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2 09:24:1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經濟學的文獻綜述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進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學哲學家kuhn（1962：第9頁）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1kuhn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lakatos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之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頁）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范式的演進有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即內核不變，通過對保護帶作出適當的調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輔假設，以增強該范式的解釋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拋棄既有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了一種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首先是通過保護帶的調整，以適應事物的新變化、新發展，從而提升解釋力和預見力，這就是所謂的范式進步。否則，就要尋找和確立一種新內核，發生范式革命，最終促使一種新范式的形成。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這么一個范式進步與范式革命這兩種類型交替出現即范式演進的過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范式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一門學科解釋力與預見力提升的過程。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綜觀經濟學發展史，范式演進的脈絡清晰可見。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對知識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闡釋，伴隨范式的演進，經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認識不斷深入。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知識的邏輯起點與動力泉源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后所蘊含的知識命題的某些涵義。
（一）古典經濟學范式
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闡釋，這其中的邏輯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沿著smith的分工思想，經濟學家們進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綜觀smith及其承繼者對古典范式的發展，與古典范式內核相適應的保護帶可以表述為：人類自身得以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進行，及其伴隨的社會生產力的內生演進勢態，也即人類社會勞動分工內生發展假說（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楊小凱、張永生，2000）。這個保護帶囊括了以下兩個重要命題：其一，分工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伴隨的，分工的層次與內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其二，分工的演進是與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關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必然要從淺層次的低級分工演變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要素的高度專業化分工。這實質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工。3
（二）古典經濟學所蘊涵的知識命題
古典分工思想為知識分工范疇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知識分工范疇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終產生了知識分工，并引起了后來經濟學家的關注。hayek（1937）在20世紀30年代與蘭格（oscar lange）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論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知識分工范疇，正式地把知識問題納入經濟學的視野。hayek（1937：第50頁）指出：“……顯然存在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它與勞動分工問題非常相似，起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從我們的科學誕生以來，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前者則完全被忽略。盡管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進了“知識”變量；4汪丁丁（1997）試圖以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以drucker（1971、1998）為代表的管理學家更是濃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釋了知識分工、知識勞動、知識社會等范疇。5
對知識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貢獻有兩點：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內核為知識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邏輯起點，為后來者研究知識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涵又是經濟學家研究知識問題的動力源。正是由于人類生產方式的不斷演進所推動的物質財富創造機制的變革，才最終提出和突出了知識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識之所以能夠獨立地走上當今社會經濟舞臺，并成為一種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歸根到底是人類創造社會財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經濟學只不過為知識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一線光。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知識的認識是間接的、淺層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經濟學中沒有直接論及知識問題，并非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和關鍵要素是不一樣的。古典經濟學時代可以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那時，資本是一種最為稀缺的要素，知識還是淺層的、低附加值的，還遠不是一個獨立的要素，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機制尚未成熟，知識只能附著在其他要素上發揮作用。由此，古典經濟學家沒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識問題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紀中期以前，經濟學家還缺乏研究知識問題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關于這一點，筆者在下文中會作出說明。
三、“純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的漠視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切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競爭模型中，該模型通過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來解釋經濟行為。6從debreu完全競爭模型可見，穩定性偏好、理性最優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結構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內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則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與完全競爭。顯然，這三個保護帶所指向的是一個確定性的世界。筆者在本文中把具有這樣保護帶的新古典經濟學稱之為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于下文將要論及的經過修正了保護帶的新古典范式。
認真研讀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經濟學，我們很難看到有關知識范疇的論述。7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在地消解了對知識范疇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設意味著經濟行為者在一個無摩擦的世界中擁有實現其效用的完備的知識和預見，也即經濟行為主體的知識是完備的。在主體關于目標和手段的知識已經是給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發現和學習。只需確保主體進行選擇的價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實現一般均衡。由此，價格機制是經濟活動中唯一有效的協調機制，價格理論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而“知識”在這里已經不是“問題”。同時，由于一般均衡理論和邊際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過程中的行為層面的內生演進與效能層面的持續遞增狀態，關于知識自身的性質與特征的揭密，在確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經濟學與知識的聯系在純粹新古典范式里內在地被割裂開來了，知識范疇無法進入也無需進入純粹新古典范式的視野之中，這就是純粹新古典范式對知識的漠視。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研究的進展
難能可貴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創建的新古典經濟學蒸蒸日上之際，新古典陣營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并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作出了適當地調整。
首先是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knight（1921）認為，不確定性與風險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確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險化的客觀存在，不確定性意味著人們難以通過現有理論或經驗對事件進行預見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直接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完備知識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設，引發了經濟學界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現實性、合理性的審慎思考與認真對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評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年輕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coase通過放松新古典經濟學充分信息的假設，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疇來解釋企業的性質與邊界問題，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9在coase開創性工作的推動下，以交易成本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疇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類的認知結構引入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設。simon認為，經濟行為主體在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這一點。這大大拓寬了經濟學家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視野。
經過以上保護帶調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種范式進步，我們可稱之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識范疇就逐漸進入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天然地是與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認知特征聯系在一起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保護帶的調整，大大開拓和啟動了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并在此基礎上，對知識配置問題進行了極有學術價值的探索。
（一）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
1．知識不完備性。得益于knight的啟發，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論與經濟理論聯接起來，從主體心智的局限性層面闡釋了主體知識內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識不完備性假設，10進而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首先，知識不完備性意味著，我們所應用的關于環境的知識不是以一種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個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經濟學就不僅應該研究給定的知識能否利用問題，而且應該研究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機制問題。其次，知識不完備性還意味著，對經濟行為主體而言，存在著某種完全無法意識到的東西，經濟學必須探尋經濟行為主體發現和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必須構建有利于主體學習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識不完備性假設，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內開了知識的經濟學分析之先河。可以說，關于知識不完備性特征的揭示，是經濟學中對知識“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觸及。
2．知識互補性。在hayek的知識不完備性基礎上，我國學者汪丁丁（1997）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對知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提出了知識的互補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來，知識互補性包括空間互補性和時間互補性。前者是不同類型知識或者不同知識傳統沿著空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后者是同一類型知識的不同知識片段沿著時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其實，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側面提出了知識的這兩類互補性，只是沒有作如此明確的歸總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識分工范疇就隱含著知識空間互補性的特征，因為知識分工也是生產者知識結構的專業化，其結果是生產者之間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知識物化品的生產只能由不同知識傳統的生產者來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關于知識積累過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關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識與能力的獲得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連續過程，在時間上具有互補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頁）在研究知識資本的累積特征時更是直接提到“知識互補性”范疇，他們指出，科學知識的生產函數并非是規模收益不變的，當知識之間的互補性非常重要時，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時，如果有更多的可以獲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識的有用性增加。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識互補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識的時間互補性。承認汪丁丁的知識互補性假設，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就無法回避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關于知識分工或不同知識傳統的配置、協調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問題；二是關于知識的演化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問題。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試圖以這兩種形式的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汪丁丁，1997：第77頁）。
3．知識的非競爭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應。arrow（1962）在《干中學的經濟涵義》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識的積累過程及其經濟學涵義外，還指出了知識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識的溢出效應特征。11romer（1986、1990）進一步發揮了arrow的這些思想，明確提出了知識的非競爭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證明正是知識的這種特質，才產生了溢出效應。lucas（1988）關于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研究也確證了這一命題。很顯然，承認知識的溢出效應，也就承認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知識溢出效應命題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內生專業化模型等。
（二）關于知識配置問題的研究
以上對知識性質的探索，為建立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提供了理論鋪墊。基于以上知識性質的理解，經濟學家們在關于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以及知識主體的激勵等知識配置問題上進行了深入地探討。這里，有大量的文獻可供攫取與歸納，由于文獻零碎，條分縷析的工作頗為棘手，下文只能作個簡要的梳理。
1．知識的傳遞與利用。作為一個知識的經濟學拓荒者，hayek立意鮮明地向人們指出，分散化知識的利用乃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在hayek看來，經濟協調的難題在于如何最好地發現和利用經濟主體中多樣而零碎的“關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12hayek給出的答案是——利用價格體系。市場經濟中的價格體系作為信息交流機制，通過競爭為個體提供了發現知識并采取行動的機會，是一種傳遞、利用分散知識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業作為市場機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種利用分散知識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認為，獲得、維持和使用知識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業的分工可以節約這些成本，而且企業的邊界由維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成本所決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業能促進知識的分享與轉移，在一體化企業中，研發部門與企業里實施新技術的人員之間的信息流動比市場上優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關系時附帶地提及知識問題的，并沒有直接對企業組織中的分散知識的傳遞、利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2．獲取知識的學習過程及其效應。我們不難理解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經濟主體所擁有的知識不僅是一個存量，也是一個流量。存量表明，現在的知識是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果；流量表明，任何主體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處于不斷更新勢態。另外，現代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主體是以各自所擁有的要素來獲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種要素于生產實踐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種或某些知識的過程與結果，這當中同時也是各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學習行為。以上的分析集中為一點，就是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過程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前面我們所指出的知識的不完備性與互補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這個命題。而對于知識獲取的學習過程的具體描述，新古典經濟學家業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論。
有限理性學習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與不確定性學習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認知限制以及不確定性環境下經濟行為人的學習模式與機制；社會學習（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徑依賴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闡明了學習的特性，也說明了學習過程不是發生在一個無摩擦的環境中，而是一個行為互動的延續過程；作為研究互動理性決策行為的一門學問，博弈論中有大量關于學習的文獻（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為者如何從過去的行為進行學習、行為者如何通過對環境結構以及他人行為的理解來學習以及調整信念的貝葉斯學習等。這些博弈學習理論有別于行為者被假定為在已知他人行為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運作的傳統模型，考察了經濟行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和制度環境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作用并學習從而理解對手的過程；arrow（1962）的“干中學”學習模型考察了工作實踐中知識的積累對生產力的影響，驗證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時也表明了個人和組織所獲得的經驗會滯后于改進行為，進而又修正了純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經濟行為人即時性反饋機制的假設。
3．知識產權主體的激勵。當知識以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作用時，知識本身就成為一種產權。知識產權主體需要相應的激勵以促進知識的持續利用與進步。這樣，對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自然要進入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頁）從知識的“代數格”表達方式和知識的互補性原理來研究知識產權的博弈均衡。汪認為，通過買方叫價的競爭機制，產權博弈將自動找到均衡的知識價格，一個經濟的知識產權均衡價格與該經濟體社會成員的知識水平正相關。另外，汪丁丁還就知識產權的經濟學分析作出一個很好的文獻綜述。根據汪（2002：第83頁）的概括，人們對知識產權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動態經濟過程中確定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最佳適用范圍和最佳適用時段”。這些文獻的主旨是：①長遠看，知識屬于全人類，應實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為促進知識進步，應當保護知識產權；③知識互補性特征決定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容易壓抑知識的自由發展與知識進步；④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探尋特定社會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度”。
隨著知識要素作用的日益凸顯，知識產權的資本化現象也就隨之產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周其仁（1996）、楊瑞龍（2000）等人的人力資本產權理論深入探討了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問題。在高科技產業中，創業者以及高科技人員一般都能憑借創意知識或技術能力而擁有一定份額的股權。在當代高科技經濟中，人力資本股、創業股、創意股等范疇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業進入權命題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創業企業觀也從不同的視點對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作出了理論上的闡釋。
除了知識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業也是一個知識產權主體。對高科技企業激勵的研究，主要是著眼于知識產品的定價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coase（1972）的《耐久性與壟斷》一文，對高科技企業之間的競爭策略以及知識產品的定價策略具有指導性的意義。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經濟學家運用博弈論、契約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以及信息經濟學等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對高科技企業競爭規則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認為，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網絡外在性是知識產品兩個最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結合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基本競爭策略，如差別定價、標準競爭、捆綁銷售和鎖定等。
以上經濟學家關于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奠定了知識經濟中的契約制度的理論基礎。但總的來看，新古典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標準化的顯性知識層面，對知識產權理論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專利保護問題。而對于隱性知識及其產權主體激勵則很少涉及。
論文摘要：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論文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關鍵詞：產業協同集聚；空間外部性；機制與效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參考文獻：
[1]G.Ellison & E.L.Glaeser.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5）：889C927.
[2]Poter M.E.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77-91.
[3]G.Duranton & H.G.Overman.Testing for Localization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5，（4）：1077-1106.
[4]G.Duranton & H.G.Overman.Exploring the Detailed Location Patterns of U.K.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8，48（1）：213-243.
[5]高峰，⒅頸.產業協同集聚：長三角經驗及對京津唐產業發展戰略的啟示[J].河北學刊，2008，（1）：142-146.
[6]G.Ellison，E.L.Glaeser & W.R.Kerr.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3）：1195-1213.
[7]陳建軍，陳菁菁.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個城市和地區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11，（6）：141-150.
[8]Robert W.Helsley & William C.Strange.Coagglomeration，Clusters，and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Cit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122（5）：1064-1093.
[9]陳曉峰，陳昭鋒.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水平及效應――來自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2014，（2）：49-57.
[10]陳建軍，劉月，陳懷錦.市場潛能、協同集聚與地區工資收入――來自中國151個城市的經驗考察[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77-88.
[11]陳建軍，劉月，鄒苗苗.產業協同集聚下的城市生產效率增進――基于融合創新與發展動力轉換背景[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03）：150-163.
[12]Klaus Desmet & Esteban Rossi-Hansberg.Spatial Developme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4）：1211-1243.
[13]Lanfranco Senn.Service Activities’ 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13（2）：11-22.
[14]胡尊國，王耀中，尹國君.勞動力流動、協同集聚與城市結構匹配[J].財經研究，2015，（12）：26-39.
[15]江曼琦，席強敏.生產業與制造業的產業關聯與協同集聚[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153-160.
[16]胡G，朱文霞.基于生產業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J].產經評論，2015，（2）：5-14.
[17]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
[18]Scitovsky T.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143-151.
[19]Krugman，P.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 MA：MIT Press，1991a.
[20]Rosenthal S.& Strange W.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1，50（2）：191-229.
[21]白重恩，杜穎娟，陶志剛，仝月婷.地方保護主義及產業地區集中度的決定因素和變動趨勢[J].經濟研究，2004，（4）：29-40.
[22]羅勇，曹麗莉.中國制造業集聚程度變動趨勢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8）：106-127.
[23]路江涌，陶志剛.中國制造業區域集聚及國際比較[J].經濟研究，2006，（3）：103-114.
[24]韓峰，柯善咨.追蹤我國制造業集聚的空間來源：基于馬歇爾外部性與新經濟地理的綜合視角[J].管理世界，2012，（10）：55-70.
[25]Keeble D.，Bryson J.& Wood P.Small Firms，Business Service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K：Some Empirical Findings [J].Regional Studies，1991，25（5）：439-457.
[26]Jed Kolko.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 [R]，MPRA Paper，2007，No.3362.
[27]D.Keeble & L.Nachum.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 [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2，27（1）：67-90.
[28]Richard Shearmur & Christel Alvergne.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le-de-France [J].Urban Studies，2002，39（7）：1143-1163.
[29]G.Duranton & D.Puga.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Increasing Returns：Theory.In：J.V.Henderson and J.-F.Thiess （eds）.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Cities and Geography.Amsterdam：North-Holland，2004：2063-2117.
[30]Anas A.，Arnott R.& Small K.A.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426-1464.
[31]Shanzi Ke.Agglomeration，Productiv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s across Chinese Cities [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5（1）：157-179.
[32]梁琦.空間經濟學：過去、現在與未來[J].經濟學（季刊），2005，（4）：1067-1086.
[33]Stephen B.Billings & Erik B.Johnson.Agglomeration within an Urban Area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6，（91）：13-25.
[34]Ryan M.Gallagher.Shipping Costs，Information Costs，and the Source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3，53（2）：304-331.
[35]Gabe Todd M.& Abel Jaison R.Shared Knowledge and the Co-agglomeration of Occupations，Staff Report [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13，Working Paper No.612.
[36]Megha Mukim.Coagglomera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India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329-351.
[37]K.Rusche，U.Kies & A.Schulte.Measuring Spatial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by Extending ESDA Techniques [J].JahrbRegwiss，2011，（31）：11-25.
[38]劍寶.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J].管理學報，2013，（3）：396-401.
[39]盛豐.生產業集聚與制造業升級：機制與經驗――來自230個城市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4，（2）：32-39，110.
[40]陳國亮.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業集聚研究[D].浙江大學，2010.
[41]陳菁菁.空間視角下的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調發展研究[D].浙江大學，2011.
關鍵詞：教育經濟學；課程設置；綜述
對于我國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雖然不是直接屬于教育經濟學理論范疇，但是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利于促進教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為我國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提供合理化構想，完善我國高校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研究。
一、我國教育經濟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研究進展
1.我國教育經濟學學科性質研究進展
教育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是我們研究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的前提，對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影響到對其他問題的認識。教育經濟學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自形成之日起，國內外學者在對教育經濟學的學科性質認識上存在諸多分歧。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社會科學，它從教育學和經濟學這兩門社會科學中分化出來，但又在具體內容上把教育學的知識和經濟學的知識綜合起來，分化與綜合并進，使其相互滲透，相互交叉。國內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新興的教育學科說、經濟學歸屬說、獨立的交叉學科說。總體上講，國外學者更傾向于將教育經濟學歸屬于經濟學科。
2.我國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研究成果綜述
我國現有對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研究主要涉及教材內容現狀研究、人才分類培養研究、學位論文研究、人才培養現狀研究等。其中，對教材的研究分析了我國教育經濟學現有教材內容體系，提出我國教育經濟學教材內容在重視宏觀研究，介紹教育經濟學基本理論知識的同時，開始注重專題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在借鑒國外教育經濟學內容體系的同時，注重體現中國特色，重視學科的本土化發展。中國教育經濟學的教材建設應注重概念體系條理化、研究視角多樣化、研究領域豐富化。教育經濟學教材建設對我國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關于我國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
近幾年，研究生課程設置受到更多的重視。通過檢索中國期刊網的論文進行查閱和梳理，對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包括以下幾方面：研究生課程設置原則研究；研究生課程設置現狀及改革研究；中外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研究；國外研究生課程設置特點的考察與借鑒；對美國和我國教育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學者們通過對比和借鑒國內外研究生課程設置，發現我國研究生課程設置的優點和不足，提出了我國研究生課程設置的改進方案，以更好地促進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
二、我國教育經濟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研究成果綜述
1.取得的進展
研究者對教育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關注在不斷加強，研究的范圍在不斷擴展，既包括宏觀上對學科體系、歷史回顧和國外教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又有針對教育經濟學這一學科具體的研究方法、人才培養和教材體系的具體研究。在對教育經濟學的學科性質認識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成為一門真正的交叉學科是21世紀教育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在研究方法、人才培養、課程設置等方面也應該向著交叉學科的方向發展。
無論是關于我國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還是中外課程設置對比的研究都很豐富，這些研究指出了目前我國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以及需要改進的方面，能為我國教育經濟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的研究和改革提供參考意見。
2.存在的問題
從以上綜述可以大體窺見我國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和研究生課程設置方面的研究狀況。對于教育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研究大多數只是對研究生人才培養現狀的論述，缺乏針對性地對教育經濟學研究生的培養模式進行探討，特別是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缺乏系統研究。筆者認為，只有對我國教育教育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的課程設置現狀進行系統、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才能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
參考文獻：
[1]靳希斌.教育經濟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薛天樣.研究生教育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04-206.
[3]靳希斌.從滯后到超前：20世紀人力資本學說?教育經濟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150.
[4]黃海群，孫曙光.我國教育經濟學與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的探討[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9（1）.
[5]曾智洪.中美研究生教育課程設置比較研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3（2）.
[6]張春，陳春碩.國內外高校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研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5）.
[7]王善邁.關于教育經濟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
[8]陳平水，王雪娟.中國教育經濟學教材內容體系現狀研究[J].教育研究，2006（7）.
摘要：本文對計量經濟學及其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論文進行了綜述、補充和總結，系統地從經濟理論、統計學和科學性角度分析了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及其設定方式。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內容模型方法
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理論、統計學和數學三者的結合。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體是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數量規律，計量經濟模型描述的是經濟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這就決定了計量經濟研究必須以經濟理論和經濟運行機制作為建立模型的理論依據。此外，由于計量經濟研究過程是將經濟理論與客觀事實緊密聯系起來進行分析，計量經濟研究的結論反過來可以驗證有關經濟理論的正確與否（即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因此，計量經濟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進一步充實，完善和發展經濟理論。
數理經濟學是一門以數學形式描述經濟變量之間邏輯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公式分析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數理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的區別只是表述形式不同，所以，有人稱之為“理論上的空盒子”。但是，數理經濟學對計量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卻有著重大影響，因為它畢竟將經濟關系數學化、公式化了，為計量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計量經濟學家在此基礎做了兩點改進，一是在模型中加入隨機誤差項，使模型成為隨機方程。二是利用統計資料和數理統計方法估計出模型的具體形式。所以，計量經濟學時計量經濟研究的基礎，計量經濟學時數理經濟學的具體應用和發展，計量經濟的研究結果在數理經濟學的“空盒子”中填上了實際內容。
一、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科學性的研究
討論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科學性，必須回答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計量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問題。廣義的或者說完整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認為的“只能檢驗，不能發現”，而是一個能夠作出科學發現的研究全過程。計量經濟學模型不是有人認為的“是歸納的”，模型設定階段的演繹與模型檢驗階段的歸納相結合，構成了完整的、辨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的認識論。
2．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問題。現代計量經濟學包括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微觀計量經濟學、非參數計量經濟學以及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等相對獨立的分支。它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內在一致性，是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從計量經濟學模型發展的角度，論述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科學性。
二、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統計學基礎研究
與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統計學基礎相關的專題有3個，即模型類型設定對數據的依賴性、模型隨機擾動項的源生性和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計量經濟學模型對數據的依賴性”全面地論述了計量經濟學模型與數據的關系。從計量經濟學模型類型選擇、總體回歸模型設定、模型估計和模型應用等方面分析了數據的作用，強調了模型對數據的依賴性。具體包括，計量經濟學應用模型的類型依賴于表征研究對象狀態的數據類型，不同類型的數據，必須選擇不同類型的模型。
從檢驗對象的角度，計量經濟學中的假設檢驗大體分為四類。一是關于模型設定的檢驗。二是關于分布的檢驗。三是關于樣本數據的檢驗。四是關于模型結果的檢驗。從檢驗方法的角度，計量經濟學中的假設檢驗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非嵌套檢驗。在非嵌套檢驗中，既設定了原假設，又同時設定了備擇假設，檢驗一次完成。絕大多數假設檢驗都采用非嵌套檢驗。一類是嵌套檢驗。在嵌套檢驗中，只設定了原假設，沒有明確的備擇假設，檢驗非一次完成。當原假設被拒絕，需要設計進一步的檢驗。
假設檢驗中充滿著不對稱性。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統計意義和經濟意義的不對稱性，屬于經濟學范疇；二是證偽和證實的不對稱性，屬于邏輯學范疇；三是犯第一類錯誤和犯第二類錯誤的不對稱性，屬于統計學范疇。正確理解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對于正確認識和正確應用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理論的研究
在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應用研究中，直接依據經濟學理論設定總體模型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通常被認為是先驗理論導向的。以先驗的經濟學理論作為計量經濟學模型總體設定的導向，至少存在兩個主要障礙。第一，正統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和理性選擇為其理論體系的基石，任何一種理論都建立在決策主體是理性的和決策行為是最優的基礎之上。而計量經濟學模型總體設定的目的，是建立能夠描述人們實際觀察到的經濟活動之中蘊藏著的一般規律的總體模型，毫無疑問，實際經濟活動既不是“理陛”的，也不是“最優”的。第二，正統經濟學理論強調“簡單”，認為只有簡單的理論才能夠揭示本質。而計量經濟學模型恰恰相反，它強調“一般”，必須將經濟活動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包含其中。所以，即使經濟學理論是正確的，也不能據此設定計量經濟學模型，因為它舍棄了太多顯著的因素。所謂“統計檢驗必要性”原則，是對數據關系導向的批評。
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應該遵循“經濟主體動力學關系導向”原則。以經濟主體與環境之間的動力學關系分析為基礎和前提，基于該動力學過程生成的數據，以數據統計分析為必要條件，驗證并確定經濟主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正是計量經濟學總體模型所要界定的因果關系。以這樣的原則設定計量經濟學模型，可以實現先驗理論導向和數據關系導向的綜合。
參考文獻：
[1]李芝倩.應用導向下的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教學之思考.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12).
[2]吳國新,余宇新.基于主體可計算模型的服務外包生態系統研究綜述.國際商務研究.2010(06).
1．現實性原則
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它與實際生活結合極其緊密，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這一學科特點決定了經濟學論文選題時必須考慮研究的問題有無現實意義，要借助選題將所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通過分析研究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此，在論文選題時必須關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現實問題，特別是經濟改革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譬如房價過高、通貨膨脹、貧富差距、就業問題等都可以作為研究的領域，作為論文選題的內容，這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2．專業性原則
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作為學位論文，選題理所當然應與學生所學專業和所要申請的學位掛鉤。同時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四年所學專業知識的一個檢驗和總結，是學生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體現，這也要求論文選題要緊緊圍繞經濟學科，體現經濟學的專業性。對選題而言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專業領域內選擇確定論文題目。由于經濟學本身具有研究面寬的特點，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現選題偏離專業領域的情況，因此在選題時更要找準經濟學的切入角度，保證選題與專業的相關度。二是要體現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有一套以數量分析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實證分析、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如果能在選題中有所體現，更能反映經濟學專業的特點。
3．可行性原則
選題的可行性是指畢業論文的選題一定要切合實際，具備完成選題的主客觀條件。具體來說，首先，要從學生的興趣愛好、知識結構、專業所長等主觀條件的角度判斷學生是否可以駕馭選題。譬如，當一個不擅長經濟計量分析的學生面對一個計量分析的選題時，一定會因難度過大而感到難以勝任，這顯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則。其次，必須從選題本身的工作量、理論難度和深度、指導教師水平、圖書資料查詢條件、論文完成的時限要求等方面評估完成選題的客觀條件是否具備。以資料的可獲取性為例，經濟數據中省、市級以下的數據一般很難獲取，往往需要進行實地調研而且調研工作量極大，本科學生往往很難獨立完成，缺乏數據的情況下，選題再好也很難寫出高質量的論文。
二、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重視程度不夠，選題確定過于隨意
一方面，不少老師存在“重研究生論文，輕本科論文”的思想，開題以前老師實際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學生自主選題，沒有給予相應的交流、指導和建議;另一方面，本科學生“重工作，輕論文”，第七、八學期正是學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階段，很多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應聘、工作實習和備考方面，無暇顧及畢業論文;還有一部分學生自認為學業已成，將來從事的工作與論文研究的內容無關，抱有走過場的心態。凡此種種，對論文選題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不花功夫搜集資料并斟酌選題，臨近開題時往往隨便選一個題目應付了事。在開題答辯中會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某個學生信口說出一個選題，卻對該選題的研究意義、文獻綜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當老師指出其選題存在問題時，學生會立即將選題更換成另外一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選題的過于隨意增大了題目的不確定和變動性，最終會累及論文質量。
2．偏好大選題，涉及面過于宏觀
較之其他專業，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過大、過泛的現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與學科特點相關，經濟學研究分為宏觀、微觀部分，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變動，涉及的是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大”問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形中會強化這種“大”問題的心理暗示，選題時就會貪大求全，動輒冠以“中國”或“我國”的字樣;二是學生往往擔心選題太小沒有東西可寫，認為宏觀選題題目大、外延廣，寫作時順著每個外延發揮一下，就可以達到論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選擇了過寬過大的題目。比如“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選擇”“試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等選題，這類選題本身包括了多維度和多層次，要求研究者對各個層次、各個維度的問題有清晰和準確的認識，本科生的理論水平和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認知能力顯然達不到這一要求，過于宏觀的選題寫出來的東西往往缺乏深度、沒有重點。
3．選題范圍狹窄，題目相似度高
其實經濟學涉及面廣，又貼近社會生活，現實中有眾多問題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個問題，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應該說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論文選題空間，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的范圍和題目應該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或者是因為指導老師連續幾年給學生的題目缺少變化;或者是因為學生相同的專業背景使他們的學術思維、研究視野趨于一致;或者是因為學生主要通過圖書館資料檢索，趨同的選題手段使那些點擊率高且參考文獻多的選題容易中標，結果就是選題往往集中在幾個話題上，題目“扎堆”且重復率高，很難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學位論文“一人一題”。比如人民幣升值、期貨市場、中小企業融資、貿易壁壘等都是近年學生熱衷的選題，連續幾年的畢業論文都可能出現相同的選題，甚至同一年同一個答辯小組中的題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僅有一兩字之差。
4．缺乏經濟學思維，選題偏離專業方向
目前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中仍存在部分偏離經濟學專業的選題，譬如“校園超市的營銷分析”，這個題目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營銷專業的題目，基本看不出經濟學的專業特色，嚴格意義上就是一個不合格選題。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園超市的壟斷市場分析”，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該選題是運用西方經濟學微觀理論中的壟斷市場理論分析校園超市，無疑凸顯了經濟學的專業特色。第一個題目之所以出現專業偏差，除了指導老師把關不嚴之外，主要原因是學生缺乏經濟學思維。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結論。經濟學教育除了傳授經濟學理論知識，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體會和掌握經濟學思維方式，并運用這種思維方式分析經濟問題，形成關于社會經濟現象或經濟問題的解釋。但現實中有部分學生及至畢業也沒培養起經濟學思維，在選題時，面對經濟實踐中的具體問題，不能“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找不到經濟學的切入視角，導致選題與專業相關度不高。
三、提高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質量的建議
1．前置選題工作，夯實選題基礎
針對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無暇顧及論文的情況，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將畢業論文選題的時間安排適當前移。比如在學生一進入大四階段，有條件的學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級就讓學生進入選題環節，提早確定指導老師，通過與指導老師交流溝通，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可以早一步確定論文大方向。再有意識地將課程設計、社會調查以及專業實習等實踐環節與畢業論文結合起來，同時熟悉相關的理論分析方法和工具，展開文獻檢索和閱讀，從中搜集和積累相關資料，隨著對相關問題認識和了解的不斷深入最終確定選題。前置選題工作的好處是給予論文選題環節充裕的時間保證，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斟酌并熟悉相關的知識領域，為提高選題質量打下扎實的基礎。
2．強調畢業論文重要性，進行選題環節專項輔導
應以院、系或專業為單位，召開畢業論文動員會，宣講畢業論文的作用、價值和要求。強調畢業論文的寫作不僅是學生總結、檢驗、深化所學專業知識的過程，更是訓練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將來工作或更深層次研究奠定基礎的過程。對教師而言，指導論文不僅是培養目標要求的職業責任，還是反映教師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更是一個向學生學習提高自己的機會。總之，只有師生思想上高度重視，才能通力配合選出好的題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為學生進行選題方面的專項輔導，教會學生如何選題。譬如，通過舉辦講座有針對性地講解選題原則;結合以往的論文題目說明選題如何找到經濟學的視角，如何以小見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法的介紹。在多種選題方法當中，相對適合經濟學本科學生、值得推薦的方法有以下兩種:第一是實踐選題法。即在社會實踐、經濟調研和專業實習中，了解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趨向，通過調研取得第一手資料，以此作為選題的依據。第二是查閱文獻法。即確定感興趣的領域，閱讀該領域內權威的專業文獻資料，了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那些該領域中尚未解決的課題或許就是選題方向。
3．強化選題階段的導師作用，重視任務的落實與檢查
針對指導老師在選題階段作用缺位的情況，要強化導師的指導作用。指導老師要及早進入角色，加強與學生的溝通交流，不能坐等學生上門詢問，而應主動了解學生的專業興趣點，介紹獲取與選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渠道。向學生推薦綜述性或經典的文獻，幫助學生分析調查研究、搜集數據的難易程度，啟發學生尋找經濟分析的角度和需要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幫助學生對選題可行性給出基本判斷，避免選題的盲目性。針對學生不重視選題工作的情況，指導老師要通過布置給學生任務的落實與檢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可以讓學生就閱讀的文獻資料、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寫出綜述，專業實踐中可以讓學生寫日記、寫報告，以此督促、推動學生發現問題，找到自己的視角;還可以要求學生跟老師通過郵件或電話定期匯報，在和老師交流中也可能就會找到合適的選題。
4．組建專家團隊，為選題質量最后把關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障礙；創新路徑
一、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業的性質》，而其興盛則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環境下如何實現制度分析與新古典理論的耦合。它在放寬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設的同時，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來研究制度問題，努力把制度分析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費用和產權等概念、研究視角為內核的理論體系，對現實經濟世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所以又被稱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區別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經濟學，后者由于脫離現實世界而被稱為“黑板經濟學”。由此，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滲透到經濟學各領域，并悄然成為經濟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識之一。可以說，在學派林立，學術觀點異彩紛呈的學術界，以制度為主題和標簽的“思維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經濟學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無疑提升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全球影響力。新制度經濟學的獨特視角和理論范式契合了轉型國家的理論需求。20世紀80年代末，以交易費用、產權、契約、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傳入我國并得到迅猛發展，以其理論方法研究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熱點問題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傳授新制度經濟學別具一格的理論觀點、研究視角、分析方法勢在必行。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制度經濟學一直被列入我國高校教學計劃之中，成為國內多數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重要的主干課程，有的高校還設置了新制度經濟學碩士點或博士點。[1]在教學實踐中，新制度經濟學的講授有助于學生運用其理論解釋與分析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以及深度參與經濟學理論研討和撰寫學術論文，進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與思維能力。
二、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作為一個興起僅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新分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國開設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課程起步較晚，所以各高校在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均顯露出諸多局限性與缺陷。
1.從教材視角剖析教學內容。雖然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視角獨特、思想已經廣為人知并且被廣泛應用，但其理論體系尚未成熟，明顯區別于其他成熟的經濟學分支。對新制度經濟學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不難發現，該理論體系龐雜、概念和邏輯不統一、新成果層出不窮、爭議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識和學術規范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國外而言，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規范來編寫，最初的內容是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經典論文的匯編，之后演變為不同學派觀點的文獻綜述，發展到現在的教材主要是通過對不同發展時期具有承繼關系的文獻進行梳理，大體勾勒出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框架與經典內容，為各國學習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入門的基礎知識，但仍表現出“思想史雜陳”的特征，在概念、術語、假設前提和邏輯系統上千差萬別，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規范來呈現的普遍共識和結論，容易使初學者最后陷入無所適從、無處下手的困境。[2]就國內而言，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將關注重心放在了敘述及解釋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論性較強和內容較抽象的特征，還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試圖“另辟蹊徑”，依照作者自己的邏輯框架、學術觀點構建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重新創立一套符合國內教學需求的新制度經濟學教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內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及推廣，但由于這些教材在某些觀點上屬于“一家之言”，同時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視為學術共識和基本常識的部分內容，導致初學者在理論結構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學術共識與作者個人觀點之間難以甄別，容易被“誤導”，最終感覺整個理論體系晦澀難懂與枯燥乏味。
2.從教學實踐洞察教學方法。透視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實踐，不難發現，教學方法存在諸多缺陷與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典型特征表現為內容抽象與理論性強，且理論體系與學術規范還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會比較偏重理論知識的傳授，而較少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而且，案例教學實踐也暴露出各種問題，如直接采用學生不甚了解的國外案例而疏忽實用的本土化案例；選用的國內案例素材不具有針對性與典型性；分析不到位與不深入，不能有效促進學生通過分析本國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來深入參透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其次，在傳統的新制度經濟學教學活動中“，教師講，學生聽”的單向注入模式較為盛行，學生和老師之間以及學生之間很少共同探討教學內容，教學基本成為學生無法真正參與其中的“獨角戲”，這樣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其對一些概念、觀點、理論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無法培養和提高他們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再次“，填鴨式”教學的推行使得大多數高校忽視將文獻閱讀法引入教學實踐中。“灌輸式”教學模式可以使學生了解交易費用、科斯定理、制度變遷等理論的基本內容，但無法使其掌握理論的來龍去脈、演進歷程以及實際應用。而經典文獻清晰呈現出學術淵源，其邏輯分析和問題解釋能力較強。顯而易見，閱讀經典文獻法能有效激發學生學習潛能，推動其更系統、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結構，不斷提升專業理論素養與綜合能力。
三、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創新路徑
為有效提升新制度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須確立以教學交往性、教師主導性、學生主體性、知識建構性為典型特征的現代教學范式。這要求我們以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為重點突破口，全面創新教學思路與教學路徑，由理論傳遞向既傳授理論也傳授方法與培養綜合能力轉變。
1.完善與變革教學內容。高校應從教材選用與教師講授兩個層面入手，不斷推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創新，實現教學內容規范化、合理化與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選用上，應重點關注國內外比較權威的教材，同時注重多樣化與豐富化，即以一本教材為主，多本教材為輔。值得強調的是，鑒于本科生的知識結構與知識需求考慮，主教材應較為規范、系統、全面，且不宜太復雜、太難及帶有濃厚的專著色彩。同時，教師在實際講授過程中，也應依據本科階段的學習特點，對主教材內容進行合理的取舍和調整。其二，教師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長，并采用中國思維方式與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國際范圍內所公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內容，同時對國內外不同學派、不同觀點進行對比與梳理，探索一條介于“思想史雜陳”與“一家之言”之間的“比較—綜合”式路線，提煉國際視野下的理論共識以構建符合教學規范的邏輯框架和理論范式。其三，教師必須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努力探索及向學生傳輸學術前沿動態，不斷補充與更新講授內容。在迄今為止存在爭議的一些學術觀點上，還需充分挖掘學生獨立思維潛能，激發其從獨特視角形成獨特觀點。其四，除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與學術觀點外，教師還應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引入其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貫通與融合，使學生能用新制度經濟學原理分析現實問題。
2.優化與創新教學方法。在教學方法上，教師應打破陳規，從教學實際出發，著力營建啟發式教學、參與式教學和討論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的多元教學模式，不斷增強學生主體性和參與性及教學互動性。其一，重點結合本國發展實際，完善與深入推進案例教學法。首先，教師應利用網絡、書籍等各種可獲取資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針對性也不乏多樣性的素材，并注重盡量選用具有現實性與典型性的國內案例，尤其關注當前持續升溫達到關注沸點的經濟社會現象與問題。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發學生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相關原理深入分析現象背后的深層次根源及消除障礙的治理對策。其二，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之特點，大力倡導與推行文獻閱讀法。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爭論接連不斷，要客觀、正確地做出判斷與取舍，除了要理論聯系實際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閱讀經典文獻的基礎上深入推敲。教師應向學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專著和論文），學生可從中選擇各自感興趣的專著和論文反復閱讀、比較式閱讀與討論式閱讀，甚至可以撰寫讀書筆記以深化理解和強化交流，進而不斷提升學生的專業理論水平、邏輯思維能力與學術論文寫作能力。其三，全方位與多層次推行問題教學法，激活學生主體性和教學動態性。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應全面創設問題情境，構建以問題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前思考、課堂討論和課后交流的創造性教學方法，旨在改變教師單一信息傳遞模式為信息全溝通模式，不斷建立健全師生間、同學間的合作與互動機制，這不僅可以推動學生認真學習本學科知識，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與自主學習方式，也能促進不同思想觀點之碰撞與交鋒以實現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1]劉甲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方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網絡財富，2010，（1）.
關鍵詞：產業經濟學；文獻分類；定位
按照國內一般的文獻分類，“經濟”都是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因為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科社會活動和各科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研究對象包括經濟、政治、法律、軍事、教育、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等方面的活動和關系，所以各部分類法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都是正確的。關于經濟類目的位置，大概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法律”、“軍事”之前。例如《中小型表》、《科圖法》、《武大法》、《大型法》等。第二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法律”、“軍事”之后。例如《中圖法》。第三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與“軍事”、“法律”之間。例如《人大法》（白國應，2002）。從國際來看，比較流行的是經濟學論文中經常用到的JEL的經濟學文獻分類系統。該分類系統由著名經濟學雜志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創立并推廣實施。產業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二級學科，產業經濟學課程也是經濟學專業本科學生的必修課。由于大部分的國內產業經濟學在內容上不同于國際上的產業經濟學，本文試圖從文獻分類的角度分析一下國內產業經濟學的內容在經濟學文獻分類中的定位。由于文獻分類方法眾多，這里僅僅分析在國內《中圖法》中的定位以及在國際上JEL分類法中的定位。
一、國內產業經濟學的內容框架及其在《中圖法》中的定位
國內《產業經濟學》教材的主要內容包括產業組織、產業結構與產業關聯、產業布局、產業政策等基本內容，還有的教材涉及到了產業集群、產業技術創新等內容。按照微觀和宏觀層面進行劃分，產業組織、產業集群屬于微觀層面的內容，而產業結構與產業關聯、產業關聯以及產業政策則屬于宏觀層面的內容。
在中圖分類法中，F代表經濟。由于產業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范疇，如果是研究理論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是F015，微觀經濟學是F016。
第一，產業經濟學可以看成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分類號是F06，具體產業經濟學是F062.9。但由于產業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比較廣泛，從各個分支學科來看，主要與區域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科學經濟學和知識經濟學、技術經濟學以及信息經濟學有關系。所以在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主要看研究內容的側重點在什么地方。具體關系為：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布局、技術創新、產業組織、以及產業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分別和中圖分類法中的區域經濟學（F061.5）、科學經濟學和知識經濟學（F062.3）、技術經濟學（F062.4）、信息經濟學（F062.5）、計量經濟學（F064.1）等分類相對應。
第二，在“世界各國經濟概況、經濟史、經濟地理（F1）”中，中國經濟分類號為F12，其中產業結構為F121.3。由于在產業經濟學教材中，產業結構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內容，所以應該歸入這一部分內容。另外國際或者國內的經濟地理的分析也和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布局、產業關聯等內容有緊密的關系，所以根據內容的側重點可以歸入這一部分內容。
第三，從產業經濟學的數量研究方法上來看，涉及到了博弈論方法、經濟統計方法、投入產出方法以及運籌學方法等。而這部分內容應該歸入“經濟計算、經濟數學方法（F22）”之中。具體有經濟核算（F221）、投入產出分析（F223）、經濟統計學（F222）、經濟數學方法（F224）等。
第四，在產業組織中必然涉及企業理論問題。企業理論有單獨的分類，位于企業經濟（F27）中的企業經濟理論和方法（F270）。
第五，產業經濟學與工業經濟緊密相關。對于工業經濟中的各個部門，產業經濟學都有相關的研究。在“工業經濟（F4）”中，各個部門的分類號如表1所示。如果研究的是特定部門的問題，則可以歸入這一類。
如果研究的是國際工業經濟各個部門，則劃分到F41中，如果研究的是中國工業經濟部門則應該歸入F42。
二、在JEL分類法中的定位
JE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是經濟文獻雜志的縮寫，1969年始在美國經濟協會（AEA）贊助下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季度發行。該系統將所有的經濟學文獻按內容分為A、B、C、D、E、F、G、H、I、J、K、L、M、N、O、P、Q、R、Z共計19個領域，每個領域又細分為若干個子方向，在每個方向之下再設有專題內容。其中各領域和方向都有專門的綜述欄，專題就不再設有綜述內容欄。
西方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指產業組織，在JEL分類中分類號是L，具體內容如表2所示。
根據國內產業經濟的研究范圍，還有產業結構、產業關聯、產業集群以及一些數量研究方法。這些內容在JEL分類中的定位如下：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主要在“經濟發展、技術轉變和增長”分類中，分類號為O，具體包括“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分析”（O11）和“工業化、制造業和服務產業以及技術選擇”（O14）；對于“產業關聯”的分析應該定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區、城市和農村分析（O18）；“產業集群”的相關研究內容則涉及范圍比較廣泛，主要是產業組織的相關內容和其他JEL分類中相關內容的結合。
三、國內和國際產業經濟學研究內容的區分及其演進
國際上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指產業組織理論，國內的產業經濟學包括的內容則比較廣泛。目前在中國的產業經濟學中基本上沿用“行業”或“部門”的含義，沒有從“市場”的角度分析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結構和政策的不同。在結構問題上，國內產業經濟學不僅僅研究產業結構，也研究市場結構問題，而國外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市場結構及其市場競爭。在政策方面，國內的產業經濟學不僅研究產業結構政策，也分析產業組織政策（競爭政策），而國外的產業經濟學則只研究產業組織政策（競爭政策）問題。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異。內容的不同決定的研究方法的差異。在國內產業經濟學教材中，產業結構和產業關聯部分的內容更多使用的是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在產業組織研究中，則更多的是使用博弈論方法。對于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則是二者通用的。
第三，研究內容的演進。國內產業經濟學最初主要研究工業經濟問題，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他產業發展和競爭問題的研究也顯得日益重要。所以當前的產業經濟學涉及的產業范圍增加，不僅有第二產業的研究，也有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白國應.關于經濟文獻分類的研究[J].圖書館,2002(6).
2、劉廉生.我國產業經濟學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0(5).
3、王凱.文獻分類工作的現狀與發展[J].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