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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傳播媒介的靜態含義
文學傳播媒介在靜態呈現上包含符號和物質載體兩部分，二者相互區別又實為一體。符號媒介是內容和意義的物化載體，表現為按照一定規則和方式排列起來的語言文字序列;物質媒介是符號的物理載體，表現為書籍、紙張等物質形式。符號媒介用線性排列的方式表現為時間結構，物質媒介以一定的空間體積表現為空間結構，二者統一起來構成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相互關系中，一方面，物質媒介之所以成為文學媒介是因為文學符號，一本書被看成是文學書籍還是科學書籍取決于書的內容，只有書中的文字被作為文學話語來解讀時，這本書才成為文學媒介。另一方面，符號無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符號的實現必須依托特定的物質媒介，文學符號只有固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才能稱得上是文學作品。把文學傳播媒介看作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統一符合文學傳播的現實情況，而且只有把符號和物質載體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對文學傳播整體過程中信息傳遞的規律進行連貫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學的物質載體與創作(編碼)和接受(解碼)割裂開。
從文學媒介演變進程來看，文學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體現和延伸。媒介的發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滿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這種滿足逐漸走向融合。文學傳播媒介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體內到體外化、由單一到融合的過程，每個時代的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和物質載體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組合。口語和文字在媒介歷史上出現的時間相隔很遠，口語傳播時期，人自身就是物質媒介，在時間流里和人捆綁在一起的聲音是得天獨厚的工具。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是一種“全媒體”的傳播，因為語言符號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補充，所以在口頭傳播活動中，人除了用語言之外，還通過聲調、表情、姿態、動作等來補充和加強語言信息，甚至表達語言所無法表達的內容。人將自身變成物質媒介，調動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達手段參與到傳播活動中，使自身感知能力發揮到傳播環境允許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畢竟受到生理條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書面媒介的出現就成為一種補充，語言是聽覺的符號，使人類把某種聲音和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分離，而文字是視覺的符號，使人類進一步把聲音固化，使之和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分離，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體器官而傳播，從而突破了時空局限。文字是人類發明的第一套體外化傳播系統，沃爾特•翁認為:“文字和印刷術需要各自的物質材料和工具……它們把語詞從其自然棲息地遷徙出來，使參與性的語詞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個符號或一個平面，在文字和印刷術中，真實的口語詞是無法存在的。”［3］(P41)文字進一步發展了口語的抽象特性，突破主體的生理局限實現體外化異地、異時傳播，從而使文學文本脫離人自身成為自足的存在，標志著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書面文學并不是口語文學的記錄，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動，因為它們的載體或者說媒介發生了變化。從以語音為媒介到以文字為媒介，從以自身為媒介到以各種書籍紙張為媒介，口語傳播的互動性、隨意性、生動性、明確性都喪失了，但同時文字媒介也彌補了口語媒介的不穩定性、依賴性等不足，文學獲得了自足的獨立性，脫離創作主體的文本獲得了多種闡釋可能性。“人類的傳播活動只有過渡到寫一讀階段，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才算開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作家、作品和讀者，人類才開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構神奇的文學空間，文學交流才與人的日常活動拉開了距離，進入審美的國度”［4］。語言和文字這兩種抽象符號媒介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盡管物質媒介在技術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語言和文字卻始終存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說明這兩種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許是因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體現。保羅•萊文森認為言語和文字都是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產物，同時也是人類抽象機制存在的理由。雖然當代媒介越來越走向視覺化、形象化，但是始終無法完全取代語言文字，因為這些媒介都無法滿足我們創新思維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眾傳播時代，各種電子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對文學的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時的符號媒介雖然仍以文字為主，也出現了很多不同于傳統文學文本的表達方式，物質媒介則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傳統的紙質媒介受到沖擊，影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主流媒介，新興的以目標用戶為中心的網絡“終端”媒介終端是網絡社會的觸角和節點，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終端本質上是人類自身的延伸，從收音機、電視、一直到ipad、筆記本電腦等，終端經歷著不斷更新、覆蓋的跨越式前進，追求人機合一的體驗目標。
二、文學傳播媒介的動態結構
當我們把文學傳播看作動態的信息傳遞過程時會發現，文學傳播媒介是貫穿始終的能動性活動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傳遞階段作為不同形式的中介發揮作用，通過多重媒介化把創作主體、傳播主體、接受主體組織成一個交互式的媒介結構。文學傳播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在文學傳播過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決定了不同的主體定位。從文學活動的整體來看，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構成人的主體性的不同形式，這三種形式并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學傳播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重疊。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意味著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產生了依托媒介的結構性關系，不同時代出現并使用的媒介塑造著不同的創作與接受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像文學傳播媒介并非一個單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從多重層次上去分析闡釋一樣，文學傳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結構過程。
文學創作是人內傳播的過程，體現了文學傳播媒介結構中的第一重媒介化過程。創作主體以自身為媒介，通過感知、思維器官與自身以及外在世界進行信息傳遞。在這個人內傳播活動中，主體和現實世界之間產生互動交叉關系，現實世界進入主體感知范圍，成為主體的對象化存在，進而被主體內化為主觀心靈世界，主體必須以自身為物質媒介實現外部世界的主體化，通過感知自身來感知外部世界。這是一個逐漸積淀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體感知和意識作用下，經過主體自身這個媒介的改造和過濾成為主體信息網絡中的節點，從而被主體媒介化，所以客體的主體化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時，也把自身客體化，以順應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現在主體的感覺器官不再是純粹的生理器官，而成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據外部信息系統的要求而做出相應調整，通過適應客體獲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們要用視覺器官去獲取，而氣味信息要用嗅覺器官去獲取。主體不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表層信息，同時還要以自身思維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內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體的心理現實，所以主體的客體化也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以及情感、抽象思維、潛意識等眾多因素參與這個主體自身媒介化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主體既是信息傳播的主體，也是信息傳播的客體，還是信息傳播的媒介。
關鍵詞：反按揭；社會目標；和諧社會；新制度經濟學
當城鄉統籌改革方興未艾時，人們對于養兒防老的擔憂有所下降，但城鄉統籌并沒有消除對房價急劇上升的恐懼，于是，人們對養兒防老的擔憂突增。究竟怎樣解釋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找不到最好的解釋辦法和理論依據，次優的選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三者的關系，當新制度經濟學不能很好的解釋事物現象時，就足以說明新制度經濟學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經濟學原理的社會目標適用性縱覽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與凡勃倫、康芒斯經濟學者研究的舊制度經濟學相比較而言的，從凡勃倫的制度分析――“本能”和“習慣”技術和禮儀“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康芒斯的“集體行動”“交易”“法律調節”加爾布雷斯的“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和“新社會主義”，再到科斯的“企業分析”“交易成本”“產權安排”威廉姆森的“組織縱向一體化”等，直至諾斯的“制度變遷”和近年來的“制度演化博弈”，這條發展路徑充分說明了新、老制度經濟學的血緣關系，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總體上是一脈傳承的[1]。沿著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發展路徑中的社會目標（相對于經濟目標而言），以及這個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價值、養兒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間的關聯成分，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義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種憲法、法律、法規、規則以及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簽訂的契約等,必須由權威機構予以頒布實行,擁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一旦觸犯，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為在社會發展和歷史演進過程中自發形成的，不為人們主觀意志所轉移的文化傳統和行為規范，包括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非正式制度“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及選擇偏好，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新制度經濟學也許在這一點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理論并加以發現” [2]。
20世紀80年代中期，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廣泛吸收了人類行為理論、社會學理論中最新發展的學科，結合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創建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吸收人類行為學、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涵蓋的領域和對問題的分析力、解釋力，極大的拓展了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力度和深度，當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張五常、德姆塞茨、阿爾欽、諾斯等經濟學家僅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分析等所謂主流經濟學認可的研究領域時，新制度經濟學將如何解釋個體的逆向選擇問題？又怎樣解釋“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的社會現實？我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相比本質變化可以概括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使社會目標取代經濟目標成為主旋律，實現由經濟目標主導向社會目標主導的回歸，當然社會目標中一定包含經濟目標，那么我們就要用新制度經濟學具體分析其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血緣命脈，以此衡量新制度經濟學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發展的闡釋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是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統經濟學的揚棄，當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市場的有限理性和制度變遷相結合的原理時，他們就注重了整個社會變遷的“和諧”過程，準確地說是“自然過程”，因為“自然過程”往往是“和諧的”（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釋為什么城鄉統籌改革是在國家的推動下產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經濟變革形式，這種變革符合法國學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連綿帶”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城鄉統籌的核心所在，“經濟制度的組成和轉變只能在選擇政府的基礎上作解釋，現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中國的整個產權制度結構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3]
新制度經濟學在勉為其難地解釋了鄉統籌發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變遷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國現實中“三農問題”、城鄉發展尋求突破的現實，但研究發現，城鄉統籌不僅僅包含經濟目標，恰恰相反，是為了尋求整個中國社會城與鄉村和諧的社會目標，這個目標中包括經濟繁榮、政治文明、文化發達、精神富足的“四化社會”,四大直轄市統籌改革試驗的不同重點卻被一個城鄉統籌吸納了所有需要積極融合的要素。對此，新制度經濟學如何解釋城市反哺農村？如何解釋有差別、分階段、分層次性的城鄉和諧？又如何解釋農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非經濟、非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視角是大市場，甚至不自覺的以城市的市場為模板，企圖把農村拋除在新制度經濟學解釋的范疇之外。這不得不說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缺憾。
2.養兒防老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社會問題解釋的盲區
新制度經濟學立足于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對于養兒防老的概念幾乎等于零，在中國社會中卻遠遠無法解釋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從心理學角度講，老人的主觀幸福感與擁有的財富、金錢并不成正比，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卻往往得不到滿足，秉持“養兒防老”觀念的老人，一旦社會角色發生轉變，如退休、失去工作，就會有權利喪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獨感等負性情感隨之而來，他們會希望從兒女身上得到補償。“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觀念、行為準則當然能夠涵蓋“養兒防老”這個習俗，然而“養兒防老”在很多場合、很多領域、很多過程、很多作用上都遠遠高于市場對社會的推動力，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只不過是為了其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作鋪墊，并非是適時分析歷史現狀、社會現實的，只是理論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奴隸制廢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變化，認為奴隸制不符合人性，與‘天賦人權’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響，社會習慣自身發生的變化”[4]。中國社會的“養兒防老”屬于哪種社會價值目標？我們用制度經濟學自然無法斷定，“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5]。養兒防老就是典型的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矛盾的交集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規、市場經濟規律，這就是為什么新制度經濟學解釋“養兒防老”時總是蒼白無力，這也證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自恰。
3.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誰解釋了誰
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經濟學家們又是怎樣求證的，它們之間的經濟學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費用原理的運用還是制度變遷的需要？是產權經濟學的使然還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動？新制度經濟學怎樣給與解釋？“反按揭的內涵‘按揭’一詞，對今天的廣大消費者來講已不陌生，它是一項在消費者購買商品房等高檔消費品時，只要預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擁有該消費品，剩余款項由銀行支付，消費者在約定年限內按月向銀行歸還一定數額貨幣的貸款業務……，在約定的年限內，消費者仍享有該房的正常居住權，期滿后銀行擁有該商品房的所有產權，并進行處置，從中賺取利潤的一項特殊的信貸業務。”[6]由此可見，反按揭的經濟學原理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經濟原理的運用與拓展，當然新制度經濟學也能對此分析，但這不能說明示新制度經濟的本身理論結構的自恰性，倒是一種繼承性。這就無法證明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反按揭時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難道比按揭的交易費用更高？金融機構反按揭的實際交易費用（耗費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機構在交易費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為什么還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國的現狀是起源于、適應于西方社會的新制度經濟學能解釋的么？我們只能認為起碼在中國新制度經濟學解釋反按揭時也存在著不自恰。
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時是不自恰的，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我們的經濟學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經濟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系統達到功能最優的理論，不僅在于資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產關系方面。” [7]
作者單位：重慶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黃少安，張衛國.新老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從“本能、習慣”到“交易成本”[J].江海學刊，2006，6：53.
[2]劉學強.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力[J].特區經濟，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研究[J].當代經濟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進展[J].南京經濟學院學報，1998，6：13.
[5]張紅鳳，高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缺陷[J].國外理論動態，2004，4：33.
摘要：從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更能明顯地辨識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為線索，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內在聯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為交易成本理論學界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源自其使有關治理問題和企業邊界問題的研究在過去30年中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和理論前沿的貢獻。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
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交易成本理論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解決了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發展中遺留的問題，使得該領域的理論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迅速達到鼎盛。然而，理論頂峰的到來也往往伴隨著挑戰的出現和衰落的開始。
[關鍵詞]經濟學;歷史特性;歷史學派;制度主義;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已經進行了許多年,如今也有經濟學者提出要創建中國的經濟學口號,并且許多經濟學人為之不懈奮斗。但是,中國學派的經濟學到底是什么,論者對此意見不一。與此同時,中國似乎還有另一種潮流,那就是將西方經濟學(或者說英美經濟學)奉為至高的科學原理。而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對方法論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經濟學者干脆忽略掉經濟學方法論,將方法論的研究認為是做無用功,這些都妨礙了經濟學的發展,禁錮了研究者的思想,從而很難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經濟學家杰弗里•M•霍奇遜教授2001年的著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根本問題有更好的理解。本書主要通過作者對歷史學派的回顧而致力于“將歷史特性問題的研究恢復到它的正確位置上去,從歷史的成就和錯誤中學習,并且對于重建社會科學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議”。貫穿此書討論的中心是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一般化傾向和歷史敏感性傾向的爭論。在德國歷史學派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那里,歷史特性問題受到了重視,并且一直在與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等一般性理論家的爭論中取得進步,然而歷史中斷了這一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歷史學派的創見逐漸被抹煞了。
一、經濟學的定義及目的
經濟學究竟在人類社會科學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搖大擺地侵入其他學科的領地,將經濟學帝國主義行為進行到底,還是循規蹈矩的堅守經濟學的傳統領域進行發展,其實可以從各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反映出來。薩繆爾森繼承了這個定義,他的經濟學教科書是這樣定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并將“稀缺”和“效率”作為經濟學的主題。這種定義將“稀缺性”當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來,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區分了“絕對稀缺”和“相對稀缺”兩個概念。更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作者認識到,關鍵問題是進行選擇的行為者,在獲取手段來滿足給定目標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惟一問題。如果我們要理解任何社會――經濟系統的功能,那么,經濟學也就必須考慮資源在整體上是如何從系統中產生的,也就必須考慮人類的目標和需求如何改變。顯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系統中具有不同的意義,不對這些區別進行考察,經濟學對每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論與歷史特性
所謂“一般性理論”是指關于人類經濟的或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行為的實質性解釋或模型,這些基本特征和行為被假定對于絕大多數可能的社會或經濟體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對一般性理論,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應有的并且可以恰當發揮作用的位置上,“對統一性解釋的追求不能被推進到這樣一點上,即對特定解釋的本質和價值不加重視”,并引用一位物理學家的非常形象地評論說,“一個包羅萬象的理論將整個宇宙都包括進去,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毫無用處”。統一性的解釋的局限性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前提假設的衍生性統一,它缺乏本體論的基礎;另一種存在于本體高度統一理論中,任何反復發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會對本體的統一施加限制。許多經濟學中宣稱的解釋性統一都屬于衍生類型,因此這些理論的局限與統一的邊界無關,與可以被統一的項目數量也無關,而與解釋的充足性有關。我們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統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對于真實現象的因果解釋的。一個例子是效用理論,經濟學假設每個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一理論是不可證偽的,任何被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在經過調整以后與這個理論相符,那么這就將真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的制度主義
(一)德國歷史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一般以1843年羅雪爾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為標志,但更確切的說法或許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標志。雖然,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李斯特是歷史學派的成員,但作者認為,他應該屬于這一派別,因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歷史學派的價值就是抓住了一個永恒的主題――歷史特性問題。但是舊歷史學派對于單純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經驗主義的信任,仿佛事實能夠自我解釋一般,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經濟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對事實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經存在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場關于方法論的大爭論改變了經濟理論發展的路徑,“對于門格爾來說,經濟學不再是對經濟系統和過程的研究,而是一個研究人類行為中經濟方面的科學,它開始了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經濟學最終由經濟的科學轉變成了選擇的科學”。但是作者認為,門格爾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事實上,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態度,例如馬歇爾。對于歷史學派的發展來說,雖然韋伯和桑巴特在進行社會分析時注重個人動機的影響,但是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對個人的影響。同時,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對經濟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創造理論和元理論框架的愿望。在經過了薩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終于,歷史學派隨著納粹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而銷聲匿跡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來標志德國歷史學派的終結是恰當的。
(二)美國制度主義與歷史研究的終結
凡勃倫作為美國制度主義的先驅,對作者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可以從第四部分中,作者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個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來。在這樣一個框架中,作者以與維持性制度相關的法律基礎和文化因素對社會形式進行了區分。在對每一種社會形式進行分析時,作者使用了優勢原則和突現概念來對社會結構進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論的解讀,在其中的關于制度和行為的因果關系的論點中,作者明顯受到了凡勃倫關于經濟演化觀點的影響。凡勃倫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從演化的視角來進行理解,他既反對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也反對集體主義的方法論,而是主張要探求社會與個人之間相互影響的因果關系。
1918年,“制度主義”一詞首次被用來形容一個學派,此后其作為一種運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康芒斯是其間作為重要的制度主義者,1924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十年后《制度經濟學》面世。康芒斯明確提出了歷史特性問題,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論進步的重要線索,特別是強調了習慣和習俗的概念。康芒斯試圖為美國的制度主義提供系統的理論基礎,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論。雖然如此,制度主義終究是衰落了,這種衰落既有哲學基礎的原因,也有當時社會環境的因素。到了二戰以后,歷史特性問題從理論探討中消失了,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宰了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成為能夠揭示出自由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科學。在作者看來,雖然新制度經濟學派有大量的文獻對制度的作用表示關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對于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探討,從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義。
關鍵詞：企業生態 勞動力市場 生態學 組織生態
組織生態學家認為企業的產生、成長、成熟和消亡的過程就如同一個生命的出生、長大、成熟和死亡，他們借用生態學中的生態位（niche）的概念來描述企業生存所需要的資源空間。具有多維性的生態位是從生態學借來的核心概念，生態位的多緯度本質通常被用來衡量不同資源對不同物種的效用。組織生態學家一直把企業的產品市場等同于企業的生態位，他們對各種組織種群的研究都用可識別的產品市場來定義組織種群，并用產品和地區組成的矩陣來定義企業的生態位。顯然，這種定義是承接了經濟學研究企業組織的傳統――企業的生產職能，但是后續的研究逐漸發現僅用產品市場作為企業的生態位緯度是片面的。
企業活動同時需要得到各種各樣的資源，在人力資本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的環境下，勞動力已經脫離企業生產要素鏈的派生需求環節而進入企業生態位的必不可少的一個緯度。在這個緯度上，企業生態位重疊得越多，企業之間對勞動力的競爭就越激烈，因此企業能不能在勞動力這個緯度占據自己的空間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業之間由勞動力緯度引起的生態競爭對已經建立的企業間的動態競爭有重大影響。
勞動力需求的經濟學與生態學解釋
對勞動力的需求上勞動經濟學的解釋和生態學角度的解釋差異：
需求主體上。都是企業，但是勞動經濟認為是產品派生了勞動力需求，而生態學認為勞動力需求是企業生存的自然緯度；前者把存在的企業看作市場競爭的結果，后者把存在的企業看作對生存環境的依賴和適應。
勞動力需求的形式上。兩者都把勞動力作為資源對待并且這種資源對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異。但是，勞動經濟學中把勞動力作為企業資源鏈條的一環，而生態學則把勞動力作為企業生態位的不可或缺的緯度。差別在于鏈條具有可修補性，而空間緯度無法修補。
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兩者都認為資源支持生存，并且資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導致競爭。然而勞動經濟認為競爭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給的差距來決定，需求越多，供給越少，競爭就越激烈。而生態學認為，對勞動力的競爭是以企業的資源生態位為基礎，以資源生態緯度的重疊為條件。資源需求相似的企業就成為競爭對手，資源需求差異越大在勞動力緯度重疊的越多競爭就越不可避免。
企業間勞動力競爭的二重性。擴散競爭（diffuse competition）與排他競爭(exclusive competition)是相互重疊共生的。企業對勞動力的競爭一方面來自于產品市場的需求，這是產品市場導致的對勞動力的擴散性競爭；另一方面企業生態位在勞動力緯度聯系異常緊密的企業受到勞動力市場規模和結構的限制不得不在雇傭特殊人力資源的競爭中淘汰對手，即排他競爭。擴散競爭是企業群落之間的資源競爭，而排他競爭是企業種群之間的競爭。因此，Sorensen(2004)指出“企業受到的勞動力資源壓力默默地影響著企業的成長，企業對勞動力的競爭邊界與產品市場邊界并不重合，因為企業間的勞動力需求有重疊性。”
【關鍵詞】制度新制度經濟學諾思制度變遷理論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意見高度統一的學派,而是一個“植根于現實經濟理論的特定共識集合”,其中以華盛頓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諾思為代表的制度變遷理論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有多種評論和爭議。本文認為,通過了解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演進過程,并將它與其它相關理論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這一理論鮮明的開放性特征。
“開放性”一詞涵義可以作多種解釋。在本文中,“開放性”指制度變遷理論傾向于不斷將更多的因素特別是制度等社會因素納入經濟思考范疇這種“擴大”的范式特征。
二、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演進
諾思有關制度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史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體系。早在1973年,諾思與托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觀點就是制度決定經濟績效,而相對價格變化則是制度變遷的根源。其中,諾思主要圍繞效率展開討論,認為相對價格的變化之所以能夠產生制度變遷,是因為它產生了構建更有效率的激勵制度。在這部書中,諾思提出,歷史上無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夠保留,是因為統治者目光短淺,使個人激勵與社會福利發生了背離,但這個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在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North,1981)中,諾思拋棄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認為大量產權的設計來源于統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費用則使得無效率產權普遍存在。諾思在本書中構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經濟史框架,以人類經濟從原始社會到現今上萬年的發展,印證了他的觀點。諾思認為,“制度是人和資本存量之間以及資本存量、商品勞務的產量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知識存量的積累、意識形態,特別是產權的明晰是其中關鍵的因素。然而,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為什么競爭不能淘汰無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釋長期經濟績效之間的顯著差異?
1990年,諾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這本書中,諾思首先對“制度”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一點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接下來,諾思探討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礎和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并著重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諾思關注制度變遷的路徑問題,是想以此來回答“什么決定了社會、政治或經濟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那些持續性差的經濟體的長期存在”。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出了“路徑依賴”的觀點,認為“發展路徑一旦被設定在一個特定的進程上,網絡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得自于歷史的主觀模型,就將強化這一進程”。諾思還給出了大量的經濟史事實和論述來印證這樣的觀點,即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比人們之前所認為的更加基礎性的作用,甚至是“決定長期績效的根本因素”。更進一步地,制度是聯系兩對關系的核心: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二是他們的相互關系對經濟變動(包括經濟的增長和停滯、倒退)的作用關系。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對人類社會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變遷過程作出了系統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經濟史資料作為印證,因此它成為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然而,諾思的研究并沒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并給予了自己的回答。這些問題主要著眼于社會中制度的形成緣由。首先,諾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導致了交易費用水平的變動呢?答案是“非人際關系化交換”的市場制度、政府保護和實施產權的信念以及現代科技革命帶來的收益增長。諾思還對歐洲歷史上近代市場秩序的自發性構成過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釋在沒有國家干預時,一些有利于現代競爭市場運行的規則是如何自發形成的。基于此項研究,諾思還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增長和政治體制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
進入21世紀,諾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進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經濟變遷過程》,在這本書中,他探討了民主制和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必須有效約束政府,才能確保市場的良好運行。在2007年,諾思與學者沃里斯、溫加斯特合作了《詮釋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在這篇文章中,諾思又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和政治學的理論必須有效地整合在一個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夠對歷史作出有效的解釋。他們還創造了“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和“開放進入的社會秩序”兩個概念,認為作為有限準入秩序社會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類社會的自然形式,它通過操縱經濟產生租金,并用這些租金獲得政治上的穩定;而開放準入秩序則激發了競爭,競爭又維護了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的進程則正是由有限準入秩序走向開放的準入秩序,而這個過程是沒有內在必然性的,諾思等人對于這個“轉型過程”也沒有給出確定的解釋,而是將其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作為一個二十世紀后半葉興起的社會經濟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而始終是一個探索性的框架;同時,這個框架是不斷開放的,不斷對制度的形成、變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討。因此,我們在理解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時,不應將其當作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來看待,而應當將其當作一種開放性的理解社會進程的思路。
三、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與之前理論的比較
1、諾思與新古典理論
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諾思對新古典理論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新古典理論假設人擁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但是忽視了這個假設必須以高度發達的市場制度為前提,而新古典理論往往將制度作為一個外生變量,忽視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認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既是對新古典理論一定程度上的繼承,也是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變革,并體現出了比新古典理論更強的開放性。新古典理論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模型,通過用“理性人假設”和“邊際效用理論”將社會經濟現象囊括在一個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諾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不僅是對新古典模型的一種補充,更是對新古典模型試圖以單一因素解釋經濟活動的挑戰。
2、諾思與傳統經濟史學家
傳統的經濟史觀點認為,工業革命和技術的進步是導致人類社會進步的關鍵。但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卻從多個方面質疑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雖然對技術的強調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技術本身無法解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未能實現技術潛在收益的現實,也無法解釋“在大部分技術人皆可得的情況下,富國與窮國之間還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
諾思對傳統經濟史觀點的反駁,體現出更強的開放性特征。首先,諾思否定以單一因素詮釋歷史的看法,認為雖然技術起著不可否認的關鍵作用,但是不能將其作為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本文認為,技術是一種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種技術如果要對社會經濟的變化發生作用,就必須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種充分條件。諾思正是以此說明一個合理的框架絕不能用技術說明一切,應該探討技術背后更深層的原因。
四、諾思制度變遷理論開放性的進一步探討
很多學者認為諾思使得對經濟史的分析變成了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無限循環。諾思強調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又同時認為技術等因素不可忽視,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還特別注意研究制度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更是將“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認為降低了理論的解釋力。同時,國內學者還認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有兩個問題,一是他在用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觀點解釋問題遇到困難時,引入了意識形態理論,認為人們因認識的約束而從事道德的、紀律的、利他的行為活動;二是他在解釋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戰和為什么一些變遷按舊體制固有的方式進行時,提出了“保守原理”――現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響。路徑依賴的“保守原理”在實質上也是一種特地安排的補充。以上兩個問題都在于將不同的理論前提納入了同一個框架中,而它們之間是無法相容的(蔣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將從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幾點進行切入,探討其開放性的特征和意義。
1、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制度與政治、經濟的關系所體現的開放性
本文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誰先誰后”的因果關系來考量諾思對于政治經濟關系的看法。雖然諾斯多次對“制度的來源”進行探索,但他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何者為先、何者為其他一切的原因這類問題。
諾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約束格局有特定的經濟(和政治)模型”,這里著重指出這類模型通常對制度的變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時還認為,“政治與經濟之間極為復雜的內在聯系,是我們理解任何一種經濟績效時都要考慮的”,因此宏觀經濟模型和微觀經濟模型都應當納入制度的因素。諾思在幾部著作中,都通過分析荷蘭與英國兩個國家的成功經歷,證明了制度以及與制度緊密聯系的政治活動對經濟的至關重要的影響。
近期的研究中,諾思更進一步擴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疇,并且更加鮮明地將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他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將政治學和經濟學融為一體的框架,不能再堅持那種“將政治視為完全外生的經濟理論”或者“將經濟視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論”。諾思所要建立的這個框架從根本上說是開放的。
應當說,諾思對制度的定義是包括科斯、楊、哈耶克在內的眾多對制度、社會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經濟學家中最寬泛并具有開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定義,而是較為開放地包括了社會習俗等非正式約束。在經濟活動中,這些因素往往對人的行為產生了很強的影響,甚至對于政治等“顯性”制度的實施效能起著十分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視的。新古典經濟學和其他一些經濟學流派正是因為忽視了這些因素,造成體系的封閉性,而使得其經濟理論機械化,在一些問題上失去解釋力。
2、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意識形態觀念所體現的開放性
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概念對于解決白搭車問題必不可少,并且對于說明那些非市場資源配置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必須的。另外,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間有補充的關系,卻并沒有本質的對立性。因為意識形態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因此是“社會中”的理性,這種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會習慣、傳統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認為這是諾思對新古典“理性人假設”的開放性解讀。
3、開放性是否減弱了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解釋力
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論,又納入了制度這一核心要素,還包括意識形態、個人的心智構建等因素,并且從發展趨勢看,諾思的理論仍然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那么,這種開放性是否會削弱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解釋能力呢?本文認為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之所以認為對各種因素開放會減弱一種理論的解釋力,是因為我們希望將社會發展歸于某一種或幾種確定的原因。這種希望使我們總是傾向于建立一個簡單的、封閉的框架來解釋問題,而諾思的理論恰恰糾正了這個錯誤。現今社會中,不僅左右經濟活動的因素十分多樣,人們看待歷史的角度也比過去更加多元化。顯然,那種希望用一個因素或者單一理論框架來解釋一切人類行為的嘗試,必然面臨失敗。這種必然趨勢,啟示我們放棄這種單一的、封閉的理論范式,而是采取一種更加開放的框架。諾思的理論將政治、社會和文化習俗融為一體,雖然在“給出確切答案和簡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卻為歷史研究、社會研究和經濟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其進步之處正在于這個開放性的框架――作為一個研究范式的“內核”和“保護帶”――能夠不斷容納更多的新問題,從而不斷增強解釋力并強化這一范式本身。
五、結論
道格拉斯?諾思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其制度變遷理論備受爭議,但是本文認為,其開放性和包容性不僅不是弱點,而恰恰是進步之處。它從制度、意識形態等角度為我們分析歷史、社會、經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框架和思維范式。
【參考文獻】
[1] 道格拉斯?諾思著,杭行譯,韋森校: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格致出版社,2008.
[2] 道格拉斯?諾思著,厲以平譯: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M].商務印書館,2007.
[3] 道格拉斯?諾思著:理解經濟變遷過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4] 道格拉斯?諾思、托馬斯著,厲以平、蔡磊譯:西方世界的興起[M].華夏出版社,1999.
[5] 道格拉斯?諾思、約翰?沃里斯、巴里?溫加斯特:詮釋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C].中信出版社,2007.
[6] 蔣雅文: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評析[J].經濟科學,2000(5).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楊小凱等人創立的新的經濟學流派。新興古典經濟學放棄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引入了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運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將古典經濟學中最有價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將現代經濟理論進行重新組織，對各種微觀和宏觀經濟現象做出解釋。該學派認為，各種經濟現象都是勞動分工的內生演進引起的，貿易作為勞動分工的一個側面，也可以從分工角度進行解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新的框架下，對傳統的貿易理論進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為依托，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創立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歷史考察
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對貿易理論的創新正是始于對貿易理論發展主流評價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對貿易理論的源頭和發展線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原理的相互關系
傳統觀點認為，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說明，只有當兩國之間在同種商品生產上存在生產率的絕對差異從而僅當絕對優勢存在時，兩國才有貿易的可能。而李嘉圖的理論則將這種條件放寬，認為不必有絕對優勢，而只要兩國在兩種商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生產率的差異，即只要存在比較優勢時就有貿易的基礎。也就是說，在斯密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條件下，李嘉圖證明了存在貿易的基礎，因此認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況。
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同意這種主流觀點，認為二者不只是比較方法的差別及由此導致的適用范圍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質上的區別。按照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斯密的理論認為，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差異內生出的絕對優勢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李嘉圖則認為是先天存在的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導致了貿易的產生。絕對優勢是一種后天創造的內生優勢而比較優勢是天然存在的外生優勢。這種本質的差別使得貿易理論應該重新思考二者的關系，以確定哪個是特例，哪個是更為一般的情況。一方面，即使按照傳統的對“一般情況”和“特例”的評價標準，從適用范圍上進行對比，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產生要求兩國之間天然地存在著差別，即一國在某種商品上存在比較優勢，而斯密的理論中則不要求這一條件，即使兩國沒有事前天然的差別，只要存在專業化報酬遞增，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仍然可以創造出優勢，即創造出貿易的基礎。這樣看來，在李嘉圖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情況下，斯密認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說，斯密理論比李嘉圖理論的適用范圍更廣；另一方面，斯密認為，“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像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1]，新興古典經濟學也認為，即使個人之間天生存在著生產率的差異，這種差異也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后天的分工演進而產生的生產率的差異來的重要。因此內生比較優勢應是較李嘉圖理論中的外生比較優勢更為重要的貿易產生的原因，斯密的絕對優勢是較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
2.重新歸納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
基于對斯密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重新定位，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貿易理論的發展分為內生優勢和外生優勢兩條線路，其源頭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奠定了外生比較優勢的基礎及其在貿易理論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貿易理論中，新古典貿易理論沿襲了李嘉圖外生差別的思路，將李嘉圖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的差異引入到生產要素層面，把貿易的成因歸結為先天存在的自然稟賦的差異。無論是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還是以后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稟賦比較優勢，都是以兩國之間有先天存在的生產條件的差別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產生并占據貿易理論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內生優勢理論一直被主流的貿易理論所忽視。在新古典貿易理論創立的過程中，俄林曾經注意到了促成內生優勢的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意義但也只是將規模經濟所導致的貿易作為要素稟賦差異貿易的一種補充而未作重點考察。20世紀70年代，林德貿易模式[2]和產業內貿易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對貿易理論的新思考，發展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修正了傳統理論關于市場結構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提出了獨立于先天因素的規模經濟思想，將貿易的原因歸為后天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貿易擴大了市場規模，規模經濟成為貿易利益的來源。這種貿易動因和利益來源內生化的思想是對斯密內生優勢理論的繼承和回歸，因此可以列在內生優勢的發展線路之內。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與斯密的絕對優勢之間的區別比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大得多。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與經濟組織問題聯系緊密，而外生比較優勢概念只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本質上代表著經濟學的不同發展思路。在貿易理論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思想，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置于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經濟研究的重心從經濟組織問題轉向資源配置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以新框架為依托，在對貿易理論的發展歷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將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對貿易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將經濟研究的重心重新從資源配置問題轉向經濟組織問題。
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興古典經濟學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的重要缺陷，從每個個體既是消費者同時又是生產者的現實出發分析個體的決策過程及其結果。基于個體是消費---生產者的新框架更適合國家層次上對單個國家的分析，新興古典經濟學把對個體之間分工和貿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用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及其折衷解決的個體專業化決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國際貿易理論，用分工演進模型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了新的解釋，構成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
1.貿易的原因。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貿易是個體專業化決策和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直接結果，貿易的原因是分工和專業化引發和強化的內生優勢。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假定每個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別，在社會分工中各人后天選擇了不同的專業才產生了同種產品的生產率的差別和某一方面的優勢，從而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且，這種優勢與社會分工水平互相促進。分工和專業化帶來了各人之間在某種產品上的生產率的差別，形成生產成本的優勢，而這種差別和優勢又會進一步促進和強化分工，從而進一步強化差別和優勢。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貿易優勢是后天獲得并且具有自我強化的性質，是一種內生優勢。但僅有生產方面的內生優勢并不是開展貿易的充分條件，還要同時考慮其相對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認為，貿易的開展取決于一種綜合優勢，既要考慮生產上的內生優勢或劣勢，也要考慮交易效率優勢或劣勢，要取決于二者的相對關系，即內生的生產率和交易效率的綜合比較優勢。
2.貿易的結果。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分工和貿易同時產生，貿易是專業化生產和多樣化消費這一矛盾的解決方式，貿易的結果本質上是分工的結果。分工使個體的自給率降低，每個人生產的產品種類數更少而相互交換的產品種類更多，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和個體的貿易依存度提高。貿易品種類的增加意味著市場種類的增加和社會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每個人對他人的依賴程度加強。隨著分工的深化，個體的生產結構差別越來越大，經濟結構則由自給自足時的單一結構趨于多樣化。經濟由自給自足時的互不往來到局部分工時的市場分割最后發展到完全分工時的市場一體化，市場從無到有，一體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貿易的直接結果是提高了個體的貿易依存度、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社會的商業化程度、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和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而且，分工減少了每個人必須的學習時間和費用，提高了專業化水平，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專業產品的生產。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不同的產品而增加不同的專業種類數，因此分工和貿易還促進了產品種類的增加。
3.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發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在于該理論能夠揭示國內貿易為何和如何發展到國際貿易。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這一解釋力源于該理論依托的經濟學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從消費-生產者個體開始分析，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個體權衡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決策進行統一的解釋。國內貿易的產生是二者作用的結果，而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延伸。每個消費者同時是生產者，當交易效率很低時，人們自給自足，沒有交換和貿易產生。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現一些地方性市場，但尚不需要統一的國內市場。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場逐漸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同樣的理由，當交易效率提高，分工進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國內市場規模的限制時，國際貿易就產生了。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消費---生產者的假設非常貼切，因此將個體決策過程應用到分析國家的經濟行為也同樣有解釋力。只要國家之間分工的好處超過了國際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各國就會選擇專業化生產并與他國交換，貿易也就由國內貿易發展到了國際貿易階段。國際貿易之所以在國內貿易之后產生，原因就在于國際貿易較國內貿易有額外的交易費用。
4.貿易政策內生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不但解決了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同時將貿易政策的選擇在模型中內生化。新興古典經濟學把交易成本和內生比較優勢概念引入李嘉圖模型[3]，證明政府的貿易政策體制、分工的均衡網絡規模與整個經濟的生產力是相互依賴的，均衡的貿易政策和國際分工水平密切相關。分工演進模型表明，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經濟結構的一般均衡會不連續地從自給自足跳到部分勞動分工繼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勞動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較低的國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國家要低，在參與國際分工后，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國家，這些國家更傾向于采取單邊自由貿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國從貿易中獲利甚微，因此，落后國試圖通過關稅手段來改變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以獲得較多的貿易好處。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一般均衡會從低水平的分工狀態非連續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狀態。這時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不再由任一國的國內生產條件決定，而由兩國的生產條件和消費偏好共同決定。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關稅手段來爭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發關稅戰從而使分工的好處全部消耗。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都有意愿參加納什關稅談判，談判的結果是雙邊自由貿易。這一分析一方面解釋了單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貿易政策的選擇問題（即從單方保護轉向雙邊關稅談判到最終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的轉變），而且能夠解釋世界范圍內在經濟發展過渡期貿易政策的二元結構問題（即發達國家追求單方自由貿易，而發展中國家追求單方貿易保護），也揭示了在經濟發展的成熟期通過多邊關稅談判形成多邊自由貿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張上，新興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通過分工的自發演進來確定貿易模式。政府應該致力于通過談判實現多邊自由貿易，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降低交易費用，以促進勞動分工的擴張和深化，帶來更大的生產率收益。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新興古典超邊際分析甚至比邊際分析更支持自由貿易政策。”[4]
5.貿易與經濟發展問題。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也是傳統貿易理論中經常涉獵的問題。與傳統結論不同的是，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是遵循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機制，而是作為分工的不同側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產生和深化的結果。分工引起了貿易，同時也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發展。內生比較優勢隨著分工的演進會帶來一國貿易結構和格局的動態變化，并且帶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新的研究成果還考察了一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開展國際貿易對一國國內和國家之間二元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的影響。[5]
三、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
1.與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經濟學是對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淵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斯密理論的繼承體現在：第一，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側面。斯密在《國富論》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來解釋國民財富的源泉。交換和貿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換和貿易促進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換和貿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沒有專門獨立的貿易理論，他的絕對成本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國際分工學說基礎之上的。[6]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同樣是分工和專業化，貿易作為分工的一個側面來體現，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論認為，分工受制于市場范圍，運輸費用是交易費用的一種具體形式。斯密強調決定市場范圍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府政策兩個因素。新興古典經濟學遵循了這個傳統，使用了交易費用這一現代概念，揭示了市場的范圍怎樣被經濟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所影響，交易費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費用和專業化經濟的兩難沖突解釋貿易的產生和發展。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發揚了楊格的思想，用嚴密的數學模型闡述了分工和市場范圍的相互依賴關系，并用知識的積累解釋了分工的自發演進。第二，國內交換與國際貿易具有統一基礎。在斯密的理論中，無論是國內交換還是國際貿易，直接動因都是交換比自己生產成本更低，也就是為了獲得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同樣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個人對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權衡決策解釋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并且揭示了國內貿易發展到國際貿易的動態過程。第三，內生優勢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斯密絕對優勢理論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個人之間通過選擇專業化而形成生產率的差別，內生出了個體的優勢，并且專業化不斷強化這種優勢。這兩種理論都認為，不是生產力的差別導致分工，而是分工帶來了生產力的差別，因此二者都是內生優勢理論。
2.與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比較。在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其邊際生產率和平均生產率都是不變常數，既沒有新古典邊際分析中假定的單一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也沒有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考察的分工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之間的分水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一種外生靜態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是內生動態優勢。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國家間天然存在的生產率或技術差異，這種差別不依賴于個體配置勞動資源的決策。存在這種外生優勢就存在獲利的條件。在沒有交易費用的前提下，貿易的展開是必然的。李嘉圖模型將天然的生產率的差異作為分工的前提條件，重點在于揭示貿易的結構和貿易的結果，而沒有分析也無需分析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的決策。這種外生靜態優勢的缺陷在于容易導致貿易結構的靜態化，形成比較利益陷阱，而且理論認為各國會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這與現實狀況也有較大的出入。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一種內生的動態優勢，理論不但分析了生產率的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而且用分工和專業化解釋了生產率差異產生的原因，分工的演進能夠不斷創造和增進生產率差異，形成動態優勢，克服了李嘉圖理論的缺陷。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對李嘉圖模型進行了重新分析。對于李嘉圖模型而言，當存在外生技術差異時，外生技術比較優勢可以帶來分工經濟，是否利用比較優勢所帶來的分工的好處，要同時考慮交易效率的高低，這種分工經濟與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是一對兩難沖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結果決定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由此可見，相比較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較李嘉圖的貿易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但在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史上，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的價值和意義不容低估。李嘉圖理論中最具啟發意義的是比較的方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沿用了比較優勢的概念。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即分工帶來的內生優勢未必一定是絕對優勢，也可以是內生比較優勢。而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還借此創造了交易效率比較優勢的概念。
3.與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比較。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建立的標準的貿易理論形式。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興古典經濟學兩種框架的不同特點決定了貿易理論在經濟學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和前提出發，利用新古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國際貿易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框架外的一個理論分支。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則是該學派理論框架中的基本問題，即分工問題的一個側面。就貿易理論的內容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二者分別沿襲兩條不同的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兩種理論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前面關于斯密理論和李嘉圖理論的區別也適用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2001年，楊小凱、張永生曾撰文批評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邏輯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產品要素密集度在兩國相同并且保持不變的假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傳統的資本密集或勞動密集這類概念來解釋貿易的原因和結構等問題就缺乏實用性，這種概念也變得沒有意義了。”而這些問題完全可以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的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對比來解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以將新古典貿易理論含于解釋框架之內。
4.與新貿易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區別。相同之處在于兩種貿易理論模型都是內生優勢模型。這兩種貿易理論的前提都是個體或國家的先天條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優勢而專于分析后天優勢。而且，在創造內生比較優勢的同時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經濟增長。盡管都是斯密內生理論的繼承，但兩種理論依托于不同框架，這就決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區別。第一，雖然都是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但是這兩種內生優勢產生的基礎不同。新貿易理論中內生優勢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是專業化經濟。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是互不相同的兩個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兩分的假定之下，專業化經濟變得沒有意義，而只用規模經濟反映分工經濟的量的方面。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專業化經濟代替規模經濟概念，認為只有專業化經濟才是遞增報酬的真正原因，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是分工和專業化而不是規模經濟。而且，在新興古典框架中，專業化經濟和消費多樣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新貿易理論基于新古典框架，國內貿易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兩分假定的自然結論。貿易理論只用于解釋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二者間沒有聯系，也就沒有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修訂了基本的前提假定，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聯系起來，給出了統一的解釋，同時，用解釋貿易產生的原理解釋了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
總體看來，與傳統的貿易理論相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創新優勢體現在：
第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內生動態比較優勢模型。新興古典貿易模型不僅將貿易原因內生化，還同時考察了分工演變的不同側面，將產品種類、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一國卷入貿易的程度、經濟結構、收入分配、貿易政策等問題同時在模型中給出解釋，把內生性貫徹到底。同時，模型中的內生比較利益會隨分工的發展而不斷被創造和增進，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是動態優勢模型。
第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理論和政策統一的模型。傳統的貿易理論分為純理論和政策理論。國際貿易純理論論證貿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結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各國貿易政策選擇做出說明。而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則既解釋了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也說明了一國貿易政策的選擇和演變。
第三，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統一的模型。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貿易的原因和基礎的創造在國內和國際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論能夠對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給出統一的解釋并能解釋從國內貿易到國際貿易的演變。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國內國際統一的“貿易理論”而不只是“國際貿易理論”。
隨著教育體制的不斷改革，教學方法也相應的進行了改革。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越來越多的教師使用案例教學法，以學生為主體，在教學中通過對生活中的實際案例的分析和探討，讓學生學會用經濟學的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出現的經濟學問題，為社會培養更多的經濟型人才。
一、案例教學法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價值
（一）提高學生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增強學生的經濟學觀念
經濟學課程的理論性比較強，學生學習起來會感覺到乏味而失去學習的興趣，而案例教學法的應用通過教師對生活中與經濟學有關的案例的列舉，讓學生進行分析并通過經濟學的知識對案例進行分析，這樣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對知識的求知欲和學習的興趣，讓學生主動的參與學習當中。經濟學中乏味的理論也可以通過實際案例的列舉加深學生對知識概念的印象，從實際的案例中總結出經濟學的規律和原理，并學以致用。
（二）培養學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增強合作意識
在案例的分析過程中學生對案例分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與同學間的交流中不但產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而且也獲得了經濟學知識，化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教學中使用的案例大都是從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搜集過來的，學生依靠團隊的力量挖掘生活中的案例，加強了同學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促進了學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二、案例教學法在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一）課堂引導型案例的應用
課堂引導型案例的使用要貼近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易于理解，學生通過教師講解經濟學案例讓學生對經濟學方面的原理和知識更加深入的了解。例如教師在講解經濟學中的消費者需求理論時，要向學生先簡單舉一個例子：為什么鉆子會比水要貴很多呢？水對人們來說就猶如生命，但水的貨幣量要遠遠的低于鉆石的貨幣量。這樣一個生活中的問題可能學生都有疑問，但要用經濟學知識來解釋會有很大的困難。教師可以通過這個例子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的知識和理論來解釋，把本節課的內容貫穿到這個問題當中，運用需求理論和消費者剩余理論，根據需求曲線得出消費者對商品的消費不是按照消費的總效用來支付，而是按照它最后的效用來支付的。因此我們在消費水時，它的最后一個效用是洗衣服做飯，而水的數量也比較多，到最后水的效用會逐漸的降低，而鉆石比較少見，數量有限，且給人們璀璨奪目的效用，因此價格也比較貴。通過向學生舉出這樣一個困惑學生已久的生活問題，引導學生學會用經濟學知識解決這個問題，不但收獲了經濟學知識，也解決了生活中的問題。
（二）課堂討論案例的應用
經濟學的教學離不開課堂討論，學生通過課堂中的相互討論為經濟學課堂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還能讓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的討論中。不但鍛煉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還增強了學生對學習經濟學的興趣和愛好。例如在講解機會成本時，先向學生講解機會成本的概念然后提出學生生活中與這個概念相關的案例：大學生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是什么？讓學生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展開討論，讓學生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進行討論，然后把問題進一步深化問學生為什么那么多的大學生畢業后還是要打工掙錢，那么學生上大學的意義在于什么？學生通過教師的提問回答出上大學的目的是為了賺取更多的錢。同時教師將本節課的機會成本引入到案例的討論中，并用經濟學的消費者的預期消費對眼前消費的影響知識回答這個案例。并引出經濟危機中人們在當前的消費中不愿意花錢的主要原因是對預期消費不容樂觀，這樣學生通過實例的講解不但明白了機會成本這個概念，還了解了生活中和社會中的經濟學現象，在以后的學習生活中能夠利用經濟學知識解釋這種現象。課堂討論案例的正確運用不但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且可以讓學生通過討論，鍛煉學生經濟學思維，使得經濟學知識不再乏味枯燥，增強了經濟學課堂的教學氛圍，具有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課外思考案例的應用
學生的課外思考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給學生課外適當的布置一些經濟學案例，學生在課外對案例進行分析和思考，并運用經濟學知識進行解答，把學生的被動接受學習轉變為主動的學習和探究，培養學生經濟學思維和創新意識，能夠更好地為經濟學課堂教學做補充。在講解到有關博弈論的知識時，結合本節課的學習目標給學生舉出一些合理的案例，讓學生在課下搜集一些有關國外的治理腐敗上的經濟政策案例。讓學生在課堂中講解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案例。學生首先要在課外搜集有關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案例和資料，了解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政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探討其廉政的重要原因是對政府官員使用高新，并貪污受賄的程度打擊的十分嚴厲。在學生課外的討論中可以運用支付矩陣解釋新加坡人不容易受賄的原因。例如有甲、乙兩個人，政府給他們高新的收益，他們兩人如果聯合起來受賄，那么他們的收益就會增加。但如果他們其中的一人受賄，另一個人沒有受賄，那么沒有受賄的人會對受賄的進行舉報，那么受賄人的收益就為0，而另一個人舉報，他的收益就會增加，對于這兩個人來說受賄的得到的收益遠遠低于不受賄的收益，所以這樣就打擊了兩個人受賄的積極性，也沒有受賄的收益。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較大的經濟實力來高薪養廉，但我國可以從大力懲治受賄行為，將受賄的利益降低到負值，這樣也可以有效地治理國家的受賄行為。學生通過對課外案例討論提高了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能夠通過搜素案例并利用經濟學知識對案例進行更好地解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客觀上為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與此同時，應用經濟學的發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貨幣銀行學、產業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研究者甚眾。在我國，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
然而，研究流通領域經濟運行的流通經濟學卻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陷入了低迷狀態(紀寶成，2001)。21世紀是商業的世紀，正是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時代(黃國雄，2002)，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卻陷入了貧困狀態(夏春玉，1999)。應該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復雜的、多樣的流通實踐更加需要正確的流通理論予以指導，研究流通理論應該得到重視，流通理論應該得到大發展。但現實卻是：流通經濟學被作為三級學科，流通經濟學的博士點為數極少(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幾個單位)，全國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經濟學專業，或改為市場營銷，或改為國際貿易，或改為產業經濟學，如今，保留流通經濟學專業(貿易經濟)的只有16家。流通領域研究的專業期刊只有幾家，即《財貿經濟》、《商貿經濟》、《中國流通經濟》、《商業時代·理論版》、《商業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其他流通類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減少)。
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思索。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大發展，流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劉國光，2001)和基礎產業(黃國雄，2002)的時代，流通經濟學卻被社會遺忘，卻出現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點：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假設使流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中消失；二是經濟學的格式化過程間接影響了經濟學對流通的關注和研究；三是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和經濟學家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學關注流通的視野；四是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論。全國高校商經教學研究會主持的《關于貿易經濟學科建設的思考》課題報告(2001)認為，西方理論缺少對交換問題的專門研究和馬克思流通理論的一般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流通經濟學出現低潮的主要原因。紀寶成(2001)指出，對貿易經濟學科沖擊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表現在：學科分離，內外貿專業的分離；缺乏與新學科、新專業的相互協調；非盈利專業與盈利專業相混淆；隊伍建設問題。外部因素有：政府機構改革，撤銷了貿易局；教育部對專業目錄的調整；盲目照搬別國經驗；教育學科的重理輕文等等。
這些認識也許并沒有抓住流通經濟學貧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交換貿易的研究，從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論到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交換論，從德國歷史學派的貿易保護論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換契約論，無不充滿著對交換、貿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從交易出發，研究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關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費用在交易中的關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為三類，其中一類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換，楊小凱、黃有光(1998)等人還嘗試從分工交換的角度研究流通，楊小凱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之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其次，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十分完整的流通關系論，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屬性開始，從分工入手，詳細論述了商業資本的流通和商人、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商業勞動的性質和商業利潤的來源，研究了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同時還創造性地研究了國際貿易問題。再次，內外貿學科分離本身有一定道理，因為國際貿易畢竟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這種貿易和國內貿易不同，它時時要受匯率、關稅、國家的貿易政策所制約，因此，在研究領域上與國內貿易有相當大的區別；教育部對學科調整并不會妨礙一個學科的深入研究，只要這個學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會形成研究群體。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入門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教育部并沒有規定理論經濟學中有制度經濟學的學科，然而還是有眾多學者樂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可見，流通經濟學的貧困問題還是要從流通經濟學的內部人手才能解決。本文嘗試從核心概念和學科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流通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仁。
二、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該概念是對眾多經濟現象的高度邏輯抽象，概念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同時又是對事實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的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復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復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復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對流通的專門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所難以涵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示商業資本的增值和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資本和剩余價值。西方經濟學也研究交換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H-O理論等，但它側重于把交換看作一種外在的機制，沒有觸及商品流通的內核，把國際貿易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輕視對國內貿易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把一國內的商品流通當作一種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經濟學有必要把流通作為核心概念對商品流通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研究對象的確定與學科體系的構建
確定學科研究對象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學科對象確定后，才能確立研究范式，進而建立研究的邏輯框架，才能進行演繹推理，結合實證研究，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目前，對流通經濟學的對象有四種觀點：關系論、規律論、服務論、主體論。
關系論認為，由于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經濟學一方面要研究流通與生產、分配、消費的外部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領域內的商業內部關系。規律論認為，社會商品交換既受普通經濟規律的影響，也受流通過程特有經濟規律的作用；流通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動中的這些特殊規律。服務論認為流通產業是由處于商品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構成的一個特定的產業，商人從事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進行商品交換，實質上是在流通產業內提供以“為賣而買”為核心內容的商業服務活動，即為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務活動；既然商業活動的本質是提供商業服務，那么，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商品或商品交換活動本身，而應該是商業服務。主體論以流通領域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如商人、商業企業等為研究對象來研究流通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以上這四種研究對象論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視了一點，即作為一門經濟學科應該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流通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必須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即研究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規范化最終達到最優化。由于現代流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因此流通領域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演變為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這里有一個難題，就是流通領域與流通產業的關系。領域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資本論》里，流通領域包括兩個環節，即G-W階段和W-G’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商品與貨幣的轉化都需要有流通組織的勞動耗費，從事這類活動組織的集合就成為流通產業。因此，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配置，具體到流通產業才能夠體現出來。從實踐來看，人們把研究農業、工業、流通業分別作為一、二、三產業，并分別叫做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流通經濟學稱為流通產業經濟學。如果不從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研究過渡到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只能是停留在關系論、規律論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從產業層面來研究的高度。那么，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
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大致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設。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該學科所公認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筆者認為，流通經濟學基本假設主要有：流通時間節約假設，假設t1<t2，設U1為花費t1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U2為花費t2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則必有U1=F(t1)>U2=F(t2)；流通費用最小化假設即滿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經濟人假設，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組織理論，即流通組織的SCP分析，流通產業組織的博弈分析，流通產業的競爭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結構，即流通產業的不同業態之間的比例關系，流通產業的規模，流通的空間結構、地區結構的均衡，流通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的投入產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產業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產業政策的變動對流通增加值的影響，同時研究各種政策的配套和協調。第五部分，研究流通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流通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和溢出效應，分析國內商品流通與國際商品流通的相關關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的發展趨勢，運用產品生命周期假設等研究流通業未來的發展。第七部分，流通經濟學專題，主要研究流通經濟學中的電子商務問題，物流現代化問題，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等。
四、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
經濟學理論的本質就是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邏輯體系。理論的創新來自對新現象的分析或對舊現象的新解釋。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就首先要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內部一致的要求，否則，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就無法說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傳統的經濟學研究經常側重觀點的整理而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經常也只講個人對某個問題的觀點、想法和主觀愿望，常以個人的判斷或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理論替代邏輯推論，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難以形成邏輯體系。現有的流通經濟學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視邏輯分析和推導。有些流通經濟學教材和論文還停留在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對策論階段，許多內容缺乏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貿然下結論，結果使流通經濟學在邏輯結構上十分松散，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這種研究方法，只重視證實主義，而忽視證偽主義的運用，結果造成許多問題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也難以形成共識，造成進一步研究的困難。比如對流通與生產的關系的認識，有生產決定論、流通決定淪、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等等，一直在學術界難以形成共識，雖然從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學者傾向于流通決定論，但是，在工業化時代，在物質產品沒有十分豐富，在工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組成部分的時代，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經濟數據的有力支持，這種觀點難以得到大多數從事經濟研究的人的支持。這也是流通經濟學一直強調流通重要，流通業是支柱產業、基礎產業，實際上卻不為政府和社會重視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費用這個核心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與市場關系的替代的思考，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基礎上推論出科斯定理，從而贏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