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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關系；發展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2-002-01
一、前言
國際關系是人類發展的產物，它是由國與國之間聯系而產生的，且隨著社會上科技的進步、交通與通訊的改善及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得日益密切和復雜化，全球化是歷史的發展中的必然趨勢，是包含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及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多層次復雜的過程。經濟全球化是實現全球化的核心，有力推動著全球化的進程，對當代的國際關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經濟全球化是發展上的必然趨勢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下，并伴隨社會分工國際化的情況出現的，不是國家或者個人強加給世界的，也不是主觀意識的產物。經濟全球化讓各個國家的資源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世界的范圍內進行合理的配置，大大的促進了各國的生活水平，所以經濟全球化也是限制的經濟發展上的客觀要求。
三、國際關系發展新趨勢
（一）經濟全球化讓現在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上更加的多元化
在歷史上相當長一段時間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的僅僅只有國家，所以在傳統國際關系的理論中，國際關系只是國與國間的關系，聯合國的產生作為國際組織的宣告成立，在國際的關系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為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和作用下，一部分國家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起區域性的政府兼國際組織，如非洲統一組織和歐盟等。這些組織的成員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彼此聯系加強，相互交往中產生了共同意識，彼此關心經濟、政治或社會問題，這些組織在國際的關系中是作為一個整體參加國際的事務，且獨立的行使國際上的權利并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成為了國際關系上的行為主體。全球化發展促進了各個國家在不同領域之間的聯系和合作，并建立各種國際組織。隨著國際組織的建立，在國際關系上的影響與作用也不斷的增強，在國際關系中已成成為了主體。經濟全球化正快速的發展，國際關系規模的不管擴大，內容也更加的豐富，且行為主體更加多元化。
（二）經濟全球化使國際關系得到調整
由于在經濟上相互依賴，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衰退都是建立在其他國家發展的基礎知識。所以，現在各個國家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尋找合作來抵抗這種依賴性，國際合作也就成為了國際關系中的主流，社會、科技、文化及環境等非政治因素及軍事因素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經濟全球化可以給世界的經濟注入新動力，并使世界經濟達到高速增長期。并在國際的關系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已經開始代替軍事和政治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目前許多的政治問題，也開始尋求經濟上的解決，可以說，國際經濟已經逐漸成為了國際關系發展的核心內容。
（三）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國家的觀念
在傳統國際關系上，國家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組織和集團都不允許凌駕在國家之上，國家的是不容許侵犯與剝奪的。但在今天，經濟得到了全球化，傳統國家的觀念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因為現在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問題，是各個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連，如果想實現自己國家的利益，同時也要顧及到其它國家的利益問題，這樣最終自己國的利益才能實現。這樣就導致了一個國家對本國在經濟控制能力上下降，一部分經濟無形中被銷蝕。所以，一個國家如果加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并發展了自己，就不得不交出一部分國家的。
經濟全球發的發展，是各個國家必須讓渡出一部分傳統給國際組織，這是也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利益而做出上的讓渡，其并不違背國家本質上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的意義，反對過度宣揚的思想，否則會使國際上的關系處于混亂的狀態。
（四）經濟全球化使國際關系組織化
經濟全球化讓地球在空間上的距離縮小了，使各個國家相互交流和溝通更加密切，使世界進入了相互依存的時代。隨著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及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發展，說明了國際關系正在日益組織化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之間的依存，加快了國際組織的發展，國際組織和國際法也已經遍布全球。國際組織及國際法滲透在國際社會上各個領域，使世界上的各個國家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更好的協調了各國之間的行動，讓國家關系有明顯的整體性與有機性。
（五）經濟全球化讓世界額格局多極化
世界格局指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歷史時期上有著一定的聯系且相互作用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戰略態勢及國際核心結構。
四、總結
綜上，經濟全球化從各個方面上對國際關系起到了影響，因此我們應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關系中所出現的變化及特點，使國際關系良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在外交部第九次使節會議上的講話[N]，北京：人民日報，1998-08-29.
關鍵詞:服務外包;新趨勢;制約因素;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F74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11-0044-05 收稿日期:2010-08-28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服務外包已成為當今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和轉移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服務外包是指作為生產經營者的業主將服務流程以商業形式發包給本企業以外的服務提供者的經濟活動。而以信息技術外包(ITO)、業務流程外包(BPO)等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為主的服務外包是現代高端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吸納就業(特別是大學生就業)能力強等特點。前者主要包括系統操作服務、系統應用服務、基礎技術服務;后者主要包括:企業內部管理服務、企業業務運作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見表1)。
目前全球服務外包的市場分布按發包國(地區)和接包國(地區)來看,發包方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主要是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在發展最為成熟的外包市場中,印度最具競爭力,其份額占全球ITO與BPO市場40%以上。雖然中國承接ITO與BPO的規模仍然遠遠落后于印度,但根據Diamond Cluste的報告,有意向中國采購ITO外包服務的海外采購商數量上升48%,在產品開發及采購服務等對英語水平要求較低的領域,中國作為服務供應地的地位持續迅速上升。
二、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新趨勢與特征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信息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新興市場國家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全球服務外包創造了有利條件。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預測,未來幾年全球的服務外包市場每年將以30%～40%的速度增長,并且類型將不斷細化。而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相關預測,2010年全球的服務外包市場將有20萬億美元的規模,顯示了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巨大潛力。分析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相關因素,未來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將出現以下幾種新趨勢與特征。
(一)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前景廣闊當前國際服務外包正從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向印度、中國和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轉移。隨著全球科技競爭的加劇,產品技術更新速度加快,在普通的服務進行外包的同時,屬于跨國公司總部服務功能的研發服務外包的趨勢正在增強,服務外包正向縱深產業鏈發展,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長期潛力較大。據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預測,20lO年,發達國家中25%的傳統工作將轉向印度、中國和俄羅斯(崔立勇,2009)。另據統計,在全球1000強企業中,僅有1/3企業參與了離岸服務外包,還有2/3的企業尚未參加到服務外包的浪潮中,可以看出未來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前景廣闊。
(二)服務外包承接群體增多,離岸方式強化服務外包不局限于發達國家和一些大公司,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中小企業甚至個人,為了降低成本也將部分業務外包出去;外包客戶也不僅僅將業務流程一攬子托管給某個單一的供應商,而是有選擇地將它們分別外包給特定的承接商,使外包的客戶范圍不斷延伸。至于承接外包的國家也越來越多,除發達國家外,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參與進來,而且各國均具備獨特的價值定位和優勢:愛爾蘭、東歐與發包方具有地域接近性;印度、中國、非律賓擁有大量低成本人才庫;澳大利亞等擁有與發包方的語言文化聯系以及大規模可利用的基礎設施等。印度在承接發達國家服務外包領域遙遙領先,已形成年銷售收入300億美元、其中出口230億美元的服務外包產業,承接全球65%的軟件外包市場業務和46%的其他服務外包市場業務,成為全球最大的提供服務外包的國家。其他一些國家如中國、俄羅斯、韓國、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也將服務外包業確定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并積極承接全球服務外包。因此,隨著眾多的外包群體出現,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競爭將越來越激烈。
(三)業務流程和IT技術相結合是服務外包發展的新趨勢目前全球服務外包業務正逐漸從最基礎的技術層面的外包業務轉向高層次的服務流程外包業務,BPO將繼續保持高于ITO的增長速度。隨著業務范圍逐漸擴展,發包商逐漸傾向于將ITO和BPO業務捆綁,以滿足企業自身技術和業務的需求。也就是說,發包商不僅僅提供單純的技術性外包服務,也提供一些服務性外包,因為在某些服務領域,企業的服務流程與技術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技術平臺,企業就無法完成高效率的業務流程(吳潔,2007)。如金融業的國際外包包括銀行數據中心、保險核保理賠、股票交易和金融分析等業務,這些業務都可以在亞洲或歐洲的一些具備相應條件的低成本中心進行。通過外包給專業服務商,金融機構可以更專注于自身核心業務,提升競爭優勢。隨著IT業與金融業的交叉和融合,兩者以相互結合的方式進一步強化了服務外包的離岸趨勢(朱乾龍,等2007)。
(四)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全球服務外包的最大基地就承接服務業外包而言,目前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是全球外包市場的主要競爭者。而中國和印度更是吸引發達國家制造業和服務業外包的兩個最大基地。印度憑借語言、電子信息領域的專業人才規模、產業政策以及服務質量等優勢,最具競爭力,其份額占全球ITO與BPO市場40%以上,已經躋身全球離岸服務外包產業的前列,并且占據了80%的離岸外包市場。根據麥肯利和印度軟件協會(Mckinley-NASSCOM)聯合發表的報告,2010年,印度BPO總值將由目前的116億美元增加到1500億美元,ITO,總值由184億美元增加到1500億美元(對外經貿大學課題組,2007)。雖然中國承接ITO與BPO的規模仍然遠遠落后于印度,但根據Diamond Cluste的報告,有意向向中國采購ITO外包服務的海外采購商數量已上升至48%;而在產品開發及采購服務等對英語水平要求較低的領域,中國作為服務供應地的地位持續迅速上升,近年來,跨國公司已把1/3以上的制造業務外包到中國。此外,中國在地理上與韓國及日本接近,在歷史文化方面有長久深入的聯系,有利于中國在亞洲開展ITO和BPO業務,中國的軟件公司已成為日本軟件業外包的主要合作對象。
三、我國服務外包發展的制約因素
國際服務外包迅速發展是服務業全球化蓬勃興起的重要標志,也是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在2009年3月5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周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中,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做出了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促進金融保險、現代物流、信息咨詢、軟件和創意產業發展,拓展新興服務領域的重要指示。大力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是我國優化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重點方向,不僅是新形勢下全面推進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也是加快我國服務業發展和升級的客觀要求。目前,我國服務外包產業整體形成了“三大集群”(環渤海產業集群、長三角產業集群、珠三角產業集群)、“東西映射”(中西部地區與東部三大集群發揮各自優勢,開展合作)的格局。近年來我國服務外包產業仍然保持了較快的發展,但相對于全球其他更知名的服務外包目的地,我國在全球服務外包業所占比例還較低。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作為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上的參與者,服務外包產業也受到較大影響,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約。
(一)服務外包相關的政策和制度相對滯后隨著中國服務外包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企業開始選擇將服務外包轉到中國,但我國現行的許多政策與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并不配套,不能滿足服務外包發展的需要,從而嚴重地制約了我國服務業外包發展的開展。另外,服務外包的發展涉及到寬領域、多部門,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進行產業支持,從外包企業的工商登記政策、人才政策到稅收政策、財政政策等,均需要有一整套的優惠政策對服務外包進行扶持。然而,目前我國還沒有相關配套的扶持政策,雖說我國都有政策支持服務外包的發展,但是這些政策僅涉及某一領域,加之有些政策(如稅收)又無法落到實處,政策效應很難體現。同時,政府政策的地域性和不透明性也增加了跨地區和跨國企業的交易成本,阻礙了大型綜合的服務外包企業的發展。
(二)服務外包型企業競爭力不足與印度、愛爾蘭等承接服務外包的強勢國家相比,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缺乏權威性的行業組織,加上企業規模小、產業聚集度低,抗風險能力差,未形成具有“中國服務”品牌的國際影響和競爭力的大型外包服務企業。國際上軟件外包最高等級的公司是IBM和EDS,他們所接業務金額最大能過一億美元。印度的四大巨頭,如TATA、Infosys和Wipro等,他們的平均業務額在500萬美元,最高能做到上千萬美元,最大的軟件外包公司人數達五六萬人,而我國最大的軟件外包公司只有幾千人。我國外包企業不僅在總體規模上與國際企業差距很大,管理方面也過于粗放,開發流程有待細分,技術人員不成規模。在服務質量與資格認證方面,差距更為明顯,印度的大多數軟件公司通過了IS09000國際質量認證與CMM質量體系認證,如全球每四家拿到SEI-CMM5級認證的企業就有3家是印度企業。雖然最近一兩年我國的服務外包企業也開始重視質量認證,但仍有較大差距。因此,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不足制約了我國服務外包的發展。
(三)服務外包市場不夠規范首先,服務業相關的法律體系還有待健全,這主要表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而這正是發包方所十分看重的軟環境。我國所承接的國際服務外包中大多都是低端業務,技術含量高的服務業務所占比例很小,這一方面是因為外國企業想要保持技術壟斷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能力比較弱,為避免技術泄露,外國企業考慮到安全因素最終會將服務外包到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更加完善的國家。其次,服務外包行業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企業提供的服務質量差異較大,中國服務外包企業與外國公司之間缺少可供參考的質量衡量標準。服務外包行業內沒有相關的組織機構或協會,使中國的服務外包企業與外國公司合作過程中缺少有力的聯盟支持。因此,服務外包企業這種單一的操作不利于企業自身以及整個行業的發展,嚴重影響了我國服務外包的發展。
(四)人才資源結構不盡合理我國擁有多所高校,人才儲備比較豐富,也具有人力成本優勢,但這種優勢僅僅是基礎資源優勢,而人才結構則不合理。我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雖然多,但大多知識結構單一、專門技能差,大約只有10%的工科大學畢業生能夠勝任服務外包企業的工作。對于國際服務外包產業而言,需要懂技術、精外語、善管理的高端復合型、國際化外包項目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如英語應用的熟練程度在服務外包中的作用非常關鍵,這是因為在合作、交易的過程中雙方通暢的交流非常重要。而我國的專業技術人才在英語聽說方面的能力卻相對較弱。即使中國的技術人員可能有較強的專業技術和項目開發能力,但語言交流能力上的不足和缺乏西方文化意識將嚴重影響其理解客戶要求的能力,從而無法和客戶正常交流,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
四、我國服務業外包的發展路徑
(一)制定發展服務業外包的鼓勵政策措施面對以服務產業為特征的第二輪經濟全球化新浪潮,我國應進一步研究制定有利于全面參與服務業全球化和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政策措施,盡快建立有關部門協調管理機制,以便對承接服務外包予以統籌并實施宏觀指導和有效監管(王子先,2008)。在財政稅收、投融資、進出口、出口信貸和信用保險、設立境外研發和營銷機構、人才培訓、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勵服務業的“三來一補”,拓展國際服務外包市場。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的服務外包提供商,重點吸引歐、美、日等國家來中國設立服務外包企業,帶動提高地區服務外包層次。完善招商引資機制,創新招商方式,推進集聚區招商、網上招商、招商,舉辦形式多樣的服務外包專題招商會、研討會。積極培育服務外包企業及品牌,通過發展信用擔保機構、支持服務外包企業直接融資,扶持其做大做強,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完善我國服務業的監管體系,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二)以發展日韓服務外包市場為突破口,逐步開拓歐美市場
日本和韓國都是國際上服務發包較多的國家,在我國的制造業投資也較多,在國際服務業離岸外包日趨“近岸化”的今天,我國不僅具有進入日韓服務業外包市場的地理優勢,還具有與委托商相似的文化背景,大量熟練運用日語和韓語的高素質服務人才,這些天然的優勢使我國在與印度、愛爾蘭等國在日韓服務業外包市場上的競爭中占盡先機,我國政府應積極推動中日、中韓軟件企業繼續合作,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擴大對日韓服務出口。當然,日韓市場在我國服務外包中占據重要位置,但日韓市場在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中所占份額較小,只有10%左右,而更大的市場在美國和歐洲,隨著我國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千百十工程”①的實施,對外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必將不斷擴大。因此,我國在穩步發展日韓服務外包市場的同時,政府部門要及時為企業提供發包國方面的有效信息
服務,引導國內企業與歐美一些大型外包公司進行分包合作,幫助國內企業在歐美建立自己的營銷隊伍,積極開拓歐美服務外包市場,分散風險,不斷擴展市場空間。
(三)加強對服務業外包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國際服務外包業不同于一般服務業,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其從業人員需要較高綜合素質。國際服務外包的主要接包國印度、菲律賓等國的經驗表明,合理的人才結構是服務外包發展的關鍵之一。如菲律賓為了大力開拓美國外包市場,在教育體系上采用美國模式,并分派專業人員到美國接受培訓,這使得菲律賓擁有一批精通英語、熟悉美國客戶要求的專業人員。因此,我國政府應采取綜合措施加快這一進程:一是加強教育體制改革,抓緊培養大批適用的軟件和服務外包人才,重視雙語人才、軟件出口人才的培養,使人才結構呈現梯次狀態。二是搞好專門人才培訓工作,繼續在商務領域人才培訓資金中,安排服務外包公共培訓專項資金,實施“千百十工程”人才培訓計劃。重點培訓大學應屆畢業生和尚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服務外包企業新員工,力爭在幾年內培訓30～40萬承接服務外包所需的實用人才,有效解決服務外包產業人才短缺問題。同時,服務外包重點城市要制定吸引服務外包高級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在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給予更大便利,設立專門人才引進資金,加大對高級人才的引進力度,引進具有服務外包專業和語言優勢的海外留學生來本地工作。
(四)進一步辦好服務外包示范城市
國務院于2009年1月15日批準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20個城市為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深入開展了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試點。各個示范城市也日益看重服務外包的美好前景,已經全面進行對當地服務外包產業的大力扶持,但各地相互間如何發掘自身優勢,如何在競爭中始終處于領先、形成核心競爭力是各地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為此,各地應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征,確定重點發展領域、重點承接國家和地區,實行錯位發展。一是根據當地生產型服務外包的需要,積極引進技術和培養人才,打造核心競爭力;二是對于新型服務外包,要重點規劃建設服務外包集聚區,努力通過區域性的合作形成產業集聚、產業集群,打造區域品牌。此外,各地要加強基地城市公共信息平臺建設、基地內人力資源培養、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建設,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需要進行的服務外包技術支撐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公共信息網絡建設、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建設提供政策性貸款等。
(五)營造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
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機制的建立與企業的誠信是影響服務外包發展的關鍵因素。發包企業和跨國公司把自己業務發包給服務提供商,就會把大量的商業信息,甚至體現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商業秘密交給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得到保護相互信任是外包服務合作關系的基礎,這是印度的服務外包業發展得好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大力發展服務外包企業,就必須高度重視營造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按照國際通行的信息保密規則,以嚴格履行合同、保守客戶商業機密為主要內容,要根據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特殊需要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地方保護知識產權和個人信息安全方面的政策法規,并進一步完善保護知識產權法規體系;建立服務外包產業知識產權數據庫,為服務外包企業的知識產權創造、管理和運用提供信息服務;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各職能部門的作用,依法打擊知識產權各種違法行為,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形成尊重知識產權的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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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先,2008,大力發展服務外包產業優化外商投資產業結構[EB/OL].http//:省略.04-10
吳潔2007,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新趨勢與對策路徑[J],國際經濟合作(5)
于曉峰,2009,2008年我國接包執行額近47億美元[R]第七幅大連軟交會主論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8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52-0014-02
1 國際貿易的現狀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方國家受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而先后陷入衰退,再加上美元匯率的變化、國際債務、戰爭等因素的嚴重制約,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連年下降,而且波動較大。總的看,整個20世紀90年代國際貿易將處于一個新的增長期,其發展速度可達5％左右,不僅超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還將明顯高于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水平。國際商品市場對機電產品、運輸設備、計算機、有色金屬、石油、石化產品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長,價格上揚,其中制成品貿易將進一步擴大。初級產品貿易亦有明顯好轉,其絕對貿易額將不斷增長,但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卻呈下降的趨勢,下降幅度將小于20世紀80年代同類產品的水平,這種態勢在今后幾年內還將繼續發展。20世紀90年代,國際貿易的基本走勢是初期緩慢增長,中后期增速加快,其推動力主要來自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但是與產業結構變動直接關聯的技術大周期正處在上升階段,還沒有重大突破,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等因素的制約,國際貿易出現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2 新經濟時代國際貿易新趨勢
第一,國際貿易在結構上出現軟化趨勢。首先,高技術產品貿易比重越來越大。新經濟的直接后果是導致世界范圍內產業結構的智能化、高技術化。知識含量高的高技術產品必將成為世界產品市場的主體,傳統的初級產品以及一般技術的制成品將讓位于高技術產品。新經濟時代,國際貿易中高技術產品貿易的比重將越來越高,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其他產品。其次,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崛起。工業經濟時代,服務貿易異軍突起,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據IMF統計,1970―1980年,世界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為18.7%,與同期貨物貿易年平均增長速度大體持平；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服務貿易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超過貨物貿易8%的平均增長率；在人類漸入新經濟時代的同時,服務貿易仍然以異常迅猛的速度發展,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引擎”。
第二,國際貿易在交易方式上出現網絡化趨勢。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國際貿易方式和手段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網絡技術的成熟和普及、網絡經濟的逐漸形成,使國際貿易網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網絡貿易是指在網絡平臺基礎上直接進行在線交易,利用數字化技術將企業、海關、運輸、金融、商檢和稅務等有關部門有機連接起來,實現從瀏覽、洽談、簽約、貨到付款等全部或部分業務自動化處理。簡而言之,即交易各方借助互聯網完成商品訂購和銷售。
網絡貿易是國際貿易手段的創新,代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它一經產生,就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當前網絡貿易如此迅猛發展是因其具有傳統貿易無法比擬的優勢。網絡貿易活動中的交換信息、磋商交易、訂立合同、轉讓貨物、報送商檢、進出口、付款交付等綜合貿易及服務功能都能通過電子商務系統傳輸和處理,通過遍布世界各地的銷售網絡和用戶資源,為貿易商尋找買主,得到訂單,銷售產品,從而降低成本。
第三,國際貿易在貿易規則上出現規范化趨勢。國際貿易自從產生就不斷朝著規范化方向發展。隨著全球化和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型服務貿易、網絡貿易和網絡稅收等新事物不斷涌現,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更需要協調一致的貿易規范,各國對國際貿易規范化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規范化向著更全面、更完善的方向邁進。一方面,新經濟對國際貿易的流通主體的影響已經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以貨物貿易為主的局限,信息技術轉讓等知識型服務貿易日益成為國際貿易活動的主要內容。為了適應這一要求,烏拉圭回合中加入了有關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談判,并在歷時8年后達成《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協議》,奠定了新經濟時代國際貿易法規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WTO的成立更加有利于確定和監督各國的貿易行為是否規范化。目前,WTO正在就環境問題、勞工問題和網上稅收問題進行新一輪的磋商談判。可以肯定,國際貿易規范化的發展將越來越有利于世界貿易的發展,世界貿易的發展也必將越來越規范化。
3 國際貿易具有不同于國內貿易的特點
第一,交易雙方處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洽商交易和履約的過程中,涉及各自不同的制度、政策措施、法律、慣例和習慣做法,情況錯綜復雜。稍有疏忽,就可能影響經濟利益的順利實現。
第二,國際貿易的中間環節多,涉及面廣,除交易雙方當事人外,還涉及商檢、運輸、保險、金融、車站、港口和海關等部門以及各種中間商和商。如果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整筆交易的正常進行,并有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糾紛。另外,在國際貿易中,交易雙方的成交量通常都比較大,而且交易的商品在運輸過程中可能遭到各種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和其他外來風險。所以通常還需要辦理各種保險,以避免或減少經濟損失。
第三,國際市場廣闊,交易雙方相距遙遠,加之國際貿易界的從業機構和人員情況復雜,故易產生欺詐活動,稍有不慎,就可能受騙上當,貨款兩空,蒙受嚴重的經濟損失。
第四,國際貿易易受政策、經濟形勢和其他客觀條件變化的影響,尤其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定、國際市場競爭和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國際市場匯率經常浮動和貨價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的不穩定性更為明顯,從事國際貿易的難度也更大。
可見,國際貿易具有線長、面廣、環節多、難度大、變化快的特點。因此,凡從事國際貿易的人員,不僅必須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知識和技能與方法,而且還應學會分析和處理實際業務問題的能力,以確保社會經濟效益的順利實現。這樣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采用合理的教學方法講授專業知識,培養合格、優秀的外貿專業人才。
4 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第一,加大科技投入,鼓勵技術發明與創新。知識經濟的核心是知識的生產與創造,而知識的生產與創造又離不開科技的進步與創新。因此,科技進步與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決定競爭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這也是我國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發展國際貿易的關鍵。第二,進行科學技術的吸收和應用,加快我國產業的升級換代。第三,推行網絡貿易,開拓國際市場。第四,政府給予適當支持,培養我國的跨國公司。第五,與國際貿易關系協調,維護我國外貿利益。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變化日新月異,企業因技術的改變和創新所導致的無形風險日益增加,國際貿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會產生一系列的國際貿易矛盾與糾紛。因此,我國在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貿大趨勢的同時,一定要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要積極參與國際貿易關系的協調,這是我國在知識經濟時代進行國際貿易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必要保證。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發達國家，但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是依賴經濟全球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其實也不盡然是如此，發達國家之所以積極倡導并推進經濟全球化，從本質上講，利用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強大的經濟、技術優勢，盡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領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繼續保持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主動權，以實現國家利益極大化的目標。 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要客觀全面，畢竟經濟全球化這種制度在全球已經運行了兩個世紀，應該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在帶來風險與動蕩的同時，也帶來高效、利潤與發展的機會。
一、經濟全球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度的流動性和高度的開放性。這主要體現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知識流在世界范圍的涌動日益廣泛，已不可逆轉。高科技和信息網絡化，也支持了經濟全球化的這種高度流動性。 高度的滲透性和高度的互補性。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管理、文化等將迅速向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滲透，資本、知識、資源等也將在全球市場流動并趨向合理配置。這有助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資本、知識、資源等上的互補，從而有助于全球化問題的緩解以及全球性行動的協調，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 高度的集約性和高度的壟斷性。這主要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主體跨國公司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經營業績上。跨國公司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幾乎涉及世界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而且大約控制了世界上 80% 的新技術、新工藝專利，70% 的國際直接投資，60% 的世界貿易。 高度的依賴性和高度的異步性。這主要體現為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技術、資源的依賴性增強。發達國家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可以有選擇地輸出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先進設備，甚至直接將物質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強化其對輸出資本的控制，從而形成不對稱的依賴性。 高度的風險性。這主要體現在資本、技術、管理的快速流動和思想、文化的滲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程度不一的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問題。
二、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
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表明，中國的經濟開放戰略是成功的。可是鑒于全球化經濟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風險與動蕩，為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目標，中國政府采取如下幾策略：
1.立足國本，面向世界：進一步樹立全球意識，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走向國際市場，積極努力地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斗爭，努力推進建立公正、合理、持續發展國際經濟新秩序。 營造經濟發展良好的周邊環境，加快實施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倡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建立結構合理，基礎穩健國民經濟，并操持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對內，即設計穩健的產業結構，清除經濟泡沫，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對外，即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債務規模，保持國際收支的長期平衡和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倡導世界各國提高國際資金流動的透明度，建議各國貨幣當局彼此間提供技術支持、實現信息共享，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監管信息系統。 堅持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力推進政治、精神文明建設步伐，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經濟越是成熟，政府干預就應當適時收回，讓市場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不斷加大制度建設方面調整和改革力度，促使政府的角度由直接引導改變為間接誘導型轉化。不斷完善政府主導機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種形式市場機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別是要健全各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職能并規范其運行。加強民主監管機制， 防止和克服出現官商不分和政治****現象，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正公平。大力搞好經濟建設，提高物質文明的程度，推進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的步伐，使社會全面、協調發展。
循序漸進地擴大對外開放，注意提高防范和抵御各種風險能力。要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迅速發展自己的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爭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要注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作用，規避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當前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年代，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遠去，因此只有增加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培養科技人才，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正確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在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既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也要發揚光大本民族文化的精華，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 堅持以“人”以本，實現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觀。把人作為社會發展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全面提高國民素質和創新能力，在力開發人力資源，走“人才興國”之路，把滿足人的全面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社會全面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何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并達到長治久安，這是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的問題。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和運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的發展規律，把中國社會推向一個更加和平、穩定、繁榮和文明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2.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對外承包工程 發展趨勢
一、經濟全球化在對外承包工程中的體現
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是在經濟全球化中產生的,而對外承包工程又是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重要內容,它是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綜合載體。
(一)對外承包工程企業通過收購并購不斷擴大企業經營規模
為了整合資源,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提升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的本地化運營能力,眾多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相繼實施業內資產重組,不斷擴大企業經營規模,使自己成為有實力的大型跨國公司,承攬大型、超大型工程項目,不斷體現企業的跨國化、全球化。
(二)融資能力成為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競爭的關鍵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基礎設施的需求增長和政府財政資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國際金融機構在分配資金開始從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轉向其他方面。在這種背景下,尋求私人融資成為參與復雜的大型基礎設施BOT/PPP項目國際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所以,融資能力成為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競爭中的關鍵,表現出投資的全球化。
(三)對外承包工程方式不斷變革
隨著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發展,國際建筑工程的發包方越來越重視承包商提供綜合服務的能力,EPC(設計―采購―施工)、PMC(項目管理總承包)等一攬子式的交鑰匙工程模式以及BOT(建設―經營―轉讓)、PPP(公共部門與私人企業合作模式)等帶資承包方式成為國際大型工程項目中廣為采用的模式,使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多元化格局。
(四)產業分工體系不斷深化
在當今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上,工程管理和工程設計大多是歐美企業,國際設備采購是日本和德國,其他國家企業主要集中在土建領域。歐美等國家的大型跨國建筑企業都有自己的技術和專利,在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上的優勢明顯,資金實力、技術和管理水平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項目上形成壟斷。發展中國家建筑承包商因為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比較優勢,在國際工程市場中承建的工程項目經常是相對簡單的勞動密集型項目,但近年來已開始向技術密集型項目和知識密集型項目滲透。隨著發展中國家承包商不斷進入國際市場,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使生產走向了全球化。
二、經濟全球化下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特點
(一)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群體不斷壯大
我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從1979年的4家增加到目前的2 000多家。在這個企業群體的成長中,經歷了由專門從事對外經濟聯絡的窗口企業向實體企業轉變,由單一國有經濟向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存的轉變,由服務類企業向制造類和服務類企業共同發展的轉變,該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行業過于集中。
(二)對外承包工程規模迅速擴大,經歷了三次升級
我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初期是以土建項目的勞務分包起家的,然后,從土建分包到土建總承包,中國國際承包事業實現了第1次業務升級。但這階段是以土建施工為主的低端項目。
為了推動業務升級,順應國際工程市場產業內分工的要求,我國政府主管部門先后批準成立了一百多家工程設計企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實現了業務的第2次升級。
進入國際工程設計咨詢領域,帶動了我國在承包工程全產業鏈分工地位的變化,承攬的業務環節逐漸向業務鏈的上游移動。目前,我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涉足項目規劃、勘探、設計、管理等領域,通過開展高端業務進一步帶動全行業的發展,實現了向EPC承包模式的第3次全面升級。據初步統計,目前總承包項目已經占到了我國對外投標項目總數的52.6%,其中EPC交鑰匙工程顯著增多,帶動了我國國產設備的出口。同時,通過BOT、BOOT、PPP等融資方式取得的項目也在不斷增加。
(三)工程履行環境突變,風險大
工程執行過程中,環境變化是事先難以預料,如政治環境(內亂、戰爭)、經濟環境(原材料、人工費用上漲、貨幣貶值)、自然環境(自然災害)等,都會對工程順利實施造成很大影響,如亞洲金融危機、伊拉克戰爭、國際金融危機,都使對外承包工程企業蒙受了巨大損失。
三、目前我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
(一)金融全球化使對外承包工程不穩定因素增多,風險加大
隨著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深入發展,資本流動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金融工具不斷更新,使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增大,速度加快,投機色彩加重。隨著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斷推出,各種交易新手段層出不窮,金融活動在相當程度上與生產、貿易等實際活動脫離,從而失去相應的物質生產與產品的支撐,虛擬成分過大。一旦金融危機發生,不僅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發展,而且對外承包工程的發展也受影響。比如當地銀行破產、當地幣貶值、外資撤離、油價暴跌、業主支付能力下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原材料價格波動等因素,大大增加了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執行的風險程度。
對此,2006年國資委向各承包工程企業提倡全面風險管理,并頒發《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通過認真學習,各對外承包工程企業認識到全面風險管理在承包工程項目執行過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通過選擇風險承擔、風險規避、風險轉移、風險轉換、風險對沖、風險補償、風險控制等適合的工具對戰略風險、財務風險、市場風險、運營風險、法律風險等,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以減小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二)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還不明顯
對外承包工程的年營業額占國內建筑業總營業額5%左右,外貿出口總額的3%左右,僅占國民生產總值1.5%左右,這些數字說明對外承包工程行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還不夠大,需政府進一步發揮對外經濟合作對對外承包工程的帶動作用。如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強大,政府可以在對外經濟合作中投入更多資金,不但可以直接推動對外承包工程的發展,還可以為中國企業提供開拓市場的機會和平臺。目前的經援項目是以物資、實體項目等為主要內容。如果能夠集中部分經援資金,有目標、有重點地投入資源勘探、項目發展規劃等軟援助上,不但可以為企業起到開路、探路的作用,還可以大幅度降低企業市場開拓的風險和成本。
(三)公司同質化現象顯著,行業內競爭加劇
目前,國內許多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所從事的工程項目,所包括的工程承包業務范圍基本相同,導致行業內競爭較為激烈。因此,各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確定在國際市場上的定位,形成以專業能力為基礎的社會化分工合作體系。目前,已經有企業使用勞務分包商來完成項目;也有企業通過在國內公開招標確定分包商。這些形式都有助于企業之間形成風險分擔、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社會化分工合作體系。
為了避免同行業惡性競爭,解決行業集中度不高的問題,2008年9月1日,我國正式頒布了《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結束了對外承包工程行業發展無法可依的歷史。它為規范企業經營行為,實現行業健康發展,提高對外承包工程的質量和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與此同時,我國政府支持企業通過加快對外承包工程行業聯合、重組、改制的步伐,盡快形成一批專業特點突出、技術實力雄厚、國際競爭力強的對外工程承包的大企業集團,從而帶動中小型承包企業走出去。
(四)資金短缺,融資能力不足
我國國際工程承包企業融資能力普遍較弱,已成為承攬大型國際工程項目的最大“瓶頸”。主要表現在以下3方面:一是融資渠道窄。國際上通行的項目融資在我國尚未開展,企業境外融資還面臨著很大障礙;政策性銀行對國際工程承包企業的支持力度比較小。二是融資擔保難。國家設立的對外承包工程保函風險專項基金規模小,而且程序復雜、審批時間過長、支持范圍有限。三是融資成本高。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加大對對外承包工程行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開展金融創新,提供適合對外工程承包的新金融產品,對于符合國家支持條件的大型工程項目進行項目國內外融資試點。
二是考慮適當下調對外承包工程的貸款利率和保險費率,或提高貸款的政策性貼息率和延長貼息期限,特別是對大項目給予利率和費率優惠。
三是增加對外工程承包保函風險專項基金的數額,簡化使用程序,擴大使用范圍。
(五)改進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經營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
對于企業來說,實體化、本土化的經營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企業在一個局部市場的競爭力。當前,以EPC為代表的大項目正在逐漸增多。我國大型工程承包企業必須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建立技術、管理密集型的工程總承包企業。向國際化的經營模式轉變,走智力密集、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的道路,加快進入BOT等高端業務市場的步伐。
(六)提高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國際競爭力,培養綜合人才
當前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普遍缺乏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的綜合人才,這一現象已經成為制約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發展的普遍問題。因此,政府、行業組織和企業必須高度重視,進一步加大對外承包工程行業的人才培養。
現今是網絡時代,企業可以通過建立一套有效的知識管理網絡,使員工在工作和學習中積累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通過這個網絡進行交流與共享,凝聚成企業的整體知識能力。
主要參考文獻:
[1]薛榮久.世界貿易組織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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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發達國家，但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是依賴經濟全球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其實也不盡然是如此，發達國家之所以積極倡導并推進經濟全球化，從本質上講，利用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強大的經濟、技術優勢，盡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領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繼續保持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主動權，以實現國家利益極大化的目標。 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要客觀全面，畢竟經濟全球化這種制度在全球已經運行了兩個世紀，應該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在帶來風險與動蕩的同時，也帶來高效、利潤與發展的機會。
一、經濟全球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度的流動性和高度的開放性。這主要體現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知識流在世界范圍的涌動日益廣泛，已不可逆轉。高科技和信息網絡化，也支持了經濟全球化的這種高度流動性。
2.高度的滲透性和高度的互補性。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管理、文化等將迅速向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滲透，資本、知識、資源等也將在全球市場流動并趨向合理配置。這有助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資本、知識、資源等上的互補，從而有助于全球化問題的緩解以及全球性行動的協調，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
3.高度的集約性和高度的壟斷性。這主要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主體跨國公司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經營業績上。跨國公司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幾乎涉及世界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而且大約控制了世界上 80% 的新技術、新工藝專利，70% 的國際直接投資，60% 的世界貿易。
4.高度的依賴性和高度的異步性。這主要體現為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技術、資源的依賴性增強。發達國家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可以有選擇地輸出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先進設備，甚至直接將物質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強化其對輸出資本的控制，從而形成不對稱的依賴性。
5.高度的風險性。這主要體現在資本、技術、管理的快速流動和思想、文化的滲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程度不一的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問題。
二、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
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表明，中國的經濟開放戰略是成功的。可是鑒于全球化經濟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風險與動蕩，為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目標，中國政府采取如下幾策略：
1.立足國本，面向世界：進一步樹立全球意識，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走向國際市場，積極努力地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斗爭，努力推進建立公正、合理、持續發展國際經濟新秩序。
2.營造經濟發展良好的周邊環境，加快實施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倡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建立結構合理，基礎穩健國民經濟，并操持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對內，即設計穩健的產業結構，清除經濟泡沫，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對外，即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債務規模，保持國際收支的長期平衡和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倡導世界各國提高國際資金流動的透明度，建議各國貨幣當局彼此間提供技術支持、實現信息共享，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監管信息系統。
3.堅持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力推進政治、精神文明建設步伐，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經濟越是成熟，政府干預就應當適時收回，讓市場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不斷加大制度建設方面調整和改革力度，促使政府的角度由直接引導改變為間接誘導型轉化。不斷完善政府主導機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種形式市場機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別是要健全各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職能并規范其運行。加強民主監管機制， 防止和克服出現官商不分和政治腐敗現象，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正公平。大力搞好經濟建設，提高物質文明的程度，推進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的步伐，使社會全面、協調發展。
4.循序漸進地擴大對外開放，注意提高防范和抵御各種風險能力。要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迅速發展自己的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爭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要注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作用，規避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當前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年代，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遠去，因此只有增加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培養科技人才，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正確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在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既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也要發揚光大本民族文化的精華，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
5.堅持以“人”以本，實現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觀。把人作為社會發展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全面提高國民素質和創新能力，在力開發人力資源，走“人才興國”之路，把滿足人的全面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社會全面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何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并達到長治久安，這是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的問題。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和運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的發展規律，把中國社會推向一個更加和平、穩定、繁榮和文明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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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吳有元，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人：孫云，北京市陸通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人：于永超，北京市陸通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武漢市東西湖區國債服務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吳家山。
法定代表人：吳龍斌，該服務部主任。
委托人：朱凱，湖北天元兄弟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武漢市國債服務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漢口南京路102號。
法定代表人：趙文良，該服務部主任。
委托人：李牧，湖北盛德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武漢賽迪爾經濟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賽迪爾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武漢市東西湖區國債服務部（以下簡稱東西湖國債部）、武漢市國債服務部（以下簡稱市國債部）回購國庫券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8）鄂經初字第35號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徐瑞柏擔任審判長、審判員于松波、審判員賈緯參加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王濤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查明：1995年7月28日，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以下簡稱東西湖處）與賽迪爾公司簽訂《有價證券回購交易成交合同》一份，約定：東西湖處賣給賽迪爾公司（93）五年期國庫券1000萬元，并于1995年12月31日以1090萬元價格回購上述國庫券。該合同加蓋圓形“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財務專用章”和經辦人“黃漢東”私章。同日，賽迪爾公司通過“六九0七工廠”的銀行賬戶，按合同約定向中國建設銀行武漢市江漢支行航空路辦事處“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帳戶（帳號528290261025911）轉帳付購券款1000萬元。同月31日，東西湖處給賽迪爾公司出具《國債代保管憑證》一份，載明：（93）五年期國庫券1000萬元，代保管期限五個月。該代保管憑證仍加蓋圓形“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財務專用章”及“黃漢東”私章。同年8月3日、4日，東西湖處將上述賬戶中的1000萬元以“購券”名義向廣東省鶴山市永順商店和武漢松柏開發實業公司物業發展公司各匯付500萬元。同年12月27日，賽迪爾公司向東西湖處催索將到期的回購款。東西湖處當天派人去中國建設銀行武漢市江漢支行航空路辦事處核查賬戶，發現該帳戶系憑圓形“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財務專用章”，于1995年3月3日設立的一個存款帳戶。該國庫券回購合同到期后，因催款未果，賽迪爾公司遂于1998年3月18日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東西湖處、武漢市振財證券部返還購券款1000萬元、合同回購款90萬元及逾期利息126萬元并由東西湖處、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另查明：黃漢東系東西湖處駐武漢證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員。因另案涉嫌金融詐騙，于1997年3月18日被公安機關通緝。本案一審期間，武漢證券交易中心于1997年4月24日向一審法院提供了東西湖處在該中心預留的印鑒片，該片上預留的是“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處業務專用章”和“祁明才”私章。
再查明：1997年9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市分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銀發〔1997〕243號）《關于清理規范財政系統證券機構的通知》精神，以武銀發（1997）第256號文件撤銷武漢市振財證券部以及各區、縣處，原武漢市振財證券部的債權債務由武漢市國債服務部承接，各區、縣處未經市振財證券部委托而自行開展業務形成的債權債務，由各區、縣國債服務部承接。同年lo月，武漢市國債服務部收繳封存了原武漢市振財證券部東西湖證券業務處公章、業務專用章、財務專用章（該財務專用章為長方形）三枚印章。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東西湖處證券交易席位交易員黃漢東用私刻的單位財務公章，以簽訂有價證券回購合同名義，通過其擅自在武漢證券交易中心場外設立的銀行賬戶，騙取賽迪爾公司1000萬元款項后，分解處分給他人的犯罪嫌疑行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東西湖國債服務部對此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三）項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一款、第十一條的規定，該院裁定：一、駁回賽迪爾公司起訴。二、本案移送公安機關。案件受理費7萬元，由賽迪爾公司負擔。
賽迪爾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黃漢東的行為是職務行為。黃漢東系經東西湖處書面授權、具有特定業務身份的特殊主體，其以東西湖處的名義開立了賬戶，并在東西湖處的辦公場所從事證券回購業務，因此，黃漢東的行為足以使非業內人士確信其系職務行為。而且，該行為亦得到東西湖處的追認。（二）東西湖處對黃漢東以其名義從事的證券回購業務行為具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我公司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此，東西湖處對黃漢東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應依法承擔賠償貴認。（三）東西湖處與我公司之間存在確實的經濟糾紛，原審裁定駁回我公司起訴，將本案移送公安機關是錯誤的。（四）原審法院按財產案件收費標準計算收取本案一、二審案件受理費是錯誤的，本案應按非財產案件收費標準計算收取案件受理費。請求撤銷原審裁定，指令原審法院進行審理。
東西湖國債部答辯稱：（一）黃漢東的行為不是職務行為，是個人行為，該行為已涉嫌犯罪。我部在武漢證券交易中心的場內交易員黃漢東，用不屬我部有效印鑒的印鑒（可認定為私刻）與賽迪爾公司簽訂了合同，賽迪爾公司則按黃漢東所指向的用非我部有效印鑒的印鑒所設立的銀行帳戶（可認定為私設賬戶）付款，黃漢東則用非我部有效印鑒的印鑒開具代保管憑證給賽迪爾公司，而后，黃漢東將此款據為己有。這些事實證明，黃漢東的行為系詐騙犯罪行為。
（二）原審裁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三）我部在本案中無過錯。黃漢東系我部在武漢證券交易中心的場內交易員，其身份是特定的，除場內交易可以做之外，其他交易是不可以做的。做場內交易時，所使用的公章只能是我部在武漢證券交易中心預留的“業務專用章”，交易款項的進出也只能在武漢市人民銀行0246074－535賬戶上進行。本案中所涉及的“代保管憑證”是場內交易中空白的通用憑證，只有當填寫內容并蓋上有效印鑒后方為有效。黃漢東的犯罪行為與我部之間無因果關系，我部是無過錯的。（四）賽迪爾公司至今未舉證證明圓形“財務專用章”系我部的，應駁回其推理性的主張。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本院認為：賽迪爾公司于1995年7月28日與東西湖役理處簽訂了一份《有價證券回購交易成交合同》，按該合同約定，賽迪爾公司將購券款1000萬元匯到了東西湖處，東西湖處也向賽迪爾公司出具了《國債代保管憑證》。該合同到期后，因多次催款未果，賽迪爾公司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賽迪爾公司的起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受理條件，原審法院應予受理。黃漢東作為東西湖處的工作人員，其行為是否是職務行為，東西湖處應否承擔民事責任，應通過實體審理才能依法決定。原審法院裁定駁回賽迪爾公司的起訴，并將本案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屬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賽迪爾公司關于本案應由原審法院進行實體審理的上訴主張有理，應予支持。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8）鄂經初字第35號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一、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選擇
在未來世界發展的能源格局中，煤炭消費將在終端能源使用中逐漸下降，風能、核能等新型能源將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格局的演變在發達國家已開始顯現。有關專家預測，未來我國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最大的環保節能市場、最大的低碳商品生產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國，這些趨勢的變化為內蒙古新能源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
近幾年，內蒙古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2002―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速連續7年位居全國之首，經濟總量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24位前移到2008年的第16位。但主導內蒙古經濟發展的工業表現出明顯結構相對單一的特征，能源、冶金、化工、建材工業增加值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的76％，其中能源工業增加值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的37％，煤化工、冶金、建材等優勢特色產業也都是與能源產業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內蒙古經濟的整體發展對能源的依靠性很高。因此，在當前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放慢和低碳經濟發展漸成趨勢的背景下，促進產業結構的多元化，降低產業風險，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尤為重要。新能源發展符合低碳發展趨勢，其開發利用主要是利用當地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并且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對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節能減排的關鍵環節
2007年全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為2.4％，而能源消費總量占全國的5.52％：每億元工業增加值廢氣排放量6.64億標立方米，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3倍：每億元工業增加值固體廢物產生量4.0萬噸，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44倍，全區重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占工業廢氣排放量比例為98.42％。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發展方式使得內蒙古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壓力。“十一五”規劃確定內蒙古GDP綜合能耗下降目標為22％，年均下降4.85個百分點，但2006年僅下降了2.5％，2007年下降4.5％，節能減排任務艱巨。加快內蒙古新能源開發利用，走低碳經濟發展之路，可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高投人、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擴張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發展方式轉變，從而保證節能減排和發展方式轉變目標的順利完成。
三、應對氣候問題的根本舉措
近10多年來，氣候變化問題被列全球十大環境問題之首。并日益成為國際的一個熱門話題。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突出，生態系統脆弱，大量開采和使用化石能源對環境影響很大，特別是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比例偏高，二氧化碳排放增長較快，對氣候變化影響較大，這些已成為我國經濟、政治生活中急于處理的重大問題。
內蒙古發展中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為主，2007年煤炭消耗為24186.92萬噸標準煤，占全國煤炭消耗重量的比重高達6.33％；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5.62億噸，比2005年增加了38.1％，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4.6億噸，比2005年增加了44.4％。建設新型能源基地，發展低碳經濟，可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促使內蒙古向發展低碳經濟方向邁進。
四、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新途徑
內蒙古各地區由于資源條件、發展基礎等的不同。呈現出明顯的區域與城鄉兩極分化趨勢。2007年呼包鄂地區的經濟總量占自治區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57.91％。地區間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為51616元，最低為8947元，最大比值為5.77：1，而2000年最大比值僅為3.31：1；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52：1進一步擴大為2007年的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