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7 1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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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形成多樣化的網絡空間生態。
在健康的網絡空間生態中，要實現多主體參與、平等參與、自律參與。
多主體參與意味著網絡空間是包容性空間。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互聯網的過程中考慮多數人的網絡權利，創造條件讓更多的人接入互聯網，防止現實社會的財富差異帶來網絡空間的“數字鴻溝”。平等參與是網絡空間運行規律的體現。以虛擬身份進行的互聯網交往，平等性是突出特征。良好的網絡空間新生態，需要的是平等坦誠的交流，在這個基礎上凝聚共識。自律參與是網絡空間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網絡空間的參與者要明確自身的行為邊界。這是網絡空間的行為倫理，也是網民群體自我約束的規范和標準。有了這種倫理規范，網絡空間才能有序發展。
2.推動形成共享的網絡空間生態。
共同受益也是自然生態良好的一種基本體現。在一個良好的自然生態系統中，不能只有少數動物或植物受益，而是要普遍受惠。同樣，在良好的網絡空間生態中，也不能只是少數國家、少數企業、少數人受益，而是要實現普遍受益、共同受益。
推動形成共享的網絡空間生態，要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全球治理。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美國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中國接入互聯網開始，全球范圍的互聯網規模化應用已經有20多年的歷程，這為網絡空間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需要從整體上把握網絡空間發展問題，從戰略架構、規則制定、前瞻防范等方面入手，進行系統治理。
3. 推動形成持續發展的網絡空間生態。
近日，美國國務院、司法部、商務部、國防部等部門共同頒布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下稱《戰略》），集中闡述了美國政府有關網絡空間的國家戰略計劃。該文件被白宮官員稱為“美國在21世紀的歷史性政策文件”，標志著美國互聯網政策第一次有了頂層設計，對全球互聯網發展形勢將會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戰略》全文共25頁，整體描繪了美國政府關于網絡空間發展、治理與安全的戰略藍圖。《戰略》闡述了美國政府在網絡空間著力推進的七大政策重點，分別涉及經濟、網絡安全、司法、軍事、網絡管理、國際發展、網絡自由等領域，這七大政策重點構成了美國“網絡外交”的主要內容。此外，《戰略》還強調了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始終堅持的三個核心原則：基本自由、隱私、信息的自由流動。根據《戰略》，一個開放、安全、通用、可靠的國際網絡空間是美國對未來互聯網的構想。
奪取網絡空間的信息主導權
美國政府此次出臺《戰略》，意圖以美國價值觀引領全球互聯網發展，奪取網絡空間的信息主導權，其背后有著全面而長遠的戰略考慮。
首先，美國積極應對全球互聯網信任危機。美國《戰略》，實質上是一份網絡空間安全國際戰略，因為僅從目錄來看就會發現，全文除了一小部分談的是網絡空間的發展問題，其余大部分談的都是網絡保護、網絡治理和網絡對抗。
其次，美國極力推崇互聯網自由。美國近年來的《四年一度防務評審》、《提交第44屆總統的保護網絡空間安全的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等多份政府文件中，均不斷強調網絡空間是與太空、海洋并列的第三大全球公地。新出臺的《戰略》同樣將網絡空間和其他兩個公地視為同等重要，并進一步指出美國要確保在網絡空間的戰略威懾力，推動相關國際規則的構建，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地的自由進入和調動。
再次，美國需要互聯網政策的頂層設計。克林頓政府、布什政府在信息安全、網絡安全方面都曾推出過戰略計劃，奧巴馬上任以來也曾過《網絡空間政策評估》等文件，但這些文件僅僅是圍繞技術提出了相關政策問題的解決思路。而新出臺的《戰略》則是美國政府針對全球互聯網推出的首份國際戰略與政策報告，重要程度遠遠超越了上述文件，其內容與目標已從美國自身的網絡空間范圍擴展到全球網絡空間。
應對美國《戰略》
盡管這份戰略中沒有點名任何國家，但文中仍然“保留”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一貫偏見，多處對中國“暗中”關照。此外，《戰略》中使用了“cyberspace”，而非傳統的“internet”，表明美國的該項政策不僅限于互聯網領域，還可能包括未來的物聯網、云計算網絡等新興網絡形態，也反應出美國將要在這些領域占據優勢地位,最大程度上謀求自身利益的真實目的。
國際合作是“主旋律”
會議設定了“經濟增長和發展”、“社會利益”、“安全及可靠接入”、“國際安全”及“網絡犯罪”五大議題，可以說是當前各國普遍面臨的共同挑戰，亦關系到網絡空間未來的發展。
合作源于共識。英國首相卡梅倫在開幕式講話中盛贊互聯網“改變了人類改變世界的方式”，是驅動經濟、社會和政治不斷發展的力量。從經濟層面看，據統計，寬帶普及率每提升10%，全球GDP將均增1.3%。為配合會議，麥肯錫公司新近發表評估互聯網對經濟增長和繁榮影響的報告，稱過去五年中，互聯網已占據世界最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1%。美國每年都會從互聯網經濟中獲益640億美元。瑞典是世界上GDP最依賴互聯網產業的國家，國家經濟的6.3%與互聯網息息相關。從社會層面看，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生活和交往的方式，更是使人們經歷了從信息封閉、被動獲取信息到隨心所欲制造和分享信息的轉變。尤其是社交網絡的普及，賦予普通人強大的宣傳、組織和動員的能力，讓他們真正成為社會變化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從政治層面看，網絡改變了政府決策、運轉、提供公共服務和接受監督的方式，促使政府走向透明及高效，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互動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對互聯網重要地位的共識，推動各國致力于“從網絡空間的增長中盡可能獲取更廣更深的益處”，更充分地享受技術進步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合作源于共同的關切。威脅似乎永遠領先于技術發展和保障措施，同時對信息社會的治理，多數國家無論在意識、技術手段還是政策層面上均未做好充足準備。尤其在今年，紐約股票交易所、韓國農協銀行、美國花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港交所等先后遭到黑客攻擊。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日本的三菱重工和IHI集團等軍工企業亦成網絡攻擊目標。全球網絡罪犯已建立起規模龐大的產業鏈和“地下經濟”。賽門鐵克公司報告稱，2011年全球因互聯網犯罪造成的損失高達1140億美元，超過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等走私的總額。“匿名”（Anonymous）、“盧爾茲安全”（LulzSec）等黑客組織不斷挑戰政府權威，先后對索尼等大公司、美國參議院和中情局、英國重大有組織犯罪局和馬來西亞政府網站等發起攻擊。國際社會 “迫切渴望”一個安全和可靠的網絡空間，而網絡的無國界和信息的跨境流動，迫使國家在打擊網絡犯罪、追捕黑客時只能選擇合作。11月初，美國聯邦調查局破獲了一個控制全球近400萬臺計算機的網絡犯罪團伙，在愛沙尼亞司法部門的協助下，成功抓捕了六名罪犯。
國際合作面臨五大挑戰
網絡空間的合作和國際準則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涉及各個國家的根本原則和核心利益，再大的共識也難掩越來越尖銳的分歧和爭端。當前各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五方面。
關于規則本身。世界似乎被分為三派。“繼承派”，主張沿用現有國際法和規則，如《聯合國》、《戰爭與武裝沖突法》以及2001年開始執行的歐盟《網絡犯罪公約》，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提升執法能力和水平，而不是修改法律本身。“另起爐灶派”，認為網絡空間太過特殊，原有規則無法適用，許多概念、理念均已過時。“改良派”，認同現有《聯合國》、國際法等的基本原則，但鑒于技術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建議對原有國際法律體系進行適度調整和完善。三派各持已見，互不相讓，但彼此妥協亦非不可能。
如何實現平衡。維護網絡空間安全和正常秩序需要采取一定的管控手段，但如何把握監管的力度和范圍，不因過度管理而危害技術創新，不因不當監管而傷及公民權力，不因放任自由而放棄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卻在考驗著各國政府的智慧。卡梅倫首相在會議中指出，“現在和未來的任務就是要實現平衡”。目前，“促進自由和開放是互聯網存在的最大價值”這一觀點十分流行，一些國家甚至主張互聯網自由是一項普世權利，但英國的騷亂、風靡全球的“占領運動”以及“暴力快閃”等危及社會事件的發生，讓不少民主國家感嘆互聯網的“雙刃劍”效應，開始反省和審視自由與安全的平衡。這種平衡實質上是要在固有的價值觀和現實中做出選擇。
政府的作用。美國副總統拜登及英國外交大臣黑格等反復強調，政府不能以網絡犯罪或網絡安全為由全面接管互聯網，政府不能獨立決定互聯網及數字網絡的未來。甚至有激進分子在會上叫囂“這不是政府的時代，是人民的時代”。這關系到是否承認網絡空間有，是否承認國家對境內所有信息行為及境外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信息行為有管轄權。事實上，西方國家對此十分矛盾。不要政府的網絡空間是不可能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如何把握管理的度，如何履行自己的基本職責和義務。
誰是“規則制定者”。聯合國多年前就出臺了一些涉及網絡安全、打擊網絡犯罪的文件，其下屬的國際電信聯盟（ITU）也打造了“全球信息峰會”（WSIS）、“全球互聯網治理論壇”（GIF）等多個國際平臺，推出了《突尼斯日程》等多份指導性文件，努力將其在現實世界的作用延伸到網絡空間。但國際社會并不滿足于此，許多國家都想在這場規則戰中搶得主動，如英國提出了網絡空間的“七大原則”、中俄等四國提出了《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俄亦提出了《保障國際信息安全》公約草案，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國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監督全球互聯網治理等。究竟需要一個什么平臺能把各國的主張、看法和建議進行歸納、評估和討論，最終融合成一個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國際規則，針對這一問題各國難以統一。
關于“網絡戰”。國際社會在許多基本概念上分歧眾多，如網絡攻擊、網絡犯罪與網絡戰的區別，網絡武器的界定，攻擊者的確定及還擊等。目前美、法、英、韓、日等國都組建了網絡司令部，而且都毫不諱言要提升網絡攻擊能力，美、澳和新西蘭最近更是首次將網絡戰寫入國家防務條約中。《紐約時報》披露，奧巴馬政府曾激烈爭論是否要發動網絡攻擊來干擾甚至摧毀卡扎菲政府的防御系統。黑格在接受《太陽報》的采訪時指出：“全球正陷入一場網絡空間軍備競賽。”人們對現有《戰爭與武裝沖突法》是否能延用于網絡空間亦沒有達成一致，甚至對網絡戰本身亦看法不一。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信息基礎設施落后、網絡普及率低等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爭奪“發言權”是實質
這些情況，充分說明了一個基本問題：由廣義的電信網（包括電信網、廣播電視網與互聯網）構成的網絡空間，已成為人類社會的“第二類生存空間”，網絡與信息安全問題更亟須妥善有效的應對，國家的管轄權必須要延伸到網絡空間，并確立安全可靠的國家網絡空間。
當前，中國通信、互聯網及銀行使用的大部分軟硬件產品，大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與此同時，互聯網的出現，促使網絡成為受眾超過任何媒體、影響力迅速增長的巨大新媒體。根據統計，中國網民已接近6億，其中手機網民4.64億，他們已成為與網絡互動的自媒體。但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以訛傳訛的謠言溫床，并因為流傳速度快，影響面廣，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此外，全球市場環境正發生重大變革，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正由出口外向型轉向更多依靠內需，為此，中國正在積極推動信息消費與兩化融合，以此拉動國內有效需求，推動產業結構和社會經濟轉型升級，這也需要更加安全、高效的信息通信網絡作為基礎支撐。
在這樣的形勢下，深化電信改革，打造一個高效可靠的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已經刻不容緩。一是加強政府對通信信息的管理體系是當務之急。
站在國家利益全局的高度，統籌國家優勢資源，設計和構建國家統一的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強化網絡空間的管控能力、網絡產業的推動能力、網絡國防的支撐能力和網絡文化的引導能力等四項能力，應該成為這個治理體系的四項最重要職能。目前，美國電信業是由對國會負責的獨立政府機構FCC（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管理。相比之下，中國通信信息的管理體系亟待充實。
二是必須實施網業分離，深化國有電信公司改革。
國家控股的電信公司是為各行各業提供基礎保障的具有公益特點的部門，應該通過網絡、網絡基礎平臺（包括應用基礎平臺）和電信基礎數據，向政府、企業與民眾提供安全可靠又廉價的基礎服務。但由于同時擔負了更多的大眾常規通信服務職能，所以電信公司一直不得不在基礎服務和市場盈利之間進行艱難平衡。這既增加了管理難度，也讓電信公司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著力推動網業分離，電信變身為像水、電、氣一樣的民生服務提供者，提供電信網絡支撐。其他競爭性或服務性的業務，則原則上支持由民企及國有中小企業開拓發展。
此外，基礎網絡建設應逐步國產化，以華為、中興等國內企業的硬件設備和國內軟件公司研發的國產軟件為主，以此為基礎打好網絡基礎設施的安全戰。同時加強網絡安全的研究與投資，并建立與之配套的扶持政策體系和市場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必須改變電信公司以完成銷售收入與利潤為中心的運營現狀，將電信的基礎服務保障作用及安全保障作用，作為企業考核的主要內容。
三是需要在深化電信改革的統一部署下，實現三網融合。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進步，傳統的電信網與廣播電視網將逐步融入新一代的互聯網，廣播電視系統不應另建一個專用互聯網。三網融合的困難是部門利益的分割之爭。只有對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才能實現在統一網絡基礎上的職責與業務的合理分工，完成三網融合的重大改革之舉。
四是必須在避免重復建設的原則基礎上，開展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建設。
以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投資為參考，若三大電信公司各建一個4G網，總計將投資近萬億人民幣。如果廣播電視系統從頭開始再建一個4G網，則要再增加數千億。對這樣大的投資，應花大力氣進行符合科學發展的總體可行性研究。
關鍵詞：數據權 數據 網絡空間 大數據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3）01-0053-58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和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的信息化進程開始從“信息時代”步入“大數據時代”。信息化產物——數據——成為了一種新的資源。各國在促進社會穩定發展、經濟貿易增長、產業創新升級等各方面對數據資源的依賴越來越大，對數據資源的占有和利用已經成為決定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各國的數據資源競爭引發了對國家數據的保護，而以美英為首的西方政府積極推動“數據民主”運動，不僅喚醒了公民的數據權意識，也將西方民主模式植入到了網絡空間。
本文將以大數據現象為時代背景，來研究數據權的起源和發展，辨析數據權的概念，探討數據權對網絡空間治理的影響。
一、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1 大數據現象引起全球關注
大數據（big data）一詞來源于國外，2001年就出現在《電腦人工智能》期刊的文章標題中。從字面上看，大數據即為很大的數據之意，即該詞揭示了數據具有海量的特征。在2011年上半年，以國際數據公司（IDC）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為主導的多個美國咨詢公司了兩個關于大數據的前瞻性研究報告。其中，由美國易安信公司（EMC）贊助的題為《從混亂中挖掘價值》的IDC“數字宇宙”研究結果表明，2011年的信息創造和復制總量超過了1.8ZB，在短短5年內增長了9倍，并且預測到2020年全球將達到令人恐怖的35ZB的數據量。而MGI的報告《大數據：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個新領域》認為，如今的數據時時刻刻都在源源不斷地滲入全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數據正日益成為與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源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
隨后，IBM、微軟、甲骨文等全球知名IT企業紛紛跟進，擴展了大數據一詞的內涵，使之不僅包括了海量（Volume）的特征，還賦予了快速（Velocity）、多樣（Variety）和價值（Value）等特點。美國企業的這一系列行動，使得大數據逐漸從傳統的海量數據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信息產業新的關注熱點。在產業界以外，還有如《紐約時報》、《科學》、《經濟學人》和《哈佛商業評論》等世界頂級報刊也了多篇關于大數據的評論。在國內，有關大數據的媒體報道出現于2011年，各大門戶網站接連探討了大數據的概念和技術方案，并且相關大數據著作也陸續出版。總之，這些企業和媒體已顯示出了對大數據的密切關注。
2 數據的價值正日益顯現
數據中存在的價值早已被人們發現。在1958年，IBM公司就提出了基于數據分析挖掘的商業智能概念，將企業中的數據轉化為知識，幫助企業做出有效的決策。但這種企業級、小規模數據挖掘產生的效益并不足以讓人們認識到數據的巨大潛能。而如今，各類社會、經濟活動產生的，以及由鍵盤、傳感器、攝像頭等采集的數據呈現出指數式增長態勢，不僅導致了對大數據存儲和分析的巨大市場需求，也帶動了數據密集產業的發展。據MGI測算，美國醫療行業的大數據每年可以創造3000億美元的價值——比西班牙每年醫療投入的兩倍還多；歐洲公共管理部門的大數據每年則有相當于2500億歐元的價值——比希臘的GDP還高……。另外，甲骨文公司更進一步明確了大數據的價值并非大數據本身所具有。恰恰相反，原始的大數據往往具有價值密度低的特點。大數據需要經過處理，將數據轉換到可用的形式或派生出可用部分，再對其進行分析，才能創造出價值。
大數據創造的價值已滲透到各個領域。在商業界，谷歌、亞馬遜等跨國企業掌握了大量的全球個人用戶數據，以此推出多種服務，擴大收益。在科學界，微軟的科學家們系統介紹了科學研究“第四范式”（paradigm，前三范式分別為理論、實驗和計算）——利用大數據分析去發現未知規則，例如采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對包括約30萬名患者的數萬個數據點進行分析挖掘研究，以準確預測一名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在出院后的30天內是否會再次入院。在公共管理方面，美國紐約市政府收集了市民求助熱線311電話的信息，通過對這些信息的數據分析來發現問題，并據此采取措施管理城市。
3 美國政府出臺相關政策
當大數據成為新興熱點之時，奧巴馬政府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宣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該份文件提出政府將攜手六個重要部門，承諾投入2億美元資金，共同推進整個美國從大量的、復雜的數據集合中獲取知識和洞見的能力，并借助這些能力，實現在科學發現、環境保護、生物醫藥研究、教育，以及國家安全等多個領域的突破。這是全球第一個與大數據相關的國家政策，標志著大數據戰略已經從企業上升到了國家層面。
由此可見，大數據是支撐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誰能夠占有大數據，誰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大數據中的價值，牢牢掌握大數據開發利用的主動權。我們國家有著十多億的人口數量和應用市場，復雜性高、充滿變化，如此龐大的用戶群體使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數據儲量最豐富的國家。解決這種由大規模數據引起的問題，探索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是我國未來創新驅動、產業升級和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們必須認清大數據時代的形勢，從而在競爭中爭得話語權和主動權。
二、數據權的起源和發展
1 大數據的挑戰
信息技術是管理和利用信息所采用的各種技術的總稱。信息技術在經歷了計算機時代和互聯網時代之后，已逐步向大數據時代過渡。過去，信息技術的發展造成了信息鴻溝和信息過載。而現在，技術發展所形成的大數據在給人們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尤其是在物聯網和云計算技術成熟的條件下，大數據可以隨時隨地采集，可以跨地區、跨國界存儲，可以毫無阻礙地在網路空間中傳播。而且，伴隨各種類型數據的整合，各行業數據的融合，以及政府、企業、個人數據的共享，無處不在的數據使得數據管理異常艱難。再者，數據一旦被競爭對手掌握，很有可能使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損害。因而，各種利益集團就產生了數據權紛爭，將數據權問題推進到人們的視野。
2 數據資源國際競爭中的數據權
當前，數據權紛爭的核心是對數據資源占有和利用權利的保護。在傳統貿易領域，國際問實體貨物的流動和資金的流動都要受到國家監管，由國際公約進行協調。而在網絡空間中，國家邊界依舊存在，對數據的保護和利用亦是涉及國家和利益的一項重要內容。
近年來，隨著云計算產業的蓬勃發展，跨國數據中心紛紛建立，國家間的數據權問題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美國在“9·11”事件之后出臺了《愛國者法案》，該法案擴張了美國執法機關的權限，使得其有權搜索電話、電子郵件、醫療、財務和其他各種記錄。美國政府利用該法案先后要求微軟和谷歌將歐洲數據中心的數據交給美國情報機構。歐洲議會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要求美國當局做出解釋。此后，歐洲對微軟、谷歌等美國公司采取了更為嚴格的審查。另外，加拿大衛生部也出臺了禁止本國電子病歷數據在美國境內處理的法令，該法令就是針對數據資源國際競爭中的一項保護本國利益的措施。
國內有報道指出，美國政府今年3月公布的“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推動大數據高效開發利用展開相關研究和建設，增強其先期開發別國數據資源的能力，必須引起我們的警惕。國家在云計算和大數據的挑戰下，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對數據進行保護，這就要求國家積極為數據安全研究相應的對策。除了上述歐洲和加拿大的保護行動外，有的國家還采取了更為嚴格的數據保護政策，例如法國就決定將相關云計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交給真正的法國企業去做。但在另一方面，數據需要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就像商品和勞務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貿易一樣，這樣的自由流動能夠使大數據所產生的效益最大化。因此，單純的限制數據流動以保護數據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精神。
3 “數據民主”下的數據權
自2010年4月起，曾在廣東省公共部門和信息領域工作、現居美國匹茲堡的學者涂子沛在《南方都市報》上刊發了多篇文章，介紹了國外政府信息公開的最新動向。內容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多個國家陸續建立了政府數據門戶網站，把從前政府專有的公共數據推上了互聯網，掀起了“數據民主化”浪潮。隨后，英國首相卡梅倫認可了這場“數據民主”運動，并正式提出“數據權”（Right to Data）的概念，指出這是信息社會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承諾要繼續在全社會推向深入。更進一步，除了政府公開數據外，英國也鼓勵商業數據的公開，提出了名為“我的數據”的計劃。在英國商業部的主導下，巴克萊信用卡、匯豐銀行、家悅采購零售公司、谷歌等十多家不同行業的巨頭已經加入了“我的數據”行動，對客戶開放與其相關的數據。第三方可以就這些數據設計出專業的算法，為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數據民主”下的數據權是民主社會公民權利在網絡空間中的延伸。大數據時代的公共數據采集自公民，而提倡“數據民主”則是將公民的義務與權利對等起來，把這些取之于民的數據重新用之于民。例如，最近有一則新聞報道了一位13歲以色列少年利用政府公開的導彈防御預警信息，開發了一款免費手機應用，當加沙地帶向以色列南部發射導彈的時候將會給手機發送警報。由此可見，在保障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對數據進行公開，就必然會有人會利用這些數據去創造價值，實現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但是，在效益背后我們也要認識到英美等國大力倡導的“數據民主”可能存在的兩層含義：在第一層面，推進民眾的數據權意識，是符合信息化特別是大數據本身發展規律要求的，有其合理性；而在第二層面，“數據民主”運動亦是西方發達國家將民主模式植入網絡空間的行為，究其意圖很有可能要在網絡空間推廣西方的價值觀，達到其加強主導和控制網絡空間的目的，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數據權概念的辨析
1 從網絡到數據
在互聯網時代，傳統的國家觀念受到了新的沖擊，國家的范圍從領土、領海、領空、太空拓展到了人造的網絡空間。這一由各種主機、路由器、網路線路、終端、軟件系統所構成的“第五空間”，對一個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由此誕生的網絡是在網絡環境下的國家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內容就是國家在網絡空間行使管轄權。在2012年10月4日的網絡問題布達佩斯國際會議上，中國外交部條法司司長黃惠康提出了我國在網絡空間中的“網絡”原則，即要根據本國的網絡發展水平、歷史傳統、文化語言和風俗習慣等，在充分考慮本國廣大民眾意愿和適當借鑒國際通行做法的基礎上，制定本國的網絡公共政策和法律，并依法管理互聯網。這一網絡空間首要原則標志著我國網絡意識的提升。現階段，網絡主要體現在國家對網絡信息技術的監管上，包括網絡物理設施運行安全的保障，以及采用技術手段對網絡信息安全進行維護。
在大數據時代，網絡意識不僅是要保障對信息技術的掌控，還要對網絡中的數據取得占有和管轄的權利。早在本世紀初，就有學者提出信息的概念，認為信息是國家在信息活動中的體現，國家對于政權管轄地域內任何信息的制造、傳播和交易活動，以及相關的組織和制度擁有最高權力。該含義與數據大致相同。但是在大數據背景下，數據的概念已不同于信息，數據是信息的原生態，數據中數據所涵蓋的范圍要遠遠超出信息的范疇。因而，當下迫切需要將數據意識提高到與網絡意識同等的高度，要重視在數據資源國際競爭中對數據的適當保護，同時也要重視“數據民主”的數據權問題。
2 數據與數據權之間的關系
從實施主體來看，數據權包括數據和數據權利兩方面。數據的主體是國家，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對本國數據進行管理和利用的權力。數據權利的主體是公民，是相對應公民數據采集義務而形成的對數據利用的權力，這種對數據的利用又是建立在數據之下的。只有在數據法定框架下，公民才可自由行使數據權利。
從實施方式來看，數據權又包括數據所有權和數據管轄權兩方面。數據所有權是國家對于本國數據排他性占有的權利。數據管轄權是國家對其本國數據享有的管理和利用的權利。可見，數據權又與國家領土等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3 數據權的特征
雖然數據和數據權的提法已經多次出現在國內外報道中，但是卻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確切的定義。一般情況下，數據是指網絡空間中的國家，此類說法已被部分歐美發達國家所認同。數據權則多指一項公民權利，這一概念出自英國首相卡梅倫。而在兩者之間，數據權又具有包含數據和數據權利的關系。因此，從數據和數據權利的特點出發，可以總結出數據權的兩個基本特征。
一是數據權具有獨立性，即一個獨立國家可以完全自主地對本國數據行駛占有和管轄的權利，并且能夠排除任何外來的干涉。這一特征也是國家的獨立性在網絡空間中的體現。數據權的獨立性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
二是數據權具有開放性，即公民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要求涉及自身利益數據公開并能夠被利用的權利。這也是公民權利在網絡空間中的體現。公民對公開數據的利用，不僅可以創造出大數據應用新的商業模式和就業機會，也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
四、數據權對網絡空間治理的影響
1 新數據安全觀
數據安全是網絡空間治理的首要問題。一方面，為了維護數據需要采取“嚴防死守”式的安全策略；另一方面又要應對大數據趨勢下的數據公開，將互聯網上的信息與政府掌握的、企業運行中產生的、各種個人應用設備采集的數據結合起來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數據權就對傳統信息安全保護的觀點形成了挑戰。因此，我們在網絡空間治理中需要一種新的安全觀，這種新安全觀能夠在對數據利用的同時找到保護和開放的平衡點，限制任何對數據過度的排他占有和無限制開放，以保護國家、個人的安全和利益。
新數據安全觀的具體表現就是建立相應的數據權保護法律制度。在全球化網絡空間中，數據的復制和傳輸變得十分方便。有時在不需要人工操作的情況下，系統自動就能將大量的數據從一個數據庫迅速地移動到另一數據庫中，甚至這種移動是跨地域、跨國界的。在數據的流動當中，便存在了這樣一種情況：在A國采集的數據存儲在B國的數據中心并被C國的用戶使用。如果其中出現了糾紛，數據權該如何維護？該依據哪個國家的法律呢？而事實是，國際上并沒有對跨國數據流動規則制定相應的協定，而各國的數據權保護法律又不盡相同，這就導致類似的糾紛往往無從妥善解決。
要實現網絡空間的數據權維護以及對大數據的有效利用，就必須調整和建立一些與數據存儲、流動和利用相關的法律。同制定傳統法律相比，這些法律需要與國際上進行統一協調。其核心是要用全球化的視野來對待網絡空間中的數據權，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大數據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價值。
2 數據隱私權和知情權
數據權意識的萌芽為網絡空間的治理又提出一個新命題，就是對數據隱私權的保護。傳統意義上的隱私包括三種類型：一是物理隱私，指保護個人空間不受干擾，包括財產、身體和行為不被窺探和侵犯。許多國家都有隱私法防止對生活財產的非法搜查和充公。二是信息隱私，指個人信息以數字或其他形式被收集、存儲和共享的合理使用。許多國家也有金融、醫療和網絡信息隱私的相關法律。三是組織隱私，指政府機構、組織和企業希望能夠使各項活動和秘密不被泄露。例如，企業可能需要保護商業秘密，政府可能選擇不公開安全政策以防止恐怖襲擊。然而，大數據使得這些隱私都有可能被暴露在網絡空間中。例如，個人的行蹤不僅可以被大街上的各種監控設備記錄下來，也可能在使用手機時被定位系統收集起來。這些數據若為不法分子所利用，極有可能對個人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造成損害。而政府和企業的信息化也會使得部分敏感數據在網絡空間中流動，使國家數據受到威脅，甚至給國家安全帶來極高風險。
同樣，數據權意識也催生了公民對政府數據知悉、獲取和利用的強烈要求。這種權利亦被稱作知情權。大數據推動了數據開放的進程，而國外的“數據民主”實踐也證明了政府公開數據帶來的好處。但是，數據的開放是公民的知情權與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條件相博弈的過程。在我國，網絡空間的治理往往會過多地強調保護與限制，忽視公民對數據知情權的要求，給有效治理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困難。
3 網絡空間的全民治理
數據權的合理運用，也會改變網絡空間治理的方式。過去的網絡空間治理一般由政府主導，由政府制定政策進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企業和個人參與度較少。而在大數據時代，單純依靠政府管理和保護數據的做法會使政府在面對大規模而復雜的數據時應接不暇、不堪重負。另外，數據權的提出也使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角色發生轉變。政府的職能將逐漸收縮到維護國家數據的范圍，而將數據知悉和利用的權利返還給企業和個人，讓全民都來管理和利用這些數據，使普通民眾也能站到網絡空間治理的最前線。
[關鍵詞]尋釁滋事罪；信息網絡空間；公共場所
尋釁滋事罪是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一個“口袋罪”，是由1979年刑法中流氓罪分離出的罪名。因刑法關于尋釁滋事罪的規定較為模糊，導致其極易擴大適用，因此尋釁滋事罪的法律規定方式飽受詬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第二款①，將尋釁滋事罪納入網絡謠言的刑法治理，形成了網絡型尋釁滋事罪，在準立法層面確立了信息網絡空間的“公共場所”性質。由此引發了不同聲音，我們有必要從對信息網絡空間是否屬于“公共場所”進行認真研究分析。
一、“公共場所”的法律界定與特征
（一）立法對“公共場所”的界定“公共空間”從詞義上可分為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及室內空間。廣義是指公共空間不僅僅只是個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進入空間的人們，以及展現在空間之上的廣泛參與、交流與互動。”②從立法中對“公共場所”的界定來看，多是采用概括列舉式的立法語言。例如，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將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規定為主要的公共場所。③在刑事立法中，也通過列舉的方式對“公共場所”的范圍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在刑法分則的諸多表述中，“公共場所”多次出現，如刑法236條的罪，結果加重情形之一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婦女的”；刑法中所言的“公共場所”都為現實的空間，并主要通過列舉的方式詳細闡明“公共場所”所包含的范圍。④刑法立法及司法解釋對“公共場所”主要以列舉的方式予以明確。（二）“公共場所”的主要特征通過立法語言中對“公共場所”的表述，并結合社會大眾對該概念的一般理解，“公共場所”的特征歸納如下：1、“公共場所”必須具有公共性。應當說，公共性是公共場所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衡量公共場所的基本標尺。所謂公共性就是該場所必須能夠承擔公共社會活動的職能，便于社會民眾在該場所中進行社會活動。2、“公共場所”必須具有開放性。所謂開放性就是向社會民眾開放，并不是封閉的空間而僅對特定人員開放。3、“公共場所”必須具有人員的不特定性。人員的不特定性體現在“公共場所”不應對人員的流動進出進行嚴苛的限制條件。
二、信息網絡空間的屬性分析
在明確了“公共場所”的特征之后，有必要對信息網絡空間的屬性進行深入分析，以此比較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當的共性。學者們對信息網絡空間的本質屬性的認識逐漸趨同。（一）信息網絡空間具有公共屬性隨著網絡的普及以及智能電子設備的風靡，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在以前只有通過公共場所這一公共渠道實施的行為，在如今的網絡環境下完全可以通過網絡實現。網絡空間作為虛擬空間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傳統的“公共空間”，成為新的公共平臺。（二）信息網絡空間具有開放屬性信息網絡空間的參與限制程度較低，對參與者幾乎沒有設置任何的門檻。絕大部分的社會公民都可通過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進入信息網絡空間獲取或者信息。（三）信息網絡空間具有傳播屬性當前的網絡早已擺脫了傳統媒介在傳播領域的束縛，信息網絡作為新媒介已經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傳播職能，并且傳播范圍更廣，傳播速度更快。（四）信息網絡空間具有場所屬性網絡空間雖然是虛擬空間，并不具有有形的物理屬性，但是通過相關設備連接網絡之后，人們可以通過網絡購物、交流、學習等等。
三、信息網絡空間理應屬于“公共場所”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建設網絡強國，要有自己的技術，有過硬的技術；要有豐富全面的信息服務，繁榮發展的網絡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礎設施，形成實力雄厚的信息經濟；要有高素質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隊伍；要積極開展雙邊、多邊的互聯網國際交流合作。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要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步推進，向著網絡基礎設施基本普及、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信息經濟全面發展、網絡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標不斷前進。”
――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發表重要講話
網絡安全事關國家安全
“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對一個國家很多領域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要認清我們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充分認識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必須統一謀劃、統一部署、統一推進、統一實施。做好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處理好安全和發展的關系，做到協調一致、齊頭并進，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發表重要講話
建設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當今世界，互聯網發展對國家、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必須認真應對。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個國家在信息領域的權益都不應受到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信息。在信息領域沒有雙重標準，各國都有權維護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的絕對安全。國際社會要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2014年7月16日，在巴西國會發表《弘揚傳統友好 共譜合作新篇》的演講
互聯網“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
“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維護者。中國是黑客攻擊的受害國。中國政府不會以任何形式參與、鼓勵或支持企業從事竊取商業秘密行為。不論是網絡商業竊密，還是對政府網絡發起黑客攻擊，都是違法犯罪行為，都應該根據法律和相關國際公約予以打擊。中美雙方在網絡安全上有共同關切，我們愿同美方加強合作。”
“互聯網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力推動著社會發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性。但是，這塊‘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同樣要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利益。”
――2015年9月22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面采訪
打造中美合作新亮點
“一個安全、穩定、繁榮的網絡空間，對一國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越來越具有重大意義。如何治理互聯網、用好互聯網是各國都關注、研究、投入的大問題。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中國倡導建設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主張各國制定符合自身國情的互聯網公共政策。中美都是網絡大國，雙方擁有重要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雙方理應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就網絡問題開展建設性對話，打造中美合作的亮點，讓網絡空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2015年9月23日，在西雅圖微軟公司總部會見出席中美互聯網論壇雙方主要代表
對抗摩擦不是正確選項
關鍵詞：網絡空間治理；社交媒體；網絡政治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1-0013-03
互聯網以其無可比擬的優勢在世界上得到了快速的推廣和運用，并在運用中不斷地進行技術革新，以適應新的需求。在這一過程中，互聯網的優勢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一些變化。隨著網絡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網絡背景下的社會治理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相對于早期網絡偏重于單向和傳播，社交媒體則更偏重于網絡政治的雙向溝通和共同創造，它在帶來新的思想和觀念的同時，社會治理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必須進行系統的研究。
一、網絡媒體時代的主要內涵和特征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時代特征也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隨著六度分隔、長尾分布等理論的廣泛運用，網絡社會進入了以社交媒體等應用為主的一種新的互聯網發展階段理念。這個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發展具有以下鮮明特征。
1.開放性的社會結構
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式的架構，由于社交媒體的運用，使得網絡社會開放性的優勢更加明顯。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杰夫?賈維斯教授認為，“互聯網是我們這個世界中的一個新的層次，也許是一個新的社會，或者是通向不同于現在的更加公開化的未來的路徑。”“在全世界范圍內，我們的生活正不斷地趨向于公開化……由于社會向更加公開化的方向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
2.共享性的服務方式
在網絡時代，網絡的數字化是一項重要的技術發展。在數字化的基礎上實現了信息的共享性，使信息用戶從被動接受技術信息轉換為有意識、有目的地創造信息，提高了信息共享的水平，并且開辟了一種新“時空”。“共享不僅是一種接入互聯網的潮流，一些很酷的服務程序，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閃光的政治辭令，年輕的幻想。共享更是社和經濟重組的核心……共享是劃時代變化的標志。它具有重要的裂變性。共享對那些把權力用于控制信息和受眾的機構構成了威脅”[1]。
3.互動式的網絡管理
現在的網絡社交媒體更注重用戶的交互作用，用戶既是網絡信息的瀏覽者，同時也是制造者。互動是新媒體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網絡情境下，個體之間的互動就是符號的互動，新媒體比傳統媒體所傳遞的符號形式更加多樣化，內容更加多元和立體”[2]。在網絡時代，各種社交媒體和新媒體的運用，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定政策和科學決策提供多個可以選擇的方案；另一方面。也給政府決策帶來一定的壓力[3]。
4.協作化的共創模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寫道：“許多人在同一勞動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3]。在網絡時代，協作成為依靠團隊共同的力量，跨地區跨時空來共同完成某一件任務。著名協作平臺有：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等。共同興趣愛好的一群人可以跨時空聚集在一起創作、交流、互動，每一個人在創作的過程中，都有權利編輯、修改內容，從而共同完成某一文章或項目的創作。協作精神也可以用于政府管理，負責美國奧巴馬總統的“政府公開計劃”的貝絲?諾維克女士認為“協作是雙方面的，政府并不是資料的唯一來源。外來者也可以為政府提供數據，以幫助政府更好地運作。[1]”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伊始即簽署了《透明與開放的政府備忘錄“協作”原則》。協作是其三原則之一：協作將讓更多的公民參與到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來。
二、網絡空間治理的新問題
在進入互聯網新的發展階段后，信息傳播多樣性、信源的多元化、分散化，使得人們對信息有了更多的選擇。人際交往虛擬化，社會組織虛擬化、扁平化等，使得公民參與和政府治理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
1.信息傳播的新變化
在社交媒體時代，網絡輿論又出現了謠言迅速擴散等負面效應，出現盲目參與、無序參與和非理性參與的情況。網民往往對政府的聲音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從而容易引發，對社會的安定有序產生負面重要，社會治理的難度大大增加。社交媒體，如微信傳播具有隱蔽性強、傳播性快等特點，給現代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交媒體傳播對社會穩定帶來了新的沖擊。一些信息強國充分利用互聯網的開放性、廉價性和影響的廣泛性，跨越國界大范圍地傳播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態，同時貶低和動搖其他國家人民的信念和社會政治制度，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保持本國的政治獨立、人民的政治信仰和文化的獨立性方面面臨嚴峻的挑戰。隨著媒體不再那么大眾化，而變得更加個人化，“個性化政治可以標志著政治家們競選和管理方式的范式改變”[4]。數字數據可以導致更廣泛的政治協調，也給社會動員和社會變革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2.人際交往的新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網絡社交媒體時代是一個關系為王的時代。在網絡社交媒體時代，從人與內容的關系到人與人的關系成為新的網絡時代的核心指向。網絡從“內容為王”進入“關系為王”的時代[5]。這不僅僅是一種表達的改變，更是一種價值觀的轉變，世界上任何技術的進步都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網絡的發展更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網上的接觸補充并增加了人際溝通關系。現實生活中，經常有這樣的矛盾現象，家庭或朋友聚會，面對面的交流少了，卻用手機和遠方的朋友互動不停。一方面是一個孤獨的個體，縮在電腦或者手機屏幕前，逃避所有的人際互動，另一方面是一個地球村，一個無邊界的世界，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的朋友，瞬間可以即時跨越時空來交流。
網絡社交媒體時代的人際關系的建立和維護變得更輕松。在網絡時代，“個人、集體和組織越來越多地直接聯系起來，甚至跨越很遠的距離聯系在一起”[6]。社交媒體強調用戶參與，并且以人為中心，人就必然會產生社會性的需求。社交媒體正好滿足了用戶的這一需求，將“六度空間”理論應用于信息傳播，并通過“社會性軟件”的方式實現。社交媒體的應用成為個體能量放大為社會能量的轉換器。網絡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點提供了公眾的參與感。社交媒體強調用戶參與，并且以人為中心，人就必然會產生社會性的需求。他們渴望表現自身價值，得到社會認同，但是也有相信陌生人的弱點。一些活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往往利用這一特點，“幾十個抗議者就能發起并推動一場上萬人參與的抗議互動”，從而引起“政治動亂”[4]。
3.對網絡社會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社交媒體時代自組織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互聯網的自組織特性已經得到了若干研究人員的證實，互聯網用戶已處在一個覺醒的、連接的、實時的、自組織的網絡之中，口碑、溝通、對話、分享、交流的效果越來越強，這些特性將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特性發揮到極致，用戶充分體驗了即時溝通、實時共享的傳播樂趣”。社交媒體是一個開放的復雜適應系統，用戶廣泛參與，制造和傳播信息，形成了自發的、無中心的平臺組織，對網絡社會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社會組織是一個相對平坦和水平的分層社會結構。社交媒體時代的社會組織的基礎具有科學性、理性和自反性。他們按照個體、雙人、三人、群體、組織和組織間的層次建構他們自己的理論。社交媒體時代的社會組織呈現多種形式，有平臺型的，也有網格型的，有直線聯系，也有鉸鏈式聯系，從而影響并改變著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網絡社會的信息和傳播的碎片化特點明顯，網絡社會組織也會是一種碎片式的、臨時性的。網絡的分層矛盾會更加突出，網絡社會可能會呈現更加不平等的趨勢。掌握信息權和技術精英將會獲得更多的關注，普通大眾可能被排除在外，這和早幾年對網絡發展對社會發展的預測有一些變化。
網絡組織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類型。由于信息傳播的碎片化產生的碎片式、臨時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在現實社會結構和虛擬社會結構之間容易產生新的矛盾和偏差，從而也容易產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社交媒體廣泛使用容易帶來政治動蕩。其中數字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抗議者傳播觀點，甚至幫助他們形成組織，像臉譜這樣的社交媒體在轉型組織群體和非正式網絡、建立外部聯結、形成現代型和社區性、吸引全球關注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社交媒w曾經被西方國家用來推動發生于在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最終導致中東和北非四個國家政府被，也導致十幾個國家發生抗議活動，有些國家的政權被，社會動蕩延續至今。需要關注的是，社會組織虛擬化容易引起社會失控。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可以利用社交媒體形成虛擬組織。一些社會活動者也會有目的地利用網絡公開性的特點，在網上招募組織成員。從而對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的挑戰和威脅。
三、網絡空間治理范式創新
新型的社會治理范式應該包括社會治理制度、體制、機制這三個主要維度，三者形成一個整體，形成網絡時代社會治理的“三維一體多元共治”新范式。該治理路徑的主體包括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各種市場主體（包括消費者和代表整體利益的行業組織等）、社會組織（公益性和互益性、網上和網下）、公民和公民各種形式的自組織等四個方面。
1.完善地方政府的約束機制
網絡時代要堅持“依法治網，嚴格遵守即將出臺的《網絡安全法》。為了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必須建立各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發掘普通民眾有效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創造有效治理新機制、在控制制衡體系最壞影響的同時，避免權力的過度集中、提高單一民族國家合作的能力。要重塑政府的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的終極理想。我們要加快各個環節的立法建設，對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完善法制，在不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法律禁止之處，完善法制的柔性落實。政府采用大數據、云計算、智慧政務等手段，以大量的社會、經濟、法制信息的高效計算和統計分析來指導政府治理的具體方向，提高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智能化服務能力，進一步加強政府治理與百姓意愿的融合，實現政府治理的親民化和智慧化。
2.構建政府媒體企業的平衡機制
網絡企業也面臨著多種競爭和經營壓力，但是千萬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丟了媒體的良心。對于一些敏感話題應該在親自核實的原則下予以刊登。社交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必須得到有效發揮。“移動社交網絡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便捷了人們的生活，方便了溝通交流，但缺乏規范也給社會與個人帶來了危害”[7]。為了加強社會治理，必須建立動態平衡的治理機制。如果我們將這里的社會精英視為政府，就得出了一個社會治理中的互動模式。努力實現政府、網絡媒體、網民在各種社會治理問題上的動態平衡。社交媒體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努力形成融會貫通的治理情景，應該鼓勵各種利益相關者多能平等參與其中，包括政府、社會組織、企業、以及民眾個人，從而使社會治理行動者的多元理性能夠交往、融合，而網絡企業無疑從中發揮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
3.優化社會組織的協調與融合
為了加強社會治理，必須促進多元理性的交往與融合。在社交媒體時代，跨系統的合作與交往十分普遍，不同系統間的密切協作和配合使用促進了社會組織的協調發展，網絡推動產生了許多小型的多元社群，在這種治理模式中，人們設想將具有更多表達自己觀點的責任、并能夠更容易接觸到政治系統中的民意代表。社交媒體時代，社會組織利用新媒體，可以加強政府、公民和網絡管理部門協同合作，形成合力。培養社會共同體意識是網絡時代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應逐步把一些傳統意義的社會治理職能通過多種形式轉移給社會組織承擔。尤其是在社會服務領域和福利領域，可以由貼近居民、自發組織的非營利組織來承擔，可以提高辦事效率、方便解決問題，取得民眾滿意，而且還可以培養社會共同體意識、增強社會的凝聚力。為了加強社會治理，必須通過“互聯網+”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通過互聯網公開網民關注的信息、回應網民關切，爭取民眾的信任，擴大社會組織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為社會治理積累正能量，在應對災害、事故等突發性事件中發揮更大的活力。
4.強化網民的參與意識
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積極構建民眾的參與機制。根據國內外實踐研究表明，社交媒體既可以在各種重大事件中傳遞正能量，也可能會傳遞不和諧的聲音。在社交媒體時代，公民參與型社會逐步形成。使得參與渠道更加多元化，參與的主動性也進一步增強。為了加強社會治理，必須增強民眾的文化自覺和自信。社交媒體時代，民眾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和競爭意識不斷增長。幾乎所有成功的社交媒體應用，都可以吸引大量的陌生人進行執法協作，這不僅可以改善信息世界的治理秩序，也可以進一步優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社交媒體的健康發展需要民眾的文化自覺和自信，只有這樣，才能發揮社交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正能量作用。依法依規上網，文明理性發言，不造謠傳謠、不攻擊謾罵他人，同享權利，共擔義務，一起建設文明理性網絡社會，傳遞網絡正能量，做一個符合文明社會規范的“中國好網民”。
總之，網絡空間治理任重道遠。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發揮道德教化引導作用。”網絡空間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鷴裕對我國的網絡政治和社會治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開拓了新視野。國家、企業和民眾都應該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應用互聯網的發展和使用過程中的原則、標準、規范、決策步驟和共同規劃。政府起到重要的主導作用，媒體企業應恪守道德底線，把握職業操守，社會組織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民眾應自律與自覺，懂法、守法，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治和善治。在“互聯網+”的精神引導下，真正形成以“互聯網+人”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和服務形態，促進網絡空間治理新范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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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安全中，意識形態安全是第一位的。沒有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就沒有國家政治制度安全。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網絡自由”之名，大肆輸出意識形態，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詆毀、攻擊我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形成極大沖擊。應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挑戰，必須堅持我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打造網絡強國。
一、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張的“網絡自由”是侵犯別國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
“網絡自由”的本質是網絡霸權主義。關于網絡空間的適應性問題，一直存在爭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擁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望塵莫及的先進科學技術，主張“先占者”，即“網絡自由”。由于信息技術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網絡自由只能是西方國家的自由，而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當然，西方國家并不是不承認網絡的存在，只是在網絡問題上執行雙重標準，在關乎自身利益的時候，就宣示神圣不可侵犯，屢次借各種理由對中國等進行指責和提出維權要求；而在無關自身權益的時候，就高調地拋出 “網絡自由”論調，宣稱網絡空間沒有邊界，不受限制。這種雙重標準就使其網絡霸權主義的實質暴露無遺。自從2013年美國情報部門雇員斯諾登出走爆料以來，美國利用網絡技術侵犯他國的行徑就不再是秘密，美國國務院對此事件也并不避諱，而且還極力辯護，并借機對其他國家進行指責。特別是2015年上半年以來，美國持續熱炒所謂“中國黑客對美發動網絡攻擊”，將矛頭直指中國。美國國防部長也曾明確表示，“網絡攻擊已成為美國遏制某些敵國的重要手段”。可見，美國這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叫囂最大聲的國家，其實卻是對世界各國進行間諜活動最猖狂、對別國網絡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網絡自由”只是其在網絡空間推行霸權主義的幌子。
主張“網絡自由”的目的在于借助網絡推行意識形態戰略。互聯網時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其意識形態戰略的重點放在網絡空間，借助網絡向其他國家大肆推行其價值觀。為達成這一目的，西方國家就必然要極力維護其在網絡空間的主導地位和話語權，于是就拋出了“網絡自由”主張。“網絡自由”說到底就是西方國家為實施意識形態輸出戰略排除障礙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決不是促進各國網絡自由平等發展，而是為西方意識形態戰略在網絡空間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據。
二、網絡的國際公認性使得“網絡自由”無以立足、不攻自破
網絡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客觀事實。首先，網絡的存在具有客觀邏輯。信息時代，網絡空間雖然是虛擬的，但卻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已發展出了包括網絡經濟領域、網絡政治領域、網絡文化領域以及網絡社交領域等完整的網絡生態體系，各國都在加緊建設網絡服務系統和網絡基礎設施。網絡空間的客觀存在就決定了網絡的存在具有客觀必然性。其次，網絡的存在具有現實的物質支撐。任何一個空間，只要存在價值和利益，就必然會引起紛爭，而有紛爭則就意味著存在所屬權的問題。在網絡化的今天，各國的利益訴求越來越集中于網絡空間，導致網絡空間硝煙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甚至開始策劃“互聯網大戰”。因此，網絡空間必然存在網絡疆界，有疆域自然也就必然有國防，網絡邊疆和網絡國防就是網絡存在的物質支撐。事實上，世界各國都在積極行使網絡，網絡的客觀存在已成為國際共識。再次，網絡的存在具有法理上的依據。早在2003年，由聯合國提議召開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就對“制定與互聯網相關的公共政策屬于一國范圍”有了明確說法。尤其是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提出“尊重網絡，不搞網絡霸權”的主張，更是得到與會各國的一致認同。所以，網絡不僅在現實中真實存在，而且還具有明確的法理依據，是各國發展網絡必須遵守的原則之一。
“網絡自由”缺乏理論支撐和事實依據。首先，網絡是網絡自由的前提，沒有限制的自由只是謊言，只不過是強權的代名詞。西方國家普遍主張絕對自由，并且以西方的自由尺度來衡量社會主義國家，指責社會主義國家限制自由、干涉人權。網絡空間只有限定各國自由的范圍，才能保障各國自由發展的同時不侵犯別國的權益。當前國際網絡社會之所以存在諸多網絡爭端，與西方國家網絡霸權主義行徑密切相關。網絡霸權主義導致的一系列網絡摩擦事件無不說明，沒有，自由就是妄言。其次，西方國家的主張和行為自相矛盾。西方國家一方面倡導“網絡自由”，另一方面無論是不斷通過加大網絡科研經費的投入、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來筑牢網絡國防，還是采取監視、監聽以及網絡制裁行為，其實正是承認網絡的存在和網絡對于國家安全極為重要的行為。因此，西方國家“網絡自由”主張的虛假性不攻自破。
三、西方國家的“網絡自由”對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構成的現實威脅
雖然我國一直強調網絡，譴責美國的網絡侵權行為，并大力加強網絡國防建設，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網絡技術相對落后，依然處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攻勢之下。隨著網絡技術的深入發展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普及，網絡已逐漸平民化和世俗化，一些西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滲透已不再局限于知識分子的學術議題或政治精英的政治議題，而是逐漸成為廣大普通網民的生活議題，波及和影響到了更廣泛的人群。
意識形態安全挑戰一個最直接的表現是，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在我國網絡空間的傳播和煽動，嚴重沖擊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輿論陣地的話語權。國內一些網民多年浸互聯網，深受西方所兜售的那套“普世價值”所迷惑，逢中必反，逢美必捧，高舉 “言論自由”旗幟，大肆攻擊和抹黑政府、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習慣性地歸因于體制、制度，在網絡空間極力散布悲觀論調，鼓動消極情緒。國內個別學者淪為西方民主政治的追隨者與信奉者，在網絡上公開散布指導思想多元化、實行民主等各種反的錯誤觀點，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在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西方敵對勢力栽培和收買的所謂“公知”“大V”、網絡等極端反體制分子長期在網絡空間興風作浪，試圖攪渾網絡輿論場，搞亂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判斷。一些網絡媒體淡化甚至故意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大肆傳播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極盡宣揚奢侈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西方媒體更是精心設置議題、惡意炒作，操控輿論，助推在我國網絡空間擴散。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影響力，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優秀傳統文化遭到侵蝕，嚴重危害到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
面對網絡輿論的亂象和意識形態的不利態勢，黨的十以來，多次對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強化互聯網管理作出重要指示，國家互聯網主管部門、各級宣傳部、主流媒體一同發力、積極作為，打響了一場網絡意識形態反擊戰，網絡空間變得清朗了許多。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互聯網的治理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更具有長期性、艱巨性，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一日都不可懈怠馬虎。
四、維護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必須既加強技術防衛力量，又強化“心防力量”
嚴正申明網絡是我國神圣不可侵犯的。“網絡”原則的踐行絕不可能一帆風順，應對西方以“網絡自由”之名所施加的意識形態壓力，把握我國網絡輿論空間的話語權，就必須敢于理直氣壯地談網絡，把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特別是主流媒體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網絡，在新聞報道、評論尤其是對外宣傳中要表達維護網絡、捍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堅定態度，并對商業網絡媒體形成示范效應。同時，要引導商業網絡媒體端正利益觀，摒棄唯點擊率、唯收視率為尊的做法，對屢屢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觸犯規定、挑戰底線者，要作出硬性處理。
打造網絡強國。我國網民數量之眾、網絡空間之大、網絡發展之復雜性等都是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但是我國網絡發展大而不強。在網絡基礎設施，尤其是在網絡軟件設備和網絡核心技術等方面還都受制于人，存在不小的差距，這也是我們在意識形態話語權方面還受制于西方國家的重要因素。因此，維護我國網絡安全，就必須繼續鞏固我國現有的網絡基礎設施，強化對網絡硬件設施的控制權，著重提升網絡軟件技術水平，加強網絡核心技術的科研和開發，盡快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只有掌握了網絡核心技術，才能從網絡大國變成網絡強國，才能有能力、有手段筑牢我國的網防，從而有效地將各種有害言論、錯誤思潮攔截在我國網絡疆域之外，維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
加強網絡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味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都要納入法治的軌道，這其中必然包括網絡領域。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安全保護、網絡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規范網絡行為。加強網絡法治建設是鞏固我國網絡疆域防線，抵御各種錯誤思潮入侵的強制性保障措施。網絡法治建設要在完善和鞏固現有網絡法律體系的同時，根據發展需要不斷更新網絡法律體系；堅持重點立法，以網絡信息安全立法為核心，切實維護我國網絡基礎設施和網絡信息傳播的雙重安全；堅持開放立法，增加我國網絡法律法規的適應性，適應網絡信息技術發展的需要，適應國際互聯網發展的需要；提高立法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既要加強原則性的法律法規建設，又要加強各級、各層次規章制度的協同性建設等。只有形成健全完善、操作性強、適應性好、不斷與時俱進的網絡法律體系，不斷推進網絡建設的法制化進程，才能用法律維護我國網絡安全，打擊各種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的惡性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