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6 1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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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學經典； 意識形態； 文學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說到文學經典，我們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學作品是經典，比如我們會想《紅樓夢》是經典，李白的詩是經典，《三國演義》是經典，《阿Q正傳》是經典；有時我們也認為《平凡的世界》是經典；我們也問這樣的問題：當代文學里哪些是經典呢？大眾文學里哪些是經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們還能明白地說說文學經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們就會陷入迷惑，好像經典有很多種，每種經典的涵義都很不同，讓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來說，我們都注意到經典的樹立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學性，我們也叫它審美內涵；一是意識形態，就是各個利益集團不斷爭斗，為了自身的利益樹立對己有利的經典。有學者認為經典之樹立在于文學性，有學者認為主要是意識形態的作用。無論怎樣，這兩方面的爭斗構成經典問題的主要討論范圍。但一般來說，學者們都注意到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或單純從文學性出發都會帶來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調和的思路。也有學者看到經典有不同的層次，比如，我們談論杜甫的詩作與談論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是不一樣的，前者具有一種成熟的風格和均衡的品質，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詩是經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個劃時代的批評家了；后者則是實驗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極大關注。我們一般把前者稱為古代文學經典，而把后者稱為當代文學經典。［1］119這樣的區分是恰當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學經典和當代文學經典中都發現了一致的文學性或一致的意識形態作用，就再次把兩個層次混淆在一塊兒了。
我們一般思考經典問題的時候，都是沿著“經典是如何樹立的”這樣的思路進行的，這里試圖另換一個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們是怎樣談論經典的，不同的談論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義。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治療”意識形態論帶來的一系列混淆。
為了簡便的緣故，在這兒首先提出經典的層次劃分。我們一般在三個層次上談論經典：一、古代經典，制作一系列的規則；二、古代文學經典，這是從現代文學觀念看的，重點在文學形式上；三、當代經典，我們依據它來判斷當代文學。從三個方面來說，經典都具有史的價值，都是在樹立規則。
一、 經典是與生活的交織
英文里說起“文學經典”的時候有兩個表達，一個是literary canon，一個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規則或傳統的意思。實際上傳統就是規則，我們遵照傳統而行事就是遵照傳統給我們樹立起來的規則行事。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經”與“典”是兩個詞，但兩者的涵義大致是相通的。《說文解字》認為“經，織也。”《辭海》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釋：“經，織物的縱線，與‘緯’相對。”《說文》里的釋義是比較古的，與經的原意比較接近。織是什么呢？是織入其中的意思，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形成規則，無論是經還是緯，都是賦予形式，使物得以顯形。一塊布，如果沒有橫線和縱線怎么織成一塊布呢？所以“經”是一種條理化的規則。我們在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行為，這些行為如果沒有一些規則把它們織到一起，就是混亂的，但一般來說，各個行為之間都會有一些關聯，這些關聯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把它們確定下來，使人們有章可循，這就是“經”的作用。“經”一旦樹立，就會產生規約人們行為的作用。有了經，人們的行為就有了遵從的規則；二是與人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經”為人們的生活樹立起規則，但不是說從此之后，這個規則就從人們的生活中獨立出來，與人們的生活不相關了。“經”就是與人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古代不斷有釋經的行為，甚至有為了某種目的而造偽經的行為，這都是看到“經”實際上是交織在人們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個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們放射無比耀眼的光芒，那樣想實在是一種誤解。我們說經典的樹立是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為什么樹立經典？因為有需要。什么樣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經濟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當然在古代，沒有分得這么清楚，它是一種混合的規則，它可能就是結合著某種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樹立起來的文本典范。作為一種規則，它就不可能僅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規則，它還包含著政治規則或者文化規則等等，就像《詩經》，它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它可能本來就如《禮記·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 以上所引為《詩經》的采詩說，另有列士獻詩說、孔子刪詩說。參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頁；亦見陸侃如、馮元君《中國詩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頁。]，后來演化為各種有教養活動的交流平臺，所以你會看到對于《詩經》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些解釋在我們現代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它就是那樣恰切。
與“經”相連的是“典”。“典”的原義則為常道、法則。《爾雅·釋詁》解釋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種樹立起來的規則，而“經”不僅有這層意思，它還顯現出一種形成的過程，顯現與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層面。“經”與“典”的詞意在古代中國基本可以通用。可見在中國古代，經典的意義就在于樹立規則，同時它又與人們的生活編織在一起。古代政治闡釋和倫理闡釋是主要的兩條途徑，所以古代的經典主要偏重于這兩個方面。但這樣是否就能說經典的樹立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事呢？進而說文學經典的樹立也同樣是意識形態所致？
可以看到，諸多主張意識形態論的學者對此會持肯定的答復，而且看起來好像也順理成章，因為古代經典的樹立就是與生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倫理關系糾結在一起的，那么經典也正是在各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論有一個潛在的預設，就是文學與其他部分是分離開的。文學，有它獨特的領域，它與其他意識形態部分有一個邊界隔開，哪怕這個邊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實，強調文學審美內涵的觀點也同樣假設了這一邊界，而且會把這個邊界劃得更清晰一些。這樣思考經典問題，就會假定文學一直有其自己獨特的性質，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這樣的文學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說，這樣想是拿現代文學的性質衡量古代文學。
二、 古代文學經典的涵義
我們先要說說“文學”這個概念。據喬納森·卡勒說，“文學”(literature)一詞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現代意義的，我們可以在18世紀末德國浪漫主義中找到它的蹤跡，或者是以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書《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系》為標志。那么，什么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呢？就是一種以想象性為主的寫作。［2］21西方“文學”概念的演進與中國類似。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這個“文”的概念比較駁雜，中國學術傳統講文史不分家，“文”這個概念也是如此。當然從魏晉開始，開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與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相近，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并不占優勢。比如宋太宗（977－984）時期修纂《太平御覽》中“文”的分類為：1.序（文）；2.詩；3.賦；4.頌、贊、箴；5.碑；6.銘、銘志、七辭、連珠；7-8.御制；9.詔、策、誥、教、誡；10.章表、奏、劾奏；11.論、議、棧、啟、書記；12.誄、吊文、哀辭、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鐵券、過所、零丁；15.品量文章、嘆賞、改易、詆訶；16.思疾、思遲；17.著書（上）；18.著書（下）、幼屬文；19-20.史傳。
離我們最近的清代，人們對“文學”的看法也與我們現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張英、王士禎等撰的《淵鑒類函》中文學類分為：1.周易、尚書；2.春秋、禮記、史；3.書籍、帙、誦讀、寫書、藏書、校書、求書、載書負書、賜書、借書；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嘆賞）；6.詔、制誥、章奏、表、書記、檄、移、圖、讖、符；7.詩、賦；8.七、頌；9.箴、銘、集序、論、射策、連珠、誄、碑文、哀辭、吊文；10.儒術、勸學、善誘；11.講論、名理、好學；12.博學、幼學、從學、同學、廢學；13.筆、硯；14.紙、墨、策、簡、牘、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見，現代意義的文學不過是古代“文”的分類的一部分而已。
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一詞是晚清以來才由日本轉譯過來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國“文學”一詞來譯literature，詞義縮小定格為“以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現實的藝術”，再傳回到中國，成為后來中國“文學”概念的一個主導方向。［3］362但也不是說，這個譯法一經傳入，“文學”概念就再無疑義了，實際上，“文學”到底指什么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探討，這主要表現在20世紀初文學史寫作上。如何書寫文學史，如何確認文學史中的經典，這經過了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4］
我們看到，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文學的涵義都有演變，古典涵義與現代涵義有很大區別，而我們現在使用“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基本上是在現代涵義上使用的，因此我們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學”一詞的時候，要有一些歷史意識。可以說，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構成方式。現代文學是在現代“文學”概念下產生出來的，它也包含對古代文學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學的自覺。而古代文學則是現代的一種解釋機制，我們當然能夠發現很多作品是具有強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詩賦詞曲，但對古代“文學”的整體規劃卻是以現代“文學”觀念為基礎的。
文學史本身就是由經典樹立起來的。我們在文學的歷史中發現，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們現代的文學觀念，因此我們很自然地將其稱為文學經典。當我們談論古代文學經典的時候，我們就是有意地忽略掉與文學無關的一些意識形態因素，這樣做有利于發現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審美內涵，這當然是以當代的文學觀念在古代尋找“源流”，而且這樣做是很有意義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舉動都是一種闡釋，假如在談論經典的時候把這一假定忘記了，就會倒流為源，以疏為典。我們把古代文學經典從政治、道德語境中剝離出來，這本來就是一種解釋，假如我們解釋時，把它當作確定不變的事實了，就會發現古代文學經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識形態因素影響的。我們承認，古代經典(而不是文學經典)根本脫不開意識形態的干涉，但古代經典是一個事實性描述，而古代文學經典則是一種文學史解釋，兩者根本不是一種存在方式，雖然我們面對的可能是同一個對象，比如《詩經》。
所以文學經典的樹立與古代經典的樹立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當然認為《詩經》是文學，但不等于說《詩經》經典化的過程就是文學經典化過程的一個范例，如果這么說就要犯錯誤。當然我們說古代文學經典的時候也就是指《詩經》、《史記》等等那些在古代負有文學之外使命的作品，這并不矛盾。同樣是《詩經》，古代人看它與我們現代人看它完全是兩個角度，我們也說《詩經》是文學經典，但我們說這話的含義不同于古代人說《詩》為五經之首的含義。所以不要把文學經典的《詩經》等同于古代經典的《詩經》。我們說的是同一個東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樣。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文學經典的樹立中當然有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而且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文學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學機構、公眾意見共同構成了當時對文學[注: 此處用的“文學”一詞極寬泛，它包含各種“文”與“筆”、“文”與“學”的概念分延，這也與不同時代樹立經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經典的選擇，可能一時這個因素大些，一時那個因素大些，但沒有哪個是決定力量。文學經典的樹立是一種實踐，沒有一個不變的規則，過分強調其中一個因素就會產生偏差。文學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誤解為文學性，一種純粹的文學性。實際上，我們判斷文學的時候都以某種文學獨有的性質為基礎的，但并不是說這是一個純而又純的文學性。沒有這種東西：它潛伏著，等待我們去發現。文學性恰好就是在不斷的討論甚至是爭論中顯現出來的，它是生長出來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個純粹的本性放在那兒，它一誕生就帶著各種各樣的雜質，包括意識形態。所以不應該說，意識形態決定經典的設立，而應該說經典的設立里就包含著意識形態的作用。但這并不能證明文學經典一直以來就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了，古代文學這個概念更多的是現代文學概念的一個解釋性應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學經典中發現意識形態的決定性作用，是用錯了力。這就好像我們評價一個人，我們先設置了一個完人的道德標準，然后發現沒有一個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說，人都是壞的，都是為了各自私利而損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質是不道德的。——這么說根本就沒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學經典與當代作品
實際上，古代文學經典問題是基于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解釋性評論，特別是基于當下文學觀念的一個解釋性評論，為什么要有這樣的評論呢？一個關鍵是通過梳理文學史來凸顯當下文學觀念，進而產生這樣的想法：當代文學中有沒有經典。[注: “當代”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這段時間，雖然這種劃分頗為牽強，但從意識形態與文學關系的角度來看卻也合適。現代文學從1919年算起不過30年的時間，對這段時間中的經典追溯與當代文學中的經典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古代有經典這是毋庸置疑的，這個經典是各種意識形態交織作用的產物。古代也有文學經典，但如我們前面指出的，這大部分是我們基于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梳理，當然這個梳理不那么強硬，不是用一把標尺，定一個尺度，不合適的就截去，合適的就留下。我們看到，的確有很大一部分作品與現代文學觀念相吻合，而且離現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畢竟古代文學是在現代文學觀念燭照下才得以凸顯出來的。
我們看到，文學史的編制實際上就是經典的序列。那么當代哪些是經典？這一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我們一直在談當代文學經典。是的，但這和談論古代文學經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們談到用意識形態來分析古代文學作品有些偏了，當代文學作品當然是與現代文學觀念合拍的，它與意識形態有多大關系呢？
我們為什么要談當代的經典呢？一個回答是，因為它們對我們最有緊迫性，我們要依據它們來判斷其他作品。如此，這些當代經典就與古代經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樹立當代文學經典，是為了顯現當代文學性質為何，并依此判斷其他當代作品。由于當代文學經典與政治意識形態聯系過于緊密，在它身上過多地維系了政治訴求，或者說，文學經典的樹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的事，這一點在20世紀50-70年代尤為典范，而古代文學經典則是通過濾除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確立起來的，所以，我們在談起當代文學經典的時候，實際上對“經典”一詞懷有諒解的心情。我們說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是經典，但我們沒有拿它和《紅樓夢》比；我們說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是經典，但我們沒有拿它和古詩十九首比。我們的確談論《班主任》這樣的當代文學經典，我們也的確談論所謂的紅色經典，但這些經典與古代文學經典無疑不在一個層次上。
實際上，我們討論經典問題的時候，往往是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層次，就會產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現“古代文學經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識形態樹立起來的”這樣的誤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構成方式，當代文學是一種事實性描述，而古代文學則是一種解釋性概念，它是中國20世紀初以來的現代文學觀念的應用和推演，所以說“古代文學經典由意識形態決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結構，意識形態因素只應該在事實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處。
我們看到，當代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密切些，當代文學中各類所謂“經典”像走馬燈一樣的變幻不停，與意識形態的距離太近是一個主要原因。用意識形態來分析現當代文學還算恰當，但用來分析古代文學就會混淆事實與解釋性現象。但作為一種事實存在的當代文學同樣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有當代文學經典的話，那么這個經典的標準也會放得極低，與古代文學經典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充其量可以說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標準稍為提高，當代文學中是否存在經典就會成為一個懸案。如果當代文學經典問題消隱，那么它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會消隱。由此可見，從意識形態出發來研究文學經典問題并不是一個恰切的角度。
讓我們再轉換一下角度。如果我們從古代文學經典與當代文學經典是兩種經典形態這一事實出發，我們就會發現當代文學經典這一提法的更深層的涵義。無疑，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學則是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擴展和整理。但這并不代表純而又純的文學性體現在當代文學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學時出現的，我們恰恰是在古代文學中指認最具文學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認的方式就是將其樹為經典，所以我們才會在各種文學史中看到經典作家的追認和經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們看做文學性質的保障。可以說，文學經典與文學性不是兩種文學活動，它們是一種文學活動的兩面。那么當代文學經典呢？它是對古代文學經典的借用和變形，它是對一種構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當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們看到，當代文學活動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這是一種事實描述，而當代文學經典概念則是一種構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義在于為當代文學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學的界限和文學的性質。這么說不是把當代文學經典概念判斷為一種假概念，而是指出這種概念活動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積極意義。
由以上我們看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經典問題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學性了呢？也不盡然。如果這個文學性指的是一種純而又純的標準，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學性指的是一種變化的歷史，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如把文學性當作一種引導，而不是決定，畢竟我們總要依據一些標準來進行判斷，雖然這個標準不太牢固，但聊勝于無。我們更應該把文學性當作一種運動，經典是這種運動的另一面，兩者是雙向鑄造的關系，而不是誰決定誰的關系。
［ 參 考 文 獻 ］
［1］ 南帆．文學理論新讀本［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關鍵詞］現代職教理念；現當代文學；應用研究
現代職業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職業教育現代化、職業教育社會化、職業教育產業化、職業教育終身化等四個方面。這些理念運用到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能夠很好地解決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升實際教學效果。
一、職業教育現代化理念在現當代文學課程中的應用
（一）現代化的含義
一般來講，現代化可以分為廣義上的現代化以及狹義上的現代化。所謂廣義現代化是指工業革命以來由生產力的變革引發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而推動全球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的過程；與此相反，狹義現代化指的是現代化的科技以及工藝引發了人類社會的變革，并由此推及到了經濟、文化以及思想方面。
（二）教育現代化的概念以及特點
教育現代化從本質上來講指的是將當代社會發展的需求作為主要推動力量，并將現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采用社會的最新成就來進行武裝，從而確保現代教育能夠適應并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通常來說，教育現代化分為三個層面：（1）教育內容以及手段的現代化；（2）教育體制以及管理模式的現代化；（3）教育理念以及方式的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的三個層面是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它們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三）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現代化
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現代化指的是從基礎上轉變人類的受教育理念，在此過程中不斷完善現代教育體制，將現當代文學的教育內容逐步的進行灌輸和推廣，從而從整體上提升民眾的現當代文學素養。現當代文學教育現代化可以確保其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可以始終緊跟社會發展的步伐，確保受教育者學到的文化都是具備實際應用價值的。
二、職業教育社會化理念
（一）社會化
所謂社會化，指的是社通過各種方式，使自然人逐漸學習社會知識、技能與規范，從而形成自覺遵守與維護社會秩序、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成為社會人的過程。
（二）教育社會化理論
教育社會化的基本內容就是系統地對個體進行有關生產與生活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傳授，授以行為規范，確立人生目標，培養人的社會角色。教育社會化就是要構建學習型社會。
（三）現當代文學教育社會化
教育社會化有其特定的含義。它主要包括：（1）確保社會中的個體有均等的受教育機會；（2）對社會人群進行現當代文學教育，從整體上提升我國國民的文學素養；（3）確保現當代文學所教學的內容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可以在某一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質，為其工作、就業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三、職業教育產業化理念
（一）產業與教育產業的概念界定
所謂產業指的是為一個國家創造GDP的行業。通常情況下，人們將教育產業的屬性劃分為私人產品屬性以及準公共產品屬性。和傳統教育相比，現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私人產品屬性更加明顯，其發展成為一個產業也是大勢所趨。（二）職業教育產業化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職業教育逐漸成為了教育產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職業教育產業化包括教育規律與經濟規律相同統一、教育的宏觀統一性和微觀多樣性相結合、合理分擔教育成本與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相結合三個基本原則。
（三）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產業化
總結起來,現當代文學教育產業化有三種思路：（1）實現多主體辦學，為現當代文學的傳播拓寬渠道；（2）以市場為導向建立靈活的現當代文學教育運行機制，確保現當代文學教育機制的科學性與合理性；（3）實行產業化經營，為現當代文學產業化、連鎖化、國際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四、職業教育終身化理念
（一）終身教育概念的界定
所謂終身教育指的是人類個體一生中所接受的各種教育的總和。現在人們通常把終身教育的特征總結成：（1）面向全體社會民眾；（2）將所有的具備教育職能的機構組合起來；（3）具有持續性和連貫性。
（二）職業教育終身化
職業教育終身化是指每一個社會成員一生中都要接受職業教育。它包括四個原則：即職業教育“終身”原則、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結合原則、正規教育組織和非正規教育組織相結合原則、人人受教育與人人辦教育相結合原則。
（三）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終身化
教育終身化是近幾年全球都非常推崇的一種教育理念，該理念與我國的“活到老，學到老”這一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終身化可以極大地提升民眾的文學綜合素養。綜上所述，現代職業教育理念應用到現當代文學課程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我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向著專業化、科學化以及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同時，現當代文學的教育現代化、社會化、產業化以及終身化發展，能夠有效地提升我國國民的綜合文學素養，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許艷麗，王嵐.基于MOOC的高等職業教育教學創新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15（26）．
［2］孫粵文.斷裂•整合•再造:高等職業教育層次高移發展建構［J］.職業技術教育，2015（25）．
關鍵詞：新媒體；當代文學；背景；影響
從1997年紅得發紫的網絡愛情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開始，眾多新崛起的網絡文學作品開始吸引了相當大一部分人的眼球，榕樹下、紅袖添香等文學網站創建并且成為很多讀者關注的對象。
2012年11月26日，第七屆中國作家富豪率先公布了“網絡作家富豪榜”。其中，唐家三少、我吃西紅柿和天蠶土豆以3300萬元、2100萬元、1800萬元的收入奪得前三。雖然與傳統作家相比處于劣勢，但如此高的收入還是令很多人咋舌。
這一切正應了痞子蔡曾經對于網絡文學的那句評價：像村野玩童光著腳的奔跑。雖然沒有傳統意義上文學的那份優雅和姿態，但卻充滿了生機與活力，現在要談論起當代文學，網絡這一新媒體媒介已是不能規避的。
一、新媒體概念淺析
新媒體，New Media，一詞源于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P.戈爾德馬克1967年的一份商品開發計劃書。1969年，美國傳播政策總統特別委員會主席E.羅斯托在向尼克松總統提交的報告書中也多次用到新媒體一詞。關于新媒體的定義，專家學者眾說紛紜，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曾經對新媒體下過定義：新媒體就是網絡媒體。與之類似的是把其定義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媒介。”
中國傳媒大學的黃升民教授將IPTV、地面移動電視、手機電視視為新媒體的三大部分。
眾多專家學者教授對新媒體的概念展開論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個公認的書面概念。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匡文波教授在《新媒體概念辨析》的論文中對新媒體的分類詳細梳理出了三大類：網絡類、數字廣播電視類、移動類手機媒體。
二、網絡類新媒體對當代文學的影響
本文借鑒了匡文波教授的分類方法，主要論述網絡類新媒體對當代文學發展的影響。網絡類新媒體主要包括：搜索引擎、各種網站（門戶網站、新聞網站、視頻網站、社交網站和網絡社區等、網絡論壇。
網絡類新媒體對于當代文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雙刃劍：既沖擊了傳統文學又為當代文壇注入了新元素
網絡類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文學不再拘泥于紙張之上，不再簡單的依賴于出版商的出版，固有的傳統文學格局被打破。眾多的網絡、網絡文學作品像雨后春筍一樣層出不窮。龐大的作品數量、眾多的和大批的粉絲擁護者，使得文學的發展不再遵循原有的套路。傳統文學受到沖擊不假，但更重要的是為當代文壇注入了活力和新的元素。
（二）催化劑：當代文壇“三分天下”格局形成
網絡類新媒體的交互性的傳播方式和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使得文學的發展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圖書出版的期刊傳播，文學網站的作品上傳、各大門戶比如新浪、網易等的讀書版塊，豆瓣網站的讀書評論和分享，這一切使得閱讀的方式使得當代文壇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一是以出版營銷為主的圖書市場文學；二是以學術期刊等為主的傳統文學；三是以網絡為平臺的網絡文學。
（三）消解生成器：當代文學要素關系多極化發展
網絡類新媒體的出現，文學的發展不再走著原有的路，文學慣例被打破，生產機制重新整合，觀念重新調整，在技術大發展的新起點，當代文學在一次次的裂變中打破原有的內在關系的平衡，文學走向多極化的發展道路。
（四）技術的藝術化：過剩的文學
網絡類媒體的出現，寫作不再成為觸不可及的事情。文學的門檻降低，文學作品內容五花八門。藝術的審美價值已經被大規模的機械復制所取代。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開始淡出視野。網絡類新媒體的出現，以“技術的藝術性”操作替代了“藝術的技術化”生產，當代文壇，“過剩的文學”與“稀缺的文學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三、取其精華、去其槽粕、互為所用
網絡類新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傳統文學的格局，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但同時也使作品的“文學性”和審美價值受到挑戰。即便如此，我們需要有的態度并也不是完全拋棄新媒體，“穿越”回手寫、印刷的年代，而是借助新媒體的平臺，取其精華部分，為當代文學所用。鑒于對當代文學未來的發展考慮，以下兩點是需要特別強調的。即網絡類新媒體要加強創作的責任感和寫作的擔當感；必須處理好文學的市場化與文學性的關系。
四、結語
新媒體的出現，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絕不亞于紙張的發明。新媒體的技術優勢如果得以最大程度的優選利用，那對于當代文學的發展將是不可估量的。技術的進步應該成為文學革新的機遇，五千多年日積月累的文學傳統、審美價值觀念再加上網絡、數字設備、移動設備等新媒體的技術前端優勢，當代文學的發展必將引人矚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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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廣播電視大學；中國當代文學；教材
盡管我國大陸各高校“中國當代文學”課程隨著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而逐步成熟，但就廣播電視大學的當代文學教材建設依然缺乏自身的特點和特色，尤其是作為遠程開放教育教材的建設思路還不夠明晰和準確，這顯然影響到遠程開放教育的教學模式改革和實施，從而成為遠程開放教育課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
一、當代文學教材選用的歷史
廣播電視大學開設“中國當代文學”課程，開始于1982年，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普通專科)必修的專業基礎課程。最初為36課時的廣播課，之后該課程作為長線課程長期開設。同時在部分相關專業如新聞、黨政管理、現代秘書等專業中開設。1987年，由廣播課改為電視課，課內學時增加到45課時。到2002年，電大作為“開放教育試點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開辦專科起點本科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開放教育，開設“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現當代文學名著導讀”課程(分別開設54課時)，作為當代文學教學的提高課程。
當代文學的課程性質同時也決定了它的學科內容始終處于動態的發展狀態，這比其他學科和課程更為激烈和明顯，因此，隨著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廣播電視大學該課程所選用的教材深度和廣度隨之也有了明顯的發展。電大系統最先采用的教材是《中國當代文學講稿》(張炯、朱主編，中央電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之后選用了《中國當代文學》(張鐘等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在這之后將近十多年時間，當代文學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原有的教學內容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教學的需要，也遠遠落后于其他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于是，從1994年起，中央電大中文系(文法部)即著手教材的重新編寫工作。在新的教學大綱醞釀過程中，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廣泛征求了廣大師生的意見，召開了全國各省市(地)電大教師和部分普通高校教師、研究專家參加的專題討論會，并參考了國家教委(教育部)新制定的《全國高校中國當代文學教學大綱》(征求意見稿)，以及當時幾年中新出版的各種《中國當代文學》教材，于1996年底審定通過了新的《中國當代文學教學大綱》。2000年9月開始選用了陳思和、李平主編，由江蘇電大、上海電大、陜西電大“共建教材”編寫組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之后在開放教育本科專業中采用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溫儒敏、趙祖謨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導讀》(錢理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除上述的主教材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統一選定之外，各個時期的教材均配有各類“作品選”和教學輔導書，間或也有少量的廣播、錄像、課件資源，數量極少，質量平平。
二、當代文學教材分析(一)
廣播電視大學當代文學教材的選用，編寫歷史明顯呈現出前后兩個階段。
張炯、朱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講稿》是專門為電大編寫的，內容分為“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和“少數民族文學”五大部分，重點講授從建國后“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張鐘等人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則在進一步把當代文學創作的總結向后延伸，更多的新時期文學現象和作家進入到文學史教學中，教學內容作了較大的調整，分為“詩歌創作”、“散文和報告文學”、“話劇”、“‘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和“新時期的小說”五大部分，主要增加了從“”結束到1982年間的文學發展情況和最新成就。
這兩本教材，可以說代表了廣播電視大學當代文學課程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的當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也與普通高校的當代文學教學當時的水平基本一致。所以《中國當代文學》教材沿用的時間比較長。
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則顯示出了一定的新意。在教學內容上，吸收了當時當代文學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教學最新水平，改變了以往以“十七年時期”為主的陳舊面貌，突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文學創作成就的內容，同時也對“十七年時期”的內容作了必要的調整，基本反映了該學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在體例上，打破了以往按體裁劃分教學內容的模式，采用了一種近似于“斷代史”和“編年史”的方式，以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主要文學現象來統領作品，既有利于學習者了解和把握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整體面貌、作家作品與當時各種文學現象的關系，又避免了以前同類課程多采用先集中介紹文藝思潮，再分門別類地依次介紹各種體裁作品的弊端，有利于學生全面系統地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總體成就。更重要的是教材的個人化風格開始顯現，如陳思和個人在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如“潛在寫作”理論、“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共名與無名”等觀點在教材中開始體現。
溫儒敏、趙祖謨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中有7個專題討論當代文學，該教材的研究性質十分明顯，比一般同類的當代文學教材更具有研究深度和個人化特點。同時教材將“樣板戲”作為專題進行研究，也顯示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拓展和視野。
這兩本教材的出現，可以說是電大當代文學教材建設進入到第二個階段，是更貼近當代文學發展現狀和研究現狀的教材，從學術性的層面上理解，應該說達到了目前國內當代文學教材的領先水平。
無論是哪個階段的當代文學教材，就其所表述的內容而言，由于編寫者基本上都是研究界的名流，處于當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和領先地位，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其中記錄著不斷深化研究的軌跡，這無疑對提高廣播電視大學當代文學的教學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這些教材又是基本上與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教材基本一致的，如陳思和在為電大編寫教材的同時，主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體例、觀點，甚至選篇都大體相仿；再如張鐘等人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就是北大教材的借用；而《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則是“仿照北大的‘作品賞析’課……原為內部講稿”，性質也是普通高校的。這樣的教材內容當然決定了電大當代文學教學的學科前沿性，也決定了其與普通高校在學科水準和教學理念上的一致性。
但是另一個方面，就學生的素質要求和教學的基本定位來看，當代文學的教學與教材內容的安排，怎樣和電大特點和人才需求配置相吻合，則又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思考的是電大培養學生的定位。一般來說，接受當代文學學習的對象大致有三類：最普遍的是全日制高校中的中文專業的本科生；其次是現當代文學
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然后是非全日制的成人教育的中文、新聞、部分文秘專業的本、專科學生。不同的教學對象，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教學具體要求和方法。廣播電視大學與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教學理念上的差異究竟在哪里?
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理念和專業培養的主要路徑與目標基本明確在培養應用性人才的層面上。這就決定了廣播電視大學的學習不是普通高校的研究性學習，而是側重于知識和素養熏陶的學習，特別是電大學生以普通專科或專升本開放教育成人學生為主，通過該課程的學習，理論上應該將文學的接受和文學人文精神的弘揚與追尋結合起來。因此所謂“應用性”的專業整體目標要求和以人文素養培養為核心的課程性質之間似乎又存在了矛盾。文學史(包括其他的文學史)的學習只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潤物細無聲的熏陶，而不是簡單的“技能”和“操作”水平的培訓，所以，作為非研究性的廣播電視大學的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重點顯然應該是落腳在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闡釋上，這一點普通高校也已經開始重視，但廣播電視大學尤其應該得到強化。然而廣播電視大學的當代文學教材對作品的閱讀要求顯然不夠。上述的基本教材，盡管也有作品的闡釋和分析，但一般來說還是落腳在文學史和文學思潮的圖解，基本立場還是在史和現象、思潮、流派上。雖然作為當代文學課程對于文學史和文學現象、思潮、流派的講述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但對于閱讀量較少的電大專科學生和成人本科學生而言側重點應該歸位到作品的感悟和審美欣賞上，這恰恰是電大當代文學教材的弱點，也是一味強調與普通高校學術同步而帶來的負面作用。
三、當代文學教材分析(二)
從廣播電視大學開設“中國當代文學”課程至今，從現代遠程教育的第一代文字印刷媒體，到第二代的廣播電視媒體，而到第三代的網絡媒體階段，媒體資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如相關的廣播錄音資料、由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影像資料開始充實，中央電大一直在計劃中的錄像教材也完成了籌劃和樣片的拍攝。
現代媒體教材的重視與建設，是廣播電視大學相比其他普通高校的優勢與特長。這中間以文字教材作為主體的核心地位始終沒有變化，同時也開始逐步輔助廣播錄音、電視講解、網絡輔導。這個理念是所謂的“學習包”理念。也就是說，廣播電視大學在課程建設時，根據學習者的特點，注重通過系列的學習資源服務來提供學生學習的便利，因此，各類學習輔導資源的建設也就隨之配套供應。但從遠程開放教育的理念實施的角度看，技術資源的重點并不突出，首先他還是停留在文字教材階段，即便是“學習包”，但“包”里面的品種也十分單一，技術手段十分貧乏，曾經有些省市電大還為了方便學生學習，把錄音資源加以記錄，整理出版，這既囿于當時學習環境的整體技術含量太低，在開始階段的以小人書、連環畫來滿足名著閱讀的時代，這不失為一種較實用與無奈的方式，但在這之后，對于“學習包”的整體設計也始終只是停留在文字資源上，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原有的課程設計一體化方案中計劃在教材正式投入使用后，經過教學實踐的檢驗和教學評估，再嘗試進行“錄音教材”、“CAI課件”以及“VCD教學光盤”等媒體的開發，但始終沒有實現，完整的當代文學學習課件至今沒有制作完成，更重要的是資源建設者的教材建設理念依舊是十分傳統的，始終還是來自于普通高校教材編寫的模式。對于學生而言，在主教材之外，配備指導書和作品選講，大大幫助了他們的學習，也提高了他們學習的效率。但這種編寫方式雖然有“集合教材”的互補性優勢，可是對于相當一部分只是滿足于考試過關的學生而言，就有將指導書來替代主教材的傾向，組合性優勢無法顯示，因此目前還停留在“拼盤”狀態，盡管組合，但有機性不強，尤其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互動性不夠，并沒有在模式上帶來根本的變化。
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廣播電視大學在教材建設上的理念是跛腿的，對文字教材的過于看中，對影像教材作“填空”理解，使得后者就往往成為可有可無，或者只是點綴著遠程教育的花籃，這樣就使得遠程教育到目前為止在資源建設基本上還停留在第一代的文字函授階段，要真正進入到第二、第三階段，就目前的教材建設理念講，真可謂“任重而道遠”。
四、當代文學教材編寫的理念
所謂的理念，基于上述的兩種傾向而言，一是對于媒體教材建設的加大，這自然是需要更多的財政投資和人員力量，但即便是從文字教材的編寫來看，同樣也需要一個根本性的觀念的轉變。
在現代遠程開放教育模式中，教材(學習資源)將成為新的核心。學習者、教育者、學習環境三個要素都將是圍繞著“教材(學習資源)”為中心展開的。現代遠程開放教育中學生是主體，教師起著導學作用，因而形成了“學／導模式”。然而當學習者在自主學習過程中，最直接簡便的學習路徑就是將“教材(學習資源)”建設成為新型學習的基礎平臺。因此，教材是教師的導學內容的物化形式，是實現學生自主學習的物化主體和重要的學習路徑。作為遠距離教學的核心因素，教材的意義在于它已經代替了教師的角色，幫助學生的自主學習，特別是在教師從過去的單一性面授傳輸轉化為導修，從全方位詳盡介紹轉移到重點難點剖析之后，教材的重要性在不斷凸現過程中要求以新的面貌和編寫方式出現。
延續普通高校的教材(或新編，或模式)的廣播電視大學當代文學教材，在編寫體例的規劃時，依然是以編寫者或教師作為中心的，注意力并沒有轉移到學生的特殊性以及學習的特殊方式上，忽略了學生在開放教育環境中的個性化學習的需要。教材編寫的觀念沒有隨著學習模式的變化而變化，編寫觀念沒有突破。
應該說，理想的遠程(開放)教育教材。它兼有教學內容和學習指導、學習活動以及其他行政安排資料，有學生學科指南、學習活動、訓練內容等學習元素的安排；有指導學習的補充材料……它至少在深入淺出地闡述理念，將理論、參考文獻、啟發過程、結果評估(完成作業)、甚至口語化的人文色彩等有機地組合起來、在提供反復的學習、思考空間和鮮明的互動性質等方面切合遠程開放教育的學生需求。
在遠程開放環境下進行教材建設必須將主體的自主性真正交給學習者。因而，人文色彩的注入，使教材不再是以所謂的學術性而取代它的親和力，盡量采用通俗、口語來拉近與學生的關系，使他們在仿佛閱讀家信般的過程中獲取信息。如香港公開大學的《開放及遙距教育：理論與模式》教材在第一單元緒言第一句話就是“歡迎你修讀這個學科”。簡單的一句話，給了學習者溫暖的感覺，于是學習不再是與冷冰冰的文字打交道，而是在與朋友筆談了。輕松與簡潔，不是長篇大論，而是將深奧的理論化解成若干個小的問題，在宏觀的體系中逐個講述，也避免了理論、概念的過于密集而導致學生閱讀的艱澀與厭煩。
這種人文色彩，同時還表現在文字教材的對話性、互動性上。開放教育的學習，是師生分離狀態下的學習，
學生在教師“不在場”狀態下的學習，教材要體現對學生主體的尊重，在設計時應努力建構一種虛擬的對話機制，使教材自主地帶有教師的情景性的教師功用，從而讓學生在教材閱讀時進入一種情境，學生面對的應該不僅僅是單純的一本書，而是一個有生命的信息源，它應該引導、激發學生去思考。于是設計出相關的互動機制(教材――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交互)是重要而且必須的。互動的關鍵在于信息傳播過程中能夠不斷發出信息，也要注意隨時反饋信息，設計教材的各個段落時，要引導學生在一個問題出現之后，立刻激發反饋，并加入形成性思考和問題的總結、分析與反思，表面上看似乎思考的空間縮小了，但實際上是將一般教材中最后留下的“思考題”的空間分解到每個子單元里，實際空間增大了。
在操作層面上講，可以從問題設計入手興趣激發，啟發學生先得出自己的判斷與立場，然后介紹各類相關的參考文獻，并通過形成性作業(問題)的訓練，在自我修讀中獲得新的見解，最后總結與分析、反思，再次激發學生與開始時的自我判斷進行對比。這樣互動在接受中完成，信息在互動中產生了效益。
如《開放及遙距教育：理論與模式》第一單元“開放及遙距教育的概念”的編寫模式：
緒言：(主要介紹單元內容及主要內容；提出對該單元的相關術語、名詞以及基本理念、各學者對不同的概念詮釋)
學習提示：(提出本單元閱讀材料，指定讀物……)
單元目標：(主要提出修習該單元后應達到的目標)
思考活動一：(則往往置于相關學習內容接觸前，進行自我思考，然后對相關術語進行介紹)
……
指定閱讀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閱讀指定讀物；再一次進入思考活動，進一步思考上述相關的術語、概念是否與自己的思考產生認同，說明理由：思考活動一般設計若干問題來啟發學生思考的)
(以下基本體例基本相同)
……
摘要(主要對該單元的主要內容加以概括，提煉觀點……對應單元目標部分，再次強化單元內涵和意義)
參考書目……
詞匯對照表……(對本單元內容涉及的相關參考書和詞匯進行介紹)
(一)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初期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初期，人們對于古代傳統文學的態度并非那么熱衷，而是表現出懷疑甚至是批判的態度。所以，那時的國學不僅不熱，而是受到一種“冷”待。國學被盲目的否定，國學并未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啟蒙階段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于是，發展初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千辛萬苦中不斷地掙扎。也許冥冥之中，中國現當代文學看到了未來，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發展對其的依托，才會迎來一個個發展的轉折。
(二)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至今
隨著文學多元化發展，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并且，人們對于傳統文學的審視態度，更加的理性、客觀。傳統文學中的精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更加強調文明發展進程中傳統文化精髓在其中的重要推動力。首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最為深遠;其次，和諧社會、“中國夢“，其本質都是傳統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具體體現，足見傳統文化在當今文學及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中國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的橫空出世，受到追捧充分說明了這些。于丹主講的《論語》，一時成為社會關注及熱議的焦點，就是因為傳統中國文化已深入中國現當代文學之中，其精髓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所以才有國人高呼“國學熱”。對此，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至今，國人對待國學的態度更多的是包容與肯定，與時俱進的國學形態，讓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更加多元化。
二、“國學熱”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引導作用
“國學熱”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明的，但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引導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呈現出一定的低迷狀態，在此時期，“國學熱”的出現不僅彰顯出國學的價值，更是對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良性刺激。在現當代文學中，作品粗俗、娛樂性強，這些元素的融入，說明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缺乏國學的有效融入。所以，“國學熱”強化了傳統文化中優良文化元素向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流入，并得到進一步的拓展與體現。其次，國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國學只有更好地具備現當代價值，才能更好地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國學現當代文學價值的體現，在于國學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精神的訴求與肯定。于是乎，“國學熱”是促使國學與時俱進的重要表現，是使其更加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并逐步的融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之中。再次，不可回避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也出現了危機，并隨著危機的日益凸顯，我們的危機意識在不斷地強化。通過國學來支撐并尋找新的發展之路，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內容。“國學熱”在被迫切需要的情形之下呼之而出，釋放中國民族文化的本質、拯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低迷。國學熱讓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傳統文化，促使我們通過對國學新的運用，從而成為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具有重要影響的力量。
三、基于“國學熱”視域下強化對傳統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傳統文化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發展史，是指引一個國家和文化朝著深遠方向發展的不竭動力。國學熱的出現，為強化對傳統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在筆者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重點的調整，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于:如何強化與古代文學及近代文學關系的研究，讓文學在發展中一脈相承，這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要義。此外，在強化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應借鑒國學的研究方法，進一步豐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內容。改革是我國發展的主旋律，當代中國文化在改革浪潮之中如何實現全面建設，關鍵在于夯實傳統中國文化的根基，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超越性發展。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具有開放性，加之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就強調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在其中的引導作用，讓當代中國文學仍是民族文化發展前進的載體，仍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另一方面，中國現當代文化仍處于發展中的文化，我們在大力推動傳統民族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要以此為契機，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途徑，真正實現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及國學的現代化。此外，我們大力借鑒國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僅是出于豐富研究內容的目的，而更多的是轉變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究中存在的不良之風，如學術研究中出現的浮夸與低迷，都應在國學及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得到滌蕩，夯實發展前進的道路。
四、結束語
關鍵詞：文學史書寫 斷代標準 經典確認
面對一段從1949年一直延續至今的中國大陸文學事實，文學史界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書寫方式，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被提出來以后。許多學者傾向于將現代與當代實行整合，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來容納更大時間段和空間內的文學事實。從這一角度出發，國內出現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孔范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寫作。也有的學者堅持當代文學獨立性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推出了傳統的文學分期視野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南京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在當下的文學史寫作中，對當代文學存在與否的理解存在不同，文學史的書寫本身也是出現了種種差異。筆者在此并不試圖對每一本文學史及其處理方式作個案分析，只是針對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的斷代標準和經典確認問題提出自己的幾點思考。
一、“當代文學”的“斷代”標準。
以往的“當代文學”這一分期結果之所以成立，是基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一歷史事實。在這之后，大陸的中國文學與港澳臺文學實際上處于互相隔絕的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陸中國文學延續的是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價值追求和運作方式，而且在四十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加以進一步整合。因此，考慮“當代文學”的存在，不能不基于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差異這一事實。而由此引申的是兩種斷代標準：1.文學本身的價值指向和精神內涵；2.文學所處的政治體制。
由前一種思路，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文學一統化不僅是文學力量的整合，也是文學價值觀念，審美原則的整合。在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學走上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發展道路。這種社會主義文學到七十年代文學發展到了極端。但隨著結束，思想解放，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控制逐漸放松，文學開始出現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內涵。從八十年代開始，一股股文學思潮將文學帶進“人性”這一更加深遠也是更加復雜的命題之中，在這之后，局限于反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接受社會主義文學體制的文學作品已不再成為創作主流，那種一統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文學也面臨分化和多元化。這樣一來，如果基于這一標準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則意味著八十年代后的文學事實超出了“當代文學”框架。那么，合理的結果應該是將“當代文學”的下限劃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則開始了文學新的時代，這之后的文學，仿佛是中國現代文學分出去的一脈，又重新回到整個中國文學的大格局之中。然而，許多當代文學史卻在沿用這一意識形態區分的前提下，將：當代文學的下限也延續到了當下，這實在令人費解。
從另一個思路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體制從1949年一直延續到現在，那么，屬于這一體制之下的中國大陸文學，應該歸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框架之內，這看起來理所當然。但是，以整個中國文學論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文學事實，只是整個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以這一部分冠之“中國當代文學”一名，顯然是不成立的。試想，現代文學在抗戰時期有國統區文學，淪陷區文學和解放區文學，哪一個又代表著當時中國的文學面貌呢?而我們在書寫現代文學時恰好是將三個部分予以整合，統一于中國現代文學。很多文學史承認1949年的分期作用，而又將港澳臺文學納入到當代文學視野。這一整合的依據當然是同屬于中國文學這一命題。那么，斷代依據呢?顯然，以往的意識形態或是政治體制內涵的當代文學概念應該做出調整。“當代文學”之所以獨立存在，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以往中國新文學從來沒有這樣長時間的彼此相互隔絕，而且走向不同的發展方向，基于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是，同樣一個問題也出現了。那就是八十年代后的中國文學。如果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文學史彼此隔絕而思考著彼此截然不同的命題的話，那么開放以來，彼此之間的文化文學交流頻繁，而且面臨同樣的文學命題。不同地區的作家，都在一種現代化的情境中思考人性，思考社會。這樣一種文學事實是不是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有了很大的不同而重新接續上了現代文學的脈搏呢?顯然，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確存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格局和發展態勢，冠以“中國當代文學”似無可厚非，但“當代文學”的原有內涵似當更新。同時，八十年代后中國文學的歸屬，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二、文學史書寫中的經典名單
文學史的書寫，必然要確立一個經典名單。這一名單中應包括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作品，這些經典作品及其作者，是一部文學史得以完成的基礎和前提。那么，什么是經典?在筆者看來，至少存在著兩種理解：
第一，經典是經受住了時間淘洗的、歷久彌新的、探討人類共同的生存話題而存留下來的文學作品。這一類作品無論從思想意義上還是語言操作層面上都有廣大的言說空間，它可以為不同時代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再闡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
第二，通常是作為一個時代經典體系建構的結果而存在。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每一個時代的經典名單，這些經典從來都是變動不居的。而對于它們的確認本身也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過程。童慶炳指出，一個時代的經典建構取決于六個因素 ：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空間；3.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變動；4.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5.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6.發現人。后四種因素完全存在于作品之外，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的。這樣，這一建構過程所產生的經典本身就有了相對性和時代性，它們并不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比如：“十七年文學經典”，它們中的一些作為普通文學作品也許在當下還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但這一解讀不一定體現出它作為文學經典的存在，它們很多不再是文學經典。
第一種理解更接近筆者所理解的“經典”，但后一種理解實際上是一種可行的現實操作。一部被歷史存留下來的經典，它應該是各個不同時代經典的再經典。時代經典實際上構成了恒久性經典的前提和基礎。當時間要在各時代經典中留下恒久的經典作品時，它面對的是一次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開始。第一次選擇由于種種原因遮蔽了多少可成為經典的資源值得深思，而時間距離越漫長，我們排除遮蔽進行再發掘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文學經典的確認》一文中金宏宇指出：“時間才是最終和最公正的裁定者。在一個短時段內或局部中，文學經典具有相對性。”而我們對于二十世紀現當代文學經典的確認，正是一種時代經典的確認過程，也只能確認一種相對的文學經典。經典是應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傳承下去，而我們的經典確認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二十世紀民族文化中文學的全貌，是值得懷疑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政治權力對經典確認的干預雖不再那么明顯，但是，一種市場化商業化的經典炒作，無疑使經典確認蒙上了一層新的話語霸權的陰影。筆者認為，至少到現在，這一經典確認過程都與某種話語霸權聯系在一起。誰掌握理論，誰操作媒體，誰掌握話語霸權，誰就能影響經典確認。而且，我們的出版發行體制，也可能在一部潛在經典出版之前，將其扼殺。
當然這并不意味這要否認在經典的確認過程中已開始有了讀者參與，但參與有限。筆者恰恰認為由于各個讀者期待視野不同，他們對一部文學作品會有不同的接受效果，從而也就會有不同的對文學經典的理解。理想的文學經典，應該是個不同讀者群經典意見的一種互動，是一種妥協性的產物。經典名單應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也可以是以眾多經典序列并存的狀況。我們有多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是不是也可有多種文學經典的表達?而一部文學史，應有一個確定的經典標準，這種標準是具有相對性的，這自然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我們這些文學史的閱讀者要接受這一事實，參照不同文學史的不同經典名單，以期更加全面的把握整個中國當代文學。
參考文獻：
[1].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天津社會科學》，2005.3。
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在敘述模式上，一直是先進行理論，后進行創作，該思維模式就是指，文學史家對某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理論進行研究，掌握該時期文學創作的特點，在此情況下繼續文學史的闡述。另外，現當代文學史還有另一個思維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說的就是文學史家在文學史敘述的過程中，覺得文學創作工作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內容所構成，即文學形式、思想主體。因此，在現如今，現代文學史的敘述工作，該思維模式一直對現代文學史造成巨大的影響。為此，當文學史家進行文學創作時，存在固定的幾種思維，第一，社會背景與文學理論緊密相連，前者可決定后者；第二，文學理論、主張、創作在同一時間形成，第三，文學創造建立在文學理論的基層上，而文學創作的形式，完全取決于文學史家的思想。進行文學創作時，文學創作者，首先對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對其中的藝術價值進行分析。文學界在80年代得到人們的重視，并有“重寫文學史”的歷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卻少之又好，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論后創作，先思想后形式”這樣一個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該思維模式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學作品已經轉變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
二、重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認識到文學思潮史重構的必要性我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進行重構，首先要使人們對文學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認識度，掌握中國文學思潮史發展中存在的特點，并對認識到文學思潮史構建的必要性。在重構的過程中，分析古代文學思潮的發展歷程，并結合當代文學思潮的情況，進行重構，保證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順利開展，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建立在古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基礎之上，為現代文學重構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國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得到良好的發展。認識到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的意義，了解到文學思潮史在發展中具有長期性、整體性兩大特征，為此，在文學思發展中，要將文學思潮史質量放在第一位，對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給予大力支持，鼓勵當代人積極參與到文學思潮史的重構工作當中。
2.進行文學思潮分類工作文學思潮史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社會背景的影響，每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都具有該時期的特點。在傳統的文學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從時間的角度出發，對文學思潮史進行研究，理清文學思潮的脈絡。但是，該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時間出發進行研究，會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將文學思潮史與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導致文學思潮史演變成為社會思潮史。在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工作中，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出現，在文學研究上要做改變，不再采納以時間為線索的研究方式，應對文學思潮做分類，根據文學思潮本身的特點進行劃分，該分類是文學思潮本身的一種類別區分。此分類方法，可將文學作品的整體結構進行優化，將文學思潮按照專題分類，分類處理后，文學思潮內在邏輯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預防社會思潮混入到文學思潮史當中。
3.文學思潮史重構符合發展規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需要符合發展規律，并兼顧著各種思潮，現代文學思潮分為三類，人性、社會以及審美，這三種文學思潮在現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兼顧文學思潮，去除時間化，避免文學思潮受到時間的制約，但是，并不可完全將時間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學思潮的敘述當中，對時間意識做適當的調整，使用互見性的敘述方法。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需要兼顧人性、社會以及審美這三類思潮，并順應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保證其符合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意思就是在文學思潮重構過程中，要全面認識到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確保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順應思潮史的發展規律，另外，還需要對現當代文學史重構工作的實際情況走分析，結合實際情況，順應思潮史發展規律的同時，提高文學思潮重構的質量。
三、結束語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當代文學；民族性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2-0183-02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與深化，文化全球化的特征也越來越明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與西方外來文化接觸，西方外來文化對于本土文化，特別是本土的文學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作用。在這個影響過程中，我國的傳統文學的民族性特征在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破壞與吞噬，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堅持自己的文學民族性特征，那么終將被全球化文學所同化。在這個關鍵發展階段，我們如何才能處理好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當代文學的民族性特點之間的關系，發展我國當代文學，將作為文學界新的課題。
一、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當代文學民族性所受的影響
1.西方文學不斷滲透，傳統文學民族性不斷弱化
實際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發展，文化全球化也越來越明顯，西方各種文化領域的影響也在逐u滲透到我們身邊的各個角落，從影視作品到文學作品，不一而足。由于當代作家處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我國的近現代過程又是處于戰爭當中，所以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誕生的，那么在這個過程中，被西化這個概念自然也就難以避免了。由于西方很多作品都是強調現代意識，強調社會和人生的發展，人性的思考程度，都比以前傳統作品要深沉許多，這些優秀的當代作品即使是在現在來看，也是有著足夠的分量的。有一部分當代作家為了弘揚民族性特征，也嘗試將西方的優秀作品與思想內涵與我們國家傳統的民族性特征加以融合，以達到弘揚傳統文化的目的，又能夠表達人性與社會的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涌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如《玫瑰門》、《浮躁》、《塵埃落定》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品。這些作品在當代文學界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可以稱為我國的當代文學與經濟全球化過程相融合的里程碑。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即使是這些優秀的作品，也還是沒有跳出西方文學邏輯思維慣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民族性的一些內容。這是因為，在這個時期我們的作品還處于一個迷失的過程，就好像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追根溯源還是因為民族的特征沒有足夠的優勢和特點，不足以在西方文學的沖擊下保留自己原本的特征。
2.當代文學是從西方文學演變來的，一脈相承的局面難以改變
由于歷史原因和我國近現展的特殊過程，我國當代的文學從最初定義的時候就是參照西方的文學標準進行的，所以當代文學從誕生起就注定會“被西化”。這樣的結果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不去追究也無法改變，但是在發展所謂的當代文學的過程中，如果僅僅因為這幾十年我們向西方學習了一些優秀的內涵，就舍棄老祖宗留給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的話，那么我們的民族性到底在哪里呢？我國當代文學現在所處的迷茫狀態，其實就是源于西方文學的同化性特征，由于西方文學更具有知性和理性，在剖析人性的層面上比傳統文學更勝一籌，傳統文學雖然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在實際寫作中往往不如西方文學更加深刻，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這也是西方文學在全球化過程中對各種地區的文學造成巨大沖擊和影響的根本原因。其實西方文學與東方文學的碰撞與交融在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就得以體現，他曾經在文學作品中抨擊中國封建社會上千年來的迂腐與愚昧，但是又同樣敬重著歷史上那些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的文人墨客等等。這種復雜的心情也正是我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當代文學所面臨的心情。其實，要想保留我們當代文學的民族性，一方面需要在吸收西方文學內涵的同時要時刻保持警惕，防止文化侵蝕；另一方面還是要著重加強自身民族性建設，弘揚民族精神的實質，增添民族精神文化內涵，只有自己的民族性足夠強大，才能不被全球化進程所淹沒。
二、如何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體現當代文學民族性
1.當代文學要加強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
經濟全球化從本質上來講是市場全球化，而物質交換在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精神交流就必不可少，這是經濟全球化導致文化全球化的實質。而文化全球化會導致文學全球化、語境全球化，如果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夠鮮明，不夠具有特色，不能夠與時俱進，那么我們的民族精神就會被優秀的文化所吞噬，這就是常說的文化入侵。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已經到來，在做好文化警惕工作的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文化建設，特別是當代文學的民族性水平的提高。
2.當代文學的研究要接納經濟全球化
其實，如果要打敗一個比自己強的敵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先了解他、學習他。文學方面也是這樣。我們下一步的文學研究工作必須要接納全球化這個無法抵擋的歷史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接納西方文化，并且要抱著學習的態度進行積極的接納。要堅信自己的民族文化足夠強大，畢竟我們擁有五千年的輝煌歷史與燦爛文化，還有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結構，所以民族性內涵是不容置疑的。
3.當代文學必須正視經濟全球化
當代文學必須要學會正視經濟全球化，雖然經濟全球化進程會對我們的文學傳統產生一定的沖擊，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樣也會帶來更多更先進的文學內涵和文化傳統，所以說經濟全球化進程是有利有弊的。只要我們化消極影響為積極影響，積極加強當代文學的民族性建設，經濟全球化就不但不會影響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甚至還能夠借助全球化進程將自己的民族當代文學發揚光大，對全球的文化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周巖麗.分析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的民族性[J].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4）.
一、我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存在的問題
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在敘述模式上，一直是先進行理論，后進行創作，該思維模式就是指，文學史家對某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理論進行研究，掌握該時期文學創作的特點，在此情況下繼續文學史的闡述。另外，現當代文學史還有另一個思維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說的就是文學史家在文學史敘述的過程中，覺得文學創作工作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內容所構成，即文學形式、思想主體。因此，在現如今，現代文學史的敘述工作，該思維模式一直對現代文學史造成巨大的影響。為此，當文學史家進行文學創作時，存在固定的幾種思維，第一，社會背景與文學理論緊密相連，前者可決定后者;第二，文學理論、主張、創作在同一時間形成，第三，文學創造建立在文學理論的基層上，而文學創作的形式，完全取決于文學史家的思想。進行文學創作時，文學創作者，首先對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對其中的藝術價值進行分析。文學界在80年代得到人們的重視，并有重寫文學史的歷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卻少之又好，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論后創作，先思想后形式這樣一個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該思維模式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學作品已經轉變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
二、重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認識到文學思潮史重構的必要性
我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進行重構，首先要使人們對文學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認識度，掌握中國文學思潮史發展中存在的特點，并對認識到文學思潮史構建的必要性。在重構的過程中，分析古代文學思潮的發展歷程，并結合當代文學思潮的情況，進行重構，保證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順利開展，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建立在古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基礎之上，為現代文學重構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國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得到良好的發展。認識到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的意義，了解到文學思潮史在發展中具有長期性、整體性兩大特征，為此，在文學思發展中，要將文學思潮史質量放在第一位，對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給予大力支持，鼓勵當代人積極參與到文學思潮史的重構工作當中。
2.進行文學思潮分類工作
文學思潮史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社會背景的影響，每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都具有該時期的特點。在傳統的文學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從時間的角度出發，對文學思潮史進行研究，理清文學思潮的脈絡。但是，該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時間出發進行研究，會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將文學思潮史與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導致文學思潮史演變成為社會思潮史。在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工作中，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出現，在文學研究上要做改變，不再采納以時間為線索的研究方式，應對文學思潮做分類，根據文學思潮本身的特點進行劃分，該分類是文學思潮本身的一種類別區分。此分類方法，可將文學作品的整體結構進行優化，將文學思潮按照專題分類，分類處理后，文學思潮內在邏輯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預防社會思潮混入到文學思潮史當中。
3.文學思潮史重構符合發展規律
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需要符合發展規律，并兼顧著各種思潮，現代文學思潮分為三類，人性、社會以及審美，這三種文學思潮在現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兼顧文學思潮，去除時間化，避免文學思潮受到時間的制約，但是，并不可完全將時間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學思潮的敘述當中，對時間意識做適當的調整，使用互見性的敘述方法。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需要兼顧人性、社會以及審美這三類思潮，并順應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重構，保證其符合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意思就是在文學思潮重構過程中，要全面認識到文學思潮史的發展規律，確保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順應思潮史的發展規律，另外，還需要對現當代文學史重構工作的實際情況走分析，結合實際情況，順應思潮史發展規律的同時，提高文學思潮重構的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