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1 17: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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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
今天，我們召開這次領導小組會議，主要目的是對全市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工作進行盤點回顧，總結經驗、查找問題，為做好下步工作夯實基礎。今年4月份我市動員大會召開以來，全市各級各部門積極謀劃、協調配合，做了大量工作，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工作有序推進，新設立企業辦理營業執照、企業辦理不動產登記、非重大企業投資建設項目等工作精簡了環節，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老年人津貼領取業務“零跑腿”、公立醫院不再辦理就診卡、設立“一次辦不成”投訴窗口等做法方便了群眾，得到廣大市民的點贊。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與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相比，與企業和群眾的需求相比，我們的工作仍然處于起步探索階段，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從剛才各單位的匯報來看，大多數單位思想認識到位、措施具體明確，效果很好，但也有個別單位還是沒有從戰略高度來認識優化營商環境的重大意義，把打造最佳營商環境當作一般性的工作來抓。為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我再強調三點意見。
一、堅持問題導向，解放思想、對標先進，讓一流的營商環境成為濟源區域競爭力和高質量發展的新標識
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就是競爭力，標志著一個地方政治生態的好壞，影響著企業的生存發展。良好的營商環境是對企業最普惠的福利。如果一個地方營商環境好，這個地方的企業發展就比較好，企業家就有信心;如果一個地方營商環境差，企業發展就會很困難，企業家就會用腳投票。可以說，濟源這幾年能夠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營商環境的結果。對政府來講，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要進行自我革命，以“放管服”改革為核心，通過建立企業對政務服務評價的機制，倒逼政府職能轉變、干部作風轉變，解決人民群眾詬病的不作為、慢作為、懶作為等問題。
今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打造最佳營商環境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號工程”。在今年市委十二屆七次全會上，我們明確提出要把打造最佳營商環境作為重要標志，以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引領改革開放創新，走好新時代濟源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盡管4月份以來我們出臺了很好的政策，但是省里政策出臺后卻沒有及時跟進。現在，我們的工作還停留在上半年的決策部署上，很多政策沒有得到有效落實。比如，審批事項集中進駐窗口，明確要求9月1日開始試運行，現在仍然沒有明顯進展.要嚴格追責。營商環境建設是一項動態工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我們要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堅持問題導向，對照當前工作中發現的問題與不足，對標全國、全省一流標準，根據“放管服”改革的推進情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需求，“互聯網+電子政務”的新進展，不斷調整、不斷改進，真正讓一流的營商環境成為濟源區域競爭力和高質量發展的新標識。要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通過打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廉潔的政務環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環境、開放包容的人文環境和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環境，進一步便民利企，提升人民群眾和企業的獲得感，助推濟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市在中原更加出彩進程中出重彩。
二、聚焦核心指標，圍繞企業和群眾辦事的重點難點堵點問題提標提速，不斷取得優化營商環境的新成效
優化營商環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提出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就是要用極致的辦法、最高的標準、最嚴的要求來優化我市營商環境。濟源在資源稟賦上并沒有多少優勢，要想集聚人才、集聚要素，就必須把打造最佳營商環境作為突破口，以最佳營商環境凝聚人心、吸引投資、促進發展。要積極參考借鑒國際通行標準，主動學習先進地區的經驗，按照國務院和省優化營商環境三年行動方案的最新要求，聚焦核心指標，突出重點難點，對標優化，爭先創優。
當前，要聚焦五個核心指標。一是新設立企業，包括辦理營業執照、刻制公章、開立銀行賬戶、辦理涉稅等事項，整體時限要壓縮至3個工作日。二是企業辦理不動產登記要壓縮至5個工作日。三是非重大企業投資建設項目從立項到發放施工許可證辦理時限要壓縮至50個工作日，年底前必須實現這個目標。四是全力推進一網通辦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事項，用“放管服”的辦法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五是各部門在審批權限歸口集中前提下，審批事項集中進駐服務大廳，實現一窗辦理，堅決杜絕行政審批“前店后廠”現象。
在此基礎上，要做好三項重點工作。一要簡化優惠政策兌現程序。哪個部門負責制定優惠政策，哪個部門負責提出兌現落實意見，由法制部門把關;優惠政策兌付放到行政服務窗口，實現在窗口辦理。二要解決公章刻制壟斷問題。刻制公章作為一種特許經營業務，市公安局要盡快研究出臺政策，引入競爭機制，降低公章刻制費用。三要提高行政審批窗口主辦人員素質。行政審批人員執行的是公務，行使的是公權力，必須是正式公職人員。從下個月開始，要安排正式公職人員進駐窗口辦理審批事項，只有輔助人員而沒有正式公職人員的窗口，行政服務中心責令糾正甚至臨時關閉。
優化營商環境，要聚焦核心指標，圍繞企業和群眾辦事的重點難點堵點問題，發揚“店小二”精神，全面壓縮辦理時限、提高服務效能、降低辦事成本、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不斷提高企業和群眾的獲得感滿意度，以核心指標優化提升推動全市營商環境全面提升。
三、齊抓共管、狠抓落實，形成優化營商環境的強大合力
優化營商環境，需要全市各級各部門的共同參與。一要加強組織領導。市級領導和相關單位主要負責同志要把優化營商環境當作一項大事要事來抓。各相關單位會后要召開黨組會，認真研究4月份以來出臺的有關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加強與上級部門的對接，把中央和省里的相關政策學深吃透，做好承接。市發改委要做好頂層設計，對標國家、省先進水平，11月底前拿出我市優化營商環境三年行動方案;要加強與省發改委的溝通，盡快拿到省里的測評考核指標，便于指導各部門開展工作。二要堅決履行承諾。圍繞營商環境核心指標，我們已經向社會作了公開承諾，要積極落實優惠政策、提升服務效率，做到“113550”：“11”是“一網通辦”下的“最多跑一次”，“3”是新設立企業辦理事項整體時限壓縮至3個工作日，“5”是企業辦理不動產登記壓縮至5個工作日，“50”是非重大企業投資建設項目從立項到發放施工許可證辦理時限壓縮至50個工作日。說到就要做到，不能說空話、放空炮。三要加強宣傳引導。市委宣傳部要牽頭抓總，加強政策宣傳，提高群眾和企業對政策的知曉率和滿意度;要廣泛宣傳我市優化營商環境的好經驗、好做法，曝光損害營商環境的負面典型，樹立優化營商環境的典型標桿，營造全社會參與的濃厚氛圍。市紀委監察委《黨風政風聚焦》節目要圍繞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做好宣傳配合。四要加強教育培訓。各級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不斷提升業務能力，不能當糊涂人、辦糊涂事。各單位要高度重視行政審批工作，把黨性最強、素質最好、業務最精的工作人員放到窗口，提升窗口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服務能力和責任意識，樹立濟源政務服務的良好形象。五要完善考核辦法。在今年全市年度目標考核中，要加大對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工作考核的權重，推動各部門履職盡責。六要加強督查問責。現在的督查多是形式上、程序性督查，沒有典型案例，只見事不見人。督查問責必須是找出不落實的事，問責不落實的人。要建立快捷便利的投訴受理和調查追究機制，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部門本位主義和不作為、亂作為等損害營商環境的人和事堅決處理、絕不姑息。市督查部門要精準發力，把營商環境核心指標的落實情況作為督查的重點，增強精準性，確保有的放矢。市紀委監察委要認真履職，落實責任追究規定，主動發現案件線索，問責一個震懾一片。
2009年，世道對中國似乎情有獨衷，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仍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獲得了時尚界的特別青睞，國際品牌紛紛在設計中加入了中國元素。
當中國與時尚如此親近，人們開始思考，時尚的本質是什么，它為什么青睞我們？
追溯時尚的歷史，每一個時尚操盤手都高昂著藝術的頭顱宣稱自己站在浪潮的最前沿，設計師的自我意識以品牌的形式向人們的生活發起攻擊，從這個意義上說，時尚就是品牌之間話語權的爭奪，這才締造了范思哲的神話、香奈兒的傳奇。
但當經濟危機剝去了浮華與繁雜，素來不計較成本的時尚露出了它更深層次的含義：時尚就是國家之間話語權的爭奪。
回顧過去的一百年，美國的崛起一度搶走了歐洲時尚之都的霸主地位，但突如其來的全美經濟危機則引發了一場歐洲時尚的復興；而歐洲的經濟危機又使得時尚風向標轉回紐約……
事實上，古老昌盛的中國曾經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時尚大國。
所謂魏晉風度，今人多只記住形而上學的解釋，然而考證下來，我們就會強烈感受到，那正是指一種獨步一時的休閑時尚之風。
“步搖釵梁動，紅輪帔角斜”就是當時的時尚編輯們對此的細致描述。
當時流行的白綸巾、鶴氅裘、屐子均不是正式的服飾，卻得到了從皇帝到士大夫的垂憐，以此表示閑居的自在狀態和“矜毫傲物”的灑脫性格。
學者謝萬就曾特地挑選時尚款式的“白綸巾”去見當時位列宰相的簡文帝，而陳文帝找畫家為自己做畫時也選擇了身披綸巾的形象。
“腳著謝公屐，身披大綸巾”便成了時尚界最早的、最有影響力的“休閑裝”概念。
近千年的時尚軌跡與國際關系的歷史脈絡始終保持著曖昧的聯系，這使得我們總能在時尚品牌的變遷中回溯到歷史的沿革，預測到未來的發展。這就是我為什么一直說：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服裝品牌。
中國當下的時尚有兩個主題：一是新銳（In time），二是洋氣（Fashion）。
30年前皮爾卡丹穿著毛料大衣走過北京街頭，中國人視其為奇裝異服，被時尚界詬病為中國人老土（Out time），如今中國時尚已經走到In time的階段。而當中國元素和時尚、洋氣相結合時，中國時尚將跟經濟一樣，會很快步入超前（Front time）的階段。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眼下男裝的時尚化在整體上基本仍等同于西裝化。強大的時尚力量已經形成了一個西裝指數，評測每一個國家。人們根據西裝是不是主流裝束來判斷該國的現代化程度。
【關鍵詞】金融安全 風險控制 危機預警模型
國家安全始終是世界所有國家都十分關注的話題。在傳統意義上，國家安全主要指國家獨立、以及現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價值觀不受破壞（高鴻楨，2005）。從現代意義上看，經濟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由美國次貸引發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由于這場危機發生之突然、傳播之快速、傳播面之廣泛、影響程度之深遠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人們紛紛質疑，為什么對金融危機及其預警已做了長期研究的歐美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沒有能夠事前對這場金融危機作出有效的預測和預警呢？為什么那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這場金融危機也沒有能夠預先加以防備而束手無策呢？這一方面說明了金融危機預警的確還是一個尚未很好解決的世界難題，另一方面也更加突顯出建立完備的金融安全預警系統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務。
一、國外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預警系統（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國外的研究中又稱為金融危機預警系統或早期預警系統，即early-warning system，簡稱EWS。伴隨著各種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以及危機影響的日益擴大，對金融安全預警系統的研究已成為各國政府、學術界以及各個國際經濟組織均十分關注的焦點。盡管各國的研究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金融危機的成因與機理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關研究幾乎涵蓋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個國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時期又有差異，以及各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環境存在差別，各種影響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機制又在不斷變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響因素的判斷、金融危機的預警機制以及金融安全預警方法等方面還難以形成共識。
對于危機問題最早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甚至更早的文獻，其后的馬歇爾、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大師也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有過詳細論述。
馬克思將貨幣危機劃分為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危機和獨立的貨幣危機兩種類型，并將危機的成因解釋為：貨幣出現時的商品買賣在實踐和空間上的分離，導致貨幣與商品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從而為貨幣支付危機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則以“不確定性”來說明和理解金融危機的出現。他在宏觀經濟模型的基礎上認為，危機的形成機制在于人們一旦意識到存在“過度樂觀引致搶購風潮的市場”，覺醒的力量將勢不可擋，資本的邊際效率如果受到沖擊，則可能使經濟出現大規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日趨復雜，金融危機的危害日益擴大，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得到建立和發展。然而對各種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加以統一梳理較為困難。由于金融安全預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論，在應用樣本上差別較大，使得金融安全預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萬別。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發展的脈絡，對各類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演進作初步的歸納：
以Kaminsky等（1997）的經典論文為界線，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兩個主要時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歸納起來，1997年以前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發展主要有兩種結構類型：第一種結構的危機預警模型實際上是一種危機識別模型，這種模型主要是通過分析各種預警指標在危機發生前后的數量特征，檢驗其是否存在著被我們捕捉到的異常來事先預警的，其中的預警指標基本來源于相應的理論模型對危機的解釋。第二種結構的預警模型則將金融危機事實以潛在的金融危機作為被預警的直接對象，如以貨幣壓力指數EMPI為標準識別的金融危機，通過判斷指數波動是否超出相應臨界水平進行金融危機識別（賈彥東和張紅星，2006a）。此類模型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利用新的計量分析工具對安全因素進行更準確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研究，主要是對影響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進和拓展。與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機界定方面和指標覆蓋范圍方面有新的發展，預警模型選用的計量經濟工具和統計技術也有了明顯的飛躍。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運用專家評判法進行的危機界定與原有界定的比較研究；Ghosh（2002）引入貨幣危機深度測評的危機識別方法，對貨幣危機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單一指標判斷再綜合判斷的識別方式，即選用匯率、外匯儲備、國內利率等變量，認為只要有一個變量超出臨界水平則表明發生了危機。
二、國內學者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及應用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學者開始真正重視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從國內看，研究的焦點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論及其相關方面。目前國內對金融安全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討安全理論與中國安全現狀，即對可能造成中國金融安全問題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對體制變遷下的金融安全變化進行描述，而真正實證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較少。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存在著總體分配的關系，涉及出資提供公共服務、地方公共服務的國家補貼以及征稅。
在美國，聯邦政府主管國防、社會保障、老年醫療保健，地方政府負責教育和執法；同時，貧困人口醫療保健由二者一同承擔。配套基金由聯邦政府按計劃下撥至州以及地方政府，明確了二者的共同權責，但地方政府僅享有部分自由決斷權。
某些職能交由中央政府來行使更好。國防便是很好的例子，有賴于規模經濟的其它職能亦是如此。
而與守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官員不同，地方當局面對著更多的問題。轄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正如醫療與教育一樣，其重要性也因地區而有所不同。在一體適用的國家項目中，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往往難以得到體現。
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地位存在極大變數。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政府收入中約有 60% 流向聯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分得 40% 。作為集權度最高的主要經濟體，法國國家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獲得了 80% 和 20% ；英國位居其中，為 75% 和 25% 。中國的集權度最低，分別為 30% 和 70% 。阿根廷最為均衡，二者各占 50% 。
多數國家歷來就對政府集權有著激烈的爭論，其憲法也有所體現。美國的《憲法》統一了最早的 13 塊殖民地，其《第十修正案》又將未明文規定賦予聯邦政府的一切權利保留給了各州政府。即使在今天，人們依舊對是否進一步中央集權（如歐洲實行的超國家權威）及權力下放（蘇格蘭、魁北克或庫爾德斯坦問題）存在巨大分歧。
全球經濟金融危機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大量財政支出、債務（及隨后的征稅）、貸款，并出臺了多項規章制度，部分以向地方政府 “ 援助 ” 的形式存在（包括了美國經濟刺激方案中的 2000億美元）。而問題關鍵在于，中央政府對私營經濟及地方政府的影響是否會隨之不斷提高。
危機后， 財政危機的問題惡化。加州，正是長期不當財政政策與短期國家及全球經濟危機相互作用而引發混亂的例子。過去幾十年中，加州居民的生活水平節節攀升，公共教育的 K-12 體系大行其道，教育體系一路領先，大家的進取之心前所未有。但是，加州的失業率（ 2009 年 11 月為 12.3% ）卻位列全美第三。人們和企業為尋求更好發展一同出走加州，而加州的債券評級也已在全國墊底。
加州經濟陷入困境，過多政府支出、嚴格監管以及冒險的高稅率都難辭其咎。加州的最高個人所得稅（資本收益也在其中）、營業稅、公司稅以及天然氣稅的稅率與其他州相比，均處前列。
獨立出來的華育國際以“訂單式”培訓為賣點，通過鋪天蓋地的廣告向高考落榜生們宣傳：自己的IT培訓能保證就業。他專門成立就業部，聯系企業，推薦學生就業。高就業率使華育國際招生情況火爆，根本不擔心生源。
不同于老東家北大青鳥全線連鎖加盟的模式，華育國際采用的是“直營為主，加盟為輔”。這種模式雖然便于管理，教學質量有一定保障，但對資本要求很高。每開一家直營分校，華育國際的前期投入在60萬～70萬元之間，主要成本是辦公設備和房租。等分校開起來后，平均每個分校配備35人左右（班主任、咨詢員和講師），每月人員成本要十幾萬元，加上廣告投放等，平均每個分校每月需要30多萬元的運營成本。
在火爆的市場支撐下，張大力并不擔心資本問題。事實似乎也是如此，兇猛的市場運作，很快吸引了風險投資的目光。2007年9月6日，華育國際獲軟銀賽富2000萬美元投資。華育國際狂熱起來，拼命擴張，半年內增加了22所分校，超過之前分校的總和。2008年，華育國際的發展達到頂峰，共擁有50家分校，營收達到了1.5億元。軟銀賽富副總裁徐哲當時樂觀地展望―1-2年內華育國際在全國各地開100所分校，爭取兩年內在海外上市。
隨著2008年經濟危機的到來，華育國際的發展也戛然而止。經濟危機最先沖擊到IT行業，就業崗位減少，華育國際宣傳的高就業率受到質疑。再加上高校進一步擴招，能頒發文憑的民辦院校招生都頗有困難，更別提只有一張培訓證書的華育國際。除此之外，華育國際急于跑馬圈地，師資跟不上，導致培訓質量大大下降。
生源的減少使華育國際走向下坡。為了挽救局勢，張大力開始發力大學生IT培訓市場。雖然都是培訓，但大學生的培訓比高中生難度大很多，課程深度不同，教學體系也不一樣。由于缺少高質量的老師和配套課程設計，華育國際在這一項目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終只是淺嘗輒止。
大學生市場貢獻有限，高中生市場大打廣告依然招不來學生，分校的經營成本又高居不下，全國每月上千萬元的運營經費都要靠總部承擔，2010年，華育國際終于吃不消了。這年初，華育國際總部資金鏈斷裂，全國范圍內，分校倒閉了近七成。工資拖欠，校長、老師紛紛跑路，財務總監、教務總監等高管也相繼離職，員工數量從巔峰時期的1000多人急劇下降到400～500人。甚至盛傳總裁張大力因債務問題被逐出了管理層。2011年，華育國際已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即便被提到也往往是當做反面教材。2012年，華育國際重新回歸，推出了移動培訓業務，但于事無補。今天，已鮮有人記得它當年的轟轟烈烈。
一、會計準則的產生與發展過程
1.會計準則的產生。實踐證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變化也會帶動會計行業的不斷發展，會計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會計理論的研究深入，會計準則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會計準則的發展經歷兩個過程：上世紀的30年代，就出現了形式最早的會計準則。1932年，美國會計師協會與證券交易所實現了合作，一套完整的會計準則建立，并且由證券公司推行;“會計原則委員會”于1959年成立，至此，會計原則問題的研究已發展到了建立基本原理和重要原則的高度，由此，會計原則迎來初級階段。而由美國公正會計師協會在1973年正式批準成立會計準則委員會標志著會計準則走向高級階段。因為其不隸屬于美國公正會計師協會和美國政府管轄的私立機構性質，使得該機構可以實現對整個社會各個有關部門的有效負責。1978到1985年間，會計準則協會共發表了《財務會計概念公告》，這不僅是這個機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同時也是美國會計原則走向高級階段的標志。到1989年，共102個《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由該委員會公布，這些為企業解決財務會計中存在的問題為目的的公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會計準則研究的國際化。在美國的影響下，很多國家也開始基于本國情況對會計準則進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40年代英格蘭和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了一系列的《會計研究公報》，至今為止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表了二十多項會計標準，這些都是受到美國《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的影響。而我國的會計準則的發展和走向規范化的時間較晚，2006年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標志著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發展起步。
二、經濟危機背景下凸顯的現行會計準則的問題
1.公允價值計量方式的缺陷。現在普遍采用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是存在缺陷的，因為其很大程度上收到市場因素的影響，導致資產內在價值的扭曲，使得會計準則背離了會計核算謹慎性的原則。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規定：資產和負債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背景之下，所謂的公允價值計量，是指交易的雙方按照自愿的原則，本著對雙方交易情況的了解，進行的資產或債務清償地的活動。公允價值計量可以這樣解讀：如果活躍的市場是資產或負債的背景的話，那么公允價值就可以直接用該市場的報價來定;在市場不活躍情況下，公允價值的確定建立在熟悉情況、自愿交易的各方在最近市場交易中所使用的價格或者市價;當然如果兩種情況都不存在或者符合當前情況的話，那么公允價值的確定就要靠估值來確定了。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經濟學界在長期經驗積累下，已經能夠正確認識到現行公允價值計量的弊端，社會各界也都在積極探索和研究一個更好的計量模式。如何基于謹慎和共振的原則，在防范和避免市場波動對會計計量的干擾的情況下采取有效的計量方法，是全世界都在探討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2.會計準則計量方式的不科學性。企業的整體價值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價值，而現行的會計準則的計量方法沒有能夠對于企業資產的整體價值進行科學有效的反饋和計量，是由于會計準則計量方法不科學性造成的：(1)現行的會計準則對公允地反應企業的資產的成本法核算的負債未做出相關規定和標準。(2)企業的整體資產價值是由未來持續流入的現金和盈利能力決定的，但是現行的會計準則只是對于企業各項資產進行公允，而對于企業上虞等價值的價值公允處理沒有明確規定，整體價值體現存在漏洞。
三、會計準則變革的必要性
1.經濟全球化促使會計準則國際化趨同。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要求市場資源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要求市場更加開放和公平、要求各國各組織之間的經濟壁壘不再構成障礙，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使得資本、勞務等資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通，客觀條件促使全球經濟日益趨同，作為重要監管手段的會計信息，會計準則的國際化范圍內的趨同發展更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
2.信息技術促進會計準則國際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網絡時代的到來，更使得信息的普及和共享成為可能。信息大發展的背景下，會計行業的發展也與時俱進，會計信息的錄入、加工，到處理和使用，都建立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之下，使得信息的交流變得更加快捷和迅速，會計準則國際化變得更加必然和可能。
3.國際組織推波助瀾會計準則國際化。據相關材料顯示，到2005年，已經有英國、加拿大、美國等97個國家和地區直接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國家和組織自覺的會計準則行為使得會計準則國際化變得更加水到渠成。
四、會計準則在經濟危機背景下的發展途徑和變革方向
2008年的經濟危機是繼1919—1933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后的再一次全球危機，可謂百年不遇：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沒、花旗銀行危在旦夕、汽車行業搖搖欲墜，而中國也面臨產能過剩、失業壓力等經濟問題。經濟危機中，人們不斷的反思金融危機的產生的深刻原因，越來越意識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是金融泡沫之外對于經濟危機的發展和蔓延起到推波助瀾的“兇手”。全世界在發現現行會計準則問題并責難的同時，更加理性的思考會計準則的未來發展方向和變革途徑。
1.會計準則的發展途徑。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風暴危害相當大，世界經濟百年來再次受到重創。危機之中，全世界各界都在積極找原因、謀策略，全世界譴責金融監管的同時，也認識到會計準則這個世界金融工具暴露的問題，像公允價值計量的次級債使得銀行業計提了大量未實現、沒有現金流量的減值損失等，而且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和市場的擴大發展也是需要會計準則來規定的。會計準則、會計信息能夠及時有效地將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傳遞給投資者，而不是像歷史
成本會計，只是過渡關注歷史財務數據而忽視信息的迅速傳入，從這個角度講，公允價值計量對于歷史成本會計的缺陷做到了有效的彌補。未來的會計準則的發展方向，必然是在現行公允價值計量理念的基礎上，通過有效解決和規避其弊端，結合公允價值理念和原有的歷史成本會計理論，創造出更具合理性的會計準則，這是有待全世界高度重視并不斷完善的研究課題。
2.會準則的改革方向。大量的實踐和理論研究表明，公允價值是先進可行的，但實際操作中依然存在問題。就我國而言，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仍然沒有到發達的階段，市場化程度比較低，會計人員的素質有待改善，這和公允價值建立需要的發達、完善的市場條件是有差距的，公允價值的推廣和運用也受到限制，因此，我國的很多地方都有意避免對于公允價值的使用。其實，會計準則的修改和使用可以建立在將歷史成本計量和公允價值計量相結合的基礎上。例如，編報會計報表的時候，可以使用歷史成本計量作為基礎依據，同時附列出重要項目中反應價格變化的情況作為參考項目。公允價值計量是建立在相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之下，能夠真實有效的反映金融機構的整體財務狀況，對于投資者和管理者來說，可以有效的提供會計信息，確保危機爆發之前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
參考文獻：
[1]楊敏.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最新進展與我國的應對舉措(下)[J].商業會計.2011(28).
[關鍵詞] 中國經濟 世界經濟危機 可持續增長
世界經濟無疑正面臨著新一輪的衰退，不幸的是，這一輪衰退還遇上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讓世界主要經濟體擔心的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無疑要受到這一輪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影響。那中國經濟將向何處去呢？中國從上個世紀末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整整三十年，這刷新了增長時期之長、增長速度之高的歷史記錄。回顧這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可以將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土地產權改革，調動農民積極性。我國最早的產權改革是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這為我國農業的發展和糧食生產的大幅度增長奠定了制度性的條件。可以說，一夜間，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溫飽問題不僅（很快）基本解決了，而且農民手中有了剩余，對工業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這為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
第二，打破壟斷，搞活市場。而緊接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打破工業生產以及服務業的國家和集體壟斷經營，為我國第二、三產業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繁榮提供了另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國內對工業產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體現出來了。
第三，打造“世界加工廠”，以增加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在經歷了1996年經濟“軟著陸”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加大了對出口加工業的支持――除了原本在特區就實行了的減免稅、出口退稅、廉價提供土地、簡化各種行政管理外，還大幅度貶值人民幣。以至于，我國出口額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7年快速增長，我國經濟對外依賴度也相應地迅速提高，超過了任何一個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水平。世界主要經濟體在“中國制造”的沖擊下，頻頻向中國提起貿易糾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而在人民幣在國際壓力下升值約15％、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條件下，要繼續依賴于出口加工業的增長來推動我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就幾乎不可能了。中國經濟再一次轉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了。
第四，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購買和公共投資。不管增加政府購買（如增加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等）和公共投資的經濟效率和對民眾的社會福利的影響如何，按照現行的國民收入核算方法，這二者對維持我國高速的GDP增長率都是功不可沒的。但是，一切都是有成本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債務的增加。當政府赤字的邊際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其成本時，就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持續了。并不是像凱恩斯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只要驅動政府購買和投資這“兩架馬車”經濟就必然會增長。我們真正需要的增長不是GDP，而是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五，積極的貨幣政策――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從1998年到2007年，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我國不僅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且采取了“穩健的”（實際上是積極的）貨幣政策。除了常規性的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一個對國民經濟影響非常大的貨幣政策也許要算典型的寅吃卯糧式的“消費貸款”政策的實行了。在內需不足、銀行存款余額急劇攀升的情況下，鼓勵消費、促進內需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實行消費貸款、尤其是實行商品房的按揭購買政策，為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泛濫及其巨大的泡沫準備了一個難得的必要條件。一時間，房價節節攀升，房地產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極大地促進了我國GDP的增長和財政稅收的增加。而這背后是我國銀行對房地產業的巨額貸款，是貨幣供給的急劇擴張。同時，房價虛高也成了國民關注的一個焦點，漢語中因此而產生了一個新詞匯――“房奴”。以至于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影響我國金融穩定、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了。但是，我國房地產業有價無市的現狀，注定其發展已經是強弩之末了，注定其泡沫遲早是要破滅的。
當然，促進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的因素中，還有技術進步、生產組織的改進等方面的原因，但它們與上述的各種原因相比，其作用就顯得不是那么突出和引人關注了。而要繼續依賴上述各個方面的因素來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可以說已經是力不從心了。然而，為了應對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我國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拉動內需政策――力度空前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比如救股市、救樓市、提高糧食收購價、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
實際上，簡單地說，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內需不足，二是資源利用效率低，三是自然資源的日益匱乏和生態環境的惡化。
內需不足，不外乎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尤其是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大――即農民的相對收入水平過低的問題。因此，要解決我國的內需不足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相對收入水平的問題。
資源利用效率低，不外乎是生產力水平低和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問題。要解決生產力水平低的問題，除了改進技術設備、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外，別無他法。而這需要足夠的自主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源支撐，從而需要我們改變現有的教育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將科教興國戰略落到實處。要解決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問題，必須要減少共有產權、降低產權中的共有成分，以盡可能避免“公共草地悲劇”帶來的資源的過度使用、和資源的閑置。中國經濟的未來必須往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向發展，否則，中國經濟只有令人悲傷和可怕的未來。
自然資源匱乏和生態環境惡化可以說是制約我國持續增長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應對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的同時，還需要兼顧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實際上這二者之間應該有機結合起來考慮。中國的小農經濟、城市化水平低、工業化程度低、以及巨大的自主消費市場特征，決定了我國經濟比西方高度全球化的、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達國家具有更大穩定性。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夸大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完全沒有必要以犧牲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來維持高速的GDP增長。
而要解決好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向西部進軍，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在現有的城鄉人口格局、財稅收入水平和農民人均耕地幾畝的資源稟賦約束下，要讓農民獲得和城鎮居民同樣的收入水平，依賴于轉移支付是不可能的。所以，既要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又要提高我國的糧食生產能力，農民向西部（如新疆、甘肅等地）進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政府給予政策引導和支持，掀起以保護和開墾耕地以及培育水源為主要內容的西部大開發，這或許是我國未來糧食安全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關鍵所在。這樣，還可以分流一部分過剩的流動性，減輕通脹的壓力。為什么我們不向美國學習他們的西部大開發呢？
第二，真正落實科教興國戰略，打造創新型社會。當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時，我們很難想像社會精英會安于、樂于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我們很難想像會有多少人安于和樂于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說，官本位是創新型社會的天敵。當民眾賦予官員的公共權力得不到民眾的有效監督時，官本位是難以改變的；在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變的情況下，在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忙于評職稱、忙于應付名目繁多的考核、忙于掙錢養家糊口的情況下，創新型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經濟增長要由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向知識集約型轉變，是不可能成功的。
關鍵詞：銀行危機；銀行脆弱性；成因一、引言
銀行的業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時的寺廟幫人們保管金銀，由于發現人們長期不取用，所以就將部分用于借債，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和公元前200年的羅馬都出現了銀錢商等類似于銀行的機構，但是比較公認的現代商業銀行發源與意大利，其在1171年成立了威尼斯銀行，它主要從事的是存、放貸業務，大多具有高利貸性質。1694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商業銀行。在18世紀與19世紀期間，因為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商業銀行也隨之興盛起來，并逐步壯大，發展成現在的國際性、多業務的現代商業銀行。
縱觀銀行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銀行危機一直貫穿著整個銀行的發展史。蘇同華（2000）將銀行危機在不同時間所表現出的不同特征將銀行危機分為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3世紀到16世紀初。在這個階段銀行業處于萌芽和初期發展階段，銀行危機出現的形式主要以貸款違約。那時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皇室和貴族，貸款目的主要以戰爭軍費、皇室消費等為主。由于戰爭等帶有不穩定因素，一旦失敗，貸款無法收回。另外，由于皇室的權力凌駕于法律至上，所以皇室貸款的違約也是頻頻發生，導致銀行因為收不回貸款而發生危機。第二階段為1825年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階段的危機產生與宏觀經濟運行相關性很大，同時銀行自身經營的不規范性也會導致銀行危機。在此時期的危機明顯已經有國際化（不同國家銀行體系相互傳染）、跨行業（銀行危機與股票市場危機、匯率危機相互影響）、周期性強等特點，同時各國銀行安全網也都有所發展。第三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擠兌成為危機的重要成因。危機的國際性、傳染性加深，銀行危機還會與經濟危機聯系更加密切。最后一個階段是二戰后至今。這段時期銀行危機的新特點是從流動性危機轉化為清償性危機，銀行自身資產出現問題替代外部擠提而成為危機發生的首要原因。
二、銀行危機的定義
在銀行發展的漫長的歷史中，總是伴隨著大大小小的銀行危機，可以說我們找不出完全相同的危機，因為其出現的原因與產生的后果等都各不相同，所以要想簡略的為銀行危機下定義，絕非易事。
很多學者從危機出現形式的角度來描述危機，以下就是各學者對銀行危機形式的描述：
在短期中，對于準備金的需求太急迫，以至于取款要求不能同時滿足。（Schwartz（1985））銀行的傳統業務是存貸業務，儲戶將存款存入銀行，在需要時取出，由于所有的儲戶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取出，故銀行可以只留一部分以供有需要的儲戶取款，剩下的可以用于貸款。這就是準備金制度，這種制度是銀行存在的條件。但是同時也會留下產生“擠提”的種子，因為一旦所有儲戶因為某種原因同一時間要求提款，銀行的準備金必定不能滿足所有儲戶的要求，故而可能產生銀行危機。
銀行危機是這樣一種狀況：同一個借款者在其他情況下可以沒有困難的借到款而處在這個狀況下卻不能以任何方法借到。即信貸緊縮或者信貸市場崩潰。（Manikow（1986））
因為負債結構和市場決定的資產價值不一致導致的資產拋售，導致資產價值進一步降低。如價格“泡沫”的破滅。（Minsky（1982））
銀行資產價值的驟降，導致許多銀行無力償還債務，甚至破產。（聯邦儲備銀行（1985））
綜合上面通過危機爆發的形式描述的銀行危機，我們可以得出銀行危機實際上就是：銀行內部問題或者外部問題導致銀行的狀況由正常轉為不正常（經營惡化），甚而破產或者由政府接手。
三、銀行體系的脆弱性
頻頻爆發的銀行危機是否暗含著銀行體系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是與銀行本身的業務相生相伴的，還是因為銀行所在的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所導致的？各個時代的學者們給出了他們的答案。
伍志文在“中國銀行體系脆弱性狀況及其成因實證分析”一文中總結認為銀行脆弱性最早由馬克思提出，馬克思認為銀行一方面加快了私人資本轉換為社會資本的進程，另一方面剝奪了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分配資本的權力，從而本身就有脆弱性。在馬克思看來，銀行的脆弱性與生俱來，不能被消除，只能通過每十年一次的危機的爆發而使其趨于穩定。
關于銀行脆弱性的研究還有很多，很多學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其中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后續我會通過自己的學習再跟進。同時，研究還在繼續，學者們不斷加入新的理論，其中我認為最有價值的是將行為金融學引入了銀行的脆弱性研究，從而開始考慮“人性的脆弱性”。我認為這真正的抓住了“脆弱性”的本質，因為各種經濟交易落實到最后都是人在操作，那么研究人性就能從根本上找出金融脆弱性的本質。
期待后續的研究……（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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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祖六： 《東亞的銀行體系與金融危機》，國際經濟評論，1998年第3期
關鍵詞：生態學；生態道德；生態危機；福斯特；奧康納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0-0032-02
當代西方生態學理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掀起的綠色運動思潮的重要理論。該理論是由威廉?萊斯、本?阿格爾、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約翰?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學者創造、發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深切關注。生態學的快速傳播為各個國家探索如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借鑒。那么，生態學和理論是什么關系？它的內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態道德方面有什么樣的新內容？西方生態學理論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否有借鑒意義？本文意在從以上幾個方面把握當代西方生態學理論，并為黨的十以后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一種理論上的借鑒。
一、生態學理論是對的發展
關于生態學與理論的關系歷史上爭論不斷。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理論中沒有關于生態學的相關思想或者直接論述，據此認為馬克思不是生態主義者；另一些西方學者則持相反觀點，他們認為馬克思是偉大的生態學家，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是最早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兩派的觀點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態學與理論的關系。
英國著名的生態學者戴維?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中提到“并沒有扎根于生態學,因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解釋強調的是人類如何改變自然并貶低自然對人類的影響和自然經濟的規律”[1]89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紀中葉，大量的工廠興起，資本家雇傭大批的勞工生產大量的產品，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生活困苦，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特別突出。馬克思看到的都是帶著血的鈔票、骯臟的交易和裸的剝削。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更關注的是如何使工人從資本家的奴役和剝削中解放出來。正如美國著名的生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所指出的“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只給自然系統留下了極少的理論空間,而把主要內容放在了人類系統方面。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闡述中,決定物質生產和自然界之間關系的,主要是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對勞動者的剝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環境的狀況和生態的發展過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作為一種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類活動的力量,在該理論中卻越來越被遺忘或被置于邊緣的地位”[2]7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無法從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關于生態學的明晰的文本。
盡管馬克思沒有關于生態學的直接文本，但是“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種深刻的、真正系統的生態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是來源于他的唯物主義的”[3]3。當代所指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研究，我們發現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并沒有發生生態危機，因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們必須依賴自然而生存，人們對自然抱有一種敬畏和感恩。馬克思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決定的，馬克思實際上為我們改善生態環境和生存環境提供了一個深刻的世界觀和有效的方法論。因此，我們發現生態學是理論在生態學方面的延續和發展，二者的立場和目的完全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學理論是對的新的發展和“補充”。因此，生態學理論是在當代的發展和延續。
二、生態學理論的主要思想
了解生態學理論，對我們吸取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是有必要的。
“異化消費”理論。該理論由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首先提出。阿格爾認為生態問題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人們過度追求消費造成的。“歷史的變化已使原本關于只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4]486。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單位通過媒體、政策和快速更新換代推陳出新的產品刺激民眾，促進大眾消費；另一方面，高強度高壓力的勞動強度讓人們不得不通過消費來轉移注意力釋放壓力。因此，人們只能以消費和占有社會資源為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消費的目的不是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占有更多資源。占有欲的膨脹和永不滿足的貪欲加速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枯竭的趨勢。而快速消費的結果是產品的消耗、巨額利潤的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發展。
“資本主義二重矛盾”理論。該理論是由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奧康納首先提出的。所謂的二重矛盾是指資本具有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兩重矛盾。一方面，資本主義無休止的生產和追求利潤導致自然界無法供給資本主義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從而使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受到嚴重的制約，利潤嚴重削減，資金鏈斷裂，最終爆發經濟危機；另一方面，即便受到自然資源的制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仍要突破生態的限制，通過技術改進和尋求新的能源來達到掠奪自然資源的目的。
福斯特生態學理論。該理論區別于其他生態學理論，提出了兩點自己的看法：第一，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性，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是追逐利潤擴大生產，而生產的無限擴大需要無限的資源，生態系統本身的周期根本滿足不了資本快速擴張的需求，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會出現經濟危機最終走向滅亡。第二，資本具有短期行為，為了利潤，資本家會不擇手段。福斯特指出“資本需要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回收，并且確保要有足夠的利潤抵消風險，并證明好于其他投資機會。……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投資商在投資決策中短期行為的痼疾便成為影響環境的致命因素”[5]3-4。
三、利用生態學初探生態新道德的內容
根據上述觀點，新的生態道德標準應該具有兩個基本內容：第一，將個人權利和社會正義適當結合，使生態道德與自由主義相對立，限制自由主義的過度發展和蔓延；第二，鼓勵奉獻而不是占有，西方社會的生態問題給我們的深刻教訓是人們更關注自己占有了多少資源而對怎樣占有漠不關心，哪怕是犧牲生態環境、破壞環境資源，所以要提倡奉獻，鼓勵人們多講自己為社會做了什么，少講社會為自己做了什么。
四、借鑒生態學理論初探我國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指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借鑒西方生態學理論，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加強國企在生產上游中的地位，提高國企在資源性行業中的數量和質量。通過福斯特的生態學理論我們發現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的本性。據此，一方面我們應該限制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在生產上游特別是資源領域的數量和質量，防止資本在資源領域出現“短期行為”，減少資本對能源的過度過快索取；另一方面，加強國家在生產上游的國家行為，不僅能讓國企的利潤以稅收的形式惠及全民，還會讓資源的開發有序進行，讓國企的行為受全民監督，讓資源的開發納入國家戰略規劃，有效地加強了生態文明建設。
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早轉變、淘汰低生產效率和重復生產的行業或企業。首先，通過貨幣政策增加低生產效率企業的貸款利率，促使該類型的企業盡早撤出或淡出市場；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提高粗放型生產企業的準入門檻，減少這種企業的新成立數量；最后，利用稅收手段鼓勵高科技企業出口科技產品，加快出口結構的調整。
第三，開展環境運動，將生態道德納入到個人道德中，樹立生態的“居住觀”。首先，將生態道德納入到個人道德之中，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傳統道德缺少必要的生態觀，為此應該將人們的行為是否符合生態安全作為真善美的標準，以此來改造傳統道德；其次，樹立生態的“居住觀”，將生態的“居住觀”列入到基礎教育，從娃娃抓起，教育人們學會如何在“地球村”生活；最后，“環境運動應該選擇一種和生態協調的以人為本，特別是以滿足窮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確保生態長期安全的新的社會形態，保證環境公平”[6]93-9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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