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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漢字 東亞文化圈 日本 韓國
本文圍繞著東亞文化圈與漢字這一論題，再次強調漢字在東亞文化圈中的作用。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將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它各個廣泛領域里。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
一、東亞文化圈
（一）東亞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論是德國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與奧地利學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來的。根據他們的敘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個文化圈，每個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內；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邊緣（文化收容區）這兩個要素構成；
③核心影響邊緣，邊緣反過來作用于核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諸多要素的影響，核心與邊緣的位置有可能會置換；
中國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3]稱文化圈是一種‘文明系統’，系統中的諸多國家享有基本共同的傳統文化屬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現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強調同質性的同時，也不能完全否認它的異質性。
東亞文化圈即屬于地域概念，也屬于語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漢字文化和傳統儒教文化影響的亞洲東部一些國家。東亞文化圈的地理范疇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其邊緣地區包括越南﹑日本﹑韓國、朝鮮等地區。東亞文化圈不是由單純的政治或者軍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環境為優先條件，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關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產物。
（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東亞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大概有著五千年的歷史，經歷了起源﹑形成﹑發展﹑中衰以及裂變、興起等階段。它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演變過程也是以深厚的歷史﹑政治﹑文化等背景為基礎。
東亞文化圈起源于中國的華夏文化，后來漸漸擴展到周邊國家，并與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國文化，邊緣文化是越南﹑日本﹑韓國、北朝鮮等地區的文化。東亞文化圈的發展過程既是中國文化不斷向周邊擴展和被接受的過程，也是其他地區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并不斷深化和豐富整個東亞文化圈的過程。
19世紀中期，西方文明給東亞文化圈帶來劇烈的沖擊，作為核心地區的中國以及邊緣地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的日本迅速地擺脫了邊緣地區的位置，通過吸取西方文明主義的道路以和實施野蠻的軍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華強教授[1]指出，東亞文化圈在近生的兩次裂變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變是日本侵占琉球﹑臺灣和吞并朝鮮半島而導致的，第二次裂變是日本發動全面的和太平洋戰爭而引起的。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戰爭給東亞文化帶來了莫大的物質以及精神損失。在戰爭結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經過兩次重大裂變之后的東亞文化圈發生巨大變化，它需要建立一個嶄新的東亞共同體。
二、東亞文化圈與漢字
談到東亞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漢字。因為盡管東亞文化圈里有漢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諸多共同要素，但漢字始終作為文化積淀﹑傳承和交流的主要載體，承擔著不可欠缺的歷史任務。它在東亞地區所擔當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從古代中國的儒教與佛教傳播到邊緣地區，到人們解讀和精通這些儒教和佛教書籍，都是要靠漢字作為載體；
第二﹑邊緣地區為了建立自己的語言文字體系，借用大量漢字來標記本土語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統里；
第三﹑日本和韓國等地區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漢字來翻譯或創造一些新文化用語；
第四﹑在現代社會里，漢字仍然在東西方以及東亞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產業鏈交流，首先就需要進行大量專業用語的翻譯工作。
第五﹑另外，從提高人們的知識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來講，仍有必要在東亞各地區堅持漢字教育。
漢字在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如此非凡的作用，與它自身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如上所述，漢字屬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際（大約在公元前17世紀前后）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源頭是河南安陽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塊字形是漢字最突出的個性之一，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具有獨立的意義，使人們很快就能記住并適應漢字。而且漢字的形﹑聲﹑義三者在方塊字中形成一種完美的結合，造字方法非常獨特。漢字除了這些構形方面的優點，還具有超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特點。這些都為漢字負載豐富的文化信息，鋪墊了良好的基礎。每一個漢字都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無文字時代的文明信息，又蘊含著有文字時期文明進化的韻律，體現了多維的價值。東亞文化圈的復興之路也是實現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道路。這條路雖然比較坎坷，但有了漢字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就見到了一線燦爛的光明一樣，它的前途也是無量的。
每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歷史階段和發展過程，‘東亞文化圈’也應遵循這個原理。‘東亞文化圈’一度崛起﹑發展，又由于各種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現過裂變時期。隨著“東亞文化圈”的發展和變遷，漢字也在東亞各地區有了不同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東亞文化圈與漢字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韓日兩國為對比研究對象，考察漢字在這兩個國家的傳播、接受以及應用與發展情況。筆者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韓日兩國的漢字傳播階段、接受形式以及相關文字政策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三、漢字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接受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體符號，給東亞各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不菲的貢獻。在韓國和日本等地區處于無文字時期的時候，漢字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長期借用下去，并充當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睗h字傳播時期，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為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著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的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爭先想靠近的對象。有關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最初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現象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過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2]。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漢字與東亞各地區之間的接觸是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漢字傳播與使用問題，如語音變化、詞匯與語法、應用等現象是考察東亞各國國語史和發展過程的重要線索。漢字雖然屬于語言學領域的概念，可它廣泛地滲透在歷史、經濟、政治以及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領域里。數千年來，漢字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逐漸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以及越南等周邊地區，并形成所謂的東亞文化圈，之后又在東亞各地區的文字系統里不斷地發展成新的文字形態。漢字在東亞各國的應用與發展并不是很順坦，越南和北朝鮮現在已經徹底廢除了漢字的使用，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字系統，而韓國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識地限制漢字的使用。韓日兩國都具有符合本國實情的漢字標記法和使用方法，這些地區仍然在使用著漢字。韓國雖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場合中徹底廢除了漢字標記，但在人名和道路標識等領域里還保留著漢字標記法。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和漢字影響最深的一個國家，它通過頒布當用漢字表和常用漢字表等一系列漢字相關政策，使日本人至今還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地應用著漢字。
至今為止，東亞各地區各自實施了截然不同的漢字相關政策，其過程中也陸陸續續出現過漢字廢除論、漢字限制論、漢字簡化論等不同的論點，漢字在一些國家也漸漸失去了蹤影。如果我們不顧一切，極端地廢除或扼殺漢字的適當應用，東亞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就會出現‘斷層現象’。為了維護共同文化圈的持續發展，也為了實現經濟一體化，各地區應該客觀地接受漢字的實用性和功能，為漢字今后更好的發展未來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強有力的經濟發展，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有能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的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地區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之下，吸取相互的經驗教訓，摸索符合時展的正確方向。
我們不僅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國的漢字傳播與使用情況，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還應考慮到東亞地區的繁榮昌盛，徹底研究和分析漢字在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領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責任，并確立出嶄新的課題和解決方向。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所創造出來的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而正確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燦爛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特別注釋：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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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0頁
[3]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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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日本人早已經將漢字視為日本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日本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吸取新事物”與“忠實的保留舊事物”這兩種對立的特性在對待漢字的問題上實現了共存，并達成了巧妙的統一。
漢字在日本的各個時期有各自發展的特點。日本人為了使漢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語的書寫習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簡化了漢字，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更發明了日本人獨有的國字和二戰后使用的新字體。>>>>中國漢字日本四種簡化方法分析
日本人進行的漢字改革，限制漢字數量，簡化漢字的寫法，規范漢字讀音這些舉措是必然且正確的，但是廢除日語中的漢字是行不通且愚蠢的。漢字同日語是骨肉相連的，漢字也是聯系中日文化的橋梁。
【關鍵詞】《古事記》；日本文化；研究
目前為止，開始研究《古事記》一書已小有一年，但仍感覺未能抓住其中的精髓，力有所不逮，更毋論寫出像樣的論文來。因此本文雖然把題目定為小窺古事記研究，其實實際上是將這一年來所看的有關《古事記》一書不論是書籍還是論一個系統的、有條理的整理和歸納，以便在將來寫自己論文的時候更加有的放矢，不至于手忙腳亂。
關于古事記研究，我認為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古事記》究竟是一本怎樣的著作，是在怎樣的條件下以及抱著怎樣的目的而創作的。搞清楚這個問題以后就可以知道對于古事記到底要研究什么，國內外對此的研究成果，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在今后應該朝哪個方向、怎樣努力。
7世紀天武天皇時期曾對“本辭”（神話與傳說）和“帝紀”進行整理。8世紀初奈良時期，元明天皇命太安萬侶撰寫《古事記》，以發揚“邦家之經偉，王化的鴻基”。太安萬侶根據熟知“本辭”和“帝紀”的女官稗田阿禮的講述，加以撰錄整理，于712年成書，成為了日本最早的歷史書籍。此書記載了憑記憶記下來的一些舊事記中的故事以及一些數代口口相傳的故事，全書共三卷，也成為了為日本最古的文學作品。
《古事記》大致能分為本辭和帝紀兩個大項共三卷，內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話、傳說、歌謠、歷史故事和帝王家譜，
其中本辭，也就是上卷中包括了序詞和上卷，是日本古代神話的綜述，講述了宇宙萬物、日本國土及其民族的產生。從宇宙中產生了神，而神生了“島”（日本列島），又生了天照大御神（太陽神）、月讀命（月神）和建速須佐之男神（臺風神）。天照大御神由高天原降臨到島的“葦原中國”，戰勝出云神話里的大國主神，“天孫”民族從此誕生。在神話中建速須佐之男神的狂放不羈的形象和出云神話里的人物形象的描寫十分生動，保留了非常多的原始神話的特點。但從全書的內容來看，古事記上卷的中心在于突出天照大御神及其子孫后代，用來證明天皇專制國家始于天授神權。
帝紀，也就是中下卷主要收錄了初代到第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事跡，中卷記敘了初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天皇，即應神天皇的家譜以及事跡；下卷記敘了第十六代天皇，即仁德天皇，到第三十三代天皇，即推古天皇的家譜以及事跡。這些帝王傳記里也包含了許多傳說故事。比如三輪山傳說、螃蟹與猴子的寓言、斬殺八歧大蛇、妻子間的嫉妒、兄弟相殺等，其中以戰功赫赫卻被密謀殺害的倭建命（《日本書紀》中稱為日本武尊）的故事最為生動。這兩卷雖然表現天皇世襲思想更為明顯，但也成為后世很多日本藝術的題材來源。
《古事記》的寫作方法主要使用散文和歌謠。散文中包含了大量古漢語，歌謠則使用漢字讀音作為日語標音。散文部分的固有名詞、敬語、助動詞，也使用了漢字作標音。
《古事記》是在大和時代天皇為加強統治者中央集權的歷史背景下創作的，反映了雖由豪族出身但需要擺脫豪族控制的君主的需要，但從現在來看，本書的歷史意義還是主要在文字和文學方面。
歌謠中包含了短歌、長歌、片歌、旋頭歌等創作形式。本書也保留了日本古代豐富的語言，不僅吸收了漢語的長處，更記錄了大量日本古代特有的詞匯，從而在歷史學、文化史、民俗學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古事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文字兩個方面。從文化角度來研究古事記的文章占大多數，因為《古事記》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的開端。但首先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就是古事記中所寫的內容究竟是否是真實。
到目前，仍然有很多學者懷疑古事記內容的真實性。這部書有著許多至到現在未解開的“謎”，本書序文中標明的兩位作者，一位太安萬侶在1979年發掘到墓志銘，而另外一位稗田阿禮則沒有考古依據證明其身份，加上它長期秘藏于皇室，后世才公之于世，所以有人甚至懷疑它是偽書。其次書中把歷史和神話傳說混在一起，古事記中記載的一些天皇，比如崇神天皇，活了整整168歲等等。
自古以來對古事記就有種種的解釋和說明。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者有兩位，一位是江戶時代的國學家本居宣長，另一位是近代的日本近代著名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他們兩位對古事記的研究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前者認為古事記中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后來為軍國主義所利用，由此為根據宣揚日本是由萬世一系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大國主神創造并且統治的神圣國家。后者在日本軍國主義最泛濫的時期，冒著極大的風險否定了本居宣長的觀點，在統治者對民眾高壓洗腦的氛圍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但他又認為古事記的內容大多是虛構的，對日本的古典文學采取了一貫否定的態度，這樣又把古事記返回到不可探究的境地。
其次，在《古事記》上卷中出現的各種神靈以及傳說故事也成為了研究的重點。日本神話中認為，眾神的世界在天庭，也就是高天原；這個世界和我們人類所住的世界不同，也就是所謂的異域。對于異域的看法是日本神話中的特色。人間的世界稱為葦原中國，此處的中國代表上.中.下的中，另一個境界就是下國，也就是所謂的根國。日本神話中常提到根國，對此我們并不了解，可能是指地下的遙遠處，或是住在地上，我們所能想象到有著立體感的異域。
馮良珍老師的論文《〈古事記〉神話舞臺的構造》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認為古事記神話故事是“立體”的觀點。首先論文解釋了“高天原”、“根國”和“黃泉國”的詳細概念，打造出一個全面立體的世界，此三界不僅獨立存在，三界之間還有“天柱”“天之浮橋”“黃泉比良坂”作為通道，使得人們可以在特定條件下互相往來。這不禁讓人想到中國的神話中也有類似的地方，于是在論文的第二部分使用了研究古事記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日文化對比。論文第二部分首先就提出了作者的觀點，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天、地、黃泉之垂直三重世界的觀念，雖然從秦朝開始受儒家思想“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影響下中國并沒能形成完整的神話系統，但這個不完整的神話系統并未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古事記中隨處可見的證據可知古事記神話舞臺的構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國神話世界觀的影響。這樣比較下來，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天”是虛構的，是存在于意象、祭祀當中的；古事記中的“天”是有血有肉的，是具象的。這正反映了日本神話既吸收中國文化的要素，卻又有自己獨到的創作觀點，體現了中日文化接觸中收容和變容的特點。
除了可以從神話角度來分析，古事記還可以從古事記中的中國印痕、認知下的古事記、古事記對日本文化的深遠影響等文化角度來研究。
從文字角度來看，古事記可以研究的角度更是數不勝數。從常用字研究角度來看，日本書紀總字數3523字種；古事記總字數1621字種。日本書紀假名654字種（二音一字的假名除外）；古事記假名201種。日本書紀中有古事記中所沒有的字1954個字種；古事記中有而日本書紀中沒有的字86字種；古事記使用頻度5次以上的749字。這樣用現代的計量統計方法來看古事記用字是研究的大趨勢。在這個大前提下，衍生出比如古事記中的敬語研究、動詞助動詞研究等小課題。
中圖分類號 G6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0457-6241（2013）21-0062-06
隨著高中課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許多地區的歷史考試，融入課程改革的新理念，設計了基于材料的歷史論文題（或稱材料論證寫作題）。該題型在測量內容上，強調的是歷史課程知識而不是教材知識；在考核目標上，立足歷史思維能力而不是史實的簡單記憶，希望以測量內容、目標與形式的變化來推動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種條件的制約，一些題目的考查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掘，命題從實踐經驗到技術理論都需要進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過探討國外先進地區的試題命制，借鑒命題思想方法，以期煥發我國歷史材料論文題的活力，使歷史測量題型不斷推陳出新。
美國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是大學前置課程，課程的主要對象是一些學有余力的高中學生，他們學習AP課程，并通過AP測試，AP測試的學分可以折抵大學課程的學分。AP世界歷史課程內容涵蓋各大洲，主要關注五個主題：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文化的發展與影響；國家的構建、擴張和沖突；經濟系統的創建、發展與影響；社會結構的發展與演變。其試卷結構如表1：
從表格和相關資料看，美國AP歷史測試中論文寫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寫作題型之一的材料論文題更是頗具特色。論文題基本由情境和寫作設問兩大部分構成，試題情境可以是文字、圖表在內的各種與歷史有關的一手或二手資料，也可以是模擬性的視角描述，而論文設問規定了寫作的方向、范圍和要求，寫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與考查目標而定。一般地，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考查目標覆蓋記憶、理解、應用三個層次，重心則偏向于考生的歷史創造性思維。請看下面一道AP測試的世界歷史試題。①
例題：運用材料，分析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紡織業工業化進程中的異同。請補充一條材料，并說明該材料對論述棉紡織業工業化這一論題的價值。
材料一：印度棉紗和棉布的產量
――來自英國殖民當局的數據
材料二：日本棉紗產量（包括手工和機器生產）
――來自日本內閣統計部門的數據
材料三：早上，天還沒有亮，我們就在亮著燈的工廠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們幾乎沒有力氣站起來。晚上，我們工作到很晚，她們偶爾會給我們一個甘薯。然后，我們還得清洗，弄好頭發等等。那時候大概都11點了。即使在冬天，也沒有暖氣，為了取暖，我們不得不擠在一起睡覺。第一年我們是沒有工資的，第二年我的父母會拿到35日元，接下來會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這家工廠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時候工廠里大約有30個人生病。那些已經確診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個人都害怕肺結核，沒有人靠近這樣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歲，她當時決心成為一個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讓我們的媽媽高興。當她面色蒼白地離開工廠時，我永遠不能忘記她的眼睛。
――來自兩個女工對她們少女時代
在日本紡織廠工作的回憶，約1900年
材料四：一個工廠女工掙的錢常常比一個農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對于這些農村家庭來說，女孩是收入的重要來源。這一時期，貧窮的農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給地主。因此，這些窮苦的農民只能把拌著野草的米飯當做食物。他們僅有的救濟就靠那些去工廠上班的女孩。
――來自一個日本僧人的敘述，約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從哪里來？他們全都來自農村，來自于那些耕種自己的或者租種的土地但有剩余勞動力的家庭。他們來到城市，來到工業區成為工廠工人。農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維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計。那些受雇于工廠的人與家庭沒有多少聯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掙足夠的錢養活自己。那就是為什么工人的工資很低。這說明農業對我們國家商業和工業的發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來自日本實業家鶴見俊輔，約1900年
材料六：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由于機器生產的競爭，整個國家手工織布工業迅速下降。盡管許多人仍然穿著用手紡機織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織布者已經丟棄了他們的手紡機。
當地紡織業把它們的存在、發展、成長歸因于那些有進取精神的本國銀行家和投資者，作為股東、投資者、金融家，他們向紡織業投入了大量的資本。
――來自印度經濟學家拉達卡瑪?慕克吉
《印度經濟學基礎》，1916年
材料七：女性紡織工人百分比
――來自論文“日本的工業化與婦女狀況”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貿棉紡織廠圖片（圖片略）
――來自20世紀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歷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紡織廠工人來自于小農、村莊的農業工人和失業的手紡織工。他們居住在租來的小屋里，一個工人通常會在一個工廠里工作不到兩年。工資很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沒有明顯改變。
――來自印度英國皇家勞工委員會的報告
加爾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紡織廠圖片（圖片略）
――來自紡織業主協會國際聯盟英國官員
阿爾諾?皮爾斯的關于“印度紡織業報告”
1935年
這道試題讓我們感受到AP歷史材料論文題所給的材料豐富，閱讀量非常大。例題中呈現了數據表格、圖片、回憶錄、調查報告等多種形式的材料，這些材料閱讀上并無太大障礙，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來并合理地運用到論文寫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論文題考查的結論大都是開放的，考生很難從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現成的答案，這導致材料論文題“與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題的設問不同，這種將材料解析與撰寫小文章結合起來的設計嘗試，有助于鼓勵學生自選角度來分析歷史，利于考查學生的綜合素質。”①
AP歷史考試的材料論文題，不僅有利于命題者抓住重點內容，考查學生的理解、應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評估題目的難度和區分度，彌補其他題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結合上述例題和相關資料，我們對歷史材料論文題的測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點認識：
1.考查知識學習的深度
從測量和教育理論上看，材料論文題考查歷史知識學習的深度，既是指兼顧命題評價的可操作性、史學方法及考生的思維開放與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記憶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構知識的發散性思維和創造能力，考查較高層次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使題目的難度、區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現收到良好的測評效果。從美國AP試題中，我們可以發現，材料論文題考查知識學習的深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所選取的材料豐富、來源廣泛，為考生對論題進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臺。二是所學知識和所給材料在答題中不僅是被引用、轉述、復述的對象，而是用來理解并說明問題的；考生要對一些材料要進行批判性的閱讀，關注材料所反映的問題、作者的觀點與立場，揭示材料是否存在“價值偏見”。也就是說，考生只有在客觀、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礎上，方能為寫作奠定基礎。三是圍繞所給材料確定一個合適的論題，而不是漫天撒網的泛泛而談。寫作應該緊扣所確定的主題，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進行全方位、多視角、深層次的分析論證，從而達到對論述主題的深度理解和認識。正如建構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當考生對當前學習內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內在結構（如性質、規律）及該事物的外部結構（即與其它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達到較深刻的理解時，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學習材料的內涵，從而把握歷史知識的實質。
2.考查歷史認知的過程
傳統的歷史考試題型主要考查歷史知識的固定結論，學生自然也死記教材的結論。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考查要求則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淺入深地理解材料（獲取有效信息），提煉材料中所隱含的歷史主題，運用基本的闡釋、說明、反駁等史學方法作出較為完整的論證。這種考查要求再現了知識的認知過程，凸顯了“過程與方法”。為了引導考生展現歷史知識的認知過程，論文往往以某一線索或主題為線軸，形成材料背景，提供開放性的論題，要求考生觀點明確，史論結合地論證問題，并得出自己的個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標集中于考生對已學知識的理解、論證與再創造。在這一認知過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學習的思維，即：從已知信息中發現問題――擬定議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已有知識材料中收集查證――論述結論。該思維過程完整地再現了考生認知歷史的心路，展現了“過程與方法”考核特色。
3.測量凸顯人本的復雜思考
人本主義認為，學習過程“應是學生獲得相應學習方法、促進其健全人格形成的過程?！雹趶拿绹鳤P歷史題看，考生在作答時，提煉論題、組合材料、理解和運用材料中的觀點進行論證，展現了考生對試題的思考過程，這種思考過程以論文形式呈現，真實地再現了考生的思維品質，自然滲入了人本精神。美國AP測試歷史材料論文題，往往從人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視角出發，選取有史學意義和教育價值的主題，挖掘人本主義的內涵，對歷史知識進行重新整合，試題蘊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關注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及歷史學界爭論的話題，以命題反映熱點，讓考生分析爭論性“話題”，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種情況，倡導多角度、多視角論述問題，審視人本精神的價值，思考當時人們是如何去應對歷史難題的；命題還不斷引進新鮮的史學觀念，倡導考生“同情”地理解問題，關注普通大眾的感受和個體體驗，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這一過程中，試題設計者補充并挑戰傳統的史學觀念，修正舊有的歷史觀念，重新審視“發展”的定義；此外，陶冶學生道德情操，養成以熱愛生命為核心的生活精神，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題創新追求之一。
4.測量注重學科思維能力的考量
AP歷史材料論文題注重歷史學科的思維測量，尤其是高層次的思維能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試題提供的材料豐富，考查了考生多層次、多角度綜合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從上述試題材料來源看，有來自英國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統計數據，也有來自民間普通女工的真實回憶和日本僧人的所見所聞；有來自學者、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實業家自身的見解；不僅如此，試題還要求考生額外補充一條材料，以充分論證主題。這些材料開闊了考生的視野，使考生洞察歷史人物在決策時所面臨的復雜環境，全面認識歷史事件產生的復雜背景和歷史事件中不同群體的真切感受。
二是從AP歷史材料論文題的寫作要求看，其測量目標歸納起來有三點：（1）正確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據材料進行合理的論證、評價和創作。這些考核目標體現了歷史學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測量。AP歷史材料論文題，在理解材料觀點的基礎上，既著力于求證思維的考查，對歷史教材知識和史學觀念、基本方法進行整合，然后分析、說明或駁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種歷史觀點；又不斷突破求證思維的框架，考查考生發散型思維，在相對開放的條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對歷史文明的個性理解。因此，材料論文題可以真實地展現考生甄別史料、理解和運用、分析和評價等高層次歷史思維能力。此外，歷史材料論文題要求考生領會與主題有關的文字、圖表等史料，以通順的文字、條理清晰的層次、合乎邏輯的結構，靈活運用歷史知識、史學觀念和歷史研究方法來評價、論證問題。這種呈現方式也是測量高層次思維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學科素養和水平。
5.測量關注評分規則的調控策略
材料論文題能否測量出考生的真實學業水平，除試題本身的影響外，評分標準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科學合理的評分標準可以客觀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維能力水平，不僅如此，評分標準還直接影響到考試成績， 進而影響評價試題的難度、區分度、效度等各項測量指標。
美國AP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是基于歷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評分，主要樣式參見表2：
從AP測試歷史科材料論文題試題結構和測量功能看，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主要由論題、材料討論、材料理解、材料運用和語言組織等多方面要素構成，這些評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現的基本歷史技能。評分標準中有兩大類：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來區分考生的歷史技能水平。透過AP測試，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可以從論題、觀點、史實、結構、文字等方面去規劃，并分層次評價判分。結合表2信息，可以設計出如表3的評分構想。
從表3看，考生能夠利用試題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識來完成論文寫作，算是其特長的發揮，應該判給附加分。上述評分量規的要素，是根據分析材料所必須考慮的歷史技能來設計的。這一評分方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沒有具體的知識點來呈現試題的答案，而是以寫作題需要的歷史技能作為評價的要素。這顯然與在評卷中經常使用的采分點給分不同。論文題的評分基本理念，應該是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因此，評卷教師可以根據特定的評分量規，彈性地評估考生的答題。
隨著學生主體性教育理念的凸顯，關于學生怎樣學習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圍繞怎樣運用測量評價盡可能多地抓住學生的學習表現，已成為當前國內外教育測量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難點問題。從國外歷史考試測量的經驗看，我國歷史考試的論文題研制可結合下列三個方面進行理性思考：
1.測量目標切實可行，寫作設問注重開放
論文題測量目標的具體明確、易于操作，體現了評價目標的層次性和序列化原則。新課程提倡的三維目標落實到具體的試題研制中，究竟應該如何合理地、有層次地進行分解，為測量提供切實可行的指引，這是我國考試命題首要回答的問題。從國外經驗看，測量目標的層次化可以用圖表來示意，具體內容見表4。
從表4信息看，歷史測量目標是依據課程目標而確定的，由課標而來的測量目標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須進行定量性轉化表述，并界定具體行為，形成歷史筆試考查的可操作目標與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測量目標是歷史考試必備的。有了明確、清晰的測量目標，考生作為被測量對象，其價值的追求與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試題的開發。一旦論文題以單一的、統一的價值標準去要求考生，考生就會“不合時宜”地順應要求。所以，論文題評價主要體現在測量價值觀的開放、試題內容的開放和答題過程的開放。當論文題營造出體現價值尊重的考查氛圍中時，考生才會樂于參與評價的過程，受益于考試評價的結果，進而不斷促進自己的進步。
2.命題路徑科學合理，價值訴求滲透對話
在論文題的研制中，設問的謀劃、問題的制定，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命題必須符合科學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條件，建立在一定條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現測量目標所要求的各項能力。材料論文題不僅要具備設計的具體條件，還要在考查價值上追求“理解與對話”，試題考查考生的知識與能力的同時，還要滲透對科學素養的考查，激發考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培養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促進“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目標的實現。
由此，命題路徑與條件的邏輯關系形成了“命題指導思想”“歷史學科能力”與“歷史知識內容”的一個三維體系。這種邏輯關系中滲入了“理解與對話”?！懊}指導思想”是指對理論聯系實際的對話；“學科能力”是對高校選拔人才的理解；“知識內容”是對歷史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應用的反映。理解與對話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考生綜合表現的改進與發展?？忌鳛闇y量活動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可參與到試題解密后的評估中，對“理解”的表達與分享，是需要通過“答題”來實現的。論文題變革的過程，需要有“理解”的彰顯，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測評主體、客體雙方的心理要求。
3.測量理論聯系實踐，技術創新海納百川
傳統的歷史試題認為只要行為目標規范化，情境創設得當，就可以通過設問操作來再現考生的能力。這樣的命題實踐往往會把考生看做是“給予”的對象，考查過程也就是一個靜態且線性的過程。但是，新課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長歷程，是動態且非線性的，命題者應該能動地使測量過程動態化，不僅要關注考生的知識素養，隨著設問的深入，還要重視對考生公民素養、學習能力、表現能力等的診斷。對于國外新的測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斷地學習、引進，以促成當前國內測量研究的欣欣向榮景象。中國未來的歷史考試測量研究，理所應當對相關研究進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須”等問題進行論證，對國外測量的研究邏輯應進行定位和思考。結合已有的命題經驗與教訓，來自各方的有效反饋，改進試題研制的思路，及時尋找到行之有效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漢籍；比較文獻學；東亞古典文明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國與日、朝（韓）、越等東亞各國，存在著長達十五六個世紀的以漢籍為媒介的文化聯系，這種文化聯系引發了學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漢籍研究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領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不僅出版了數百部漢籍整理和漢籍研究方面的著作，發表了大量的漢籍研究的論文，多項研究課題獲得國家部委的資助，而且對漢籍研究的原則和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進行了初步探討；此外還成立了不少漢籍研究機構，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在中國的兩岸四地和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各國，漢籍研究已經成為學術交流最頻繁的領域之一。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
（一）現實基礎
大量的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以及東亞各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發達和文獻的豐富，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學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漢籍研究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等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范式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研究基礎。筆者擬以中日兩國的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對此略加申述，以為窺豹。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漢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
中國學者踵繼民國初年諸多學者赴日本尋訪佚書之后塵，從上世紀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漢籍調查的熱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嚴紹鋈教授對日本佚存漢籍調查研究；王寶平教授對清代中日圖書交流的個案追蹤和編目整理。近期郭真義等研究者，分別編著出版了《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目錄》、《日本藏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漢籍目錄》等。對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和留存情況進行調查與整理，便于摸清漢籍域外傳播的實際情況，同時，也可以為該問題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域外漢籍研究，一方面著力揭示了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及其學術思想的影響、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著重考察了近代以來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域外漢籍研究成果頗豐，日本學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島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學こ中國文學――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較文學的考察》等；中國學界的研究主要有黃俊杰的《十八世紀中日儒學異同試論》、陸堅等主編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王勇等主編的《日本文化的歷史蹤跡》、嚴紹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時間內，東亞地域的漢籍研究，研究者不僅發表了大量針對具體文獻的研究專著，而且還出版了諸多專題性的著作、綜合性的論文集和研究叢書，如王勇教授主編的“日本文化研究叢書”（杭州大學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中華書局）等，規模宏大，影響深遠。在域外漢籍研究中，許多學者還申報主持了有關域外漢籍的研究課題，如張伯偉教授主持的“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孫文博士主持的“‘舶載書目錄’研究”，這些課題均為國家部委資助的研究項目；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是一整合型研究課題，在他的主持下僅在大陸以此課題名義出版的“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就達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學界還開展了有關漢籍研究的學術交流活動，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開了“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域外漢籍與中日交流”座談會。同時，創辦了專門性的連續出版物，不少高校還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創辦的連續出版物有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成為動態反映域外漢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個園地；設立的專門研究機構有南京大學2000年成立的“域外漢籍研究所”，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成立的“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書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設了域外漢籍研究課程，以培養專門研究人才，如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開設了“東亞漢文獻研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了“中日比較文獻學研究”（含日本漢學與漢文獻研究）等課程。
（二）理論背景
中古以降，中國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趨隆盛。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中華文化以其發祥地為策源地，跨越漫長的十多個世紀，如同水波向四周擴散，超越諸多政治區劃與地域局限，在東北亞、東亞、東南亞逐漸形成了具有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及以漢字（包括其變體）為主要載體的區域文明，即“東亞古典文明”。在這一古典文明所涵蓋的區域內，以漢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獻為載體的文化交流，不僅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東亞各國文化和其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東亞各國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他者”的眼光。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對域外漢籍，以及東亞各國在漢籍影響下產生的土著語文文獻進行深度解析，是理解東亞古典文明的內涵、形成機制及其文明史的意義的關鍵。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從某一個時間節點來看，可能是以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為主；若以歷史的眼光進行整體觀照，就會發現，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間完全視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嚴紹教授指出：“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變異，它的傳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這不僅影響著古代日本文化的發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傳統漢學中的許多特點。”杉本孜教授也說：“漢籍對日本學術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是超過想象的?！边@種影響是通過日本學人對中國典籍的解讀來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學人是以“他者”的視角通過對傳入漢籍的解讀來理解中國文化，用這種方法理解的中國文化，不免會因受解讀者所處的地域、歷史、民族、時代背景、思維方式，甚至是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學識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與中國人理解的中國文化產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接受了在華傳教士的著作和其學術思想的中國學者的著作，繼續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思想產生影響，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日本學者在吸收了歐洲的科學文化之后的漢語著述，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于是，經過長期不斷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與滋長，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謂“東亞古典文明”的核心內涵。
因此，漢籍研究不僅要關注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及其對輸入漢籍的東亞各國的文化影響，而且要關注域外學者對中國原典的詮釋、引用，還要關注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域外漢文文獻和其本土文獻。對這部分文獻的追蹤研究，需要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通力合作，“以漢籍文獻整體為基礎，以漢文化為視野，以綜合與比較為手段，尋求其內在聯系和內在結構”。這一新的學術取向引發了學術界對域外漢籍研究方法論的思考，學者們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研究范疇，如王勇教授提出的“書籍之路”、王曉平教授提出的“亞洲漢文學”，嚴紹教授提出的“國際漢籍文獻學”等。上述觀點高屋建瓴，為宏觀把握“域外漢籍”的總體狀態和考察漢籍的跨域傳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漢籍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只是為了“求同”――考察超越國界的東亞古典文明所呈現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結構，更重要的是為了“尋異”――闡發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與闡釋回應來自漢文化策源地發出的信息。換言之，漢籍在不同地域獲得了怎樣獨特的發展，這更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關注的重點。因此，筆者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范式，以參與上述理論問題的討論，推進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與意義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
清季以來，學者對域外漢籍的調查多持有一種“禮失求諸野”的觀點，其目的或是使流落異邦的中華經典魂歸故里，或是用以驗證中華文明如何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了“夷狄”之邦。近年來，漢籍研究日趨客觀，出現了中外漢籍“互相補正”的學術取向，學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從總體來看，漢籍研究的理論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關于漢籍研究的方法論和學科化的研究，還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為了進一步彰顯漢籍研究內容與方法的學科化色彩，筆者嘗試引入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理論范疇，強調“他者”的能動性，即漢籍接受者的意識與反映，希冀有助于漢籍研究的學科建設。
筆者定義的“漢籍比較文獻學”，是以歷史上東亞各國輸入的漢籍及其衍生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立足于古代漢文典籍的跨國、跨地區傳播的歷史事實，在東亞廣大區域內，對漢文典籍向域外傳播的規模、流向、渠道，域外學人對漢文原典的解讀、引用，以及在漢籍影響下進行的域外漢文創作和其本土創作等方面的文獻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其目的是尋求并闡明東亞各國的漢文文獻及本土文獻與中國文獻之間的關系、異同，進而關注漢籍流布地區的土著語文著述與漢籍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以文獻學為出發點，揭示東亞廣大區域內存在的深層次的文化聯系，為構擬符合歷史事實的東亞古典文明提供一個可能的參照系。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和認識，當然也就不是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的了。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漢文化在21世紀的世界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漢籍歷史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通過對東亞各國在各個歷史時期輸入及衍生的各種形式的漢籍文獻的種類、數量、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闡明各國本土文獻包括漢文文獻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的、或隱或顯的影響與借鑒關系，而且可以從東亞各國輸入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上把握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各國公、私各界對漢籍的需求，并據以發掘其背后隱藏的國家文化建設意識和知識界的讀書趣味；還可以從學術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區域內的學術界、知識界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情況，為闡述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區域各國的近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和國家建設所產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通過文獻目錄學的研究，可以盤點輸入日本的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揭示以典籍為載體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況；通過考察日本漢籍的生產與流通狀況，可以把握日本知識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學術界解讀中國文化的進程及其學術狀況，并據以考察中國文化東傳日本的情況，考察以典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考察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形成的意義。
三、“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
基于學界已經取得的漢籍研究成果和學術發展趨勢，筆者體會“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基本研究內容（以中日為例），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漢籍傳播史研究
中日之間漢籍傳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典籍向東傳入日本的歷史研究；二是日本學人對輸入漢籍的闡釋及其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的歷史研究。
考察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中國典籍數量巨大，不同歷史時期向日本傳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數量、種類等非常復雜，而且我們現在對上述問題還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寫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至少在目前還無從談起?，F在我們只能從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會使我們對中國典籍向日本傳播的歷史的整體認識加深，并且通過局部研究成果的積累，可以逐步向整體研究推進。
一百多年來，中國學人不斷東赴日本尋訪佚書，其搜佚輯散工作成果頗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和日本公、私現存古籍目錄，有選擇地對一些具體文獻和目錄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尋中國典籍流落異邦的故實，摸清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具體情況，獲得有關中國典籍域外傳播的數量、種類、途徑等更加翔實的數據，比較準確地把握東傳漢籍的具體內容與數量，從而作出關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的可靠結論。
日本學人對中國原典進行的漢文詮釋及其獨立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也有千余年的歷史，據王勇教授考證，肇始于日僧攜經入唐，中經宋、元、明，至清代達到全盛。對這部分史實及其文獻的研究，近年來逐漸走入漢籍研究學者的視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之《日本漢籍及其流播中國之研究》等多篇專題論文，等等。但是，較之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研究，對日本的漢文著述及其傳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這是今后要重點關注和加強研究的課題之一。
2 漢籍接受史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傳抄、翻刻、注疏、釋解等形式進行交流、傳播，并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流傳于日本的漢籍，包括由中國輸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國典籍的日本傳抄本、注釋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漢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學者、僧人用漢文進行的創作。這對于我們所倡導的“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因為，通過對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的微觀考察，可以實證中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獻的影響。同時，關注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獨有的發展軌跡，把握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基本特征，對于揭示它與輸入漢籍之間的深層聯系，為闡明中國典籍東傳對日本古代文獻所產生的影響提供考鏡源流的基本依據。
漢籍傳入日本雖然有商業利益的驅動，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為了國家建設與發展及其知識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歷史上，尤其是在“鎖國”時期，日本把輸入的中國典籍作為了解和學習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而日本通過漢籍接受中國文化的必要條件是漢籍文本的傳入與解讀。因此，了解某種中國典籍在何種情況下被傳入日本，并且在何種情況下得到怎樣的解讀與闡釋，就是我們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史的一個有效手段。前者經由清代以來諸多學者的索隱鉤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謂“書籍之路”的研究，許多隱藏在殘編斷帙之中的史實逐漸清晰起來。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學者是如何解讀輸入的中國典籍的？通過對此問題的解讀，看到了怎樣的中國？日本人理解的中國文化是怎樣的？這種依靠典籍傳播而進入日本的中國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日本的國家與文化建設？凡此種種的發覆，有賴于對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抉微鉤沉。
3 漢籍文獻學理論研究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典籍對日本文獻的發展，尤其是對日本漢文文獻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氨容^文獻學”視域下的漢籍文獻理論研究，是在運用文獻形態學的方法描述日本漢籍文獻學特征的基礎上，考察中日兩國圖書（不限漢籍）的分類、著述體例、闡釋學特征、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的異同。
古典文獻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強調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國傳統文獻學理論對日本古代學術視野中的圖書分類、著述體例、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等方面的影響，不僅是認識中日兩國傳統文化異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漢籍比較文獻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
進行任何科學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運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漢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運用正確、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簡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漢籍研究領域，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結合各自的研究課題，踐行并總結出了一些針對域外漢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關于東傳漢籍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中提出的對特定的某一漢籍和漢籍現存實物進行研究，對目錄、記錄、引用等進行研究，以及對刻版進行研究等方法；張伯偉教授在《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中提出的“據……以考”的十條研究方法等。這些研究方法對于我們研究漢籍傳播和影響是行之有效的。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與域外漢籍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相比較，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它自身的獨特之處。在學習和借鑒先賢時俊提出的域外漢籍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基于對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內容、特點的認識和把握，筆者認為，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將文獻學研究與比較研究相結合，以文獻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對中日兩國的漢籍進行文本識讀和文獻學研究，把握文獻學的基本特征，實現“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目標。綜合運用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對兩國漢文典籍進行多層次的比較研究，既要比較兩國漢籍在文獻形態學、目錄學等方面的異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蘊藏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異同，還要闡述其歷史根源與意義。
具體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為例）主要有：
1 運用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對漢籍文本進行識讀
文本和史料的準確可靠是保證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歷時久遠，而且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播渠道不一，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漢籍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獻數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樣性，許多早期傳入日本的珍貴漢籍多以抄本傳世，字體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處，加之抄寫者的漢文水平參差不齊，難免會有疏誤，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寫，或無意的疏失。凡此種種，使得對漢籍的文本識讀成為漢籍研究必須首先解決的難點和消除的障礙。因此，文本識讀是進行漢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需要首先運用文獻學的審形辨音、字詞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對漢籍文本中的訛、脫、異文等進行勘誤，為繼之進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礎資料。
2 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漢籍分類研究
由于東傳日本的漢籍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入的時間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時期傳入日本，有些到近現代才傳入日本，目前難以對不同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所有漢籍同時進行研究。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對象（漢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進行分類研究。分類研究，其研究對象的同質性相對較強，便于獲得真實可靠的數據，便于發現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和規律。
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歷史跨度和性質同一度，分為斷代研究、專書研究和專題研究。
其一，斷代研究是指選取某個特定的歷史平面，確定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對這一時期的漢籍進行清查，對其間發生的漢籍交流和研究進行全面考察和分析。這種研究，是從中日漢籍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選定一個橫斷面，所考察的漢籍數量和范圍可以大為縮小，便于勾勒出一個時期內漢籍傳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個時期的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的情況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們連起來就應該是一部中日漢籍交流史的大致輪廓。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斷代研究要求，所選擇的歷史時段，既要有足夠的長度但也不能選擇太長的時間跨度；在這一歷史時段內所選擇的漢籍數量既要足夠得多，但也不能選擇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漢籍。在研究分析時，也要注意對這一時段內的漢籍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研究，在比較中彰顯時代特點，揭示本時段漢籍與其前、后時段漢籍的聯系與區別。如果選擇的時段太短，那么就沒有足夠的漢籍文獻容量；如果考察的時段過長，那么漢籍文獻的數量就會太多、文體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進行斷代研究時，要注意選擇一個“適度”的歷史時段和漢籍數量。
其二，專書研究是指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專書（包括目錄學著作）或專人的著作，對該書或專人著作的傳播進行追蹤式研究?？疾焖呛螘r、以何種方式傳入日本的，在日本有無得到釋讀、傳抄或翻刻，有無衍生文獻，流布范圍和流傳時間如何，是否回傳至中國等。通過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詳細考察，分析該書或專人作品的傳播特點，然后與相關漢籍（同類性質或相同文體的其他作品）進行比較研究，進而考察不同時代同類性質或同類文體漢籍的傳播特點，探求漢籍輸入國在不同時期的讀書趣味與文化需求。
學界已經開展的專書研究多集中于《詩經》、《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文選》、唐宋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朱子學、陽明學、佛教、道教文獻的研究，對于最能具體而感性地反映漢籍流通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舶載書目錄”類文獻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與介紹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薄弱。“舶載書目錄”所載漢籍數量繁多，而且具有連續性，能夠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漢籍東傳的全貌，是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極生動而又具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是研究漢籍交流情況的絕佳資料，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
其三，專題研究是指圍繞某一主題進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據自身的學術興趣和能力，選定一個可持續關注的主題，進行一系列專門性的研究或討論。專題研究的對象（即主題）相對來說比較單純，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專題的選擇相對比較靈活，可以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較宏觀的理論探討，如關于漢籍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史學意義、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動因與影響因素等問題的討論；可以是某一問題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題的斷代性的研究，如張伯偉教授對清代詩話東傳的研究；可以是對某一類漢籍的專門研究，如蔡毅教授、張伯偉教授對日本漢詩的研究，也可以是對漢籍的綜合性研究等。
3 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漢籍定量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讀、理解并對日本文化產生影響的？要探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在不同歷史時期東傳漢籍的種類和數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運用定量統計的方法，結合目錄類著作，對各個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的種類與數量進行詳細統計，盡可能確定漢籍的版本系統和存佚情況，根據統計數據來確定各個時期漢籍東傳日本的規模，為進一步探究這些漢籍文獻及其所蘊涵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數據支持。
關鍵詞： 本科畢業論文；三段式論證法；歸納演繹法；正反對比法
引言：本科畢業論文是即學士論文，“學士論文應該表明作者確已較好第掌握了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并具備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獨立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按照學士學位授予的要求和日語專業四年級的教學大綱規定，日語專業的本科學生必須用日文來完成本科畢業論文的撰寫，這就加大了寫作難度，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選題過大、偏離主題、結構松散、缺乏邏輯、翻譯味重、拼湊痕跡明顯、抄襲現象較多、檢測飄紅率高等，對此，筆者結合多年應用文寫作的教學經驗及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經驗，來解析建構一下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法。
1.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分類法
日語專業的本科畢業論文，從理論方法來看，可以簡單分為4大類：（1）綜述性論文，即通過大量與論文題目相關材料的加工整理，系統分析、選擇歸納、總結提煉，從而提出自己觀點的。（2）評述性論文，即對作家作品或某一熱點問題進行評述和評析，根據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在進行例證后得出自己觀點。（3）調研報告性論文，即對某一問題進行調查，采用實證研究、文獻研究以及問卷調查的方法得出結論的論文。（4）教學探討性論文主要適用于師范院校日語專業的學生或有過教學實踐的學生，主要是對自己的教學活動進行經驗性總結并探討教學理論和教學方法。
從選題和內容來看，可分為：詞匯語法類、日漢對比類、日本歷史類、日本經濟類、日本語教育教學類、日本文學評論文（作家作品評論文）以及日本社會熱點型論文等。
2.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選題法
日語專業畢業論文的選題必須與專業培養目標相符合，要體現日語專業綜合訓練的基本要求，更要有利于鞏固、深化和擴充學生所學的日語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使學生受到全面的鍛煉，并能對四年所學的日語知識進行整體的歸納和歸納。
選題一方面以學生自身的興趣為主，另一方面更要盡可能結合自身的社會實踐，盡可能反映日語學科的前沿問題和日本政治、歷史、文化、教育、經濟、社會以及軍事等熱點問題，選擇有現實價值和理論意義的課題。選題應考慮自身的日語基礎、讀寫能力以及學院當前教學資源的實際情況和院外相關資源的可利用性等。課題可以是教師提供選題，也可以是學生自擬題目，還可以是教師的科研任務，當然也包括與日語學科及日本研究相關單位委托的課題等。選題類型應多樣化，要有益于學生綜合運用日語語言知識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獨立用日語進行論文撰寫的工作能力。題目一定要做到大小要適中，以保證學生在一定的時間內能充分利用手頭資源和相關老師提供的資源，經過努力能完成本課題的研究和寫作任務。同時還要做到題目的深度、廣度和難度要適中，工作量飽滿，使學生經過努力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撰寫任務。日語專業的選題要體現時效性和多樣性，不能只是單純的日語語言和文法，要同時兼顧日本文學、文化、教育、歷史、社會、經濟、政治等內容，保證一定的更新率及類型的多樣性，相繼年級的題目年更新率不得低于60%。這樣方能體現日語專業本科教學的教學宗旨和目的。
3.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結構法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基本結構大體上跟其他文科專業的畢業論文一致，但也有細微的差別，一般而言，日語專業的本科畢業論文主要由以下要素依序構成：封皮、目錄、標題、誠信承諾書、日文摘要、日文關鍵詞、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正文（包括引論、本論、結論以及腳注或尾注）、參考文獻、謝辭、附錄。
3.1 論文題名
要求：簡明、具體、確切，能概括文章要旨，符合題錄、索引和檢索編制有關原則，有助于選擇關鍵詞和分類號，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號、簡稱與縮寫等，字數不超過25個漢字（含假名），盡量不使用副標題。
3.2 正文基本結構
正文的基本機構包括一級、二級、三級結構，即普通意義上的一、二、三級標題。原則上一級結構不能低于三個，也就是說正文不能低于三章。
3.2.1 一級標題
題名要求：簡明、具體、確切，能概括論文要旨，符合題錄、索引和檢索編制有關原則，有助于選擇關鍵詞和分類號，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號、簡稱與縮寫等，字數不超過25個漢字（含假名）。一級標題及序號標示方法為：“第X（使用阿拉伯數字）章 （兩處空格，下同）XXXXXXX”，原則上不得少于三章，也就是一級標題不能少于三個。
3.2.2 二級標題
題名要求：簡明、具體、確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號、簡稱與縮寫等，字數不超過20個漢字（含假名）。二級標題及序號標示方法為：“X.X（使用阿拉伯數字）XXXXXXX”。
3.2.3 三級標題
題名要求：簡明、具體、確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號、簡稱與縮寫等，字數不超過20個漢字（含假名）。論文小節題及序號標示方法為：“X.X.X（使用阿拉伯數字）XXXXXXX”。為避免論文結構臃腫繁雜，論文原則上不使用四級標題。
4.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規范
（1）論文標題頁即扉頁按各高校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扉頁統一格式排印。根據《高等院校日語專業高年級教學大綱》，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正文字數不少于8000字（不含中日文摘要及參考文獻）。
（2）用A4（高297mm，寬210mm）規格輸出印制，上、下頁邊距為26mm，左右頁邊距為29mm，每版800字左右。從引論部分開始設頁眉“XX大學XX屆本科生畢業論文”，居中或者右對齊，字號為宋體小五號。日文摘要頁腳為“Ⅰ”，中文摘要頁腳為“Ⅱ”，從引論部分開始用阿拉伯數字設頁腳，從“1”開始連續計碼至論文結束。頁眉距邊界15mm，頁腳距邊界17.5mm。
（3）論文分一級標題排印，一級標題置于新起頁頁首，即一級標題必須重新起頁另寫。二級標題與三級節標題不可置于頁末。
（4）論文一級標題用黑體三號居中排印，二級標題用四號黑體左起排印，三級標題用小四號黑體左起排印。
（5）論文正文用MS Mincho小四號排印，每段段首縮進一個假名或漢字。
（6）論文正文及各級標題行間距一律采用固定值22磅，字間距一律采用標準模式。
（7）論文正文中所引文獻超過100字者獨立成段，首行行首縮進四個假名或漢字，其它各行行首縮進兩個假名或漢字，各行行尾均縮進兩個假名或漢字；用“仿宋_GB2312五號”排?。磺昂蟾骺找恍?。
（8）正文參考文獻（圖、表、公式除外）一律采用“插入引用腳注，整篇論文連續計碼，編號格式①、②、③……”的形式排印。
（9）文末“參考文獻”部分的撰寫規范：論文整個參考文獻按日文在前，中文在后順序排列。文獻可分為“專著、論文集、學位論文、報告、期刊文章、論文集中的析出文獻”等。參考文獻按在文中出現的先后次序，序號加“[ ]”左頂格表示，如[1]，[2]，[3]…，每一參考文獻條目均以“.”結束。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參考文獻，原則上不少于15條，其中日文文獻不得少于5條。正文多次引用同一作品的注釋，第一次引證時，注釋信息的內容必須完整。除此之外，緊接第一次之后的注釋，用“同上，頁x”即可。
5.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正文的寫作法
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撰寫應符合任務書及開題報告的要求，觀點正確，語言規范，內容充實，論據充分，結構嚴謹，結論正確。
5.1 引論的寫作法
引論是整篇論文的緣起部分，用來提出研究要求，引出本論主題，給讀者以引導和啟示，起到啟下和開篇的重要作用。引論的寫作要求做到言簡意賅、重點突出，切忌不能泛泛而談，也不能大篇幅地論述該選題的歷史淵藪和個人的研究過程。而應該緊扣選題，一切為選題主旨服務。
引論部分不分段落，常用一段式結構，其長度可依照本論部分的篇幅而定，一般為整個篇章的5%左右。引論部分不應插入圖表和其他文本資料，是純文字性的論述，對整個篇章起到提起和引領的作用。
5.2 本論的寫作法
本論是整個論文的核心，是整個篇章的靈魂所在，論文所要展現的階段性、創造性成果皆在本論部分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正因為如此，才要求本論要做到內容充實、論點明確、論據充分、例證可靠、引用權威、論證有力、宗旨明確、文句嚴謹、結構縝密。在該部分的論證過程中，引用部分采取腳注形式，一定要明確引用內容的真實來源，引證、引述處皆須注明詳細出處。本論一般分為三個章節或四個章節，也可根據論述需求適當增加章節。每個一級結構下面必須包含兩個以上的二級結構。重點章節必須至少得包含三個以上的二級結構，這一章節下的二級結構至少得有兩個含得有三級結構，同時三級結構不能少于兩個，這才是規范而嚴謹的結構模式。本論的論證方法可歸納為以下6種：
5.3 結論的寫作法
結論是反映整個篇章最終主旨的結尾部分，是在文中通過論證研究和理論分析后所得到的觀點和見解，是整篇論文的最終結構，是對整篇論文的全局性的總結，并不是本論部分各級標題所體現的觀點的簡單重復和堆積，是作者在進行大量充分的論證后，在本論的基礎上所得出的總結，并再次明確自己的選題，具體回答選題所設定的問題是否已經論證清楚。 結論的寫作一般都采用“直接歸納法”，直接把自己新的學術總觀念、總見解開宗明義的提出，進一步詮釋自己的邏輯歸屬，從而達到撰寫目的的完成和擢升。
結語：
綜上所述，日語專業畢業論文的撰寫是本科生培養過程中的壓軸環節，是對本科四年學習的集中反映和綜合評估。通過畢業論文把四年來的所學所得所思進行總結性、原創性的詮釋和演繹。從選題到收集資料，從引論到本論再到結論的寫作，從摘要到參考文獻等都有著明確而詳細的寫作規范和寫作方法，本文通過筆者多年的一線經驗，進行了經驗性鋪成的詳細論述，希望對日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能起到提點和指導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
[2]金錦珠：《日語文章寫作》，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第1 版。第298頁。
[3]邱雅芬：《日語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談》，載《中山大學學報論叢》No.6.2000.Vol.20，第84頁。
論文關鍵詞：聽力障礙；文化導入；原則；方法
語言是文化的產物，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區域性，不同民族、區域的文化迥然不同，這一差異以語言為載體，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語系統的不同層次上。任何言語都是其生存區域的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細節等的表征，因此，外語學習不僅是言語學習，而且應該包括理解承載該語言的文化。日語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日本文化起著先導和制約作用。在日語教學中加強對日本社會文化信息的了解，對于日語課堂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可以通過語言來認識一種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過對文化的了解來促進語言的學習。
一、文化障礙分析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文化自古以來表現出許多與中國文化相近的東方特色。但，日本緣其獨特的民族性格、歷史成因、地理環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異明顯地反映在語言上，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對某些文化知識的缺乏，由此而帶來的聽力理解中的障礙，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語意的差異
詞是語言的一個基本單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語聽力過程中，對詞語文化內涵的準確把握尤為重要。由于日文在詞匯方面和漢語之間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響的情況，中國學生很容易掌握“漢字詞”的意思，但日語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漢字詞”在意義和用法上與漢語詞匯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學生往往傾向于按漢語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產生誤解。以下對此情況分三類進行探討。
(1)找不到一一對應詞匯。中文中的“臭老九”、“農轉非”、“希望工程”、“農民工”、“洗腳城”等，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含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沒有相應的歷史時期與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這些單詞的意義。同樣，日文中的中文中沒有這些單詞，更不用講通過漢字符號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義不同。日語中“果”(行政單位)與中文的“縣”意義完全不同。日文中的“縣”級行政單位對應中文的“省”級行政單位；“規友”不是指親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還有“新陰、事情、覺悟、愛人、秤判”等等，這樣的詞語不勝枚舉，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詞意。又如：“端午節”和“七夕”這兩個中國傳統節日，雖都已傳人日本，但其內容及文化聯想大相徑庭。眾所周知，在中國“端午節”是吃粽子、賽龍舟，使人聯想到愛國詩人屈原；“七夕”則讓人想起了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日本的這兩個節日都與孩子們有關，前者是男孩節，家家戶戶插菖蒲、掛鯉魚旗；后者是乞巧節，孩子們將寫著心愿的紙條掛在竹子樹上，據說這樣能使愿望成真。
(3)慣用語。慣用語是由一個民族千百年來的文化錘煉而成，歷史淵源復雜，在此略舉兩例：
以上兩組慣用語日文與中文意義大致相同，表現形式完全相異，歷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過去日本賣發油的商人為了使女性顧客買他的發油，羅羅嗦嗦地和她們拉話匣子攬生意，后來以此形容慢慢騰騰、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來是指建筑工的一類，“磨工”是用器具磨墻使建筑物的墻體光滑。磨墻的工作細致復雜，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后來引申為慢慢騰騰、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這說明無論是中國、日本或他國，在現實的社會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騰騰、磨磨蹭蹭這種行為。學生們要提高聽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記憶在不
同語境下，表示這一行為現象的音聲符號。從而，在日語聽解的過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與之對應的中文慣用語，只要知道該音聲符號的歷史淵源與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該詞在文中的意義與功效。
2．表達習慣與行為方式的差異
說到日語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曖昧表達。日語的句式簡潔，語意曖昧，表達婉轉，留有余地，這種特點在et常會話的聽力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舉例來說：
這段話對于日語初學者來說，感覺沒有說完，不知所云。確實這種表達方式省略了部分內容，但對話雙方能夠完全領會。日本人喜歡使用語氣委婉、謹慎的表達，而避免直白、尖銳的表達方式，說話給對方留有一定空間。
另外，中日兩國在社會環境、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也是不得不關注的文化現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類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約定俗成的行為習慣，因此以本國的文化習慣來推測日文有關“倒垃圾”的聽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學生要對諸如“單身赴任、殘柴、漫畫、日本料理、掃祭i)”等各種有濃郁日本獨特文化特色的相關詞匯有所了解。
3．意識和價值觀的差異
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氛圍培養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傳到日本后，日本人經過多年的洗練、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禮”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體現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為貴及日語中獨特的“敬語”特色上。
度”出發，即崇尚以“和”為貴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處島國，國土狹窄、資源有限、地質環境不穩定，遠古時日本人需要集體共同狩獵才能果腹，惡劣的地質災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憂患。在不定感和無常感的雙重壓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強勁的民族、集體意識，日本人的團隊觀念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這種團隊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業下級對上級絕對地服從，上下級之間使用嚴格的敬語。敬語表現了日本文化的獨有特色，也是讓日語專業學生們感到最難以掌握的語言表達方式。關于敬語在此不再舉例贅敘。很顯然不能將日語中覆蓋面廣的敬語語言形式與中文中覆蓋面非常狹笮的敬稱形式對等；而且日語中的敬語形式也不符合我國“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張紙的正反兩面，語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則是承載語言的紙張反面。日語的聽解能力的培養應該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積累文化知識，掌握語言心理，增進理解，排除母語干擾。這也是學好日語、提高聽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時，利用文化背景知識作線索來預測接下來的信息，推斷主題，填補未知信息，聽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將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聽力課程中文化導入應遵循的原則與方法
日語聽力課程中的文化導人應遵循實用性原則、適度性原則、階段性原則、系統性原則、講授與誘導學生提高自學能力相結合的原則。實用原則是指聽力課程中文化導入的知識必須與學生用日語進行日常生活會話的內容緊密結合，即指言語傳授的實用性。適度性原則指文化導入的內容量不能過多，類不能過雜，范圍不能過廣。例如，不能因為要在聽力課程需要進行文化導人就廣泛地牽涉到宗教、哲學、音樂、歷史等，要傳授學生關心并易于、樂于接受的某些方面的知識，如：飲食、社會、科技等。關于階段性原則，賈玉新認為學習者對文化差別的敏感度分四個階段：1)對他國表現的文化特征表示新奇，認為是異國情調；2)對與本國相異的他國文化不信任，并排斥；3)對異國文化分析，并開始接受；4)站在對方的立場，運用異國文化。以上四點談到的是學生在接受異國文化循序漸進的心理接受過程。從教師的立場來講，在對學生進行文化導入時應由簡及繁、由易及難。文化導入的方法可以采用比較法、解說法、展示法等，本篇暫不贅敘。
【關鍵詞】溫泉；官方性；個人性
中日兩國都是溫泉使用歷史悠久的國家，兩國的溫泉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目前的溫泉研究多半集中在溫泉的使用方法上，但是，縱觀目前的研究，造成這種巨大文化差異的原因沒有被很好的進行挖掘。
一、由溫泉詩歌看中日兩國溫泉文化特征
中日兩國都有許多溫泉相關的記錄。中國的古典書籍《山海經》中就已經出現了與溫泉相關的記錄。白居易的“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中所提到的“華清池”就是從秦代開始有名的溫泉。與此相對，日本對溫泉的發現及利用也可以從各種古書中得到認證。如《日本書記》《續日本記》《萬葉集》《拾遺集》等書中都有提及。平安時代的《延喜式神名帳》中已經對祭祀溫泉的溫泉神社也有了多處記載。本論文并不以史書為主要資料，而力圖從中日兩國溫泉相關的詩歌入手，來對比分析日本溫泉文化與中國溫泉文化不同的私人性。
（一）從詩歌來看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
從中國的溫泉歷史來看，唐代是溫泉文化開始繁盛的開端。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在驪山溫泉建“湯泉宮”（后稱華清宮），并率文武大臣前往，寫下了《溫泉銘》。唐明皇李隆基也曾帶領楊貴妃前往溫泉。而詩歌也在唐代進入鼎盛時期，因此在唐代與溫泉相關的詩歌比起其他時代較多。如《題廬山山下湯泉》（白居易）、《溫泉行》（韋應物）、《題昭應溫泉》（孫叔向）、《溫泉言志》（李隆基）、《溫泉宮行》（王建）、《長恨歌》（白居易）等。稍加分析，則可以從這些詩歌中看出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
以《題昭應溫泉》及《溫泉宮行》為例來說明中國溫泉文化中的官方性。
全唐詩：卷472-22 題昭應溫泉
唐?孫叔向
一道溫泉繞御樓，先皇曾向此中游。
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
全唐詩：卷298-6 溫泉宮行
唐?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里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
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
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從這兩首詩的內容來看，確實都與溫泉有關。但是，主要描寫的都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對溫泉的使用。如《題昭應溫泉》中出現的“先皇”“宮殿”，而《溫泉宮行》則是徹底的描述了為皇帝所建的溫泉行宮。同時，從寫詩歌的目的來看，這兩首詩也并不是描寫享受溫泉所帶來的愉快的心情或氛圍，而是力圖通過詩歌，來描述皇帝的溫泉生活或者通過對皇帝溫泉生活的描寫來評說歷史。除此之外，縱觀中國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享受溫泉僅局限于封建統治階層，表現平民百姓享受溫泉的作品基本沒有。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溫泉在中國文人的詩歌中，乃在整個中國的溫泉文化中都具有一種遠離普通百姓的官方性。
（二）從詩歌看日本溫泉文化的個人性
與中國相同，日本人對溫泉的利用及享受也歷史悠久。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日本書記》中就已經出現了同溫泉相關的內容。但是，在日本，溫泉離普通大眾尤其是文人的生活并不那么遙遠。因此，日本的文人在作品中描述溫泉時，也懷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以《萬葉集》中與溫泉相關的作品為例來說明日本溫泉文化中的個人性。
足柄の土肥の河內に出づるの よにもたよらにころが言わなくに
這首和歌描寫了溫泉涌出的樣子。關于這首和歌意思的解釋有很多種，其中最為認可的解釋為：“湯河原的溫泉，不分晝夜，汩汩的從河原中涌出來，那湯河原溫泉不斷涌出的熱情，我的戀人總是不明白的告訴我她有沒有在想我，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專心工作?！边@首和歌從溫泉聯想到的并不是如同中國的詩歌一樣的對歷史的描述或反思，而是單純的由溫泉聯想到了自己的戀人，描寫了自己與戀人之間的狀態。沒有宏大的描寫及對歷史的反思，卻充滿了人情的趣味。
除了上文列舉的和歌之外，《萬葉集》中大伴旅人在妻亡時所詠的和歌也充滿了深厚的個人情感。
の原にく蘆田はわがごとく妹に戀ふれやわかずく
這首和歌譯為中文，則表達的是：“在湯原上鳴叫的鶴啊，是否也像我一樣，在思念著亡妻呢？”那這里的湯原指的也是溫泉，而這里的溫泉完全成為了作者表達個人感情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溫泉并沒有被賦予深厚的政治性或官方性，而是具有明確的私人性。
二、結語
本文對中日兩國的溫泉文化進行了考察。通過對中日溫泉詩歌內容的對比，認為與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相比，日本的溫泉文化則更體現了個人性。本文僅對日本溫泉文化的個人性進行了論述，希望能對中國現階段溫泉旅游資源的開發有所參考。由于篇幅所限，日本溫泉文化所涉及到的“裸文化”及“溫泉旅館”等方面并沒有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則會繼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兵立史博物集.のと俗とと溫泉の文化[M].路：兵立史 博物，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