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4 1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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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部分水利資產不符合資產證券化融資的要求。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基礎資產，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理論上包括:能夠在未來產生可預測的現金流，可以同其他資產所形成的現金流相分離，資產本身可以從持有者的資產負債表中被完全剝離出來，具有低違約率和低損失率，并且違約率和損失率時期長、較穩定，在整個資產的存續期內可以償還本息。目前，從水利資產的整體情況來看，具有供水、污水處理、水力發電、水上旅游及水利綜合經營等功能的基礎資產，一般都會有穩定的現金流收入，整體上能夠做到資金的良性循環，符合證券化的要求。大量以公益為主的水利資產，如防洪除澇、水土保持、生態建設、水資源保護、防汛通信、水文測量等資產，難以產生可預見的現金流，不符合資產證券化融資的條件。一方面，這些資產涉及民生，是公共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外部溢出效應，雖然其本身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其產生的社會效益融入到各個行業，表現在社會的多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這些資產不受市場機制調節，其產品難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因而無法對其進行有效定價，很難向用戶征收費用并形成持續穩定的現金流，也就難以開展資產證券化融資。1.2相關政策限制了水利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選擇范圍。我國資產證券化分3類，即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的企業資產證券化、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主管的資產支持票據。近些年來，主管部門對這3類資產證券化均出臺了相關的管理文件，對擬證券化的基礎資產進行了嚴格的限定。2005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出臺《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從事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商業銀行應當基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經濟實質，而不僅限于法律形式計提資本。”也就是說，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必須是優良的信貸資產。2012年，中國銀行間交易商協會出臺《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指引》，明確提出“基礎資產不得附帶抵押、質押等擔保負擔或其他權利限制。”2014年，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出臺《資產證券化業務基礎資產負面清單指引》，明確要求資產證券化業務基礎資產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實行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應當符合《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等相關法規的規定，且不屬于負面清單范疇。以上關于基礎資產的有關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可以開展資產證券化的水利基礎資產選擇范圍，不利于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業務的推進。目前，我國有許多水利建設項目是以地方政府為直接或間接債務人，或者是以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為債務人開展建設，如果按照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負面清單的要求，這類水利建設項目就不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另外，還有部分地區的水利建設項目是通過向銀行抵押、質押等途徑貸款進行建設，如果按照中國銀行間交易商協會出臺的文件要求，這類水利建設項目也不能開展資產證券化。相關主管部門出臺的基礎資產管理文件，大大增加了水利資產證券化的難度，水利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可選范圍進一步縮小。1.3部分水利資產較難做到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資產證券化區別于其他融資方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這是資產證券化的核心，也是資產證券化所特有的技術。在股票、債券等融資方式中，基礎資產與企業的其他資產混在一起，沒有從企業的整體資產中剝離出來并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一旦該企業經營不好或破產，那么這些風險直接影響到股票、債券持有人的收益。而資產證券化則不同，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發起人必須將基礎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以真實出售的方式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通過建立一種風險隔離機制，在該基礎資產與發起人之間筑起一道防火墻，即使其破產，也不影響該基礎資產，實現破產隔離。也就是說，基礎資產不作為破產主體的財產用于償還破產主體的債務。在水利資產證券化中，部分水利資產綜合性強，很難將其中一部分完全單獨剝離出來，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例如，對于以公益性收益為主兼具經營性收益的綜合性水利樞紐，要將具有經營性的水力發電、供水等資產完全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來，具有很大難度。1.4水利資產證券化的主體參與意愿相對較弱。目前，水利資產證券化的各類市場主體參與意愿相對較弱，市場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滿足。首先，作為水利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一些有資金需求的水利企業或水利機構，習慣使用傳統的融資方式，對資產證券化這種新型融資方式處于初步認識了解的階段，還沒有了解到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優勢，不敢也不愿意進行探索嘗試。其次，由于目前資產證券化在我國還處于試點階段，審查較為嚴格，監管部門強調選取優質資產進行證券化，金融機構積極性不高。例如，在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中，用于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均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中風險較低的資產，銀行不愿意將這部分優質資產從表內剝離出來，其結果導致部分金融機構開展資產證券化的積極性不高。第三，水利資產的特殊性導致部分資產證券化主體不愿參與進來。許多水利建設項目工程量大、周期長，建設所形成的資產難以完全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部分參與者認為水利資產證券化過程耗時費力，最終能否發行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不愿參與。第四，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雖然將資產證券化視為“藍海”業務，但由于證券化業務耗時較長、所獲報酬有限，大多數機構參與不多。
2推進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對策建議
為推進我國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發展，建立水利投入穩定增長機制，提出如下對策建議。2.1抓緊出臺推進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指導性文件。水利以公益性目的為主，水利資產證券化屬于新生事物，要積極鼓勵、引導和規范其發展。國家水行政主管部門可以聯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出臺推進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指導性文件，給予政策性支持。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指導性文件應放寬水利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范圍，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水利資產積極開展證券化融資;明確水利資產證券化的市場準入條件、業務規則與風險防控。同時，還要建立統一完備的引導和規范體系，對各個參與者進行引導、約束和協調，對相關環節進行監督管理，推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健康良性發展。2.2積極培育水利資產證券化市場。水利資產證券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金融交易過程，涉及眾多機構及其利益。因此，積極培育水利資產證券化市場有利于水利資產證券化發展。第一，要促進投資者類型多元化，逐步引入私募基金、銀行理財產品、社保基金、養老基金、企業年金及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改善市場投資者結構，一定程度上降低資產證券化的發行成本;此外，機構投資者在資金運用上具有明顯的結構性，有利于資產證券化的長期穩定、期限優化，推動證券化市場不斷向縱深發展。第二，要擴大發起主體范圍，鼓勵水利證券化產品創新，充分發揮資產證券化對盤活水利基礎資產的作用。第三，要進一步健全水利資產證券化產品托管、結算和流通轉讓機制，增強水利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2.3加快完善全成本水價形成機制。資產證券化需要以未來穩定持續現金流為基礎，對于水利資產證券化來說，未來現金流主要來源之一就是水費。但是，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地區水價遠低于供水成本，需要進一步完善水價形成機制，包括:積極穩妥全面推進水價改革，建立充分反映水資源稀缺程度、促進節水意識增強的水價機制。全面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通過改革農業用水管理體制、完善水價形成機制、建立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機制、完善計量設施等措施，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水資源稀缺程度，有利于促進農業節水增效，實現農田水利工程良性運行農業水價形成機制。全面實行城鎮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非居民用水超計劃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拉開高耗水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水價差價。鼓勵新建工程供水單位與用水戶之間協商定價。健全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推進水資源費改革。2.4積極協調相關金融機構和證券機構。金融機構和證券機構是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重要參與者，應積極與相關的金融機構和證券機構進行溝通聯系，就合作開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實現途徑展開探討合作。積極與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聯系，開展水利建設貸款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為水利項目建設提供更多的融資空間。可以選擇具有一定條件的經營性水利資產，和相關金融機構進行磋商開展水利資產證券化業務，提供科學、合理的優惠條件，提高金融機構開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積極性，努力推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工作。2.5適時開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試點。目前，在全國大規模推廣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基本條件尚不成熟，但可在一些水利基礎資產較好、金融機構和證券機構積極性較高的地區進行探索性的試點。一是可以選擇基礎條件較好、具有一定預期收益的經營性水利資產，開展企業資產證券化試點;二是可以通過銀行金融機構選擇較好的水利建設貸款，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探索。通過試點，總結經驗，完善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的政策，為在全國開展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典型案例。
參考文獻:
［1］范卓瑋.水利資產證券化融資初探［J］.水利發展研究，2014，14(1):49-53.
［2］歐陽芳，陸慶春，沈菊琴.資產證券化:我國水利工程的融資選擇［J］.水利經濟，2003，21(2):27-29.
關鍵詞： 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 “兩個中心”建設 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1-029-06
20世紀以來，資產證券化產品、信用衍生品等金融創新都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已經成為現階段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金融體系演進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資產證券化產品雖然有種種優勢，但是也會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Jenkinson et al（2008）[2]指出，證券化等創新有助于將風險分解和轉移，使風險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匹配，并且為個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風險管理手段。但是在市場存在摩擦和不完善的情況下，金融創新的效率受到限制，并會產生負面影響。
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和美國處于不同的階段，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剛剛起步，上海市特別是浦東新區也需要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為“兩個中心”的建設服務。金融危機中資產證券化市場暴露出的問題，以及隨后的美國金融改革法案以及巴塞爾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市場監管的改進，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分析了資產證券化從哪些方面可能對金融穩定造成負面影響，并且總結了國外在危機后提出的監管改革措施，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討論上海如何發展資產證券化市場，如何做好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與防范，從而在金融體系的發展中求穩定，在穩定中求發展。
一、資產證券化對金融穩定影響的分析
資產證券化可能對金融穩定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角度來加以分析。
（一）宏觀層面分析
從宏觀角度來看，資產證券化會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從而對金融穩定造成影響。不同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都表明，證券化發行量的增長降低了經濟產出對于利率變化的敏感度，同時顯著增加了抵押貸款利率對于政策利率變化的敏感性，這主要是因為證券化放松了銀行的信貸約束。Loutskina（2005）[4]發現證券化為銀行提供了額外的融資來源，削弱了貨幣政策對銀行借貸活動的影響。Goswami et al.（2009）[1]的研究表明，證券化發行量的增長降低了經濟產出對于利率變化的敏感度，同時顯著增加了抵押貸款利率對于政策利率變化的敏感性。證券化發行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它使銀行獲得了除存款之外的更多資金來源，使銀行能夠擴大信貸供應量。
（二）中觀層面分析
從中觀層面來看，也就是從整個金融體系來看，金融創新產品的廣泛使用加劇了系統性風險的傳染，現有的發起和分配模式存在的缺陷，以及現有的證券化監管框架著眼于微觀個體而非系統全局等，也都會給金融系統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金融創新產品的廣泛使用，一方面將不同程度的風險分配給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有利于風險在整個金融市場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也加強了不同金融機構的聯系，造成系統性風險在金融市場傳播更快更容易。金融創新產品在銀行間構建了不同的關系，這些關系將金融機構連接為一個復雜的網絡。金融創新產品的使用越廣泛，網絡中各個部分的聯系越復雜，系統性風險在金融網絡中傳播的范圍也會越廣。
證券化現有的將貸款“發起并分配”的模式存在缺陷。首先是激勵機制錯位，使得參與證券化的各個金融機構以長期利益為代價，過于追逐短期利潤。房貸發放機構放松了房貸發放標準，將更高的信用風險從源頭引入了資產證券化的整個鏈條。投資銀行將證券化產品再證券化，創造出越來越復雜的金融產品，而這些產品的風險越來越難以評估。作為證券化產品的投資者，對證券化產品的選擇過于依賴評級機構。然而信用評級機構并不可靠。“發起并分配”模式使得貸款的發放者和最終投資者之間存在長而復雜的鏈條，證券化相關各方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使證券化的風險未能充分暴露，并造成證券化產品對于風險的定價過低。
現有的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著重于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和風險防范。然而當今的金融系統，金融機構之間通過資產證券化等各種復雜的衍生品、信貸渠道聯系在一起，雖然每個金融機構根據自身的情況采取最優策略，但是卻可能造成風險在金融系統中積累，一旦危機爆發，單個金融機構風險在金融系統中的匯總和傳染，可能會給整個金融系統帶來更大的風險。因此，在已有的微觀審慎監管的基礎上，迫切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來克服微觀監管注重單個金融機構而不注重系統整體的缺陷。
（三）微觀層面分析
從微觀層面來看，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了新的融資工具和投資選擇，但同時也影響了銀行等微觀主體的行為動機，銀行等金融機構行為動機的改變，會對金融穩定造成負面的影響。
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弱化了銀行對貸款貸前審查和貸后監督的動機。銀行在關于借款人質量的信息方面具有優勢，當銀行通過貸款出售，或者貸款證券化等方式將信用風險轉移出資產負債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將會出現。Kiff et al.（2003）[3]指出，銀行在使用資產證券化等工具后，對借款人投資項目的監督動機將會減弱，并且有更大的動機出售不良貸款（逆向選擇）；同時，貸款人對借款人的貸款申請仔細審核的動機會減弱，放貸標準會降低（道德風險）。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對銀行貸款監督動機弱化作用的直接后果是發放貸款標準的不斷降低以及相關證券化產品違約率的上升。
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強化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險承擔的動機。金融機構有一個最優的風險水平，因此當運用了資產證券化等信用風險轉移工具，將風險從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轉移出去，使得機構的資產組合風險減小時，金融機構會通過其他途徑增加風險水平，將資產組合風險減小的部分抵消。提高風險承擔水平的途徑很多，包括投資于高風險資產，提高資本結構的杠桿率，或減少貸款的限制條件等。金融機構通過各種方式增加的風險承擔數量，往往會大于原先資產組合風險的減少量，這種過度補償行為會給金融機構帶來更大的風險。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在為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機會和風險管理手段的同時，會加大金融機構承擔更高風險的動機。
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也強化了金融機構的信息隱藏動機。金融機構往往依靠其信息優勢獲取利潤。而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產品的出現，增加了金融機構現有產品的透明度，降低了金融機構的利潤空間。為了獲利，銀行信息隱藏的動機增強了。銀行的信息隱藏包括和機構合謀，增加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產品的復雜性（對市場投資者的信息隱藏）；包括將更多的表內資產移到表外（對監管機構的信息隱藏）；包括購買更多的復雜金融創新產品（對銀行股東的信息隱藏），這些都加大了市場投資者、監管機構、銀行股東等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風險行為的監管難度。
二、金融危機后國外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改革
（一）巴塞爾委員會關于新資本協議的修訂
2009年7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吸取金融危機中的經驗教訓，審議通過了新資本協議三大支柱的修訂稿。這套修訂稿是巴塞爾委員會加強監管資本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引入新的監管標準來達到以下目標：(1)提高壓力時期可提取的緩沖資本儲備； (2)提高銀行資本的質量；(3)引入杠桿率作為新資本協議的最低保障機制。
通過的新協議修訂框架中，巴塞爾委員會加強了對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下某些證券化的處理方法。主要包括：給予再證券化風險暴露更高的風險權重；銀行不得使用基于自身保證的評級；提高了標準法下期限一年以內合格流動性便利的信用轉換系數等。
巴塞爾委員會也對第二支柱（監督檢查程序）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特別規定，為降低表外暴露和證券化風險，銀行在其風險管理規則中應涵蓋對表內和表外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的內容，以及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的評估。在投資結構性產品時，銀行應進行基礎風險分析，不能完全依賴信用風險評估機構對證券化風險暴露做出的外部信用評級結果。銀行應制定審慎的應急計劃，說明在進入資產證券化市場可能性降低的情況下，怎樣應對因此產生的融資、資本和其他壓力。
巴塞爾委員修訂了第三支柱（市場紀律）的指導原則，強調銀行有義務向市場參與者披露其真實風險狀況。巴塞爾委員會對第三支柱要求提出了六個方面的修改建議，增加了銀行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披露的要求。包括增加銀行對交易賬戶中的資產證券化風險進行披露的要求，增加銀行披露各類證券化風險暴露使用的監管資本計量方法的要求等等。
總體而言，巴塞爾委員會在新協議修訂框架中，不僅提高了證券化的監管資本要求，而且完善了對資產證券化的信息披露以及監督檢查，這對于我國發展資產證券化市場很有借鑒意義。
（二）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規定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已在國會獲得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成為法律，這一法案全稱為《2010年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又以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和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弗蘭克命名為《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和資產證券化相關的重要內容有：
新法案宣布成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委員會有權認定哪些金融機構可能對市場產生系統性沖擊，對有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該委員會將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同時，該委員會將獲得“先發制人”的監管授權，即在三分之二多數投票通過后，可批準美聯儲對大型的金融機構強制分拆重組，或資產剝離，以防范可能的系統性風險。該法案給予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破產清算授權，如果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可能破壞金融體系穩定，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可對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產清算程序；同時，明確相關成本由金融業界而不是由納稅人來承擔。
為保護消費者免受誤導和欺詐，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以保證美國消費者在選擇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產品時，得到清晰、準確的信息，同時杜絕隱藏費用、掠奪性條款和欺騙性的做法。
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監管。重要內容包括：將大部分場外金融衍生產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銀行將信用違約掉期等高風險衍生產品剝離到特定的子公司；對從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實施特別的資本比例、保證金、交易記錄和職業操守等監管要求。為防止銀行機構通過證券化產品轉移風險，要求發起人必須將至少5％的風險資產保留在其資產負債表上。
高管薪酬及企業治理結構。在高管薪酬問題上為股東提供更多的話語權；要求董事會下的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人士組成；允許監管機構強行中止金融機構不恰當、不謹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機構披露薪酬結構中所有的激勵要素；對上市公司基于錯誤財務信息發放的高管薪酬，美國證監會（SEC）擁有追索權。
針對信用評級機構出現的問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將建立并自我監管一個擁有實權的信貸評級委員會，它將充當發債公司和評級機構的中間人。這個委員會將選擇哪家評級機構來為結構化債券給出“初始評級”。SEC還將建立新的機構監管辦公室，每年提供監管報告；對評級機構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對長時間評級質量低劣的機構，SEC擁有摘牌的權利。
另外，對銀行自營交易以及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投資作出限制。為了避免利益沖突，禁止銀行做多或做空其銷售給客戶的金融產品；允許銀行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但資金規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級資本的3%。加強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等機構的監管，要求大型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投資顧問機構在SEC登記，披露交易信息，并定期檢查。如果此類機構具有特大規模或特別風險，將同時接受美聯儲的系統風險監管。
從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的相關內容來看，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針對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監管和限制措施。不足之處在于，減少金融機構高風險投機行為有賴于對這些機構提出更高的資本充足率、杠桿限制等監管要求來加以解決，而這些具體的監管要求在新法案中并沒有體現，只是交由新成立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來具體制定。改革高管薪酬及企業治理結構也是抑制金融企業從事高風險活動的一個有效方法，新法案中在董事會下設立薪酬委員會等措施也值得借鑒。
三、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我國資產證券化起步較晚，2005年3月，央行、銀監會共同制定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銀監會也于當年11月公布了《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正式啟動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與此同時，中金公司于2005年8月設立的“中國聯通CDMA 網絡租賃費收益計劃”，開啟了證監會主導的企業資產證券化的試點。至今企業資產證券化已試點9個項目，信貸資產證券化已試點17個項目。隨著多個資產證券化試點項目的推出，目前的試點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主導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和證監會主導的企業資產證券化兩種格局[4]并行的局面。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由央行和銀監會監管，在銀行間市場發行流通；而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則由證監會監管，在兩個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多部門的監管使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方式和監管法規不能統一。
2006年證監會了《關于證券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之后，大量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集中于這一年發行，2007年證監會暫停了企業資產證券化的發行審批，對資產證券化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總結。2009年5月證監會又了《證券公司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指引（試行）》，進一步加強了對試點證券公司的管理。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集中于2006年到2008年期間發行。其中2008年上半年是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的高峰期，但到了2008年下半年，受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影響，以及信貸規模放松，國內資產證券化發行放緩。到2009年，全年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完全停滯，沒有發行一單產品。在這期間，為了切實加強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風險監管，銀監會于2008年2月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并于2009年了《證券化風險暴露資本監管指引》。
四、發展上海資產證券化市場的政策建議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是一項國家戰略，而建設資產證券化市場既為上海建設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撐，也為國際航運融資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沒有金融創新，要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作為金融創新重要組成部分的資產證券化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占債券市場的比例尚且不足0.5%，而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資產證券化產品占債券市場的比重都在20%以上。吸取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實際，我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上海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建設。
（一）在上海建立一個統一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完善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第一，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市場被分割為人民銀行監管的銀行間市場和證監會監管的交易所市場，市場的分割降低了資產支持證券的流動性，應當考慮采取措施促進兩個市場的融合和統一。從國外金融創新的發展歷史來看，信貸轉讓市場是資產證券化市場建立的基礎，因為信貸轉讓市場將逐步積累起對貸款進行風險評估和定價的能力。上海已經建立了信貸轉讓市場，在此基礎上，應當考慮建立一個統一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將現有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并入統一的市場進行交易，統一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企業資產證券化的流程、監管和信息披露，這不僅有利于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長遠發展，而且能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第二，綜合上海各方面的優勢，建立一個多層次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應當首先大力發展那些較為基礎的、簡單的證券化產品，這些產品的風險識別較為容易，信用評級技術也較為成熟。而對于那些較為復雜的證券化和再證券化產品，以及基于證券化產品的衍生品，由于風險較難識別，在我國當前的市場環境下，還不具備發展的條件。在基本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成熟后，逐步發展以資產支持證券為基礎的回購、期貨、期權等交易，建立一個多層次的資產證券化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都在上海，應當綜合各個交易所的優勢，將資產證券化產品和其他金融創新產品相結合，形成更多的金融創新品種。
第三，在上海建立完善的資產證券化交易系統和監管數據庫系統，保證金融機構間的及時清算，以及監管機構的有效監管。建立完善的交易系統，不僅是指加強交易計算機系統的建設，保證交易的及時有效進行，還指要向投資者及時提供各種反應市場基本面的價格指數、流動性指標、債券信用評級的變動等數據信息，提高市場參與者的風險判斷能力。可以考慮在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交易系統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的資產證券化交易系統，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的監管數據庫系統，詳細記錄資產支持證券標的資產的構成、資產質量的變動情況，并記錄每筆交易的交易情況，同時還應當向監管機構及時提供各個機構交易者的財務狀況等基本信息，全面的信息有助于監管機構及時發現風險并制定相應對策。
第四，市場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包括相關人才的培養。資產證券化市場和其他金融創新產品市場都需要大量相關人才的支持。針對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相關要求，上海應當努力培養結構化產品定價人才，風險管理人才，法律人才，信用評級人才，以及和航運資產證券化、知識產權證券化相關的專門人才。這方面人才的充實和培養，一方面可以從上海本地金融機構中選拔部分業務骨干，請外國的金融機構人員和資產證券化專家對其進行培訓，另一方面可以從國外和國內聘請這方面的專家到上海工作。此外，對上海本地研究機構中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員應當給予一定的項目支持和獎勵。
（二）擴大資產證券化的品種和規模，為上海實體經濟服務
第一，努力探索多樣化的資產證券化品種。在目前應收款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的基礎上，應當考慮如航運相關資產證券化、REITs和知識產權證券化等證券化品種。資產證券化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重要保障。目前，國外資產證券化已擴展到船舶抵押貸款、港口基礎設施應收款和港航企業貸款的資產證券化。這些資產證券化產品對航運業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上海應當在這些證券化產品的設計和發行方面有所作為。資產證券化也有利于上海的基礎設施建設。上海浦東路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通過“浦東建設BT項目資產支持收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獲得了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大量資金，今后也應當考慮利用資產證券化為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此外，保障房建設也是上海市政府正在考慮的重要問題，作為資產證券化的一種，REITs在為房屋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方面有重要作用，應當重點考慮以廉租房或保障房為主體打包REITs，為保障性住房建設融資。此外，還應當考慮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為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企業融資服務。
第二，從供給方面擴大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規模。在資產證券化試點階段，證券化發起人局限于大銀行和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在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常態化之后，應允許并鼓勵更大范圍的銀行和企業參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上海外資銀行眾多，鼓勵外資銀行積極參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和交易，有利于資產證券化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此外，應允許上海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通過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進行融資。央行和銀監會上報國務院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修改稿中，擬采用資格審批和項目審批結合的管理方式把資產證券化業務常態化。這意味著，通過資格審批的金融機構，將不再需要通過逐項審批的方式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因此，上海市有關部門應當鼓勵和支持本地金融機構申請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資格。
第三，從需求方面擴大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規模。從需求的方面來看，逐步取消對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大力培養商業銀行、基金、保險等機構投資者，并且允許一定門檻之上的個人投資者投資資產證券化產品。上海作為金融創新先行區，作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城市，可以考慮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支持證券品種，從需求角度提高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規模。
（三）完善資產證券化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加強信息披露
第一，人行上海總部、上海銀監局應當配合人民銀行、銀監會完善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流程和監管框架。需要廣泛借鑒國外在危機后的反思和金融改革法案，進一步健全我國資產證券化交易的結構設計及業務操作流程，完善資產證券化的監管框架，盡快形成正式的法律法規文件。目前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等業務的監管著重于審批，而不注重后期的監管。今后我國還需要在試點的基礎上對成功上市交易的產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持續監管的程序和法規，交易的會計報告、稅收、風險衡量要嚴格依據交易的“經濟實質”而不僅僅是“法律形式”。
第二，完善證券化產品的信息披露制度。如果證券化信息不透明，投資者無法準確評價其風險，那么當危機來臨時，證券化資產會由于投資者恐慌拋售而加速貶值，這會顯著增加系統性風險的傳染頻率和傳染范圍。應當借鑒巴塞爾委員會在新資本協議修改框架中對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的要求，完善證券化產品的信息披露制度。
（四）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風險防范
上海市在建設金融中心的過程中，為了保證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應當吸取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從多個方面加強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防范。
第一，重視并解決資產證券化帶來的金融機構行為動機扭曲的問題。資產證券化會導致金融機構對貸款的監督審核水平降低和承擔風險傾向的增加，從而增大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在美國的金融改革計劃中，提出要求證券化的發起人保留一部分風險暴露在資產負債表中，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銀行監督審核的動機。上海在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時，也應當要求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至少持有5%的證券化風險暴露。此外，讓證券化的發起銀行從證券化業務中獲取的收入依據證券化資產的長期表現而定，這也將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由于使用資產證券化這一工具造成的金融機構對貸款監督審核動機降低的問題。為了解決證券化造成的金融機構風險承擔動機增強的問題，可以考慮限定金融機構持有的流動資產的最低比例，因為資產證券化帶來的金融機構流動性增強，是金融機構風險承擔動機增強的主要原因。向經營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高管實施相應的薪酬懲罰，也是降低金融機構風險承擔傾向的有效手段。
第二，需要根據巴塞爾新協議修訂框架的規定，切實對表內和表外的證券化風險暴露和再證券化風險暴露計提資本，并且不允許通過其他衍生品等手段對沖這些風險暴露，降低資本要求。對于我國而言，由于存在國家對銀行的隱性擔保，資本充足率要求對銀行的約束作用可能并不顯著，因此在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礎上，需要考慮對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也出臺相應的限制性規定。
第三，加強對金融市場的聯合監管。金融危機表明，除了商業銀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機構，如券商、保險公司、基金等，都應當納入監管范圍內，對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暴露，都應當提出一定的資本要求。當今市場中的各種金融機構相互關聯，一個金融機構的風險很容易通過金融市場傳遞給另一個金融機構，因此在資產證券化和其他金融創新的發展過程中，要理清各監管機構的責任和義務，并對涉及到多種類型機構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做好聯合監管。在相關產品和服務推出后，盡早完善相關監管的法律和法規，嚴格做到風險可控。
第四，完善對證券化產品的信用評級。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和交易的基礎，上海應當考慮建立兩三家較大規模的評級機構，為信貸轉讓市場和資產證券化市場建設服務。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考慮，評級機構的收益應當根據產品評級的長期表現確定，如果產品的定期評級結果和產品的風險特征較為吻合，則評級機構可以獲取較高的收益，反之則獲利較少。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考慮，評級機構更應當由審批產品的監管機構選擇，而非由證券化產品的發行人聘請。評級應當至少有兩家評級機構對同一資產證券化產品進行評級。金融機構作為投資者購買金融產品時，應當主要根據自己的評級結果進行判斷，評級機構的評級可以作為參考。
第五，嘗試在上海設立一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上海作為金融改革創新先行先試地區，在消費者保護方面也應當有所創新。美國和英國在金融危機后，都加強了對消費者的保護。上海作為金融改革創新的前沿陣地，大量新的金融產品和交易模式都將在這里出現。我們應當借鑒美國的經驗，在上海設立一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探索并實踐金融創新過程中對消費者加以保護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Goswami Mangal, Jobst Andreas, Long Xin. An Investigation of Some Macro-Financial Linkages of Securitization[J]. IMF Working Paper, 2009.
2.Jenkinson Nigel, Penalver Adrian, Vause Nicholas. Financial Innovation: What Have We Learnt?[J].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2008(3).
3.Kiff John, Michaud Francois-Louis, Mitchell Janet. An Analytical Review of Credit Risk Transfer Instruments[J].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2003:106-131.
4.Loutskina Elena. Does Securitization Affect Bank Lending? Evidence from Bank Responses to Funding Shocks[J]. Working paper, 2005.
5.Mistrulli Paolo Emilio. Assessing financial contagion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Maximum entropy versus observed interbank lending patterns[J]. Bank of Italy Working paper, 2007.
6.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英國金融服務局《Turner報告》摘要[R].2009.
7.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R].2010.
8.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資本協議框架完善建議（中文版）[R].2009.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金融績效；利率市場化
一.資產證券化簡介
1.資產證券化定義
證券化(Securitization)是指金融業務中證券業務的比重不斷增大，信貸流動的銀行貸款轉向可買賣的債務工具的過程。從形式上講，證券化可分為融資證券化(Financing Securitizaton)和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兩種。資產證券化(AssetSecumization)是指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現金流量的資產轉換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自由出售和流通的證券的行為，使其具有流動性。資產證券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資產證券化是指某一資產或資產組合采取證券資產這一價值形態的資產運營方式，它包括實體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證券資產證券化和現金資產證券化。狹義的資產證券化是指信貸資產證券化。按照被證券化資產種類的不同信貸資產證券化可分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MBS)和資產支持的證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ABS)。
2.資產證券化流程
(1)資產證券化流程圖
(2)資產證券化步驟：
①發起人選擇擬證券化的基礎資產，確定證券化目標，通過捆綁組合構建資產池；
②設立特殊目的載體(SPV)，發起人將資產組合轉移給SPV
③券商進行資產支持證券的結構設計(包括選擇何種信用增級方式)；
④信用增級機構對資產支持證券進行信用增級；
⑤信用評級機構進行信用評級；
⑥以資產池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撐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有價證券，將融資款支付給發起人；
⑦進行資產管理，到期還本付息。
二、資產證券化的金融績效
1.資產證券化有利于提高金融結構效率
金融體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有效配置資源，資產證券化是銀行配置資源與證券配置資源的有機結合，通過證券化金融技術的作用實現貸款債權這一非證券的證券化，使貸款債權的空間位置發生變化。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例，由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產品的迅速發展，導致傳統信貸機構的角色地位發生了變化：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促進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業務的拓展，并催生出了許多新興的金融中介機構。金融中介機構可以作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媒介，提供信用擔保、信用評級、承銷證券等服務。
2.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促進金融體制創新
資產證券化的出現促成了金融體制的創新。資產證券化構建了“貸款貸款出售再貸款”的新模式，即由商業銀行等中介機構發放貸款，然后再把貸款資產進行組合后選擇適當時機出售給從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可以把貸款資產的服務權出售給其他的銀行或專門從事貸款服務的機構，或直接將由貸款資產所支持的資產擔保證券出售給個人或機構投資者。
由資產證券化所促成的金融體制的創新，由投資銀行、貸款服務機構、個人和機構投資者與商業銀行共同承擔信用風險，充分地體現了金融業內部分工協作的原則，各類機構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富有效率地發揮自己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資產證券化既將傳統的商業銀行貸款業務鏈條延伸，又推動了現資銀行的業務創新，使金融工具的內容更加完善。
3.資產證券化造成了金融穩定和金融不穩定
(1)資產證券化帶來的金融穩定
資產證券化可以將銀行貸款的各種潛在風險轉化為證券市場上的風險，通過證券二級市場及時地分散給資產擔保證券的投資者，避免由社會全體成員來承擔債務無法償還的風險。此外，投資者、中介機構等更多的主體參與到金融資產的盡職調查、信息披露過程中，將銀行信貸過程中一些隱蔽的風險透明化和公開化，這有助于減少和防范暗箱操作，降低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從銀行角度來看，資產證券化有助于解決資產負債期限結構不相匹配的問題，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而降低銀行的風險，提高金融穩定性。
此外，資產證券化等信用衍生工具的使用促使銀行信用風險在更為多樣化的投資者當中分布。這些機構乃至整個銀行體系在信貸沖擊面前的脆弱性減少，有利于加強金融穩定。
(2)資產證券化帶來的金融不穩定
資產證券化在有效分散風險的同時，也帶來了金融體系在某些方面的不穩定性。尤其是隨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由于資產證券化帶來的金融不穩定顯著的呈現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①資產證券化造成金融結構失衡。由于資產證券化的過度發展，使得金融資產的價格與價值差距逐漸拉大，宏觀金融結構的“倒金字塔”特征突出，金融資產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使得一些原來流動性較差的金融資產進入二級市場，流動性增強，使得二級市場上金融資產過剩。過剩的金融資產一方面涌入房地產等市場，造成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流動性較強的金融資產在金融市場內部循環，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
②資產證券化造成金融風險的傳遞和擴張。資產證券化過程的過度細分造成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沖突加劇，導致資產市場的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通過資產證券化擴散到衍生品市場，影響到借款人、貸款機構、中介機構、個人投資者和監管部門，形成系統性風險，造成資產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的雙重危機。
④資產證券化為銀行提供資本套利空間。資產證券化使得銀行的風險更加隱蔽，金融監管的復雜程度和困難程度提高，為銀行提供了資本套利空間。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會在各類金融資產中選擇保留實際風險較高的金融資產，而將實際風險較低的金融資產實行證券化，使其脫離資產負債表。銀行會為了利益最大化而追逐風險，增加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三、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目前，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企業資產證券化(也叫專項資產證券化)和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即狹義的資產證券化)。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資產證券化在銀行間市場與證券市場之間未成為統一市場
受分業監管體制的限制，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與企業資產證券化分別由不同的監管部門進行審批，適用不同的監管規則，因此仍各自隔離，在不同的交易場所上市流通。這樣造成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與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并不在統一的市場上交易的局面。這樣使每個市場所面對的投資者結構單一，數量有限；’從監管上看，證監會對企業的會計和法律界定不夠明確，而銀監會對證券化產品審批手續復雜，節奏緩慢。
2.有效需求不足制約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
如同眾多融資方式一樣，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形式多樣，操作靈活的融資方式，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或資金供給，也就是需要比較穩定的對于資產證券的需求，即證券投資者。而在我國，由于各種政策的限制，以及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還不夠，目前投資者主要是基金公司、財務公司、集合理財產品等機構投資者和少數個人投資者，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使得資金流得不到有效保障。
3.我國資產證券化中介服務存在缺陷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涉及多方參與主體，其中券商、會計師事務所、評級機構等各方中介發揮著及其重要的作用。各中介服務主體的專業化水平高低和信譽程度影響著證券化產品被投資者認可的程度。根據《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資產支持證券需進行信用增級和強制信用評級，但是國內信用增級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普遍規模不大，增級和評級標準不統一，其權威性存在較大質疑，投資者難以依此作為投資依據。
4.市場流動性不足
我國資產支持證券由于資產支持證券的期限長、不確定性大，以及投資主體結構單一等原因，市場上資產支持證券交易不活躍，甚至出現了有行無市的局面。
此外，在國內市場上，以高信用等級的證券投資者為主，而低信用等級的投資者非常少。當證券發行額度較大時，只有高信用等級的資產支持證券才能順利發行，而信用等級較低的證券存在發行失敗的風險，例如在2008年，由于證券化發行收入金額未能達到最低標準，國開行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以失敗告終。
四、政策建議
1.加強資產證券化的法制體系建設
構建資產證券化所需的法律體系，除了目前的《證券法》、Ⅸ信托法》等之外，還應出臺更有針對性專門法，建立統一的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體系，確立統一的證券發行、上市和交易規則。在專門法中，對SPV的法律地位、性質、發行與流通程序以及會計、評級、披露等內容做出明確規定，使資產證券化業務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規范運作。
2.規范發展金融中介機構
我國有必要建立一個完整的資產評估標準體系。在建立的過程中，可以借鑒國外資信評級業先進的評定方法和理念的基礎上，根據具體情況不斷改進自己的評級方法，著重培養幾家在國內外具有一定權威性和影響力的信用評級機構。在大力建設資信評級機構的過程中，我國也要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
3.逐漸擴大投資者范圍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融資方式，需要機構投資者成為市場的參與主體。我國目前因為制度上的原因，部分機構投資者在參與資本證券化時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為了促進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應在強化監管的前提下，適當放寬機構投資者的市場準入要求，逐步允許養老基金、醫療基金等社會資金進入資產證券化市場，支持和培養機構投資者成為市場的投資主體。
資產證券化20世紀70年源于美國，成為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最具活力的金融創新之一，其發展與巴塞爾資本協議有密切的關系。從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推動銀行利用資產證券化進行資本套利，到1999年6月巴塞爾資本協議第一次征詢意見稿正式將資產證券化列入監管范圍，再到巴塞爾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處理幾易其稿，資產證券化框架至今仍在討論之中。巴塞爾資本協議在推動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同時，又引發了對巴塞爾資本協議本身的不斷修訂。實際上在早期階段，巴塞爾資本監管框架并沒有把資產證券化列入，但隨著監管框架的不斷完善，巴塞爾監管委員會認為“資產證券化的處理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該部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將達不到監管的目的”.資產證券化在監管框架中的相對地位的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為把握巴塞爾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主要發展脈絡，本文主要把握巴塞爾委員會《資產轉讓與證券化》、WP2、CP3的資產證券化部分及105號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資產轉讓與證券化》是巴塞爾委員會關注證券化的開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詢意見稿)、CP2(第二次征詢意見稿)、WP1到CP3的一個過渡，較之前兩個征詢意見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為完整且趨于完善，又有較大的變動，可以反映巴塞爾委員會對證券化風險識別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時，CP3是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對其內容進行介紹。105號出版物作為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更，通過它可進一步加深對于該監管復雜歷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推動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近30年來世界金融領域最重大和發展最迅速的金融創新之一。資產證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動性、但具有預期未來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匯集起來，形成一個資產池，通過結構性重組，將其轉變為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出售和流通的證券，據以融資的過程。證券化的實質是融資者將被證券化的金融資產的未來現金流收益權轉讓給投資者，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可以轉讓，也可以不轉讓。資產證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巴塞爾協議在各國的實施，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重視，大大刺激了資產證券化在世界各國的發展。
《巴塞爾資本協議》的資本要求為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了兩個路徑選擇：增加資本的“分子策略”和縮減風險資產總額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調整資本結構策略，可以進行股權融資或提高利潤留成增加核心資本。不過，由于股權融資會稀釋股東權益，往往會遭致股東的反對；銀行也可以通過次級債券融資，但《巴塞爾資本協議》中附屬資本在自有資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對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增長空間不大。而“分母策略”則是通過出售高風險低盈利資產降低風險資產的比重，縮小風險資產總額，顯然該策略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潛力。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是資產證券化得以迅猛發展的原動力之一，它的出臺推動了國際銀行界的資本套利行動。對于發起行，資產證券化的表外處理使得證券化的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移出，資產和負債同時發生變動，使資產存量減少；另一方面，資本數量未發生變化，因而發起行的資本充足率得以提高，達到了釋放資本、規避資本金要求的目的。對于投資行，投資證券的風險權重一般低于發放貸款的風險權重，也可以減少資本要求，供求兩方面都推動了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MathiasDewatripont＆JeanTirole在其合著的((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中譯本《銀行監管》)一書中對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經理的吸引、銀行選擇資產證券化還是調整資本作了規范分析，從理論層面得出了如下結論：一是當資本充足率有約束力時，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的股東和經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當銀行的資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時，證券化在提高資本充足率方面特別有效。
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各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中，歐洲和日本資產證券化的推動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考慮。如日本頒布資本充足要求規定后，許多日本金融機構為滿足要求，通過股權融資手段擴大資金總量。強勁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38%，但當股市回落時，許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復。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銀行認識到提高核心資本并非明智的選擇，從而轉向利用證券化限制資本增長的“分母策略”。在歐洲，1986、1987兩年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ABS)總量僅為17億美元，而到1996年達到300億美元，1998年為466億美元，2002年達到792億歐元。
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演變
一、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起源：《資產轉讓與證券化》
1992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的一個工作小組就資產證券化出具了《資產轉讓與證券化》的分析報告。報告分為簡介、資產證券化的機制、資產證券化的動機、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和監管問題五部分。
1.委員會關注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原因。
委員會之所以提出要將資產證券化納入監管的范圍，是基于資產證券化日趨活躍，帶來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主要的擔憂是：如果不是徹底出售的話，那么信用風險仍會留在銀行中。報告簡要分析了資產證券化使銀行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1)出售方銀行因非真實銷售，會面臨資產質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損失的風險。(2)即使銀行有效轉移了資產，但當資產出現問題時，它仍然可能面臨著重新購回證券的道義壓力。(3)銀行還面臨操作風險。
2.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初步建議。
委員會指出，各國監管者需要認真確定某一證券化安排中的風險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轉給了投資者或信用強化者，并要確保安排是審慎的，主要應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1)真實銷售。
如果發起行承擔著下列任何一項責任，則認為它并沒有實現真實的出售：一是回購或交換任何資產；二是任何已售出資產的損失保留在出售方銀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資產本息的任何責任(服務費除外)。這三類資產均應由銀行的資本作為支持。
(2)證券化安排的管理。
應確保銀行不提供某種形式追索的道義責任和信用風險。如果存在下述情況，銀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將特別目的的機構（SPV)并入財務報表并將其名稱列在該機構的名稱內。二是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責任，例如彌補發行損失。三是在從債務人處收到收入之前向購買者匯款的責任，或彌補因所管理資產的延遲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現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現金流量時間安排方面的考慮。
在上述所有情況下，銀行承受著某種形式的信用風險，且此類風險應有相應的資本基礎作為支持。
(3)第三方銀行的信用增強(creditenhancement)或流動性支持。
信用增強的兩種監管方式：一是當銀行的信用增強所支持的是第一損失或根據歷史數據判斷的損失金額較高時，以組合資產的金額為基礎進行風險加權；另一種方式將信用增強額度從銀行資本扣除。流動性支持應視為有效擔保，與信用增強同等對待。
可見該文件只是簡單地提出了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幾個要點，并未提出具體的處理辦法，但是它對資產證券化的關注為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兩份工作文件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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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證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說《資產轉讓與證券化》只是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證券化處理方法的雛形，那么WP2無疑是巴塞爾委員會在資產證券化處理方法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動性便利、提早攤還的處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更為全面地認識和覆蓋了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
1.委員會對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爾委員會主要對如下七個問題尚存不確定和疑問，就此向業界征詢意見，以對WP1進行修改，從而完善資產證券化框架，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計算擁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的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權重時，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適。(2)在計算發起行資本金要求時是否應設立上限，即最高資本要求.(3)監管公式方法(SFA)的測度口徑。(4)關于循環證券化經濟資本的計算方法。(5)期限的調整。(6)流動性便利處理的風險敏感方法。(7)是否對某些證券化風險的處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2.WP2對WP1的修改內容及結果。
經過整理業界對WP1的反饋意見，WP2對上述一些問題做出了回復并對WP1給予了修訂和更為明確翔實的表述，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WP2中較大的變更，也是與整個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監管(supervisoryreview)，并在附錄4中予以了詳盡說明。證券化外部監管支柱要求監管當局在評估銀行資本是否充足時要注意銀行利用期限錯配(maturitymismatches)結構降低資本要求，以及證券化資產池中資產的相關性是否在資本計算中得到反映，并對隱性支持條款、殘余風險、收回條款、提早攤還的外部監管提出了操作建議。同時，對證券化的監管也秉承了新協議強調的監管的靈活性。在資本金要求方面，監管當局可根據證券化的風險轉移程度對資本要求進行調整，而且為應對證券化飛速的發展，委員會提出監管當局應當能夠根據證券化呈現出的新特征來判斷其對風險轉移的影響并采取相應對策。
(2)WP2的另一個較大變更是提出了資產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對以評級為基礎的方法(RBA)和監管公式方法(SFA)的計算進行了相應調整。通過征詢業界意見，委員會認為資產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證券化風險分散程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對非分散性資產池的證券化將給優先證券化帶來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因而分散性被納入了RBA和SFA中。對于RBA，要根據資產池的分散性和證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來決定不同的風險權重。對于SFA，銀行應考慮資產池的風險性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thepool’sexposure-weightedaveragelossgiven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計算基于三個參數：KIRB、L證券化的信用增強水平)、T(證券化的厚度)。為提高SFA的風險敏感性并根據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計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數量)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統資本要求應等于(1+β)*KIRB(β是由委員會制定的風險升水，約為20%)也被廢止，因為非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比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需要更多的資本金。由于參數的增多，特別是評估每筆證券化資產池分散性的繁瑣，委員會也意識到這將加重使用SFA銀行的負擔，因而又提出了簡化計算有效數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對LGD的計算也進行了簡化。
(4)WP2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WP1中的IRB處理方法使得某些情況下銀行的資本要求高于未實行證券化之前，業界反映證券化不能增加發起行的整體信用風險，相反風險被重新分配并轉移至第三方。由于這與委員會提出的“IRB不應激勵或阻礙銀行實行證券化”及鼓勵銀行向IRB過渡的理念不符，委員會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但最高資本限額只適用于能計算資產池KIRB的銀行。
(5)流動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強處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員會在標準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規則，用以認定表外頭寸是否可被認定為合格流動性便利。②委員會認識到流動性便利的一種特殊情況，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會使用，比如市場混亂條件下的流動性便利，并對該種情況制定了信用轉換系數(CCF，creditconversionfactor)。③業界意見表明大多數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不大可能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因而委員會提出對所有未評級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適用于此；并對較優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提出了“對應法”(lookthroughtreatment)。
(6)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處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對所有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轉換系數。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后對具有該特征的未承諾零售風險暴露(uncommittedretailcredit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轉換系數。
②更改了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發起行的資本金要求，發起行應對發起行利息和投資行利息都持有資本金。
③委員會還進一步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進行了區分：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并對兩者提出了不同的處理方法。
另外，WP2中將業界普遍表示歡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適用于剩余期限為6個月的證券化延長為一年。
3.WP2中對業界質疑問題的保留及解釋。
對于一些業界質疑的問題，委員會堅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進行修改，而是給予了詳盡的解釋：
(1)關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頭寸。
WP1中提出發起行自留或回購部分的信用增強水平如低于KIRB就應當扣除。一些銀行注意到這種做法與支撐IRB框架的信用風險模型不符，提出了異議。委員會給出的解釋是該做法能激勵發起行將蘊含最大風險的高度次級證券化暴露轉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關于ABS的風險權重。
在WP1中，對于評級為A-及以上的證券化暴露的ABS風險權重與具有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的風險權重相同，而對于低于A-的證券化暴露，其ABS風險權重則低于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業界就這種差異提出了不同意見。委員會的回復認為這種差異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級證券化往往比相同評級的公司債券呈更高的違約率。其次，分散化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多具有系統性風險，因而其邊際風險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確的細節繼續征詢業界意見，包括有效數量N的確定、非分散的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方法是否進一步調整以及RBA和SFA對資本金要求計算結果到底有多大的差異。
三、資產證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風險一一資產證券化框架從501段到606段，分為資產證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圍和定義、確認風險轉移的操作要求和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處理四部分，以下將對框架內的變更和核心問題進行介紹。
1.與WP2相比，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變動。
(1)加入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規定了資產證券化的標準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體內容。
(2)承諾的零售信用風險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風險暴露的信用轉換系數提高為90%(原為80%)。
(3)監管公式的“某一檔次的IRB資本”計算方法由原來的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S(L+T)—S(L)]變動為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乘以(a)0.0056*T、(b)(S[L+T]—S[L])中較大者。
(4)新增加了對流動性便利的重疊部分無需持雙份資本的條款。
(5)新增了在銀行無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來計算KIRB的情況下暫時使用的方法。
2.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核心問題。
(1)委員會提出確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所需資本時，必須以經濟內涵為依據，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這項規定適應了資產證券化形式多樣、層出不窮的發展趨勢，同時又賦予了監管當局相當大的靈活性。
(2)CP3特別對發起行的概念給予了說明，是由于CP3中發起行的定義范圍大于一般對發起行的定義，實質上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發起行、承銷人，也即對該過程進行管理、提供建議、向市場發售證券或提供流動性和／或信用增強的銀行，就會被進而看作是發起行。
(3)發起行可以在計算加權風險資產時將被證券了的資產剔除的相關條件。
(4)CP3對風險暴露的處理方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中SFA和RBA的適用范圍、操作要求、具體計算給予了詳盡說明。
四、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動：105號文件及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CP3的資產證券化框架部分是業界反應最為強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許多監管當局宣稱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業界普遍認為CP3中的資產證券化IRB過于復雜，給銀行帶來了負擔。委員會于2003年10月開始對證券化框架進行了修訂，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見稿，主要是簡化了資產證券化框架并推進了處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員會考慮對一些未評級的低風險證券化頭寸采用新的處理方法，該方法應能夠體現領先銀行目前的風險管理實踐。委員會將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采用內部評估方法(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
2.委員會將簡化SFA。第三次征詢意見稿中的監管公式方法用于處理未評級頭寸，起初業界對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復雜性。進一步，業界質疑SP與目前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的不一致性，但同時也有一些銀行認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簡化后的SF將適用于所有未評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并且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設立證券化資產池中暴露的有效數量(N)的上限。
3.委員會考慮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計算方法的靈活性。銀行反映對用自上而下內部評級法計算的暴露其違約損失率高達100%太保守，委員會正計劃制定更寬松的標準，允許銀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計算證券化暴露的KIRB時，使用自己估算的違約損失率。
4.加強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發起行和投資行處理方法的一致性。無論銀行是發起行還是投資行，也不論是低于還是超過KIRB部分，所有外部評級頭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時，委員會同意修改RBA使其風險權重與證券化暴露的內在風險更一致。
5.將調整一些風險權重。
對于擁有大量信貸資產的商業銀行而言，信貸資產證券化不僅能有效化解銀行資產負債期限匹配矛盾、調整信貸業務結構，更能減少銀行表內資產風險。其通過以證券化形式盤活銀行的存量信貸資產，能加強商業銀行對“三農”、中小企業的信貸投放力度，進一步促進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
美國資產證券化市場
每年發行量近3萬億美元
信貸資產證券化誕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早應用于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作為美國資本市場上最重要的融資工具之一，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已經超過美國國債成為美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中份額最大的品種。2000年至2013年，美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發行量平均為2.96萬億美元/年。
在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時間較短，規模較小。截至2014年7月15日，市場上已經發行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規模為1974億元，與銀行業資產總量和債券發行量相差甚遠。從發行方來看，銀行是市場的主力，占比達到90%；從基礎資產涉及范圍來看，主要為工商企業信用和保證貸款為主，占比超過60%。
十年信貸資產證券化之路
依舊存四點不足
繼2013年國務院部署資產證券化試點擴大以來，央行和銀監會高度重視，對參與各方給予了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導，積極引導資產證券化向常態化方向發展。盡管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參與熱情日益高漲，發行規模屢創新高，但也不難發現當前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存在四點不足：
一是起步較晚，市場各方重視度不高。信貸資產證券化被引入國內經過了長期而反復的過程。2005年我國啟動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信貸資產證券化進程停滯，直到2012年5月信貸資產證券化才再度重啟。盡管該業務經過了10年的發展，但相對國外成熟市場而言，還在起步階段，市場各方的認知程度重視程度和操作技巧等還有待提高。
二是當前所選的基礎資產范圍相對較窄。截至2014年6月末，我國銀行已發行的2109億元資產證券化產品中，僅有三只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金額近140億元，占比不到7%。單看美國2012年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在總體資產證券化產品中的占比就高達90%。而在我國信貸資產中，住房抵押貸款占比達到12.5%，規模大、期限長但成為證券化的基礎資產的比例卻很小。
三是業務流程相對較為復雜。資產證券化業務從資產選擇開始到最后公開發行，由于其涉及部門、機構較多較廣，處理環節較多，業務流程較為復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礎資產提供部門參與的積極性。
四是投資機構參與較為單一。購買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機構主要還是集中于銀行機構，占比達到80%以上；基金、保險、資管、券商、年金、養老基金等其他類型投資者的參與熱情不大，也使得市場流動性較弱，給資產證券化發行機構帶來一定的壓力。
如何激發銀行業的參與熱情
資產證券化也被稱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金融創新之一。我國監管機構在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資產證券化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交易流程、風險自留、資產選擇、評級標準和持有比例等多方面做了要求，為進一步加快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同時，筆者作為一個業內人士，認為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加以關注，更能激發商業銀行常態化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熱情。
一是鼓勵銀行豐富可選資產種類。今年以來，各家銀行正在嘗試不斷豐富可證券化的基礎資產。
7月22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成功發行了時隔7年后的國內第一筆個人住房貸款證券化產品，該產品主要通過延后變更抵押權的方式加以創新，解決了之前住房抵押類貸款“登記難、操作繁、費用大”的問題，對于提高住房貸款業務處理效率、降低業務成本具有積極作用，同時也為進一步擴大其他抵押類貸款證券化提供了借鑒價值。
未來的資產證券化應在有效防控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積極鼓勵金融機構開展創新，擴大基礎資產范圍，逐步豐富以住房抵押貸款、小微企業貸款、消費類貸款、涉農貸款、信用卡等資產為種類，真正把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各類優質貸款進行有效盤活。
同時，對于盤活的信貸額度應努力投向“三農”、小微企業、居民消費需求等領域，進一步擴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
二是加快擴大投資機構參與范圍。“互持”是目前資產證券化圈里很常見的說法，主要意思是證券的發行很多時候需要大家相互支持。
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參與的機構范圍較窄。資產僅在銀行間市場流動，畢竟不是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方向。
未來需要不斷豐富投資人隊伍，才能真正促進資產證券化的常態化發展。雖然目前保險資金逐步參與進來，但其對價格和評級的高要求，使其參與比例還比較小；企業年金、社保基金等機構在投資方向上尚未有比較明確的標準，也使其參與積極性受限。
故而在下一步要加強監管機構條線間的合作，鼓勵券商、保險、基金等機構參與信貸資產證券化，并放寬相關條件，為投資打開通道；逐步完善社保參與資產證券化的要求條件，鼓勵年金、社保基金等機構參與信貸資產證券化。逐步建立分散、多元、全面的資產證券化投資主體市場。
三是建立合理的定價機制。資產證券化產品定價過低則無法有效吸引投資者參與，定價過高則導致資產選擇難度加大甚至出現利率倒掛的現象，如何定價是一個難題。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現狀；法律問題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09)08-0052-03
一、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幾個法律問題
(一)風險隔離的法律問題
風險隔離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前提條件。證券化結構的最高目標是將基礎資產與發起人的財務風險相隔離，確保基礎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得以按證券化的結構設計向投資人償付證券權益，實現資產信用融資。按《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三條規定，我國現在試點的資產證券化是指由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發起機構設立特定目的信托，將信貸資產信托轉讓給受托機構，以及受托機構承諾信托，負責管理特定目的信托財產，并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以信托財產所產生的現金支付資產支持證券收益的結構性融資活動。這種信托化流程，一方面發起人將擬證券化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以實現資產的“真實銷售”，使得在證券發行后，投資人對資產支持證券的追索權僅限于信托財產；另一方面構建特定目的信托，以此為載體，將信托財產同發起人或受托人的破產風險隔離開來，“真實銷售”是指發起人將與擬證券化資產有關的權益和風險或控制權一并轉移給SPV，使SPV獲得對資產的合法權利。國際上資產轉移有更新、讓與、信托、從屬參與等形式，證券化的核心主體是SPV，我國證券化試點資產轉移采用的是信托形式。沒有設計SPV作為破產隔離的載體，也未對“真實銷售”直接做出法律規定。
(二)關于受托機構的法規問題
《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規定受托機構處于整個資產證券化運作的中心，是最終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實體，并負責風險揭示和信息披露。但是，目前資產池選擇、信用增級安排等工作主要由發起機構完成，受托機構很少參與，且處于從屬地位，缺乏對資產池資產質量的深入了解。諸如，在重整資產支持證券中，資產池現金流回收情況完全由資產服務商(即發起機構)掌握，受托機構甚至難以預期現金流回收情況。雖然目前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多為優質資產。并且只有優先級債券進行公開交易轉讓，風險較低。但從長遠來看，發起機構、資產服務商和受托機構在功能、信息上的嚴重不對稱，非常不利于控制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風險。
(三)關于會計處理標準的法律問題
會計處理是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問題之一。對銀行而言，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意味著合法利用資產證券化將基礎資產出表，以達到騰出貸款空間，減少資本要求等目的。作為信貸資產證券化配套規章之一，《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對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各方的會計處王里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按規定，只要發起機構將信貸資產所有權上幾乎所有的風險和報酬轉移，或者放棄對信貸資產控制，該信貸資產即可終止確認。雖然這一規定與新會計準則對金融資產終止確認的條件基本一致，但對于如何判定“幾乎所有”和“放棄控制”并沒有具體規定。例如，如前所述，持有次級債使基礎信貸資產的風險仍保留在發起機構內部，但持有次級債比例在多少以內才可認定為“幾乎所有”風險已轉移尚無定論。目前，會計師事務所及審計師對出表標準認定不同，標準不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銀行風險加權資產計量。
(四)關于資產證券化稅收的法規問題
一般來講，證券化業務規模龐大，收入有限，盈利空間狹小，而費用支出名目多，數量不少。為降低成本、增強效率，“出表、免稅、少收費”理念應運而生，其中，政府的稅費優惠措施是資產證券化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決定因素。資產證券化主要涉及資產轉讓、證券發行、證券權益的償付三個基本環節，以及資產信用增級、流動性支持、資產管理等輔助服務環節，涉及的納稅主體包括發起機構、受托機構、投資者和提供各種輔助服務的服務人。考慮到資產證券化業務環節多、操作復雜的特點，2006年3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在稅收上力求中性，避免重復征稅，但適用對象不包括企業證券化項目，且很多條款使用“暫免”字眼，過渡性質濃，尚需完善。
(五)關于資產證券化評級的法律問題
目前，我國比較全面、權威的信用評級規章是2006年3月制定的《中國人民銀行信用評級管理指導意見》，其中對信用評級機構的市場準入、評級制度、原則、方法、程序、要素、標識及含義等進行了規范，但該意見屬部門規章，法律位階偏低，且僅適用信用評級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從事金融產品信用評級、借款企業信用評級、擔保機構信用評級業務，沒涉及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交易的評級，只在《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設置幾條規定。我國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主體、法律地位、評級范圍、評級程序、評級標識、法律責任及資產證券化等專項評級都有待人大進一步立法明確。
(六)關于資產證券化金融監管立法的法律問題
資產證券化曾被認為是一種低風險的結構性融資方式，但其過程復雜，涉及的中介機構多，信用鏈較長，不僅具有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流通風險，而且具有獨特的法律風險、提前支付風險和證券化操作風險等，證券化操作風險又包括破產隔離風險、信用增級風險以及發起機構、受托機構、服務機構的違約風險等。對發起銀行而言，風險隔離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前提條件。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資產雖然在“會計”和“法律”意義上已經實現了“真實銷售”或“破產隔離”，但就其“經濟實質”而言，發起人仍然保留了相當數量的風險，形成“監管”意義上的證券化風險暴露。對于合成型CDO等證券化產品，并沒有轉移資產，而只是轉移了風險，更需要從“經濟實質?的角度來分析風險的轉移程度，以確定相應的資本監管政策，而其中信用衍生產品的運用，則進一步增加了監管當局分析判斷的難度。1992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了一份指導性文件《資產轉移與資產證券化》(Asset Transfers and Securitisation)，第一次系統性地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問題，討論了監管當局需要關注的主要風險和應當遵循的監管原則，要求監管者對證券化業務的風險轉移程度做出判定，必要時應要求銀行計提資本，但該文件沒有提出具體的監管資本計算方法。1997年以后，美國銀行監管當局幾乎每年都要針對資產證券化中發現的新問題，法規性文件。2004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其中“信用風險――資產
證券化框架”部分既包括傳統型證券化業務，也包括合成型證券化業務，監管資本計算方法采用標準法及內部評級法，但對資產證券化的操作風險及銀行持有資產支持證券的市場風險所需分配資本尚無專門規定。目前，國際上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普遍做法是，如果銀行保留了第一損失責任，應當將其從監管資本中扣減；如果不是第一損失責任但仍然保留了風險，則應按照一定的方法賦予風險權重。
二、完善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建議
(一)完善風險隔離的有關法律
要真正實現將基礎資產與發起人的任何財務風險相隔離的目的。今后我國在試點實踐和相關規定的基礎上，適時修改《合同法》、《信托法》等民事基本法，制定《抵押貸款證券化條例》，對“真實銷售”、資產支持證券發行及“有限追償”等關鍵概念通過立法予以明確，對真正實現隔離風險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借鑒美國次按危機教訓，對證券化主體與相關服務機構、境內外投資機構間的風險隔離亦應引起證券化相關立法重視。
(二)完善信息披露法規
信息披露應具體規定資產證券化業務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載體，并在專門文件中對機構的信息披露統一進行規定，使信息披露規則更為完整和系統。此外，次貸危機后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紛紛提高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要求，更重視發起機構對資產池的信息披露。我國應吸收國際先進做法，進一步細化信息披露內容，使相關規定更具有前瞻性。同時，促進信托公司在信貸資產證券化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同時也擔任資產服務商，信息過度向發起機構集中，不利于對證券化資產的風險揭示和信息披露。因此，應促進信托公司在發起機構組建資產池階段就參與其中，以便對資產池中資產的特征和現金流情況充分把握，更好管理資產支持證券各種賬戶并進行信息披露。
(三)建立健全與現金流相關的法律體系
從融資的角度來說，證券化本質上是幫助貸款方在扣除證券化成本之后能夠籌集到和基礎性資產未來現金流現值相等的現金流。證券化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必須足以償付證券所代表的權益和支付提供證券化服務的各方費用。需建立健全的相關法規包括：現金流的清收、管理(賬戶管理、會計記錄等)、再投資、暫時補缺、境內外轉換等，具體規定包括：交易中產生的所有現金流都須由會計師來嚴格審查，基礎資產產生的周期性現金流本息的會計賬目應明晰；貸款服務機構對現金流可以進行主動管理，利用穩定的現金流存量投資貨幣市場；根據期限不同在證券持有人之間按照優先次序分配現金流等，以此保護投資者和證券化其他利益相關人。
(四)完善基礎資產形成過程中的抵押擔保制度
基礎資產的質量對現金流的來源及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品質起決定性影響。目前，國內資產證券化試點基礎資產主要包括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和銀行不良資產等，信用卡應收款、中小企業貸款和商用物業抵押貸款等正在考慮納入試點范圍。撇開基準利率的形成與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等因素，僅從債務收入比或償債覆蓋倍數來看，中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及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越來越具有美國次按特征。抵押制度不盡完善，炒期房、土地與房屋所有權的“兩權分離”都增加了抵押物設定及抵押權行使的難度。因此，在銀行授信繼續強調第一還款來源的同時，完善落實房地產等抵押擔保法律制度及審貸程序，對保證我國MBS市場基礎資產整體質量是非常必要的。
(五)強化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資本約束
新資本協議雖然已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提出遠高于一般公司風險暴露的資本要求，但有鑒于次貸危機的嚴重影響，巴塞爾委員會又著手對新資本協議資產證券化框架作出修改，擬進一步加大資本要求。從巴塞爾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態度演變來看，資本要求將更為嚴格。《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管管理辦法》已經吸收新資本協議資產證券化框架內容，具體監管中，應根據證券化的具體結構設計，嚴格從經濟實質判斷各參與方所承擔的風險，不能僅依賴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意見，要從審慎的角度要求機構提足資本。
(六)強化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監管
必須實施審慎監管：一是嚴格準入管理。適度控制風險管理能力薄弱的機構開展此類業務，對具體產品。應從嚴要求基礎資產質量，從源頭上控制風險。二是充分披露風險。對于持有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應要求其充分披露，并從審慎的角度提足資本；對于風險未真實轉移的，也不能忽視對其基礎資產的監管。三是加強監督檢查。現場檢查有助于監管人員判斷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經濟實質，識別一些難以通過申報材料發現的隱性擔保，并能較好地判斷機構從事這項業務的水平。對不持有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參與機構，如擔當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也不應忽略對其現場檢查，以提高整個運作流程的風險控制能力。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 資產證券化 監管
一、巴塞爾資本協議下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建立
自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以來，資產證券化已經迅速發展成為當今世界金融市場中備受矚目的金融工具。資產證券化是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重組和信用升級，進而轉換成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的流通的證券的融資方式。簡單來說，一次完整的證券化融資的流程如下：首先由發起人將擬證券化的資產“真實出售”給一家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然后由SPV將擬證券化的資產匯集成資產池，并進行相應的結構重組和信用升級，接著SPV以資產池所能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持，通過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有價證券來融資，最后用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來清償所發行的有價證券。
隨著資產證券化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有關資產證券化監管問題也成為了巴塞爾委員會日益關注的重點。在巴塞爾委員會2002年10月的第二份工作報告中指出:由于資產證券化大規模迅速發展，對于證券化的處理已經成為了巴塞爾資本協議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這一部分，巴塞爾協議Ⅱ就無法達到巴塞爾委員會在銀行監管領域所要實現的監管目標。基于此，在巴塞爾委員會開始制定BaselⅡ時，就成立了一個專門工作小組，討論和制定資產證券化的監管規則，歷時多年，先后了多份關于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征求意見稿，最終形成了巴塞爾資本協議Ⅱ中的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對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在三大支柱下提出了要求，分別是統一的資本計提標準、監督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這是資產證券化監管實踐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二、巴塞爾協議Ⅱ下資產證券化監管在金融危機中暴露的問題
盡管巴塞爾資本協議Ⅱ確立了資產證券化的全面監管框架，但是金融監管的滯后性，使得資產證券化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資產證券化產品資本計提不足
巴塞爾協議Ⅱ中對于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規定了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兩種計量方法，并且鼓勵銀行采用內部評級法，但是協議Ⅱ也規定了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必須達到的最低要求，而這些要求對于大多數銀行來說難以達到，因此，只能采用標準法。但是，標準法下，風險權重的設置相對簡單，這就使得銀行對于資產證券化產品配置的資本金無法有效覆蓋銀行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一旦發生極端情況，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就會受到巨大的挑戰。
（二）忽視資產證券化所具有的系統性風險
對于投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機構投資者來說，它們會再將這些證券化產品作為基礎資產打包售出，再次地進行證券化。而在不斷證券化的過程中，承擔風險的投資者的規模不斷擴大，風險在一步步地轉移過程中也不斷被放大，系統性風險也就隨之產生并不斷積累。然而，BaselⅡ中所設計的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依舊延續了傳統的強調單個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的監管理念，只關注到了銀行在證券化過程中所承擔的風險以及風險是否有效轉移等問題，而忽視了資產證券化所具有的系統性風險，忽視了風險轉移過程中系統性風險的不斷積累。
（三）缺乏對資產證券化順周期效應的監管
順周期經營是銀行業普遍采取的運營模式，而資產證券化對于這種運營模式更具推動作用：在經濟繁榮時期，商業銀行能夠很容易地進行資產證券化，因此銀行就會降低貸款標準不斷擴大信貸規模，然后將貸款打包出售給SPV，在獲得資金后再次發放貸款。如此一來，信貸規模的擴大，就會對市場需求產生刺激作用，導致經濟“過熱”；在經濟衰退時，證券化難度的增加又促使銀行緊縮信貸，進而延長經濟低迷。而BaselⅡ中對于這種推動作用并沒有相應的防范和監管措施。
（四）缺乏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
盡管BaselⅡ中鼓勵銀行采用內部評級法來評估證券化產品，但是由于內部評級法的復雜性，使得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困難，所以銀行更多地依賴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以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然而，信用評級機構的透明度欠缺、存在利益沖突、缺少競爭、缺失獨立性等使得信用評級并未反映出產品的實際風險。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信用評級機構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使無數投資者蒙受巨額的損失。但是，巴塞爾協議Ⅱ并未對外部評級提出具體的監管要求，并沒有將信用評級機構納入到監管范圍之中。
（五）信息披露不足
巴塞爾協議Ⅱ在第三支柱市場約束下強化了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的要求，主要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要求銀行進行信息披露。但是，披露的內容僅僅包括了與證券化風險暴露計提資本的有關的內容，已經不能覆蓋證券化的全部風險，無法為投資者提供更為有效地信息，特別是關于資產證券化運作過程中道德風險的存在，巴塞爾協議中并沒有規定披露要求。
三、巴塞爾協議Ⅲ對于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完善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物流行業；產融結合
1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概述
資產證券化，是指將原始權益人合法擁有的基礎資產進行打包集合，以基礎資產自身產生的現金流作為還款來源支持有價證券發售的一種交易安排。其本質特點包括：資產為支撐、現金流重組、信用分離、資產出表。資產證券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隨著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金融機構為解決資產負債錯配問題，將未到期的長期貸款打包出售，創造出資產證券化產品，但發行規模較小。隨后，金融機構將成功經驗先后復制到其他領域，陸續推出了信用卡貸款證券化、不良債券證券化、汽車貸款證券化等創新品種。資產證券化大范圍廣泛應用，市場規模快速增長。企業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的類型涵蓋了應收賬款、票款收益權、租賃租金、委托貸款、小額貸款、基礎設施收費權、信托受益權等，范圍十分廣泛，并且還有新的基礎資產類型不斷出現。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符合法律法規，權屬明確，可以產生獨立、可預測的現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財產權利或者財產”都可以作為基礎資產。企業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種類多，分布領域廣泛且部分個性化特征明顯。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資產證券化的作用都得到了公認。但現有資產證券化的理論和實踐多是針對金融類企業而言，少有專門針對物流行業的文獻和操作模式。
2資產證券化對物流行業創新的重要意義
物流行業是生產業，需要提供干線運輸、倉儲分撥、加工揀選等基礎服務，為需求方提供高效率、低成本、高價值的供應鏈解決方案。物流行業同時也屬于投資強度大的行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是體現物流行業水平的基本條件，只有建立高標準的物流交通運輸基礎體系，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物流行業的運營狀況。物流企業的自有資金難以支持這類金額大、投資回報期長的投資，導致行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高。缺少有效的融資方式成為制約物流行業健康發展的瓶頸問題之一，物流企業產生強勁的融資需求，傳統的通過銀行信貸、上市或自身資本積累等融資方式都難以滿足其飛速發展的需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是解決物流行業融資難問題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國外實踐表明，資產證券化可有效解決物流企業的資本供應問題，降低融資成本和風險。物流行業的行業特征，決定了物流企業具備可證券化的資產，因此，資產證券化在物流行業中的實踐應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1鞏固和維護客戶關系
資產證券化這種創新型的金融工具在市場上的認可度越來越高，物流企業應該高度重視、提前布局該領域，通過管理模式創新，改善客戶服務體驗，充分發揮客戶資源優勢來增強客戶黏性。通過資產證券化，物流行業的投資者由原來單一關注企業整體信用，轉向關注項目合同預期收入信用，規避了物流企業因規模因素、信用等級因素、缺少有效質物和抵押擔保而造成的融資困難。
2.2改善資本結構，提高資本使用效率
通過資產證券化，物流企業可實現預期收入變現，提高了資金周轉效率，使資金能更有效地進入價值創造的良性循環。資產證券化可以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傳統融資方法在增加資產和負債的同時，也會增加財務風險。資產證券化只是資產類賬戶的增減，不影響企業財務杠桿的使用，可以有效改善企業財務狀況。
2.3實現“融錢”到“融資”的有效轉變
物流行業的大部分創新業務是圍繞業務運營管理體系中的資金流轉開展的，資本運作已成為物流行業中的重要發展趨勢。但隨著國際化、網絡化、信息化帶來經營模式的不斷轉變，在客觀上要求物流企業轉變傳統經營理念，改善現有業務結構，從“融錢”向“融資”改變。在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模式中，物流企業一方面充當運營主體輸出專業化服務，另一方面還要參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推廣及應用，同時滿足客戶資金層面和管理層面的需求。
2.4有效拓展中介類服務增值
服務中介類業務是物流行業服務增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物流行業結構轉型有著深遠的作用。中介類業務具有流程簡單、技術小、專業要求低的特點，運作過程中不占用企業較多資源。物流行業資產證券化產品體系可以有效納入這些中介類服務，物流企業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可以讓中介類的應收應付資產進入資金池，直接起到豐富產品品類、拓寬業務空間的作用。
3我國物流行業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發展
在經濟環境不斷變化的背景下，物流行業加強在資產證券化領域方面的探索，積極探索出新的模式。
3.1物流流動資金保理資產證券化模式
保理，是指保理商與債權方通過協議，債權方將應收賬款轉讓，由保理商提供財務處理、賬款管理、項目融資和信用擔保等綜合性金融增值服務。隨著物流企業應收賬款不斷增多，對流動資金的需求愈加迫切。保理正是解決物流企業短期應收賬款占用過多資金的重要金融工具，積累到一定量級的業務數據資源后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實現流動性，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實現應收賬款的保值增值。物流企業通過資產證券化，能夠減少資金的不合理占用，并可以在資本市場分享紅利，增加了企業的獲利能力。物流企業應收賬款創新的重點是實現信息系統對接和資源共享，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掌握和控制真實的運營情況，嚴格驗收交送的貨物，及時掌握運送貨物的貨權狀態，防范應收賬款是“瑕疵賬款”或者“壞賬”的風險，體現了物流行業積極拓展業務領域的意圖以及整合客戶和機構資源的專業能力，從而保持可持續經營。
3.2物流園區聯合資產證券化模式
目前，我國的物流企業整體規模偏小，大部分是小微企業，而企業的業務融資金額需求較大，因此這類企業的未來預期收入不穩定，經營風險較大，基礎資產達不到證券化的標準，違約風險非常高。物流園區類企業與小微物流企業有密切的合作關系，形成了較為穩固的供應協作關系，特別是這些企業的資金流運作具有相似性，也便于中小物流企業進行資產的聯合，相關企業在預期收入賬期、信用條件、信用政策方面具有相似性，具備進行資產聯合的現實基礎。此外，由于同處一個行業，信用信息更加透明、低成本化，可降低融資總體成本。聯合資產證券化還可以增強物流企業的二次融資能力，由于證券化是一種表外的融資方法，其將預期收入“脫離”資產負債表，置換成優質的現金，可以有效改善企業財務結構，大大提高企業資產流動性。但聯合證券化也有不足之處，即系統風險控制較難，行業整體經營環境一旦變化，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多數企業經營業績下滑，從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3.3物流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模式
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是物流公司以可預期的設備設施租賃的收入現金流為支持而發行證券進行融資的過程。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具有流動性強、標準化、專業化等優點，其本質是將固定的租賃收益換為可轉讓交易的關系。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在運作過程中，不僅表現為對租賃收入的重新組合，而且對租賃收入關系中的收益與風險要素進行重組與分離，使其價值重估和重新配置，從而使供應鏈各參與方均受益。由于資產證券化是以裝備設施租賃所帶來的現金流為支持，穩定預期的現金流是進行資產證券化的重要保證。通過裝備設施等資產的有效經營，實現資產收益的重新估值，將符合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現金流要求的資產從物流公司的固定資產中“剝離”出來，形成裝備設施租賃資產證券化的實施基礎。
4我國物流行業資產證券化的建議和對策
資產證券化的目標簡言之就是為了實現資本的流動性和保值增值，物流企業發展速度快、業務擴展迅速的特點決定了其資本運作的迫切性。當前我國物流企業面臨來自國際物流巨頭的競爭壓力和挑戰，合理使用資本市場提升物流企業的競爭力，成為物流企業發展壯大的必要措施。
4.1大力推動物流企業和資本市場的互通互聯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物流企業對資本市場的關注度不高，從市場參與程度、業務類型到企業的運行機制都與資本方面的要求有著顯著的差距，對于物流行業業務拓展的效果和效率都將產生不利影響。長遠來看，從優化外部經營環境的角度出發，物流行業有必要以資產證券化業務為切入點，推動物流行業與資本市場的互通互聯。
4.2逐步建立產融結合的業務管理體系
傳統信貸業務中，物流企業作為貸款人的角色單一，管理上強調資金安全和風險控制。而在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物流企業需要參與資本項目的整體協同運作，業務管理要求與傳統業務存在顯著差異。一方面通過多種資產證券化產品賺取相關業務收入，另一方面應保證現有的傳統業務和資本融合發展，通過業務流程重構設計，在依托現有組織架構的條件下將證券化業務納入現有管理體系，這是物流行業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重要基礎。
4.3強化人才培養和專業團隊建設
傳統物流企業通過資產證券化業務來進行行業創新，在項目管理、業務開發、人員素質、團隊文化等多方面與傳統物流公司有較大差異，尤其是復合型專業人才的使用。由于參與資產證券化是物流行業進行“跨界”經營的一種大膽嘗試，對復合型專業人才的配置選撥使用變得尤為重要。物流企業必須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和團隊管理，建立體系化的人才梯隊和管理機制來滿足物流行業資產證券化發展的需要。
5小結
論文摘要：銀行不良資產是指處于非良好狀態經營的，不能及時給銀行帶來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難以收回本金的銀行資產。目前國際上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的方式有：折價出售、不良資產剝離、成立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其中最為主要的是資產證券化。積極實施我國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這種低成本的融資手段，對于加快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鏈接與融合，拓寬金融調控空間、擴大投資者選擇范圍、促進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轉變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是指處于非良好經營狀態的銀行資產，在此主要指不良貸款資產，包括逾期未能收回的貸款、呆滯貸款和呆帳貸款等不能給銀行帶來正常的利息收入，或者不能及時給銀行帶來正常的利息收入或連本金都未能及時收回的貸款等銀行資產。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07年3月末，中國主要商業銀行(5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五級分類不良貸余額為11614.2億元，不良貸款率為7.02%。
一、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概念
所謂資產證券化，通常是指以證券進行融資，包括債務融資證券化和資產證券化，其實質是金融資產以證券形式轉讓的過程。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就是將處于非良好狀態的，不能及時給銀行帶來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難以收回本金的銀行資產以證券形式轉讓的過程。
二、我國銀行推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意義
（一）不良資產證券化有利于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流動性。通過證券化，可以將流動性較差的不良資產轉化為在市場上交易的證券，在不增加負債的前提下，商業銀行可以獲得一定資金來源。從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角度看，不良資產證券化能夠加快銀行資產的周轉，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借助資產證券化，國際先進商業銀行有效解決了借短貸長的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問題，大大增強了資產負債管理的主動性和靈活性，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
（二）有利于改善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按照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銀行的核心資本和全部資本比例應該分別達到4%和8%。這一監管要求銀行為了提高和維持資本充足率，要么增加資本金，要么降低持有的風險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一方面銀行大量的風險資產，諸如住房抵押貸款、信用卡應收款、商業抵押貸款等從資產負債表中移出，使銀行的風險資產減少，從而達到了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資產證券化進行融資不會增加銀行的負債，是一種不顯示在資產負債表上的方法，即發行人可不通過增加負債獲得融資。
（三）有利于我國商業銀行分散風險。從我國現實情況看，資本約束、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已經從如何有效配置風險層面對銀行風險管理提出了要求。但是，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業務以貸款為主，而貸款中蘊藏著較大的信用風險。在一個金融市場不太發達的市場環境中，信用衍生工具使用較少，銀行信貸資產很難像證券那樣進行及時的價格評估，更不能轉移給第三方。商業銀行還缺乏有效的、主動的風險管理手段和風險管理工具。鑒于資產證券化是一種將銀行靜態的、難以分割交易的資產，以標準化合約的方式，分散成小額的可交易資產，然后打包在金融市場上發售的活動，它為我國商業銀行有效解決信貸資產的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增強風險管理能力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三、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的探索實踐先于理論。早期的資產證券化實踐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亞地產投資券。在此以后，資產證券化的離岸產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國內已經有多家企業進行了資產證券化的嘗試，其中涉及基礎設施資產支持證券、地產開發收入支持證券、出口應收賬款支持證券以及不良資產的證券化等方面。
已發行的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和建設銀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等；已發行的企業資產證券化則品種較多：如中國聯通CDMA網絡租賃費收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莞深高速公路收費收益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中國網通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浦東建設BT項目資產支持收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南京城建污水處理收費資產支持收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等。
四、我國商業銀行實行不良資產證券化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需要完善的資產證券化法律環境體系比較而言，我國現行的與證券化相關的法律很不完善，物權法剛剛出臺，住房制度改革正在進行中，房地產登記政出多門，破產法及證券法也無法滿足證券化需要，證券化本身特有的會計、稅收、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更是空白，證券化涉及的一些法理問題也需進一步梳理，這些都是我國資產證券化面臨的法律障礙。我國于2005年頒布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其中初步體現出了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宗旨，涉及管理模式的規范、機構的資格認定、業務流程的設置等一系列機制。但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建設應該具有專門的資產證券化法律，而且一個完善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應包含：發行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評級制度、證券法律制度和監管制度等方面的相互協調和制約，這些都需要建立起適應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法律環境體系。（二）注重資產證券化過程控制，防范各類風險由于資產證券化流程的復雜性、資產證券化交易的多樣性，因此需要加強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控制，防范可能出現的各類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
1、切實做好信用提升。信用提升是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者得到投資收益的信用保障，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要順利發行資產化證券，就要求提高企業資產的信用級別。信用提升有內部信用提升和外部信用提升兩種。內部信用提升是指特定的交易機構（SPV）保留當擔保資產的債務人違約時有直接追索的權利、SPV作超額儲備擔保、SPV發行優先和從屬證券；企業的外部信用提升主要有信譽良好的保險公司出具保單、更高信用級別的商業銀行出具信用證、第三方購買從屬類證券。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商業銀行要切實做好信用提升，它是吸引投資者，防范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必要環節。
2、證券評級嚴把關。資產證券化評級的核心因素是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風險，同時要求被評級的資產需與發起人的信用風險相分離，即證券化資產必須真正實現真實銷售以實施破產隔離。評級機構對評級的證券要保持經常性的信用監督并制度化，定期公告證券的信用等級的變化，使投資者及時了解所持證券資產的狀況。
3、完善資產證券化市場的信息公告制度。作為資產證券化市場，其信息公開是基本原則之一，它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監管機構行政公開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等。
（三）調整資產結構，加快金融創新加快經營戰略轉型，對我國商業銀行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現有的融資制度和社會融資需求條件下，在商業銀行傳統的業務領域，仍存在大量獲利機會。信貸資產證券化出現以后，商業銀行需要重新思考資產結構的調整策略和資本配置策略。最理想的狀態是，在轉型過程中，既大力發展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又不放松許多傳統業務的發展機遇，在更高層次上，充分實現資本充足率、業務發展、風險和盈利之間的綜合平衡。
（四）鼓勵創新，推動資產證券化品種的多樣性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與產品的多樣性不無關系，產品的多樣性增加了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在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產品有巨大的需求和供給潛力。鼓勵創新，推動各項資產證券化，增加市場上資產證券化的品種，有利于資產證券化發展。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鼓勵創新，增加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品種。
參考文獻：
王曉珉，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模式探討，蘇州大學，2007年4月
林治海，銀行資產證券化：借鑒與創新，東北財經大學，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