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1:37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國際風險投資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政治風險評估方法分析
在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過程中，由于跨國公司面臨的國際市場環境競爭激烈、復雜多變，故存在諸如政治風險、經營風險、文化風險等眾多的風險。其中因政治風險的極難預見性與損失巨大性等特點，已經逐漸被跨國公司所重視。所謂政治風險，是指政治因素對國際投資與跨國投資的盈利產生不利影響或實現其它關鍵經營目標的可能性。常見的政治風險主要包括：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府干預風險及外匯風險。關于政治風險評估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經開展了多年，對政治風險評估方法的分類有許多種，有從是否可以量化分為定性和定量分析；也有從所涉各方來分類的，即從東道國角度出發的宏觀分析法，從跨國公司角度出發的微觀分析法以及綜合兩大方面的宏微觀分析法。但不論分析方法如何，具體的評估方法是不會改變的，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幾種類：
1政治制度穩定指數
政治制度穩定指數由丹·哈恩德爾（DanHaendel）、杰羅爾德·維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羅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為政治風險提供一個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個分指數組成：國家的社會經濟特征指數、社會沖突指數和政府干預指數，其中社會沖突指數有三個分量：社會不安定指數、國內暴亂指數和統治危機指數。這些指數分別根據各類共15項指標測定，
計算時可從年鑒、政府文件和政治資料等出版物中獲得。與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穩定性指數方法的優點是利用客觀數據而不是主觀判定資料作為衡量風險的指標，包含的因素也較全面。主要缺點是沒在政治制度穩定性指數與各個風險變量之間建立聯系，因而不能說明制度的穩定性或不穩定性與跨國經營或投資風險的關系。也就是沒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風險之后應該做什么以及投資決策者如何利用所評估的結論。
2失衡發展與國家實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華德·約翰遜（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風險(沒收)是該國失衡發展與該國實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決定一個國家失衡發展的因素來自五個方面：政治發展、社會成就、技術進步、資源豐度和國內秩序。失衡發展來自它們相互之間進步程度的差異性和非持續性。而國家實力表現為該國經濟、軍事與外交關系的結合。這一模型將世界各國依其實力與平衡發展狀況分為四類：失衡強大國家、平衡強大國家、失衡弱小國家和平衡弱小國家。四類國家中，發生沒收的概率最低的為平衡強大國家和平衡弱小國家，而失衡弱小國家存在中度沒收概率，失衡強大國家沒收的相對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與政治不穩定相當的變量因素是非均衡發展。
3國家征收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羅德·克魯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國家樣本統計分析資料提出。其涵義是：一個國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國投資的相互作用能解釋該國沒收傾向。而一國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該國的抱負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這些水平假定為代表一國生態結構。當一個國家的福利或經濟預期低于抱負水平時，該國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時有大量的外國投資涌入，那么這些外國投資就可能成為國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沒收。在此模型中，與政治不穩定相當的變量因素是國家挫折水平。
上述兩種模型雖容易理解（失衡發展與國家實力模型和國家征收傾向模型），但比較主觀、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發展與國家實力模型只是一種理論推導，不便于判斷失衡發展的程度。國家征收傾向模型的統計資料來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4政治風險指數
美國BERI公司定期在《經營環境風險資料》上公布世界各國的政治風險指數，動態考察不同國家經營環境的現狀以及未來5年后和10年后的情況。它先選定一套能夠靈活加權的關鍵因素，再由專長于政治科學而不是商務的常設專家組對評估國家多項因素以國際企業的角度評分，匯總各因素的評分即得該國政治風險指數。予以評估的因素有3類10項：
評分采用百分制，70分以上為低風險，表示政治變化不會嚴重影響企業，也不會出現重大社會政治動亂；55-69分為中度風險，表明己發生對企業嚴重不利的政治變化，某些動亂將要發生；40-54分為高風險，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嚴重影響企業的政治發展態勢，正周期性地出現重大社會政治動亂；39分以下為極度風險，表明政治條件嚴重限制企業經營，財產損失可能出現，已不能接受為投資的國家。
另外，美國紐約國際報告集團制定的ICRC—國家風險國際指南也較為實用。該指標體系每月公布一次，其構成因素及各自權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標+0.25*金融指標+0.25*經濟綜合指數
其中：政治指標包括領導權，法律，社會秩序傳統……官僚化程度等13個指標。
金融指標包括：外匯管制，停止償付，融資條件，政府撕毀合同等5個指標。
經濟綜合指數包括物價上漲，償付外債比率，國際清償力等6個指標。
不論政治風險指數還是國家國際指標，都采用定量的方式，方便實用。雖然結果由于評估人的觀點和立場不同不宜照搬，但風險指數的設置卻具有參考意義，經修改便可自成體系。
5政治風險評估總框架
政治風險評估總框架由杰夫雷.西蒙提出，他從東道國和跨國公司自身情況出發，將政治風險歸納為類50余種，。該評估方法的多維分類更加明確了政治風險的概念，有助于跨國企業認識風險事件及其可能帶來的沖擊，故能將風險分析更好融入投資決策分析當中。
6丁氏漸逝需求模型
該模型屬于微觀政治風險評估方法，丁氏（WenleeTing）的“漸逝需求模型”的基本命題是：在經濟民族主義競爭迅速上升、粗暴的社會政治風險不斷下降的條件下，外國投資項目的政治風險與該項目對東道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看中價值”呈反向關系。此模型考慮了漸逝協議現象以及非工業化國家發展工業經濟趨勢。這種趨勢為：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加速工業化并致力于經濟發展時，對沒收和國有化這類暴力風險將逐漸變得罕見。而這里的“看中價值”表現為該項目為東道國所需要的程度，動態的看，它隨技術領先程度的降低和其他國際企業競爭的加強而逐漸下降。
項因素的相互作用決定著投資項目的“看中價值”隨時間推進而下降的狀況，而8-11項因素則間接影響同一時間“看中價值”的大小。如果公司在項目實施中，正面因素作用加強，則該項目的看中價值上升，反之則下降。
7產品政治敏感性測定
產品政治敏感性測定方法是理查德.羅賓森提出來的，該方法的主要含義是：不同的產品具有不同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取決于該產品在東道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政治敏感性的大小與該產品面臨的政治風險成正比，即政治敏感性低的產品投資政治風險小，得到東道國關注的可能性也小；反之，則政治風險大。當然，即使產品的政治敏感性大，其面臨的政治風險也大，但如與東道國經濟發展政策同向，也可得到東道國的政治鼓勵而減輕政治風險。影響產品政治敏感性的因素共有12項，根據東道國的情況分別給予打分，對絕對否定者給10分，絕對否定者給0分，對介于兩者之間的情況分別給予相應的分數。最后累計12項因素總分，分數最低者表示該產品政治敏感性最強，分數最高者則表示政治敏感性最弱。
該方法簡單實用，可根據產品特點，并在對東道國調查的基礎上，對各項因素進行評分。然而，該方法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比如對每項因素的權重都是一樣的，這樣難免對結果產生影響，在外匯十分短缺的情況下，如果產品行銷將明顯減少東道國的外匯，則該產品政治敏感性的分數可能遠遠超過10，甚至達到20或者更多。所以，在對該方法進行使用時，權重應該區別對待，對不同的國家，每一項因素權重應有不同。另外，還需根據東道國不同時期情況，還可以適當增加相應因素，使最終結果更具有使用性。
對上述兩種微觀評估模型（丁氏漸逝需求模型和產品政治敏感性測定）中，都是針對外資投資項目產品及相關產業的評價，只要有利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能受到東道國不同程度的鼓勵，就可相應減少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比較而言，丁氏模型更為全面，且具有動態評估效果，符合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基本評估情況。但從量化角度來看，產品政治敏感性評估顯得更為方便，但權重的等量分配無疑也是它的一個很大的局限。
參考文獻
1曾忠祿．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決策、管理與案例分析［M］．廣東:廣東經濟出版社
2趙月圓．跨國公司財務戰略管理［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關鍵詞：風險投資；退出機制；首次公開上市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4-0-02
一、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作用
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是指風險投資機構在其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發展相對成熟后，將所投入的資金由股權形態轉化為資金形態。風險投資屬于資本運作，它的最大特點是循環投資，既“投資—退出—再投資”，可見，退出機制是風險投資的一個重要環節，只有建立了暢通的退出渠道，資本循環才能有效完成，資本增值才能夠實現。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作用具體體現在：
(一)實現投資收益，補償投資風險
風險投資追求的是高新技術企業經營成功后的高額壟斷利潤，而不是成熟企業的常規利潤。一旦企業發展到成熟階段，風險投資家就可能迅速地將風險企業交給新的投資者。而由于風險企業本身所固有的高風險，使得風險資本要求有很高的回報來補償其承擔的高風險。這樣投資者才愿意承擔“高風險”，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高收益”。如果缺乏完善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成功項目的收益難實現，失敗項目的損失也不容易得到彌補。
(二)保持流動性，促進投資循環
風險投資是籌資、投資、蛻資三個環節構成的連續的商業投資活動，其能夠持續運轉的根本在于風險資本的周期流動，它通過不斷進入和退出風險企業實現資本增值。如果缺乏退出機制，有限的風險資本金就會陷入停滯狀態，風險投資活動的鏈條就會中斷，風險投資也就無法實現資本增值和形成良性循環，更無法吸引更多投資者加入。此外，風險投資是一種長期投資，在此期間，通常需要對那些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追加投資，因而風險投資要能適時退出，否則就無法進行新的投資。
(三)評價風險投資，發現投資價值
風險投資的對象一般是極具發展潛力的新興高新技術企業。因而對這些企業不僅要評估其現在的價值，更要評估其發展帶來的遠期價值。因此，其價值只能通過市場評價來發現和實現。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為風險投資活動提供了一種客觀的市場評價方法，評價其投資價值最好的標準就是看風險投資退出時能否達到大幅度的增值。
(四)激勵創業企業家，降低風險
對于創業企業家來說，風險投資退出也是極為必要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企業家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二者屬于委托關系。為了降低風險，風險投資家必須對創業企業家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首次公開發行不但能給風險企業家和創業企業家帶來高額回報，同時還能將風險企業家掌握的企業控制權交還創業企業家，這對創業企業家的激勵是無可比擬的。相反，清算則是對風險企業家最具剛性的約束，清算退出意味著風險投資項目的徹底失敗。
二、風險投資退出的主要方式及影響因素
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其風險資本的來源不同，并且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也不一樣，因而風險投資退出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目前，世界上風險投資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四種：
(一)主要方式
1.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IPO。首次公開上市是指風險投資者通過風險企業股份公開招股上市，一般以普通股發行，將擁有的私人權益資本轉換為公共股權資本，將股份在二級市場上出售以實現資本增值的方式。顯然，首次公開上市，主要指通過二板市場上市是最有利可圖的退出方式，也是風險投資退出的最佳方式。
2.兼并與收購。兼并與收購是指風險投資者等時機成熟后，通過并購的方式將自己在風險企業中的股份賣出，從而實現風險資本的退出。接受兼并和收購實質是將投資股權出售給一家具有雄厚實力的上市公司，使其成為高科技企業擬進入證券市場的強大資金后盾，實現風險資本順利退出。
3.股權回購。回購退出是指通過風險企業家或風險企業的管理層購回風險資本家手中的股份，使風險資本退出。就其實質來說，回購退出方式也屬于并購的一種，只不過收購的行為人是風險企業的內部人員。回購的最大優勢是風險企業被完整的保存，風險企業家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決策權，因此回購對風險企業更有利。
4.清算和破產。破產清算是指在風險企業經營不成功時，風險企業家不愿意再花費精力來維持其投資而采取的對其進行清算，收回部分或全部投資。清算退出是一個遭受損失的退出途徑。
(二)影響風險投資退出的因素
世界各國的風險投資退出的主要方式和完善程度都各有差異，而影響風險投資退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證券市場的活躍程度。活躍的證券市場為風險投資退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二板市場明確定位于為具有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和高科技融資服務，是一條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上市標準和條件相對較低。二板市場的建立直接推動了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也成為風險投資實現退出的一條有效渠道。
關鍵詞:投資基金風險管理
截至2004年末，國內規范化發行并實際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計54只封閉式基金和近百只開放式基金，擁有約三千億份基金單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計算，基金擁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為了一支舉足輕重的市場投資力量。因此，基金的風險管理引起人們關注。隨著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資本市場監管體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將使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的背景和環境發生巨大變遷，從而對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基金業風險管理根基不穩
證券市場市場化發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使基金管理機構的風險管理處于根基不穩的不利處境。我國現有的基金產品多為股票型基金，投資對象結構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定位一開始即把支持國企改革作為基點的歷史局限，導致證券市場實際上成為了國企籌資解困的重要途徑，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市場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資行為預期極不穩定，助長了市場投機風盛行，投資者的權益保護問題成為長期以來不能很好解決的市場之痛。
證券市場承載過多的政府意圖、行政意志等非市場化的功能和任務，證券市場“政策市”的色彩揮之不去。證券市場不僅要承接數量龐大的國企上市融資和再融資的擴容黑洞，又要面對大量非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這必然助長投資行為的短期化，加大市場價格的波動頻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的成本和難度。
投資者普遍缺乏專業素養和監管滯后，眾多不規范投資者和投資行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應，疊加并放大了市場風險，而監督層并未細分市場風險源而采取有針對性的監管措施，結果是嚴重犧牲了市場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場競爭和活力，造就了市場對政府政策投入的過度依賴與股市長期以來“不牛則熊”極端走勢的市場格局，對于追求長期收益的基金來說不利于有效開展資產風險管理。
市場交易制度不夠完善，風險管理手段嚴重不足。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品種單一，基金的投資組合品種選擇范圍狹窄，通過構建多元化資產組合分散非系統風險存在困難，而同時指數期貨、無風險套利等規避系統風險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備，基金管理機構既不能根據市場趨勢在做多與做空之間順勢轉化，又不能運用其他金融工具進行風險對沖，這降低了基金抵御風險能力，加劇了股市的波動。
市場對證券投資基金的評價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視了從收益性、風險性和流動性的綜合角度展開評價，使基金出現了單一片面追逐凈值的傾向，從而產生過度投機行為。
基金業風險監管效能不高
對證券投資基金業的監管生態不佳，監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業運作中存在一些不規范現象和問題，不利于基金管理機構建設有足夠功效和長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不完備，基金在實際運作中存在風險生存的制度漏洞。盡管作為綱領性大法的《證券投資基金法》業已頒布，還缺乏相應的配套實施細則和管理辦法，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和變革快速，更需要對基金業的監管動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監督力度。
相關的投資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強，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沖動下，通過幕后的默契和聯手可以操控單只股票絕大多數的流通籌碼，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個別基金投資在個股上過度集中極易誘發流動性風險。
在證券投資基金運作實踐中，缺乏獨立、公正和權威的第三方責任審計和問責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著基金的實際控制權，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約基金管理人嚴格遵守基金契約。
雖然基金資產的所有權、經營權、監督權基本分離，但基金持有人沒有適當和相應的訴訟、追償權利，持有人大會功能形同虛設，基金持有人對基金管理人不擁有實質性話語權，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選擇，基金資產托管協議由基金管理人與托管人簽訂，基金托管人演變成基金管理人的人，這種錯位導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往往放棄了托管監督和委托管理責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實上的利益趨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優先位置，極易誘發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風險。
基金管理機構市場準入退出機制不盡完善，管理費計提辦法弊端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資產運行效率，降低資產風險水平。
基金業風險管理制度存在風險
內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風險源，損傷了基金的風險管理制度優勢。基金管理公司股權結構普遍存在“一股獨大”問題，基金管理公司決策高層和管理高層來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東，其股東背景容易出現“內部人控制”傾向，在基金投資者成為弱勢群體和基金持有人的約束嚴重軟化情況下，實際上基金管理公司行為的利益考慮當然地將公司股東利益置于最優先地位，偏離了證券投資基金兼顧基金投資者與基金公司股東二元利益平行的設計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由大股東和高管提名選任，薪酬由董事會決定，這種利益關聯格局很難保證其獨立性。
基金經理權限過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經理甚至將投資建議、評估投資建議、構建投資組合、下達投資指令與執行投資指令等職能集于一身，這種把控制決策和操作失誤風險寄托于對基金經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斷的幼稚做法顯然沒有制度、規則和機制的約束更有效、更先進。
加強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風險管理的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過程存在的諸多弊端，必須從制度安排、監管方式、市場結構等若干方面進一步深化改革，增強證券投資基金業加強風險管理的動力和壓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進證券投資基金業穩健發展。
構建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進一步推動證券市場市場化改革，營造市場運行新生態，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的市場大環境。認真落實“國九條”，積極實施“全流通”戰略，解決股權分置問題，促進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設，改變上市公司“重上市、輕轉制;重籌資、輕回報”狀況，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機構堅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價值判斷以及“穩定持倉、長期投資”的理性投資理念，引導市場投資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的成本和難度。
從完善市場交易制度、推動滬深股市與國際市場接軌和促進市場走向成熟著眼，在盡快推出我國統一指數基礎上適時推出股票價格指數期貨交易，一方面通過基金實施套期保值動作和在做多與做空之間順勢轉化，提高基金資產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達到活躍和繁榮市場、降低市場價格劇烈波動的效果，以進一步完善市場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機構風險管理手段，增強應對系統風險的風險管理能力，提高資產風險管理水平。
對證券投資基金的評價要全面結合“新興加轉軌”的不成熟市場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特征的實際狀況，從單一的收益性考量轉向對收益性、風險性和流動性的綜合評估，評價體系要有利于引導基金重視風險管理和提高風險管理質量，改變單一、片面追求凈值的傾向。
進一步加強對證券投資基金業的監管
促進證券投資基金業合法合規經營，促使基金管理機構構建有足夠功效和長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監管層要抓住《基金法》頒布和實施的有利時機，提高本行業依法經營的自覺性;提高《基金法》在實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別是要加強現場監管和不定期巡訪，對違法違規問題要及時、高效、公正和嚴格處理，硬化法律法規的強制約束力和嚴肅性。
從有效提高基金資產流動性出發，防止發生操控市場價格的情況，在監管辦法上要更具體地明確基金投資比例限制，特別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發行的股票總和不得超過該股流通市值的10%。
證監會應指定部分具有證券從業資格和誠信卓著的會計師事務所和審計師事務所定期或不定期對基金管理機構進行業務運營合規性、資產流動性、內控運行狀況的現場稽核，加強第三方責任審計，建立獨立、公正和權威的問責制度，以提高監管效能、促進證券投資基金業增強合規經營意識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監管層要引導、支持和鼓勵基金單位持有人依法啟動持有人大會機制，切實發揮持有人大會對基金管理機構的制約作用。為了增強基金持有人對基金管理機構的實質話語權，建議對基金持有人適當的訴訟地位和追償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機構的市場準入退出機制，適當降低市場準入門欄，提高證券投資基金行業的競爭性。若基金在收益、資產流動性上存在限期內不能改變的問題和狀況就必須終止運作，以強化基金管理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
改變目前基金管理機構管理費從基金資產中計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標函數。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來源和體現在其運營帶來基金凈值不斷增長中。
完善基金管理機構的內部治理結構
消除制度性風險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籌建審批時，要關注其股東出資結構狀況，嚴格審核股東誠信記錄等，以均衡股東權利和增加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機構高管層不僅代表股東利益，更要維護基金持有人權益，實現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設計初衷。
為了確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獨立董事、監察員履行職責的獨立性、公正性，打破獨立董事、監察員與股東、高管層的利益關聯格局，建議基金管理公司的獨立董事、監察員一律由監管層指定有專業水準、誠信良好的相關專業人士擔當司責，以形成良好的風險控制機制。
針對目前普遍基金經理權限過大問題，從有效防范道德風險出發，基金管理機構在制度層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資建議、投資建議評估與構建投資組合、執行投資指令的投資過程關鍵環節做明確的人員區分和操作隔離，也就是說，研發人員采取定性與定量的技術手段，充分尊重統計規律，對價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種進行科學遴選排列，提出具體的投資建議，基金經理要利用現資管理技術對投資建議作出評估和判斷，在征詢意見基礎上依據現代證券投資組合理論構建投資組合，并向交易人員下達投資指令，從而建立完備火墻機制以有利于基金強化風險管理。
參考文獻:
1.貝政新，陳瑛主編.證券投資通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2.[美]查爾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風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美]艾倫•J•馬科思，亞歷克斯•凱恩著.投資學精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發展高科技產業是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保證，也是推進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風險投資業在政府的推動之下，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但由于歷史較短，我國風險投資還遠不能滿足高新技術企業高速發展所面臨的旺盛的融資需求，風險投資未能充分發揮其推進高新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從本質上看，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適宜的外部環境，而政府要對風險投資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扶植，從而在風險投資業的發展過程中充當重要的“推動器”角色。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創新性的活動，更離不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財政和金融環境。因此，營造一個良好的風險投資的財政和金融支撐環境至關重要。
一、政府財政資金的適度扶持
為了有效解決風險投資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問題，很多發達國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資助計劃、中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發展創業投資基金等，試圖從系統撫育的角度解決風險投資所遇到的難題，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美國不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爾、思科、微軟這樣的大公司，也極大地激發了美國公民的創業、創新精神。但是，由于風險投資涉及面廣，資金需求個性化明顯，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職能之后，還有足夠的財力在風險中起主導性作用。政府財政資金主要是從彌補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抓住制約風險投資的關鍵環節，著力解決風險投資環境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以使財政支持資金發揮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場與環境條件，風險投資作為一種特殊的行業，對資本、法制、人才、市場機制等條件的要求更高，政府應在滿足這些條件方面充當無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風險投資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戰略重要性無法在追逐商業利潤的市場上通過成本-效益關系完全反映出來，這就需要政府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目標出發，采取措施，鼓勵并支持風險投資的發展，如通過設立政府種子基金，對處于研發階段的創業項目提供資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規定，凡企業利用風險資本實施新技術、新產品開發，均可從政府得到約占其開發總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補貼；澳大利亞企業科技開發費的60%由政府通過免稅方式提供。我國1999年設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是第一個政府種子基金。該資金設立以來，通過無償資助等方式，對優化種子階段企業資金供給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支持作用非常顯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導和催化劑的作用，而不能成為風險投資的主力。目前，風險投資主體單一，風險資金來源短缺是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為推進我國風險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要有更多的風險資本加入進來。因此，應著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間風險投資主體。從長遠看，國家對風險投資的支持主要表現在政策的支持上，風險投資的真正發展還是在于拓寬風險投資的資金渠道。主要的資金渠道包括：允許保險公司將多年來積累的保險基金的一部分從事風險投資活動，包括將資金投入風險投資公司，由后者進行風險投資，或參與風險投資基金的組建，直接進行風險投資；吸收外資和鼓勵外國機構在我國設立風險投資公司，開展風險投資活動；通過商業銀行介入風險投資的擔保機制，調動商業銀行的積極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擔保制度
毫無疑問，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機構，政府信用擔保對風險投資發展的具有放大效應。
在目前銀行貸款仍占企業資金來源的主導地位，且銀行仍以“安全第一”為經營原則的情況下，由政府為風險投資項目提供擔保是促使銀行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最為直接和有效途徑之一。發達國家為了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持風險投資業發展，普遍選擇了政府擔保的方式。例如，美國中小企業局(SBA)對高科技中小企業的銀行貸款提供85%～90%的擔保，為從事股權投資類的小企業投資公司提供發行長期債券的擔保。日本設立的“研究開發企業培植中心”負責對風險企業的貸款擔保，擔保比例為80%。實踐證明，通過財政擔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資金帶動大量的民間資本投向高科技風險企業，其資金放大倍數在10～15倍之間。為發揮信用擔保的資金放大效應，可開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國家和地方財政出資成立專門的風險投資擔保基金或擔保公司；由政府、銀行及民間資本合資設立擔保公司；建立風險投資的保險保障體系，如可由政府組建高新技術風險投資保險機構，或鼓勵現有的保險公司開展風險投資保險業務；鼓勵、引導民間資本、外資投入風險投資擔保領域，研究制定鼓勵民間資本投入擔保業的政策，從體制和機制上解決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擔保業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風險投資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不能過分依賴于政府擔保。從國際經驗看，政府擔保在風險投資擔保體系中并不起主導作用。即使是政府擔保，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行政擔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場化擔保，政府僅以其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
三、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
實踐證明，在需要大量投資的科技研究領域，政府引導是非常必要的。眾所周知，科學研究可分為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與開發研究。基礎研究投入大、研究周期長，效果顯現慢，因而該種研究的資金支出需要由政府承擔。應用科學研究與開發能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因而可以也能夠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到這一領域。但將應用與研究開發推向社會，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資金導向機制。世界上科技發展主要分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和以日本為代表的自由發展模式。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是在政府主導下均衡發展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自由發展模式即科技進步主要來源于企業生產過程中實際需要的技術創新，由企業自主投資研究開發，主要側重于應用科學的研究。從實際效果來看，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比較成功。美國的成功經驗也正是建立了政府資金的導向機制。因此，發揮政府資金對風險投資的引導作用至關重要。從以色列、澳大利亞、印度這些缺乏創業投資土壤的國家看，其發展創業投資的成功經驗也是建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吸引境內外創業投資資本共同組建創業投資公司或基金。為了避免政府直接投資所帶來的諸多不足，并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政府通常是設立政策性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例如，由政府制訂科技發展戰略，采取適當措施鼓勵科技投資，支持科技發展；政府應制訂一些措施鼓勵民間投資，并建立一套使民間風險資本既愿意投資，又能順利退出的機制。
[關鍵詞]民間資本；風險投資；渠道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可以為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和市場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支持。在我國，政府長期以來扮演著風險投資的主體。但由于國力有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過程中，在大量資金需求面前，風險投資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致使許多高新技術企業由于資金的問題，處于發展的瓶頸而無法突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量民間資本卻由于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渠道，而處于閑置狀態。據了解，目前我國的民間閑置資本已超過了10萬億，因此對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進行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 目前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性投資存在的問題
1 風險投資的相關制度和法規障礙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風險投資下的定義是：風險投資是一種向極具發展潛力的新建企業或中小企業提供股權資本的投資行為，具有高風險、高盈利的特點。在我國，由于沒有有效的風險投資內部控制機制，無法約束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的個人行為，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后，不僅要面臨委托人和人分離所產生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而且還要面臨較高的項目風險。正是這種原因，導致民間資本很難進入風險投資領域。
目前，我國涉及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證券法》、《合伙企業法》和《信托法》等。但是，這些法律中的有些條款對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的限制十分嚴格。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與風險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應該規范風險投資人和風險企業家之間的一系列經濟、法律行為，界定風險投資參與人的權利和義務，使民間資本的安全性、流向性和回報性都有法可依、有據可查。但在我國，相關的風險投資法如《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等一直未出臺，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的步伐。
2 稅收壁壘
民間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必然要尋求投資收益大于投資成本的機會，因此影響民間資本投資行為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收益和投資成本。稅收構成了風險投資的直接成本，影響著風險企業的資本形成。過高的稅率，使得風險企業期望收益大打折扣，遏制了風險企業對民間資本的需求。一方面，參與風險投資的民間資本要與風險企業“共進退”。特別是，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對于資本密集、技術附加值高的風險企業而言，其實際稅收負擔比傳統工業企業要高得多。
3 風險企業架子太大，缺乏優秀的風險投資家
創業風險企業擁有的是“創新資源”，缺少的是資本和管理。而風險投資人、風險資本家擁有的是資本和管理，缺少的是“創新資源”。兩者在合作過程中本應該很好的互補，但由于我國的實際國情以及觀念認識的差異，我國風險企業家一向抓住企業的控股權不放，動要求技術入股份額達90％以上。即使民間資本大規模參與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家也意欲與風險企業家合作，可由于風險企業家條件要求苛刻、門檻過高，風險投資家不得已也只好放棄。
風險投資良好的組織形態是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的核心主體是風險投資家，他們必須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和風險投資的管理經驗，有追求高回報的強烈欲望和承擔高風險的能力，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參與這類投資，且與高新技術企業及投資者有廣泛的聯系和良好的關系，但我國處于風險投資的發展階段，這些人才十分缺乏，這也制約著民間資本在風險投資領域的發展。
4 退出渠道不通暢
目前，我國風險投資退出的途徑主要有主板上市交易、中小企業板上市交易、買殼上市、境外上市、場外交易、風險企業回購、二次出售、大企業并購、清算等方式。但是，由于我國主板市場是以扶持國有企業為指導思想的，門檻高，額度有限，風險投資企業通過主板市場上市幾乎沒有可能。大部分專家認為我國最為可行的風險投資退出方式為企業并購，其次依次為創業板交易、股份回購和買殼上市。股權回購是國外風險資本一種重要的退出方式，但是股權回購在我國也有法律障礙，現行《公司法》第149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而清算是風險投資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由于上述種種措施，使得我國大量風險投資資金紛紛被項目“套牢”，風險資本的性質蛻變為實業資本，這一點也極大地制約了民間資本在風險投資中的發展。
二 正確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措施
1 建立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風險資本投入體系，有效保護民間資所有者權益
不論是美國、加拿大、日本還是韓國，其中政府始終是風險投資的引導者，政府資金始終是民間資本的“導航員”，民間資本始終是風險投資的主體，政府資金所占比例較小。我國風險投資起步較晚，風險投資領域國有資產還占有較大的比重，為了建立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風險資本投入體系，政府要逐步減少對風險投資的出資，減少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直接投入，避免因為政府在風險投資上的主導作用，而產生對民間資本的“擠出”影響。政府可以通過
“官民結合”的方式組建風險投資基金，由該基金組織風險投資公司具體運營基金，負責對高科技企業的挑選、過濾和推薦，決定是否投資。
民間資本是否愿意進入風險資本市場，主要取決于投資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而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風險資本市場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優秀風險投資家的缺乏。為了保護民間資本所有者權益，在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風險資本體系中，政府要以制度安排者、引導者、服務者的身份出現，平衡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同時，政府要通過多種途徑大力培養復合型風險投資人才，利用政府自身的優勢，通過政府交流，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培訓我國的風險投資人才。
2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降低民間投資者的投資風險
完善的法律制度、稅收制度，是吸引民間資本的有利條件之一，在法律方面主要是完善現行的相關法律，包括《公司法》、《證券法》、《合伙企業法》、《信托法》等。另外還要盡快出臺一些新的法規，包括《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等，為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得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能夠有法可依。
在制度方面，完善有限合伙制，我國現行的風險投資公司是以有限責任制為主要形式，是投資者按出資額的多少對公司承擔責任和有限風險。這種投資形式不能給風險資本家提供最大激勵，相反卻讓其承擔了較大的風險。但有限合伙制在組織模式上降低了這種風險，要求投資者為有限合伙人，風險資本家作為一般合伙人。對于利潤的分配，一般合伙人每年收取相當于風險資金價值2％～2.5％的管理費，這筆費用從風險投資基金中支付。基金到期清算時，一般合伙人獲得全部資本利得的20％，稱為資本利得提成，有限合伙人分享其余80％。目前，我國還不具備建立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基金的法律基礎，所以應該盡快補充或者修訂現行法律，為組建有限合伙制企業構建法律基礎。
3 完善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調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熱情
從國外經驗來看，采取稅收優惠的法規和政策是推動風險投資業發展最為行之有效的做法。在風險投資業發展還不是很成熟的條件下，給予風險投資行業以稅收優惠，通過適當的優惠政策扶持，是促進其發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可以幫助其更好地吸納民間資本。在稅收方面主要是制定一個比較適度的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實行投資收益稅收減免或投資額按一定比例抵扣應納所得稅。特別是對高技術企業，率先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政策也是刺激民間資本需求的很好措施。
4 加強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建設，增強投資信心
風險投資要有暢通的資金撤出渠道，這是風險投資實現高回報、得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目前，我國尚未建立有效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程序后，抽回增值后的資金和風險投資者實現產權變現變得十分困難。基于這種實際困難，在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建設過程中，應以政府為引導，建立以非上市交易為重點的退出渠道，為風險資本提供實際可行的退出通道。
參考文獻
[1]姜鴻磊，關于我國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的研究[J]，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學位論文
[2]李勇，風險投資引進民間資本問題的探討[J]，商場現代化，2008,11(下旬刊)：171-172
[3]黃繼，我國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研究[J]，西南財經大學稅收學碩士學位論文，
[4]胡岳岷，激活民間資本促進經濟發展[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4，(5)：61-65
論文關鍵詞：私募股權投資，退出機制
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簡稱PE)是指通過定向募集獲得資金，對非上市企業進行的股權投資，并通過上市、股權轉讓、被投資企業回購股權或者管理層回購等方式作為退出機制，出售所持有的股權獲利的一種投資方式。私募股權投資作為先進的投資模式，是金融創新和產業創新的結果，其運作方式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推動了被投資企業的價值發現和價值增值，同時提供了高收益的投資渠道，因而得到越來越多投資者的認可。近年來，私募股權投資在金融體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僅次于銀行貸款和公開上市發行的重要融資手段。
一、中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歷程
在中國，私募股權投資起源于風險投資，在發展早期主要以中小企業的創業和擴張融資為主，因此風險投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私募股權投資的代名詞。在改革開放初期，私募股權投資的雛形是政府發行并通過股權投資方式直接從事創業投資。1984年，國家科委(科技部)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創立投資機制促進高新技術發展的建議。1985年9月中國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成立，接下來又成立了“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中國科招高新技術有限公司”等。早期創業投資公司的特點主要是高新技術開發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通過財政資金設立的。1995年我國通過了《設立境外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鼓勵國外風險投資公司對我國進行風險投資。1996年，國外風險投資公司開始進軍中國市場，由美國國際數據集團(DG)投資設立的中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美國太平洋風險投資公司成立。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資本市場逐步完善，私募股權投資不僅引起國內各界的密切關注，也吸引了眾多外資股權基金。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從事私募股權投資的各類機構將近5000家退出機制，投資領域涉及國民經濟諸多方面。中國私募股權投資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中國己成為亞洲最為活躍的私募股權投資市場。
二、中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現狀
進入2010年以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接連暴發，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全球經濟依舊震蕩前行，盡管中國經濟也存在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穩定金融、發展股權投資的政策措施，強有力地保障了私募股權投資在中國的持續發展。
1. 募資情況
清科研究中心調研結果顯示，2010年上半年新募基金個數方面回升到了2007年的歷史高點，共有32支可投資于中國大陸地區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完成募集，環比與同比分別上漲68.4%和190.9%。新增資本量方面增長更為強勢，上半年共募集190.26億美元，環比上漲84.6%，同比上漲616.9%，并超出去年全年募資總額。人民幣基金續寫了09年的崛起勢頭，隨著境內資本市場退出渠道完善，募集和退出的雙重利好使得人民幣基金熱潮涌動，優勢日益顯現。2010年上半年，共有26支新人民幣基金完成募集，環比及同比漲幅分別達到73.3%和333.3%。
關鍵詞：風險投資；城市創新能力；空間杜賓模型；長三角；管理能力
1選題
1.1研究背景
(1)風險投資被稱為產業升級的“觸媒”。研究表明，風險投資能夠幫助信息落后地區提高資源配置，加快創新技術提高，縮減融資約束成本。風險投資機構作為專業投資者，可依據擁有的資金和相關知識技術,對企業創新發揮重要作用。(2)作為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金融中心，長江三角洲十分重視創新能力提升。在70周年之際，國務院《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1]，將長三角一體化抬升為國家戰略。
1.2國內外現狀評述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經歷了14年的緩慢發展尚在初期階段，隨著國家中小企業創業板市場計劃的出臺，全國范圍的風險投資熱將持續升溫，中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前景令人樂觀。美國、日本等風險投資大國在世界風險投資額中占比巨大，已形成獨有的風投體系。風險投資在科學技術向實際生產力轉化中能夠牽動新經濟發展，促進各國產業升級，但理論與實踐方面仍不完善，國內外各方學者做了大量調研：(1)風險投資對創新的促進方面。周澤將和胡劉芬(2018)運用“信號傳遞理論”發現風險投資可以降低企業與投資者間的信息錯誤率,向市場傳遞企業品質的信息,從而降低約束成本，拓展企業的融資渠道。Lerner(2010)實證風險資本增長可以有效驅動創新增長[2]，引起專利數量的增加效應提高。(2)風險投資機構的職能方面。鄭馨(2019)基于“理論”,肯定了風險投資機構具有“內部人職能”。Amit、Glosten和Muller(2019)強調了風險投資機構事前評估與事后監督管理的重要性。1.2.1風險投資網絡與城市創新能力相關文獻表述，風險投資網絡位置關系和上市公司投資效率間的相關影響是基于理論和實踐雙重依據，風險投資在網絡中心度的變化可以抑制投資不足，市場上企業的變化對城市十分重要，間接說明風險投資網絡位置對城市創新能力起很大作用，這也是本文重點探究的一方面。從我國經濟發展分布來看，城市創新能力的不同空間分布[3]與地區經濟狀況有相關性，創新能力自東南部向西部地區遞減；在影響創新能力方面，受金融環境影響較大的是西部和東北部城市，而東南部城市受原有經濟水平影響較大。風險投資作為重要的融資形式,深刻影響創新型企業的發展。相比單獨投資，聯合風險投資更利于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但投資方之間在不同指標上的差異過大，也不利于創新能力的發揮。1.2.2文獻評述風險投資網絡發展至今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從整體發展上看已逐漸走向成熟。近些年因為市場經濟發揮著更大效用，很多有創新潛力的企業認可風險投資對地方經濟尤其長三角城市群的積極作用。在解決資金困境時都會采用風險投資這一方法，在獲得資金后，將其轉變為更大的生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改善經濟結構，進而促進城市經濟發展。
1.3選題意義
1.3.1理論意義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創新能力作為經濟增長核心驅動力[4]的影響作用日益加強，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參考。因而在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競爭的加劇和分工深化的全球背景下，探討如何提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轉換發展思路，提高區域綜合競爭力，也是依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狀況，研究長三角城市群面臨的機遇與挑戰。1.3.2現實意義當下，我國正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創新驅動發展尤顯重要，應把握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整體創新水平。長江三角洲創新能力的提高可促進整體經濟實力的發展，擴大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市場化程度。而風險投資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不同層面有了顯著的進步，為長三角地區各方面能力的提高提供有效思路，開拓新的道路，引領城市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2內容
2.1課題研究思路
查找相關中外文獻，搜集各地區風險投資網絡位置對長三角城市群的影響資料，于風險投資網絡對創新能力的促進效果展開分析討論。通過對長三角主要城市受風投網絡位置影響的分析和實地研究，總結出對于政策制定者、風險投資者以及創新型企業的相關決策建議，撰寫論文(見圖1)。
2.2研究方法
2.2.1文獻研究法收集有關的中外文獻和新聞材料，全面、正確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問題。在導師的幫助及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查找了大量有關風險投資網絡位置促進城市創新能力的文章，參考資料過后，對其有了一定了解和掌握。2.2.2定量分析法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調查，了解長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的常住居民對于該地區風險投資發展的了解程度，及對他們的影響，得到更加精準的數據，為后期研究區域風險投資網絡位置對城市群影響提供可靠的依據。2.2.3定性分析法通過對長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受風險投資網絡位置的研究，進行歸納、概括，對獲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認識其本質，并進一步分析其對嘉興金融業的發展產生的影響。
2.3主要內容
2.3.1長三角城市風險投資網絡位置和創新能力現狀我們查閱了相關新聞媒體報道，時刻關注有關風險投資網絡位置的國家政策和當地政府政策，了解到近幾年，長三角城市群的風險投資工作已經在很多領域開展，發展速度迅猛。同時收集、查找了與本文有關的中外文獻和大量數據，進行梳理，即對網絡中心度指標(投出風險投資事件和收到風險投資事件)進行分析，詳細了解了長三角城市群的風險投資集聚程度。2.3.2周邊城市與本市創新能力受風投集聚程度影響在長三角一體化背景下，引入“政府風投引導基金”[5]指標，結合長三角城市群近五年的網絡區位變量作為衡量風投集聚程度的指標，對風險投資集聚與城市創新能力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風險投資集聚程度對城市創新能力呈正相關。結合空間杜賓模型，比較長三角城市不同的風險網絡投資區位對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了解到風險投資在總體層面上能夠提升長三角城市的創新水平[6],對于大型企業密集度和風投集聚程度更高的城市,風險投資對于創新的影響更為顯著。2.3.3風投企業不同生命周期與行業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借鑒空間杜賓模型，研究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公司對其他城市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效應。為了研究在運用風險投資過程中的被投資企業，和企業生命周期對該城市高新產業化的影響，采用投資階段(stage)和投資行業(industry)兩個虛擬變量。通過查閱比較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醫療健康等若干新興行業，實證接收風險投資的企業科技越前端，發展越趨于成熟，越能促進該城市的創新技術；與此同時，研究得出城市中收到風險投資的企業管理制度越完善，越不利于周邊地區企業經濟的發展。2.3.4借鑒國際幾大灣區協同創新實踐的研究及對長三角地區的啟示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作為世界著名的三大灣區，在協作分工、跨區域協同創新發展上取得了顯著成效，協同創新的發展經驗對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建設具有借鑒價值。從世界三大灣區風險投資與城市創新能力發展所采取的主要做法汲取經驗，從中挖掘風險投資與城市創新能力間的內在聯系與相關機理，并建立模型，從而為政策制定者、風險投資者以及創新企業提供相關的決策建議。
3預期價值
3.1對政府而言
創新是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擁有決定區域經濟的實力，是各影響因素的主心骨。在這個風險和機遇并存的時代，各個省市中心領導層都渴望搭乘風險投資這艘大船，享受其中的資源，推動各地發展。從長三角城市群風險投資網絡的角度來看，必須緊緊抓住風投區位以及周邊城市區位創新因素，挖掘有價值的資料供大家參考。此外，也可以提出針對性的意見，為推動經濟發展做出獨特的設計。
3.2對投資者而言
從地理位置上看，風投機構往往通過自身的集聚產生一些輻射效應，從而拉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并通過用戶交互資源以及共享基礎設備，實現邊際效用最大化，不觸碰到邊際效用遞減，同時，機構的聯合形成了資本集聚，龐大的資本團為股票、基金等領域敞開了方便之門。對投資者來說，研究的理論能夠幫助投資者識別各類風投機構的差異，從中理性看待事物，減少不必要的投資帶來的成本溢出，還能對其他管控問題防患于未然，信息不對稱的方式，為各種主體強化了同樣的意向。
3.3對企業而言
各種集聚的風險投資企業能夠使得城市的發展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在企業心中，我們的研究能夠清晰城市在風險投資中的地位，可以對各類投資產品與投資主體進行有效辨別，為企業提供一套完整的升價服務，包括檢查、管理以及對接。這些服務大幅的促進了風投機構多樣性研究的開發與開拓。比如，通過這類機構的幫助，創新科研公司水平飛速進步，各類技術人員涌現，從事業最底端解決投入產出比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在金融領域創業艱辛的特點，謀得了較好的回報，拉高了各城市整體的水平。
參考文獻
[1]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J].城市規劃通訊,2019(24):1-4.
[2]J.Lerner.The.FinancingofR&Dandnnovation[J].HandbookoftheEconomicsofInnovation,2010:609-639.
[3]滕麗,羅藝蘊.中國城市風險投資與創新空間耦合性研究[C].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2019年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摘要集.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中國地理學會,2019:191.
[4]睢博.風險投資、空間臨近性與區域創新.青海社會科學,2018(2):109-117+124.
[5]李婷婷.風險投資集聚與城市創新能力實證研究[J].金融理論探索,2017(1):10-16.
【關鍵詞】政府風投；中小企業；行為模式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中小企業已成為發展經濟、繁榮市場和擴大就業的重要基礎。到2005年，全國登記的中小企業有3980多萬，對我國GDP 貢獻達50％以上，城鎮人口就業方面占75％，全國稅收占40％，全國專利占66％，技術創新占74％，占全國新產品研制82％。2008年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中小企業是防范國際經濟動蕩的重要防火墻，同時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因素。目前，鑒于我國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長期嚴重不足，政府貨幣銀行政策對此問題沒有實質性的作用，中小企業本身更是無能為力因應其融資問題上表現出的明顯的“市場失靈”。因此建議政府直接進行風險投資化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一、政府直接風投于中小企業的必要性
經合組織的《政府對技術型小企業的風險投資》（OECD，1997）專題研究報告認為，由公眾部門進行直接股權投資是向一個經濟體系中注入風險資本的最高級方式。政府參與風險投資有兩個原因：（1）政府風險投資計劃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推動創新，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2）政府風險投資計劃有助于填補投資空白區域。由于受到其自身規模和財務狀況的限制，中小企業很難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對小企業來說可能性更小，那些處于起步期，技術風險較高的小企業就成了“投資空白”，政府計劃的意義就在于可以通過有目的的參與和引導，填補這些空白，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保障。
二、政府風投中小企業的目的
對中小企業創業性風險投資主要來自兩部分：私人部門的風投資金和公共部門創業投資。在成熟的風險投資環境中，私人部門的風投資金應該占絕對主導地位。然而我國風險投資嚴格地說是剛起步，私人風投資金難以啟動，此時的中小企業的資金供給不足表現為“市場失靈”，風險投資面臨同樣的困境。政府作為資金的供給者或作為風險投資者的目的表現為：（1）引導私人創業風險資本。在創業風險投資項目的融資過程中，公共創業風險資本所投資的都是具有政策導向的項目，所以傾向于在創業風險投資項目風險較大的初期階段進行投資。投資一段時期后，如果項目運轉順利，在項目的后續階段，公共創業風險資本將吸引私人創業風險資本的進入。（2）直接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3）資產增值和保值。（4）后經濟危機時代，政府的主要任務是讓經濟平穩度過危機并擴大國內需求。
三、政府風投于中小企業的行動模式
政府直接參與風險投資與其他資金供給者的本質差別是：政府以推動中小企業和相關產業發展為最終目的，而其他風投者以資金收益最大化為目的。換言之，國家風險資本存在的理由主要有兩條：（1）高科技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投資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往往遠超過企業本身所獲得的效益，即“溢出效益”和“正的外部性”；（2）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投入會對私有資本起到示范和引導作用，這是產業投資政策的目的，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鑒于此，政府選擇投資對象時必須考慮行業特征、企業技術、產品特性、發展前景、產業導向作用和行業指示作用等，尤其要考慮投資對象的發展對產業、行業及全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政府作為風投資金的供給者在篩選投資對象的標準與其他投資者的差異。我國政府參與中小企業風險投資的采用的行動模式是：政府“船員”行為模式和政府“船家”行為模式的復合模式。政府“船員”行為模式表明政府是經濟活動主體，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享受經濟利益，承擔經濟風險，具體表現為我國中小企業風投資金的供給者，與其他類型風投資金供給者沒有差別，二者均按市場規則行動。如果存在差別的話那就是：前者風投合作的交易成本少，后者由于反復的談判而導致交易成本較高。政府風險投資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投資行為的“船員”行為模式必須在特定時點上的終結。因為一直充當“船員”的政府最終要回到“掌舵”的“船家”的位置上。當船乘風破浪到達彼岸時，也就是企業已發展壯大時，政府早期投入中小企業的創業風險資金的歷史使命業已完成，且對于整個國家而言，繼續把資金留在這些企業所產生的社會邊際效益快速下降，政府必須通過私有化，撤回資金，轉而投入新的企業，使國家風險投資資金進入新一輪“載企過河”的使命征途。
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一直面臨著融資難的共同問題，這制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的投資活動和中小企業的產品的多樣性及市場適應性直接影響我國國內需求水平，會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也可以說涉及到國際經濟安全的問題。當中小企業資金供給處于“市場失靈”的狀況時，政府有必要直接參與中小企業風險投資，投資效益可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投資的直接收益；二是創造就業；三是引導企業投資。
參 考 文 獻
關鍵詞：收益法，房地產估價，資本重獲率
一、收益法及其原理
收益法是國際上公認的房地產估價基本方法之一。其適用條件要求是：評估對象使用時間較長且具有連續性，能在未來相當年內取得一定收益；評估對象的未來收益和評估對象的所有者所承擔的風險能用貨幣來衡量。它與另外兩種基本方法即市場比較法和成本法相比，收益法相對較難，但它卻以其充分的理論依據在國外被廣泛應用于收益性或有潛在收益性房地產的估價中，在實際操作中，收益法集中的難點是未來純收益和資本化率的確定，特別是資本化率，對資本化率的確定準確與否,將極大地影響到采用該方法所得出評估結論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造成房地產估價師輕易不敢使用該方法,使其常被束之高閣。在估價中僅用市場法和成本法,長此已往,將不利于我國房地產估價事業的發展。
收益法是運用適當的資本化率,將預期的待估房地產末來各期(通常為年)的正常純收益折算到估價時點上的現值,求其之和得出待估房地產價格的一種估價方法。論文參考網。收益法的理論依據基于預期原理,即未來收益權利的現在價值。它又分為直接還原法(direct capitalization approach)和折現分析法(yieldcapitalization approach)。直接還原法是將某一年的凈經營收入除以還原利率(資本化率)或乘以一定的收益乘數來求解房地產價值的方法。折現分析法是將投資期內各年預期的收益以一定的折現率折算到估價時點上的現值之和得出估價房地產價值的方法。
二、傳統資本化理論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房地產資本化主流理論認為,若待估房地產的未來純收益、資本化率都已知,收益資本化法的基本原理可用下式表示：
對于前兩種情況即①式和②式，收益法是一種現金流量折現的方法,必然隱含著幾個假設：1）房地產投資者必須將房地產純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資。這與市場經濟的自由投資原則是相悖的，因為原投資與再投資兩個投資行為是相互獨立的，沒有必然的聯系，投資者可以自由安排其投資。2）再投資收益率必須等于原投資的房地產收益資本化率（見資本重獲率的分析部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再投資不一定投資于房地產，即使投資于房地產，由于區域因素、房地產類型、房地產位置、物業的新舊程度等影響投資風險的因素的影響，再投資的房地產收益資本化率也不會與原投資的房地產收益資本化率相同甚至相近。3）所謂資本化率實際上是折現率。而折現率與實際資本化率無論在含義還是數值上都是不同的，因此，這種折現率若按資本化率確定，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既然傳統資本化理論的這幾個假設都是錯誤的，應用傳統收益法進行房地產估價的準確性必然會受到影響。
三、問題的解決
由于投資購置有收益或有潛在收益房地產，是一種投資行為，而非消費行為，因此與其說是買房地產本身，還不如說是購買該收益性房地產的未來收益，這是收益法的理論基點。但這種收益對于房地產投資者來說卻不僅僅是投資收益，還包括投資回收，因為任何投資者都可以將資金作為定期存款存入銀行，每年取得利息，到期取回本金，進行投資與存入銀行相比，區別僅僅在于后者基本無風險但利息率低，前者有風險但收益率高，高收益是對高風險的補償，而投資卻必須回收，否則投資者便寧愿將資金存入銀行取得利息而不進行投資。所以任何投資者都需要在投資期限結束前收回全部投資，以便繼續投資或存入銀行。國外收益法的資本化率就是由資本收益率和資本重獲率（Capitalization Rate）組成，前者體現投資的報酬，后者體現投資的回收，這種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下面我們看一下引入資本重獲率后資本化率的計算方法。
四、資本收益率的確定
資本收益率是從房地產純收益中提取作為資本收益的部分與房地產價格的比率，其數值的確定是求取資本化率的關鍵。傳統資本化理論的資本化率實際是資本收益率，因此資本收益率可按傳統收益法確定資本化率的方法加以確定，主要有以下四種方法：（1）市場提取法（2）安全利率加風險調整值法（3） 投資收益率排序插入法（4）投資復合收益率法。這四種方法的關鍵都是確定房地產投資的風險，在這里暫不論述。
五、資本重獲率的分析
資本重獲率是從房地產未來各年的純收益中提取作為資本回收的部分與房地產價格的比率。要理解資本重獲率的涵義從而正確的計算其數值，必須先討論下面兩個問題。
1）投資與風險：資金有兩種獲取收益的方法：一般投資和無風險投資。無風險投資是指將資金作為定期存款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家債券，其收益是存款或債券利息，收益率較低，但基本沒有投資風險，可獲得穩定的收益并按期收回投資；一般投資是指無風險投資以外的投資即有風險投資，其平均收益率較高，但存在投資風險，收益率可能比無風險投資還要低，甚至不能收回投資。論文參考網。任何投資都要承擔投資風險，投資收益是對投資所承擔風險的回報，投資風險高則投資收益率高，投資風險低則投資收益率低。
2）投資與再投資：再投資是指將房地產純收益的投資回收部分在全部投資收回之前進行有風險投資的行為。如前所述，原投資與再投資兩個投資行為是相互獨立的，原投資收益是對原投資所承擔風險的回報，再投資收益是對再投資所承擔風險的回報，兩者都應歸房地產投資者所有，而傳統資本化理論實際將再投資收益歸房地產出售者所有，這必然使計算的房地產價值增大（詳見下面分析），影響估價的準確性。
下面看資本重獲率的兩種計算方法。
1、償債基金法
由于上述原因，雖然實踐中房地產投資者幾乎總是將房地產純收益的投資回收部分進行再投資，但在求取資本重獲率時卻不能按再投資計算。不進行再投資時房地產投資者必然將該資金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家債券，于是，房地產收益年限結束時其未來各年的資本重獲與該資本重獲的存款或債券利息之和應等于房地產價值。論文參考網。即：
上式與傳統資本化理論的房地產價格計算公式②完全相同。因為銀行定期存款利息率或國家債券利息率肯定小于資本收益率，所以用傳統資本化理論計算的房地產價格要高于其實際價值。
2、直線法
由前述討論可知，用上式計算資本重獲率時所得房地產價格要低于其實際價值。
參考文獻：
1、艾建國、吳群主編:《不動產估價》,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
2、張協奎主編:《房地產估價》,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
3、俞明軒、豐雷編著：《房地產投資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