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4 16: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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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1.從體育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角度分析
就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言，體育經濟學成為一門學科似乎并不是什么問題。因為，體育事業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體育經濟現象和實踐活動。翻閱體育經濟學的教材，不難在“研究對象”的論述處發現這一點，也容易從整本書中讀出這一研究對象的定位。將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定位于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及實踐活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從體育經濟學整個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定位則略顯過低。首先，這種以解決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實踐問題為目的的對象定位，往往會產生一種導向：為解決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實踐問題，人們不斷從其它學科引入各種技術、方法，體育經濟研究也只能在技術操作層次循環運作而不能得以有更高層〔文章編號〕次的突破，體育經濟學只能成為其它學科的附屬而不能形成其根本的“原驅動力”，它能否成為一門學科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其次，與其說經濟是一門學問，不如說它更是一門藝術，而這一“藝術”的主體是經濟活動中最為活躍的因素一“人”。對體育經濟而言，人們參加體育活動時所表現出來的意向與需求，不同于他們參加其它社會活動時的感受。因此，挖掘體育活動中人的行為與需求的變化規律，也是體育經濟學的一項重要任務。而將研究對象付諸于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實踐活動，則無形中弱化甚至忽視了這一方面的內容。最后，從學科的角度來看，一門成熟的學科不僅要弄清分析哪些事物，更重要的是要界定這些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區別是什么。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決不僅僅在于預算好一場大型的體育賽事，更重要的是要抽取和提煉出體育運動中的固?有的經濟規律和特點。正如力學以物體間力的作用規律、分子化學以分子間相互結合的規律為主要研究對象一樣，體育經濟學研究的著眼點，應在于更高抽象水平上的體育經濟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這一研究對象著眼點的轉移，并非將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實踐活動排除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之外，而是強調研究對象理論與實踐的一體性和完備性。唯有確立并包含了理論與實踐的層次分明、內容獨特的研究對象，結束目前在這一問題上認識的混亂，體育經濟學才能真正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2.從體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
判斷一門學科成熟與否的重要量度就是研究方法，遺憾的是，體育經濟學研究中并沒有形成依賴于體育經濟的、獨立于其它學科研究之外的研究方法。當前教科書中所羅列的諸如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比較研究、綜合研究及博弈論的應用等方法，無一不是由其它學科研究中產生的。姑且不論這些方法是否適應于體育經濟這塊土壤，但就這種全部移植而言，也往往容易使體育經濟學的發展喪失其自主性，而消失在其他學科之中，失去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體育經濟研究要想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一定要建立起自我的獨特方法體系。誠然，“沒有獨立的方法，也并不妨礙一門學科成為真正的學科”，但問題是：作為人類社會特殊活動的體育，有著區別于其他社會現象的本質特征，特別是運動訓練、競賽、群眾體育活動、體育產業等都與其他社會活動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基于它們運行規律的特有方法。對體育經濟學來說，這樣的方法還太少，方法體系直到目前也沒有凸顯出來，在本文中，我們提出立足體育視角，以經濟科學方法體系與體育科學方法體系有機融合為特色的體育經濟學方法體系的構建新思路。
3.體育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理論體系構建的完善程度是一門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是學科發展所必須的“反省的論證”過程。理論體系的形成大致可以簡約地概括為活動經驗的概括（常識、格言、讀語）常識的集合（體系化）理論（反省的論證）。任何一個研究過體育經濟學著作的人都不難發現，體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整體上正在努力實現從經驗概括到嘗試體系化的跨越，超前的研究也許剛剛涉及到某些意義上的理論反省，大量的研究只能是經驗的概括甚至是直接將研究目光落在體育經濟實踐活動上，而對體育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研究則少之又少，從學科學的角度對體育經濟學展開的學科特性探討更是無人問津。這固然與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歷史較短有關，但更為重要的原因則在于體育經濟研究主動性的缺失。研究者專注于對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方法、原理的吸納與引進，而對體育經濟學自身認知體系、方法體系和學科體系的構建則明顯不足。我們提出了體育經濟學的三維學科體系，即基于體育科學認識體系的，以體育科學認識體系與經濟科學認識體系有機交叉的新認知體系。對體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作了初步嘗試，但這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就理論體系而言，體育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還頗顯稚嫩，還有待于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二、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實踐水平
體育經濟問題的研究吸引了大批體育科研工作者，部分人也憑借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漸取得了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成為學科的著名專家。但即使這些專家本人也不敢妄稱自己是體育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還沒有哪一位專家能如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提出“相對論”、皮亞杰在心理學上提出“發生認知論”、杜威在教育學界提出“民主主義教育”那樣，在體育經濟研究領域提出開創性的、意義重大的、得到公認的觀點和方法，因此也就難以稱得上這一門學科的代表性人物；就代表性著作而言，雖然目前冠以“體育經濟學”之名的教材和著作時有出版，但多是對國內外經濟方法的移植或是操作層面上的探討，鮮有立意新穎、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出現，從中選出代表著作則會更加牽強；至于學術組織和學術期刊則更顯滯后：在我國體育科學學會中，并沒有設立“體育經濟學”分會，也沒有設專類，只是作為體育社會學的一個部分；而一些分散的體育經濟研究學術組織活動較少，沒有形成大的氣候。雖然在《體育科學》等學術期刊上開設了“體育經濟”的專欄，但體育經濟學至今沒能擁有自己的學術期刊。
三、體育經濟學的理論性質與學科歸屬
體育經濟學理論是科學理論還是實用理論？科學理論是對經驗世界的解釋，其目的在于認識和探索事物本身，其價值在于揭示事物的內在規律，如哲學、數學等，它們常常意味著一種所謂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理性精神。它的一般結構可表述為：在大量事實基礎上提出創設，按客觀事物的實際聯系和相互轉化關系，把相應的概念、判斷、推理組成一個嚴格而自為的邏輯體系。而實用理論則把視線直接投向實踐，它探討有關如何把認識的規律轉化為實踐操作的問題，并且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種種規范與建議，帶有極強的價值與目的色彩，因此，具有實用理論形態的學科常被稱為規范性學科，如計算機學科、系統工程學科等。它的結構則可以表述為：提出某種希望達到的目的，對各種指向、目的的選擇手段予以論證，得出在既定環境中某種合適的手段，然后建議如何將這一合適手段去兌現目的。
一、總體定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是一門關于致用性、易變性、批判性的科學
應該承認一個事實，經濟學是一門正在成長中的科學。雖然很少有人質疑這一點，但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批評并不鮮見，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批評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們對此進行必要的思考，并給予盡可能科學合理的回答。總體上說，應該相信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或者說，經濟學是一門不斷成長的科學，是一門處于不斷科學化過程中的科學。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的耕耘和發展，已經演化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學體系，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帝國”――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無異于與造就這個龐大體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對立，這是任何一個經濟學者(也包括那些對經濟學科學性持有懷疑態度的非經濟學者)不愿意也沒有能力做到的。雖然這并不是一個“科學回答”，但至少揭示這樣一個事實，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的努力，絕對不會沒有一點科學性，甚至應該說，科學性應該是經濟學的主流，批判經濟學或開展經濟學批判，這是首先的立足點。
同時也應該老實承認，經濟學不是圣經，不是天書，更不是神學，經濟學中一定存在非科學的成分。無論經濟學經過多少年的發展，無論經過怎樣的“千錘百煉”，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觀點和結論，其中也難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學成分，況且經濟學還是一門需要“與時俱進”的科學，即經濟學的科學程度與經濟學家與時俱進的能力和經濟學理論與時俱進的程度有密切關系。所以，在確認經濟學是科學的同時，承認經濟學存在不科學的地方，應該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看法。經濟學是一種不斷通過不同時代的不同的具體人的努力逐漸形成的一門科學，其中包括人為因素，也包括時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體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體的人造就的科學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盡管經常遭受這樣或那樣的批評，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依然是穩固的。但同時我們依然要正確對待經濟學還不夠科學這個事實，還要繼續想辦法促進經濟學的科學化，提高其科學程度。
此外也應該認識到，經濟學遭受各種批評和質疑是經濟學成長和發展的一種表現。這里涉及到經濟學如何對待批評的問題，一方面進步需要批評，另一方面被批評者需要有一個“科學態度”。因此，作為具體人來說，如何對待批評以及對待批評的科學態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個標志。同樣，對一門具體科學來說，也有類似的道理。一門科學也有自己的“學格”――數學的邏輯性、哲學的思辨性、物理學的物質性以及化學的實驗性等等，鑄就了不同門類的科學自己所具有的“學格”。關于經濟學的“學格”是需要重視并加以探討的問題，而且這還似乎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以下三點應該可以成為經濟學“學格”的重要內容：1、致用性。經濟學作為致用科學，這已為學界所認同。問題是經濟學如何致用，這涉及到經濟學的“工具意義”問題。但無論如何，如果沒有用處，不能“致用”，經濟學就沒有存在的意義。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沒有什么可討論的。2、易變性。大家知道，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選擇的科學，選擇需要智力基礎，不同的選擇主體因其偏好、習慣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形成不同的選擇和判斷。所以經濟學的致用不是一成不變的致用，同樣資源可以有極為不同的用處，進而會有極為不同的結果。3、批判性。經濟學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確定性，也包括原理運用的不確定性。這一點鑄就了經濟學立論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礎上提高“有用性”。科學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經濟學作為科學的有機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當然批判性是科學的批判性。
總之，關于經濟學“學格”問題，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確立符合科學經濟學“學格要求”的“學格定位”，對現實經濟學的致用性和科學性的提高，無疑是有意義的。
二、方法定位：經濟學是同質的也是異質的，準確說是同質基礎上的異質性科學
經濟學發展中存在各種各樣“煩惱”。至于這些“煩惱”是什么，不同學者會有不同的歸納和回答。我這里認為，從根本上說這個煩惱是“同質化煩惱”。
大家知道，沒有任何一種門類科學遭到經濟學那樣多的指責，也沒有任何一種門類科學家遭到經濟學家所遭受的批評。這到底是經濟學的問題還是經濟學家的問題?是經濟學或經濟學家應該遭受這樣的批評還是那些批評者的批評有問題?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簡單地指責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其實，這涉及到對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如何認識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科學的認識，無論是批評還是辯解，都是沒有意義的。
關于經濟學似乎人人有話要說，但能夠說幾句和能夠說得有點道理是兩回事。能夠說幾句的很多，能夠說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評或批評欠恰當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夠說幾句的。因此在進入討論正題之前，羅嗦幾句其實也是給自己一個壓力，一定要說得有點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既然想說，就說得有道理，至少說一點實話，說一點真實想法。即使錯誤，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諒，當然對經濟學也應該是有好處的。
那么經濟學是什么?如何來把握?這涉及經濟學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大問題。縱觀國內外，古往今來，經濟學長期演變，范圍之廣，領域之寬，層次之深，是許多學科無法企及的。經濟學這種“帝國性質”，無論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這不是可取的選擇。無論“經濟學帝國”有多大，多么難以把握，但畢竟只是“一個帝國”，人類具有無限探索能力，難度總是相對的。所以，人類在困難面前，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繼續前行。
其實道理很簡單，人類之所以需要經濟學，是為“經濟”。所謂經濟就是節約、效率、選擇以及與“更好”有關系的方法、方式、機制等等，從根本是說，經濟就是對人類“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經濟”。即使對經濟再作更廣義的理解，包括自然、社會等各個領域，其核心內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變的。關于自然的經濟學，是讓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類；關于社會的經濟學，是讓社會運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發達；等等，無論在哪個領域，經濟學都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經濟學才成為經濟學，才發展為“經濟學帝國”，才發揮巨大作用，對人類不可或缺。無論個人組織，無論集團國家，無論什么種族和處于什么樣的文化氛圍，都不可能不需要經濟學的指導。因此，能夠致用的經濟學為人類發展所必需。
既然經濟學能夠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過對利用對象“有用性的不斷放大”得以實現。人類利用對象有千千萬萬，有形的商品設備、無形的知識資產等等，能夠成為經濟物品的，都可以成為利用對象，都屬于經濟學研究范圍。所以異質性成為經濟學一個重要性質，經濟學通過研究經濟主體的選擇行為，通過選擇行為的高級化、科學化來達到“促進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異質性思維的經濟主體，圍繞自己的經濟目標(把目標作為參照系)，通過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正負反饋機制來校正自己的行為。經濟學就是這樣來為主體服務的，因而經濟學是一門通過一定的機制來改進主體的行為進而實現主體目標的科學。經濟學這種“異質性”使其成為能夠不斷調整改進、適應時代變化、符合實踐發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學。
當下經濟學現狀之受質疑，關鍵在于背離經濟學的這個性質，主要表現為“同質化”。所謂同質化，是指這樣一種經濟學，把對象看作是“同質性”的，很少考慮和基本不考慮其變化性，即使考慮了，或者考慮不夠周全，或者假設過多，以至于“同質化”，并據此得出結論。這樣脫離現實，解釋力自然降低。每位經濟學家均有其理論，均以假設為基礎。因此兩個經濟學家有三種觀點也就在所難免。可以這樣說，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沒有假設無法得出結論，沒有數學無法進行研究。復雜多變的現實被假設和數學“同質化’’了。經濟學陷入“數學困境”或“形式化陷阱”，這里叫做“同質化困擾”。“科學外形”完美，“科學內容”欠缺，在復雜多變的現實面前力不從心。
三、未來走向：同質分析依然重要，異質化大勢所趨，將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把異質性作為努力方向，樹立一種新“經濟學觀”，一方面逐漸豐富假設條件，另一方面從現實而不是從理論出發。這樣經濟學就能夠一定程度上擺脫“同質化困擾”，成為更強解釋力和科學度的科學。
首先，異質性是一個發展趨勢。我們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種學派爭奇斗艷，大大沖擊且豐富了經濟學的內涵，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學的“同質性質”，自覺不自覺地走上異質性道路。僅以“看不見的手”為例，歷代大師各種各樣的闡述，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是抵制批判改進思路，主要以馬克思、凡勃倫、凱恩斯以及馬爾薩斯、李嘉圖等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進思路，主要以馬歇爾、費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為代表。各派雖然都宣布自己獲得勝利，但歷史會繼續前進，新思想會繼續產生，恐怕難以看到“鹿死誰手”的“零和”結局。就討論細節，如對貨幣、財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釋，體現了質的差異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闡釋以達揚棄發展之目的。這就是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異質性品質。
其次，“異質”的內化，打造經濟學的新基礎。“異質”與“同質”具有本質的不同。同質分析是以同質假設為前提，所運用的概念和范疇都具有同質性特點，因而結論自然是同質分析的結論。雖然同質分析也會考慮變化，但是這種考慮外在于其理論分析，因而和內在于理論分析的異質性，就像“美麗絲襪”和“美麗大腿”、“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一樣，具有本質的區別。如勞動范疇，同質地看成簡單勞動，復雜勞動，甚至創新勞動等，都難以準確把握。而把勞動界定為異質性的，勞動的諸多特性得以內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論會很不相同。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性；古典學派；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學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動力和方法。資產階級學者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賦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隨著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也就走向破產了。的政治經濟學繼承這種批判性，將它發揚光大，從而建立了系統的科學體系，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在當代，充分地張揚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科學批判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批判性是政治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特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過各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學派活躍和興盛的時期，社會經濟的重心雖已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但重商主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批判。而資產階級“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為此，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批判。當然，能夠這樣做是因為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狀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矛盾。
為了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經濟學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其重心的轉換，深入生產過程內部，研究隱藏其中的規律，因而這是批判地創立新的理論。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為此，它就要論證商業必須服從工業，批判已經過時的重商主義。馬克思肯定地說：“現代經濟學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斗爭。”
隨著發展階段的上升，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社會總資本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有機構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卻不斷地提高地租，大大影響了工業資產階級的積累。因此，為了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經濟學還要進行兩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辯解；二是批判已經不合時宜的先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進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為先前的理論已經不符合已經轉型了的資本運動的需要。這樣看來，這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已經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從貨幣主義者變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輩。相對而言，前者是一種“對他批判”，后者則是一種“自我批判”。與此相適應，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對他批判比較犀利，自我批判則主要表現在理論的創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非始終全面自覺地實施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部分實施的。
斯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學家，在發展配第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后者以流通過程為對象，并且只是簡單地描述流通過程的現象，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將研究的視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并且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連馬克思也稱之為“生理學研究”。這樣從對象到方法的批判當然會導致對理論內容的批判。正如馬克思所說：“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顯然，正是因為有科學研究的批判，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論具有一種擴張力，顯示了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斯密看來，地租和利潤一樣，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利潤中的扣除部分，這實際上已內在地包含對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還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懶惰和無知。但是，受當時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學，也沒有意識到批判對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覺地反映過程發展的自我新陳代謝，因而不能通過自我批判解決他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跖，反而形成雙重而自相矛盾的規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覺、不科學和不徹底，限制了其理論本身的科學性。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較為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要求資產階級加速資本積累以利于在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型發展。但現實的社會關系卻是地租不斷增長，嚴重限制了工業資產階級的擴張和積累能力。顯然，建立在工場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的并且充滿矛盾的斯密的理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加以批判。因而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理論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業轉型發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決面對的現實阻力。為此，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學派，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論，批判、克服斯密理論別是價值理論的明顯矛盾，將它推向深入。這種批判重點在修繕基本理論，實際上也涉及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顯然，這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自我批判”。二是對當時相當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進行深入批判，這是“對他批判”。
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是機器大工業開始發展、商品生產更加發達的時代，這決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運動。這就意味著他的研究對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價值論，堅持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李嘉圖著作……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他在這里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它們簡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連篇累牘、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觀念，從分散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質的東西，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體系都從屬于一個基本規律。”盡管李嘉圖不能合理地處理好基本規律與發展的現實之間的差別，但這也表明他已經注意到基本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性。
李嘉圖對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因此，對同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的錯誤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批判。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二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把庸俗經濟學所尊崇的“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顯然，這是對庸俗經濟學的間接批判。
李嘉圖對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的批判更加激進。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證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種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產的整個制度不相容的關系：……他證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會的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這與當時土地所有者的辯解有直接關系。例如，馬爾薩斯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因此，對工業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當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所以對土地所有者理論的批判就更為有力。
關于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給予很客觀的評價，稱之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果從總體來看，從斯密到李嘉圖，他們理論的發展不僅與資本運動的特殊歷史階段有內在的聯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分別對待批判的對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夠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現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變化。這也使他們的理論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論張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批判都奠定在較合理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同時還反過來促進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古典學派的批判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觀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強制抽象”，使其價值理論并非完全科學化，“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狀態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之中。”而且，無論在斯密或李嘉圖的理論中，都不能從各自的理論發展中體現理論的自我批判，只能從他們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才能看到這個學派的自我批判。可見，斯密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覺和徹底。因此，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走向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一切都變了，“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這也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開始消失，從而在面對更復雜具體的經濟現象時只能抱殘守缺。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科學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義上，當然會引起馬克思的重視和批判繼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資本論》手稿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冠名，此后，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成《資本論》的副標題。無論哪個階級的人認真看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從其字里行間感受到馬克思強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種扎扎實實的批判。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學派的批判性質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觀地再現資本運動，對其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力量進行批判，即代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盡管他所代表的未來社會還未出現，但資本運動包含的各種否定性因素已經暴露無遺，所以他是反映、代表這些否定因素對資本運動本身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而且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會是跳躍式地質變、被另外的過程所代替的。
如果說，“對他批判”是新的過程對舊的過程的批判，人們比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過程的新階段對舊階段的批判，這一點卻是鮮為人知的。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之間缺乏聯系，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反映資本運動的“自我批判”與代表未來社會新過程對資本運動舊過程的“對他批判”卻是緊密聯系的。他發現，正是資本運動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夠徹底戰勝封建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由于被批判的對象、過程不愿意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實施反批判，更要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批判是與武器批判相聯系的。
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而實施的，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這里，辯證法是與他的階級立場緊密聯系的。這種批判性，來自代表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批判才是徹底的。科學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他來說，批判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對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來說，批判性極為重要。沒有批判性，理論就不能發展，就不能顯示自身相對于其他相關理論的優越性和戰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從而不能避免教條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理論進行批判的時候，世界上真正了解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卻在整個社會占有了巨大的地盤。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論徹底科學化，另一方面還要擠進思想理論界，在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地盤。
《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實施徹底的批判，但不是簡單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而是深入經濟過程分析其運行的根據及其必然發生的變化。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不僅所依據的方法論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階級不同，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還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包括他所繼承的東西。一方面，是對黑格爾方法的透徹批判，在此基礎上創立真正科學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涵著……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州。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用說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馬克思也持科學批判的態度。他指出，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因而對資本運動只有共時態的考察，而否認其歷時態的運動。因此，即使是李嘉圖，其理論的對象、方法、內容、批判性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從其對象看，古典學派研究的是自然的過程，并且將商品生產、工業化等一般過程和資本運動特殊過程混為一體，從而將兩種過程的規律混為一談。他指出，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還都免不了兩個錯誤：“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從而將它的不同歷史階段混為一談，將它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與此相聯系，必然只重視物的運動，而忽視主體的作用。
馬克思還批判古典學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完全沒有聯系，但又使它們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圖在抽象力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抽象還不夠深刻，不夠完全，因而當他……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而且還“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馬克思稱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強制抽象”。
馬克思還全方位地批判他們理論的內容錯誤，特別是將抽象性的范疇與具體性的范疇混為一談：“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理論謬誤。”…正是這種錯亂，導致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抽象的內在規定與比較具體的外在的社會表象之間的關系，甚至將表象當成依據、規律，因而其理論缺乏層次、不能表現歷史的發展，很難正確地聯系實際。
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馬克思既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在客觀上批判“三位一體公式”錯誤的“偉大功績”，又指出：“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
這些“對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這種制度、理論與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成反比，還因為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尤其是維護它的理論，決不可能通過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論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理論的建樹。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和批判是統一的。他自豪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在《資本論》中，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條”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并且通過分析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接近社會表象，以順勢闡明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定如何在社會表面上顛倒表現，從而能合理地用對象的內在規定來解釋社會表象，使理論具體化，同時也解決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統一、李嘉圖企圖強制使之統一而破產的難題。另外，還有些領域，也是馬克思批判地開辟的。
最后，馬克思的敘述即邏輯過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說：這是“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在《資本論》中，通過研究歷時態的資本運動的階段上升來推動理論規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資本主義起點、初級階段、較為發展階段“資本家幼蟲”鴝、單個資本家、總體資本家的經濟行為的逐步演變，隨著理論邏輯階段的上升，后一階段的理論規定就超越、揚棄了前一階段的規定。這是以理論的邏輯發展來實現理論的自我批判，來反映對象的歷史發展。
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理論的“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是緊密聯系互動的。即以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處的經濟時代很不相同，其理論都分別與他們對所處時代經濟過程的認識有關，所以對他們的錯誤只能在相關的研究階段分別批判，并分別成為進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驟。同樣的，馬克思由批判而實現的理論發展也反過來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對庸俗經濟學，《資本論》也是分階段有針對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據新階段的研究來批判的。
馬克思全面的科學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既有價值論層面、認識論層面，還有方法論層面，并且還可融入實踐過程中。他的批判又是歷史的，不是單單指向對象某一時點，因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資本論》的整個理論過程是分階段上升的，同時又是對象范圍、研究條件、理論規定的分階段上升，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發展、自我批判。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也應注意張揚批判性
徹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是政治經濟學突出的優秀品格，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因而當然是當代中國繼承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就理論的批判而言，我黨及理論界都始終注意將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國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歷史證明，這些“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關鍵時刻發揮重大的作用。遠的不說，進入新世紀后，我們就堅決地批判了國內某些人否定、曲解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在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中，堅持、發展了這一理論。
但是，由于這些批判都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別進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論創新的方式表現的，并且主要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們大都沒有將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與“對他批判”聯系起來。因此，通過一種特定的理論形式將它們比較系統地以一定的邏輯表述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這種理論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專著或教科書，特別是高等學校的教科書，因為它的受眾比專著更為眾多、廣泛，而且更系統、通俗，能長期發揮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種批判性的闡述還應該進一步明確和透徹，突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及其積極作用，既應將理論的發展即“自我批判”講透，也應有必要的“對他批判”。在介紹基本原理的發展時，應該闡明兩種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兩種批判無論從對象、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應該闡明，“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都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方面，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首先，應該闡明我國經濟建設各個階段的理論創新就是一種“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論為基礎、沿著它的邏輯、在特定的區域內發展的，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原有理論發生轉型，以聯系發展了的現實。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決定了它既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絕大多數民眾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義，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結合市場經濟這一不可逾越的經濟形式，使基本理論具體化、中國化，這也是對發展了的具體過程的新規律、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進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著它要根據改革開放的階段發展，檢測前一階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問題，探索新階段的改革規律。這種“自我批判”也離不開“對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基礎上，從中分離出一般過程，并且只讓它在經濟資源、而不讓它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發揮作用，更不是對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簡單照搬。
其次，應該有明確的“對他批判”。一方面，是對當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外兜售的經濟理論，特別是它極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張進行堅決的明確的批判。但也不宜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經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較強的針對性、說服力，還必須用最新的事實和發展了的理論來批判，說明它已經在俄羅斯的實驗中遭到可恥的失敗，說明它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憲法，特別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對西方經濟學中專門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研究，在借鑒的時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應用的前提、條件，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對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不符合最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利益、不利于社會生態良性發展的事情或傾向、言行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在很多人卻有意突破這一根本性規定，極力宣揚降低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比例和地位。這是一定要徹底批判的。在現階段，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就是盡善盡美的東西。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現實過程中，這些弊病都已經相當充分地暴露了。這也是必須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市場經濟青睞有實力的主體，它通行的原則是表面上的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其競爭機制會激起人們對財富的盡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導致財富過多過快地集中在實力強大的主體手中。它的調節大都是滯后的、以資源的損失和浪費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應該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普照”而糾正。還有，在現實過程中，也有許多偏離改革大方向的事情發生，例如，當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且居高不下，過度追求量的增長而忽視結構的優化、資源環境的保護，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個別黑心企業主盤剝虐待工人的現象存在，經濟腐敗急劇發酵等等，對這些不是少數、局部、偶然的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也不是簡單地套用改革開放以前的理論就事論事，而要依據現階段發展了的理論，即在基本理論基礎上結合新的階段、條件而轉型的理論來批判。
理論的發展不單純是自身的發展，還要在對別的理論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優越性和戰斗力。一種理論再好，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意義。如果人們對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因此，批判地對待西方各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挑戰，批判地將其中某些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分離出來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違背中國國情的錯誤，已經成了擺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務和責任，也是提升政治經濟學“社會占有率”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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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準則 性質 目標 功能 規范經濟學
我國現行會計準則是在政府賦予其強制力基礎之上進行構建，體現社會各利益主體訴求，有關會計主體的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及報告的公共行為規則。他的規范和完善對于實現社會的效率、公平和穩定至關重要。
一、我國現行會計準則性質的規范經濟學分析
（一）準則的規范性
我國會計準則首先用來指導和檢驗實務的標準規范，其核心特點是一個客觀、技術性的約束機制，同時這也是會計準則的基本職能體現。但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國的現行準則也在不斷的修訂，以達到國際趨同,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需要。
（二）準則的權威性
會計準則的要被普遍被接受和認可，必須具備一定的權威性，而國家的強制力是該行為規范充分發揮作用的必然選擇。
（三）準則的協調性
會計準則應是尋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規則，對各方利益和需求予以綜合的協調，從而達到使經濟后果更合理、更公允的目標，這也是市場經濟賦予會計準則的主要任務。
二、我國現行會計準則目標的規范經濟學解析
（一）財務會計的目標對會計準則目標的影響
會計準則的目標之一便是規范財務會計實務，通過財務報告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所需求的財務信息，然而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又依賴于高質量的財務信息，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講，財務會計系統的目標的制定會影響會計準則的目標。
第一，會計準則的效率目標。效率是對稀缺性資源的有效利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理念之一即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此背景下，效率應該是我國現行會計準則的重要目標之一。一般在經濟學中會應用帕累托最優原則作為經濟效率的標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是實現。然而事實證明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其固有缺陷可能會使資源配置的效率受到影響一定程度的影響，一方面，會計信息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使得會計信息在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較易滋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此在會計信息的產生和對外提供行為過程中進行適當地干預和規范顯得非常有必要，而這種干預和規范又主要通過會計準則的形式予以實現：制定和執行會計準則會計信息生成與報出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決策資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統一的會計信息生成與報出的規范，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更為合理的預期，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巨大波動，使信息在獲取成本和信息使用的過程中節約了交易費用，從而實現有效的利用。
第二，會計準則的公平目標。毋庸置疑，會計準則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政府制定的會計準則制度會對會計信息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影響社會財富與資源的分配。因此現行的會計準則應綜合考慮會計信息規范和干預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盡可能對各方的經濟利益予以兼顧，從而實現更為公平合理的目標。
第三，會計準則的穩定目標。會計的發展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經濟水平越高，對會計相關方法要求就越高。首先：會計信息生成與披露的方法統一并保持相對穩定，相反若缺乏穩定，必將會導致企業和投資者均無所適從，最終失去會計準則應有的權威性；其次，要求企業充分披露相關會計信息及其他信息。也就是企業在財務報告中對一切可能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決策的重要信息都應當在做出全面、可靠、及時而又使人理解的陳述，從而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維護市場的良好秩序，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
（二）準則制定者價值判斷和環境對會計準則目標的影響
一方面，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相關利益集團的游說和壓力會影響會計準則制定者的決策。政府主導的各種制度安排和構建在不僅僅綜合考慮效率和公平的原則，同時不同利益集團的規模、地位及與統治者的關系等往往也影響著會計準則的制定。由于各種利益群體的游說和壓力，有可能使會計準則制定者不得不選擇一些無效率的制度構建模式。另一方面，會計準則的制定所產生的費用會影響會計準則制定者對公平與效率目標的追求。會計準則制訂并付諸執行可以視為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其需要相應的費用支出。
（三）職責定位對于現行會計準則目標的影響
強調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供給與需求是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的核心，財務報告不僅要反映企業主體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還要向財會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決策的信息。前者針對企業的過去，后者關注企業的未來。財務報告的目標必須關注投資者的利益訴求，因此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明確向相關利益者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是財務報告目標之一是符合這一大趨勢的。
（四）客觀環境對會計準則目標的實現程度的影響和約束
從規范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會計準則要力求實現公平、效率和穩定的社會目標，主要取決于準則執行的力度和督促的作用。雖然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是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前提，但為實現會計準則的目標，需要有效果且有效率的執行機制為其保駕護航。分析目前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執法和監督力度不夠。
三、我國現行會計準則功能的規范經濟學闡釋
（一）會計準則的安全功能
會計準則的執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風險水平。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壯大并在國民生活扮演著愈發重要的作用，同時經濟交易事項日趨復雜，委托關系隨之復雜化和多元化。因而會計信息的提供者與使用者的分離程度將會越來越大，使得會計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信息不對稱程度進一步加深。
（二）會計準則的經濟功能
會計準則的經濟功能是指通過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執行降低信息成本，節約交易費用。
首先，通過會計準則的制定和有效執行可以降低會計信息收集和使用成本。如果會計信息使用成本過高，投資者就不會將大量投資放在在信息收集上，這將導致投機的因素就占據主導地位，導致資源的有效利用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會計信息使用成本和市場風險將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努力得到降低即實現會計準則的經濟。
四、結束語
通過以上論述，，新準則對企業報表數據的影響較大，一方面企業報表顯示的數據更加接近企業目前的實際經濟狀況，其反映的會計信息更真實更可靠，另一方面報表數據反映企業的經濟狀況質量有所改善，2007年滬深股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報業績均上調，大多來源于政策變化的原因，在分析報表質量時還應結合報表分析企業進行利潤操縱的可能，分析報表數據的真實性，新準則對企業利潤操縱可能成了一把“雙刃劍”，在一些方面遏制或降低了企業對利潤操縱的空間，在另一些方面又為企業利潤操縱開辟了新的空間。例如新準則對長期資產的減值損失計提后不再轉回，以及將持續經營的權益為負數的子公司也納入合并范圍，均阻斷了企業利用轉回減值準備和剔除子公司的行為來調節利潤的可能性；又如：借款費用資本化范圍擴大，使得企業可能采用一定的手段使一些存貨的借款利息支出，以及專項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符合計入資產的要求，擴大費用資本化的范圍，減少當期財務費用，提升企業利潤；債務重組引進公允價值計量，使得企業可能會通過關聯方債務豁免等債務重組方式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對無形資產開發費用予以資本化，由于實際操作中區分研究費用和開發費用存在一定難度，企業可能將研究費用一并計入無形資產，擴大企業的利潤空間等等，均可能為企業操縱利潤提供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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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創新與趨同相結合的一項準則――評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會計研究，2006.3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關鍵詞】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制;合伙制;有限責任合伙制
一、引言
縱觀注冊會計師行業在國際上的發展,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經歷了獨資、合伙制和公司制,最終又回歸到合伙制的發展歷程。事實上,對事務所組織形式的選擇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由于注冊會計師執業主要依賴個人的專業技能,而不是資本,獨資與普通合伙制突出了個人的角色,因而成為早期事務所的主要組織形式;20世紀60年代,注冊會計師行業陷入“訴訟爆炸時期”,要求事務所對第三方承擔民事責任,動搖了注冊會計師對個人獨立執業與合伙執業方式的信心,使得傳統的獨資與合伙制遭到質疑。為了保護注冊會計師,執業界對事務所進行了公司制改造,有限責任公司制的形式開始盛行;20世紀90年代初期,融合了普通合伙制與有限責任公司制優點的有限責任合伙制事務所開始興起。在該種組織形式下,事務所以全部財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合伙人對其各自執業行為承擔無限責任,而相互之間不須承擔連帶責任。有限責任合伙制事務所已成為注冊會計師職業界組織形式發展的一大趨勢。
在我國,《注冊會計師法》也將合伙制作為事務所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但由于有限責任制下的風險明顯小于合伙制。而且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遠未真正發展到質量競爭、以質取勝的階段,市場仍不具備自行檢驗、區分服務質量的能力,這導致了我國事務所普遍偏好風險較低、責任有限的有限責任制,而由于其較弱的約束力削弱了審計的獨立性,進而對審計質量產生嚴重影響。本文結合我國現狀,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我國事務所組織形式選擇的原因,并針對其制度缺陷,探討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發展趨勢,以促進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現狀及分析
(一)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現狀
我國會計師事務所最初采取的是“掛靠制”,即事務所掛靠于各行政單位,使得事務所實際上處于一種“亂辦、亂管、亂執業”的混亂狀態。于是,財政部和中注協規定,事務所必須于1999年底脫鉤改制成為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獨立承擔經濟法律責任的社會中介機構。按照《注冊會計師法》規定,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選擇兩種組織形式:合伙制和有限責任制。根據截至2006年6月的統計,當時我國的5 641家會計師事務所中,僅有787家采用了合伙制組織形式,僅占總數的13.95%;4 854家采用了有限責任公司制,占到總數的86.05%。而即便在787家合伙制會計師事務所中,出于自主自愿組建的估計不超過合伙所總數的四分之一,絕大部分合伙所之所以采用此種組織形式是因為其達不到組建有限責任制事務所的要求。
(二)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選擇的經濟學分析
應當說,我國事務所組織形式的選擇偏好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1.有限責任制的組織形式是理性經濟人的自然選擇
在經濟學里,“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條件是眾多不同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條件。所謂“理性人”假設是指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其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會計師事務所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定。其在遵守執業準則的前提下,會努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這就意味著,在審計收費一定的情況下,他們將會在審計成本與質量之間進行權衡。這時,審計風險無疑會成為重點考慮的因素。而在我國,公司治理的結構不完善使得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風險加大;同時事務所普遍規模不大,收入來源單一,易于面臨解聘威脅,而一旦屈從于壓力,充當了企業財務報表的“粉飾人”,業績差的上市公司遲早會暴露其真實面目,事務所自然難逃干系。因此,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會計師事務所在組織形式的選擇上,自然會傾向于選擇有限責任制。
2.有限責任公司制有利于規避執業風險
事務所的所有者總希望選擇那種能最大限度規避審計失敗風險的法律責任制度。他們偏好于選擇有限責任制,這是因為在有限責任制下,事務所的所有者對其失信行為只承擔有限的保險責任,其未投入事務所的私人財產在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時不需要承擔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在有限責任制下,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無論給第三方造成多大的損失,其經濟賠償責任都限定在規定的范圍之內:事務所以公司財產為限,投資人以投資為限承擔經濟責任,且沒有連帶責任。因此,從規避執業風險的角度,有限責任公司制無疑會成為所有者的選擇偏好。
3.有限責任制能使初始締約成本最小化
人力資源對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各合伙人應當具備相當的專業技能與執業經驗,而且合伙人的個人聲譽也將是組建合伙制事務所時應當考慮的關鍵因素。而在我國,注冊會計師尤其是具有從事證券、期貨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的資源仍然稀缺。此時,要選擇具有較高專業技能與豐富的執業經驗,同時個人聲譽良好的注冊會計師無疑十分困難。這種對合伙人的高要求必然會帶來締結初始合伙契約的高成本。相比之下,在有限責任公司制下,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承擔的風險有限,且對于注冊會計師個人的執業能力、聲譽以及相互之間是否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要求并不高。因此,有限責任制的事務所更容易以較低的締約成本建立起來。
三、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選擇
(一)合伙制是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發展的必然選擇
1.有限責任公司制不利于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
注冊會計師審計是一種專業服務,通常不需要大規模的有形資產的投入,這使得公司制的融資優勢體現不明顯。同時,雖然有限責任制能夠“保護”注冊會計師及事務所免于陷入無限責任,規避經營風險,但是不論事務所采取什么樣的組織形式,都必須有助于保證審計質量。有限責任制下,經濟責任輕,當事務所獲取的利潤遠遠大于注冊資本時,便有了造假的驅動力,從而為了片面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置公眾利益于不顧。可見,只要注冊會計師僅承擔有限責任,審計質量就難以保證。如果事務所只知一味地拒絕承擔風險,是不利于注冊會計師審計職業的發展的。
2.實行合伙制是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社會責任的需要
注冊會計師審計作為一項職業而存在,絕不能忽視其“公共服務”的本質及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相比而言,合伙制更有利于保護利益相關者的產權。在合伙制下,如果審計師失信,事務所的所有者就要用他們的全部私人財產承擔其因失信造成的經濟損失,事務所的私人財產越多,對審計報告使用者的利益保護程度越大,事務所所有者對審計活動的監督越嚴格,人力資本違規、違約的可能性越小,對審計誠信的保證程度就越高,所以理論上合伙制對獨立審計保護企業利益相關者產權具有無限性,是一種徹底的擔保機制。
3.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合性質”決定了應當實行合伙制
會計師事務所是人力資本密集型企業,其發展并不是單純依靠財務資本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靠人力資本之間的精誠合作。也就是說會計師事務所不是一般的“資合”企業,而是由專業人士組成的“人合”企業。這就決定了在事務所內應由人力資本承擔風險。即當審計失敗引起第三方訴訟,注冊會計師將對其進行經濟賠償,其名譽將受損,市場價值也會隨之下降。因此需要一種制度安排對注冊會計師的風險加以回避。而人力資本所有者如果共擔風險,就會促使其相互監督,從而對事務所內注冊會計師的行為進行有效約束。實行合伙制的精髓就在于體現了注冊會計師之間資源共享、風險共擔。合伙制體現的有限連帶責任,使事務所有強大的動力去建立一套完整的風險控制機制,約束合伙人的行為,從而解決事務所風險控制問題。
4.實行合伙制有利于事務所實現“團隊工作”的帕累托最優
從理論上說,事務所與企業所有者之間存在著委托-關系,事務所的所有合伙人就構成了一組人。由于每個合伙人的努力程度及邊際貢獻具有不可觀測性,因此事務所同樣面臨著團隊工作中的“搭便車”問題。當事務所采用合伙制時,“團隊懲罰”對所有合伙人而言就意味著巨大的或有威脅。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合伙人的工作導致審計失敗,所有的合伙人將對其導致的經濟后果負責,對事務所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樣,每個合伙人都由于害怕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不得不選擇帕累托努力水平,于是,帕累托最優就可能作為納什均衡出現。
(二)有限責任合伙制是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選擇
有限責任合伙制作為一種創新的事務所組織形式,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的主流形式。
首先,有限責任合伙制解決了合伙與獨資在規模化經營方面的缺陷。中國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上市公司審計的現實需要、大型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銀行審計需求、國際會計公司的紛紛進駐,都要求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迅速壯大起來。
其次,有限責任合伙制彌補了有限責任制在風險約束機制方面的缺陷,從而能夠保證審計質量。有限責任合伙制強化了合伙人個人在執業過程中的法律責任,促使他們更多地注重對公眾利益的維護,充分發揮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公證作用,為注冊會計師贏得社會公眾的充分信賴。
最后,有限責任合伙制弱化了合伙人之間的連帶責任,無過錯合伙人無需再為其他合伙人的惡意或重大失誤行為負責,大大降低了合伙人之間事前相互了解、事中相互監督的成本,從而降低了事務所規模擴大的風險,也有利于合伙人進入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可以說,有限責任合伙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社會公眾利益和注冊會計師個人利益的共贏,從而呈現出其成為我國事務所未來主流發展方向的巨大潛力。
四、結論
應當說,每一種組織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可以任意選擇。獨資會計師事務所設立靈活,但發展后勁不足,難以承接大型業務;有限責任制雖然有利于擴大事務所發展規模,但其對審計責任的規避與審計職業不相容。合伙制最能體現審計責任,代表了事務所組織形式的終極取向。有限責任合伙制作為上述兩者的結合體,結合兩者之長,應當成為未來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目標。當然,事務所組織形式的選擇是與特定的經濟背景緊密相連的。就我國發展現狀而言,要求事務所全面推行合伙制有一定的難度。首先,注冊會計師的執業環境尚不樂觀,很多上市公司沒有良好的運行公司治理機制。其次,合伙制下合伙人及事務所承擔的風險可能遠超過其承受能力,一旦出現審計失敗,若缺乏健全的注冊會計師執業責任風險保險制度,將直接威脅事務所的生存。因此,就現階段而言,要努力改善注冊會計師的執業環境,加快相關的法規制度建設,大力擴展合伙制的實施范圍,促進事務所組織形式實現從有限責任向合伙制包括有限責任合伙制的過渡。當條件成熟時,必將取消有限責任制,全面實行合伙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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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商事仲裁的經濟特征
(一)仲裁成本
國際商事仲裁的成本是指在國際商事仲裁過程所產生的費用，既包括仲裁雙方當事人的私人成本，也包括仲裁機構或組織的公成本，本文主要分析私人成本。私人成本主要包含了當事人為使仲裁順利進行而支付的、或為商事仲裁結果偏向有利于己方的成本，機會成本、信息成本，甚至包括了一定的沉沒成本。
具體來說，一部分成本是仲裁雙方當事人為仲裁進行而支付的仲裁費用，這部分費用除仲裁機構收取的仲裁費用外，還包括因仲裁當事人的跨國性而支付的工資費用、住宿費用、生活費用、差旅費用等。
在國際商事仲裁中，機會成本則是指仲裁雙方當事人在選擇商事仲裁來解決其間的爭議糾紛時而放棄的其他解決爭議的手段，如情形一，選擇民事訴訟方式來解決;情形二，選擇其他ADR方式，如調解、協商、斡旋、談判等方式來解決，情形三，非法手段來解決;情形四，消極旁觀，寧愿自己利益受損，不解決。國際商事仲裁是這幾種情形的替換手段。
波斯納認為信息成本是存在的，信息成本包括兩種:取得信息的成本和吸收并處理信息的成本。在國際商事仲裁中，仲裁雙方當事人為使利己的仲裁結果出現，會拼命收集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對方的信息，在最可能多和優的收集到這些預設信息后，還要整理歸類提煉。
另外，在仲裁整個過程中，仲裁雙方當事人投入的大量的時間、半青力，姑且把其歸入己經發生的不可收回的支出一一沉沒成本，不僅難以計量，而且不可能如金錢般得到救濟補償。
按照最大化原則，仲裁雙方當事人都會為了利益最大化，或為得到賠償，或為不予賠償而不斷投入仲裁成本，但邊際成本在仲裁中同樣適用，隨著成本的追加，當事人所獲得的利益會不斷擴大，但是其總的利益是一定的，當事人追加再多的成本，總的利益不會增長。因此，遵循成本的邊際效應原理，決定了當事人投入仲裁成本的量是有上限的，特別是當達到相對少的成本換回相對最大的利益或成本開始高于利益時，都決定了當事人不會再投入成本。
(二)重視效率
按照波斯納的觀點，效率指的是在一種狀態下總收益和總成本之間的關系，用以表示使價值最大化的資源配置。在國際商事法律關系中，仲裁雙方當事人所追求的資源無非是時間和金錢，這也是國際商事仲裁的優勢。
仲裁的高效取決于以下幾點:第一，仲裁員素質的專業性。當事人選擇的國際商事仲裁員一般不僅精通法律，而且其具有的專業知識會與所涉案件緊密聯系，因此在信息資料的收集整理上更高效，更有針對性。另外，由于爭議的有效解決，當事人處于在仲裁解決爭議未果轉而又尋求其他救濟手段的困境的機率得到控制。這就如同針對某專門品牌車型的汽車4S店和普通的汽車修理店在對處理某專門品牌車型的汽車故障時，其不同的處理能力在面對相同的汽車故障，差異是存在的。第二，仲裁員、仲裁地、仲裁的準據法、仲裁程序的自由性。自由選擇并不僅僅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現，同樣它事關爭議解決效率的高低。仲裁員就不再贅述，而仲裁地的自由選擇意味著當事人除考慮差旅費用可以就近選擇外，也可以基于安全等其他因素進行選擇。仲裁的準據法同樣如此，即使與本國并無關系。而仲裁程序也可以基于當事人的意愿進行簡化或省略。第三，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的簡易性。以《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為例，該條約在第5條具體羅列了拒絕承認與執行的幾種類型，除此以外，凡是《紐約公約》的成員國做出的仲裁裁決應較容易在其他成員國得到承認與執行。仲裁的高效率為當事人節約了寶貴的時間。當事人可以利用節約下來的時間去獲取更多的利益。
(三)仲裁機構的競爭
與民商事訴訟不同，仲裁市場具有自愿、開放、統一、可選擇等特性，案件的管轄和法院相比不具有法定性、強制性和專屬性，加之商事仲裁服務領域數量級的常設和臨時仲裁機構，甚至包括臨時仲裁方式，仲裁機構在受理仲裁案件時不受地域的限制。這些因素決定了國際商事仲裁機構面臨著巨大的競爭。撇開機構仲裁和臨時仲裁間的競爭不談，新近設立和老牌的仲裁淚L構間、國內的和國際性的仲裁機構間都面臨著日愈加劇的競爭。并且越來越多的仲裁機構不斷更新機構自身的服務、仲裁理念，提高服務質量的同時調整收費水平，減輕當事人的費用負擔，采取詢問式程序管理來為當事人節約寶貴的時間，并將仲裁與調解這兩種糾紛解決方式結合起來，以達到吸引當事人的目的。
二、對國際商事仲裁性質的經濟方法論分析
(一)關于國際商事仲裁性質的四種成熟的理論
各國學界關于國際商事仲裁的性質的四種較為成熟的理論主要包括:司法權論、契約論、混合論、自治論四平中。
司法權理論又稱國家授權說，認為國家具有監督和管理發生在其管轄領域內的一切仲裁的權力，審判權是一種國家主權職權，只有國家才能行使審判權，仲裁裁決就像法院判決一樣具有強制執行力，如果沒有仲裁地國家法律的授權，仲裁員是不能行使通常只有由法院或法官才能行使的權力。
契約論也稱合同授權說，認為國際商事仲裁基于當事人合意達成的仲裁協議而產生，否認國家強制力對仲裁的影響。根據合約必須遵守，仲裁員做出的裁決當事人應自動執行，否則當事人可依合同之債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混合論認為，盡管司法權論和契約論是相互對立的理論，但在仲裁實踐上，這兩種理論是可以協調的，國際商事仲裁應兼具司法和契約雙重性質，并且這兩種性質不可分割。但是混合論者在正面論證司法權論與契約論的有機混合上較為困難。
自治論認為仲裁仲裁制度是一種獨創的制度，它擺脫了契約和司法權的觀念，是一種超國家的自治制度。既反對將仲裁制度歸結為為司法性或純契約性，也反對混合論的觀點，而是主張不能把仲裁跟司法權或契約聯系起來，判斷仲裁的性質，仲裁實際上是超越司法權或契約的，具有自治性。
(二)對國際商事仲裁性質的經濟分析
上述四種理論分歧的關鍵點在于:國家司法權與仲裁當事人自治權之爭。
根據納什均衡狀態，每個參與者在納均衡狀態下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對于其他參與人的策略的最優反應。該博弈結構的顯著特點是，博弈有兩個均衡，博弈雙方各自會偏愛一個均衡。如組織中上下級的博弈。所有在層級組織中工作的人們都知道，組織中的上下級關系是很微妙的。有些組織中上級對待下屬非常強硬，被稱為鐵腕上司;有些組織里下級對待上級毫不買賬，被稱為鷹派下屬。這類似于國家對仲裁當事人，假設國家對當事人進行博弈，就國際商事仲裁的性質各自都可以選擇到底是主張國家權力還是主張個人權利。
摘要：2009年銀監會下調城商行異地市場準入政策，從而加速了中小銀行的跨區域經營熱潮。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如何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是跨區域發展的中小銀行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入手，提出中小銀行在跨區域經營的組織架構中，既要實現垂直向下的部門一體化，也必須相應提高分支機構的管理邊界，從而減少內部摩擦和交易費用，提升效率；通過比較當前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分析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最終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架構與管控模式。
關鍵詞：中小銀行；組織結構；交易費用理論
跨區域經營的中小銀行①是指中小銀行突破自身所處城市所轄行政區域的限制，實現跨行政區域的經營發展，目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本省范圍內不同城市間設立分支機構，另一種是跨省（區）、直轄市間的發展。2006年，監管部門《城商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為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提供了制度依據。2009年監管部門調整了市場準入政策，放寬和簡化機構設立。銀監會也提出中小銀行發展的四個方向，即成為全國性銀行、區域性銀行、社區銀行以及專業化銀行，這為有條件的中小銀行提供了明確的發展路徑。因此跨區域經營已經成為中小銀行發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實現跨省經營和省內跨區域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42家，占城商行總數量的29%。其中，實現跨省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32家，占總數量的22%②。
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著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而如何調整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又是所有中小銀行必須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引入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針對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組織結構存在的問題，分析比較主流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最后從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營效率的角度，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結構。
一、組織結構研究的新視角：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理論最早由Coase（1937）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交易費用是指運用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它包括兩個主要內容：發現貼現價格以獲得精確的市場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場交易中，交易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因此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Coase還進一步分析了市場與企業的邊界問題，他認為企業的規模會擴張至企業的內部管理組織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點，即“企業的擴大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個企業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礎上，將交易費用理論進一步發展。他認為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契約（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機會主義④。一項交易由市場組織好還是由科層組織好，取決于交易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綜合考慮。其他條件不變時，資產專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場節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優勢就越不明顯，因此交易就越適合由科層⑥來組織；反之則反是；處于兩者之間的交易就適合由混合形式（hybrid）來組織。而科層能夠取代市場，是因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與市場制度相比，內部交易者通過機會主義傾向以犧牲企業的整體利益來滿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機會主義的動機也因之削弱；與內部組織相關的各種活動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審核；內部組織擁有處理爭端或糾紛的優勢；內部組織還可以從各個方面減輕信息不對稱的影響。Williamson進一步在《市場與層級組織》一書中，將組織結構分為U型、M型和H型三大類，與U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權，與H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中央調控，他認為從U型H型M型⑦的演變過程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組織變革。
二、中小銀行的組織架構及其跨區域經營中存在的問題
銀行組織結構變革實質上是針對業務模式轉變的自我調整，美國銀行業的組織結構變化代表了銀行業的發展軌跡，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最初銀行業務相對單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動，存款規模對于商業銀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而規模優勢的效應使得銀行不斷擴大經營網絡，最終對業務規模的追求使得總分行制出現；上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金融脫媒，以及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銀行的業務模式從以規模為中心轉向以服務客戶為中心，組織架構也由規模為導向的總分行制向以客戶為中心的事業部制轉變；客戶金融需求的多樣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斷深化，從而使銀行的產品開發和金融方案設計重要性突顯，因此以產品為中心的事業部制出現；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體化使銀行業務全球化，原有的客戶事業部和產品事業部下管理半徑太大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將地區事業部和客戶產品事業部有機結合，矩陣式管理架構出現。
反觀國內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大致遵循了上述的變化軌跡：總分行制事業部制矩陣式。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采用一般意義上的總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銀行采用完全意義上的事業部制架構，其余的商業銀行只在部分新興市場業務或產品領域，如信用卡、投資銀行、私人銀行等采用事業部制；真正意義上的矩陣式組織結構在國內商業銀行還處于摸索階段。
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總分支行組織管理架構，只是在某些部門的設置上采用了事業部制，以及個別業務領域采用了矩陣式的管理手段。自從2005年上海銀行設立異地分行以來，中小銀行在異地開設分支機構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發展模式，但是隨著異地開設分支機構數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徑的逐漸加大，使得總分行間的管理復雜性呈幾何級數增長，眾多中小商業銀行實行總行集權的總分行管控模式，但隨著業務不斷發展以及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這一集權式的管控模式面臨著如下挑戰：
（一）統一評審機構導致風險認定存在歧議
許多中小銀行只在總行層面設立獨立的風險評審機構，實施項目集中評審制，異地分支機構的項目必須由這一評估機構統一處理。原本這一設計的目的在于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風險控制，防止分支機構出現道德風險以及項目的逆向選擇，但卻無法保證遠離企業所在地的評審機構對異地項目風險狀況的準確掌握。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評估機構無法準確掌握異地分支機構的貸款項目風險，最終造成分支機構的項目難以通過，業務拓展難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業務領域的開拓出現了逆向選擇，即中小企業經營的特殊性，使得遠離該企業所在地的評估部門無法把握其風險，因此中小商業銀行極力推行的中小企業業務無法順利開展，分支機構更多地將目標鎖定為大中型企業。因而，采用這一組織設計的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中，經常出現分支機構與評審機構的矛盾，增加了內部交易費用；同時也使得銀行的中小企業開發戰略無法獲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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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權式管理使得分支機構業務發展受阻
在跨區域經營中，由總行充當戰略規劃中心，對于分行的業務發展實施規劃指導職能。國內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區域不平衡的特點，不同區域的經濟特點不盡相同，對身處其中的商業銀行產生必然的直接影響。總行出于統一考核、計劃指標等因素，對所有的分支機構采用統一的業務發展規劃，結果造成業務開展難度大、成本高，創造的效益不理想，員工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沒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優勢，削弱了分支機構開展業務的靈活適應性、積極性和主動性。
而分支機構提出針對當地市場特征的業務計劃，又難以獲得總行的認同，需要尋求各種內部溝通渠道加以解決，如有些中小銀行的分支機構，會定期派項目負責人前往總部進行溝通，這事實上增加了銀行總分行間的溝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實行集權式管理，當市場出現變動或機會時，分支機構需要向總行層層報批，難以及時做出反應，耽誤了市場時機，使得效率下降。
（三）業務條線化管理造成條塊分割、內耗嚴重
有些中小銀行實行業務條線化管理，以加強總行對分支機構業務發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機構規模相對較小，在市場競爭中并不占優勢，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資源，才能具備與大型銀行相抗衡的能力，這是當前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勢。若中小商業銀行過于強化業務條線化管理職能，不僅會削弱分行資源整合的力度，導致目標模糊、條塊分割、組織內耗嚴重，難以發揮后發優勢，同時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場開拓力度和銀行戰略目標的實現。
（四）難以滿足多元化的客戶要求
中小銀行在未實施跨區域經營時，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職能型架構，但不同行業客戶或不同類型企業客戶的需求也千變萬化，難以用統一的標準予以滿足，客戶需求的綜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銀行為客戶提供更加專業化和差異化的服務，要求中小商業銀行在跨區域中必須要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內部分工專業化”的組織架構，以應對區域差別化帶來的挑戰。而中小銀行的總部機構雖然初步建立市場營銷管理體系，但對分行市場營銷的整體規劃、組織、協調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較薄弱，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無法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應對分行市場營銷中出現的問題。
四、小結
當前中小商業銀行跨區域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是跨區域經營對于中小商業銀行是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既保持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管控，同時保證其快速發展壯大，又使得總分行機構間溝通順暢、決策效率高，在這二者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考驗這些中小商業銀行經營智慧的一個試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銀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農村商業銀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資中小銀行。
②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09年報。
③所謂有限理性，是指“人們意圖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謂機會主義，是指用欺詐的手段來算計的行為（Williamson，1985）。
⑤所謂資產專用性，是指一種專用性投資一旦做出，不能轉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產性價值的損失，它包括地點專用、物質專用、人力專用、商標專用以及臨時專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認為企業是依靠科層的權威來組織交易，“科層”比“企業”更恰當。
⑦U型是指：集權制的、職能部門化的或一元化的組織結構；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組織結構；M型是指：事業部制組織結構，它按照產品、品牌或地理區域設立各自半自主的經營部門（主要是利潤中心），每個部門都獨立經營自己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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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M].段毅才，王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姚瑜琳.我國商業銀行組織架構改革目標模式與路徑選擇[J].金融研究，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