成為部落和公社的先決條件。個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擁有生產的物質條件。資本主義消除了這些關系，使個人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和物質的客觀條件表現為與其自身無關：不是作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為必要的決定因素被占有，這就是外部關系。物質生產的客觀條件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而主體顯得獨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觀條件。生產手段、勞動對象和工具如今表現為資本的社會形式，作為與勞動者無關的事物，它們雇用了缺乏客觀性的勞動者（沒有與土地等相似的客觀存在的形式）。主體和客體在此被主體和客體的逆轉所分離?，F在，以資本為形式的客體在實現自己的過程中雇用了主體。資本似乎成為主體而工人成為以抽象勞動力為形式的客體。如果現在以勞動對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現的客觀條件外在于個人、物化于資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們參與其中而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資關系現在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外在必然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是必然的，但從工資工作能否被找到來看是偶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關系表現為自然的、繼承的、個人無論是作為部落成員或在奴性的關系中與生俱來的東西。在資本主義關系中，一方面，個人從被認為從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會關系表現出物化的、個人必須適應的東西。因此，雖然個人可以選擇他的工資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絕這種選擇。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個人的客觀條件在當代社會表現為外在于主體的外部關系。如果與主體有關，則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必要前提條件的，因此沒有歷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經濟學的。無對象的主體和客體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觀控制的資本的邏輯而存在，因而產生了矛盾，例如，沒有買者的賣者和沒有賣者的買者、未投資的資本、無力支付的債務、沒有原材料的工廠等。簡言之，資本的限制必然產生，如果生產要繼續發展，就必須緩和這種限制。歷史唯物主義是典型的歷史主義主張：人及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內部關系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表現為”那種沒有歷史前提的事物之間的外部關系。批判現實主義則是歷史無關的，具有自然主義（科學主義）的性質，它主張內部和外部可以直接應用而與主體和客體無關。
（三）整體性和多樣性
歷史唯物主義從整體上來認識世界，整體的組成部分憑借其與整體的關系才成其為部分。整體性就是應對處于變動中的“離心力”關系的問題，即部分和整體之間的張力不斷重復出現。因此，通過一個整體的整合的力來緩解離心力，整體以其自身具體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組成部分的形式而變化。批判現實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本質上的多元論，也可表示為分化的或多樣性的：由眾多關系的結構所組成，每種結構都反映組成它的要素之間獨特的因果特征，并且這些關系可能包括偶然關系。例如，將勞動分工視為具有因果聯系的獨立結構，并有別于資本分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探討整體性有兩個限定性條件。第一點，這并不意味著對世界的決定論的理解。未來仍然是開放的也是無法預測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夠以相對獨立的方式發展，但僅是“相對地”。整體化的沖動，一致的必要性，或稱之為“社會秩序”，起源于生產，一切都開始并歸結于生產，并且生產始終是社會的生產。在資本中，產生的必要性表現為積累的必要性。整體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產的條件或關系。同時，整體性不是靜態的，而總是在整體化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發展的自主性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又可能產生新的機會。第二點，這是一個集合的整體，不僅是與生產有關的整體性，而且是關于生產參與者的具體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的參與者帶來了整體的連貫性并重塑整體性，同時整體性又重塑了參與者。例如，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斑@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生產了自己的世界：不僅包括他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手段，也包括他們的社會關系、文化、政治等等。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是把生產及其客觀條件、物質和社會、政治、話語權、空間等都看作是生產的瞬間，如同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條件都被視為獨立的、物化的、有著自身的邏輯，以自己的方式發展。
（四）矛盾和變化
批判現實主義認可變化的世界。沒有變化，它的系統開放性的概念，它對人性的批判，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然而，它無法解釋變化產生的原因。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矛盾產生變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間經濟研究中也很突出。歷史唯物主義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對立統一：生產性的個人，或社會意義上的、不能簡化掉社會關系的個體與生產條件的對立統一。生產條件可能促進、破壞或抑制生產活動，通過生產條件（制度，技術等）的變化來緩解矛盾，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但是，新的生產障礙會不斷產生。例如，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國家形式的出現，都是以剩余產品的生產為前提并促進了剩余的擴張。但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漸產生獨立的運動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壞生產。資本主義中的直接生產者將貨幣工資作為其生產的必要條件，且是外在的條件，或“外部必然性”。這種外在性有一個歷史過程，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的“自然統一”，在那里勞動者將他的客觀條件看成屬于他的，作為他的“無機的身體”，這些關系的瓦解讓位于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勞動力和生產手段被生產關系用貨幣財富聯結起來。勞動通過工資工作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再生產。然而，資本也自我驅動去再生產自身，隨后產生工資下行壓力以及機器對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產的能力被削弱。在歷史上，這是勞工運動的發展、抵抗工資削減和推動建立福利國家的原因，即矛盾的產生與緩解。與此同時，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如果將勞動力逐出勞動過程，也就排除了能夠產生比成本更多的價值因而能夠產生資本家的利潤的生產條件之一。這反過來，迫使資本需要緩和由其優勢（包括其向任何空間的擴展）所造成的矛盾。“緩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為資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作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已在實際上克服了它，并且，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限制都是同資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但又不斷地產生出來”。批判現實主義承認變化，但沒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論下的對立統一，如個人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經濟和政治等，其目標是彌合它們的差異并探索、定義、闡述它們組成二元論的兩部分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用批判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講，就是探討它們是如何內在聯系起來的：在脫離獨立的因果力量的條件下，它們如何能夠被歸入單一的結構?！拔幕c經濟的辯證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對這種二元論的歷史、先決條件的考察。
（五）因果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概念非常相似。它們反對原子論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響結果而不改變對象或結果的性質，都堅持因果關系的行為理論，即變化因人們的行為而發生。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中，根本的真實性和經驗世界被區分開來，它從關系結構及其運行的偶然環境中來闡明經驗現實。應該指出，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現實主義所闡釋的內部和外部關系之間的區別。歷史唯物主義也認為世界具有層次性，但不是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而是形式和內容或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實在、形式和本質、表象和本質以及表現形式和隱含聯系之間的區別。雖然表象和實在可能讓人聯想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但是馬克思說的卻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識形態的形式，與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導地位的、歷史的、社會的生產關系，它們是“實在”的形式，雖然有時是虛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顛倒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僅僅是因為起作用的社會關系本身已經顛倒。例如，工資形式掩蓋了勞動者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聯系到內部和外部關系，那么，外部關系是表象，是內部關系這個實在的歷史發展結果。這種表象被理解為生產的社會條件和所有生產關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因此，正如馬克思敏銳指出的，成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導致人們不斷重申生產的中心性，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是以積累為中心。表象還包括國家、家庭、空間、文化和勞動分工等，它們通過前面提到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抽象得以再現。批判現實主義將低層次的抽象而產生的表象作為關系的構建物。批判現實主義對因果關系的解釋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會關系的結構為形式的實在，這種實在需要特定的因果關系性質，并且是經驗世界的必要條件；然后指出它與偶然條件的結合是如何作為觀察事物的起點。例如，DoreenMassey對企業的新的勞動空間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現之間關系的分析。換句話說，人們需要運用前面所述的經驗主義抽象方式，抽象出關系結構，以便從表象返回到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確實可能從一些經驗的形式開始，如同在批判現實主義中一樣，例如對地域發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變化的研究。但是，這必須被置于資本和它的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中來考慮。批判現實主義分析中被認為是偶然的條件現在表現為構成一個矛盾整體的條件，這個矛盾將要被調動起來、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積累過程中的障礙。看似偶然的條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組合成新的關系，以便能夠使單個資本或資本整體來應付它們所面臨的挑戰。
三、結語
綠色政治將生態與環境作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通過具有廣泛性、參與性的民主制度來實現這一思想。綠色政治的首創者是綠色運動參與者。在綠色政治運動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生態學、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等各類共識。而基層民主在該項運動中占據重要地位。由于過去的代議制民主中所形成的政府與基層民眾間保持著較遠的距離，并且一定程度上受經濟指標或者在選舉政治的驅使，在基層民眾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和相關的企業行業間進行交易，而且所編制的決策完全違背了生態保護規定。針對此情況，綠色政治運動的所有參與者均強烈提出授予基層民眾充分的發言權，因為一旦發生生態危機，受害程度最嚴重的就是基層民眾。大部分的基層民眾當涉及到與自身利益沒有任何關系的問題時，常常會因為相關信息掌握的不充分，不具備較高的理性思維能力以及未樹立起全球責任心意識，所以多數基層民眾對所提出的碳減排決策持反對態度。如果基層民主十分的分散，那么將直接的阻礙碳減排的正常運行，達不到低碳經濟目標。全球性公共品所面臨的市場失靈會在民主失靈的基礎上而表現。這里所說的民主失靈，主要指的是根據民主機制編制的決策難以為眾人贏得實際所需的公共品。綠色政治在民主失靈情況下會使其致力于的政治路徑，成為了低碳經濟中的一大阻礙。與此同時，部分綠色政治綱領中所包含的“充分就業”理想與“國際合作”手段等各項內容在低碳經濟中同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與強烈的質疑。所以低碳經濟語境中的綠色政治無論是理念還是操作路徑等，進行深入的反思與變革是其當前的必然趨勢。
二、低碳經濟語境中的綠色政治變革
1.推行全球民主。綠色政治用基層民主代替了代議制民主，其主要將分散化、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體結構作為了經濟基礎，由于此民主存在較強的分散化，所以對低碳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不適用碳減排。為此，全球民主成為主流。全球民主指的是以全球范圍為基準，貫徹落實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機制。對于碳減排這一全球性公共品而言，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科學的民主決策。當面臨市場失靈與世界政府缺失的現象時，只有獲得全球大部分人的認可，事情才會水到渠成?，F階段，全球民主決策機制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難性，甚至有一些地方存在難以跨越的障礙。不過，若以邏輯角度上分析，全球民主是目前唯一可以讓整個世界的人都出于對人類整體利益的考慮而積極的節制、掌控自身欲望的有效機制。所以綠色政治應將此當做需要完成的政治理想去實現，而具有較強操作性的路徑及方法會在該理想實現過程中潛移默化形成與不斷完善。
2.強化創建德治基礎力度。綠色政治始終將法治作為基準，實際在懲治引起污染問題的人機規范政府行為過程中，都應采取法制手段。生態保護與法治基礎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斷健全法制是促進低碳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保障。但若低碳經濟只有法治基礎還是不夠的，相應的德治基礎也不可少。這里所提到的德治，不是法治、人治，主要是通過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而形成的一種治理模式，將個體的道德與群體的民主進行了有機的結合，致力于促進人類朝著和諧的社會生態方向邁進。該治理模式中將自覺作為了理性的結果與自由的基礎，個體特別是領導者個體的品德是保證群體自覺的個體間彼此教育、彼此學習機制形成的關鍵。所以領導者良好品德與其他核心素質的“綠色化”這一德治中的重點部分，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當前，應將微觀層面中領導者個體品德及素質納入到宏觀層面中政治動員機制的核心要素范疇，以使宏觀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范疇中的綠色政治和微觀領導學、管理學范疇中的“綠色領導者”科學合理的集于一體，從而形成完善的基于綠色領導模式的體系。
3.依靠國際制衡。當前，因為沒有世界政府與低碳環境這一公共品，所以實際中唯有在理性的全球民主基礎上方可獲得，但該民主離不開各國、各區域的理性國際合作。綠色政治運動參與者早就深刻的意識到了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并且還清楚的看到國際利己主義帶來的阻礙，因此國際合作過程中明確要求摒棄國家的部分等思想。現代綠色政治最注重的手段大都是對國際組織作用予以不斷的強化。但是，從國際政治實情上看，所有國際組織，就算是聯合國也無法做到代替各國行使。在目前的世界格局狀態下，要求各國將自身的授予國際組織，最后的結果必將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會以國際組織的名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更多進行干涉，甚至于剝奪，從而帶來明顯的不公正現象。如此一來，自然生態危機不僅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同時還將導致嚴重的社會生態危機。所以加強各經濟體間的國際制衡是目前唯一行得通的手段。各國只有在高效的制衡下，所提供的決策才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實行理性的國際合作。應促進世界多極化，產生一系列經濟體政治體之間較強的相互制衡，以公正的態度認真對待各國的權益與責任，這不僅是整個世界在低碳經濟中朝著理性國際合作邁進的前提，還對國際綠色政治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
三、結語
其一,揭示經濟本質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核心,而描述經濟現象通常是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如果我們能將這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那么經濟學理論將得到進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價值跟價格關系的相關理論時,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質。馬克思認為價格的基礎是價值,而價值的貨幣表現是價格,雖然價格可以違背價值,但它是由價值決定的。西方經濟學更著眼于闡述經濟現象,它認為價格是由供求關系來決定的,并細致分析了價格跟供求彈性、供需彈性之間的關系。又如邊際效用論,即便其價格理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價格的形成應適當將心理因素納入考慮范圍,大致分析一下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們在研究并構建社會主義社會的價格體制是不能由西方的價格理論來指導,應遵循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原則,促使馬克思政治經濟的價格理論得到豐富和完善。
其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采取的經濟發展進程的研究方法是動態分析法,而西方經濟學采取的研究方法卻是靜態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論的研究里面,動態分析法主要是解決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一些經濟失調、衰退等情況,而靜態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資本、組織、技術、人口及需求狀況等各種經濟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經濟規律所發生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僅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需要研究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也應當研究它。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應當主動將動態分析法跟靜態分析法科學結合在一起,用以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充分發揮出兩者的互補作用,積極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協調、持續地發展下去。
其三,實證分析方法是西方經濟學所青睞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采用規范分析方法。實證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最主流的經濟學派,它回避對經濟理論作出相應的社會評價,主要研究存在于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不僅僅揭示了現實經濟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缺陷,同時也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視分析政治經濟學跟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互補性,科學結合實證分析方法跟規范分析方法,對我們發展并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更為有利。
二、結語
一、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
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國家在出現后，它并不進行生產。然而，為了維持它自身的存在和運轉，國家又必須從國民收入中分到一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國家不進行生產，它不可能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獲取它所需的社會產品，它所擁有并能加以運用的，只有強制性政治權力。國家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參加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稅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存在和運轉消耗社會產品的過程，就是財政支出。因此，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財政的存在，只需要國家這個唯一的前提?？梢哉f，財政是國家內生的一種東西。從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到現代的計劃經濟國家，無不如此。在執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國家仍然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與財政的這種存在必要性相關的是財政籌集收入的職能。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擴展。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財政的作用就應該只限于籌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國家的存在。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并不是這么理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認識還應該更進一步。問題主要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具備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全部條件。而只要有某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現失靈。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如實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具體來說，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
1、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指的是這樣的物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物品或勞務消費的減少。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總結了公共產品相對于私人產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場對公共產品的生產進行資源配置時，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一般來說，由于“免費搭車”現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公共產品的生產量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設法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
2、外部效應
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之間或私人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效益之間的非一致性。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私人經濟主體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有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外部效應除了影響社會經濟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應導致的成本或報酬分擔不合理，它也會妨礙社會的公平。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將外部的成本或報酬內部化，使帶有外部效應的產品的生產數量改變到合理的水平。
3、壟斷
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產品的供給，使其產品的售價高于邊際生產成本時，就形成了壟斷。由于壟斷者能夠操縱市場價格，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產品邊際效益等于邊際生產成本的水平上。結果是造成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量不足，價格偏高，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對此，政府部門應該進行干預，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強迫或鼓勵壟斷者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該產品的售價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還有一些行業的規模效應很明顯，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就會自然形成壟斷。對這種自然壟斷行業，政府也應該及時加以干預，也可以劃歸政府來經營。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要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尋”成本；此外，市場在交易中總是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方總是比另一方有著更多的信息或有著更低的信息搜尋成本。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在交易中總是根據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作出決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偏離帕雷托最優。
5、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在微觀經濟中表現為上述偏離帕雷托最優的情況，市場失靈同樣也反映在宏觀經濟領域中。對宏觀經濟領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就業水平、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狀況。但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與失衡。為此，政府也必須對經濟進行調控。
但在現實中，市場失靈并沒有使市場經濟制度崩潰，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在現實中應該有一條挽救市場失靈的途徑。其中，除了認為應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觀點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擴大市場覆蓋面（即市場完全化）和提高市場效率來挽救市場失靈，但在實踐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對多種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要優化資源配置，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體現。
于其他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具有以下優勢：
1、財政手段比較靈活，稅率和補貼額可以根據外部性情況及時加以調整。
2、財政手段的管理費用低，避免了產權界定和市場交易的巨大費用。
3、財政手段在技術上比界定產權、擴大市場覆蓋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所應具有的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調節應以市場機制為主，在市場機制能夠完成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介入。只有發生市場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財政作為政
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它的職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職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配置職能。
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只能有財政來進行供給。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還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并解決壟斷的問題。
2、收入分配職能。
我們在前面提到，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所決定的初次分配狀況極不公平。這樣客觀上就要求社會有一種有助于實現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市場本身不能提供這種再分配機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場的財政手段來完成這一任務。在這一點上，財政可以說天然地具有作為進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條件——強制課稅權。這使得財政可以大規模地介入國民收入分配，通過稅制設計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進的所得稅，把資金從那些收入偏高的人們手中征集上來，然后，再通過各種類型的轉移性支出項目，如醫療保險、食品券補貼等，把資金轉移給那些收入偏低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