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8 1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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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通”是我院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荊州分公司實行醫療、保險一體化運作的簡稱。是連接保險公司、投保人和醫療機構的紐帶，極大地方便了投保人，提高了保險公司信譽，也為醫院帶來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一模式對大型綜合性醫院與保險公司的合作具有借鑒意義。本文對構建“醫保通”模式進行分析的同時，探討其結算中的內部控制問題，從而進一步完善“醫保通”的路徑和管理，造福于社會和人民。
一、商業保險中的醫療補充保險現狀
1.商業保險中醫療保險的類型。醫療保險具有比較寬泛的概念，國家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基本醫療保險、居民醫療保險、行業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都是醫療保險范疇，構成了我國醫療保障體系網。商業醫療保險作為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充推出了多種保險險種，如學生險、意外傷害險、基本醫療補充險，以及各種壽險、交通險、財產險等、無不與醫療機構有關。
2.商業保險中醫療保險的賠付路徑。傳統的商業醫療保險賠付路徑復雜，病人入院要向保險公司報案，保險公司派人核查，病人出院時帶病歷、出院小結、診斷證明等資料到保險公司申請賠付，保險公司到醫院查證病歷，屬實后通知投保人辦理賠付手續。這種模式時間長、賠付慢，投保人需要多次往返才能辦清手續，容易引起矛盾。
3.傳統賠付路徑引出信用危機。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信用始終是我國各行各業及人與人關系中最難調節的關系。而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尤其嚴重。很多投保人人不信任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天生就質疑投保人。在醫療保險中，涉及到投保人、醫院、保險公司三方利益 ，三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著種種矛盾。如投保人的虛報案件騙保行為，醫院收費不規范行為，醫務人員與投保人的人情行為，保險公司拒付引起的種種信任危機等等，使醫療機構、保險公司、投保人都希望建立一種新的理賠模式，“醫保通”順應形勢破繭而出，成為這種新模式的良好載體。
二、“醫保通”理賠模式的建立
1.“醫保通”基本路徑。“醫保通”顧名思義就是醫院、保險公司一站式服務，為投保人提供報案、受理、核查、理賠一攬子服務。保險公司在醫院住院部大廳設立專門理賠服務窗口，派遣工作人員，從投保人報案入院一刻起，保險公司即開始與醫院客戶服務中心聯合開展工作，對受益人進行慰問，并與管床醫生、護士合作交流，提供跟蹤服務。當保險受益人出院時，完整的手續已到達醫院住院結算處，并由保險公司專員核查、簽字、蓋章，由醫院住院結算處墊付賠償金，下月3日之前保險公司根據醫院墊付理賠金報表的數額支付給醫院，“醫保通”理賠程序結束。
2.“醫保通”服務的延伸。“醫保通” 理賠路徑為投保人提供了快捷服務，但還不能體現“周到”和“溫馨”。醫院與保險公司合作，在保險受益人入院時，送上一束鮮花，一張慰問卡，醫院短信服務平臺向病人發送一條管床醫生、護士信息和注意事項。病人出院后醫生發出隨訪短信和電話，使保險受益人充分感受到醫院和保險公司的真誠服務。為使“醫保通”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保險公司開設了保險咨詢窗口，醫院開設了費用查詢和投訴平臺。為盡量方便投保人，保險公司與醫院協商，開通主險、意外傷害及其它意外理賠，利用醫院平臺，凡在醫院住院的保險受益人都得到了快捷、周到的理賠服務，擴大了理賠范圍、極大地方便了投保人。在市區“醫保通”運行平穩后，擴展到全市六縣市區650萬人口，使大型綜合性醫院平臺得到充分利用。
3.“醫保通”結算的內部控制。“醫保通”采取醫院先行墊付，保險公司下月初結算的辦法，方便了保險公司、投保人，但醫院住院結算處的內部控制風險凸顯，如制度設計不當或稽核控制不嚴，容易出現財務風險。醫院與保險公司簽訂代付協議，從法律層面上保障雙方權益；保險公司授權保險專員理賠章及簽字權，醫院備案；醫院與銀行簽訂支付協議，完成醫院與銀行的法定程序；醫院授權結算中心負責人、出納簽字代付權限。在這一系列的文件制定與授權后，內部控制仍存在著缺陷，財務科必須派專人每天核查監督，以保證“醫保通”結算的安全運行。
三、“醫保通”模式的社會經濟價值探析
1.“醫保通”建設誠信關系。誠信問題是中國當前一個嚴肅的政治生態問題。誠信普遍缺失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國際形象，改善和建立誠信關系是中國政府和全體人民必須正視的重大社會問題。“醫保通”僅僅是一個理賠路徑的改變，不足以影響整個社會的誠信形象。但醫院、保險公司是社會中很重要的機構，遇到的信任危機顯然非常突出，醫院和保險公司改善誠信形象，對社會建立誠信關系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保險公司通過大型綜合醫院平臺，建立了快捷、方便的理賠通道，取得了投保人的信任，雙方建立了互信關系。醫院通過與保險公司合作，規范了醫護人員的行為，杜絕了冒名頂替合作騙保、亂收費等違法違紀事件。保險受益人在優質的服務中得到了實惠，自覺接受保險核查，與保險公司、醫院合作愉快，避免了因手續繁雜帶來的疑慮和抱怨。醫院、保險公司、患者三方在這一制度設計中改善了關系，建立了信任。
2.“醫保通“創造經濟價值。我院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合作建立“醫保通“，從2011年元月開始到20112年12月，理賠人數月月攀升（具體情況見下表）。賠付人數增長的背后是投保人對保險公司的信任，也因為快捷周到的服務，在中國人壽投保醫療險的客戶紛紛到我院就醫，保險住院病人不斷增長。投保人獲得快速理賠，恢復健康，重新投入經濟活動，創造更多經濟價值。一個路徑的重新設計，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達到了三贏的社會效果。這一模式更是得到了湖北省多家保險公司和醫院的青睞，接待了近十家機構的參觀學習，并很快推廣到其他地區。
3. “醫保通”調整社會關系。投保商業醫療保險的主要對象是城市中產階級、學生以及擁有資產的機構。投保的目的，一是作為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充，二是學生等未納入社會保障的人群保險，三是作為財產保障的風險化解途徑。他們在中國的社會關系中處于核心位置。疾病經濟風險、災難性衛生支出始終是我國人民群眾致貧的主要因素之一。保險公司通過收集并管理各種資金來源，將經濟風險從個人承擔轉為所有參與者承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醫療衛生服務供需雙方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代表投保人參與了與醫療機構的博弈，制衡了醫療機構的部分利益訴求，保障投保人的權益。但“保險”“理賠”兩張臉，使投保人不信任保險公司。醫務人員違規又使保險公司不信任醫院。“醫保通”通過路徑重新設計，改善了保險公司、投保人和醫療機構的關系，在溫情脈脈的服務中達到了相互支持、相互牽制、相互得益的目的，調整了社會關系，改善了社會形象，也為醫院與其他機構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參 考 文 獻
[1]王靜，呂暉等.醫療保障制度抵御疾病經濟風險的作用綜述[J].中國衛生經濟.2011，30（6）：12～14
關鍵詞：公益廣告；經濟價值；投資；社會價值；品牌
不言而喻，公益廣告的社會價值是第一性的，沒有人會對此感到驚訝或者是質疑。將功能和價值定位于社會價值是由它的公益性質所決定的。如果背離了它的性質和原則，它就不能稱之為公益廣告，因為公益廣告所關注的是社會公眾的利益，而社會利益往往會由社會的熱點問題所引發，形成社會的聚焦，這種焦點之爭反映了社會現實，還對社會的長遠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表面上看，公益廣告關注的是某一社會現象和問題，而本質上它是以傳播的功能達到引起社會公眾的聚焦、思索、反思，形成對該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自覺行動的目的。所以公益廣告的定位和目的性使它不同于其他性質的廣告，始終將追求和表達公益性作為神圣使命，從這個意義講，公益廣告起著特殊的作用，如果從宏觀上、戰略上、整體上講，比其他的廣告對人類社會更具有深層次的意義和作用。因為它不單純是反映某個問題的現實，而是透過現實的背后涉及到人類社會的未來。正是由于公益廣告的社會責任，人們對公益廣告的評價從來都是認為公益廣告是一種投入，其投入沒有回報，沒有人會質疑公益廣告的動機和出發點，這是公益廣告與商業廣告的顯著區別。與公益廣告不同，商業廣告可以直接地、明白地、大張旗鼓地進行商業宣傳，在名人效應、明星效應等廣告傳播功能作用下，企業和產品得到有效的宣傳，企業的形象被包裝得盡善盡美，其產品更是錦上添花、無比完美。因此，商業廣告的巨大商機及其經濟價值的產生，從根本上反映了商業廣告的本質。這完全是由市場經濟的機制、功能所決定，完全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規律。顯然，公益廣告與商業廣告的訴求不同，是否意味著二者之間完全被阻隔，沒有一點相似性呢？特別是在經濟價值表達上，公益廣告是否以完全拒絕的態度，表現得非常純潔，不與經濟利益沾邊，還是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兼而有之？如果對公益廣告進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公益廣告到底有沒有潛在的、隱藏的經濟價值，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1 公益廣告驅動戰略經濟價值的提升
無論是公益廣告還是商業廣告都是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而商業廣告更突出地彰顯了它的銷售方式。就共性而言，這兩種廣告在傳播信息時，毫無疑問都需要資本的投入，如果沒有財力和資金的支撐是不可能進行信息傳播的，因為信息傳播的所有環節和程序的實施，都需要資金來構成必要的基礎條件，離開財力的支持，一切都將成為海市蜃樓，換言之，雄厚的經濟基礎可以使財力、人力、物力并駕齊驅。所不同的是，二者傳播和銷售的概念不同，商業廣告銷售的是具體的產品，而公益廣告則從大處著眼，立足于長遠性、戰略性，具有全局觀，其前瞻性可以獲得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價值。
公益廣告對經濟價值增長的貢獻首先體現在經濟生產的資源上，任何產業的生產都需要生產資料，特別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即使是第三產業都需要資源的支撐，從生產過程和終端產品來看，資源的大量消耗會使資源枯竭，畢竟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一旦資源耗盡，將使人類面臨生存的危險，因此，產業生產的產品一方面滿足著人類的需求，同時另一方面又在威脅著人類自身。所以如何有效地利用資源，又使資源具有經濟發展的戰略作用，顯然公益廣告比商業廣告更具有實效性。換句話講，商業廣告是對資源利用的短暫投資，而公益廣告則是長期投資。例如“植樹造林”的公益廣告，通過公益廣告的傳播，能喚起人們的意志，激發人們植樹造林的熱情，對深入地、持久地開展植樹造林活動的行動進行引導，形成浩浩蕩蕩億萬人民造林的宏大工程。其意義和價值是商業廣告的經濟性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對中國一個幅員遼闊，但森林覆蓋率僅達到百分之二十幾的國家尤其重要，按照世界人均森林和木材占有率計算，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的差距。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生產大國，而木材遠遠不能滿足生產規模與市場的需求。
因此，系列的持續不斷的植樹造林公益廣告的經濟價值，能使中國的生態環境得到極大的改變，使自然環境得到改善，提高中國的生態質量，而生態質量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扼制土地的沙漠化，山地石漠化等地質災害。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發生，確保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十八億畝農田基數不遭到破壞。隨著森林植被的增強，農業生產的環境得到優化，將對糧食的生產豐收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而森林對于局部氣候的影響也將產生積極的作用，能使大氣質量提高，凈化空氣的功能有顯著的改善，而森林覆蓋率的不斷提高可以使自然資源進入良性循環，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
事實上，公益廣告聚焦的內容，哪怕是許多人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問題都可以小中見大，傳遞出它的經濟價值，在人們沒有真正認識它的價值時，往往將其打壓，認為是小題大做、故弄玄虛。例如水資源保護和節約用水的公益廣告，以它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和富有哲理的提醒警示，喚起人們對水資源問題的深刻反思。有一幅水資源保護的公益廣告，畫面中水被污染了，因而釣起的魚僅剩下全身魚骨，這是對某些地方水污染的真實寫照，也是對水資源保護不力的諷刺。許多人對水的認識缺乏正確性、科學性，為了局部的、暫時的經濟利益，不惜以犧牲水資源為代價的狹隘意識和行為，既危害社會和自然環境，又使他們的經濟利益最終斷結。事實上，國內外的學者在二十世紀就發出預警，認為水資源在二十一世紀是最重要的資源，它比石油資源更為重要。在中東石油產油大國，水比石油的價格更高。而在中國由于自然氣候變異，北方的許多河流已斷流，成為季節性河流，許多城市的地下水位下降，在中國的西南地區，持續的干旱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影響，甚至于連人、畜的飲水都受到嚴重影響。由此可見，水資源保護和節約用水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講是生命悠關的大事，水是生命之源，缺水可以導致物種的消失，而對于人來講，沒有水就不能生存。在沒有水資源的地方是不可能進行生產活動的，自然其經濟價值就無從談起。因此，水資源得到正確保護，使全社會和全體公民具有科學的水資源保護理念和意識，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持之以恒地減少水資源的消費，避免浪費和污染，使人類祖先留下來的河流不再遭到破壞，就可以利用水為人類造福。反過來講，沒有水或是水被污染，人類將怎么生活？這就是公益廣告的真理，也是公益廣告對水資源的經濟價值最好的詮釋。
2 企業發力公益廣告體現魚與熊掌兼得的價值觀
盡管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是追求經濟價值和利潤的主體，但隨著企業駕馭市場的能力的提高，成熟度高的企業感悟到中國文化中的真諦―――舍得。這種文化的核心就是付出才有回報，如果不對社會奉獻，就會壓縮企業的生存空間，其經濟價值的增長必然是負效應。因此，不把企業命運與社會相聯系是缺乏理智的行為，只有足智多謀、具有智慧和聰明的選擇才是正確的抉擇，而雙管齊下的戰略決策無疑是企業發展的上上之策。也就是說，企業物質財富的創造和積累，既要依賴于社會的鼎力支持，又要以公益廣告去回報社會，力圖以這種形式去減少和消除企業在獲取經濟價值過程中，對社會和自然的影響，進而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責無旁貸的義務。更為重要的是企業投資公益廣告，塑造了企業的良好形象，在社會和公眾中贏得了口碑和贊譽，這就加深了消費者對企業的認知和記憶，能幫助消費者在決定購買產品的時候，往往將該企業的產品作為首選。另一方面，重塑的企業形象能成為企業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它所爆發的市場競爭力足以使其占據上風，立于不敗之地，繼續引領市場經濟的潮流。所以，企業在公益廣告上的投入，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如說是長遠的經濟回報。一般來說，企業單純做商業廣告，其受眾是有限的，受眾對商業廣告有很大的選擇性，往往對不感興趣的商業廣告毫不關心，這樣消費群體的總量就受到了限制。而公益廣告傳播的時間往往是黃金時段，受眾范圍比起商業廣告更具有優越性，因此公益廣告對潛在的消費者的市場開發更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對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的傳播、提升具有無與倫比的作用。
客觀來講，企業進行商業廣告的宣傳可以說是企業生存的權宜之計，這是因為企業對產品的宣傳是有時效性的。企業產品由于產品功能、價值、競爭力等因素，不能長期對某一產品進行廣告宣傳，一成不變的產品是沒有市場的，產品只有根據市場變化，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才有生存的空間。而企業舍得花錢去投資公益廣告，就是放長線釣大魚，是長遠之計。據調查，500強的大公司在公益廣告的投入上絕對舍得投資，正是這樣，公益廣告的投資使這些公司成為世界經濟巨人。從美國微軟等公司的發展歷程來看，除了技術、管理、機遇、產品等因素外，很重要的就是對社會的回報，不僅在公益廣告上投入，還做了大量的公益和慈善事業，而公益事業的投入又使企業獲得高額的經濟價值的回報。
實際上，公益廣告對社會公眾和消費者在接受企業形象和產品形象時形成巨大的心理效應，從心理學上講，人們對不熟悉的企業和產品往往會采取排斥的態度，一般會選擇自己熟悉的企業和產品，這是源于對企業和產品的信任，從廣告心理學的意義上講，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不是源于質量而是因為一種信任，因為信任是建立在質量基礎之上的，同時產品在使用的過程中涉及到售后服務，在質量相同的情況下，其售后服務決定消費者對企業和產品信任的程度。但是，社會公眾對企業產品的形象的認知和熟悉，必須要有一個潛移默化的認識過程，而公益廣告無疑是最好的認識途徑和有效方法。
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公益廣告對企業而言其實是一種經濟投資方式和行為，能夠使企業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和理念，并在投資中不斷得到回報，從而使企業的責任感、成就感、自豪感得到增強。同時在這種投資中，企業與政府的聯系會增強，政府對于投資公益廣告的企業的支持度會更大，更強。而在與外界的溝通交流中也會使企業受益非淺，交流平臺和網絡會更加流暢、便捷，社會脈絡更具廣泛性，延伸性，安全性。還會使企業獲得發展資金的支持，得到投資機構、金融機構的青睞。更重要的是，公益廣告能使企業得到社會的尊重，這是社會對企業投資公益廣告最好的饋贈，是一種用錢所買不到的榮譽和誠信。
3 結語
綜上所述，公益廣告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有其獨特的功能和作用，不僅釋放出它對商業經濟價值的能量，同時公益廣告還在人力資源上顯示出對經濟發展的價值。例如教師節的公益廣告，傳遞的不僅是尊師重教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社會需要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一流人才，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人具有積極的主導作用，從生產力提高的意義上講，人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因此，公益廣告需要全社會的參與，使公益廣告不斷地產生社會經濟效益，而隨著經濟價值的提高，又再投入到公益廣告中，將會使公益廣告釋放出更大的正能量。
參考文獻：
[1]高萍.公益廣告新探[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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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浩達，蕭雁蟄.簡明廣告學實用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競技體育；公共價值；職業體育
中圖分類號：G80-0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 year 2014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sports， in which a number of policies were adjusted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pushed the sports reform to a new high.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rational thinking is used to find the new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 expressed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ompetitive sports have produced derivative value and alienation value.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is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entatively explored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ramework. It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value； professional sports
伴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我國各項事業改革之聲不斷。2014年10月20日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文件的出臺，將此輪改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更是凸顯了我國的制度優勢和核心價值優勢。2014年，全民健身成為國家戰略，從國家和政府角度對體育事業發展中全民健身進行歷史定位，從1995年開始的全民健身與奧運爭光兩翼齊飛的時代將出現戰略性轉變。競技體育的發展在此時代出現了戰略轉型，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凸顯具有新時代精神和新時代價值的競技體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競技體育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對競技體育社會價值的過程及效果進行討論是在新歷史時期的理性價值發掘。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是在結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達基礎上對競技體育社會價值的理性解讀。
1 問題溯源
1.1 體育的公共價值緣起
研究表明，體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動，并在人類社會的公共性活動中逐漸繁榮：古代公共社會形成后，體育首次昌明；現代公共社會形成后，體育全面昌盛。換言之，體育總是與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娛樂與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間活動。社會公共性需求越強烈，體育就越繁榮，公共功能的存在是體育發展的核心動力。
伴隨社會發展，社會與政府、政府與公民的關系逐漸轉移：從政府統治到政府管理、從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從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務。體育事業發展逐步成為解決公民自身利益表達和社會利益總體趨和的主要工具。因此，體育作為利益價值的平和與平衡工具在社會變遷及演進過程中均具有公共的價值形態。
1.2 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相關概念界定
1.2.1 競技體育概念厘定
國內學者對于競技體育的概念界定較為爭鳴，主要在圍繞“競技”“體育”“競技體育”進行討論。本文對競技體育的概念是以田麥久教授界定為準：競技體育是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體育競賽為主要特征，以創造優異運動成績、奪取比賽優勝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性的體育活動。
1.2.2 公共價值
“公共”一詞是狄冀在《公法的變遷》（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詞源意義公共價值可定義為同一客體或同類客體同時能滿足不同主體甚至是公共民眾（公眾、民眾）需要所產生的效用和意義。
1.2.3 具有公共價值的競技體育概念范圍界定
競技體育作為社會活動的一部分，是構成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產業重要的推動力量。本研究所指競技體育從縱向時間上看：農業社會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指競技體育即是競技體育全部社會活動作為整體進行討論；農業社會后，職業化和商業化的出現導致了公共與私人的對立，競技體育業出現歸屬異化問題，本研究在這一歷史時期所討論的競技體育是指競技體育活動中剔除以關注私人價值提升和商業價值為主的職業體育所剩余的社會總體性活動。
1.3 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演進
1.3.1 原始公共體育價值――前農業社會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人類歷史上從原始階段進入有記錄的活動。在較為原始時代，以母系和父系為聚落的社會里，體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獵、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躍、舞蹈等，且均為原始體育形式。而氏族間的領土斗爭、食物爭奪甚至原始軍事斗爭都是一種競技體育的原始形式，這種原始競技體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對結果斗爭的競爭表現，雖然此時對公共與私人的原始劃分沒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從基本雛形看，具備公共價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 樸素公共體育價值――農業社會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人類文明的車輪走過前農業社會步入了農業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組織開始形成。而農業中的勞動分工使得社會對資源的爭奪日趨激烈，在此基礎上延伸的競技體育是在家庭和部落這一樸素組織下完成的，因此，我們說具有樸素的公共價值。
以古代奧運會為例，在持續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奧運會不僅是一種體育競技的盛會，而且更是一個全體古希臘人的全國性節日。“神圣休戰”宣布之后，成千上萬的人涌向奧林匹亞。此時的奧林匹亞成為一個巨大的公共活動空間：各城邦的代表參加祭祀活動和游行，政治使節締結條約，藝術家展出作品，學者和教師研討學術，雄辯家發表演說，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見古代奧運會其實質是城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公共活動。
1.3.3 經濟社會公共體育價值――工業社會后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進入工業社會后，公共與私人領域逐漸清晰區分，尤其是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護私人財產作為利益追求的社會意識形態。資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勞動工作的職業化和資本的商業化愈發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體育領域中職業運動員、教練員、經紀人、經理人、管理人員等使得體育在社會發展中勞動分工明確、產業化明顯且對社會的產業貢獻逐步提升。以體育賽事為核心進行商業運作的體育商業化逐漸將具有原始及樸素公共性的體育引入到具有新經濟時代公共價值的體育中去。從發展角度看，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中競技體育的職業化和商業化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體育發展伴隨社會進步所形成的發展方式，競技體育的資本運作使其經濟價值作用凸顯而其他社會價值相對弱化。但是，從事物屬性特點上分析，競技體育依然具有公共價值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等鮮明和顯著特點。從屬性看，經濟社會中的競技體育是具有公共價值的。
2 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特征分析
2.1 公共性
公共與私人的區分界定是隨著農業社會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開始的，公民對私人領域的關注使得國家和社會組織等各領域更加凸顯公共價值的意義。哈貝馬斯認為，在高度發達的希臘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領域和每個人所特有的私人領域之間涇渭分明，公共領域的自由王國和永恒世界與私人領域的必然王國形成鮮明對比。
競技體育是社會發展的產物，由于競技體育具有較強的綜合社會價值，其產生和發展均是與社會發展產生良性互動的。競技體育從其原發性產生區域、發展路徑、演變的過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僅體現在競技體育本身是對社會領域的總體關注，更體現在競技體育是建立在個人利益價值基礎之上的一種屬性表現。競技體育的原始公共產生、對公民的公共利益關注以及個體個人價值提升均具有較強的符號特征。
競技體育的公共性更體現在其相關社會價值中，如教育價值、文化價值、精神價值等。競技體育對公民個體社會化的關注，通過競技體育形式的開展對青少年產生教育影響；競技體育形式的文化符號功能能夠對社會發展產生一定的公共價值表達；競技體育精神是以國家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利益表達，這些種種競技體育的相關價值均體現了公共性的顯著特征。
2.2 非競爭性
非競爭性有兩方面含義：一是邊際成本為零。邊際成本指的是增加一個消費者對供給者帶來的邊際成本，例如增加一個競技體育比賽參觀者不會導致供給資本的增加。二是邊際擁擠成本為零。邊際成本指的是每個消費者的消費都不會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數量和質量。
競技體育過程中，以參與者（以教練員、運動員為代表的直接參與者和以觀眾為代表的間接參與者）為例：比賽參與者增加的數量對比賽過程競技水平高低影響較小；競技體育觀賞者的加入數量對比賽質量的影響較小。而在參與觀眾競技體育比賽的所有消費者中，均不因數量的增加而影響其他消費者的觀賞質量。因此，從競技體育賽場本身的邊際成本和競技體育表演的觀眾的邊際擁擠成本來看，均有明顯的非競爭性特征。
2.3 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產品投入消費領域，任何人都不能獨占專用，而且要想將其他人排斥在該產品的消費之外，不允許他享受該產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這樣辦，則要付出高額的費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這類產品。例如空氣、水。
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其對領域內的其他產品不具有排他性，對于公共領域內的競技體育產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進行獨自享受，即便是擁有職業俱樂部的股東也必須是將俱樂部活動置之于公共場域內才能發揮俱樂部的相關價值，且費用極大。而在競技體育表演中（競技體育產品服務過程中），更為明顯的市場效果是：如果想獲得更好的觀賞角度和觀賞效果則需付出較為高額的費用以享受產品帶來的利益表現，這種特征是明顯的非排他性表象。
2.4 非資本性
資本，在經濟學意義上，指的是用于生產的基本生產要素，即資金及廠房、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源；從概念上講，資本是指能夠創造、帶來新增價值的價值附著物。在金融學和會計領域，資本通常用來代表金融財富，特別是用于經商、興辦企業的金融資產。
進入工業社會后，社會形態從封建主義社會轉入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形態的改變要求對社會中個人財富的保護逐步加強。以交換為目的的資本運作成為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門與第一部門的重要分界標識。
競技體育隨著經濟發展已經產生了改變，具有原始社會價值的競技體育更多趨向于體現經濟價值這一重要社會要義指標，以競技體育項目為核心進行商業運作，將運動員職業化，將競技比賽運作成商業表演秀均是一種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價值異化。這種異化本身是社會發展和變革帶來的，是良性的互動結果，更是一種歷史發展價值的必然體現。
在后工業時代，體育作為社會發展重要組成部分，產業化明顯加強，作為公共產品的競技體育從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區分其公私屬性的。競技體育資本運作、競技體育賽事的產業化操作、職業體育的資本注入均在這一歷史時期出現并發展明顯，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是體現在資本社會中非資本運作所產生的部分價值。這部分價值隱匿于浮華的商業下，沉寂于繁盛的資本中。
2.5 社會服務性
社會服務是指以提供勞務的形式來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活動。狹義指直接為改善和發展社會成員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務，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務。廣義的社會服務包括生活福利、生產和社會。
競技體育進入到工業社會后，對社會的價值體現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體現就是社會服務。以奧運會為代表的競技體育平臺能夠推動社會體育和全民健身運動的發展，這一方面尤以舉辦過奧運會的舉辦國為明顯；競技體育的開展能夠推動青少年體育的開展；競技體育的開展更能夠有效調整社會體育資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體育資源有效分配到各個領域尤其是體育薄弱領域；競技體育能夠推動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傳播；競技體育能夠推動和影響體育科技的發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會服務。
3 競技體育公共價值內涵分析
3.1 內核：體育的公共價值
體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動，并在人類社會的公共性活動中逐漸繁榮：古代公共社會形成后，體育首次昌明；現代公共社會形成后，體育全面昌盛。體育總是與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娛樂與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間活動。社會公共性需求越強烈，體育就越繁榮，公共功能的存在是體育發展的核心動力。
體育的公共價值主要體現在：第一，主體利益的表達。衡量是否具有公共價值就是體現在客體對主體是否產生公共效用價值，如具有則歸屬。體育的公共價值首先就體現在人們能夠通過參與體育活動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這種效果是一種非競爭與非排他的，是一種非資本性的利益表達，是公共價值的體現。第二，對社會價值的增加。公共價值還體現在增加被創造的積極屬性，減少捍衛利益的消極屬性。參與體育活動能夠使體育資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夠通過參與使自身身體和情緒獲利，能夠使社會總體價值活動提升。第三，體育資源和體育需求的公共價值表達。體育能夠通過參與者在使用體育資源時進行自身的價值和利益表達。通過體育的生活化表達對個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過生活體育化的轉變體現對體育資源的利益要求；通過體育參與能夠使得體育資源得到有效分配，這種分配是對公共價值的直接體現；通過體育參與更能夠使個體的自身需求和情緒進行利益表述進而完成體育的公共價值作用。
3.2 公平：競技體育平臺的公共價值
體育從形成的基本形態看，從原始玩耍到具有體育雛形的規則化的游戲再到以競技為特征標志的體育，這一樸素的體育發展過程均是以一個簡單而又原始的原則，即：規則。
競技體育的魅力在于對結果的未知和規則的公平。在競技體育平臺，無論身份、地位和社會背景及閱歷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場域內的參與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臺進行競爭參與的。而平臺的公平性是保證游戲得以繼續的根本前提，這種公平性是古代奧林匹克遺留下來的文化內核所在，更是競技體育之所以存在于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最大意義。
競技體育公平的原則是對競技體育參與者的價值尊重，是對競技體育觀賞者的價值趨力，是對競技體育賽事組織者的價值要求，更是對競技體育發展本身的價值追求。競技體育的平臺是平等的，規則的制定和執行是對于項目發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綜合各方競爭利益后的倫理體現。
公平是法的核心，現代社會中，公平原則是對價值主體、價值結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產品服務的價值判斷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認為公共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1）公共服務。公共價值的輸出以公共服務為渠道和載體。2）結果。結果與服務通常會有交集，但結果中包含了更多隱形的但又確實存在的東西。3）信任與合法性。信任在公民與政府的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務水準與結果目標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會減低公民從公共部門所獲得的效用。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體現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價值研究中的一樣，具有極強的公共服務特性，同時在公平的條件與規則前提下非常注重結構，這種公平的規則正是一種信任與合法。
3.3 競爭：競技體育利益體總體價值趨同的公共價值
競技體育的主要規范是平等的規則，而至上倫理則是對競爭結果的重視。競爭是競技體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體現，沒有競爭談不上體育，沒有競爭更談不上競技體育。因為競爭，競技體育參與者從中獲得成長的體驗；因為競爭，競技體育觀賞者得到過程式沖突體驗。
從行為過程看，競爭是一種沖突，這種沖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規則基礎上的，是一種對最終利益追逐的過程，這種利益是在總體平衡基礎上獲得的。競技體育的競爭中有優勝者，也有失敗者，這種利益的制衡使得總體的利益一定是在競爭中找尋平衡的。就參與者個體而言，每次競爭是對自身價值的提升，每次競爭均存在競爭成功和競爭失敗的可能，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對個人價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積極的，因為這種競爭性沖突是使人能夠社會化的，也是提升個人價值的方式。競爭的沖突使得參與者能夠從中獲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價值提升，從總體歸屬看，這種具有倫理性的基于競爭體育的價值屬性是具有公共價值的。
3.4 服務：競技體育的社會公共服務價值
競技體育作為社會公共產品具有較強的公共服務價值，這種價值的體現伴隨社會進步發展而向前延伸。競技體育的原始雛形中，競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現的，為表達公共需求體現的競技體育是一種目的性表現。伴隨古希臘文明的進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奧運會也成為一種歷史必然。而作為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競技體育表象，奧運會從古至今沿承發展，無論在任何歷史時期舉辦的任一屆奧運會上，作為公共事件（或稱公共產品）的競技賽事，均能夠為特定的歷史時期做出相應的公共服務：古代奧運會的冠軍是城邦的驕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響作用對于所屬城邦的軍事和社會影響巨大；現代奧運會冠軍的產生是伴隨具有文化內涵的升國旗奏國歌的形式，而冠軍的取得對所屬國的項目發展和全民健身發展乃至青少年體育發展均具極大的推動作用。從功能上看，這是一種推動與引領。
競技體育作為社會公共產品在推動全民健身、推動青少年體育發展、調配體育資源中是具有社會服務價值的。作為公共產品的競技體育能夠通過競技體育比賽推動項目本身發展，更能推動所屬項目的全民健身熱情；作為公共體育產品的競技體育通過比賽能夠形成一種特定的文化影響，影響全民健身熱情；作為體育公共產品的競技體育通過比賽能夠引領青少年對體育的向往與熱愛，帶動青少年的體育發展，影響一代人、激勵一代人；作為公共產品的競技體育能夠通過競技比賽使得某些公共體育資源合理地在項目和體育組織間進行配置與重構。基于以上分析，競技體育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服務作用是競技體育公共價值的體現。
4 競技體育公共價值結構分析
結構是指構成整體部分的組成要素。討論公共價值的結構需要從構成整體公共價值的國家、組織和個人層面去研究和討論。就競技體育而言，本研究談論的結構是基于組織機構思路進行的。對于競技體育在農業社會前的工業價值結構較為原始樸素，在此討論的競技體育是工業社會后的競技體育，具體結構如圖1。
4.1 基于國家主體的奧運會、國際區域性賽事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基于國家主體的競技體育國際間的交流活動以奧運會和國際區域性賽事為代表。此類基于國家主體上進行交流與競技的賽事旨在體現國家間的綜合體育實力，而競爭實質則是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科技科研水平、競技團隊綜合能力等競技體育要素構成的綜合比較。以國家為主體的競技體育賽事分為兩類，一類是綜合類賽事，如奧運會；一類是單項國際賽事，如世界杯、世錦賽。
競技體育賽事的開展從以國家為主體的前提去思考，其價值是全面和復雜的。但是，就其主體性質看是具有公共價值的。國家主體性體現在競技體育的參與主體和需求主體上，從結果看，競技體育的國家主體間競爭是競技結果對競技主體的客觀反映，而這種結果無論直接影響亦或間接影響均能對競技主體（即國家主體）產生良性效應，那么這種客體對主體的產生的效用即是公共價值。
4.2 基于公共組織為主體的區域性組織競賽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基于公共組織為主的競技體育賽事是工業社會后競技體育發展的主體部門。公共組織就是以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擁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權力的所有組織實體。在社會生活中，有一些組織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個人或私人利益，其行為不會直接地或顯而易見地影響其他組織或個人，如經濟組織；但有一些組織其目的是服務于社會公眾，其行為對其他組織或個人都會產生直接的影響，這類組織則為公共組織。
體育公共組織的存在有效彌補了體育領域內“政府失靈”的賽事舉辦能力和精力，因此區域間非盈利性的競技體育賽事就在組織內外進行交流與開展。這種基于組織的競技體育更能體現出群眾參與熱情，更能體現出項目本身的價值，如美國的NCAA、我國的龍舟賽等均是這種類型。公共組織為主體開展的競技體育是對國家主體的競技體育有效補充，更是后工業社會競技體育發展的重要標志，其客觀效用對國家、組織和個人乃至競技項目本身都具有極高的價值，這種客觀效用即是公共價值。
4.3 基于公民主體的自組織競技賽事的競技體育公共價值
競技體育是國家的，是組織的，但歸其要素內核更是公民個人的。競技體育從需求產生解決的邏輯上首先解決的是個人問題，其后是組織和國家。研究討論競技體育的社會價值，需要嚴格以人的角度進行思考。
后工業社會后，隨著經濟發展，余暇時間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閑動機的多樣性倍增，基于公民主體興趣的自組織團體越發增多。個人以及自組織間的競技賽事也逐步呈現自生長狀態，公民間一對一的競技較量與交流在公民個體間逐步增多，這與社會發展、個人追求以及價值提升的個人意愿均有關系。基于公民個體或個體基礎上的自組織的競技體育是對公民個人或小團隊的價值關注，這種價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價值基礎上的，從這個效果上看競技體育此類結構是具有公共價值的。
5 結束語
競技體育伴隨社會進步其社會價值在不斷衍生與異化；公共價值是人類文明進入工業社會后出現了嚴格的“公”“私”劃分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理念。價值異化后的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隱匿于凌亂的社會現象中，進入后工業社會，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具有極強的公共價值表征，從內涵、特征到結構均有明顯顯現。競技體育的公共價值梳理將有利于明晰競技體育與全民健身的核心關系，將有利于推動競技體育在國家體育事業中的科學發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后的競技體育事業與全民健身事業發展的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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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及制度內涵
中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參加WHO基本藥物行動計劃。1996年，中國首次了國家基本藥物中成藥和化學藥品目錄。然而，問題在于，“基本藥物”在中國更多只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種有效的公共政策。眾所周知，絕大多數基本藥物都是普藥，每一種基本藥物在我國都有幾十家企業可以生產，并且會有不同的劑型。同樣是基本藥物，不同的商品，價格自然不一樣，但療效的差別也許不大。由于眾所周知的“以藥養醫”機制，醫療機構傾向于開貴藥、多開藥，這樣導致相當一部分患者不僅用藥過多，而且使用了過多價格昂貴、但療效不一定很高的藥物。由此導致了大家所說的“藥價虛高”。
衛生部等9部門于2009年8月18日《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正式啟動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設工作。
實施意見指出，制定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按照防治必須、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中西藥并重、基本保障、臨床首選的原則，結合中國用藥特點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的要求，參照國際經驗，合理確定中國基本藥物品種劑型和數量，在保持數量相對穩定的基礎上，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實行動態調整管理，原則上每三年調整一次。
政府舉辦的醫療衛生機構使用的基本藥物實行省級集中、網上公開招標采購、并統一配送。國家發展改革委制定基本藥物全國零售指導價格，在保持生產企業合理盈利的基礎上壓縮不合理營銷費用。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原則上按藥品通用名稱制定公布，不分具體生產地、企業。實行基本藥物制度的縣市區，政府舉辦的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的基本藥物實行零差利銷售。各地要按國家規定落實相關政府補助政策，確立基本藥物優先和合理使用制度。
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和使用國家基本藥物，其它各類醫療機構也要將基本藥物作為首選藥物并達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患者憑處方可以到零售藥店購買藥物，基本藥物全部納入基本藥品保障報銷目錄，報銷比例明顯高于非基本藥物。
實施意見明確了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推進的時間表。2009年每個省(區、市)在30%的政府辦城市社區服務機構和縣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包括實行省級集中、網上公開招標采購、統一配送、全部配備使用基本藥物并實現零差利銷售。到2011年，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實施規范的、覆蓋城鄉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2009版)18日正式公布，包括化學藥品、中成藥共307個藥物品種。
衛生部就此公布了第69號“衛生部令”，明確這些基本藥物目錄自2009年9月21日起施行。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2009版)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學藥品和生物制品[1]第二部分是中成藥[2]，第三部分是中藥飲片（頒布國家標準的中藥飲片為國家基本藥物，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最后一部分是有關說明。衛生部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這些具體內容。
目錄中的化學藥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據臨床藥理學分類，共205個品種；中成藥主要依據功能分類，共102個品種；中藥飲片不列具體品種，用文字表述。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是醫療機構配備使用藥品的依據。主要包括兩部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和其他醫療機構配備使用部分。這次公布的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其他部分是目錄基層部分的擴展，將配合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盡快制定出臺。
據介紹，我國專門成立了國家基本藥物工作委員會，負責協調解決制定和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相關政策問題，確定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框架，確定國家基本藥物目錄遴選和調整的原則、范圍、程序和工作方案，審核國家基本藥物目錄。
這一委員會由衛生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監察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成。
二、基本藥物制度建設的影響
藥品是治病救人的關鍵。在基本藥品制度沒有健全之前，我國藥品存在著這樣的情況：第一，各藥品生產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的藥品名字各異，導致療效相同的藥卻有著價格的絕大差異。因此很多藥品換個包裝，利潤就可以翻一番。第二，醫藥代表成為了溝通醫院和藥廠的紐帶，藥品交易背后現象比比皆是。而這些行賄費用最終由加到藥品上面轉嫁到患者身上。第三，醫院自負盈虧，因此“以藥養醫”，醫生的“開貴藥，多開藥”行為導致藥價虛高。第四，藥店進入準入程度較高，消費者信息不對稱，藥品價格及名稱的不統一，導致藥店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中幾乎隨意擬定藥價。第五，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無力負擔醫藥費。第六，藥價過高，國家醫療保險負擔沉重。
在這種環境之下，基本藥物目錄制度的建立就有著多方面的影響。
1 對醫藥企業、醫藥代表以及零售藥店的影響
政府對于基本藥物目錄中的藥物將實行統一招標、定點生產、集中采購、統一定價。在改革之初，這種方式就對藥品的賣方產生巨大的影響，在藥品的買方市場存在著生產、配送、銷售這三個重要環節。
首先，政府統一招標、定點生產會擴大的實力強的大型藥企同時擊垮小企業。這一舉動必然使醫藥企業股票受到波動進而促使醫藥企業的兼并重組。該種兼并重組，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會使藥品行業產能過剩的狀態得到緩解，據國泰君安的調查可知基本藥物制度的出臺會使20%的藥瓶企業倒閉。另外，藥企在利潤方面受到的打擊可能會從藥品銷售的數量方面得到補充。而從消極的方面來看，國家介入藥品企業可能會加劇壟斷，減少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會造成藥品行業服務質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政府招標采購必然會使政府權力過大，如何保證公平公正、透明公開也是一個問題。
其次，集中采購就會使常年活躍在藥品市場的醫藥代表退出市場。這樣做有兩方面影響：從積極方面看，在招標采購配送環節,各省(區、市)在國家零售指導價規定的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基本藥物統一采購價格,其中包括配送費用。減少了中間環節，更加透明和公開。這就意味著,本省(區、市)基本藥物采購價格將低于國家零售指導價，群眾會以低于國家規定價格購買使用基本藥物,享受到更優惠的價格。另外，集中采購可以減少藥企公關費用，更好的發展生產。從消極方面來看，集中采購包含兩種含義：集中采購只集中在招標環節，而是各藥企自己配送；另一種含義就是集中采購集中于配送環節，由各藥企將生產出的藥集中送于一地，再由國家統一配送。如果是前者會加大藥企的費用，降低其生產積極性。如果是后者會是配送行業形成壟斷，加大藥品配送的風險。
第三，在合理確定生產環節利潤水平的基礎上統一制定零售價，合理確定基本藥物的價格。從積極方面看，統一規定價格，會降低藥價，防止藥價混亂。從消極方面看，如果價格不能反映藥品價格，不能給予藥企和零售藥店一定的利潤空間，則會減少他們的積極性，降低服務質量。特別零售藥店會受到十分大的沖擊。因此，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基本藥物全部納入基本醫療保障體系藥物報銷目錄”等措施提高基本藥物的使用率，但是仍然要保障補貼，從而保證一部分收益的同時，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到損失。
2 對醫院的影響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直接配送覆蓋面力爭達到80%。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全部使用基本藥物，其他各類醫療機構也要將基本藥物作為首選藥物并確定使用比例。
從積極方面看，減少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降低以藥養醫，降低看病費用。減少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從消極方面看，基本藥物目錄過窄，會使一些藥在小醫院基層醫院買不到，而不得不轉到大醫院進行治療。基本藥物制度的使用也會使醫院利潤下降，導致醫生特別是基層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的收入受到極大的影響。可能會影響到醫療服務。
3 對普通大眾的影響
作為這次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們所獲得實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國家統一制定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統一配送，藥品價格與以前相比下降。
第二，在基本藥物使用環節,國家要求基本藥物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全部配備使用,其他各類醫療機構須按規定使用并確定使用比例。這將進一步促進醫療機構合理使用藥物,避免過度濫用,降低群眾不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
第三，在支付報銷環節,基本藥物報銷比例要明顯高于非基本藥物,降低個人支付比例,意味著減輕了群眾負擔。
第四，在藥品質量環節,國家對生產使用的基本藥物實行全品種抽驗,確保基本藥物的質量,保證群眾用藥更安全。
4 對國家的影響
全民醫保以及報銷比例的提高會導致醫療保險基金和國家財政負擔的加重。另外，國家對于招標、采購、配送、定價等環節的權利也需要保障監督，保證透明公開合理。
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是醫療保險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制度化的重要體現。總之，基本藥物制度的建設是醫療保險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暫時的，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一定會使該制度越來越好，越來越完善。只有建立好完善的基本藥物制度和相關法律法規，才能維護藥品市場的穩定，維護人民的基本權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維護國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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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主體假設
會計主體又稱為會計實體，指會計為之服務的特定單位，它提出了會計活動的空間范圍。會計主體假設的起源，要追溯到15世紀業主財產與企業投資的分離，由于這種分離，使經營組織獨立化，要求會計不僅記錄和反映業主財產的變化，而且要視組織為一體，反映其日常收支及經營成果，會計上第一次出現了為誰服務問題，即需要確定會計空間范圍，會計主體假設從而產生。從那時起一直到現今，傳統的企業會計只核算企業范圍內的經濟活動，并向有關方面提供會計信息。
1、“網絡經濟”的興起，使得會計主體界限越來越難以把握。以數字化技術為先導，以信息高速公路為主要內容的新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知識、信息的擴散與應用大大加快，交易、決策瞬間完成，電腦技術和發展與廣泛應用，使通過互聯網形成了所謂“網絡經濟”。“網上公司”又可稱為“無實體公司”，它可以通過互聯網橫跨大洋把千萬個個體聯系起來，一旦業務完成時，又可在幾秒鐘內解除這種聯系。據美國商務部在其名為《新興的數字經濟》的報告中的推斷，到2002年企業之間因特網商務的數額將超過3000億美元，這些網上實體的出現對傳統的會計實體假設是一個正面的挑戰。如何正確、客觀反映其資產負債及財務狀況，是知識經濟下會計假設應設法解決的問題。
2、企業社會成本、社會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等信息，已不可能停留在傳統的會計實體中，需要延伸到企業的外部。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時代，以企業為主體編制的三大報表基本能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知識經濟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原三大報表在提供會計信息時的不完整性、局限性：1知識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兼顧經濟增長與社會責任兩個方面，由此企業成本與社會績效考核的會計信息成為必要，這些信息的提供，不再單純是基于企業主體的經濟利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據使用者的利益來確定會計主體及所需提供信息的界限。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這一進行了有益的嘗試。2知識經濟又是以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的經濟。人力資源將成為企業未來經濟利益的主要源泉，人力資源競爭將強于任何一個時代。因此，揭示和披露企業人力資源方面信息將顯得十分必要。
二、持續經營假設
持續經營假設的基本含義時：除非有反面例證，否則就能夠認為企業的經營活動將無限地經營下去，即可以預見的將來，企業不再面臨破產清算。只有在這一前提下，企業的再生產過程才得以進行，企業資本才能正常循環周轉，會計才可以歷史成本而清算價格來確認。計量其資產要素，所有資產也將按照預定的目標在正常的生產經營過程被消耗、售賣等等。事實上，這一假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個企業不論其規模大小，它總是一個“有限生命”的組織，一旦能夠證明會計主體已無法履行其所承擔的各項義務時，本假設就失去了支持它的事實基礎。如出現以下情況：
1、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使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企業稍有不慎，就可能面臨破產、清算。據統計，美國高技術企業工發成功率只有10％～20％，某些高技術項目的成功率甚至在3％以下，而這些項目的開發費用一般數目巨大。如此高的風險率，企業面臨倒閉、清算的威脅可想而知，持續經營假設由此受到沖擊。
2、并購潮流將進一步加劇，會計個體被兼并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競爭激烈可想而知，并購將成為一種趨勢。并購的作用在于：1企業通過并購能擴展規模又能逐步現現代企業制度演進；2通過并購還能使企業轉移重心，集中發展“陽光”產業。并購能使企業在極短的時間內聚集發展所需資金、規模，而不必通過漫長的積累之路，因此并購成為趨勢不可避免，持續經營假設又一次受到挑戰。
3、“網上實體”不適用持續經濟假設，而適用破產清算與破產期間假設。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更新、擴散的速度很快，經濟活動面臨著較大的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網上實體”的特點。“網上實體”經營活動的“短暫性”，適時介入退出與轉換的特點，決定了持續經營假設已不能適應，而必須代之以破產清算與破產期間假設。
三、會計分期假設
會計分期假設是指可以將企業不斷的經營活動分割為若干個較短時期，據以結算賬目和編制會計報表，提供有關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的會計信息。會計分期假設本身是對持續經營假設的一種補充，它存在的原因與會計管理職能直接相聯系。之所以要計算期間損益，定期編制會計報表，主要是通過報表，找出存在的問題，以利于下一周期的生產經營。但是人力地劃分區間，并且“待攤”“預提”費用等，必然導致客觀經濟現實與會計反映結果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背離，成為引起會計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即會計期間的劃分將不可避免引起會計信息的部分失真，這是會計分期假設本身固有的缺點。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傳統的以年度為期的會計分期假設將受到沖擊。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法》均規定會計年度為公歷年度，即以公歷1月1日至12月31日作為會計年度，而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內部管理會計以至戰略管理會計的推行，企業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將朝著多層次、多元化方面發展；在時間上而言，不同管理主體對會計信息的要求不同，因此，會計分期應以它們的需要為基礎，決不能以整齊劃一的日歷年度為標準。
四、貨幣計量假設
關鍵詞：家庭基本支出 民間投資 就業 分配結構 有效需求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從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費剩余，是可用于投資的資金。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家庭消費剩余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有限，家庭的消費剩余一般不用于進行投資，只能通過儲蓄對經濟社會發展起間接作用。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家庭消費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資，對經濟社會發展效應很明顯，尤其是消費剩余作為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對于民間投資的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
家庭投資的多寡取決于基本支出占總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減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資所占份額。我國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項目開支過大，致使家庭收入中進入投資領域的份額很小，雖然基本支出類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雖以儲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資資金，因為這部分收入已經預算到基本支出項目上了。
當前，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過高，基本沒有什么消費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房價虛高。無論是東部還是西部，也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其房價均異常走高，房價與收入之比已經超過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過15倍，而國際上公認的比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價虛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價格高。據測算，城市土地費用約占總房價的30%。當前土地價格還在不斷上漲，從而使得房價進一步上漲，反過來，房價上漲又使地價上揚，但這種價格上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反應，也不是合理市場競爭的真正反映。二個利潤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潤率已超過20%，且繼續呈上揚趨勢。這個利潤率不但遠遠高于我國一般工商業4-6%的利潤率，且遠遠高于國際同業10%的利潤率水平。三是財產稅賦制度極不合理。目前國內所購的住宅，要把50年(商業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財產稅一次性繳齊。這樣的收費辦法與逐年繳付的辦法在價格上相比，結果差別極大。如果采用逐年繳付的辦法，初始房價將會下將30%左右。四是房地產市場不規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團”，人為地抬高了價格。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將這個原因列為房價飆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市場，使樓市的需求被虛假放大，造成了樓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買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價卻仍在上漲，這正是不規范的房地產市場的表現。
二是子女費用高揚。據中國社會院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顯示，子女教育費用在家庭總消費中超過了房價，排在第一位。高揚的子女教育費用對于普通工薪家庭來說，無疑又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如今，無論是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亦無論是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其費用都漲得讓人無力應對，教育改革成了收費改革。而教育在我國的需求彈性太小，甚至沒有彈性，無論在城市，還是在，在人們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的意識根深蒂固，這就意味著子女教育已成為家庭的必須支出項目。許多家庭因為子女教育而返貧、舉債，甚至賣血的事例也不鮮見。據甘肅省農業部門2004年的抽樣調查顯示，在甘肅省新返貧的農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貧的的數量占返貧總數的50%。教育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第一因素。[i]
三是醫療費用攀升。據衛生部衛生統計中心的資料，近年來，醫療費用，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大大超過了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醫療費用逐步成為生活費用中的大項支出。對于一個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員來說，如果得了相對比較大的病，也許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開始，一個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從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國城鄉居民患病率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診率卻從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與十年前的3.6%持平。雖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卻少了。據統計，近十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患病因經濟困難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過高對的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過高的現實，有其正面效應，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政府的控制力。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無論是住房，還是醫療，其價格上漲，都相應地刺激了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從其負面效應來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對民間投資和就業不利。一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繁榮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間投資（不是所謂的股市投機）的程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間投資無論是絕對投資額還是在總投資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較大增長，民間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不斷擴大。近10年來，我國民間投資的年均增長比國有單位投資高出了近10個百分點，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量的貢獻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部分[ii]。可以說，民間投資在發展經濟、優化經濟結構、吸納就業、繁榮市場和擴大出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直接投資的比例將進一步減少，民間投資將會進一步增加。然而近年來，我國民間投資增長放緩，很多行業中的民間投資啟動乏力。這其中，有制度、體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這些原因對于民間投資來說，都是外因。這些外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決定民間投資的卻是內因，是民間資本本身，民間投資之源。而作為民間投資之源的家庭消費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過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無幾，對于大部分靠自我籌資的民間投資來說，無疑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從根源上講，提高民間投資的最根本的途徑之一就是確定適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適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間資本的重要來源，沒有這個來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談。而就是這有限的家庭消費剩余，也沒有真正投向實業。
根據對我國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調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進入投資領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領域而不是實業。在當前金融業不完善，股市與業績相脫離的情況下，把資金投向股市，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其結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資本真正增殖，且沒有創造就業崗位。其原因，一是資本量太少，那些投資需求比較大的行業往往由于資金需求量大而不能進入，而那些入行門檻低的行業，很多都已經由于投資過多，過度競爭，利潤微薄，從而使很多小額資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場；二是制度機制的限制和投融資體系不完善所造成。對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家庭，家庭消費剩余幾乎沒有，談不上投資與致富。
對于我們這個人口大國，就業難是當前社會最突出的之一。在當前情況下，城鎮下崗職工需要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需要就業，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也需要就業，待就業的人數每年要新增上千萬。增加就業崗位的唯一辦法就是增大投資，尤其是增加民間投資，投資是創造就業的發動機。數量龐大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對于實施減員增效的國有、集體大中型企業來說，不太可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而他們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資，自我實現就業。所以，這一部分人員的就業必然會依賴民營企業來解決，尤其是要依賴于一些民營的勞動密集性企業來解決。同時，隨著民間投資在地理位置上的擴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建設，而這也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見，民間投資對于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性，也使得作為民間投資之源的家庭消費剩余顯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和社會穩定不利，也不利于社會公平。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其分配格局應該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或者說“紡綞形”、“棗核形”，也就是說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會中應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國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頭小，中間少，底部大，而且這個“金字塔”的頂部應當說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寬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窮的人卻很多，處于中間階層的人也不多。這種分配格局應該說是比較危險的。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實現這種目標，就要使家庭的收入來源多元化，不僅要有工資收入，也得有投資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費剩余不足以進行投資來獲得收益，從而不利于這種社會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會貧富差距不僅大而且有繼續增大的趨勢，如果不加以調解和控制，最終會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威脅。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濟貧”來實現，而應該讓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費剩余用來投資和創業，讓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則國強，強國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國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極少數人具有投資能力，大多數人只能去競爭有限的就業崗位，這樣一來，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繼續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惡性循環。人生本來應追求幸福，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在天價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費用和日日見漲的醫療費用面前，只能在焦慮與煎熬中度過。為了住房，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不斷的積蓄，為了子女，只能放棄自己；不經意的一場病，也會讓很多家庭一撅不振，從此與致富、幸福無緣而與貧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貧富差距不可能有縮小之日，社會主義的公平性也不會在現實中得以體現。
三是對消費需求形成不利。消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一國的就業水平，主要表現為收入的函數。當前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價上漲快，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價格的極度上漲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雖然家庭儲蓄存款年年創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費，但收效甚小。消費需求不足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協調發展。增加消費需求的著眼點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過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費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費等少數幾個大項上，從而造成消費結構不合理，對于其它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減少，造成很多產品滯銷，生產能力不能完全釋放，間接制約了家庭收入的增長；過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費后所剩無幾，不足以用來投資，從而減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國這么大的市場，需求卻不足，是很嚴重的問題。擴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錢袋上，千方百計地要把十幾萬億的民間儲蓄擠出來，壓出來，引誘出來。但是沒有穩定的收入或預期的收益，儲蓄是不能用作消費的。儲蓄在當前情況下對老百姓是最真實的保險，是對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的最實際的保險。擴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資，在于給民間投資以營養，在于降低比例過高的基本支出，從而解決制約民間投資發展的基礎性因素，釋放民間投資蘊藏的更大能量。
[i] 蘭昆，《經濟導報》2004年1月1日
內容摘要：關于生活質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會經濟生活評價指標的研究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國政府和學者之間盛行。學者們研究用來代替GNP或者補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會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標缺少理論的支持和計算方法，并且指標選擇的隨意性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所以，到了20世紀80年代指標制定的研究出現衰退。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經濟的穩步發展，其研究又開始興起。本文首先對美國學者對反映市場經濟指標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關系進行探討，其次對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評價指標進行探討，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關鍵詞：社會經濟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標體系
制度學派和國民經濟統計
20世紀70年代開始生活質量評價指標被開發，其重要原因是隨著世界各國經濟最優先發展政策的影響，導致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被大量破壞，帶來嚴重的公害。這讓人們深刻理解到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會給人們帶來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也意味著反映市場經濟指標的GNP、GDP已經不能完全反映社會經濟生活的進步。
Pigou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婦人們在工廠的勞動以貨幣的方式表現出來，可是家務中的無償勞動就沒有統計到GNP當中，再比如，如果婦女和一般人結婚，從事專業家庭主婦就會減少國民分配。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以外生產出來的貨幣沒有記入到國民經濟統計當中。所以，國民經濟的統計和實際經濟生活的統計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國民經濟統計中的隨意性問題。他舉例說明，閑暇時間沒有記入到所得和消費項目里。還有他也指出主婦的家務勞動沒有統計在所得之中。并且資源的枯竭和環境污染也沒有記入到國民經濟統計當中。
Galbraith指出，從生產的觀點看，GNP統計當中，只把當年生產出來的財富總值表現出來，而沒有辦法對于種類和生產者進行分類。也就是說，財富的生產包括政府和民間企業。所以，政府為主的教育關系的投資和電話生產的投資在GNP統計當中沒有分類。
綜上所述，制度學派經濟學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國民生產總產值的計算問題不能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20世紀90年代現代派學者Clark和Kavanagh認為社會進步（progress）是社會公共政策的評價本質，并從社會進步的目標及社會發展的將來性來分析，對于GDP提出了批評。GDP反映貨幣交換量，貨幣的大量交換不能滿足社會進步的本質。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貨幣交換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離婚、公害）也隨著增加。也就是說，GDP的增加不能說明生活水平的提高。進而需要開發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標。
綜上所述，制度學派的學者在很早的時期就指出了國民經濟統計中的問題。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國家的進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標。
本文從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提出進步包括經濟進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的兩個概念。經濟進步意味著所得增加，采用現行的GDP來統計。社會進步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對若干生活評價指標進行探討。
社會生活評價指標和問題點
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在1990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人類的發展不應局限于國民生產總值、收入、財富的增長，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資源、自由、人權等。并且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評價指標。它的具體評價指標包括：壽命（平均壽命），知識（成人識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學率），GDP指數（人均實質GDP）的增長等指標。
Miringoff認為，以GDP為代表的指數是把握經濟景氣短期動向為目的的經濟指標，很難把握人類的社會發展問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夠和社會問題有效結合的評價指標體系：“社會健全指數”（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這個指數的特點是體現了社會經濟進步產生的風險和負擔，結合了反映個體生活質量的社會經濟指標。并且，從年齡層次進行分類，由健康、就業、所得、教育、安全等16項指標構成。具體來說，兒童層面上看，包括嬰兒死亡率、幼兒虐待率、幼兒貧困率3個指標。青年層面上看，包括10歲20歲之間的青年的自殺率、藥物亂用率、高中輟學率等3指標。成人層面看，包括失業率、一周平均工資、醫療保險加入率等3指標，老齡層面上看，包括醫療負擔率、高齡貧困率等2指標。并從全體年齡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數、飲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數、食品印花保障率、貧富層間的所得差異、流浪者數等指標。ISH的分析結果顯示，美國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為止隨著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卻是反比例，呈下降趨勢。
經濟學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經濟學家認為衡量國家進步的標準應當有自由的資本，可是實際上在國民經濟統計當中忽略了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廢化、閑暇時間的損失等沒有計算其中。還指出新指標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進指數”（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這個指標體系的特點是，計算中所得分配被調整，家務勞動被添加，還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務勞動和志愿者經濟、犯罪、額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資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廢、閑暇時間的損失等6項目構成。GPI的計算結果顯示與ISH有同樣的趨勢，美國的GPI指數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持續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現出下降趨勢。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賴于將來的資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區經濟向貨幣經濟轉換。
日本經濟企劃廳從1991年開始每年發表“國民生活指標指數”（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為了區別從1952開始的“新社會指標”（NSI），稱為“新國民生活指標”又被稱為“富裕指數”。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準的富裕程度，特點是對關于生活的人們主觀感受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并強調了經濟指標以外，還需要表現出“空閑”、“安心”等非經濟的指標。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費、日常行動等152個指標，包括：住、成長環境、收入、玩和學、交流、就業、醫療和福利等8個項目。它的1991年的計算結果顯示：49個省級地區的排序中，長野縣、富山縣等自然環境優越的地區排名靠前，大阪（33位），東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評價體系的問題如下：最先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點是它在評價發達國家的局限性。換句話說，發達國家的人均壽命，成人識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學率已經非常高了。所以，發達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用“人類發展指數”評價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評價發展中國家還比較貼切，用來評價和分析先進國家的細微進步還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點是指標選擇的隨意性和權重的不明確。雖然在是年齡層次劃分上還有它的進步性，可是沒有明確指標選擇的理論根據，再者綜合化的方法沒有明確。GPI也存在指標選擇的隨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額外支出指標非常模糊。日本經濟企劃廳的PLI指數的問題是大量引用了連續量變數據，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質變指標，沒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積效果。所以導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標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經濟指標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經濟理論的概念支撐，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環境等范圍廣而且復雜的社會生活經濟指標的構筑是非常困難的。理由如下：理論建設的困難。社會經濟指標的困難在于涉及的學問面廣，不僅有環境方面，還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以上學問的融合是困難的。但是國內學者周長城等（2001）進行很好的嘗試。他們撰寫了《建立人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理論依據》一文，具體內容包括：人本社會發展理論、市場經濟理論、系統工程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正確的社會指標的統計困難。在指標評價中缺少共同的評價體系，這也是在實踐中最大的困難。比如，經濟指標可以用貨幣形式表現出來，可是社會指標，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沒有統一的單位可以衡量。雖有很多代替指標，可是缺少理論依托的還原是非常困難。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難外，今后社會經濟指標的制定應該遵循以下原則：首先，政策評價手段經常利用個別的指標，對于社會指標的利用，對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學者們的觀點有時有偏差。社會生活評價指標的利用有時候導致政策的結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結果，所以利用上比較消極。而學者們更關心因果關系的探討。而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有選擇的利用指標。可是政策評價和社會經濟指標利用不是對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會評價指標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統計指標的多樣化和細密化。隨著專家們對社會指標研究的興起，世界各國已經從單一的經濟指標轉向了包含如壽命、教育等非經濟指標來衡量社會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因此，也積累了很多相關的數據。如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質量指標（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預期指數（HLE）。所以，在統計的時候需要按地區、年齡、男女、職業進行分類。如果是權重的指標最好定期的進行跟蹤調查。不斷改進指標的實踐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標體系的目的性不同，選擇指標的重點和涵蓋的內容應該不同。社會瞬息萬變，單一的指標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會進步和生活質量體系。那么也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去開發社會指標。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類指標也需要努力開發。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難和遵守原則外，還必須有以下的考慮：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學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對社會的進步情況和生活水平做報告，為了能夠與社會發展同步制定相應的政策，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對于社會動態的把握上。然而，有影響力的指標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調節社會矛盾，融合社會。這樣就需要相關的政治家和部委進行共同制定和意見統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標的制定必須跟相關部委的意見統一。并且也需要讓媒體和市民了解指標的存在和意義。還有指標的制定需要與相應的政策計劃相統一。
結論
社會經濟生活評價體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夠從各個方面綜合反映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明確存在的問題。以便制定相應的政策，更好的解決問題。然而，現在還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讓社會經濟指標體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僅是單一的數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響排序的根本原因，這樣才能起到相應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會生活質量體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觀意思的調查外，需要更廣范圍的調查和收集資料。并且，分析影響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時，還需要對于特定指標的研究。如：犯罪指標、健康指標、福利指標、高齡化指標。這樣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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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價值真諦 物的依賴性 人的獨立性
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充滿著強大的生機與活力，使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使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并使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中國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本質、魅力和價值真諦究竟何在？現實中的人們大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實，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經典闡述中找到答案。
一、“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決定了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
市場經濟的自由是一種選擇的自由。生產者可以自主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銷售者可以自主決定把商品賣給誰，以什么價格賣；購買者可以自主決定購買誰的商品以及購買的價格、數量。但這種選擇的自由是人的獨立性的體現并以經濟主體的獨立為前提條件，沒有得到法律切實保障的獨立的地位和產權（包括法人財產權），是不能實現選擇的自由的。
市場經濟的平等特征是人的獨立性的引伸。因為獨立，就意味著不存在誰服從誰的從屬關系，這正是經濟主體地位平等的本義。平等也是人的獨立性的要求，沒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平等，就會出現一方強制另一方，另一方的獨立性就將喪失。
人既然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和對單位的依附關系，獲得了相對的獨立自由，并與經濟主體處于平等的地位，那么他們的聯系就只有靠他們的共同意愿、允諾和遵守的信用來維持。共同意愿的形式化就是契約。契約本身就意味著雙方地位的獨立平等，沒有一方強制另一方，而是共同意愿的達成。
市場經濟主體擺脫了血緣宗法關系和行政隸屬關系的束縛，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和自主經營的權力。為了保障經濟主體獨立的經濟利益不受侵犯，保持主體權力與義務的均衡，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人人都須接受同一的法律標準的約束，以法制治理社會，管理經濟。這就是法治。
經濟主體的利益獨立，必然使生產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展開激烈競爭。獨立的經濟主體對機會平等和擴大選擇權的追求，必然沖破各種形式的地區封鎖、部門分割和非關稅壁壘，打破資源的制約和市場相對狹小的限制，不斷擴大市場的開放度，使社會分工和協作在世界范圍內展開。
二、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源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
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包括其核心機制即資本——勞動間的對立統一機制，又包括供求、價格、競爭等外部機制。資本和勞動的緊密結合根源于二者對物的共同的依賴性，即它們都是通過商品、貨幣、價值、剩余價值、交換價值等來表現、實現和確證的；它們之間的相互制約根源于二者利益的相對獨立型，即勞動收入——資本增殖額之間的矛盾。商品的供給者與需求者之間以及供給者需求者內部的競爭引起的供求與價格的波動及其相互作用，源于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競爭是各個經濟主體互相排斥地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過程，它來源于主體利益的分離性和機會（利益）的有限性，這是因為主體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力，競爭就無從發生。而沒有競爭，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就會停止，價格規律不能實現，市場效率就無從談起。價格的變化是買賣雙方利益的變化，主體沒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意愿與權力，對價格的變化就不會有靈敏的反應，價格上升不會增加供給，價格下降也不會增加需求，價格對供求的調節作用，價格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的功能也將喪失，市場將停止運作。
三、“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從根本上揭示了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產品經濟的區別
“人的依賴關系”階段是人的發展的最早的階段。人的發展是與兩種不同的“依賴”緊緊的聯系在一起的：其一，就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說，表現出人對自然的動物般的依賴；其二，就人與人的關系來說，表現出個人對共同體的絕對依賴。“人的依賴關系”決定了經濟主體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人們之間的勞動交換或者是不以貨幣為媒介的物物交換，或者是依靠超經濟強制或欺騙維持的不等價的勞動交換。人所借以發展自身的經濟形式只能是自然經濟的生產形式。而在人的發展的“自由個性”階段，人不但擺脫了對人的依賴，而且擺脫了對物的依賴，“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產品因其極大豐富而像空氣和陽光那樣失去了交換價值，個別勞動已直接是社會勞動，無需進行勞動交換。人所借以發展自身的經濟形式無疑是借助于產品經濟的生產形式來實現和保證的。惟獨在人的發展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社會生產力有了極大的發展，人擺脫了對人的依賴，生產者有了獨立的產權，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社會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生產者只有依賴于“物”，即必須借助于商品、貨幣、價值、交換價值、剩余價值等才能不斷地促進社會再生產，并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所借以發展自身的經濟形式除了商品經濟以外，別無它途。
“‘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市場經濟的效率之源，是市場經濟能夠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強大杠桿的內在秘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說明了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服從和服務于它。“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歷史作用就在于促進人的獨立性的生成”，為人向“自由個性”階段的發展創造充分的條件。我國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應了人類社會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我國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真正原因，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真諦和終極價值。
目前，從我國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實際來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遠未健全和完善，它還只是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應有的價值還遠未展現出來，并且由于各種難以預料的主觀、客觀、歷史、現實、內在、外在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它的價值的實踐與實現將是一個長期的甚至是曲折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歷史終將證明，它將不斷地、頑強地為自己開辟更廣闊的空間，從而最終實現自身的價值真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104.
［關鍵詞］《經濟法》；價值；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0153-02
近些年來,黨和政府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貧困人口迅速減少。同時,在成就背后也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各個階層之間利益發生了變化,差別和矛盾還大量存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分配不公,不正當競爭行為普遍存在等。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全社會的努力,需要充分發揮《經濟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經濟的法律,它的基本理念是平衡協調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執行和遵守《經濟法》,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1 《經濟法》的價值分析
法的價值在于體現公平、正義,《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類型也應把公平正義作為它的基本價值取向,由于《經濟法》調整特殊的經濟關系,在其運行過程中也有獨特的價值目標。與《民法》相比較，《經濟法》的特有價值表現在實質正義價值,經濟民主價值和經濟增長價值。
第一,《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現代社會的正義的含義：一是平等,包括倫理上人格平等,政治上權利平等,經濟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分配上的平等；二是大公無私,即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三是正當合理,理即情理、公理、真理。正義有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之分,以《民法》等為代表的私權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強調個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法》的這種私法性決定了它體現法的形式正義價值。而《經濟法》是協調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國家、企業與國家等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兼有公法與禮法的特點,《經濟法》的這種社會性決定了《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體現了的價值觀、正義觀和歷史觀。
第二,《經濟法》的經濟民主價值。經濟民主,在宏觀上是指在將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原則、人民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經濟民主在微觀上,旨在促進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經濟法》上的經濟民主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提出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自由體現在市場主體參與競爭的自由、契約自由和經營自由,過多的經濟自由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多問題。經濟民主是在充分尊重經濟自由基礎上的多數決定及在經濟平等理念下的財富共享。包括經濟主體的主人地位和主動地位、經濟過程的廣泛參與、經濟成果的平等分配等內容。經濟民主不僅與國家行政權、國家所有權、企業經營權、法人財產權、勞動者的民主參與權以及獲得物質利益的權利緊密相關,這些權利本身就是經濟民主實現的法律形式。
第三,《經濟法》的經濟發展價值。經濟發展是相對于經濟增長而提出的,經濟增長反映一國的總體經濟水平,但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的貧窮問題、就業問題和貧富分化問題,而要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國家干預,通過《經濟法》的財政、社會保障方面的法規來協調。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了,才可以說經濟發展了。《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基點,經濟發展價值正是《經濟法》社會本位的體現。發展不等于經濟增長,發展應是全面發展。發展的根本要求不僅是追求經濟增長,而且更是強調質量和效益,以求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就是平衡,是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人的全面、協調、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2 《經濟法》的價值與構建和諧社會
第一,《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與和諧社會。《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強調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況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體現正義的本來含義。《經濟法》既在宏觀層面調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會關系,也在微觀層面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不平衡的經濟利益關系,并強調對消費者、勞動者、被限制自由競爭的經營者等弱勢群體具體人格的保護,這不僅體現了《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立場,而且充分表明《經濟法》剝去了所謂“人格抽象平等、權利機會平等”的外衣,對具體人格而非抽象主體進行真實具體的價值關懷。《經濟法》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以實質公平、整體秩序、理性自由作為對實質正義特有的解釋和價值構成。這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正義的要求強調權利的公平、機會的平等、分配的公平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經濟法》的經濟民主價值與和諧社會。經濟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對稱,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增強企業的向心力,使企業真正擁有作為法人應有的權利,實現公平與效益的統一。經濟民主協調了國家、經營者、勞動者的關系,平衡了三方的經濟利益,使《經濟法》主體的權、責、利、義達到了有機的統一。只有把經濟民主落到實處，才能實現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安定團結,這正是我們所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三,《經濟法》的經濟發展價值與和諧社會。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隨著人們不斷創造和積累物質財富,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這說明我們應從側重物質財富的增長,轉變為側重人們各種需求的滿足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來看,經濟體制改革已深入到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必然要求健全法制、公平競爭。社會發展已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要求盡快減少貧富差距,要求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共同進步,同時,要保護資源和環境,實現自然、社會、人的和諧發展,構建和諧社會。
3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價值取向與構建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