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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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切還只是表面現象，而絕不是根源。根源應該存在于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社會因素里面。
一般來說，如果銀行明知一個人根本就無力還款，還要高額貸款給他買房是不可能的；而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還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貸款買房的。
這就是說，凡是能夠得到貸款買房的債務人，在當時是有還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銀行確定有還款能力。
由此可以斷定，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無力還款以至于不得不斷供，肯定是后來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們知道，債務人斷供必將迫使銀行收回房屋，損失最大的首先是債務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會化為烏有。所以，債務人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輕易斷供的。
如此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主要原因，無疑是貸款時預期的收入減少甚至沒有了。
換句話說就是：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的呢？
無疑是市場不景氣。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市場不景氣的呢？
無疑是競爭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競爭太激烈的呢？
無疑是生產力過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生產力過剩的呢？
無疑是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能力無限擴大的結果。
如果美國市場是封閉的，那么，這一切無疑是美國的資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國市場基本是開放的，每年的對外貿易額都很大。而且，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美元匯率過高。80年代中斯前后，為刺激各國對美投資，美國政府幾次提高美元匯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匯率過高，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便失去了競爭力。
2．在美國的貿易伙伴中，有些國家如日本對美采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使美國產品難以進入該國市場，造成了較大的貿易逆差。
3．美國產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來，在外國產品潮水般涌入美國的時候，美國國內生產的某些產品卻出現了價高質次的問題，喪失了國內外市場，從而導致出口萎縮，進口猛增，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這些現象無疑表明：當今美國的生產力過剩，已經不單是美國資本家的作為所致，其它國家的資本家顯然功不可沒。
不說別的國家，僅中國這些年來，對外貿易額就越來越大，而且順差也越來越大，以至于積累的外匯儲備已達近兩萬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無疑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
各個國家的大量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國市場，并被美國消費者購買和享用，必然會導致美國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
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必然會使許多貸款買房者，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斷裂，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
而且，如今這些現象絕對不會僅限于在美國發生。
因為，所有向美國等其它國家出口商品賺取外匯的國家，專門生產出口商品的這部分產能，對于國內需求來說，本來就是多余的。一旦國外需求萎縮，這部分產能也就必然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最終也會出現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
由此可見，發生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并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還是生產力過剩乃至商品過剩，而且是全球性的生產力過剩乃至商品過剩，必然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關鍵詞】美國經濟 復蘇 特點 原因
【作者簡介】王國興，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美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尹翔碩，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中圖分類號】F17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3）06-0065-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各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美國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國經濟在經歷了3個季度的衰退后，于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復蘇。自那以來，美國經濟一直處于持續但又有波動的復蘇中。經過長達4年的經濟恢復，美國經濟并未走出衰退的陰影進入新一輪擴張和繁榮。考察過去4年左右的復蘇，可以發現美國經濟的這次復蘇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本文將對這些特點予以歸納，并對其原因加以分析。
一、全球金融危機后的美國經濟復蘇特點
第一，經濟持續復蘇但不夠有力。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美國經濟進入衰退并延續至2009年第一、二季度，使得這兩年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分別比上一年度下降0.3%和3.1%（圖1、2）。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美國經濟開始從衰退中復蘇，但總體而言復蘇力度比較溫和。2010―2012年的GDP年度增長率在2.0%左右徘徊，也明顯低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數次危機后GDP的年度增長率，圖2清晰地顯示了這一點。從季度情況看，本次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已經歷了兩輪循環：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為第一輪，GDP季度年化增長率從2008年第四季度負增長8.9%逐季加快至2009年第四季度正增長4.0%，再逐季放慢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0.1%；第二輪從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GDP季度年化增長率從增長0.1%逐季加快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4.1%，再逐季放慢至2012年第四季度的0.4%。目前正在進入第三輪，可能會延續至2014年底。由于第一輪循環前低后高，第二輪循環前后一樣高，所以第三輪循環GDP季度年化增長率擺脫上述循環走勢、進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失業率持續緩慢下降，但距美聯儲新設定的調控目標仍有距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2010年的失業率高達9.7%，創下自1982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圖3）。月度失業率則從2008年1月的起5.0%上升至2009年10月的10.0%（圖4）。此后，美國失業率持續緩慢下滑，2013年6月已降至7.6%。與失業率在22個月中上升5個百分點相比，失業率下降2.5個百分點用了43個月，失業率下降的速率幾乎是上升速率的1/4。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按此速率，美國失業率至少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能降至美聯儲的調控目標6.5%，要到2016年底才能降至5.0%。與此相對應，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16歲及以上非機構就業人口總量從2008年的14536萬減少至2010年的13906萬，即有630萬人因受金融危機沖擊而失業。2011年起美國就業人口開始增加，達13987萬，接近2009年的水平，2012年進一步升至14247萬（圖5）。最新統計顯示，2013年6月已上升至14406萬（圖6），即迄今此輪復蘇已增加就業崗位500萬個，但與2008年相比還差130萬個。
第三，通脹趨勢仍不明朗，通縮威脅尚未完全解除。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消費者物價（CPI）同比上漲率曾一路走低，2009年3―10月甚至連續為負值，即持續8個月通貨緊縮（圖7）。自2009年11月起，CPI開始回升并于同年9月達到3.9%，為本次金融危機以來的峰值。此后，CPI基本呈下滑態勢，至今尚未完全擺脫下行壓力，2013年6月僅為1.8%。總體而言，財政政策似乎比貨幣政策對CPI的提振作用更大。相比之下，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勢相對平穩，基本上圍繞著1.75%的中位線上下波動，也沒有出現核心CPI為負即通貨緊縮的情況。2013年6月的核心CPI最新值為1.6%，低于美聯儲預訂的核心通脹目標調控值。從目前趨勢看，美國通脹進一步上行的風險小于下行的風險，未來一段時期即使通脹上行，其風險也不會失控。
第四，進出口連創新高，貿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但進出口增速逐漸放緩。2009年美國進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機分別暴跌達22.8%和14.2%，貿易逆差大幅改善（圖8）。但自2010年起，美國進出口即轉跌為增，且持續增長，其中2010年出口就超過了2008年的水平，2011年起進出口更是連創歷史新高，2012年分別達22106億美元和27452億美元，合計近5萬億美元。不過2010―2011年的貿易逆差又有所擴大，但未超2006年的歷史最高水平，也未達2008年的水平，而2012年又收窄了4%。從圖9所示月度情況看，進出口自2008年8月起同步下跌，分別至2009年6月和5月止跌回升。其中，月度出口在2010年12月超過2008年7月創下的1656億美元危機前最高值，此后基本保持上升態勢，目前穩定在1800多億美元。與之相反，月度進口額僅2012年5月略高于2008年7月創下的2319億美元危機前最高水平，其余月份均低于該值，貿易不平衡因此改善。總體而言，奧巴馬政府的“出口倍增計劃”取得了一定成效。與2009年相比，2012年出口增長了40.1%，其中貨物出口增長了46.0%，服務出口27.6%，貿易逆差對GDP的拖累逐步下降。但出口增速卻連年連月持續下滑，2010―2012年的出口年增速分別為16.9%、14.5%和4.6%，而出口月同比兩位數增速在維持了22個月后，2011年11月起降至個位數，2013年3月甚至出現40個月來首次負增長。因此，實現2015年出口比2009年的15782億美元翻一番目標已無可能。
第五，公司營運情況良好，稅后利潤增長強勁。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2007年美國公司稅后利潤總額從上一年13495億美元下降至12929億美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進一步下降至10509億美元（圖10）。但自2009年起美國公司稅后利潤總額便率先復蘇，且恢復了強勁增長之勢，2010年即超過2006年創下的50多年來最高額14430億美元，2011年和2012年又連續刷新歷史紀錄，分別達14751和17129億美元；而2012年的美國公司稅后利潤額已接近2004年的兩倍、2002年的三倍。 從季度數據看，經季節調整按年率計，美國公司稅后利潤總額于2006年第三季度達到階段性最高額13685億美元后逐漸下滑，至2008年第四季度 6437億美元見底（圖11）。此后，美國公司稅后利潤開始掉頭向上，5個季度后即2010年第一季度便收復危機前的失地，創下當時的歷史新高14341億美元，后又連續刷新紀錄，2012年第四季度創下17737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2013年第一季度略微回調至17495億美元。可見，美國經濟的微觀基礎相當堅實，如果美國公司稅后利潤繼續強勁增長，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是可以預期的。
第六，服務業復蘇快于制造業復蘇，經濟失衡狀況依舊。私人服務業復蘇較快，按2005年不變價格計算，2011年私人服務業增加值已超2008年水平，創出歷史新高；2012年再創新高。私人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總額的比例也比危機前有所上升，2008年為68.0%，2012年為68.7%（圖12）。私人服務業中，除了“批發”和“除政府外其他服務業”外，其他八個子行業2012年增加值也已超過2008年的水平（圖13）。出人預料的是，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租賃”的增加值不僅繼續在服務業中位居第一，而且該值僅2008年比2007年減少200億美元，2009年后連年創下歷史新高，可以說幾乎沒有受到危機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美聯儲的超寬松貨幣政策，美國股市連創歷史紀錄，道指、標普和納斯達克指數已經分別站上15400點、1600點和3600點關口。只要美聯儲繼續實行超寬松貨幣政策，美股仍可能再創新高。“教育醫療與社會救助”增加值在私人服務業中位居第三，也未受到危機影響，保持穩步增長的態勢。應該說，奧巴馬政府應對危機的措施、對金融監管和醫療保險進行的歷史性改革是成功的。
相比之下，私人制造業復蘇較慢，其增加值在2012年才超過2008年的水平，但尚未恢復2007年的歷史最高水平。相應地，私人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總額的比例也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2012年該比例為18.4%，而2008年為19.0%。由圖12可見，上世紀末以來，私人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迄今未扭轉。由圖14可見，建筑業是拖累私人制造業復蘇的主要子行業。按2005年可比價格計算，其增加值在2011年觸及近期最低值4495億美元，2012年反彈至4637億美元，但距2008年的5240億美元還差近13.0%，低于2000年655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41.3%。另外，農林牧漁增加值也未恢復到2008年水平。不過，制造業已基本復蘇，2012年其增加值已超過2008年的水平，接近2007年創下的近期峰值，反映了奧巴馬政府重振制造業和出口倍增計劃取得的成果。采掘業幾乎沒有受到危機的影響，2009年增加值就比2008年增加了25.2%，其中油氣開采增加值就比2008年猛增了50.3%，顯示了頁巖油氣革命的成效。但2010年起油氣開采增加值下降，與此同時采掘支持增加值上升，前者反映了頁巖氣革命導致天然氣價格大幅下降，后者體現了頁巖油氣開采熱對相關設備需求的增加。
私人部門在美國經濟中地位最重要的五大子行業依次為金融保險房地產與租賃、制造、專業與商業服務、教育醫療和社會救助和零售。結合其在GDP中占比變化（圖15）和上圖12，可以認為，危機后不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相對地位幾乎沒有變化，上述最重要的五大子行業在美國經濟中的相對地位也幾乎沒有發生改變。其中“信息通訊技術生產”包括私人制造業和私人服務業中的計算機和電子、印刷（含軟件）、信息和數據等在內的新興產業，反映了由計算機推動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深化帶來的成果。盡管“信息通訊技術生產”在GDP中占比呈逐步上升之勢，全球金融危機也沒有沖擊到這一趨勢，但總體上這個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地位不如上述五大子行業。
第七，房地產市場呈現更多復蘇跡象。2013年4月，美國成屋銷售年化為497萬套，為2009年11月以來最高水平；成屋銷售中間價為19.28萬美元，新屋開工年化數升至85.3萬套，均為2009年以來最高；房屋營建許可年化數100.5萬套，更為2008年以來最高；房價連續16個月上漲，創下自2006年以來的最長上漲周期，2013年3月標準普爾公司衡量美國20個大城市房價的凱斯―希勒（S&P/Case-Shiller）指數同比更上漲了10.9%，是自2006年4月以來最大年度增幅； 至2013年3月建筑業支出已連續13個月同比正增長。上述跡象表明，美國房地產市場已觸底回升，有助于支撐疲弱的經濟增長并增加相關行業就業潛力。2011年房地產相關行業就業人數779萬，比2006年的1019萬峰值少了240萬。 需要指出的是，房地產市場復蘇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首先，美國房地產市場去庫存過程尚未結束，不僅仍有數以百萬計的止贖房產，還有1110萬戶住房按揭貸款處于資不抵債的境地；其次，美國住宅建筑商人氣指數2012年底升至47 ，為2006年4月以來最高值，但尚未突破榮枯線；第三，美國銀行業2013年起面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要求，勢必收緊住房抵押貸款放貸標準，抵押貸款利率有上升的壓力；第四，與以往美國房地產市場復蘇由家庭和個人剛性需求推動不同，本次復蘇投資需求推動成分居多，投資者或投機者獲利離場可能導致房地產市場復蘇出現波動。
二、影響美國經濟復蘇的因素分析
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從宏觀上看，美國經濟復蘇過于溫和，失業率下降緩慢，通貨緊縮的風險揮之不去，經濟失衡狀況并未改善，但出口表現良好，尤其是貨物出口增長強勁，貿易不平衡有所改善；從微觀上看，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稅后利潤創歷史新高，微觀經濟基礎非常扎實；從行業上看，服務業復蘇快于制造業，但總體上看，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所有產業都在復蘇。微觀經濟基礎如此扎實，宏觀經濟復蘇卻步履蹣跚，其原因主要可從供給、需求、外部因素及政策因素四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供給因素。首先應考察勞動生產率。美國私人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速近年來顯著放緩（圖17）。 由圖16可見，次貸危機以來6年里，美國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速僅為1.6%，遠低于戰后年均2.25%的水平，是戰后第三低增長期。這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勞動生產率通常呈現出順周期性，即勞動生產率增速隨經濟增速放緩而下降，隨經濟復蘇而上升。另一方面，非商業周期因素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其次是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美國私人非農部門全要素生產率自2005年起即顯著放緩。 圖18顯示，2007―2012年非農部門多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僅為0.6%，比2000―2007年下降了近60%。 原因一是始自20世紀90年代由計算機推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紅利至2004年前后已基本耗盡， 二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技術進步步伐放緩，促使高科技企業放慢了資本深化進程。好消息是，2012年美國私人非農部門多要素生產率比上年提高了1.4%，是2007至2012年平均年增速的2倍多，可能預示著高科技企業資本支出增速加快，技術進步也可能因此加快。
第三是資源尤其是能源因素。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頁巖氣革命方興未艾，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一是傳統能源行業重新煥發生機，二是因天然氣價格自2008年以來下跌超過60%，企業經營成本下降，帶動美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三是在就業方面新增了逾170萬個工作崗位，到2020年可望由此增加300萬個就業崗位，并且這些崗位的薪水將高于美國平均水平；四是石油進口減少，天然氣出口正在推動中，對平衡貿易收支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需求因素。總需求可以分為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兩者又都可以從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兩方面去分析。
政府部門方面。從圖19可以看到，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費支出與總投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正，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增加了投資，表明奧巴馬政府2009年2月啟動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其中35%用于減稅，65%用于政府投資）發揮了作用，為美國經濟復蘇作出了貢獻。但由于美國債務急劇膨脹，政府繼續增加消費支出和投資力不從心，所以自2010年以來的13個季度中，有11個季度政府部門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為負。同時，政府消費支出與總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緩慢下降。在過去9個季度中，該比例已從2011年第一季度的20.6%下降至2013年第一季度的18.9%（圖19）。展望未來，由于每年850億美元的自動減赤機制于2013年3月1日啟動，政府部門消費支出與總投資削減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
私人部門方面。個人消費支出始終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除了2009年第一、二季度繼續受到危機沖擊外，此后15個季度個人消費一直是GDP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且貢獻率相對起伏較小，GDP占比始終在70%以上（圖20）。但2012年個人消費支出季度環比和同比增幅均有所放緩（圖21），原因在于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美國商務部2013年5月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個人收入增長陷入停滯。由圖22可見，按2005年不變價格，2013年一季度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環比為負增長，同比增速則大幅下滑。由于收入增長陷入停滯甚至下降，人們不得不動用儲蓄，致使美國人的儲蓄率從2012年第四季度的5.3%迅速下降至2013年一季度的2.3%， 為2007年12月以來的最低點，回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就私人投資而言，除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機沖擊大幅下降外，此后15個季度中，有13個季度私人國內總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正的。與此同時，私人國內總投資占GDP的比例也緩慢上升，從2011年第一季度的11.9%上升至2013年第一季度13.4%（圖19）。但是，私人國內投資總值處于極低水平，迄今尚未恢復到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表1）。由于公司營運情況良好，稅后利潤增長強勁，私人部門投資對美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進一步增強的潛力。
第三，外部因素。歐債危機對美國經濟復蘇造成了負面影響。歐債危機對美國經濟的沖擊表現之一是美國對歐出口增速最慢。與2009年相比，2012年美國對歐出口僅增長了21.8%，與同期美出口總額增長39.0%相距甚遠，也遠低于同期美國對美洲、亞太、中東和非洲的出口增長水平（圖23）。表現之二是相互投資出現疲軟跡象。2012年美對歐直接投資流量甚至低于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圖24），而歐對美直接投資流量在金融危機后幾乎連年持續下降（圖25）。不過，美歐相互直接投資的存量仍然十分可觀，互為首位（圖26、圖27）。
與美洲密切的經濟關系為美國經濟復蘇提供了支撐。多年來，美洲始終是美國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全球金融危機后這一地位進一步得到了鞏固和提高（圖23）。2012年美國對美洲地區的出口與2009年相比增長達49.1%，進一步與美對亞太和歐洲出口拉開了距離。美洲也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鎮，無論是增量還是存量，美洲一直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圖24、圖26）。美國簽訂的20個自由貿易協定中，有12個伙伴國在美洲（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秘魯），占60%。在美國簽訂的41個雙邊投資協定中，有9個伙伴國在美洲（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格林納達、洪都拉斯、牙買加、巴拿馬、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烏拉圭），占22%。正是多年來苦心經營美洲經濟一體化戰略，造就了美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對美洲的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長，推動了美國經濟復蘇。
亞太對美國對外經濟的重要性正進一步上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僅亞太依然保持著美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而且美國對亞太出口的增長率高于美國出口的平均增長率。同時，亞太對美直接投資存量一直高于美洲，且亞太與美洲對美直接投資的差距有拉大的趨勢（圖28）。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機后，亞太對美直接投資流量已連續超過美洲對美直接投資。美國在亞太積極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動員參與談判的國家既包含了亞太國家，也包含了美洲國家，其目的之一就是把美國與美洲密切的經濟關系向亞太地區延伸，進一步推動美國對外經濟增長。
第四，政策因素。從貨幣政策看，除了將利率維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外，美聯儲從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實行了首輪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作用明顯。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GDP從下跌8.9%轉為增長4.0%，實現了從止跌企穩到強勁復蘇的急劇轉變。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于2010年11月出臺，至2011年6月結束，使美國經濟避免了在2011年第一季度陷入衰退，GDP增速勉強維持在0.1%，并在當年第四季度提升至4.1%，但刺激作用明顯不如上一輪。美聯儲于2012年9月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機構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但效果不理想；美聯儲于當年12月決定每月再購買450億美元長期國債，以替換原有的扭轉操作（OT）措施，使量化寬松規模達到每月850億美元。同時，美聯儲確立了失業率高于6.5%、通脹率預期不超過2.5%情況下0―0.25%的超低利率保持不變的新目標，使美國經濟在2012年第四季度避免了衰退，GDP增速勉強維持在0.4%，2013年第一季度進一步推高至1.8%。可見，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總體上與復蘇進程的三次波動相關。
從財政政策看。自2008年以來，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刺激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從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都采取了減稅、擴大財政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致使2008至2012各財年赤字分別高達0.455、1.416、1.294、1.297和1.089萬億美元（圖29）， 占GDP的比例分別為3.1%、10.0%、9.0%、8.7%和7.0%，其中2009―2012財年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的赤字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各種減稅、政府投資、金融監管改革、醫療保險改革、救濟等構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一系列的法案構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法律基礎。 但從2013年起，美國財政政策逐漸轉向中性，強調促進增長與減少赤字的平衡，稅收增減和開支增減相結合，標志是財政懸崖法案，內容包括從2013年1月起調高年收入40萬美元以上個人、45萬美元以上家庭的個稅稅率、取消薪資稅減稅優惠、維持其他減稅政策、延長一年長期失業救濟金、2013年3月啟動每年約1100億美元政府開支削減計劃等。可以預計，實施中性財政政策后，美國財政赤字將趨于下降，但公共債務總額仍將維持在高位。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國累計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已超過90%的警戒水平， 相隔半年后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進一步突破了100%，對美國經濟增長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債務最新值為16.739萬億美元； 好消息是該值比上個月下降了0.54%，為2011年7月以來首次下降。盡管如此，未來數年美國公共債務狀況恐難顯著改善，因為醫療、社保等福利開支是政府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而2011年其占GDP的比例已高達65%。由于福利開支在美國被定義為“強制性開支”，削減的難度很大。
從對外經濟政策看，奧巴馬政府圍繞實現美國經濟復蘇和提升美國競爭力，調整并實施了相關對外經濟政策：一是在更高標準（如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競爭中立、服務業市場準入等）基礎上推進雙邊、區域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包括：與韓國、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就布什政府時期達成的3個自貿協定部分內容重新談判，然后予以批準生效；主導跨TPP談判并推動更多國家加入談判；啟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協定談判；啟動諸（多）邊服務業協議（PSA）；等等。二是大幅提升投資在對外經濟戰略中的地位。為此修訂出臺了新的雙邊投資協定范本，并在美韓等雙邊自貿區協定重新談判和TPP、TTIP等區域自貿區協定談判中把投資列為重要內容。三是啟動出口管制改革。2011年11月7日的《美國軍品清單》第8類目“軍用飛行器及相關零部件”草案修訂版，標志著美國對敏感技術進行更恰當出口管制的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三、基本結論
第一，美國經濟溫和復蘇趨勢仍將繼續。由于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將維持較長時間，私人服務業尤其是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租賃業，將繼續在美國經濟復蘇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房地產市場復蘇預示著美國經濟復蘇進程可能逐步加快，因其不僅會助推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租賃業，還可帶動建筑業。公司營運情況良好和稅后利潤增長之勢可望延續。
第二，美國經濟實現潛在增長率的條件尚不具備。首先是技術進步沒有取得大的突破，全要素生產率顯著放緩，導致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并呈長期化趨勢；其次是經濟結構失衡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制造業復蘇滯后，寬松貨幣政策產生的大量流動性一直存在；第三是盡管企業贏利情況很好，但未來預期并不樂觀，投資意愿低下，制約了就業增長和個人收入增長，加上政府消費支出與投資因自動減赤機制而削減以及薪資稅優惠取消，威脅到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
第三，美國經濟未來的出路在于科技創新和對外貿易與投資。奧巴馬政府正實施以生物科技帶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戰略，以加速生物科技取得突破，使美國國民更健康、生物能源產出更多、制造業轉型加快和農業生產效率更高。僅使美國國民更健康一項，就有助于大幅降低政府福利開支，破解公共債務高企之難題。同時，奧巴馬政府正通過推進TPP、TTIP和PSA談判，并于2012年推出了雙邊投資協議新版本，試圖用所謂高標準的貿易和規則來幫助美國公司開拓全球市場。
總的來說，美國經濟實現了較緩慢但持續的復蘇，這得益于美國宏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推動，也得益于美國微觀企業的活力；但是由于企業的投資意愿不強，生產率提高不快，技術進步緩慢，家庭的消費支出增長也不快，加上外部條件總體上并不看好，美國經濟在近期難以有較快的增長。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經濟安全; 應對策略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之一。不可否認,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不論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會給各國帶來一定的沖擊,其中受沖擊最大的就是發展中國家。東南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經濟全球化對其經濟沖擊的結果。[1]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為參加經濟全球化而付出的代價。當然,這種代價一點不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太大,不能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超過自己從經濟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因此,對于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參與經濟全球化不能不慎之又慎,也就是既要積極參與,又要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回避經濟風險,實現經濟安全。
一、 東南亞金融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
從表面上看,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外部大投機商索羅斯點燃的,實質上內部誘因早已在東南亞各國內部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形成。可以說,“不可避免的危機產生于可以避免的決策失誤”[2],因此,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
東南亞國家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經濟增長較快。但東南亞各國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弊端。隨著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日益激烈,國內制造成本的增加,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未能同步提高,產品的科學技術含量不高,無法實現產業結構調整,以致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出口下降,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面對長期貿易逆差,各國政府不是通過積極主動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來逐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而是采取低水平、盲目擴張,忽略了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資和生產大量過剩,主要表現在房地產、制造業等方面,出現了“規模效益遞減”的狀況。
(二) 投資政策導向失誤,“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呆帳壞帳嚴重
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是泡沫經濟的主要載體。由于東南亞國家經濟體制上的缺陷和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政府對大量流入的外資缺乏正確的投資導向。各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為了追求短期利益,使得大部分外資流向投機性強或是需求不足的非生產性用途領域,諸如房地產或股市。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業,房地產價格暴漲又引來大量銀行向房地產業的投資。當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商業建筑嚴重供過于求,造成大量住宅、商業建筑被閑置。由于一些銀行擅自放松向房地產業貸款的標準,結果導致大量資金因房地產過剩變成呆帳。銀行的呆帳增加影響了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一些金融機構瀕臨破產。[3]
(三) 過多吸引外商投資,外債結構不合理
經濟一體化增強了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大規模頻繁的國際資本流動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4]以泰國為例,泰國經濟起飛時,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資金短缺,二是通貨膨脹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泰國的利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匯率相對穩定,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泰國從中謀利。流入泰國的游資大部分是短期外債,1997年7月危機爆發前,泰國的外匯儲備為320億美元,但短期外債為400億美元。一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利用外資力量的推動,但不能完全依賴外資。過分依賴海外市場資金,尤其是偏重短期游資的利用,必然會增加經濟的不穩定。[5]
(四) 資本市場開放過快,金融監管乏力,經濟體制改革滯后和金融體制不健全是危機發生的突破口
東南亞尤其是東盟各國為了實現快速趕超型的發展戰略目標,為了大量吸引外資,競相推出一系列金融開放措施,急于使國內的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一體化,超越了自身經濟和市場條件,在制度安排上難免存在漏洞。[6]東南亞各國雖然對發展本國金融市場頗為重視,卻沒有及時深入改革經濟體制,以促進其充分的市場化。因此,各國的金融體系缺乏適應市場的高效率和穩健的風險管理,政府對金融機構監管乏力。在這種情況下,單單強調金融自由化,開放資本市場來吸引外來資金,而不注重金融體制改革和有足夠的金融人才來監管金融體系運行,無疑是飲鳩止渴,最終難免出現危機。
基于上述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形成原因的深層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東南亞金融危機“不過是當代全球化過程之深遠影響及其表現的一部分”,[6]具體說就是資本全球化、制造業及其產品的全球化、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等等,給東南亞各國帶來的負面的沖擊。這次危機之所以沒有發生在處于全球化更前階段的歐美發達國家,也不是發生在處于前現代化時期的亞非欠發達國家,就是因為經濟全球化對他們的沖擊較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二、我國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保證經濟安全,防止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調整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1?調整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發展中國家應適時調整本國的發展戰略,把以“趕超”為主的戰略轉向以效益為主的戰略,由重速度的發展轉向重質量的發展,使經濟增長由“數量推動”向“質量推動”轉變。只有這樣才會有整個國家社會生產力的實際增加,科技水平的真正進步;才會形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后勁,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才有可能利用經濟全球化契機,穩步推進產業結構戰略調整。墨西哥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與他們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有著密切的關系。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換代可以使發展中國家逐步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增強獨立自主能力,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防御金融風險,維護經濟安全,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2?加大創新力度,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
我國加入WTO后,隨著國內市場的更加開放,有可能導致一些原來準備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企業改變其經營策略。過去外商為了進入我國市場,在轉讓技術方面做出部分讓步。加入WTO后,我國政府要遵循“國民待遇”原則,不能強求外商必須轉移其技術,由此,外商可能會做出“只賣產品不轉移技術”的選擇,從而對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引資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利用外資領域,引進外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結合,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資金份額的重要手段。二戰后,國際性產業結構調整,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向以資源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傾斜,70年代后期,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增長率達21%,占投資總額的38%,90年代達到40%以上。20世紀90年代后,發達國家部分跨國公司開始從直接生產領域退出,轉向輸出專利技術、知識產權、品牌為主的委托生產加工,生產和制造業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我國吸收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部分企業,開始成為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承接者。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吸收外資與引進技術極不協調,吸收的外資總量己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外資帶動產業技術進步的效應較差。面對國際資本流動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創新方式已對提高利用外資規模與引進技術、提高技術含量、質量形成新的制約。因此,有必要從制度創新入手,為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提供更大的空間。
3?協調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必須緊跟國際潮流,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但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要有所側重,突出重點,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同時,要正確處理好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發展傳統產業具有比較優勢,也是我國加入WTO后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此,要加快以高新技術和適用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以提高傳統產業的經營效率、產品質量、市場競爭力。
(二)積極創造條件,穩妥地開放資本市場
忽視本國實際,急于完全放開資本賬戶,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同樣,消極地視資本賬戶開放為一個遙遠的目標,采取逃避現實的態度,也是不可取的。關鍵在于前提條件的具備。
1?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是資本賬戶開放的關鍵條件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使低效、高成本的資本管制轉變為高效的金融監管,乃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根本所在。只有完善金融監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為資本賬戶的開放保駕護航。反之,即使其他前提條件均具備,發生金融危機的災難也很難避免。金融監管是以控制金融風險為主要內容的。隨著放開資本賬戶,對已過時的管制措施的取消,并不意味著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只是轉移了管制的重心,由金融監管取而代之。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對我國至關重要。首先,我國與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由于歷史的原因,這種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它的存在會使我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面臨國外金融業在競爭上的優勢,在經營制度和投資技術上的先進,以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大且易變的情況,我國金融的環境變了,不再是過去那種缺乏競爭、規范和創新,金融機構業務單一,相對單純、穩定的環境,如果金融監管體系建設滯后,會造成金融風險的擴大和深化,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金融開放所獲得的益處,都將被危機帶來的成本抵消。其次,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內容,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既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對資本賬戶開放的影響,也包括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市場化的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關系,使資本賬戶開放更具復雜性。資本管制解除之后,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將主要依靠利率進行調節,如果利率市場化改革滯后或不到位,那么,很可能造成資金價格信號的失真,使央行難以利用利率機制調控金融市場,極易引起短期資本的過度流入和資本外流。利率能否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與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又密切相關,因為市場化的利率信號是在貨幣市場形成的,這一信號的質量,就取決于貨幣市場的規模、運作的規范程度和效率,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力等。不僅如此,完善的貨幣市場還有利于央行對外匯市場的調控,通過提高利率(貼現率)或發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將資金從外匯市場吸引到貨幣市場,減輕外匯市場上的需求壓力。同時,在匯率市場化改革中,建立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可以吸收或減緩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所造成的匯市振蕩,對資本賬戶開放后的匯市穩定很重要。
關鍵詞：金融；金融危機；資本主義
引言：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全面升級，演變為金融危機，其影響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沖擊，讓全球經濟陷入了陰霾兩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機引起了政府、組織、學者和廣大民眾的密切關注，大家都在透視危機爆發的原因，尋求自我解贖的途徑。因此我將從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的分析，探討我國應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表面上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產生，但是其內在深層次的根源卻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長期積弊，以及近幾十年來西方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誘發的產物。
1.1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性原因。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會滋生各種社會矛盾，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正常運行所需要的一系列連續性、并存性和均衡性關系難以得到滿足，從而爆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圍不斷擴展并日趨激化。①
1.2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上臺，1980年里根在美國上臺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在英美推行，并隨后在全世界蔓延。他們極力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堅決否定公有制、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可能要給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畫上一個句號，成為其失敗的標志。英國《金融時報》說：“自由化時代也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所有這一切都蘊含著最終導致自由化時代滅亡的種子②”。
2.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的不利影響
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機對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2.1沖擊我國金融業。首先，持有美國投資銀行股份或債券的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影響，股票債券大幅縮水。其次，金融危機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放緩。主要是由于國外各商業銀行縮緊銀根所導致。再次，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中國股市的一蹶不振，幾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資者信心受損，影響了整個金融業的經營環境③。
2.2減少中國出口貿易，就業壓力突增。西方爆發金融危機后，其“消費過剩”矛頭凸顯。短期內出現大幅度的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隨著危機的蔓延，其他國家采取類似的措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年貿易順差的的出口國而言，必然面臨著“生產過剩”的困境。生產商擔心存貨過多，就會縮減生產，反過來又進一步縮減消費需求④。生產的縮減又必將會對勞動力需求降低，從而使國內的就業壓力突增。
2.3影響投資熱情與投資能力。從國內投資來看，金融危機一是會導致投資者投資熱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會利用外資的能力減弱。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國外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甩賣海外資產，回籠資金，以套現應對危機。三是預期投資成本的上升，隨著各國的救市措施的實行和危機的緩解必然導致資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迅速反彈，使得投資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在國際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中國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受金融危機很大的影響，但其影響和威脅仍然彌漫在中國的周圍。因此，中國應從這場金融風暴中吸收經驗教訓，積極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就是政府對經濟主體和活動具有的強大的監督管理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夠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集中力量辦大事。歷史證明這種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調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必須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的作用。通過增加投資需求以及由此帶動的固定資本的有序更新和對國民經濟的技術結構及其比例關系的調整，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增長⑤。
3.2加強防范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危險，注重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警示我們，在中國金融業積極穩妥地推進對外開放的同時，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風險不容忽視。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必須深化改革，改進風險管理能力，提高綜合競爭力。在過渡期間，需要借鑒國外信用風險管理技術，選擇最適當的信用風險識別理論模型并將其與中國信用風險管理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構建中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識別模型⑥。
3.3有效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我國對美國經常項目保持多年的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其中有上萬億美元債券。因而，美國國內經濟對我國經濟財富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在搞活多邊貿易的基礎上，逐步調整外匯儲備的資本結構，減少美元比重，豐富幣種。我國應當增加外匯儲備中黃金的份額，達到保值的目的，適當增持黃金，降低美元貶值給我國造成的損失。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張燕生等.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形勢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J].宏觀經濟研究.2008.3
[3]周慧蘭、曹理達：美國金融危機：根源與教訓[N].21世紀經濟報道，2008-9-20.
[4]郭田勇.《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影響和對策》《黨政干部學刊》.2008第12期
[5]《列寧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衛興華：《國際金融危機與我國經濟發展》，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中國對策研究（上）。
②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8月15日。
③《現代經濟》2008年第7卷第10期（總第98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④《現代經濟》2008年第7卷第10期（總第98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首先，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者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者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監管或管治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但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際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固有的內容，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特征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含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征。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國際間的頻繁流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重新配置和經濟落后國家與地區躍進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源于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還存在著由于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因為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范能力。
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范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范金融危機之路。
其次，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一般表現為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最后，金融危機的往往表現出如下特點：波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造成經濟危機；影響深遠，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革。
金融危機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發展歷程長于經濟危機，在過去，金融危機是由于人為因素的投機過度或者商業戰爭等原因導致，而經濟危機時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生產過剩所引發，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預兆。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思想以貨幣危機為基礎，商品與貨幣價值形態的對立與轉換是導致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原因。其表現之一為商品的買賣之間分離就存在危機的可能，買和賣在時間與空間上分離，因此導致了貨幣和商品之間的轉換具有不確定和隨意性，因此導致了商品生產與價值實現間有危機存在；表現之二為信用發展導致了商品買賣活動中的商品與貨幣在時間上的差異加劇。因為信用可以促使統一貨幣進行支付職能的多次執行，但是如果企業發生了支付障礙，那么可能會牽連其他企業或者信用機構受到影響，從而導致社會中支付鏈條的多處中斷，金融危機由此產生。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經濟活動中，經濟危機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為突出表現。一般危機表現為生產過剩與銀行信用兩種危機種類。在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就屬于銀行信用類別的危機，也可以稱為貨幣危機，但是與生產過剩也有一定聯系。當年主要是由于銀行家們要解決資本家的生產過剩狀況，并分割超額利潤，從而想通過設計超現實的買賣商品金融衍生品來解除生產過剩的現狀，但是卻導致貨幣和支付能力不足的百姓在其設計下超前消費，從而將信用資金鏈延長，一旦資金鏈過度拉長就會形成貨幣危機以及全社會的經濟危機。之所以商品出現貶值，在于商品不能正常轉換為貨幣，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在于無法讓債務轉變為現實的貨幣，而信用貨幣不充足則引發銀行與企業的破產倒閉。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具有突發性、傳遞性等特點。
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在之前亞洲的飛速經濟增長被人們視為契機，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快速的增長，然后就是在此背景之下突然爆發了亞洲金融風暴，讓很多國家、企業都有一種猝不及防的感覺，足以凸顯出了金融危機的突發性特點。此外，傳遞性也較為突出，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當下，所有國家的經濟都牽連在一起，一旦發生了金融危機，將會快速、有力地波及到更大范圍，從最近幾次的金融危機中就可以很好的感受到這一特點，金融危機絕對不是獨立存在的。其中操縱型主要是由于貨幣資本家進行貨幣市場的操縱來達到獲取暴力的目的。如在市場上進行公債的拋售，然后得到等額的銀行券，相當于是可支配的借貸資本，從而讓市場的緊迫情況高漲，如果主要銀行聯手操作，就可以讓這種緊迫情況轉變為一種市場恐慌。貴金屬外流型主要是國內的貴金屬有減少的發展趨勢，促使銀行的貴金屬儲備低于市場的中等水平，從而讓國家的信用情況受到波及。如果國人對貨幣形式沒有了信任感，那么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之所以這樣，是由于在這個情況之下，人們希望得到更多現金，過度地支配信用手段。而這樣的發展必將導致市場過剩，信用的迅猛收縮，從而雙方面導致形式的激烈化。而信用膨脹型主要是由于信息的錯誤引導導致了商業投機的活躍，從而導致信用膨脹，進而又讓商業投機增高，引發商品過剩而導致金融危機發生。而信用收縮型則與膨脹型相反。舉例來說，商品銷往遠方或者囤積在國內的商人資本的回流速度較慢，數量少，從而銀行進行催收貨款，或者進行商品購買開出的匯票在商品賣出前就到期，從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
2經濟金融危機案例分析
以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例，其主要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在2008年開始波及到其他國家，是由于美國當時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的大規模破產、投資基金的關閉、股市震蕩導致的金融海嘯。有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美國金融危機，由此又引發全球金融動蕩，進而導致全球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人們開始對按揭證券失去信心，雖然許多國家將巨額資金投入到金融市場中，但是也無法改變危機局勢的繼續發展。在2008年時金融危機完全處于失控狀態，同時引發大型的金融機構破產倒閉，甚至部分金融機構開始被政府接管。2007年的金融危機，如金融思想所認為的，這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不斷激化所致。當年的金融危機廣泛影響了股市、樓市、銀行、保險等多種經濟領域，甚至影響到全球所有地方。而當年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產生的經濟影響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次貸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進而引發信貸危機，最后是經濟危機。
2007年前的10年左右時間，美國住房擁有量從64%提升到69%，當發現泡沫問題時，美聯儲進行加息的反應，連續操作了17次，從基準利率提升到了5.25%，但是這加重了次級貸款借款者的壓力，同時房價下滑又導致無法讓借款者得到貸款，從而貸款違約率情況迅猛提高，并且抵押資產的價值迅速縮水，造成了大批的金融機構發生財務問題，從而破產倒閉。當危機顯現階段，美國的次級債問題凸顯，銀行金融機構等開始大規模倒閉破產，而為了應對危機，美聯儲開始進行降息，但是金融機構又相繼陷入危機。在危機全面爆發階段，政府開始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但是同樣導致了全球的金融海嘯，美國的兩大銀行面臨著破產的窘境，美國政府進而收購美林投資銀行，接管美國國際保險、華盛頓互助銀行，同時失業率也大幅度提升。
[關鍵詞]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體系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以下均簡稱“次級貸”)危機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關注。2007年8月則升級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首先導致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大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倒閉或向政府申請破產保護,隨后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侵蝕,最為著名的是冰島國家宣告破產。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在深層次上來自自身法律的危機。原因有如下幾條:(1)監管立法的不斷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只依靠市場自律已經被證實遠遠不夠,金融業若要實現安全穩健發展必須以審慎金融法律規制和有效監管為條件;與此同時,在缺少有效監管措施條件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卻發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個連接房地產、債券、基金等環節的高風險鏈條,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終導致次級貸泡沫破滅,引發了這場危機。(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而導致住房抵押移風險破滅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權、財產權的混淆與“零首付”貸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還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與信用法律體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與其它發達國家消費緊縮,致使中國出口業務衰退,進出口違約率提高,回款率惡化,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盡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創造了一次良好的發展機遇,對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設也具有極大的啟示。
一、金融立法應當立足于國情與實際
盡管沒有西方國家那樣發達,但中國歷史上各個階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點與時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從這次由美國次級貸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難看出美國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與不足,所以中國金融立法不應再盲從西方發這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法律制度。只有從自身國情出發,根據自身國情需要,制訂適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決自身問題。當然,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棄之不理,借鑒還是要借鑒,但我們必須調整心態,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結合自身情況與實際需要進行有選擇地借鑒,這樣才能制訂出符合中國自身實際情況的法律制度,才能促進自身經濟與社會有序發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對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具有重要作用
應當說,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著諸多原因,例如經濟體制、政治因素等。通過對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爆發的金融危機研究發現,法律制度的缺陷與不足已經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夠成為市場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穩定的基礎設施和金融危機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護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金融業是經營風險、獲取利潤最大化的的行業,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將金融風險控制在國家監管當局所能容忍與承受的范圍之內。從這個角度來說,完善與創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的必經之路。
三、中國應當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體系
中國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單一,內容不夠豐富,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金融業發展需要。中國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保險法》、《證券法》為核心內容,涵蓋證券與保險法律規范,具體到業務操作層面,仍以行政規章為主要內容。整個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規定,與現代金融發展形勢及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沒有一套完整、統一的金融安全法律體系。當前中國金融法律中尚無較為詳細的關于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等方面的規定,也就無從談起完整、統一的金融安全法律體系。
其次,由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監管缺位與錯位現象嚴重。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理念轉換不夠,不僅職能交叉、監管過度,又有監管不到位,跨行業、跨市場監管存在盲點等問題,很多金融風險無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機的相關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因救助標準不夠明確、工具與措施缺乏,導致最后貸款人制度形同虛設。另外,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發生危機后的并購、接管等制度缺失,也無防范與化解國外輸入型金融危機的相關法律制度安排。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中國金融業無法適應全球金融競爭及風險逐步加劇的形勢需要,也將阻礙中國金融業進入國際市場穩健發展。最后,盡管國務院法制辦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但距離正式通過實施時間尚遠。只有該條例正式實施以后,才能逐步解決目前國內存在的信用風險沒有法律約束、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因違法成本較低而無法有效遏制等問題。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場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也不利于為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提供充分的保障,從而影響整個金融業的發展質量。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只有切實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投資者以及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才能切實維護一國金融安全、經濟安全,才能提高一國金融競爭力與整體經濟競爭力。只有強化金融法律在金融發展中的指引、保障、規范、促進作用,才能切實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主義金融法治,使其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必須與時俱進,根據中國經濟金融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完善與創新。
中國應當建立起一個包括規范銀行、證券、保險等整個金融業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機構的準入與退出,金融危機應對措施,重大突發事件應對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體系、外匯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險制度與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獲得創新發展之際,中國金融業才能健康、穩健發展,才能在國際這個大舞臺上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關鍵詞：外宣媒體；深度報道；經濟新聞
中圖分類號：G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擔著對外傳播功能的主流媒體，對重大國際新聞事件的報道，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在國際上的地位。人民日報海外版承擔著對外傳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報海外版對于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報道，可以一窺宣傳策略對于外宣媒體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視角
外宣媒體在對金融危機進行報道時以全球視角，面向世界傳遞信息。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對金融危機進行報道，不僅傳播金融危機如何發生，還剖析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闡釋其對世界發展帶來的影響，分析其利弊，并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勢。報道不是局限于傳遞信息，還體現出一種傾向，引導國際輿論，呼吁全世界聯合起來，以飽滿的信心克服危機。人民日報海外版9月24日發表文章《華爾街給我們什么警示》，10月16日報道《看好中國2條理由》，10月22日報道《全球金融體系當推倒重建》，10月27日報道《恢復信心 從何著手》，11月14日報道《“金磚四國”打造全球經濟之錨》等文章客觀反映國際金融危機的健康狀況，詳細闡釋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引導國際輿論，解疑釋惑。
二、全面細致，形成體系
金融危機是一個復雜的議題，外宣媒體圍繞金融危機展開多角度詮釋，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機。
（一）關于金融危機本身的報道傳播信息是媒體最基本的社會功能，在金融危機爆發的最初階段，人民日報海外版主要報道了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的表現、各國的應對政策等基本情況。2008年9月17日發表了《雷曼公司破產預示著什么》，10月24日發表了《亞歐攜手應對挑戰》等報道，主要介紹了金融危機發生的歷史原因，導火索以及各國面對經濟危機的措施。
（二）對金融危機的深入解讀，外宣媒體更加注意宣傳專家的觀點。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全球金融危機何時現曙光》一文，主要內容是專家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解讀，解答它正處在一個怎樣的階段、何時結束、今年全球經濟形勢如何、怎樣評價當前各國的經濟救助措施等問題。2008年10月7日發表了《我們如何吸取金融危機教訓？》、《金融危機兩面看》等一系列解讀性質的報道。總結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客觀分析其帶來的有利因素。深度報道成為媒體對金融危機進行解讀最常用的報道方式。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專業性極強，而媒體報道不僅要傳遞信息，還要進行輿論引導，尤其是外宣媒體，對外傳播代表著國家形象，這樣只有權威人士、專家對其進行解讀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和成效，我國積極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在實施的舉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體的報道主要涉及國家、地方、企業、個人四個層面。一是國家層面實行的政策調控、大規模的財政投資激勵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優越性、國有骨干企業的社會責任機制等；二是地方開展的好的活動，出臺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報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發表的《金融危機給廣東上了生動一課》，通過報道廣東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指明科技創新、結構調整是回避金融危機的一項有力措施；三是展現我國企業在國際性金融危機中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國家形象。
對外報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對外傳播首先應該力圖融入讀者群體所在的區域，做到“入鄉隨俗”。外宣媒體的傳播理應做到，與當地受眾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規律、收視習慣相接軌，增強節目的針對性和適應性。
同時，要摒棄傳統上中國媒體傾向于“報喜不報憂”的做法，平衡報道，既要看到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對世界經濟恢復增長的貢獻，同時也要報道我們經濟效率不高、市場調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學等一些問題，擺脫“宣傳”的痕跡，增強“客觀報道”的分量，這樣才能逐漸贏得更多西方受眾的認可。
總之，媒體報道是展示國家形象的窗口，我國外宣媒體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為展現國家成就、提升國家形象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對外傳播正在積極探索新的路子，在重大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逐步實現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
經濟危機發自于金融危機。對于產生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一致的共識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形成的。因為在美國，貸款非常普遍，房子、汽車、信用卡、電話單等，都有信貸，有信貸記錄被視為是信用的記錄證明。其原因可歸結為：第一，基本信貸原則喪失。按照國際慣例，購房按揭貸款一般要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還本付息。美國的次級貸款實現零首付，半年內無需還本付息，5年內只付息不還本，甚至允許購房者降房價增值部分再次向銀行抵押貸款。次級貸款的對象沒有還貸能力，放貸銀行違背了今本的信貸原則；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產生的過度泡沫，與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現相伴隨的風險，資產證券化這一衍生工具，在本次次貸危機形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第三，監管缺失，美聯儲鼓勵金融創新，衍生工具可以分散風險，對金融衍生工具缺乏了應用的監管；第四，美國經濟體系出現問題，美國的基本經濟基礎是高債務經濟，是全民債務經濟，向全世界借債來支持高消費水平；第五，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世界金融體系為一個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美國的雙赤字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美元的地位，2006年美國的赤字已達其GDP的6%左右。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加上松弛的金融監管，鼓勵發展衍生工具，支持了虛榮的繁榮。結果世界金融體系內流動性泛濫，虛擬資產大量積累。金融危機的發展和擴散暴露了美國金融監管機制本身的缺陷，作為一個金融管制較為寬松的國家，美國政府介入危機的遲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機的擴散。市場穩定有序的基礎是法制和監管，建立在這個之上的一些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制度，是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賴以生存的基石。
美國作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發起者”，既是金融危機的傳播源又是傳染者，任何國家，地區甚至是個人都被卷入此次金融危機當中。美國通過貿易、貨幣和金融等多種直接或間接渠道，在把本國金融危機傳播分散給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同時，也加速或是刺激了各國金融泡沫的破滅，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可以說只要美國金融危機不消除，其危害就會借助于美國特有的傳播途徑，不斷向世界各國傳播擴散，不斷引發各國金融問題，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救助既是對美國金融危機救助，也等于救助全球金融危機，也是從源頭上救助金融危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救助應以救助美國金融危機為重點之一，解決好美國金融危機，就可以從根源上避免全球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傳播。救助美國金融危機可以從三個角度考慮：第一，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既可以有效的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也有利于美國通過匯率政策調整國際收支；第二，承擔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有價證券損失，包括繼續持有美國債券（權）不拋售、持有美國外匯儲備不大量拋售，保持國際儲備量與結構的相對穩定，一方面可以不減少甚至增加美國可調動救市資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國金融市場之一步動蕩；第三，繼續注資購進美國不良債券（權），增加美國資本流動性與對企業的救助力度。
局域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會引起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蕭條，而美國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將各國卷入全球金融危機的“深淵”，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制以及美國的特殊經濟政治地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救助只是一時之計，并不能從根源上消除全國金融危機的隱患。所以各國在對全球金融危機積極救助的同時，也在大力開展國際合作，協商和談判，希望建立起一個公平公正科學合理的新的國際金融體系。
金融危機爆發后，社會各界一方面忙著原罪，而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中，矛頭直接指向會計準則，認為第157號美國會計準則要求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是金融危機罪魁禍首。即找出罪魁禍首；另一方面積極尋找應對危機的舉措。在前一方面，人們從次貸危機追溯到衍生金融產品，追溯到市場及市場信用；在后一方面，政府開始“國家干預”，替代失靈的自由市場。在這一過程中，令會計界人士沒有想到的是，金融危機也扯上了會計：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原兇之一；會計也成了金融危機的救“市”主。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在金融危機蔓延過程中，美國一些銀行家、金融業人士和國會議員將矛頭指向了第157號美國會計準則。他們認為，該準則關于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在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發生器與助推器作用，即在市場大幅下跌和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計量導致金融機構按市價大幅減計資產，使虧損增加，資本充足率下降，引起市場加大資產拋售力度，進而形成“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推動并加速惡化了金融危機。他們并認為，失靈的市場常常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讓金融機構作為基準來“盯住”，如果金融機構不必按市值計量其金融資產，金融危機就會消退。
論文關鍵詞：次貸危機形成分析
論文摘要：本文概述了本次金融危機的形成，并對金融危機形成的原因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并簡要的抒發了自己的觀點。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