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30 1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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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關稅原則的沖擊
關稅作為一種典型稅種自然需要遵守稅收的一般原則，如稅收公平原則、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效率原則等。然而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出現對這些關稅原則造成了巨大沖擊。首先，數字產品和傳統貨物僅僅是依托的載體不同，數字產品基于數據流，而傳統貨物可能是基于光盤、磁帶等有形物體，而在內容上兩者可以沒有差異。但是因為現行關稅體制的征收對象是有形貨物（跨國輸電除外），所以應對傳統貨物征收關稅，而不應對數字產品征收關稅。僅因為兩者的載體不同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這很難說是貫徹了稅收公平原則，屆時互聯網將會成為最大的避稅港，也將嚴重擠壓傳統貨物貿易的生存空間。其次，數字產品很難在現行關稅制度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而且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明確表明對數字產品免征關稅外，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對于是否開征新關稅稅目是眾說紛紜，自然也缺乏相應法律的規定。所以如果為貫徹稅收公平原則而對數字產品征稅，則在現階段勢必然會違反稅收法定原則。最后，因為傳統貨物貿易中龐大的跨國公司和進出口公司的存在，關稅多是針對少數確定納稅主體的一筆大額稅款。而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由于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活躍，關稅將變成是針對大量不確定納稅主體的眾多小額稅款，而這將有違稅收效率原則。
（二）對關稅征收監管的沖擊
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由于其借助于互聯網這個虛擬平臺并且不依托于有形載體，這對關稅征收管理造成了巨大沖擊。一方面，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使得關稅征收充滿不確定性而難以下手，具體表現為納稅主體分散且虛擬化、納稅客體隱匿于數據流而難以分辨、納稅地點易轉移、納稅時間模糊難以統一。而另一方面，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將對關稅監管變得幾無意義，具體表現為：1.采取無紙化操作使得建立在紙質憑證、賬簿、報表上的海關管理缺乏依據。2.網上交易隱蔽性強使得海關很難發現每一筆跨境數字產品交易，避稅偷稅漏稅無從監管。3.電子貨幣和第三方支付軟件的大量使用使得海關很難監管跨境資金流的目的與去向。4.海關現今實行的以注冊登記為基礎的關稅制度則很難讓小微企業和個人成為納稅主體，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分類風險管理制度也將成為無根之木。5.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為“合理避稅”提供多種選擇使得海關防不勝防，如變傳統貨物貿易為數字產品貿易、變國際貿易為國內貿易、尋找避稅港等。
二、各國關于數字產品貿易的關稅政策
（一）美國
美國一貫堅持應永久性地對數字產品貿易免征關稅以推動國際數字貿易的發展。1997年美國通過《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建議將互聯網建設為免稅區，應對通過網絡交易的數字產品免征關稅。1998年美國力促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二次部長會議通過了《全球電子商務宣言》，宣布對電子傳輸暫不予征收關稅。此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簽訂雙邊協議約定對數字產品貿易免征關稅。2003年美國重新修訂《美國統一商法典》規定數字產品不受第二篇（買賣篇）的規制。②而對于美國如此堅持的原因，克林頓曾在第二次WTO部長會議上發言：“我們花了50多年的時間來阻礙貨物貿易的關稅壁壘，而今天我們決不預先樹起電子商務的關稅障礙。”當然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實際是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美國是數字產品的最大輸出國，目前從事數字貿易的網絡公司中美國占據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對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那么毫無疑問最大的利益受害國便是美國。
（二）歐盟
歐盟由于在數字產品貿易上的優勢不及美國那么明顯，所以其關稅政策也較為審慎。1998年歐盟發表《關于保護增值稅收入和電子商務發展的報告》，視通過互聯網銷售的數字化產品為勞務銷售，暫時先不予征收關稅，但征收增值稅。此外，歐盟堅持稅收中立原則，原則上也不對從事數字產品貿易的公司開征新稅。這番做法一則是為了保護其成員國的財政稅收，二則是能夠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不至于在和美國數字產品的競爭中過于被動。但是歐盟并不同意對數字產品永久性的免征關稅，因為如果將來對數字產品貿易適用美國主張的GATT待遇，關稅壁壘則將變成歐盟保護其歐洲市場的最后憑仗。
（三）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作為數字產品貿易的凈輸入國，一般都主張對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首先，免征關稅將會直接減少以間接稅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稅基，使得國家稅收蒙受損失。其次，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處于劣勢，免征關稅會使得對發達國家的產品輸出缺乏有效控制，互聯網也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塊“新殖民地”，這將會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
三、對我國數字產品貿易關稅的建議
近年來由于互聯網的普及和電商的崛起，中國的電子商務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在2004年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術和通訊產品出口國，但是此種領先僅是在電子商務基礎設施和設備等領域。而在數字產品貿易方面中國仍難望美國之項背，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中國數字產品銷售量僅占同內容傳統形態貨物銷售量的0.02%,比美國同比低70倍。這主要是中國文化產業的羸弱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欠缺使然，而這兩方面的改善又相對而言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所以筆者認為中國在現階段嘗試建立數字產品貿易關稅制度仍有其必要性。
（一）短期內應暫不征收關稅
筆者認為在短期內中國應繼續不對跨境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主要基于以下四點理由：1.從立法技術、征稅技術、征收成本上看，中國客觀上無法在短期內制定和實施可以有效規范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新關稅制度。2.稅收公平原則和稅收中立原則要求關稅應對同一內容的數字產品和傳統貨物一視同仁。3.利于激發中國數字產品貿易的活力，推動產業發展。4.盡管WTO各成員國對先前作出的“對數字產品暫不征收關稅的決定”是否延期仍然懸而未決，但大多數國家目前都未對數字產品征收關稅。
（二）反對永久性免除關稅
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國在WTO、亞太經合組織、亞投行等國際組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應該利用自身有利地位，從現今國家利益出發，團結眾多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所堅持的永久性免稅主張。因為關稅是不僅是國家經濟的一種體現，也是國家保護國內產業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工具，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切都是基于中國目前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定位而得出的結論。然而由于中國發展數字產品貿易的潛力較大，不排除有朝一日中國可能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而需要轉變立場。所以歸根結底中國應利用好自身在國際組織中話語權為國家利益服務。
（三）著手進行相應關稅制度改革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性別工資差距
中圖分類號：F7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5-0009-02
一、引言
傳統的H-O理論認為，在貿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每個國家會出口密集使用本國豐裕要素生產的產品并進口本國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應出口密集使用非熟練勞動力生產的產品，同時進口密集使用熟練勞動力生產的產品，那么隨著各國之間貿易的不斷深入，由S-S定理可知，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差距也將逐漸縮小。然而，很多現實數據卻顯示，在實行自由貿易之后，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距在不斷擴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6）。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日益擴大的工資差距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男性工人占據著較大份額的熟練勞動力，而女性勞動力則較多從屬于非熟練勞動力，因此，差距較大的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工資水平也反映出了中國目前正遭遇的巨大難題――不斷擴大的性別工資差距。
二、文獻述評
目前，國外學者高度關注對外貿易對國內收入差距、工資差距的影響，并做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同時這一課題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和組織機構高度關注的焦點。就中國國情而言，研究對外貿易對中國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是一件十分緊急而重要的工作。首先，從實際情況來看，女性勞動力的數量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占據半邊天，是不可忽視的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然而勞動力市場上固有的就業歧視將不利于女性參與勞動，也有礙于女性的就業技能提升和教育投入；久而久之，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將發展不善、利用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Johanna Rockne，2010）。其次，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公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已形成了隱形的社會問題；而性別方面的收入差距則又是收入差距問題的重要方面，同時工資收入又是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性別工資差距是全面認識和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不可或缺的一環。再次，從理論方面來看，外國文獻中，以不同國家為樣本的研究畢竟為數較少，且其結論也不一致（Nursel，2010）；從國內文獻來看，這方面的研究更是極其缺乏，國內外以中國為樣本進行性別工資差異實證研究的文獻更是鳳毛麟角。因此，從現實需要上來看，對外貿易與性別工資差距問題研究也是題中之義。
貿易自由化普遍被認為是促進不同性別工資水平差距縮小的驅動因素。新自由化經濟學的支持者認為市場自由化是縮小性別工資差距的最好機制，因為從實際情況來講，貿易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將為女性獲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高收入的機會提供最重要的物質基礎（Christa Wichterich，2009）。在這一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是歧視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對男性工人具有偏好，在一個非競爭市場環境下，企業能夠獲得超額利潤，進而為男性支付較高的工資，然而在競爭市場中，行業間競爭加劇，企業難以獲得超額利潤，如果還繼續實施就業歧視，將對整個企業經營產生不良影響，甚至產生負利潤或破產（Berker，1971）。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2004） 將就業歧視理論引入國際貿易，認為貿易開放將迫使國內企業不得不放棄對女性工人的偏見，因為就業歧視，對男性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將增加生產成本，這使得企業與外來公司開展競爭時處于不利的地位。具體來說，貿易開放帶來企業間競爭加劇，將降低企業的超額利潤，企業便不足以有超額利潤來實施性別間工資歧視，從而由市場的因素促使企業對勞動力構成和工資結構進行調整，以節約自身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這將導致企業雇傭大量相對廉價的女性工人（Artecona，Cunningham，2002），隨著雇傭量的上升，最終導致男女性別工資差距縮小。
另外，生產要素稟賦定理指出，國際貿易將導致本國富裕要素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進而增加對富裕要素的需求，根據斯托爾怕帕-薩繆爾森定理，富裕要素的價格將會隨之提高。從實際情況來看，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情況是，較低技術型或者非熟練型勞動力為相對富裕的生產要素，與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較低的技能（衡量指標可以是教育程度、工作經歷等），也就是說女性是非熟練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男性是熟練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推論出國際貿易的發展將縮小發展中國家男性工人與女性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Diane Elson et al，2007）。
然而，從已有的少數研究來看，研究結論卻并未完全與理論預期相一致。
（一）開放貿易導致性別工資差距擴大
不少學者認為，開放貿易導致了學習效應和技能型技術進步的有偏性，進而隨著男性與女性相對技能差距的拉大會拉大性別工資差距。具體來講，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逐步加深，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能夠接觸和學習到相對更多的技術知識，從而掌握更多技術與知識的勞動力更加類似于熟練勞動力，其生產力水平上升相對較多，因為學習效應具有有偏性，這會使技術進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從而導致對掌握知識技術的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在此情況下若女性勞動力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別工資差距必然將擴大（Zohir，1998；Paul-Majumder and Begun，2000；Nicita and Razza，2003）。近年來，很多學者的實證研究也驗證了貿易開放會拉大性別工資差距這一結論。Berik et al.（2004）基于1980-1999年間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制造業數據進行研究，進而發現：國際貿易的競爭機制（特別是進口）加大了對女性勞動力就業工資水平的歧視，貿易自由度的提高擴大了性別工資差距。Black 和Brainerd （2004） 針對美國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國內市場上，集中度較高的產業更多地實施歧視，但是，隨著貿易帶來更多的市場競爭，集中度較高行業比競爭性行業的性別工資差距下降也更快，貿易開放導致低技術工人的工資相對下降，加劇了性別工資不平等，但同時也會通過降低企業的歧視能力從而對提高女性勞動者工資水平有利。Gunseli Berik et al.（2006） 針對韓國和中國臺灣在1980-1999 年期間數據的研究發現，韓國的總貿易開放度下降，制造業領域的性別工資差距也逐漸縮小，伴隨著中國臺灣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性別工資差距日益擴大；在壟斷性產業部門，韓國出口下降導致性別工資差距縮小，中國臺灣進口份額的增加導致了性別工資差距拉大。Menon and Rodgers（2007）運用NSSO（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1983-2004年的家庭調查數據，對印度制造業的性別工資差距進行了測算，研究發現：印度制造業的性別工資差距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而拉大了。Fatma （2007） 針對埃及的研究發現，在埃及，貿易開放導致的競爭加劇帶來更嚴重的性別工資歧視，且貿易部門比非貿易部門要影響更大。
（二）開放貿易導致性別工資差距縮小
很多學者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結合H-O理論，探討了貿易開放對女性就業和性別間工資差距的影響（Wood，1991，1994；Standing，1999；Fontana，2003；Oostendorp，2004；Fofana，2005）。西方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在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在生產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貿易自由化帶來的要素自由流動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專門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而發達國家與之相反。因而，開放市場上的競爭使得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趨于上升。該理論同時認為，產品的相對價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要素的相對價格在此表現為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因此，上述情況將導致發展中國家非技術工人的相對工資增加，而技術工人的相對工資趨于下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還包括，因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社會教育體系不健全，使得大部分女性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水平要普遍低于男性勞動力，因此，隨著貿易的不斷開放，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女性勞動力的相對工資水平進而得以提高，男女性別間工資差距趨于縮小。同時自由貿易所倡導的貿易壁壘的消除和關稅的消減，導致具有差異化比較優勢的外國企業和產品大量進入本國市場，加劇了本國的市場競爭，導致企業所能夠獲得的超額利潤減少，在這種情況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廠商會自發的減少性別歧視行為，在降低自身生產成本的同時縮小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工資差距。Becker（1971）指出，假如條件（例如，年齡、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那么企業雇主在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就會具有較高代價，此時，出于企業利潤最大化考慮，性別歧視就不具有可持續性。總之，上述“競爭抑制歧視”理論均認為貿易開放對于縮小性別工資差距有著重要作用。還有部分學者在Becker的競爭抑制歧視理論基礎之上開展了研究，從性別歧視角度研究性別工資差距問題（Hazarika and Otero，2004；Black and Brainerd，2004）。Artecona and Cunningham （2002） 基于墨西哥的研究發現，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墨西哥制造業部門的性別工資差距反而擴大了，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主要是因為男性具有較高的工作技能，進而形成了男性勞動力的工資溢出，而實際上開放引入的外來競爭導致國內競爭加劇，使得由于歧視造成的工資差距下降。Ebru Kongar（2006）的研究建立在美國制造業的基礎上，由此指出伴隨著美國進口的增加，女性的就業率在低工資生產領域較低，在其他領域女性的平均工資上升，進而縮小性別工資差距。Pham 和Le （2008） 對越南的研究指出，在1993～2004 年期間，貿易因素是影響工資歧視的相關因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促進個人工資增加的有效動力，特別是對女性的影響較大，并強調在正式勞動部門和非正式勞動部門里，貿易開放都縮小了男女性別間工資差距。
此外，也有較多學者針對中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問題展開了研究，并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建議。例如，Meng（1998）特別的針對上世紀80 年代中期中國農村地區鄉鎮企業的性別工資差距問題展開了研究，研究指出中國市場組鄉鎮企業中由歧視引起的性別工資差距比例（52. 5% ） 要遠遠地小于非市場組（99. 9% ）。作者認為，兩個方面原因引起了這種現象：一是傳統封建思想在中國農村的影響比較大；二是農村地區鄉鎮企業更具有壟斷權力，女性勞動者難有選擇余地，無論企業給付的工資多低都會接受。Liu et al（2000） 的研究發現，從私人企業到集體企業再到國有企業，總的性別工資差距不斷縮小，且歧視所能解釋的部分越來越大。這從側面反映出，企業市場化程度越高，工資越能反映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對女性勞動者的歧視也越來越小。Gustaffon & Li（2000） 的研究發現，1988 年性別工資總差距中的52. 49%是由歧視引起的，1995 年該比例上升為63. 20%。除上述三篇研究以外，Meng & Miller（1995）、Maurer-Fazio & Hughes（2002）、Rozelle et al.（2002）、張丹丹（2004）、王美艷（2005） 都對中國性別工資差距問題進行過研究，此處不再贅述。從該領域最新的研究趨勢來看，研究重點已經從平均工資的研究轉向男女在整個工資分布上的差別的研究。例如，Rica et al（2004） 研究西班牙的性別工資差距時發現，雖然無論是在高教育人群還是低教育人群，從平均工資來看，男性工資均高于女性工資，但在工資分布方面，工資差距的表現則完全相反：在高教育人群，工資分布末端的性別工資差距小于頂端；在低教育人群，則是工資分布頂端的工資差距小于末端。Albrecht et al（2003） 研究瑞典的性別工資差距時發現，在工資分布末端，性別工資差距較小，在工資分布頂端，性別工資差距較大。該研究還發現，瑞典與美國相比，雖然在平均工資方面，美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大于瑞典，但在工資分布頂端，美國卻遠小于瑞典。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在已有相關研究中，學者們針對不同國家的研究結論不完全相同，即便是針對同一國家的研究結論也不一致，而且比較缺乏結合中國國情的案例研究；其次，在已有的關于中國性別工資差距及其原因的研究中，還是缺乏從對外貿易的視角來分析中國性別工資差距這一類的實證研究，因此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關于中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分析還是一個盲點（Christa Wichterich，2009）。目前，劉斌和李磊（2012）、何茵（2007） 等學者對這一課題展開了一定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的數據比較陳舊，而且只分析了貿易總量的影響，沒有具體展開分析貿易價格和貿易方式對中國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另外，李春玲和李實（2008），李利英、董曉媛（2008）、吳愈曉、吳曉剛（2009）、陳光金（2010）、葛玉好、曾湘泉（2011）、鄧峰、丁小浩（2012） 等學者從其他不同視角對中國性別工資差距問題進行了研究，但都沒有涉及進出口貿易問題。
三、結語
由上可知，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國際貿易會對性別間工資差距產生重要影響。實現性別間工資待遇趨于公平合理，不僅對于提高企事業單位的運作效率有著重要作用，而且對推進男女社會地位的平等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因此，結合中國國情，對貿易開放與性別工資差距這一課題進行考察對于社會和諧進步和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具有非常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也在明顯加快，國際貿易取得前所未有的長足發展。在貿易開放的進程中，由其帶來競爭機制和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不同社會群體包括不同性別之間的收入分配。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貿易開放度；人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GDP保持了年均9%的增長速度，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但克魯格曼（1999）認為，中國經濟這樣快速的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資本、勞動和能源等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因此，關于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研究自然成了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全要素生產率（TFP）是經濟增長內在動力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其中，貿易開
放度、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的重點問題。
一、貿易開放度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
關于開放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的研究文獻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研究貿易開放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另一部分是研究國際直接投資（FDI）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而文獻中關于貿易開放度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關系研究又有三種思路：一是研究出口貿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二是研究進口貿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三是研究進出口貿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包群、許和連和賴明勇（2003）將出口貿易對TFP的促進作用分為出口部門自身相對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門對非出口部門的技術外溢兩類，來考察出口貿易如何通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以出口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為基礎，并采用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1990～1999年的面板數據對該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出口貿易主要通過對非出口部門的技術外溢來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額卻與經濟增長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性，這一結果意味著出口部門并沒有比其他經濟部門使用更先進的技術，因而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倪海青、王詠梅（2005）研究認為出口貿易是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一個重要途徑。
最早就貿易對一國TFP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的是Coe ＆ Helpman（1995），他們在Grossman ＆ Helpman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Coe ＆ Helpman貿易溢出模型，通過采用21個OECD國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數據對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存在R＆D溢出現象，并且最發達的7個國家的R＆D資本存量對其他OECD國家TFP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胡兵、喬晶（2006）運用LA-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在4變量系統內考察了中國對外貿易、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表明1978~2003年的樣本期間內，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但是進出口之間、出口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以及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均存在正向的相互影響。
沿用Coe ＆ Helpman（1995）的分析框架，Litchtenberg ＆ Pottelberghe（1996）對13個OECD國家、Coe、Helpman ＆ Hoffmaister（1997）對77個發展中國家、Crespo、Martin ＆ Velazquez（2002）對28個OECD國家、國內學者黃先海和張云帆（2004）及方希樺等（2004）對中國進行的實證研究都表明：進口產生了顯著的技術溢出效益。李小平（2004）、朱鐘棣（2004）分別采用中國省際經濟數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得出類似結論：進口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顯著正相關。Keller（2002）則嘗試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構造國外研發的權數，實證結果表明貿易伙伴的研發對本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顯著影響。李平、魯婧頡（2006）對Coe ＆ Helpman貿易溢出模型進行了擴展和改進，采用1985~2003年國內外相關數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進口貿易對中國東、中、西各地區技術進步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進口貿易對中國東、中、西部技術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中部尤為突出。
以上研究大多單一考慮進口貿易總額指標對TFP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沒有考慮不同商品的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結構影響。朱春蘭、嚴建苗（2006）基于不同種類商品的進口增長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的分析視角，利用1980~2003年我國貿易統計數據，測度了不同種類商品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貢獻。結果顯示，進口總體上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初級產品的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沒有顯著影響，但非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的進口有顯著影響；工業制成品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顯著影響，但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的進口沒有顯著影響。
二、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作用
作為技術進步的載體，人力資本在新增長理論中成為了內生技術進步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Lucas，1988）。關于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作用研究，文獻中的思路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是根據新增長理論的觀點，直接將人力資本視為一項投入要素，構建生產函數模型，研究其對TFP的影響作用；另一種是研究引入人力資本要素以后，對TFP及技術進步等分析結果的影響。
關于人力資本對TFP的影響作用，迄今為止為數眾多的實證研究卻難以得到一個統一、可靠的一般性結論。Benhabib ＆ Spiegel（1994）的研究表明，TFP的增長依賴于人力資本水平；Aiyar ＆ Feyrer（2002）認為人力資本對TFP有很強的促進作用。而Bin Xu ＆ Jianmao Wang（2000）通過把人力資本因素引入到Coe ＆ Helpman的貿易溢出模型中對其進行擴展，研究結論表明，人力資本對TFP的增長有明顯的負作用；Pritchett（2001）研究認為TFP的增長與教育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包群、許和連和賴明勇（2003）以含人力資本內生化技術進步的模型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我國當前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間接的，即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蘊含在它對有形資本及勞動力經濟增長貢獻的強化，增強了有形資本及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
上述文獻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區分人力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對TFP可能會起不同的作用。Vandenbussche etal.（2006）研究了19個OECD國家1960～2000年不同人力資本組成部分對TFP的不同作用，發現對TFP有顯著促進作用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部分，平均人力資本與TFP的相關關系是負的。考慮到人力資本的異質性，彭國華（2007）將人力資本整體分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受過中等教育地人力資本和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力資本三個組成部分，研究了TFP與人力資本構成的關系，并對1982～2004年我國28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部分對TFP才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以上學者在研究過程中考慮到人力資本組成部分的異質性，分析人力資本不同組成部分的影響作用有助于我們深層次透視人力資本對TFP的作用，也有助于我們理解之前學者關于人力資本與TFP的實證研究結論的不一致。
岳書敬、劉朝明（2006）在考慮人力資本的同時，使用生產前沿函數模型中的Malmquist指數，并通過將TFP增長分解為技術進步和效率變化，分析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1996～2003年的TFP增長和經濟增長，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增長迅速，30個省區的經濟增長效率差距逐年擴大。同時岳書敬、劉朝明（2006）發現：在引入人力資本要素以后，1996～2003年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得益于技術進步；如果不考慮人力資本存量，則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間的技術進步指數。
三、貿易開放、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統一分析
把貿易開放度、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關系納入到統一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是一種新的研究思路，這方面的文獻相對較少。Miller ＆ Upadhyay（2000）把貿易開放、貿易導向以及人力資本作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決定因素，用83個國家1960～1989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對貿易開放度（以出口占GDP比重表示）和人力資本存量（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貿易開放度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人力資本存量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不同的國家存在差異：高收入國家中存在負面影響，中等收入國家中存在正的影響，而在低收入國家中只有當貿易開放度達到一定程度，人力資本才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的影響。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過程中通過構建兩個生產函數模型（其中一個模型包含人力資本，另一個模型不包含人力資本），用時間序列方法測定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不限定規模報酬不變等，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對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Miller ＆ Upadhyay（2000）在模型估計中通過引入交叉變量如、lnHlnnk、lnhlnL、lnhlnx（其中H為人力資本，k為物質資本，L為勞動力數量，x為開放度）來分析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與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與開放度之間的聯系，是一種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并得出了一些有探討價值的結論，如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間的聯系比人力資本與勞動力數量之間的聯系更緊密。此外，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過程中用第一年的人力資本存量來表示一個階段（連續5年）的人力資本平均存量，實際上是考慮到了人力資本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滯后性。
包群、許和連和賴明勇（2003）構造同時包含人力資本與出口貿易的內生增長模型，并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由于我國目前人力資本積累程度不高，因此導致出口貿易未能與人力資本充分結合共同促進經濟增長。黃先海、石東楠（2005）利用經擴展后的Coe ＆ Helpman的貿易溢出模型，就貿易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大小進行測度與分析表明，貿易渠道溢出的國外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相對來說小于國內自身R＆D資本存量的作用，人力資本要素通過提高創新能力間接地促進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許和連、亓鵬和祝樹金（2006）借鑒Miller ＆ Upadhyay（2000）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利用中國1981～200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貿易開放度和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并考察了地區的差異性。結果表明：人力資本積累有助于提高物質資本的利用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直接，它主要通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而作用于經濟增長。貿易開放度主要是通過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貿易開放度和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存在差異。在東部沿海地區，人力資本的積累和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對該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起了積極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入和貿易開放度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并不存在一種顯著的聯系。許和連、亓鵬和祝樹金（2006）的研究是將西方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研究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次有益嘗試，研究結論對于中國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和人力資本投資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四、評價
文獻中關于貿易開放度、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存在明顯的差異，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模型的誤設。選擇正確的函數形式是進行計量分析的重要基礎，經濟理論通常不會告訴我們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的具體函數形式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學者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在以上學者的實證研究中，由于受到實踐經驗的限制，可能會犯下列三個方面的錯誤：選擇錯誤的函數形式；遺漏有關的解釋變量；包括無關的解釋變量，從而造成模型的“誤設定”問題。例如，Nelson ＆ Phelps（1966）認為，簡單地把人力資本當作投入要素是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動態關系的一種誤設。
第二，變量的測算方法不同。關于人力資本存量的測算方法有公共教育開支、平均教育年限、各級學校注冊率、全社會文盲率等（Barro ＆ Lee，1993）。Miller ＆ Upadhyay（2000）用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岳書敬、劉朝明（2006）使用平均教育年限和勞動力數量的乘積表示人力資本存量。關于貿易開放度的測度，Miller ＆ Upadhyay（2000）用出口占GDP比重來衡量一國的貿易開放度。
第三，大多數實證研究沒有考慮到人力資本內部結構、貿易結構等結構性問題對TFP的影響。
第四，未考慮解釋變量對因變量影響作用的滯后效應。人力資本投資有一定的滯后效應，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對于促進技術進步也具有明顯的滯后性。文獻中只有Miller ＆ Upadhyay（2000）等在分析中考慮了這種滯后效應。
到目前為止，從整體角度來研究貿易開放度、人力資本對TFP的影響文獻已相當豐富，進一步研究應主要從以下兩個方向上進行深化和細化：一是進行人力資本不同組成部分與TFP變動關系、不同類別商品進出口對TFP影響的經驗研究；二是研究更為合理地表征人力資本、貿易開放度對TFP的影響的滯后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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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價指數 外資數量 貿易總和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對外貿易經濟增長的過程，從08年次貸危機爆發，08年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迷時期，中國的進出口總量由2008年的11330.90億美元減少到2009年的10055.60億美元，隨著外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運作機制的不斷完善，我國在擴大對外出口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隨著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在進出口體制方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非關稅壁壘的種類和范圍大為縮小以到取消，進口關稅水平大幅度下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進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影響我國進出口的因素也顯得尤為重要。對它的研究能為我國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定量依據。
二、各因素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機理
物價指數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價格指數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改革開放十幾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物價指數居高不下。這樣，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對出口不利；進口商品價格可能低于國產同類商品的價格，而對進口有利。
利用外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1978年，中國打開了封閉已久的大門，外商、外資、外國產品便接踵而至。利用外資大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一方面，利用的外資大部分直接用于進口。另一方面，外資，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結合起來，生產出質優價廉，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的產品。
三、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進出口總額與匯率和利用外資情況之間的二元現行回歸。方程可以表示為
Y=β1+β2X2+β3X3+Ut
其中，Y表示進出口總額，X2表示物價指數，X3表示利用的外資，Ut為隨機擾動項。由于2008年的次貸危機，導致很多數據會產生異常，這里t取值從2009年開始，以月度為單位，進行數據的統計。
四、數據的收集
由于大的經濟環境條件的限制，本文僅取2009年至今的數據，如表1。
五、模型的估計與調整
本文運用EVIEWS通過對中國2009年1月-2011年10月進出口總額數據（Y）與物價指數（X2），利用外資（X3），進行回歸分析。方程形式為
Y=β1+β2X2+β3X3+Ut
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a=0.05下，F統計量81.94028，明顯顯著。可決系數R2=0.840928，模型擬合程度較高。
六、模型的檢驗
（1）經濟意義上的檢驗：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物價指數每上升一點，進出口總額上升158.2億美元，外資每利用一億美元，進出口總額上升0.56億美元。
（2）統計檢驗：擬合優度：可決系數R2=0.840928，模型擬合程度較高。F檢驗：在給定顯著水平a=0.05，Fa（2，32）=19.5
（3）計量經濟意義上的檢驗：多重共線性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建立X2對X3的回歸，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給定顯著性水平a=0.05下，F統計量3.879309，很不顯著，可決系數R2=0.108121，，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擬合，所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在表5.1基礎上，進行White檢驗，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nR2=7.04
七、本文結論
隨著外資的不斷引進，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外資的促進作用。它對進出口總額產生顯著的影響。隨著價格指數的變動，中國的進出口變動更為強烈，它對進出口總額的影響具有更加的顯著性。
八、政策性建議
創造比較寬松的引進外資的政策，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積極的吸引外資，給外資以優惠性的政策，用外資來拉動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上升，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拉動我國經濟的增長。物價指數的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較為強烈，在使用的時候要慎重，物價上升過多會造成通貨膨脹，對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利。反之也會抑制國內經濟的發展，物價指數在合理的范圍變動會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推動經濟的整體上升。
表1 2009年1月至2011年10月數據
參考文獻：
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達1020億美元，占政府修正后GDP的4.5%――數字一公布，舉世震驚。對于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而言，這個數字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說明中國在掏空美國的制造業、搶走美國人的飯碗，而且還是用不公平的手段，即操縱人民幣匯率，大幅壓低供應給工廠的水電價格等。
考慮到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很多人對這個數字并不感到驚奇。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出口額巨大是必然的。然而數字的驟然增加還是讓經濟學家們覺得迷惑：
出口型國家進口貿易規模也非常大，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它的自然資源貧乏，制造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他亞洲公司將零部件發往沿海地區的工廠進行組裝。就貿易順差占GDP比例而言，中國貿易順差自1999到2004年其實是在不斷減少的。
2004年開始到底發生了什么？彼時貿易順差僅為520億美元。這樣一個巨大的轉變通常說明國內經濟發生了巨大變革要么國民儲蓄存款激增，要么國內投資下降。然而我們研究發現，以上狀況一個也沒發生。
因此我們好好研究了一下貿易數字。只要瞥一眼就會覺得奇怪：
中國進口額遠甚于其他國家出口到中國的貿易額，而出口額遠少于它的近鄰國家從其進口的數額。
對此的一個非常直接的解釋是，不僅僅是中國，比較任何一個國家的出口和它從貿易伙伴國的進口，你都會發現一個由于貿易統計方法本身而產生的不平衡：
出口額的計算通常以離岸價格為基準――這意味著商品的價格為其在海關裝運時的價格，而進口額數據還包括其他費用，如保險費用和運費等。貿易專家估計，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差額通常在出口額的15％左右。
即使這樣，還是不足以解釋中國和其貿易伙伴的巨大數字差異。因此我們開始關注中國貿易的獨特之處：大陸貨物出口時路經香港。中國并沒有完全計算途經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因此其出口額傾向于過低。而美國追蹤香港出口的貿易發現，很多貿易其實緣自大陸，僅僅是在出口途中路經香港。因此美國不僅將這個數字算進了中國出口額中，而且還算進了在香港增加，但很有可能價值670億美元的貿易并未真實發生的價格。溢價大概為大陸貨物總價值的20％至50％左右。因此美國計算的中國出口額被夸大了。2005年美國稱對華貿易赤字為2020億美元，而中國稱這個數字實則為1140億美元。真實的數字應該介于兩者之間。
然而這還是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去年貿易順差驟增的事實。于是我們繼續圍繞數字進行研究，并相信我們發現了外匯流入的證據。我們無意于在此做算術，然而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中國的貿易公司玩弄進出口發票，通過調整價格，使得更多的海外資金流入中國，以期寄望在人民幣升值中獲益。
為什么他們要這么做？因為中國的資本賬戶仍是半開放的，難以讓境外美元自由入境兌換為人民幣。但你通過貿易的形式，兌換就容易進行。既然你不能在銀行自由兌換美元，而你又認為人民幣會升值，你可能會找一個出口商幫忙。出口商給政府看數字夸大的票據，這樣就能換得更多的美元。事實上，這種“假報貸值”的票據游戲在1990年代就開始了，但那時是一種將資本從中國抽逃的方式。現在，我們認為它則用來將海外資金移入中國。
企業還可能從事“轉移定價”。當他們和自己的離岸關聯公司交易時，他們就能按自己的意愿定價。通常企業會確保將利潤登記在低稅區。但他們現在也很可能將資金轉入中國來賭人民幣升值的機會。如果這些企業改變“轉移定價”的做法，那么就意味著中國出口額會上升而實際的貿易量未改變。
通過對“假報貸值”和“轉移定價”的可能影響進行數字研究，結果令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的數字顯示，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額仍然還是停留在350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價值670億美元的貿易并未真實發生。這個數字是建立在我們所列的一系列長長的假定基礎上的，也許并非完全準確，然而這的確可以說明這些外匯流入的潛在規模。
關鍵詞：江蘇省食品產業內貿易
產業內貿易是指同一產業部門內相同或相似產品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雙向流動，即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出口又進口某種產業產品的現象。它是相對同一產業產品或者出口或者進口這種單向流動的產業間貿易而言的。產業間貿易以傳統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理論為基礎，而產業內貿易的理論基礎是規模經濟和產品的差異化。因此產業內貿易更能有效反映一國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水平，是衡量其經濟發展和產品競爭的重要指標。
目前，國內產業內貿易相關研究尚局限于制造業和農產品產業，本文試圖運用產業內貿易理論，對江蘇食品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
一、分析對象和分析方法
（一）分析對象
在貿易領域，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分類標準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聯合國編制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簡稱SITC）。每個商品的編號由第一位數字“部門”、第二位數字“類”、第三位數字“組”、第四位數字“分組”和最后一位數字“基本目”所構成；另一類是世界海關組織編撰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簡稱《協調制度》或HS）。每個商品的編碼由前兩位的“章”、第三和第四位的“順序號”、最后兩位的“子目”所組成的六位數編碼。鑒于《江蘇統計年鑒》在統計進出口商品細分類總額時是按照SITC分類的，根據數據來源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SITC分類法。在SITC分類目錄中，食品位于第一位數字是“0”的部門，以下細分“類”依次為：肉及肉制品（01）；乳品及蛋品（02）；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及制品（03）；谷物及制品（04）；蔬菜及水果（05）；糖、糖制品及蜂蜜（06）；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制品（07）；飼料（08）；雜項食品（09）。下文在分析食品各門類產業內貿易時分別用01― 09數字表示。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簡稱G－L指數），對所得數據加工整理并計算分析江蘇食品產業內貿易水平。G－L指數是由格魯貝爾（Grubel）和勞埃德（Lloyd）于1975年共同提出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GLIi表示第i類食品的G－L指數，Xi和Mi分別表示第i類食品一定時期內的出口值和進口值。通常情況下，GLIi在0―1之間變動：愈接近1表明該類食品產業內貿易程度愈高；愈接近0則意味著該類食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愈低。當Xi=Mi時，指數為1，說明該類食品是完全的產業內貿易；愈接近0則意味著該類食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愈低。當Xi=0，Mi≠0（或Mi=0，Xi≠0）時，指數為0，說明該類食品是完全的產業間貿易。一般認為，G－L指數大于0.5，視為產業內貿易為主，小于0.5視為產業間貿易為主。
一定時期內整個食品行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可由各類食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加權平均求得，計算公式為：
式中GLI表示整個食品行業產業內貿易指數，n表示食品的類別，取值為0 ― 9。其他字符含義與公式（1）相同。
二、江蘇食品產業內貿易分析
利用公式（1）和（2），可以計算出2000―2009年江蘇各類食品及加權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江蘇九大類食品存在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并存現象，但貿易水平極不穩定。01類食品10年來平均指數稍大于0.5，主要原因在于2005和2006年指數比較高，達到0.96。而其余年份基本都在0.3左右，說明江蘇01類食品主要還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02類食品前7年GL指數都偏低，接近完全的產業間貿易，但后3年產業內貿易有加強的趨勢；03類食品各年的GL指數相對比較穩定，均值為0.24，說明03類食品主要還是按照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參與國際貿易。從這類食品的進出口值來看，出口大大高于進口值10倍左右；04類食品指數波動比較大，忽高忽低，不過，總體趨勢漸高，這類食品可能與國家政策調控有關；05類食品從2004年開始趨于平穩，指數在0.5左右搖擺，表明05類蔬菜及水果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正在加強，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06類食品GL指數只有2007年和2009年超過0.2，也表明這類食品在江蘇而言主要還是以比較優勢參與的國際分工；07類食品顯然以產業內貿易為主，是九大類食品中，除01類（平均GL指數0.51）外，唯一一個大于0.5的食品類別，且平均指數達到0.76；08類食品波動也比較大，最高年份的2006年與最低年份的2003年，GL指數相差0.79；09類食品平均GL指數為0.37，從10年的指數來看，基本上都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進一步分析表1，江蘇食品每年的總體GL指數只有2005年和2007年略高于0.5，說明江蘇食品參與國際貿易總體上還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主要還是依靠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還沒得到很好的發展，但總體趨勢是產業內貿易水平在不斷地加強。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上文通過運用G－L指數分析了江蘇食品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現狀，可以明顯看出江蘇食品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食品的總體G－L指數年平均值為0.38（見表1），可見江蘇食品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偏低，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依然是其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但從總的趨勢來看，產業內貿易的水平有逐步提高的跡象。
（二）建議
1、充分發揮江蘇食品比較優勢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在如今國際貿易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指導意義。我們不能認為比較優勢已經不適合現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事實上，比較優勢在過去、現在以至于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依然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因為各國還未真正形成完全的自由貿易，要素的稟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要素稟賦的不同決定了我國必須加大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進口國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以上的分析表明，江蘇食品在很多大類中依然占有較大的比較優勢的。為提高江蘇省食品國際競爭力，江蘇省應積極利用其比較優勢。
2、加速發展江蘇食品產業內貿易
江蘇應著手從食品的質量入手，加大對食品生產的投入，逐步改善食品的生產布局，實現規模經營。政府應該提供適當的條件，加速推廣新品種和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食品的科技含量，實現食品生產的社會化，使其具有內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進而促進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高，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并不矛盾，兩者可以有效地結合起來，揚長避短，更好的促進江蘇食品貿易的發展，提高其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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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強（1986―），男，漢族，山西大同人，在讀研究生，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貿易專業，研究方向：貿易理論與政策。
摘 要：版權貿易作為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一種貿易方式，在宣揚我國精神文化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版權貿易整體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在貿易范圍與貿易類別方面，都已形成一定的規模。但我國版權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與此同時，我國版權貿易也呈現出了創新式的發展模式，數字圖書版權與版權合作進一步擴大發展。
關鍵詞：版權貿易；數字版權；版權合作
版權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作為一種創新型的體現，其在各國文化產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其觸角已經滲透到新聞、出版發行、影視等相關行業。2008年6月5日國務院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把我國建成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較高的國家。縱觀近幾年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不論是輸入輸出的類別，還是與我國進行版權貿易的國家范圍上，都呈現出繼續擴張的趨勢。
一、版權貿易概述及現狀
版權，是指作者創作藝術、文學或科學技術，繼而作者對其創作的專著享有的專有權利。版權貿易就是指版權的交易活動，這可以實現版權的經濟權利的轉讓與許可。具體來講，即版權所有人與作品使用人之間達成某稱協議，使用人可以有償使用某部作品的版權中的某幾項作品使用權。版權貿易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我國多是引用狹義的概念，即指不同國家之間就版權開展的貿易活動。
1、版權貿易總體呈現蓬勃發展態勢。近幾年，隨著國家在產業方面的積極引導以及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版權貿易整體呈現出快速的發展勢頭。
根據以往數據可以得出，從2008年到2012年，全國版權貿易整體呈現蓬勃發展，其中圖書版權、電子出版物版權、電視節目版權等尤為明顯，尤其是電視節目，其引進和輸入的規模從2008年的幾乎零規模，到2012年已呈現出爆破式的發展態勢。我們熟知的《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節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可以說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版權貿易的發展，通過吸收引進國外優秀的電視節目版權，經過本土化的加工、完善，極大的豐富了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2、版權貿易主要集中在圖書版權貿易。通過近幾年版權貿易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在版權貿易的幾大類別中，圖書版權貿易占據極大比重，其引進和輸出規模均占全國版權貿易整體的90%左右，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我國版權貿易的不斷發展、完善，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的比例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從2001年的13：1逐漸縮小到2012年的1.8：1，同時圖書版權的輸入地也由最初的亞洲地區逐步擴展到歐美，這就極大的促進了東方文化在世界領域的傳播。近幾年，電子圖書版權貿易又成為一個新的潮流發展起來。
3、版權貿易呈現較大的逆差趨勢。盡管我國版權貿易發展迅速，但我國版權貿易目前仍存在著較大的逆差，盡管逆差規模在進一步縮小，但引進與輸出的不平衡性仍然明顯存在。版權引進遠超過輸出，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能使我們更好的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習俗，開拓視野，但另一方面，逆差也說明我國文化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還有待提高，走出去的能力還不強，文化產品是宣傳我國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加大我國文化產品的輸出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二、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前景
隨著文化產品的創新發展與版權貿易范圍的不斷深化，我國版權貿易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內容與模式。
1、數字圖書版權貿易異軍突起。近年來，數字出版產業飛速發展，成為版權貿易未來的發展方向。數字貿易存在一個大的環境即數字化環境，在此環境下通過許可、轉讓等方式開展數字版權在著作權人與使用人之間的交易。數字出版的蓬勃發展必然意味著數字版權貿易將成為未來的一股潮流，數字出版技術發展引起出版介質變化，使信息、電子制造逐漸“參與”到出版業，為整體版權貿易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目前，我國數字出版貿易還存在運行模式上的缺陷，高成本低效率的運行模式既影響了版權授權的規模與速度，也極大的縮小了貿易的利潤空間，盡快創建數字圖書版權新模式成為一個新的出路。
2、繼續深入國際版權合作。版權貿易的發展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版權合作有利于提升出版業工作水平，也有利于擴大出版社的國際影響力。在通過與國際出版商的合作過程中，既要全面專業的引進精品圖書，又要積極的推進版權的輸出，在一進一出中最大限度的利用版權資源，充實文化產品的發展。版權合作貿易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必須要有相關的管理規則作為保障。國際版權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品牌，樹立了良好的品牌，也就在貿易雙方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時，國際版權合作也依賴于出版社整體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保證每個環節的順利運轉，才能使整個鏈條高效運行，這自然就離不開專業管理的保證。
三、創新性――《媽媽咪呀》版權引進方式
《媽媽咪呀》有著世界第一音樂劇的美譽，已經擁有13個語言版本。2011年7月8日，《媽媽咪呀》在上海首演，演員們變成了中國面孔，講起了中文，并收獲了巨大的成功。《媽媽咪呀》在中國的成功登陸，得益于一種新的貿易模式――“版權合作”，版權合作是指外方授權我方5年，此間外方對每場的實際票房所得進行版權提成，同時外方會就演出品質進行嚴格的監控。在保證《媽媽咪呀》保留原版精神主體的前提下，中國團隊對舞臺劇進行了漢化過程，并在親身實踐中體驗、學習了國外先進的舞臺表演、制作、管理方式。
此次“版權合作”的特色在于并不是單純的引進國外優秀的劇作，而是真正進入了音樂劇行業的產業鏈上游，自己控制演出流程，制定營銷策略。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此次版權合作，中國的相關從業者在于外方的合作中學習了先進的創作、編排、運作、營銷等經驗，更深層級的接觸到了優秀劇作的誕生過程。同時，這種合作方式也改變了以往我國高能耗、低產出的模式，一切以舞臺、觀眾為基礎，省去了不必要的環節，通過擴大演出規模迅速占領市場，真正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為我國本土的音樂劇行業提供了高水準目標。這種“版權合作”模式帶給中國音樂劇市場的效用是可觀的，通過這種模式，中國從業者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取其精華，融入國人的藝術精神，最終形成本土化的成果。在完成這種本土化的成熟后，力求實現我國本土音樂劇的“走出去”，實現更大的突破。
四、結語
開展國際版權合作和貿易是中國出版業走向國際化的必經之路，通過參與國際出版業的競爭，不斷適應數字化發展的趨勢，用嶄新的視角審視這項工作，不斷在實踐中提升競爭力，更好更快的邁向世界。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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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曉沫.2001年-2010年我國圖書版權輸出分析[J].中國出版，2012（5）.
[關健詞]數字商品 互聯網經濟 電子商務模式 信息服務
一、引言
隨著Internet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經濟也日益繁榮起來。互聯網經濟（也通稱數字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其向無形化的轉換，非物質化內容的數字商品的創造與操作成為經濟價值的一項主要來源。數字商品的產生和發展影響涉及各種不同領域的許多活動，它深刻地改變了經濟關系及其相互作用，改變了開展交易的方式，然而，以數字商品為代表的無形經濟并不限于互聯網。廣播電視的日益普及，可以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將會使媒體一體化的程度進一步提高，數字商品也會隨之越來越普及。
二、數字商品概述
通過電子途徑交易的數字商品是指在Internet上或通過其它在線方式交易的數據、信息與知識。包括各種在線報刊、雜志、音樂、教育、可檢索數據庫、咨詢及專門知識與意見。數字商品不受特質障礙限制，也不限于諸如“耐用”、“笨重”、“獨特”、“稀缺”等傳統經濟特征。相反地，無形商品可同時“既經久耐用又易于破損，既笨重又可無限分割，既獨特又普遍，既稀缺又充裕”。純粹無形商品的貿易與傳統電子商務截然不同，因為傳統電子商務主要限于有形商品或有形商品與無形商品的混合物質的交易，或者是為此種交易進行準備，交易數字商品需要新的交易模式和程序。傳統的觀點認為，信息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減少不確定性。然而，在互聯網經濟中，信息及其內容則既是生產資本同時又是商品。
三、數字商品的屬性
概括地講，數字商品具有五個基本屬性：
1．無形性。數字商品是一種無形商品。盡管現實中的許多產品都包含有形因素，又包含無形因素（即包含專有技術或品牌認同等無形因素）。
但數字商品作為一種虛擬商品，不包含任何有形成分。
2．非損耗性。同一數字商品可由同一消費者或者不同消費者反復使用。某一個人的消費并不會減少別人的消費量。
3．擅變性。數字商品易于修改，從會導致巨大的產品變異與定做數量。
4．可再生性。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會引起規模經濟與版權保護問題。
5．時效性。數字商品具有很強的時效性，也就是時間從屬性，（如股市信息，氣象信息等），而不具有時間獨立性（如字典信息），也不具有任何居間性質，如駕駛員的行車地圖、旅館信息與電話號碼。時效性的標準對按照一貫貿易模式交易的同類包裝的數字商品的鑒別非常重要。
由于上述特性的緣故，數字商品的排他性難于長久保持，分享是同時的或相繼的，并能影響到產權的配置。盡管實物商品的銷售商要失去其所有權，數字商品的銷售商則能繼續持有。
四、數字商品的定價問題
傳統的定價與交易機制只適用于數字商品經濟價值的獲取。產品的價格一般包括三個因素：生產成本、協作成本和利潤。協作成本包括全部信息的交易成本。信息處理對于協調那些執行主要工序過程的機器與人力的工作十分必要。現在日益明朗化的是，隨著變量――生產成本趨向于零，以及由于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應用而極大縮小的交易成本與當前貿易模式中日益減少的利潤，在決定數字商品的價格時，必須引進新的概念。生產成本不能作為定價指南，因為投入和產出之間沒有多大聯系。規模消費不需要規模生產。規模經濟是由消費決定的，而不是生產決定的。數字商品的生產制作中的規模經濟是有限的，但是其經銷中的規模經濟卻相當顯著。
傳統上，內容的定價一直以給付媒介為基礎――主要以方便程度來衡量，而不是以實際質量為基礎，例如，書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印刷質量與頁數，但是好書與壞書的價格卻常相差無幾。數字商品的電子交易意味著非聯系性，即內容的定價可以脫離媒介，允許在內容估價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偏差。這種非聯系性也會引起一些問題，如管理變得更加復雜。
消費者的支付愿望通常受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或者不消費影響。與此相應，考慮到復制/分享與相關外在化的容易程度，對評估數字商品的價值不是一種適當的方法。另外，對消費者來說，在不了解內容的情況下，要確定購買某一種數字商品是否值得是很困難的。
再者，當數字商品的價值屬高度時間密集型時，數字商品的定價問題常常引發估價的內在不穩定性這個根本問題。
數字商品定價方案的范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復雜。互聯網為銷售、共享與放棄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而且，既可以按照“數字商品的實際利用”向消費者收取費用，也可以按照固定方式收費。
五、數字商品的電子商務模式
數字商品的電子商務模式主要有四種：網上訂閱模式、付費瀏覽模式、廣告支持模式和網上贈與模式。
1．網上訂閱模式（Subscription-based Sales）。網上訂閱模式指的是企業通過網頁向消費者提供網上直接訂閱、直接信息瀏覽的電子商務模式。網上訂閱模式主要被商業在線機構用來銷售報刊雜志、有線電視節目等，主要包括：
在線服務（Online Services）指在線經營通過每月向消費者收取固定費用，提供各種形式的在線信息服務。
在線出版（Online Publications）在線出版指的是出版商通過互聯網絡，向消費者提供除傳統出版物之外的電子刊物。
在線娛樂（Online Entertainment）在線娛樂是軟體產品和服務在線銷售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
2．付費瀏覽模式（the Pay-pet-View Model）。付費瀏覽模式指的是企業通過網頁安排向消費者提供計次收費網上信息瀏覽和信息下載的電子商務模式。
3．廣告支持模式(Advertising-supported Model) 。廣告支持模式是指在線服務商免費向消費者或用戶提供信息在線服務，而營業活動全部用廣告收入支持。這是目前最成功的電子商務模式之一。
4．網上贈與模式。網上贈與模式是一種非傳統的商業運作模式，它指的是企業借助于國際互聯網全球廣泛性的優勢，向互聯網上的用戶贈送軟件產品，擴大知名度和市場份額。
六、結論
在電子商務領域內存在許多根本不同的商品，有實物型的產品，也有數字型的產品，它們有著各自的特點并通過不同的貿易模式交易本文對數字商品的定義、特性、定價及交易模式做了初步探討，以便使數字商品成為貿易領域的后起之秀而引起人們的重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帶來新的貿易機會。隨著網上信息、內容和知識數量的迅猛增長，如果沒有效挖掘利用這些未開發的資源，則是一種巨大的經濟浪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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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文杰.電子商務下的物流管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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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四五”期間發展目標繼續貫徹落實省、市、區相關部署和任務，繼續以創優“四最”營商環境為目標，以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為動力，以創優營商環境提升行動為抓手，積極主動融入一體化發展進程，為實施“營商環境聯建、重點領域聯管、監管執法聯動，市場信息互通、標準體系互認、市場發展互融，逐步實現統一市場規則、統一信用治理、統一市場監管”的“三聯三互三統一”工程，貢獻市場監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間重點任務
1.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準入環境。落實市場準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協同，為地區市場主體準入提供便利化服務。統一市場準入規則。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制定統一的管理規范，實現業務流程、條件要求、解釋口徑、辦理時間“四個統一”。加快實現證照管理一體化，推行“證照分離”“多證合一”改革事項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協力推進“一網通辦”建設。共同落實數字政府建設，構建跨區域政務服務網，強化公共數據交換共享，完善網上身份認證、電子簽名、電子文書歸檔等功能，統一電子營業執照運用場景。按照市級的統一部署設立地區“一網通辦”綜合服務窗口，加強政務信息和數據的互聯互通，提供區域性一體化受理、收件、查詢、發證等服務，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監管環境。深入推進市場主體監管制度創新,營造規則統一、公開透明的監管環境,全面提高市場監管效能。落實一體化信用監管體系。推動“雙隨機公開”、抽查檢查等信息在區域內充分共享應用,落實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標準、企業信用修復規則、實現信用監管標準互認結果互用。對重點監管領域和對象實施精準監管,對守信企業開通“綠色通道”,實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對失信企業實施重點監督和聯合懲戒。落實知識產權一體化保護工作。引導市場主體積極創造、運用和管理知識產權,鼓勵以知識產權利益分享機制為紐帶,促進創新成果知識產權化。加強地區行政執法,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業維權成本。配合推進消費者權益保護。落實“滿意消費行動,共建區域內消費糾紛解決機制,共同推動經營主體自律,配合打造統一的消費投訴公示平合。推進消費領域社會監督。協同監管網絡交易。充分發揮全省網絡市場監管服務系統平臺作用，注重整合轄區電子商務經營者基礎信息、經營信息、監管信息等信用數據，開展研究分析，實施分類監管。落實地區網絡、合同案件查辦協作機制，協同破解新形勢下的網絡監管難題。
3.合力打造一體化的質量供給環境。配合推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一體化建設。在信息、業務、資源各方面配合推進一體化建設，實現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協同聯動、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設和華東地區社會公用計量標準，促進社會公用計量標準建設整體水平提升。培養計量技術人員，互派計量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交流互動。推動特種設備監管一體化。推進特種設備單位、人員、設備信息互查互享，檢驗檢測結果互認和運用。
4.合力打造一體化的食品藥品安全環境。全面建成責任體系更加健全，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全程監管更加科學，“黨政同責”、“四個最嚴”、“四有兩責”全面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全面履行，社會滿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藥品安全現代化治理體系，形成企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無證經營等行為，杜絕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控制和減少較大及一般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繼續鞏固省食品藥品安全城市成果，積極配合爭創國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繼續深化食品安全“四項治理”行動，全面推進小作坊登記和小餐飲、小攤販備案管理。保持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案件的高壓態勢，公開違法違規、虛假欺詐產品和企業信息。以落實企業主體責任為基礎，推動實現順向可追、逆向可溯、風險可控的地區食品領域全產業鏈追溯體系。不斷推動食品藥品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障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
三、 “十四五”期間保障措施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發展規劃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工委書記、局長擔任組長，分管副局長擔任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共同做好“十四五”規劃工作和“十四五”期間各項重點工作。“十四五”規劃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心得體會2800字范文稿當前，以信息技術和數據作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并成為推動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經過近年快速發展，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經濟大國。“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機遇期，準確研判“十四五”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地緣新特征新變化新趨勢，對于維護延長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及增強提升國際塑造力影響力引導力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把握數字經濟戰略機遇，加快推進“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增強社會前進動力，更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深入貫徹落實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系統謀劃、統籌推進數字經濟強國建設發展對于我國而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加快發展數字科技，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堅強基石。盡管我國是數字科技應用大國，卻不是數字科技研發強國，很多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須加強數字科技關鍵技術攻關和布局，以數字科技大突破帶動數字經濟大發展。
一是采取清單制梳理我國數字科技的短板軟肋，短期內尋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備份源，使“卡脖子”技術不因外國的封鎖而斷供。
與此同時，發起專項研發計劃，集中力量攻克核心電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工業軟件等短板，補齊數字科技研發鏈。
二是面向數字科技前沿領域，設立國家或世界實驗室，牽頭發起全球大科學計劃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創新資源，主動嵌入全球數字科技創新鏈條和生態系統，吸引和積聚全球創新人才。
三是支持數字科技試點應用，積極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業、智慧醫療等發展契機，推進數字新科技先行應用，為數字科技應用提供試驗平臺和應用場景，在應用中不斷完善技術，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加快推進數字基建，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支撐。我國在發展數字基建方面處于起步階段，相對而言比較滯后。由此，應科學決策、統籌布局，把數據中心、場景中心、區域中心、應用中心有效結合。
一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要有戰略導向和規劃牽引，前瞻布局數字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推動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社會投資的積極性主動性，把“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緊密結合，共同構建數字基礎設施體系。
二是正確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通過制定行業規則、設施標準、規劃布局、互聯互通等，引導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和財力承受情況，尤其要根據實際需求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
三是正確處理好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以需求為牽引，把應用場景建設置于數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勵大型龍頭企業和平臺企業依托自身需求參與數字基建，并開放為社會使用，實現數字基建供給和需求精準匹配。合理跨區域布局數字基建，將數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等渠道打通，形成產業鏈應用生態。
加快發展數字貿易，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強大引擎。隨著5g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以b2b為主導的產業互聯網推動的企業間數字貿易將成為拉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強大引擎。須順勢而為，充分發揮我國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先行優勢，依托消費互聯網與產業互聯網雙輪驅動數字貿易發展，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效益與質量。
一是繼續做大做強消費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利用數字技術“在線化、無接觸、可傳輸”特性，進一步提升產品與服務的數字化水平，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數字娛樂、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新興業態，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費選擇。加大主要電商平臺的全球化戰略布局，通過收購或自建本土化網站，建設更多海外倉、展貿中心和營銷服務中心等，帶動更多中國產品與服務進入海外市場，形成國內國外雙循環，拓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空間。
二是培育壯大產業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制訂實施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推動更多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支持打造“研發+生產+供應鏈”的數字化產業生態，共享產能、技術、數據、人才、市場、渠道、設施等，促進產業互聯網帶動的新型數字貿易快速發展，使其盡快成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
穩步推進數字貨幣，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抓手。當前，各國高度重視數字貨幣的研究與實踐，競相加快央行數字貨幣布局。對于我國而言，以微信、支付寶為代表的零售支付體系發達，同時，較早啟動了央行數字貨幣的理論研究，加快了央行數字貨幣試點落地步伐。展望未來，須順應全球數字貨幣發展趨勢，及早謀劃、動態應對、爭取主動。
一是加快戰略布局，協同推進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工作，實現國際國內同步部署，強化央行數字貨幣與數字貿易、數字經濟的聯動發展，助力人民幣更好承擔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計價、支付、結算職能并發揮世界儲備貨幣角色。
二是積極開展試點示范，在試點探索的基礎上，優先選擇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先進地區整體落地，及時總結央行數字貨幣發行、運營與管理經驗，有序推動央行數字貨幣多場景推廣應用進程。與此同時，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零售移動支付方式聯動互促、協同發展的模式與路徑。
三是深化系統研究，加強央行數字貨幣對貨幣政策、金融運行體系及國際金融格局影響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現實影響和預期影響、直接影響和關聯影響等，推動數字貨幣法律體系、監管體系與風險防范體系建設。加快完善數字治理，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制度保障。數字經濟正在重塑經濟社會運行模式和運行規則，對傳統治理方式構成巨大挑戰，提高數字化治理水平、為數字經濟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