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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盏恼撌觯说睦娴男纬墒且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盵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盵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盵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盵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盵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坝愑?，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啊睹魇贰吩疲骸ㄠ嵑痛牐┦走_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鹿汆嵑蛶状纬鍪??！盵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盵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盵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昂裢怼钡暮}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盵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眳⒁姴堂辣搿⒗钿?、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見萬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币浴睹魇贰肪?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币遭o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引自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币圆堂辣?、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關鍵詞：政治學權力地位
那么，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什么缺陷呢?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去推論出為了實現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人對少數人統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律。但是如何去實現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實中發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的現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西方的民主，“應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與民主的實際發展狀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聯系。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
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F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的勇氣。從以上兩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實地描述現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實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特別是當我們要揭示現實的運行機制時，更是如此。為了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適宜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宏觀層次的理論是經典作家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之中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這種發展的過程經歷著從量的變化到質的變化，而且循著螺旋形的路線曲折前進的。這種發展的軌跡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現出來的。這種發展的動力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和統一。這就是我們進行“實然”分析在宏觀上的理論指導。
但是，用宏觀的理論直接地分析各種具體的現實事物還不行，因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于別人的個人的理解，其結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錯誤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上的對立統一規律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把哲學上的矛盾的斗爭和矛盾的統一簡單地等同于現實生活中具體事物中的斗爭和統一。于是便片面地強調事物的斗爭性，到處人為地設置對立面，用所謂的兩分法去對待一切復雜的事物。其結果便造成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對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所謂的兩分法，已成為人們思維的定勢，其危害是很深遠的。它使人們在思考任何事物時都只注意兩端，而忽略了更為復雜也更有意義的中間地帶和中間環節。回顧我們多年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所發生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濫用對立統一概念引起的。這就說明，把宏觀理論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們可以說，揭
示的世界發展的宏觀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缺乏一個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合于一般人分析具體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尋找適合于這個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微觀層次的理論框架。
尋找適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工作，它必須符合一些必要的條件：它必須能體現宏觀理論的精神，又必須能如實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觀上存在的狀況。宏觀理論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認事物都是處于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觀上存在的狀態，一是表現為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既互為條件、相互依賴，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異而互相作用的狀況;二是表現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樣性和方向上的確定性;三是表現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這就是說，我們所尋找的概念工具必須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認為，當代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合適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權力”。
權力這個概念過去我們理解得比較狹窄，即僅僅是指國家政權及其派生物。但是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把這個概念的涵義大大地擴展了，并已形成共識。那就是把權力作為一種廣泛的影響力來看待。因此認為，一般地說可以把權力定義為：根據自己的目的去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這就是說，權力是一種力量，依靠這種力量可以造成某種特定的局面或結果，即是使他人的行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這樣就賦予這個概念以廣泛的適應性和極大的靈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軍事學、國際關系學等社會科學的多種領域，成為人們分析該領域內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學領域中使用權力的概念，就應將它具體化為政治權力，以區別于其他領域中的權力。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定義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就是某一政治主體依靠一定的政治強制力，為實現某種利益或原則而在實際政治過程中體現出的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這個定義中包含著政治權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權力主體;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強制力(亦包括非強制力的借用);第四，權力作用的對象(即權力客體);第五，權力主體對客體的一定作用方向與方式;第六，權力格局;第七，權力關系的穩定程度。
由此可見，政治權力所反映的是各種政治體(群體或個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狀況，并強調這種影響、作用和制約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實際結果。只要我們不把各種政治體看作是孤立的和靜止的，那么在其相互關系中就必然貫穿著權力現象。所以用政治權力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現象，既符合于宏觀理論的精神，又能如實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狀態。因此，不但不應排斥政治權力概念，而是應該把它吸收進來作為自己在中、微觀層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來建立新的政治學體系，即體現著“實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學體系。這樣，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個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為了進行“實然”的研究，僅僅有政治權力這個概念工具還不夠，還必須以此為基礎來構造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我認為，這個基本理論框架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權力的主體;第二，政治權力行為;第三，政治權力關系;第四，政治權力運行機制。
政治權力主體所涉及的是政治權力能量的源泉問題。政治權力之所以能在政治過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這種能量是權力主體的能動性通過其結構而轉化的。因此就應該研究主體的特征和結構，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以及各種具體的政治權力主體的狀況。
政治權力行為所涉及的是權力主體如何作用于客體以及客體對主體的反作用問題。這就要研究政治行為產生的條件和過程，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心理的關系，研究各種政治行為模式。
政治權力關系所涉及的是各種政治體之間以政治行為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這種格局所體現的客觀實在性，及其形成的現實條件，進而研究各種政治關系模式等等，就使我們能進一步認識政治權力的運動及其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
政治權力運行機制則是要研究政治權力運行的總的規律，包括政治權力運行的原理、政治權力能量形成的機制、結構與功能轉化的機制、政治行為的運行機制等，從而使我們對政治權力的認識達到更深的層次。
把上面這幾方面的內容結合起來所構成的政治權力的理論分析框架，就為“實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論工具。并可能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新體系的形成產生直接的影響。
作為新的認識工具，它應能使我們認識原來認識不到的東西，猶如顯微鏡和望遠鏡那樣。
例如關于民主的問題，如果我們從權力現象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就會看到，民主主要表現為一種自下而上運行的權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統中處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數人對于處于管理地位的少數人的制約。這種制約一般地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決定由社會上的哪些人去充當管理者，這是以選舉和授權形式實現的;二是影響政府的決策和政策的執行，這是人們運用政治權利采取選舉之外的其他形式實現的。如下圖所示：
(附圖)略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是以政府即政治管理體系的存在為前提的，民主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權力，是在政治管理權力的框架內運行的，因而是從屬于政治管理的。獨立于政治管理之外的民主是沒有的。但對于政治管理來說，有沒有這個自下而上的權力的制約卻是大不一樣的。沒有這種制約的政治管理就是專制性的政治管理，而有這種制約的政治管理則是民主性的政治管理。我們平時所說的民主，正是這種民主性的政治管理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民主實質上是政治管理的特殊形態。因此，衡量一種民主制的發達程度，主要就是看被管理者多數人對管理者少數人的制約狀況。即：制約手段和途徑的多少;這些手段和途徑的有效程度;人們的這種制約要求的自覺程度和強烈程度;國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對這種制約的保障程度;在制約過程中權力運行渠道的通暢程度;社會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權利的質量，以及社會的政治文化對這種制約的適應程度，等等。只有用這些標準來衡量，才能真正看出民主發展的實際程度。
一、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反復確立的就是主奴辯證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和精神強勢，他者則在長期的蒙昧狀態中失去自我獨立精神。英國小說家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就是最明顯的文本表征。魯濱遜和星期五間的關系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人們通常從魯濱遜的冒險開拓精神角度進行解讀，從而掩蓋了這一本質現象。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啟發了大批邊緣學者，他們開始把種族當做一個復雜的文化范疇，對其進行質疑、解構，“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20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數族裔獲得一種族性覺醒，他們中間的精英分子開始意識到自身的種族身份在整體文化觀念中嚴重錯位。為此，他們一面在政治領域發起抗爭，不斷要求主流社會正視種族問題，一面又在學術領域展開持續的反思、批判與創新?！彼麄冮_始質疑、顛覆、重構西方所謂的文學經典，揭示滲透在文本結構、故事情節和道德教誨中的種族等級制，進一步加深了文學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寬了讀者的視野。開始了對主流文學中所存在的習以為常的、隱含的種族歧視和偏見進行批判，“他們開始把種族視為一個復雜的文化思想范疇，而不僅僅從自然科學的的角度來解釋，并同時借助西馬與后結構主義的成套分析工具，對種族問題進行深入的質疑、解析與批判?！苯鈽嫕B透到文本中的話語霸權和制度規范，使得“其主題、敘述策略和文化編碼都可在新的層面得到考察?！秉S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則以自傳的方式生動地揭示了種族文化身份建構的這一文化政治學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其種族斗爭經歷了族裔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和族裔外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族裔內斗爭求獨立，族裔外斗爭求認可。這兩種斗爭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構的獨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個人區別于他人的一個重要屬性，是得到他者認可的一種象征性存在。處于中國文化家庭中的華女，自小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在無形中習得了中國文化所蘊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國傳統道德，遵守孔子教誨:“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個人、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勤儉節約等中國文化價值觀在無形中，自小深入到華女阿五的心靈中。父親帶著她一起誦讀中國經典，她六歲時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讀書。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她形成了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她為自己所屬的種族而驕傲，為祖先所創造的豐富文化而自豪，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學習成績而自豪，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認為他的成績根本無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結論:外國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別人的角度體諒他人，他們天生冷漠?！度A女阿五》的主要讀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彰顯中國文化的優秀，使華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華人形象是創作者顯示其族裔屬性的一個重要任務。因此“黃玉雪極力想使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會的認可和接受，她筆下的‘華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學中負面的中國人概念化形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熟悉美國社會文化的模范女性。”為了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融入主流社會，更重要地是讓主流社會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書中大量介紹了中國文化，如“華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關系;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飲食，以及節日、婚喪嫁娶等習俗;唐人街的華人學校、劇院、家族會館、修鞋店、修表店、中藥店，等等?！彼龑χ袊幕倪@些元素并非全盤采取贊揚的態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對比的立場上，根據美國這個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贊揚和詳細描述三種不同態度。對待美國文化則以華人的眼光來審視，但“也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到華人文化中的許多錯處。因此，我們有這種雙重視野、雙重傳承，但我們的人生因為這兩種視角而更顯豐富?！痹诿鎸煞N不同文化時，黃玉雪把兩種異質性文化置放在一起，發現其中的異質和同質，使之相互轉化，實現超越于這兩種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間文化建構。她之所以大量介紹中國文化元素就是盡其所能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可;對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會發出一個積極信息:我們不是消極被動地、封閉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主流社會拒絕我們的融入。但是作為華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種族歧視，取得了自己所認為的成功。兒童時期受到同齡學童的歧視，被稱為;中學時受到學校輔導人員對華人的輕視。雖然在美國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書工作，雖然極盡其力，把一份冷凍疫苗工作報告寫得內容豐富、結構合理、獨具創見，依然得不到認可，晉升的機會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難。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認可，更是難上加難;結婚后，想在高檔住宅區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給華人?！鞍兹酥髁魃鐣]有把她當成平等的、獨立的個人。苦思冥想之后，她靈感突來－把自己的奮斗經歷寫下來?！币驗樗胱屆绹肆私馊A人，了解華人文化，她想給自己，同時也給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長及尋求獨立的過程中汲取、揀選中美兩文化的合用之處，以及如何努力促進兩種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了解。正是她的這種不妥協的斗爭精神才使她贏得了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讓那些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么模樣的美國白人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從這一方面而言，黃玉雪是成功的。同時，這本書的成功也改變了她的生活道路，她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東亞各國旅行，隨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經營旅行社為業。她對自己的不妥協進行過闡釋:“‘不妥協者’，因為只有不妥協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組合，如果妥協的話，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話去做，這個世界就無法產生新事物。你可以做個不妥協者，對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協，不去擾亂社會，因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讌f意味著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協者則與眾不同。但他們都具創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這全都配合在一塊?！边@種不妥協精神就是一種文化政治學的僭越，或者稱為抵抗的文化政治學。在不失時第4期《華女阿五》:兩種族裔屬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機地跨過既定界限，對主流的價值、觀念、習慣、規定等進行修改、顛覆。顛覆被傳統稱為正典的、普通的價值體系?！拔幕且粋€充滿意識形態爭執的概念，也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術語，聲稱‘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價值體系，與糾纏于暫時世俗利益的紛爭政治相對立，這種做法本身恰恰顯露出強烈的政治動機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秉S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協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視進行斗爭，以一種力求上進的精神求得主流社會的認可;進行族裔內斗爭以求得獨立，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結合西方文化，以一種超越兩種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間模式建構獨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從而實現個人獨立，族裔文化的獨立。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必然離不開社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因此“作為政治的動物，人就不能離開政治和道德觀點來考慮文藝問題。”文化政治學中的“政治”體現為權力關系，即統治和被統治關系，而種族斗爭就是爭取認可權力和獨立權利的斗爭，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構、重構、建構的非中心式建構模式，這些都明顯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學的身份建構烙印。
二、性別所代表的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文化政治學關注的是權力關系，權力關系不僅僅表現為強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現為非政治的、無所不在的觸須、無意識渠道等方式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滿斗爭和喧囂的政治場所在。“只有通過對文化問題的有效分析，正視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義，并且最終訴諸政治行動，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變革，把此岸世界建設成理想樂土?！蔽幕螌W中，性別和政治聯姻，從而出現了性別政治?！芭灾髁x者大都認為，性別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建構，反映著特定的權力關系?！薄度A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時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傳統式的教育，學會了逆來順受。孝順是維系家庭的臍帶，集體大于個人，家庭重于個人等觀念滲入其幼小的心靈當中。父親定下了各種各樣的規矩，要求孩子們無條件嚴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親重男輕女思想很嚴重，父親拒絕為黃玉雪上大學時支付學費。玉雪并沒有氣餒，內心抗議:“生為女孩非我所愿。作為女孩，我也許不想僅僅為養兒育女而結婚!也許我的權利不止是養兒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個人!難道中國人認為女人就沒有感情和思想嗎?”在心理上，玉雪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反抗，反抗中華族裔屬性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個獨立的個人，為個人幸福去追求，這是美國教師傳授給她的價值觀。但在她幼時，父親就諄諄教導她應為家庭榮譽而犧牲個人幸福。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代表著兩種屬性:中華族性和美國屬性。這兩種屬性在性別之戰中體現出來，也體現出兩種屬性所各自代表的權力角力。父親是第一代華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濃縮著中華族裔屬性，他們內心中那種葉落歸根的心理非常強烈，對故國的眷戀和回憶深深地刻印在內心深處。特別是當他們想極力融入美國社會而遭拒絕，處處存在的種族歧視讓他們不斷地回憶起故國，想躲進故國的回憶之中進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內，父輩感到愜意。有人聆聽他們內心的苦楚，更有親情、更溫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夢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則處處充滿了紛爭、競爭，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親情。生活在唐人街讓他們有種歸屬感。但代表著第二代華裔的黃玉雪則截然不同，種族歧視更堅定了其融入美國社會的決心而非逃避。她積極融入父輩所極力逃避的白人社會。在這個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體驗到隱私權受到尊重的幸福。和華人社會相比較，黃玉雪感到白人社會給了她更多的尊嚴和權利、溫情和平等。而父親所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化認為女性一般心胸狹窄，目光短淺，智商低下，不適合從事智力活動，屬于無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為了她們自己，同時也為了社會公益，她們最好謙卑、緘默，不要拋頭露面?！保?］為挑戰父輩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她在一次開船典禮上，特意把一瓶香檳酒砸碎在船首，這是一個罕見的情形。因為在父輩所代表的華裔看來，女人觸碰會給新船帶來厄運和不幸。而黃玉雪竟然親手把這艘船送出海，是她個人的殊榮，更是中國女性的殊榮和華裔的殊榮?！按伺e表現了黃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也象征著她業已沖出束縛唐人街華人婦女的陳規陋習之藩籬?！保?］黃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強的精神和行為顛覆了父權制對女性的想象性建構，同時也打破了西方對華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霸诋敃r的美國流行文化中，東方女性毫無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測的狐媚，就是出賣色相的藝妓。甚至在美國華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說在劉裔昌的自傳中，華人女子也被稱作‘尤物’，這是個具有性暗示的詞藻。與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華人婦女形象作一比較，黃玉雪筆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著真正的美國華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單位：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論文摘要:進行現代化教育改革，推動素質教育發展最終是為了建立與社會發展相匹配的新型教育模式，提高學生學科綜合能力。近些年來，初中思想政治素質化教育改革從教育思路、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都進行了改革。文章基于素質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對當前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進行了總結性探討。
論文關鍵詞:初中生思政治手段
當前形勢下，初中生受來自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因素，其思想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進行創新的教學模式探討不但是為了滿足教育改革，同時更重要的是跟進社會方向，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要跟進時展，與時俱進，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須立足于全面改革。促進當前教育格局由成績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功能體教育，以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能力。
1應當強調以人為本的教學觀念
必須以學生為本。初中思想政治教育，運用科學發展觀，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確立初中生的主體地位，尊重他們獨立的人格、自身價值和思想感情，啟發引導其內在的思想政治道德需求，培育他們的主體意識、自主能力、創造才能等主體屬性;貼近學生實際，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師生關系，努力通過啟發交流、參與互動、研究討論等形式，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貼近學生，克服角色偏差，既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又要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以情感人，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說服力、感染力;貼近生活，積極創造條件，維護學生的正當權益，滿足學生多樣化的需求和個性化的發展需要，同時要更多的關心和指導特殊群體的學生。既要重視經濟困難學生的扶貧幫困、又要做好心理障礙學生的釋疑解惑工作。
2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
所謂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新穎性和多樣性，并不是要求每個教師在每一節課都要創造出新的教學方法和手段，而是要在揚棄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教學方法的基礎上，交叉使用啟發式、討論式、和諧式、自學式等新的教學方法，并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選用靈活的教學手段。
從心理學的角度說，學生總希望每一堂課都有新鮮感，每一堂課都能學到一些新的知識，能力得到新的提高。而學生的情感引發往往與一定的情景有關，創設情景才能滿足當代中學生求知求新的內在要求，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的覺悟和素質。為此，我們要采取各種教學手段，善于帶領學生置身干教學內容相應的情景之中，使學生進人情感共鳴的境界。
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既有優點，也有不足，因而要全面實現思想政治課的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善于把多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在使用各種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求新求活。一般來說，在教學實踐中，理論性強的內容要采用啟發式;感彩濃的內容宜采用和諧式;有爭議的知識在教學中應采用討論式;要求學生必須記住的知識點適合競賽式;簡單明了的教學內容最好組織學生自學。如在講授“正當防衛”一節時，首先利用多媒體將案例播放給學生，并提出討論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其次采用啟發式，通過對理論的闡述和案例分析，讓學生自己得出結論;然后引導學生自學，并進行輔導;最后在學生討論的基礎上，結合一些法律條文，讓學生把知識點記住。
3關注學生情感體驗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的意義
開展實踐活動，實施情感體驗，將學生的情感體驗作為教學實踐活動的一大目標來抓，這要求通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強化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增強愛自己，愛家庭，愛社會的世界觀的形成。這就需要教師組織指導學生參加有目的、有計劃的教學實踐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其次，應當加強興趣教學活動的開展。著名的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賴于樂趣?！敝慕菘私逃乙仓赋?，課堂“應當是快樂的場所”。因此，政治教師應當給沉悶的課堂增添樂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呢。教師應在有限的講授時間里充分發揮語言魅力，引起學生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有關的故事、名言、諺語;有關感興趣的問題;國內外發生的一些重大時事等等，都能引發學生注意焦點，增強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再次，應當注重情感和道德實踐。在中學思想品德課的教學中，要積極開展活動，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成長。活動課的開展，可以使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學生行為的正確性，使學生在活動中感悟道理，并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品質。教師在教學中，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包括當地學校及教師自身條件和學生的特點，以及時事背景，選擇適當的活動方式和內容，這些活動實際是學生互動、交流、溝通、對話的平臺，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在體驗中感悟，在交流對話中提高。
4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打破“應試化”評價模式的藩籬
應試化的評價模式不僅不能科學判斷學生的學習成果，反而會打壓學生的創新熱情，束縛學生的開拓性思維。在此情形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學務必建立合理的評價機制，用更科學化的指標來衡量學生成績，而不應將學生的思維禁錮在教材的框架之內。
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臻g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傮w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諝馕廴驹谄湓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諝馕廴颈O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諝馕廴揪褪沁@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氨Ｕ闲蛧摇蹦依丝諝馕廴局卫磉^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氨Ｕ闲蛧摇笔羌撬乖凇稓夂蜃兓恼巍芬粫刑岢龅母拍?，“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以民為本”和“以人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
――結合新交通法的爭論說明“以人為本”怎樣落實在制度建設中
中央提出以人為本之后，引起了人們強烈的關注。這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在理論界和社會上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一些需鄭重申明為本文原創網站要澄清的認識。有人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發展水準還不是很高，提出以人為本有點為時過早；有人指出，以人為本具有人本主義的嫌疑；有人強調，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的同義語，最好用以民為本代替以人為本。
一、什么是“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或者說“民本”思想，在不同歷史時代是有不同含義的。在封建社會中，“以民為本”即“民本”，這里的“民”是與“君”相對的，有時“民”則是與“官”相對的。封建社會開明人士所說的“以民為本”，沒有超出維護君權統治的范圍。在現代社會中，使用“以民為本”的理念，或者用“民本位”提法，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中所說的“民”一般也是與“官”相對的。所謂“民”就是人民群眾，而“以民為本”或者“民本位”這樣的表述是要說明，在我國社會中干部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以這樣的原則來正確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這里說是“民”，并不是指全體社會成員，而是指社會成員中的“人民”這一部分人。在目前我國社會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稱之為“人民”的。一個人能不能稱之為“人民”的一分子，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因此，就是在目前我國社會中，“以民為本”與“以人為本”這兩個提法也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什么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中的“人”應包括：類存在意義上的人、社會群體意義上的人、具有獨立人格和個性的個人以及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勞動者。以人為本中的“本”，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相對于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而言，它把人當作主體。在今天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的依賴和物的依賴現象。所謂人的依賴，就是人對狹隘的“人情關系”和權力意志的依賴，人喪失其獨立人格，成為依附性的人。物的依賴，就是人對金錢、物質財富和交換關系的依賴，人成為物的奴隸，成為只為物而存在的人，見物不見人。這兩種人的存在方式阻礙人的健康發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著消極影響。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鄭重申明-本文來自的主體性。當然，這里的主體，既是權利的主體，又是責任的主體。第二，相對于人被邊緣化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終的本質和根據。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被邊緣化的傾向，許多人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缺乏人的意識、人的觀念和人的維度。其實，人是一切活動的主體和承擔者，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根據和本質。社會的發展，內在地要求明確把人理解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質。第三，相對于把人作為手段而言，它把人作為目的。過去我們往往較多地關注人以外的世界，而對人本身的世界關注不夠，認為人總是為人之外的某種東西而存在，而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社會發展進一步要求關注人的生活世界，關注人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的命運。
所謂“以人為本”的本來意義就是以人為根本，就是以人為中心，因為人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語）。今天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人們更加充分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保護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幸福，促進人的發展，無論是對于國家還是對于政黨來說，都是第一位的任務?！耙匀藶楸尽?，從其近代形成以來，本身一直包含著這樣一個實質性內容，即不能把人僅僅看作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必須把人本身看作目的。尊重人的人格尊嚴，在任何場合中，都要把人作為人來對待。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從“尊重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做起，對于提高我國社會的文明水平具有深遠意義。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
（一）“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反映的主體的內涵不同。“人”和“民”這兩個概念，“民”是人相對的、特殊的概念。作為一種社會主體，它是特指的，或者說“民”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大部分人。而“人”是個普遍性的概念，它是指任何一個現實的、有自然生命的、從事著實際活動的個人。這就是說，“以人為本”中的“人”沒有社會身份、不分社會等級，沒有“官”“民”區別，所以，“以人為本”理念中“人”這個主體，是指任何一個人而言的，是所有的人，它比“以民為本”更具包容性，外延更寬。
（二）“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理論基礎不同?！耙匀藶楸尽笔且匀巳似降鹊奈ㄎ锸酚^為基礎，它是唯物史觀的一種價值取向?！耙悦駷楸尽笔且浴熬龣嗌袷凇彼枷霝槠淅碚摶A?，F在提出并堅持“以人為本”從根本上擺脫了歷史局限性，對于反對特權意識、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極為重要的。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出發點不同。“以人為本”包含著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它意味著對任何個人的合法權利都應給予合理的尊重；也意味著對人的活動所面臨的對象，都應注入人性化的理念?！耙悦駷楸尽本S持嚴格的封建等級秩序，發展“民”的群體性，限制“民”的個性的道路，并以此為“民”建立生活原則和行為規范。
下面結合結合新交通法的爭論說明“以人為本”怎樣落實在制度建設中。
今年5月1日起，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實施。連日來，全國許多城市都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這部法律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與民方便的原則，與每一個行人、駕駛員和家庭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守法公民的尊重以及對交通執法人的懲戒。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上，遇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這些規定否定了“撞了白撞”，體現了對行人的充分尊重，與國際上通行的規定一致，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同時，為了敦促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更好地遵守交通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幅提高了相關處罰標準。
為體現對生命的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并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饘⒂糜趽尵溶嚨溨械膫摺Ｈ绻麢C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且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這些條文都充分體現了對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這一交通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保護。
為了保障機動車駕駛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高速公路行駛的汽車駕乘人必須系安全帶，否則罰款二百。守法的駕駛人將受到獎勵。一年內沒有違章，無累計積分的司機，可以延長機動車駕駛證，也就是駕照的審驗期。
這部法律對違章駕駛員的處理，也體現出了“以人為本”，駕駛員在現場的，按規定處罰，不得拖車。拖車不得向當事人收取費用。如果拖車不當造成損壞，還要依法賠償。
北京青年報在評論新交通法行人通行為先這一原則時是這樣寫的：“《安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時，遇有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是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立法體現。對行人在人行橫道以及沒有交通信號的情況下賦予優先通行權，主要是考慮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參與者，在我國人口眾多，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目前大多城市還是以混合交通為主的交通現狀下，行人作為弱勢群體相對于機動車來講，沒有相應的保護設備和防護措施，一旦發生事故，行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將受到巨大威脅。從立法本意的角度來講，相對于機動車的通行權，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則是更為重要的?！逼鋵?，更重要的是對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北京市在制定新交通法實施細則時召開了首次立法聽證會，其意義深遠，它標志著北京在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政治參與、保證立法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方面，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對新交通法中大多數的規定是應該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至于最敏感的是第76條，即有關機動車和非機動車、行人方面的規定，還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既然這次立法堅持“以人為本”的立法宗旨，為何還有如此之大的爭議？我想，以人為本的理念是積極的，是應該提倡的，但新交通法在這方面的處罰和責任判定，令車主們牢騷滿腹。我們不應該以此來全面否定新交通法。但是，嚴格約束機動車不應該等于放任行人和非機動車，否則，交通法就真的成為機動車法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交通法的實施還應有相應的宣傳、教育相輔。
一是加強學習、教育，不斷提高各類人員的交通意識和綜合素質，特別是提高行人和非機動車人員的交通意識，加強遵守交通規則的自覺性。目前，在我國只有司機學習交通規則，而行人、非機動車均不用學習，以至于他們成為交通法盲，經常違反交規。
二是建立真正的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目前，保險公司實行“商業三者險”，即機動車有過錯才賠償，導致保險賠償矛盾重重。
一、夯實基礎，自主構建知識體系
從近幾年的高考試題看，無論是材料新穎的選擇題，還是關注現實生活的富有創意的主觀題，稍加分析，其答案絕大部分就在教材中，就在大家所學過的基礎知識中。同學們丟分的原因，尤其是選擇題的失分，往往是基本概念不清、基礎知識不扎實、基本技能不熟練造成的。因此，在政治總復習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夯實基礎，熟練掌握高中學段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爛熟于心”。
要達到這一點，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疇、原理的基礎上去強化記憶，而且要學會同遺忘作斗爭，運用心理學規律來鞏固和加強對基礎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二要適當增加看教材的遍數，同時必須不斷提高看書學習的速度，正確處理好速度與效益的關系；三要學會從宏觀上去把握知識，使基礎知識條理化、系統化、網絡化、圖表化?？忌诳倧土曔^程中，應當自覺做到章章有歸納，節節有提煉，課課有總結，自我建構每一門學科的立體知識體系，以備需要時隨“點”隨“到”。
同學們一定要自己動手建構有關的知識體系，學會從總體上駕馭知識，提高從整體上去思考問題的自覺性。當然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去整理，不過一定要自己動手，切不可照搬照抄別人的東西，更不能實行簡單的“拿來主義”。否則就不能變成自己的東西，更談不上印象深刻和融會貫通了。
二、關注熱點，遷移知識，培養各種能力
在完成基礎知識復習（即第一輪復習）的前提下，培養能力和強化能力訓練是熱點專題復習（即第二輪復習）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引導學生熟練地掌握書本知識，而且還必須善于引導學生走出書本、走出課堂，融入社會，關注熱點，學會遷移知識，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學生在學習中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重視知識的遷移，而是死記硬背，生搬硬套，那是肯定考不好的。
基礎打牢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質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要提高能力和素質，除了首先要夯實基礎外，還必須把所學的基礎知識理論應用于實踐，用來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即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和熱情，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被動為主動。
三、訓練審題能力
考試卷中所有試題的情景材料都屬于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熱門話題，讓大家所了解。只不過在編制高考試題時，有了新角度、新問題和新要求，已經不是我們在這本或那本輔導資料中見過的具體形式和要求，不能照搬照抄。高考總復習是一個在老師指導下艱苦的自我學習過程，要養成習慣，拿到題目，不要馬上動筆，仔細閱讀題目，一是具體地分析情景材料，全面地領會并把握住它的基本內容；二是注意把握試題的基本意圖和設問指向，使自己能夠在答題前迅速整理出思路，寫出符合要求的答案。而一部分同學若在答題時有創意，還可能酌情加分。
[關鍵詞]政治美學，儒家，秩序，儒表法里
一、緒論
對于政治審美化的研究，是當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正如德國學者韋爾施所說：“美學喪失了作為一門特殊學科，專同藝術結盟的特征，而成為理解現實的一個更廣泛、也更普遍的媒介。”這導致審美思維在今天變得舉足輕重起來，美學這門學科的結構，隨之等待改變，以使它成為超越傳統美學，將“美學”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進來。美學對人類其他生活領域的關注不僅是現代美學學科自身發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學實踐品格得以完滿實現的重要途徑。
本文通過文獻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概念的多元化的闡述使大眾更加能認知“政治美學”這個概念；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這種概念誕生前的歷史追溯，發掘它所存在的社會基礎與美學價值；期望通過“政治美學”美學結構分析的闡釋，展示其歷史存在中的價值體系；最后通過前面一系列的闡述找尋它存在的美學功能價值。達到使人們正視“政治美學”，認識到其積極的社會價值，從而促進它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和作用，讓人們認識到它存在的合理意義。
二、何為“政治美學”
政治美學，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學，而是對“政治本身所蘊涵的美學方面進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政治權力運作、政治變遷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學奧秘”。1政治美學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來潮，政治與美學的聯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審美的一種特殊表現，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權力運作、政治家的風格，所有都表現出美學的精神和其美學價值。意識形態對于現實與未來構建了種種“想象的共同體”，把特殊群體、階級、集團的利益、情感與意志、觀念凈化與升華為人類的普遍理想與共通情感。政治統治的美學奧秘在于使權力成為魅力，權力結構進入情感結構。政治的等級結構深刻地表現為審美的一種價值結構。政治權力滲透著人的感性生存實踐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視、聽、言、動的根據和規范；對權力的視覺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個感性活動之中。
三、政治美學的歷史追溯
3.1 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古代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受儒家思想影響甚深，從儒家政治思想入手，應該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選。
從政即意味著“士”將自己所學到的倫理道德規范運用到政治領域，教化一方百姓。舉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論文，在論及儒家政治思想時，也大都以“德治”視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歸之為倫理政治學。然而，如果僅僅局限于這種“倫理政治”的思維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難有新的突破。眾所周知，在國家的治理與政治運作上，與名家、法家過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規范相比，儒家則顯得柔和得多。不管我們對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樣的評價，儒家與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卻是顯而易見的。儒家的政治倫理是一種由夫婦到父母，到君臣，繼而參贊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設想。在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國同構思想的政治架構下，滲入以禮樂文化的政治運作。這種政治倫理建構不僅取決于中國古代的農耕文化，實際上也體現了由內而外、由親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達，最終展現出來的是超倫理而入審美的天地境界。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諧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體現。
四、儒家政治美學結構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識形態的美學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設計中，意識形態的構建應是首當其沖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識形態即是一種“人心工程”。意識形態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學說體系都有其所依賴的意識形態。正是意識形態的不同，決定了不同政治學說的性質。儒家政治學說的意識形態，我們認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為“仁政”。“仁政”作為術語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這是對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領域內的推進與提升。
五、政治美學的功能
5.1 政治美學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認識到的，政治產生于人類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說是產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廣泛論述中，往往認為政治產生于“惡”之中，是“惡之花”。
儒家政治與美的任務就是給人類建構這種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與美學，就是參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說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話語和方法；由于參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們所掌握的內容當然也不同。儒家正是體現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與具體而微的形形的權力分不開，它制約著、規范著、熔鑄了人的感性結構，把權力統治深入到人的神經末梢。
5.2 政治美學對現代的啟迪
儒家思想自產生之日起就頗受矚目，其側重社會取向的價值觀，富有倫理特色的政治觀，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觀，在中國封建時代長期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觀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處理人際關系的態度方面，它是和諧的。凡此都與現代社會的觀念有著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說，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思想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資源，挖掘它的積極面，對市場經濟有著建設性作用，對現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可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經導師審定后確定，也可由導師提出一些課題，由研究生本人選定。
2、論文選題應與研究方向一致，論文應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或較好的實踐價值，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應遵循的原則是：
(1)選題的著眼點應從本門學科出發，著重選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2)課題應具有先進性，使研究生有可能在論文中提出新見解;
(3)課題的份量和難易程度要適當，應能在1年至1年半時間內完成;要考慮完成論文的條件是否具備;
(4)選題應盡量結合研究生所在學科的研究方向或導師的科研任務;
(5)選題應考慮研究生本人的基礎和實際能力，結合研究生本人的特長。
3、論文選題可在第二學期開始，不應遲于第三學期。
二、論文開題
(一)開題時間
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可在第三學期開始，開題報告完成時間不應遲于第四學期。
(二)開題報告內容
1、題目的來源及意義。
2、國內外該領域的研究現狀。
3、課題研究主題及主要內容。
4、課題研究方法。
5、工作量和工作進度安排(包括文獻閱讀、方案設計、論文撰寫等)。
6、主要參考文獻目錄。
(三)論文開題工作程序
1、論文題目選定后，研究生應填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一份，經導師簽署意見后報學科組。
2、研究生的開題報告通過學科組初審后，由學科組邀請有關教師、專家作為評議人參加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會，報告會具體組織工作由研究生所在系(部、所)負責。報告會上由研究生匯報所選論文課題的目的和意義、當前國內外該課題的研究動態和研究成果、研究方案、論文內容及安排、完成論文的時間和預期結果、可能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等方面的情況。研究生報告后，指導教師可以作必要的補充和說明。然后，評議人就選題的意義，方案是否正確和完善，研究成果的學術水平、科學意義、經濟或社會效益等進行審核和評議。
3、根據研究生的開題報告和對問題的回答,評議人對研究生的開題報告進行評議。評議人的評議意見分為“同意”、“棄權”和“不同意”三種。獲評議人2/3(含)同意的開題報告為通過;未獲評議人2/3同意的開題報告為不通過。未通過開題報告的研究生應在指定時間內對論文開題報告作進一步修改、補充，重新參加論文開題報告會。
4、《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經導師、學科負責人批準簽字后，連同《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評議表》報研究生處備案。
(四)開題報告考評依據：
1、成績合格的依據：
(1)具有獨立搜集和綜合分析資料的基本能力;選題合理，能掌握與本選題有關研究方向的國內外動態，學術思想清晰。
(2)研究方案可行，基本掌握關鍵問題;對可能遇到的主要問題，分析思路基本正確;開題條件基本具備。
(3)研究工作計劃安排合理。
2、成績不合格的依據：
(1)參考資料不足，綜合分析能力較低;選題不當，論述欠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