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8 10:31:38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全球經濟情況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金融市場差異 全球經濟失衡 戰略
一、前言
經濟實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金融市場差異的出現歸根結底由一個國家經濟實力以及體制所決定。在金融市場差異條件下，各國對資本的吸引力會有所差別，久而久之則會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出現。對金融市場差異以及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分析能夠為使有關部門及人員認識到當前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態，這對于發展策略的調整能夠起到導向作用。
二、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簡介
（一）金融市場差異
金融市場主要指以辦理有價證券以及處理各種金融衍生品的買賣的市場。根據不同國家經濟體制以及整體實力的不同，金融市場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相對于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低的國家而言，金融市場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在各項金融業務的辦理以及衍生品的買賣的過程中會具有更大的優勢，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而上述目的的達成又能夠反過來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1]。相對而言，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則恰恰相反。由此可見，金融市場差異的狀況一旦出現，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對其進行解決，其狀況會越來越嚴重，從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
（二）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國由于供求關系的不平衡所導致的一種失衡狀態，同時也指受長期的金融市場差異影響而導致的一種不平衡狀態。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出現往往源于長期的積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各國都必須提出一項長期的規劃，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為國家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的增長提供保證[2]。
三、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金融市場的種種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其中金融市場差異的出現便屬于非常嚴重的一項問題，就目前的情況看，由此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也已經影響到了很多國家。
（一）金融市場差異現狀
從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場差異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國的金融資產總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區之間的差異卻十分明顯。根據對近些年來全球金融資產分布情況的調查發現，全球金融資產分布狀況十分不平衡，作為全球經濟的中心，美國金融資產分布情況占全球金融資產總數的31.9%，其總量較亞洲其他國家的總和多出1.8%。相對于美國而言，日本的金融資產總量占全球各國的第二位，其比例為11.7%，但較美國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占實際金融資產總量的7.6%，在各國的排名中較為靠前，但與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國家金融市場差異較大。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國家的收入也會存在差別，鑒于此，國家之間金融市場的差異也就會不斷的擴大。
最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較為明顯。調查顯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向主要為發達國家，深入分析發現，其主要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收益相對較高，且在風險防范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明顯的金融市場差異。
（二）全球經濟失衡現狀
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并非從未發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屬于全球經濟出現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況看，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其中美國為主要代表。自20世紀后，美國經濟出現逆差的狀況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達到了巔峰。受美國經濟逆差的影響，很多與美國存在經濟往來的國家均受到了波及，在這一情況下，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開始變得更加明顯[4]。
四、全球經濟失衡狀況下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
在全球經濟失衡狀況下，為避免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中國必須積極轉變發展戰略，要使其能夠有效的防范各種金融風險的發生，這樣才能使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穩定。
（一）轉變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在過去，我國采取的一直為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即在進出口貿易中以出口為主，進口為輔的發展戰略，同時，為了鼓勵出口，國家還提出了大量的鼓勵措施，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國家的出口商品數量急劇增長，在增加了出口總額的同時，也提高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這對于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轉變出口導向型戰略能夠有效的拉動內需，從而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進出口的相對平衡非常必要，這是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途徑。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內需不足是當前國內金融市場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主要體現在居民對于儲蓄的需求量過高方面，通過深入的分析發現，導致居民儲蓄量過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會出于養老以及醫療等目的進行儲蓄。為拉動內需，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加強設備保障體系的建設十分重要，要從醫療衛生以及養老失業等不同的角度出發對社會保障體系進行建設，從而使居民能夠在失業以及疾病等問題發生時得到國家及時的補助。在這一環境下，居民的儲蓄量必定明顯減少，同時也會促使其更加熱衷于消費行為，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同時，國家經濟的發展必定能夠被注入新的活力，這對于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能力的提高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五、結束語
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各國經濟體制等方面問題的影響，金融市場差異的問題正在逐漸深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場差異會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狀況的發生。在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下，為避免自身受到過多影響，轉變發展戰略已經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要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從進出口戰略的轉變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兩個角度出發使國家經濟能夠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長遠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付爭.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J].世界經濟研究，2012，07：10-15+35+87.
[2]張.論美元本位與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續性[D].吉林大學，2011.
[3]姚曉磊.金融發展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D].吉林大學，2014.
[4]李宏，陸建明，楊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失衡：一個文獻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10，04：3-20.
關鍵詞：全球經濟 世界經濟 國際經濟
一、全球經濟的逐本溯源
全球經濟，伴隨著全球化的出現而出現，具有方向與進程的雙重屬性。所謂全球經濟的方向屬性，意即立足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的發展規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經濟局面的角度。所謂全球經濟的進程屬性，意即現階段的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全球經濟現狀。全球經濟不是一個終極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著生命力的概念，還存在著提升的空間，還有著尚待解決的問題及種種的不確定性。
（一）前全球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的萌芽
追溯歷史，人們曾長期處于一種閉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經濟形式單調，集群意識淡漠。直到原始社會后期，個別地區才出現了部落內部或族群之間偶然為之的商品交換。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開始了生產原料的進口。公元前5世紀，東西方貿易通道逐步開通。16世紀初期，新航路開辟，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經濟正待萌芽。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會經濟最終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又反哺于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經濟日益成熟，初顯環球同此涼熱。而這一時期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與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只可視其為全球經濟的萌芽。
（二）全球經濟的形成及其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步發展
全球經濟存乎于全球進程，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加速擴大，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大大超過歷代水平。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現已發展成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涵蓋了生產、貿易、金融和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全球經濟以及與全球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經濟全球化歷經了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要素跨國化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全球經濟的對應形態，連貫起來，亦演繹出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
第一，貿易自由化與商品全球化發展階段。1948年1月1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式生效，為戰后消除國際貿易障礙、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從而推動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貨物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增速顯著，全球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場興起并日漸成熟。
第二，金融國際化與資本全球化發展階段。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經濟資本全球化過程的動力來源。隨著產業革命的興起，世界性的金融機構搭建起龐大細密的網絡，大量的金融業務跨越國界進行，跨國貸款、跨國證券發行和跨國并購體系均已形成。2與此同時，各國銀行資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銀行業與工業中的壟斷資本相互滲透、結合，形成金融資本。全球經濟的要素――全球資本，逐步形成并穩步發展。
第三，經濟要素跨國化與生產全球化發展階段。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產業革命，縮小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各國科技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大規模跨國界轉移，跨國界聯合研發廣泛存在，各國的技術標準越來越趨向一致，跨國公司、寡頭巨鱷通過壟斷技術標準的使用，控制了行業的發展，獲取了大量的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也促動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它不僅對生產超越國界提出了內在要求，也為全球化生產準備了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跨國公司獲得了大發展。原有垂直型為主的國際分工，逐漸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國際分工轉變，組成了一個有機的全球生產體系。
對于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并無時間上嚴格的界限，僅僅是經濟在全球維度發展經由商品市場擴大、資本跨界、生產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現的一個大致的時序，各個階段逐次出現并繼續發展而并無替代。換言之，當今全球經濟似已超越了三個階段，卻將三個階段漸次出現的特征一直延續下來，當然，還包括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類問題的全球性蔓延，而這種蔓延卻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現的問題變得尤為突出，例如第二階段所涉及的資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關問題，在世紀之交接連不斷的金融風暴席卷之下已然成為當代全球經濟的焦點。
二、全球經濟的概念界定
全球經濟，學界迄今尚無確切定義，由于諸如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等類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
（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
就立足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本身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國際經濟，是指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圍內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分配，以及在此過程中發生的國家之間商品貿易、金融投資及其他生產要素流動等各種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的總和。換言之，國際經濟意即經濟活動超出一國界限，擴展至雙邊抑或多邊，但視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經濟，是指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其視野所及則是全局性的。
就出發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又顯示出了共同性。無論是強調經濟發展國際化延展理念的國際經濟，還是強調各國經濟活動總和的世界經濟，都是從民族經濟體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換言之，相對而言，無論是帶有整體意義的世界經濟還是帶有部分意義的國際經濟，在研究視野上皆存在著局限，而這種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視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經濟概念，從某種意義上看，成為一種必然。
（二）區別于國際經濟的全球經濟
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無論就內涵抑或外延均有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區別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稱國家間經濟，相對于民族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領域、標的范疇指向性強，特征明確，因此其概念也相對明晰。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相類似的，國際經濟的主要活動包括生產、分配、貿易、投資、服務等多種形式，需要應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相關的各種問題。但與民族國家經濟不同在于，國際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層面提升到了國際層面，對于相關經濟問題的應對是對于民族國家經濟的進一步引申和擴展，經濟運行的范圍更廣闊，由于每個不同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經濟體系的差異，因此國際經濟交流更為復雜。
國際經濟雖以國家間的經濟形態而得名，但民族國家仍居主導，其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下所維護的主體利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而這一點，恰恰展現了全球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區別。換言之，全球經濟時代，即便可能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但立場和出發點已然與國際經濟產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人”假設，如果說民族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好比是一個理性個體，那么，他們從事任何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經濟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利他”色彩，雖也是在追求凈收益最大化，但出發點卻不再囿于個體，而上升到了整體利益的高度。
言及經濟，無外乎治理。無論是國際經濟還是全球經濟，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難度及效度而言，則大相徑庭。“脫離社會背景的全球市場是難以調控的，即使在調控者有效合作和他們利益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全球經濟需要構建能夠應對全球市場復雜狀況的既有效又統一的超國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狀態下，民族國家的第一主體地位如若被顛覆，進而這種構建的可能性極小，那么以此模型展開治理就更無從談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國家仍為主體且其國內政策權威不容顛覆的國際經濟面臨治理問題時便從容許多。
國際經濟帶有一種“國際化”的傾向，而全球經濟則帶有一種“星球化”的傾向。國際經濟，強調交易的增長和國家間的經濟聯系進一步擴大。在更大規模（跨越國界）的范圍內的商品、貿易、投資、服務、經濟觀念等的流動。且流動的數量、范圍和頻率上，一個地區更多地影響到另一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而全球經濟的“星球化”傾向則是在地球這個整體的層面上展露經濟關系。
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國際公司，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企業集團，各子公司或部門保留著較高的獨立性，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動機就是為本國的民族國家經濟謀利并以本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為基本約束。與之不同，跨國公司，是指由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立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活動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可以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別的因素相聯系，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可以與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 它是真正的無固定地點的資本，沒有具體的民族國家身份，實行超國家的管理。貿易方面，純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報最高便落戶于哪里）；金融方面，通過發達的現代通訊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場的力量來支配，不必聽命于國家的貨幣政策；生產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采購原料，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素流通順暢；運作方面，通過高透明度的全球經營為全球市場服務，致力于建立和諧的全球市場秩序。簡言之，跨國公司不再像國際公司那樣，受到具體民族國家政策的干擾，甚至不再受限。國際公司與跨國公司的區別也印證了以之為主要參與者的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在參與者權限方面的分歧。
（三）區別于世界經濟的全球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相關的各類著述中，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均系高頻詞匯，但卻普遍存在著通用、混用的情況，很多學者甚至完全無視二者區別，這樣的做法不免偏頗。雖然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在立場、主體、問題及趨勢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但差異仍不容忽視。
《經濟大辭典》給世界經濟所下的定義是：“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 對此，可作下解釋：第一，世界經濟是由各國市場經濟基礎上構成的復合型的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第二，世界經濟是在國家干預下的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是由各國在生產過程的外部聯系所構成的“二次再生產過程”。第三，世界經濟是由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與國家集團組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共同運作的有機整體。下面要做的，就是通過將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進行比較分析，使全球經濟的概念在前述比較所得結論基礎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從世界經濟的三層次內涵入手，逐點對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作以比較。第一，與世界經濟相類似，全球經濟亦為一種復合型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而這種“復合”的意義卻與世界經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說“世界經濟是一般社會經濟的類別之一”， 那么全球經濟則應該是一般社會經濟的最高類別。全球化發展至今，全球經濟的涵蓋力和調控力的應運而生、應運而長有目共睹。經濟學界對世界經濟理論的突破與質疑似可從側面予以印證，從僅僅立足于本國利益而展開對外貿易的“H-O定理”，到質疑 “里昂惕夫之謎”而主張將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干擾及消費偏向等“局外”因素納入到貿易體系當中，再到“離岸外移理論”提出欲明辨經濟全局需要微、中、宏觀多維思考的觀念。世界經濟的宏觀視野日漸突出，但較之全球經濟仍相去甚遠，分析視角的局限導致世界范圍經濟全局關乎效率、公平的問題仍難于解決。第二，與世界經濟不同，全球經濟不再是民族國家經濟外部聯系的“二次再生產”，而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再生產體系。全球經濟所關注的，是多維經濟領域內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不再是單純地將局部經濟的個體效能予以簡單疊加。第三，雖然在當下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全球經濟的行為主體仍然不能夠將民族國家排除在外，但是，與世界經濟比較起來，全球經濟活動將以可以統攬全局的跨國公司、全球性經濟組織為主體，而這種獨立主體的立場更為中立，境界更高。
從時間上來看，世界經濟形成于19世紀60-70年代，當此之時，全球經濟僅僅是萌芽，全球經濟理念于20世紀80-90年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生的，相對于世界經濟而言推遲了一個多世紀。在經濟領域，這百余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全球經濟呱呱墜地之時世界經濟已年過期頤呢？首先，二者的產生均借力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但19世紀60-70年代與20世紀80-90年代的生產力水平當然是相去甚遠的。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水平可以作為衡量生產力水平的標識。世界經濟的最終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商品交換的范圍日益擴大，統一的世界市場出現，交換開始了國際化的歷程，經濟生活中的資本、貨幣等領域也逐步開始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全球經濟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生產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飛躍，這次飛躍所帶來的是全球化，在規模、深度、廣度、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前兩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動之下，生產力水平遠勝從前，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覆蓋全球的貿易及要素流通網絡，高起點平臺的搭建為全球經濟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通過同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在全球經濟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長歷程中，全球經濟的內涵在不斷地充盈完善。所謂全球經濟，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追求人類共同利益最大化、滿足人類社會整體性需求、優化配置世界市場要素資源，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性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經濟規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所展開的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活動及其過程中所產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及全部經濟關系的總和。
三、全球經濟的特征
全球經濟并非各個民族國家國內經濟的外部延展，亦非國際經濟或世界經濟的簡單加合，而是一種經濟范式的重構，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嶄新的獨立經濟體系，包含著微觀、中觀、宏觀經濟領域的全部范疇，具備其獨有的特質，也對整個世界的前行發揮著基礎性的多重效能。
（一）規范的市場性
全球經濟既是一個經濟范疇，亦為一個歷史范疇。它以市場經濟模式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遵循市場經濟規制，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其一，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經濟中，“無形指揮棒”指揮之下的全球貿易主體在自愿的基礎上，共同達成各種協議，發生各種經濟聯系。其二，機制市場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內，商品價格、利率等重要的經濟參數更多地依賴于世界市場的供求自由調節，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經濟聯系越發緊密，經濟參數相互作用越來越強。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場運行由經濟規律指導，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開性的特質，在全球經濟領域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誠然，規范的市場性作為商品經濟的特征無謂新生，但其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卻是不容忽略的，另則，更高層次的規范性和市場性也是以往經濟形態所不具備的。
（二）多維的復合性
全球經濟，是民族國家經濟、國家間經濟、跨國家經濟及超國家經濟等多元復合的有機體系。不僅如此，全球經濟已然具備微觀、中觀、宏觀各個不同層次的多維經濟視野，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局勢下多元主體的干預。這種干預，不僅體現在各種類型的國際經濟組織、跨國集團以其各自的方式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運行，還體現在目前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主導性地位的民族國家對于全球經濟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其中，新興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三）高度的整體性
全球經濟之所以可以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首先體現于商品。全球經濟是較世界經濟視野更寬泛、層次更復雜、境界更高曠的商品經濟，表現在全球經濟所涉及的全部經濟范疇、經濟活動和經濟規律都積淀于商品經濟。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基本程序都滲透著商品經濟的特性。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無非是從商品貿易范圍不斷擴大，到資本全球流通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蝴蝶效應”，再到生產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這也正是全球經濟特征逐步凸顯的過程。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內涵豐富，是一個兼具經濟學和政治學意義的概念；具備微觀、中觀、宏觀的多維視野；既是一種經濟范疇，又是飽含生命力的經濟全球化的實時載體。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表征，表征著未來全球經濟的態勢和走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維度。
參考文獻：
[1]劉淼主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英】戴維?赫爾德 安東尼?麥克格魯.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關鍵字：證券市場 宏觀經濟 群體證券綜合指數判斷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judge the world, the methods of macro 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ment method, the macroeconomic judge.
Key word: securities market macro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圖分類號： F830.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緒論
如今，全球經濟已經成為了一個緊密聯系的統一整體，并且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已成常態，其影響范圍已經擴大至全球。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波動中都不能獨善其身，因而，正確掌握全球宏觀經濟的狀況顯得十分必要。正確把握宏觀經濟的狀況，有利于政府機構采取及時、相應的政策，應對全球性的經濟波動，減少其對本國經濟造成的影響。
現行的宏觀經濟判斷方法大多是基于傳統經濟學原理的經濟指標方法，基本上都是以一國為單位，各自監測，且由于各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特點，其經濟指標的制定標準和統計時間亦有所差異，這就造成了對宏觀經濟監測的片面性和滯后性，因而無法比較全面、準確和及時地判斷當前的全球宏觀經濟運行情況。但是，被稱為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證券市場因為能夠綜合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各個維度，客觀上為觀察和監控經濟的運行狀況提供了直觀的指標，并且由于證券市場運行機理的特點，其對市場信息的敏感性也優于絕大多數的宏觀經濟指標。基于傳統宏觀經濟判斷方法的缺陷及證券市場的獨特優越性，筆者提出一種新的判斷世界宏觀經濟形勢的方法――群體證券綜合指數判斷方法。
2 群體證券綜合指數判斷方法
此方法就是在全球股市中選取若干比較重要的證券指數，作為一個評價群體，并對群體樣本指標月數據進行數據標準化，然后將標準化后的月數據平均化，得到群體證券綜合評價指數作為評價全球經濟狀況的指標。步驟如下：
2.1群體樣本數據統計整理
選取世界比較重要的證券市場指數，在本文中，筆者選取了美國的道瓊斯工業指數、日經指數、金融時報指數、加拿大指數、法蘭克福指數、瑞士SSMI指數、澳洲綜合指數、深證指數及巴黎政商指數等共計9個指數作為群體樣本，研究時間為：2007.05――2011.10。由于數據繁多，篇幅有限，在此只列出深證指數（公式中的A）、道瓊斯工業指數（公式中的B）及日經指數(公式中的C)三個證券指數，所截取時間區間為2007.05――2008.05。
2.2 數據標準化處理
在數據分析之前，我們通常需要先將數據標準化，然后利用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標準化后的數據，對測評方案的作用力同趨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標準化方法是對原始數據進行線性變換。設minA和maxA分別為經濟指標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將A的一個原始值通過min-max標準化映射成在區間[0,1]中的值，其公式為：（公式1）利用公式1將每一個經濟指標的月數據標準化之后，得：
2.4判斷分析
證券群體綜合指數在EXCE中可以生成一條平滑的連續曲線，由曲線的走勢，可以分析出全球經濟的變化趨勢，即上升、平穩或衰退。當曲線處于30%線以下，說明全球經濟處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惡化；當曲線處于30%與50%線之間，說明全球經濟處于疲軟狀態；當曲線處于50%與80線，全球經濟運行良好；當曲線位于80%線之上，則說明全球經濟過熱，存在泡沫風險。
根據證券群體綜合指數生成的變化曲線，如下圖：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經濟變化趨勢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10――2009.02時間區間，證券群體綜合指數處于下行通道，預示著世界經濟也處于下跌趨勢，全球經濟逐步進入全面衰退。其時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內金融危機愈演愈烈，開始向全球范圍蔓延，最終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每況愈下，步入衰退；在2009.02――2009.12時間區間，證券群體綜合指數處于上行通道，說明全球經濟開始上漲。回顧這段時間：在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經濟逐步回暖，經濟開始復蘇，全球經濟處于上升通道；在2009.12――2010.11時間區間，全球經濟處于平穩階段，整體經濟狀況平穩。
（2）從經濟狀況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05――2007.12時間區間，全球經濟狀況處于高位，經濟過熱普遍存在，泡沫風險已經顯現。從2007.10起，全球經濟開始下滑，泡沫逐漸破裂，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在2008.11――2009.04時間區間，全球經濟處于嚴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處于最艱難時期。在2009.05――2011.11時間區間，全球經濟雖然有所復蘇，但整體水平疲軟，歐債危機給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增加了不確定性。
3結論及應用
通過利用證券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分析得出的全球經濟狀況與歷史情況是客觀相符合的，證明了這種方法的正確性、科學性和可行性。
我們應該如何分析、判斷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走勢?
中國經濟能否拉動全球經濟
全球經濟繼續受到去杠桿化、貿易保護主義、消費下挫的困擾。
從數據來看,全球經濟喜憂參半,執全球經濟牛耳的美國經濟同樣如此。全球金融去杠桿化盛行,貿易額急速下降。美國去年12月份進口額為1737.3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的2031億美元相比下降13%左右。而中國1月份進口額比上年同期驟降43.1%,更能反映國內需求情況的一般貿易進口也下降了40.1%。美國非農工作崗位連續三個月喪失60萬個,去年9月美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在今年一季度將增加1.2%,時至今日,大部分經濟學家的預測是,美國經濟一季度將下挫4.6%,奧巴馬含糊不清的救市政策成為替罪羊。
但另一些數據顯示經濟有企穩跡象,主要反映在信貸利率、制造業指數和海運指數上。1月份,美國零售額“意外”增長1.0%,而經濟學家此前的預期為下降0.8%。在美國、歐盟與中國三大經濟體,多項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均在1月份小幅上揚,預示著制造業活動的收縮勢頭可能正在放緩。銀行間拆借利率也在回落,銀行間的三個月短期拆借市場利率與聯邦預期利率之間差額縮小,這意味著,企業的信用逐漸恢復,一些信貸市場正在解凍。
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對提振全球信心功不可沒。衡量原材料海運成本的波羅的海干散貨航運指數(Baltic Dry Index),1月份較去年12月份的22年低點反彈了1.5倍以上,這個指數受到中國大宗商品進口的強烈影響。在政府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下,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在增加,中國電力企業為了與煤炭企業博弈,轉而從國際市場進口煤炭。所有這些,都表現為經濟景氣的復蘇。
目前,全球經濟的反彈是由美國信用體系的逐步復蘇,由中國經濟的刺激計劃促成的,而全球經濟能否走出低谷,有賴于以下兩點:一是美國國內的資產去毒化過程接近終點,不會爆發出大規模的壞賬危機,或者由政府成立壞賬銀行接收壞賬;二是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能夠讓中國國內經濟轉危為安,進而通過對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拉動全球主要經濟指標,使全球經濟走出緊縮周期。
中國經濟不可能引領全球經濟,雖然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越來越大,但全球經濟的心臟仍在美國。美國此輪緊縮與消費的下降,使得全球經濟受挫,如今美國經濟形勢雖然走出最壞階段,但仍處于緊縮周期。
中國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不過可以判斷,目前的復蘇是短期反彈。隨著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出臺,一些資源性行業暫時好轉,如一些鋼鐵企業受惠于基建計劃,在春節期間減少鐵礦石庫存,春節后增加了進口。糧食、有色金屬等出現了相同的情況。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作為鋼鐵大用戶的房地產業景氣復蘇緩慢,有色金屬與鋼鐵的產能沒有全面恢復開工。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任務十分艱巨。與投資相比,居民消費占比過低,雖然政府在花大氣力提升社會保障系統,但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實際失業率已經上升到10%以上,資金密集型大企業、大項目受惠于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在經濟份額中占比達到70%的民營企業仍在泥潭中掙扎。中國經濟的癥結是,缺乏一套明確的、經過實踐檢驗和詳盡論證的經濟結構性改革方案。
結構性失衡可能加劇
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輔之以切實的經濟結構性調整,在短期的提振作用過去之后,結構性失衡會加劇。
我國擴張的信貸、投資,基本上都投向了大企業、大項目,而這意味著資金投入不能帶動相應的就業、消費,更無法緩解民營企業的經營困境。
我國信貸中隱藏的結構性問題浮出水面。信貸被用來“以新還舊”,表外貸款進入表內,在總量1.5萬億元的非金融公司貸款中,票據融資和中長期貸款分別占到了41.6%和34.9%。中長期貸款的增加顯示央行將主要貸款投向了政府項目,票據則被視為一種無風險信貸,顯示出銀行風險規避傾向至今仍占上風。企業活期存款占到八成左右的狹義貨幣供應量(M1),出現了自2008年4月以來的連續第9個月增速下滑――截至1月末的M1余額為16.52萬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6.68%,增速低于上個月末的9.06%,跌入了1997年有貨幣量統計數據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這完全反映出,除政府投資以外的企業投資活動繼續萎靡不振。
央行在壓力之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以激進的態度發放信貸,但通過具體數字我們了解到,大部分貸款去了大項目、大企業,這相當于政府自己給自己擔保、自己給自己放貸。對于大部分仍在資產負債表中掙扎的中小企業而言,這是他人院里的果實,與自己無關。信貸放松了嗎?放松了。大部分企業受益了嗎?沒有。
在1998年的時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國有大型企業占社會資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資帶動70%的社會資金,政府項目往往效率較低。如果資金無法配置到高效的企業,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從長遠來看,有可能面臨下降態勢,這意味著,通貨膨脹率會上升。
1998年的時候,中國居民的消費對GDP的貢獻是45%,基礎設施投資導致居民消費貢獻受擠壓,目前消費對GDP的貢獻已經下降10個百分點。如果居民消費不能跟上,產能過剩的問題會更加嚴重。
即使在政府投資初見成效的現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還是遮蓋不住。
再以鋼鐵行業為例。鋼材價格是國民經濟的領先指標,去年6月底7月初,鋼材價格見頂,到9月底前緩慢下跌15%左右,國慶節后暴跌30%。寶山鋼市指數去年12月初達到868點后,逐漸反彈到933點,目前已經開始下滑。這個指標,值得關注。雖然經過政策強心針的刺激,全國鋼鐵企業狀況有所改善――企業復工情況良好,河北省12月鋼產量創下歷史新高,但鋼鐵大省如山東、湖北和上海市的產量都萎縮了二至三成。
出口鋼材量下降,一月的鋼材出口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全國庫存在去年10月達到低點后,很快回升到歷史高位附近,上海等地的長材出現壓港卸貨的情況。由此導致鋼鐵價格經歷了下降、反彈、再下降的過山車。可見,通過刺激可以在短期內降低企業庫存,但長期的去庫存化,只能依賴于以下兩點:全球消費形勢的好轉,國內居民消費提升。
此輪提振經濟中最有新意、最積極的舉措是,通過家電下鄉、醫改、房改等方式,以補貼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費。此輪提振經濟舉措中最令人沮喪的是,大企業、大項目獨得其利的情況沒有絲毫扭轉。我們無法想象,日益壟斷的企業對應著千變萬化的消費需求,相比而言效率比民營企業更低的企業主導著中國經濟未來,而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比70%的民營企業,卻只能依靠民間信貸與自有資金擴展規模。
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再輔之以結構性調整,中國經濟可能沖出難關,前提是,全球經濟不再螺旋式下跌。否則,產能過剩的障礙不可能在短期內消解。對于2009年,我們要有繼續備足糧草過冬的心理準備。
恢復全球經濟平衡，我的建議是：讓中國盡快變得富有。為什么這樣可能有效？
事實上，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續性的易赤字和盈余，最終卻難以持續，難以為繼――這源于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消費太少，儲蓄過多。由于全球經濟是一個封閉的交易系統，所有國家經濟體的易赤字和盈余之和為零。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儲蓄過多，導致該國易順差，那意味著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美國將產生易逆差。
然而，僅僅因為順差和逆差相關，就認定中國要對美國的易逆差負責是可笑的。此外，中國的高儲蓄可能是動態的福利。例如，中國民營企業只有先進行自我積累，才能產生投資基金，與此同時，對于已經很富裕的美國人來說，高儲蓄只發生在各種社會福利都減少的情況下。最后，全球經濟失衡不應該被視為雙邊（中美）的問題，而是全球多邊問題。
許多美國政策制定者對美國的易赤字和中國的易盈余推出相關法案，以期調節失衡的全球經濟。這些政策措施包括對中國的進口物品收取懲罰性關稅，不承認中國的自由市場地位等等。一些觀察家認為，沒有這些外部壓力，中國的國內產業結構將很難從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基礎設施建設拉動GDP的增長模式，以及內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脫出來。
現在急需提高中國的國內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但是中國迅速增加的消費仍達不到預期，特別是在投資和出口都下降的情況下。這對于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轉型都是一個難題。
我的建議是：讓中國盡快致富！首先，如果我們看中國那些人均收入超過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費速度已經快于工資收入和投資增幅。當然，總體來說，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國的6%。這表明隨著中國收入的增長，其整體的儲蓄率自然會下降。國際社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鼓勵經濟增長，而不是采取懲罰性政策延緩其經濟增長。其次，如John Ross告訴我們的那樣，投資也會產生需求。第三，繼續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對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行業的投資，可以幫助西方較為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尋找到更好的機會，以此融入全球經濟。
中國有著較高的投資與收入比例，但要注意，這個比例如此之高，不只是因為它的分子在增大，而且還因為分母仍然如此之低。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模型動態分析中，變量是人均資本，而非單位平均資本。也許很多人可能會懷疑我在研究中國時所使用的統計數據，間接的證據表明，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有增加消費的意愿，也有增加消費的不安。
在全球經濟一片蕭瑟之中，中國經濟被寄予了厚望。市場上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應該扛起全球經濟復蘇的大旗。
這種看法至少對中國人來說是比較受用的。之后，中國恐怕在全球經濟舞臺上從未受到過這樣的重視。
實際上，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受到的重視顯著增加，不論是在IMF體系內的權力重新分配中，還是在近年歷次G20會議商定如何拯救全球經濟的場合，肯定少不了中國。各國的一致共識是：不能在中國不在場的情況下來空談全球經濟復蘇。
6月，中國提出向IMF增資430億美元，不過是金融危機后增加國際話語權的一系列交易的一部分。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從此將成為全球的主要發動機呢？中國是否就要從此扛起全球經濟復蘇的大旗呢？
在筆者看來，中國大可不必將此重任攬在身上，中國扛不起、也沒有必要來扛全球經濟復蘇的大旗。扛大旗既需要實力，又需要承擔責任，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輕易不要去當這種“老大”。
首先，看中國經濟的影響力不能只看規模總量。
從1992年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開始穩步增加。根據IMF的數據，2000年，中國GDP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基于匯率）是3.71%；2010年，中國經濟的比重上升到9.40%；2011年更達到10.48%。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經濟的比重會更高一些。
但即使如此，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并沒有達到至關重要的發動機的程度。如果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結構問題，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并未有效地轉化為中國國民的財富增長。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資源消耗和增長質量因素，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就更要打折扣了。
其次，中國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內部問題。中國經濟必須提高效率，而這依賴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和調整。
第三，中國經濟增長存在長期減速的因素。前大摩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最近表示，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供應鏈是一場押注歐洲的豪賭，不過這場豪賭現在形勢不妙。占據著中國終端產品出口市場最大比重的地方是歐美，對發達國起伏不定的需求波動，亞洲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始終不能免疫。IMF的研究顯示，中國對歐美市場的依賴被低估了，有60%～65%的地區內貿易數字其實是“半制成品”——由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生產組件，再由中國大陸進行組裝，最后的制成品卻是出口到西方。其結果將是，中國的國內經濟增長將因為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危機而減速。按羅奇的分析來推理，由于中國的內需和消費并不暢旺，外部需求的沖擊將成為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重要因素。
自2007年7月以來，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不斷加深，逐漸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并引起一定程度的經濟危機。這場風暴先是摧殘了華爾街以及全球重要金融機構，導致美國五大投行、兩房公司以及AIG等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閉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以及期貨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目前又開始逐漸影響實體經濟中的房地產、汽車、IT等行業，使得失業率不斷走高，消費支出快速減少，全球經濟發展面臨極大挑戰。
是什么導致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進而引起多米諾骨牌似的破壞傳導效應，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方向如何，中國經濟又何去何從，值得我們深思。
全球經濟運行周期的必然結果
本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發因素，是美國次級債務引發的金融領域信貸危機。然而，放在全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信貸危機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與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金融領域扮演的主導角色有著密切關系。同時，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點與全球經濟運行中的調整階段不無吻合。
美國是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回顧美國上世紀70年代至今的發展狀況，可以清楚看出，美國的發展與停滯，與全球經濟的上行及減速有非常強的正相關性，主要原因是美國占全球GDP比重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自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經濟發展的周期波動性已經被證明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特征。通過周期預測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是研究未來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方法。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擴張期后必然伴隨著一個經濟放緩甚至衰退的調整期的到來。
下面我們來分析上世紀70年代至今的美國經濟發展周期狀況：
美國GDP調整的年份發生在1973-1974、1981-1982、1990-1991、2001-2002，一直到近期我們預測的2008-2009年。從中可以看出：
1、經濟周期時間上，8-10年美國經濟便會出現一次調整，從而帶動全球經濟步入調整；
2、調整幅度上，1982年的調整幅度較大，由于當時兩次石油危機聚集的惡性通脹導致經濟生產大倒退，其余年份調整幅度都在1%之內；
3、調整時間上，每次調整時間都維持在2年左右；
4、調整原因上，全部是由于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導致。其中，1973-1974年為第一次石油危機、1981-1982年為第二次石油危機、1990-1991年為日本、俄羅斯、拉美等危機集中爆發、2001-2002年為網絡泡沫破滅、2008-2009年為次級債危機。
綜上分析，結合經濟發展的周期理論，本次經濟低迷是在經過2002-2007年全球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的一個必然調整時期，本次經濟調整即使不由次級債危機引起，也會由其他方式爆發，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在此時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經濟周期運行的必然結果。
全球經濟面臨調整
低迷狀況還將持續
按照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一個經濟周期要經歷高漲、危機，蕭條、復蘇四個階段。經過前一階段2002-2007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全球經濟必然面臨一個調整階段。
從近期各國公布的最新宏觀經濟數據來看，金融危機已經逐漸蔓延至實體經濟，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衰退和增長放緩已經不容置疑。歐元區和日本已經連續兩個季度GDP增長率為負值，正式出現了經濟衰退。美國第三季度的GDP下降0.3%，美國已經宣布2008年經濟陷入衰退。新興經濟體也出現了經濟增長的放緩。而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之中，從銀行業、保險業等金融行業到房地產業、汽車業等實體行業，整體的不景氣還在深化。
這次金融危機會帶來大蕭條嗎？從當前情況看，此次危機規模很大，但和以往的危機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在應對措施上有很大不同。一個鮮明的特點是，這次危機出現后，全球各大主要經濟體迅速采取了果斷的大規模救市計劃，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抵御金融動蕩。同時各國協同連續降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刺激經濟。雖然如此，要使經濟脫離嚴重的衰退、迎來復蘇，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
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危機發展的階段，隨之而來的蕭條不可避免，全球經濟極有可能在2009年延續目前的調整，進入衰退階段。如果當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足夠有效的話，全球經濟可能在2010年逐步復蘇，從而開始一個新的經濟周期。
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并存
金融海嘯對中國的影響，實際已表現在多個層面。在宏觀經濟層面，財政收入明顯下降、外匯儲備可能的縮水、外貿出口的減少、經濟增長的減速。在經濟微觀層面，情況可能更為嚴重，這就是大批低附加值中小企業面臨困局，目前已經有一大批中小企業倒閉，其中出口型紡織企業就已倒閉上萬家。顯示金融危機正沖擊中國大陸的實體經濟，而企業倒閉增多，將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
經濟結構調整迫在眉睫
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總量指標地位的不斷攀升，影響力不斷提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仍然依賴于高儲蓄、高投資的粗放式增長，仍然依賴于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如果說過去30年里是中國處于艱難的體制轉型時期，那么未來30年里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艱難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日前的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可望達到11.2%，受到國內經濟建設和商業發展的推動，今年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占到4/1左右，中國也將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IMF的這一判斷，把中國推到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焦點。這與此前中國總量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2006年初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等等綜合在一起，表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體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毋庸置疑，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總量指標地位的不斷攀升，的確振奮人心。但是對我們來說，要緊的并不是津津樂道于此，而是要問一下：我們從“中國經濟對全球增長貢獻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仍然依賴于高儲蓄、高投資的粗放式增長，仍然依賴于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這種粗放式的增長以中國越來越大的資源、環境壓力為代價，以中國廣大勞動力、消費者的福利損失為代價。中國經濟現在表現出全球最強的外向型特征，而這種外向型特征與其他一些出口替展戰略的國家又有著重要的區別，即中國的外向型增長是“國外資本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雇傭”。在中國經濟獲得10%以上的增長率、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的同時，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在中國馬路上奔跑的幾乎全是奧迪、豐田、本田。在一些憑借資源壟斷的行業依靠持續的價格上漲獲得高額利潤的同時，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那些真正代表著技術創新行業的企業利潤卻在不斷地下降乃至陷于虧損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才免強維持了生存。總之，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并沒有取得與經濟增長一樣的國際地位。沒有擁有在國際高端產品市場充分的競爭力，只是依賴于襯衫、玩具的出口而換成膨脹的外匯收入，我們仍然會在國際競爭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視。美國人、歐洲人、就連日本人為什么總是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表現出極端傲慢的姿態，根源大抵在于此。
一、全球經濟權力轉移加速
在全球化深度發展的時代，經濟權力無疑是權力構成的最核心要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發達經濟體利用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地位極力推銷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將貿易自由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自由浮動、放松金融監管作為鞏固經濟權力的法寶，在建構資本主義“永久繁榮”大廈的同時，也觸發了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在不經意間推動了全球經濟權力東移的磨盤，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加速了這一進程，徹底動搖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根基。
2008年底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虛擬金融的資本泡沫徹底破裂，實體經濟資金鏈斷裂，迅速波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引發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危機國家政府債務風險提高、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乏力，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受到極大壓縮。根據IMF 2013年10月公布的統計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從2007年到2012年僅僅5年的時間，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的份額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在未來的5年內還將較2007年降低約9—10個百分點。
由于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沒有完全遵循“華盛頓共識”關于放松資本管制的建議，避免了熱錢大規模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劇烈破壞，在危機后實現了逆勢上揚，迅速提升了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實力和地位。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巴西超過英國成為第六大經濟體，俄羅斯、印度進入世界前十大經濟體。從經濟總量上看，2010年，金磚四國GDP之和占全球GDP的比重為25.43%，占全球貨物及服務貿易的比重為16.5%。2001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產出份額占到全球產出總額的37.71%，至2011年，這一數字成為48.91%，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步縮小，到2013 年該數字預計將上升到50.2%。從經濟增量來看，在2000—2008年間，金磚國家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據IMF統計，按市場匯率計算，2010年全球產出增量達到49890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加量達35941.5億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72%，其中“金磚國家”GDP增量為24617.9億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9.1%。根據IMF測算，2011—2016年，發達國家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僅為2.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將保持在6%左右。
同時在增長潛力方面，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走出經濟衰退的主要引擎。以2009年為例，世界經濟下降0.5% ，其中發達國家整體下降3.4%（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分別下降2.6%、4.1%、4.9%和6.3%），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仍增長2.8%，尤其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達到7.2%，其貢獻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分別增長9.2%和6.8%，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有鑒于此，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呈現從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權力轉移。綜合國家經濟實力和發展前景，權力轉移的方向可能是新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美、中兩國所在金字塔頂端；第二層次是歐盟、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所在的金字塔中段；第三層次是中小國家、非國家力量（NGO、跨國公司）所在的金字塔底端。
然而歷史實踐證明，任何一次權力轉移進程都不是一條直線，全球化時代相互依賴的經濟格局中出現的經濟權力轉移在和平的環境下將更趨緩慢，中間必然出現不斷的曲折和反復。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宣稱：“美國仍然是國際事務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國家——只要我是總統，我就打算維持這種狀況”，這表明，美國在實力有所衰落的情況下，并沒有主動放棄全球霸主的地位，更沒有從重要國際事務中抽身的意思。雖然以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規模的3/4，而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分析人士預測，中國將在未來5—8年超過美國經濟。
為了迅速擺脫危機困擾，危機后的發達經濟體對經濟采取了空前的刺激政策，美版、歐版、日版的量化寬松政策先后登場，在刺激自身經濟增長的同時犧牲了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從近兩年的經濟數據上看，雖然世界性的復蘇依舊遲緩，但發達經濟體在經濟刺激政策作用下出現了溫和復蘇的情況。2012年美國全年經濟增速為2.2%，日本實際GDP增長1.9%，2013年歐元區17個成員國環比增速達0.3%。由于受到發達經濟體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和自身經濟結構缺陷的作用，新興經濟體出現了集體減速的情況，2013年中國上半年經濟實現同比增長7.6%，較2012年7.7%（中國國家統計局9月2日修正）下降0.1個百分點，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均出現了更大幅減速的趨勢。IMF也一再調低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尤其對新興經濟體增長預期顯著調低，而且強調新興經濟體將同時面臨由于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乏力和債務風險造成的越來越動蕩的資本流動，危機有向新興經濟體蔓延的趨勢。
金融危機的爆發并沒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間顛覆世界經濟格局的實力對比，一超多強的局面仍將繼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仍然是世界經濟的領導力量，新興經濟體仍然處于追趕者的地位。但從長期來看，發達經濟體將長期面臨政府高額負債、國內消費需求停滯、經濟發展缺少資金支持、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等問題尚未出現，短期內不會出現快速復蘇的情況。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多依賴發達經濟體的消費市場，如果不盡快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轉型，后者的長期萎靡必然將拖住前者發展的腳步，這也是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時代的顯著特征。所以，雙方唯有走合作共贏之路，盡快實現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蘇才是大家的福音，而這種合作和相互依賴本身就是權力轉移的結果和明證。
二、全球經濟利益權重超過政治利益
在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格局中，相對于政治利益而言，經濟利益的權重逐步上升。事實證明在國際政治的主要舞臺，全球經濟議題已經超越了政治，成為核心議題。
自美蘇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政治格局的對抗性趨向緩和。雖然意識形態依然作為重要的政治考量，但單純意識形態對抗已經讓位于國家利益的博弈，尤其是作為國家利益核心的經濟利益博弈，發展中國家依賴發達國家的市場，發達國家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產品，形成了一種默契的相互依賴關系。作為曾經飽受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擠壓的新興經濟體，借助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會，在付出勞動力、環境等諸多成本的前提下實現了經濟的相對高速發展，提升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然而，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對挑戰傳統西方發達經濟體地位、徹底改變原有秩序的意愿并不強烈，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通過推動局部改革改善自身的國際地位和處境，并未采取任何激進改變原有秩序的行動，而似乎選擇了一種“繞過”戰略，即在西方原有主導框架之外建立自身的協調機制，對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合作管理和協調，這也不同于以往崛起大國必然通過戰爭挑戰霸權國家的先例。
金融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遭受重創，常常引發戰端的美國，逐步實現了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軍，即使如此，2013年10月的政府停擺從一個側面凸顯了美國戰爭債的深重，雖然最后兩黨就提升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上限達成一致，但這將僅僅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開始，美國將長期陷入債務危機的泥潭，世界爆發局部戰爭的幾率也將隨之下降，敘利亞問題的僵局就是明證。從經濟方面，由于此次危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可謂前所未有，極有可能改變國際經濟發展的方式，但業已造成的巨大損失需要新舊主要經濟體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世界經濟重新回到平衡的軌道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對于新興經濟體的需要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在全球資金流動性趨緊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對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新興經濟體為其注資的需要更為迫切，中國極有可能代替美國成為“世界投資者”，這也是美國主動將G20作為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的用意所在，可謂不得已而為之。
至少在未來十年，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國美國在國際政治決策中的地位、在世界各地部署軍事力量的能力、對盟友承擔責任的意愿都將受到經濟實力下降的顯著影響，在政治經濟各個領域對其他世界主要大國的需要將日益迫切，世界政治經濟決策多邊化趨勢將日益明顯，政治經濟格局將趨向平衡，合作與發展將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由多邊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將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
三、全球經濟治理受到高度重視
結合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實際，全球經濟治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成為拯救世界的唯一良藥，得到空前重視，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改革機遇。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引領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產業轉移的深入，國際產業鏈分工開啟了經濟全球化的大幕，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更是加劇了這一趨勢的形成。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從未像今天這樣明顯，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已經形成。在此基礎上，以美國領導的IMF和世行為主體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成為治理世界經濟的主體。然而，這一體系并未達到保證世界經濟平穩發展的目標，而是成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IMF和世行本應作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最后貸款人”，但在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思想的控制下，在提供貸款時對發展中國家附加諸多政治條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往往適得其反，造成貸款國的災難性后果。在對全球金融進行監管過程中，IMF和世行放縱虛擬經濟的惡性擴張，支持美國對霸權紅利進行過度消費，進而傳染到高福利制度下的歐元區，使各國政府債務危機凸顯，造成全球治理能力的迅速減弱。
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國際經濟形勢充滿了動蕩、失衡以及全球監管危機，此時全球經濟治理的目標是實現經濟的起底反彈，尋找新的全球經濟平衡狀態，強化對全球化的監管，開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這符合各行為主體共同利益。但依靠先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下的國際經濟制度安排，上述目標已無法實現。于是，能夠同時代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利益的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新的領導主體，新興經濟體首次被納入全球經濟治理的決策機構，相比G7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機爆發以來，G20平臺有效地協調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政策立場，雙方有望通過互動、共同信任以及協調行動確立一套規范的制度安排，建立一種與國際經濟格局相適應的國際新秩序，改革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基于同樣的原因，國際社會已經就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的份額提高達成共識，雖然遠未達到新興經濟體認為的理想狀態，但至少在全球經濟治理民主化進程中邁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
與此同時，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也開始探索另辟蹊徑，在現有體系框架外建立一套相對自主的經濟治理體系。金磚國家機制的出現“使全球主動權轉移到前不久還是邊緣國家的手中”，這些國家需要“向世界提供歷史性選擇，承擔起構建新世界秩序支柱的責任”。相對于G7而言，金磚國家更加注重集體合作，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和實業投資是持續發展的基礎。金磚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簽訂雙邊貿易協議，規定商品價格，這徹底改變了所有的經濟協議，顛覆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金磚國家繪制了全球金融改革“路線圖”，計劃建立新的開發銀行、穩定基金和解決貿易糾紛的機制，這些機構可以起到過去屬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的作用，與它們同時存在。值得期待的是，金磚國家的開發銀行將會提供不設前提條件的貸款，投資世行不涉及的項目，建立穩定基金，將本幣塑造成為新的世界儲備貨幣，盡可能少地依賴美元。這些表明金磚國家不僅僅是一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提議，而是建立一個更符合金磚國家新興市場以及更多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政治論壇。
綜上所述，金融危機已經改變了世界。從“一超多強”到群雄逐鹿，從單邊主義向多邊合作，從西方主導向東西共治，都是金融危機加速權力轉移進程的結果。危機還在繼續，新興經濟體也已經從初期的得利轉向面臨更多風險，西方發達經濟體也較初期的驚慌失措顯得略為平靜，但權力轉移的趨勢業已形成，不可逆轉。從短期來看，西方唯有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并充分照顧到新興經濟體的利益，才能振興整個世界經濟，走出危機泥潭。從長期來看，由于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失能，新興經濟體有望通過倡導多邊主義，實現全球治理民主化，進而實現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塑造更為平等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共同訴求。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