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08: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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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懲戒教育的必要性
曾記得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學校教育研究部主任劉京鐸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教育懲戒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健康和諧發展。”是的，現今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促進學生的社會化發展，這不僅意味著要傳授知識，而且還要按照社會行為準則規范學生的行為，因此教育者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學生適應集體領域和社會規范，懂得為自己的錯誤買單。所以說，懲戒教育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懲戒教育缺失就會引起學生、老師、家長的行為失范。
1．懲戒教育缺失引起學生行為失范。
隨著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法》《教師工作十不準》《教師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的相繼推出，將我們這些可愛的祖國花朵呵護得無微不至。一時間“懲戒和體罰”成了教育的忌諱，令人談罰色變，懲戒教育也成了無人敢碰的高壓線，學生也恰恰抓住了大多數老師的這種心態，以致行為失范。
我校是一所農村初中，其中多數孩子學習習慣很差，能夠在課堂中把一節課平安講下來的老師就已經很優秀了，其中一些新教師和課堂調控能力較差的老教師對課堂中調皮搗蛋的學生真是沒辦法。還有一些學生無故曠課達到好幾十節，學校先是口頭警告，再是紀律處分，就是不能突破留校察看和勒令退學的界限，學生也似乎看準了這一點，才會肆無忌憚地無故曠課。更有甚者是學校中出現的敲詐勒索，為“義氣”、為“愛情”而展開的打架斗毆事件屢見不鮮。以上的這些學生的行為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卻有相當部分歸結于懲戒教育的缺失。
其實，真正的現實社會是殘酷的，為了確保法律法規和社會規范的嚴肅有效，于是就充滿了懲罰，如果孩子從小就不能學會為自己的錯誤買單，他們又該如何去適應今后必然面對的充滿懲罰的社會？正因為如此，前蘇聯著名的教育家馬卡連柯指出：“如果學校中沒有懲罰，必然使一部分學生失去保障。在必須懲罰的情況下，懲罰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也是一種義務。”
2．懲戒教育缺失引起教師行為失范。
2008年6月12日上午10點多鐘，安徽省長豐縣雙墩鎮吳店中學的兩名學生在上課時打架導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課教師楊金貴選擇站在三尺講臺上充當“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繼續上課直至下課，這就是著名的“楊不管現象”。隨后，新浪論壇上發起的一個調查中，九成以上網友的跟帖都表示了對“楊不管”的支持，普遍認為其行為并非像個別評論中所稱那樣是“對師德缺乏的‘范跑跑’的徹底超越”，而是一種無奈之舉。
為何是一種無奈之舉？本人認為，現在國家的教育政策一邊倒地保護學生，學生可以侮辱侵犯老師，但老師卻不敢懲罰學生，有時連正常的批評教育都無法開展。在權利保護上，學生有銅墻鐵壁，老師卻是一無所有，個別學生根本不把學校、老師放在眼里。碰到極端惡劣的學生，老師處于弱勢，不僅不能管，管了還要遭報復甚至危及生命。另外，現在的學生多是獨生子女，家長往往會盡其所能滿足其要求，在這樣的“溫室”里成長的孩子，一旦遇到“風雨”，他們常常難以承受，便會采用任性極端的做法，傷害自己、老師、父母和周圍無辜的人，這也是老師不敢管的又一重要因素。 因此，懲戒教育的缺失引起了學生的“無法無天”，直接導致了教師行為的失范。
3．懲戒教育缺失引起家長行為失范。
家庭教育是對孩子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一種教育，家庭教育有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家庭中度過的，孩子的全部生活始終與家庭有密切的聯系。所以，家長要為孩子設立良好的家庭環境，家長要以身作則，為孩子做出榜樣。然而，有的家長做法卻令老師齒寒心冷，助長了學生的不良行為。
前兩年，四川省連續發生了兩起教師“道歉門”事件，一位女教師被逼瘋，另一位女教師被逼死。面對這樣的事件，身為教師的我們做何感想？
家長愛自己的子女是偉大的愛，但如果家長對孩子的愛已經成了溺愛，聽信孩子告狀，而不做調查，盲目行動，就會給孩子和他人帶來極大地危害，畢竟“嬌子如殺子”。同時家長必須要認識到學校是教學生做人的地方，是傳道授業的地方，老師是學生學習上、生活上和精神上的領路人。現在，老師處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如何能擔當好“傳道授業”的重任？因此，懲戒教育的缺失間接引起了家長行為的失范。
那么如何能更好地實施懲戒教育？
二、實施懲戒教育的一些建議
1．懲戒教育需要法律保障。
現今我國的教育立法存在不足，不能為學校懲戒制度提供足夠有效地法律依據。尤其是對一些有爭議的懲罰形式，如責令學生站立、離開教室、罰抄作業或跑步、閉門思過、不準參加某種課外活動等，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適用的空白。同時我國的中小學和教師能夠使用的合法懲戒形式實際上是非常少的，懲戒制度的教育和管理功能僅依靠言語責備、警告和記過等有限的形式而不能得到有效發揮。在缺乏多種合法懲戒形式的情況下，學校和教師顯得有些無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現實生活中形形的變相體罰的產生。所有的這些都應該要有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來保障，建立合法規范的學校懲戒制度，使懲戒從隱性的自發狀態變為顯性的科學管理。
2．懲戒教育需要家校聯系。
要教育好一個學生，不能只靠班主任一個人，要調動一切可調動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其中學生家長的力量是最為重要的，因此懲戒教育需要學生家長的配合，獲得家長的認可。如美國學校的校規通常是由社區教育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共同制定，因此無論怎樣嚴格，各方都知情、參與并接受。那么我們可以利用家訪、電話互訪，還可以利用開家長會等形式與家長充分溝通、交流，這樣一來，我相信大多數的家長不會對合適的懲戒教育有指責、抱怨。
3．懲戒教育需要把握尺度。
我國目前關于“兒童廣告”界定的三個缺陷
要有效監管兒童電視廣告，首先要清晰地界定兒童廣告。我國對兒童廣告的界定是根據1994年1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頒布的《廣告審查標準》第三十七條：“兒童廣告，是指兒童使用的產品或有兒童參加演示內容的廣告。”這個界定存在三個缺陷。
兒童的年齡沒有清晰界定。何為兒童廣告中的“兒童”?《廣告審查標準》對此在年齡上沒有清晰界定。在實踐操作中，有按18歲執行的，也有按14歲把握的，靠的全部是相關人員的直覺判斷，缺乏法律依據。
兒童廣告投放范圍需要重新認定。除了傳統媒介，現在許多新媒介，屬于監管盲點，如樓宇廣告、電梯廣告、手機電視、車載媒體，都成為兒童接觸廣告信息的重要渠道。還有一些有兒童參與的籌款活動和贊助活動，即常說的PR，屬不屬于兒童廣告呢?如金鷹卡通組織的“超女娃娃”海選。
兒童普遍收看電視時段的廣告如何界定。兒童普遍收看電視的時段，如18點30分到19點，這個時段播放的沒有面對兒童受眾，也沒有兒童參與的廣告算不算兒童廣告?按《廣告審查標準》衡量，它不算，但這一兒童集中收看時段的廣告對兒童的影響非常大。能聽之任之，不加監管嗎?
目前兒童電視廣告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眼看穿的不良兒童電視廣告少了，隱蔽性的不良兒童電視廣告多了。不良兒童廣告一直存在，只不過現在變得更加隱蔽。像早期的一則廣告：一上門求辦事的“大人”(兒童飾)提著禮品到“領導”家，被“領導”(兒童飾)拒之門外，后來，辦事的“大人”又給這位“領導”的孩子送來某產品。被孩子放了進來，還說：“給父母送禮不如給我送。”還有某具有神奇增高作用的增高鞋墊的廣告，這樣一眼就能看穿的、一經播放就遭群起而攻之的不良兒童電視廣告少了。而現在常用的廣告詞“媽媽的愛”，給兒童造成如果不買這種產品，就是媽媽不夠愛他；為擁有某種食品感到自豪并向小伙伴顯示；老師在黑板前告訴學生，她小時候也使用某某牙膏；吃了某種補劑就能“增長智力，勝人一籌”；喝了某種補液可以考試得好成績等。諸如此類給家長施加購買壓力，以擁有某種產品使兒童產生優越感，利用教師形象，利用應試教育的隱蔽性不良兒童電視廣告越來越多。監管兒童電視廣告的難度系數逐年增加。
兒童電視廣告監管――政府監管無法可依，行業自律缺位。我國目前的廣告監管體制是以政府監管為主。行業自律為輔；以部門職能分工為基礎。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政府主導型的監管體制。但是目前對于兒童電視廣告，監管的現狀卻是：政府監管無法可依，行業自律缺位。
如何使兒童電視廣告監管有效運轉
兒童廣告急需專門立法。我國現行的廣告類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共計300余部，但涉及兒童或未成年人的只有寥寥十余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只是在第二章第八條規定：廣告不得損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廣告基本準則》第五條規定：廣告不得損害朱成年人和殘疾人的身心健康。《廣告活動道德規范》第十三條規定：廣告經營者在廣告創意中使用婦女和兒童形象應當正確恰當，有利于樹立健康文明的女性形象，有利于維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培養兒童良好的思想品德。《廣告審查標準》第三十九條規定：對一些危險用品、成人化妝品等產品，兒童不得參與演示。《電視廣告播放審查》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兒童節目應避免播出不適宜兒童的廣告。而《廣告管理條例》(1987年10月26日國務院)、《廣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1988年1月9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2003)》針對兒童廣告均為空白。
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兒童廣告法規”。從以上法律、法規、規章條款可以看出，涉及兒童廣告的內容要么是缺失、要么是空泛，缺乏可操作性，遠遠滯后于現在兒童廣告的發展。無法可依是兒童電視廣告監管最為重要的問題。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廣告監管司應該考慮收集不良兒童廣告案例，和立法專家討論，通過出臺兒童廣告法，解決法律的滯后性所帶來的矛盾和沖突，以使兒童廣告在法律的軌道中健康發展，兒童廣告立法也確實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兒童電視廣告可以不嚴加禁止，但法規分則條款必須具體可操作。希臘嚴格禁止在早晨7點至晚上10點做有關玩具的電視廣告。《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規定：不得將兒童作為廣告對象。瑞典從1992年起。禁止電視播放針對12歲以下兒童的廣告。這種嚴加禁止的法令是不適應我國國情的，也很難長期施行下去。兒童電視廣告可以播出，但前提是，分則條款要具體可操作，落到實處。
許多國家都制定了廣告必須保護兒童的法律和規定。主要是要求廣告不要利用兒童的忠誠天性，故意欺騙兒童；尊重兒童的人格尊嚴。英國的《廣告與兒童法規》規定產品不得有意使用廣大兒童喜聞樂見的，但其結果卻有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方式；廣告不得利用兒童的輕信和模仿意識；廣告不得鼓勵兒童進人生疏地區；不得直接吸引或勸誘兒童購買；不得使兒童相信，如果得不到廣告中的產品，同其他兒童相比。他們就是低下的．或者由于沒有得到這種產品而被人輕蔑和嘲笑等。這些兒童廣告法規對我們是很有借鑒意義的，兒童專門的廣告法規，分則條款必須具體可操作，對涉及兒童的廣告時間及內容應作出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如不準用流行的動畫形象向兒童推薦產品，廣告不得鼓勵兒童讓家長去買某一商品等。
兒童廣告自律組織的缺位及對成立CARU的思考。自律是兒童電視廣告監管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在的海量廣告。要全部由政府負責監管，肯定是不現實的。自律組織是很重要的，而我們目前的情況
是，兒童廣告自律組織缺位。
美國有關兒童廣告行業自律組織是兒童廣告審查單位(The Children's Ad-vertising Review Unit，簡稱CARU)，成立于1974年，是設在良好商業局(CBBB)中的一個部門。CARU以促進可信度高的兒童廣告發展為目的，是保護兒童合法權益的廣告行業自律組織。監督所有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形式，其主要執法依據是《兒童廣告自律指導方針》，同其他自律組織一樣．兒童廣告審查單位沒有法令或強制執行的權力，遵守準則純粹出于自愿。廣告主如果不配合，審查小組便將案子提交給具有強制約束權力的機關，如貿委會或通訊委員會。同時，“國家廣告處”報道案例摘要，典型案例由報界發表，公之于眾。這樣，兒童廣告審查單位實際上利用社會輿論實施了“軟”制裁，加強了自律的效力。
《兒童廣告自律指導方針》是CARU進行審查監督的基本依據，是CARU得以存在的基石，決定著兒童廣告審查的范圍。原則上包括以下七點：
1 兒童的認知水平和判斷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他們也無法理解從媒體得到的個人信息的性質。廣告者負有特殊的責任去保護兒童，使其避免因易受影響而受到傷害。
2 廣告者應當充分意識到兒童是充滿想像力的，在兒童成長進程中虛擬游戲(make-belleveplay)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廣告者應當盡量注意避免不當地開發孩子們的想像力，直接或間接地刺激其對產品性能或功用的不合理期待都是不應當的。
3 兒童不宜的產品或內容，不應該直接面向兒童進行廣告或促銷。
4 廣告者應當認識到廣告在兒童的教育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廣告者應當充分認識到孩子從廣告中學到的東西將影響他(或她)的健康和良好的行為，因此廣告中要使用真實、準確、孩子們容易理解的語言進行交流。
5 廣告能對孩子的行為產生影響，強烈希望廣告者充分利用這一潛能，致力于展示積極有益的行為品質。
6 為團結少數民族和其他弱勢群體，廣告中應給予他們適當的關注，展示其積極與正面的社會形象。應當避免社會成見和偏見。
7 廣告者應當努力促進父母與子女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
CARU在兒童電視廣告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兒童廣告自律指導方針》也成為廣告主遵循與把握的標桿，例如全球第一玩具品牌――美國費雪(Fisherprice)所有的營銷行為，包括網站設計，都經過仔細審查，以遵守CARU的規定。我們是否也可以考慮在中廣協下建立一個類似CARU的自律組織，通過CARU，建立廣告主、廣告公司和廣告媒體的信譽制度，開展信譽等級評定。廣告前．廣告公司也可組織孩子討論廣告內容。孩子應該是兒童廣告的重要評判者，美國有個“壞廣告”(BadAd)征文競賽，6～12年級的學生參加，參賽者除了要解析一個自己心目中的“壞廣告”，還要給這個“壞廣告”的廣告主和者寫信，因其社會反響巨大，在很大程度上震懾了那些廣告主、廣告公司和者。
兒童保護組織的強化。在兒童權利保護方面，我們目前主要是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關注流動兒童人口、城市貧困兒童人口、艾滋病兒童等。我國非政府的兒童保護組織的聲音非常弱小。非政府的兒童保護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美國保護兒童免受互聯網黃毒侵害的委員會(CO-PA)；英國的兒童保護組織甚至曾建議政府禁止邁克爾?杰克遜在英國過圣誕節；美國兒童和家庭保護聯盟對蘋果電腦最近推出的iPod視頻播放器會不會成為利用的工具對政府提出異議。而我們在非政府的兒童保護組織這方面，一直比較薄弱，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不要說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方面，就是對兒童影響最大的電視媒體，也缺乏相對應的兒童保護組織。
兒童廣告素養教育的實施。英國的兒童心理學家伯林認為，孩子能夠正確了解電視廣告的目的：“這一領域的絕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12歲以下的孩子完全能夠理解電視廣告。”瑞典文化部高級顧問羅蘭提出：如果兒童具備了鑒別能力，廣告商就不能濫用兒童的幼稚了。
美國根據不同的年齡段，制定了不同的廣告素養教育內容，如幼兒和小學階段：了解并辨識廣告；區別事實與虛構。臺灣傳播學者吳翠珍提出的媒介素養教育內容，關于廣告的是：理解廣告的說服技巧。我們專門針對廣告的素養教育是基本缺失的，現在主要關注的是大眾媒介的素養教育，對于廣告素養教育，很少有人關注。
關鍵詞:終身教育體系;終身教育基礎設施;終身教育基本制度;中國;日本;韓國
終身教育與學習體系是學習型社會的基石，是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重要保障。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是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關鍵。本文的目的是從終身教育基礎設施與基本制度建設的視角，通過中日韓三國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狀況的比較研究，探討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方向及日韓可資借鑒的經驗。
一、日本終身學習體系的形成及其特點
1．社會教育體系的形成
日本終身學習體系是在其社會教育體系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教育是作為“學校基于課程開展的教育活動之外的，主要面向青少年及成人的有組織的教育活動”。二戰后的1949年，日本頒布了《社會教育法》，形成了以公民館①、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基礎設施及其人力物力保障為核心的社會教育制度體系。該體系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有法可依，注重法制保障。日本的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博物館法等相關法律，為社會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法制保障;二是設施和場所以非學校型的社會教育機構，如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為主，內容上以非學歷、非職業教育為主;三是注重基礎設施和專業人員隊伍建設。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社會教育機構有明確的設施建設和運行標準，包括設施面積、設備配備和專業人員配置要求。②四是強調學習者的自主性，注重學習者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
2．向終身學習體系的轉型
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終身教育思想的傳播，日本成為世界上最早著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國家。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關于綜合擴充完善學校教育基本政策”的咨詢報告中提出，“要以終身教育的觀點對整個教育體系進行整合”。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關于終身教育》的咨詢報告中提出，要用終身教育的觀點統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強化家庭教育，改革初等中等教育，促進高等教育向成人開放，大力推進社會教育及在職成人教育培訓，加大支持老年教育等。③該報告首次使用了終身學習的概念，認為終身學習強調個人根據自身學習意愿和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要求重新構建教育制度體系，整合社會各種教育功能和資源，促進終身學習。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首相設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作為全面教育改革政策的核心，提出要向終身學習體系轉型。主張打破社會教育的封閉性，把人力資源開發、社會福利、娛樂休閑等納入終身學習體系，加強同其他行業的統籌協調，大力發展民間教育產業。強調要恢復家庭教育力，強化社會的教育功能，振興終身體育等。還特別強調把學校教育也納入終身學習體系，提出在初等中等教育階段加強基礎學習，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高中和大學要面向成人開放，推進入學資格自由化、彈性化、靈活化等制度改革。根據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建議，1988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終身學習委員會提交了“關于終身學習基本建設”的咨詢報告，明確提出了完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加強學習信息的提供、強化專業工作者職業資格、制定終身學習重點地區、支持民間教育事業等終身學習基本建設的主要任務。作為社區終身學習基礎設施，提出建立“終身學習中心”的設想。終身學習中心應兼有對各種終身學習成果進行評價和轉換為學分的功能。
1990年，日本頒布了“關于建立和完善振興終身學習政策推進體制的法律”(簡稱終身學習振興法)。該法的目的就是在原社會教育法等相關法律基礎上確立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只有12條規定的該法的主要內容如下:一是明確了政府振興終身學習的責任，主要包括:收集、整理和提供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包括社會體育)相關的學習與文化活動的機會的相關信息;調查研究居民的學習需求與學習成果的評價;開發符合本地情況的學習方法;為居民學習的指導者和教育者提供研修;為地方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文化機構或團體的合作提供咨詢和支援;開辦社會教育講座等;二是要求地方政府整合終身學習資源，設立終身學習審議會，制定地方終身學習推進計劃，完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充實教育、文化及體育設施，擴充廣播電視大學的學習機會等;三是提出修訂社會教育相關法令，增加與民間教育事業合作等內容;四是通過改進政府、企業等的用人行為和改革公共職業資格制度等，糾正偏重學歷弊端，使終身學習成果能得到恰當評價;五是要求改革教育行政、財政體制，強化終身教育政策統籌;六是確立跨部門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把終身教育政策統籌置于地方政府首長的行政管理之下，在中央政府明確由文部省和通產省共同作為終身學習主管部門。為了落實終身學習振興法的各項政策，日本文部省將原來的社會教育局調整為終身學習政策局，賦予其統籌協調各級各類教育政策的職能。
1991年，日本頒布了地方政府終身學習推進體制的建設標準。終身學習振興法的實施促進了日本終身學習新體制的建立，促進了終身學習政策與職業能力開發與社會福利等政策相結合。但它同時也受到一些批評或質疑。主要理由:一是該法將終身學習治理從教育行政轉向地方政府綜合行政之后，容易使終身學習、社會教育政策成為政治與經濟政策的附庸，導致社會教育地位的下降;二是該法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過分強調學習中的個人責任和扶持民間教育產業，會導致終身學習的市場化和商業化，弱化政府的教育責任，削弱終身學習、社會教育的公共性。
3．日本終身學習體系的特點及變化趨勢
日本終身學習體系在內涵與外延上包含了學校的正規教育，強調學校教育也要推進以終身學習理念為指導的教育教學改革。在政策上使用終身學習的概念，強調終身學習中學習者的自主與責任。在內容上以依托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社會教育設施的非學歷教育為主。原社會教育體系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專職人員配置。終身學習振興法頒布實施后，日本的終身學習機構或設施出現多樣化的趨勢。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加上經濟低迷及財政危機背景下政府縮減公共開支等政策的影響，公共終身學習事業出現萎縮趨勢，公民館等傳統公共社會教育設施及社會教育專業工作者的數量持續下降，而民營的終身學習機構有所增加。以上情況表明，日本雖然經歷了終身學習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階段，但終身教育體系仍在調整和變化中，如何理順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中公共保障與市場調控、政府干預與個人自主、教育部門同其他部門之間的關系仍是一個未解決的課題。
二、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發展
1．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法律框架
韓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形成大致可分為社會教育體系形成發展期、終身教育體系孕育期和終身教育體系形成期三個階段。從二戰結束后韓國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韓國逐步建立起了識字與成人基礎教育、成人學歷補償教育、社區發展型社會教育、職業培訓等人力資源開發、廣播函授教育等構成的社會教育體系。［2］韓國社會教育體系形成的重要標志是1982年頒布“社會教育法”。該法將社會教育定義為“學校正規課程以外的所有教育活動”，并確立了社會教育的范圍、政府責任、社會教育工作者資格認證制度、非營利原則等。韓國的社會教育體系中成人學歷補償教育和職業培訓等占據重要地位。從社會教育法頒布實施時起，韓國的終身教育體系就開始進入了孕育期，其契機是1980年頒布的韓國憲法。該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必須振興終身教育(韓語為“平生教育”)。這是韓國法律中最早出現的有關終身教育的表述。隨著終身教育思想的逐步普及以及社會教育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起，韓國社會開始探索終身教育立法和構建終身教育體系。1995年總統設立的“教育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樹立新教育體制的改革方案”，為構建適應21世紀需要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議在原社會教育法基礎上制定終身教育法。1998年韓國教育部在其年度計劃中明確提出了“構建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的5項主要任務:依據教育基本法制定“終身學習法”，擴大“學分銀行制度”試點范圍;擴大部分時間制教育的范圍;開設自學學位制度(類似中國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促進中、高等學校開展終身教育。
經過數年的討論和準備，1999年韓國頒布了在原社會教育法基礎修訂而成的“終身教育法”(韓語為平生教育法)，對終身教育的內涵、政府責任、專業工作者、設施、經費資助、學分認定制度等作了明確規定，為韓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具體說來:一是明確了終身教育的內涵，沿襲原社會教育的概念，將終身教育定義為“除學校教育外的所有教育活動”;二是明確規定了國家及地方政府推進終身教育的責任與任務，包括設立終身教育設施、培養專業工作者、提供經費補助等;三是建立終身教育政策協調機制，要求在教育行政首長下設立終身教育協調委員會，協調終身教育實施主體間的關系。明確了教育行政首長對終身教育中心、地區終身教育信息中心等新型終身教育設施的管理權限等;四是建立了新的專業工作者制度，即“終身教育士”制度，明確了其主要職責、崗位知識技能要求;五是建立了終身學習成果的學分學歷認定制度。終身教育法的實施有力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的基本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比如，韓國拓寬了非正規教育機構頒發學歷學位的范圍，允許經認可的“企業大學”授予學歷、學位，允許主要通過互聯網教學的遠程大學頒發大學或專科大學的學歷學位;鼓勵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對其員工給予帶薪或無薪的教育休假，或對其給予培訓費、圖書費、研究費的補貼;建立“人力資源信息銀行”，即可以開設講座、提供培訓的終身教育專家學者的人才信息庫、數據庫;建立綜合記錄個人終身學習相關信息與成果的“個人教育賬戶”，也稱為“成人綜合生活記錄簿”;廣泛設立終身教育中心及地區終身學習信息中心等新型終身教育機構;擴大終身教育機構設置運行的自，將原來的機構設立時的申報注冊制改為備案制，鼓勵企事業單位、民間社團和媒體等面向社會舉辦終身教育事業。
隨著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逐步深入，韓國終身教育法的一些局限也開始顯露出來。比如，由于沿襲了原社會教育法的概念，終身教育體系建設難以突破原社會教育的范疇，同人力資源開發法等其他領域相關法律的關系也不清晰。［4］因此，2007年韓國對終身教育法進行了修訂。這次修訂的要點是:第一，進一步明確了終身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即“終身教育是除學校正規教育課程之外，包括學歷補償教育、成人基礎與識字教育、職業能力提升教育、人文修養教育、文化藝術教育、市民參與的教育等在內的各種形態的有組織的教育活動”。第二，增加了有關“學校的終身教育”的內容，要求大中小學校積極參與共同體及地方文化的建設。第三，為落實政府推進終身教育的責任，增加了政府應制定終身教育推進基本計劃的條款。2002年，韓國政府曾制定“為推進國家人力資源開發基本計劃的終身學習振興基本計劃(2002—2006)”，2008年又制定實施了第二次“終身學習振興綜合計劃(2008—2012)”。第四，加強了終身教育支持保障體系，確立了中央—市道(相當于中國的省級行政區劃)—市郡(相當于我國的縣級行政區劃)三級終身教育支援體系。第五，增加了關于學習型城市的條款，規定國家可指定和支持地方建設終身學習城市。終身教育法的制定、修訂與實施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與完善，使韓國形成了獨特的終身教育推進體制與治理體系。
2．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發展狀況
終身教育法實施以來，韓國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形成了多樣化、廣覆蓋的終身教育機構網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提供終身教育機會，滿足了社會成員多樣化的終身學習需求。二是終身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有所進展，擁有“終身教育士”資格者的數量持續增加，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服務質量的提升。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韓國擁有“終身教育士”資格者已超過11萬人。三是對終身教育的公共預算投入不斷增加。據統計，2016年，韓國中央政府終身教育預算達到2544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5億元)，除教育部外，勞動雇傭部、產業資源部、文化觀光部、國土交通部、未來創造科學部、女性家庭部、保健福利部等眾多政府部門都安排了終身教育相關預算，涉及278項終身教育事業或項目。④四是學習型城市建設取得成效。韓國的終身教育城市發展很快，2001年至2014年，韓國共認定了129個學習型城市。［5］五是終身教育治理、支援體系逐步健全。目前韓國各級政府層面廣泛成立了終身教育振興會或者協議會，形成了中央、道、郡三級終身教育治理和支援體系。比如，中央和地方設立的終身教育開發院在推進韓國終身教育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六是終身學習成果認定制度逐步完善。特別是學分銀行制度為學習者提供了通過非正規教育、非定形學習獲得學分和學位的機會。據統計，在學分銀行注冊的學習者從起初的600多人持續增加，(2013年)曾超過14萬人，2015年有11．5萬人在學分銀行注冊學習。
三、中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狀況
中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大體經歷了孕育期(1978—1992)、萌芽期(1993—2009)和形成期(2010—現在)幾個發展階段。⑤孕育期體系建設上的主要特點是在原先成人教育政策框架內成人學歷補償教育的迅速發展，這個階段的基礎設施與基本制度建設主要聚焦在成人學歷教育領域內。萌芽期終身教育的主要進展體現在非學歷教育，尤其是職業培訓、遠程開放教育、社區教育等出現和發展。中國提出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政策目標也是在這個階段: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了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的目標。在這個階段，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雖然經常出現在政策文本中，甚至曾有過終身教育立法的嘗試，但終身教育制度化、法制化方面的實質進展并不大，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仍停留在口號層面上。以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頒布實施為契機，中國進入了全面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形成期。這個階段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和制度建設方面的進展，首先是地方終身教育立法的進展。上海市(2011年)、太原市(2012年)，河北省、寧波市(2014年)等地方先后頒布實施了終身教育促進條例，推動了地方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為國家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有益參考。
其次，在終身教育制度建設上也有所進展。比如，2016年9月，教育部了關于推進高等教育學分認定和轉換工作的意見，為深化終身學習成果認定轉換制度奠定了基礎。再其次，教育治理機制調整為完善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新的機會。比如，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以及教育部綜合改革司和教育部繼續教育辦公室的設立等，對于終身教育、繼續教育政策的統籌協調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同日本和韓國相比，我國在終身教育法制保障、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方面嚴重滯后，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目前，國家層面的終身教育立法尚未被列入立法計劃，終身教育經費與人員保障依然薄弱，終身學習成果認定等終身教育基本制度建設剛剛起步，統籌有力的跨部門終身教育領導管理體制仍未完全建立起來。如果要實現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學習型社會的目標，我國必須加快終身教育立法，加強基礎設施、基本制度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與韓國的有關經驗乃至教訓，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四、結語
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比利時在148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十七，其中教育質量單項位居世界第七，基礎教育質量單項排名世界第二。
比利時實行學前三年半（2.5～6歲）免費非義務學前教育。學前三年毛入園率90%以上，學前一年毛入園率99%以上。2013年比利時各類幼兒園（2.5～6歲）3804所，在園兒童45.14萬人，教職工3.38萬人，適齡兒童平均每119人擁有一所幼兒園，學前教育幼兒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約4000歐元。2013年比利時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6.5%，占公共支出的12.3%，學前教育支出約占財政教育支出的11%。
總的來看，比利時的學前教育制度健全，對保證本國教育的整體質量領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比利時學前教育管理體制
比利時是一個由三大語區（法語區、荷語區、德語區）組成的聯邦制國家，根據比利時憲法，教育事務由三個語區各自獨立負責，沒有國家層面的教育部，語區政府可以視為各自語區的中央政府。比利時三大語區的學前教育基本制度和發展程度大體一致。
學前教育在比利時屬于非強制、非義務教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0～2.5歲的嬰幼兒保育和幼兒早期教育，由各語區社會保障部門統籌管理，政府向社會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務，并對家庭困難兒童提供減免看護費教育；第二階段是2.5～6歲的學前教育，由三大語區政府教育部各自管理。現三大語區均實行三年半免費學前教育，學前教育機構98%以上屬于公共經費開辦。
比利時的民辦幼兒園只有國際幼兒園，法律上屬于營利性質的商業機構，大都不接受教育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管理，僅接收外交官和外籍員工子女，教學語言一般為英語，學費約1.5萬～2.5萬歐元/年。
比利時85%的小學設有幼兒園部，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管理體制，如教師管理體制、經費管理體制、入學政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的指導原則和培養目標定位上有明確區分。在比利時人的概念里，兒童兩歲半以后就可以“上學”。
三、比利時早期教育的投入保障機制
和成本分擔情況
比利時是一個高稅收高福利國家，政府每年向家庭中每名學齡前兒童發放74歐元（2013年標準）教育補貼，計入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政府按月向每名兒童發放100歐元左右的撫養費直至其十八歲成人，如家庭中有多個孩子，從第三個孩子起撫養費補貼標準會相應提高。撫養費補貼列入社會保障支出，不計入公共教育支出。
1.0～2.5歲的兒童早期教育的成本分擔
在比利時，0～2.5歲嬰幼兒早期教育看護成本大部分由個人（家庭）承擔，政府提供免費兒童基本健康服務。比利時各語區政府設有新生兒及兒童辦公室（隸屬于社會保障部，法語區叫ONE，荷語區叫Kind en Gezin）和遍布全國的社區服務點，提供0～3歲兒童免費健康體檢、免費接種疫苗和免費入園信息咨詢服務。
比利時0～2.5歲的兒童早期教育機構屬非營利機構，包括市（鎮）政府舉辦的兒童看護中心、私人托兒所等。入托費一般從20歐元/天至30歐元/天不等，由家長個人承擔。根據家庭收入情況，0～2.5歲幼兒可以進行托兒費減免，最低可減免至約2歐元/天，減免部分由政府補貼。
0～2.5歲階段也有很多家長選擇參加母嬰俱樂部（自發組織的在家庭中的免費輪流看護），一般每6個孩子一組，每天輪流集中到一個家庭，由一個家長看護。
2.2.5～6歲的兒童早期教育成本分擔
（1）2.5～6歲兒童學前教育的公共投入
比利時2.5～6歲兒童學前教育由教育部門統籌管理，學前教育經費列入每年政府財政預算。比利時2.5～6歲兒童學前教育機構98%屬于公共經費開辦，細分為國家公辦幼兒園、接受補貼的地方公辦幼兒園和接受補貼的教會幼兒園三類，分別約占幼兒園總數的17%、22%和61%。國家公辦幼兒園由語區政府全額撥款，語區政府直接管理；地方公辦幼兒園由語區政府和市鎮政府共同撥款，市鎮政府直接管理；接受補貼的教會幼兒園經費上主要依賴語區政府的財政撥款，財政撥款可滿足日常基本運轉，少量不足的經費一般通過募捐等渠道籌集。教會幼兒園是比利時發展歷史最長的一類幼兒園，除開設哲學宗教課外，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與世俗學校基本一致，執行國家規定的教學大綱和指導原則。
其一，公共非建設性教育經費投入。在比利時政府學前教育公共支出中，工資性支出、運行經費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分別占總支出的81%、13%和6%，教師工資支出占據了政府教育開支的絕大部分。比利時2.5～6歲兒童學前教育機構的教師工資全部由語區政府直接撥付至教師個人賬戶。比利時政府對國家公辦、接受補貼的地方公辦及接受補貼的教會三類幼兒園均采用相同的運行經費撥款標準，即根據每年開學幼兒園注冊的在園人數，按照每名幼兒約400歐元/年的標準撥付運行經費。
其二，建設性（新建改擴建）教育經費投入。比利時政府對學校（幼兒園）新建、改擴建項目設立了單獨的項目撥款渠道。比利時荷語區和德語區政府均通過成立公私合營的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政府持股，運用市場機制和市場工具，通過中長期市場融資方式對學校新建、改擴建進行投入。
荷語區成立了名為“明日學校”公私合營的股份制公司，由荷語區政府、（比利時政府持股的）巴黎富通銀行和AG房地產（前富通房地產）集團共同持股。政府持有公司26%的股份，公司負責未來30年200多所學校（包括幼兒園）從設計、建造、融資到維護的一條龍服務。學校依靠政府補貼在30年內分期向合作伙伴支付使用費，30年后產權歸學校所有。
德語區也在2010年成立了一個新的公司，負責新建或改建語區內8所學校，并負責未來25年內這些學校的維護。
（2）2.5～6歲兒童學前教育的私人支出
比利時2.5～6歲兒童學前教育私人支出在學前教育成本分擔中僅占很小的比例。除午餐、課外時間看護和課外活動屬于自費外，其他與兒童發展有關的教育活動開支幾乎全部由政府“買單”。
比利時的學前免費教育政策雖然很早就已經實施，但據實際了解，2000―2005年前后比利時幼兒園仍有較多收費項目，一些幼兒園每年向家長收費多達上千歐元。有些幼兒園為了規避政府的財務監管，特意要求家長把現金裝在信封里讓孩子帶到學校。
為治理“亂收費”現象，比利時荷語區政府2007年出臺了相關法規，規定學校（幼兒園）不能向家收與兒童發展相關用品的費用，并制定了詳細的禁止收費項目清單（見表1）。2007年的法律規定，幼兒園可以向家長收取一些必要費用，如活動課服裝費等，但每年每名幼兒累計收費不能超過40歐元（見表2）。
比利時政府對學校組織的外出活動（如參觀、滑雪、出國交流等）制定了單獨的收費上限標準，小學生每年不能超過360歐元。幼兒園幼兒年齡較小，沒有遠距離和隔夜的外出活動，此類自費項目一年一般不超過100歐元。
比利時幼兒園的午餐屬于自費項目。在比利時特別是大城市，有專業公司專門負責中小學、幼兒園午餐的制作和配送，也有的學校有自己的食堂。幼兒園每餐約2～3歐元，在絕大多數家庭經濟可承受范圍之內，家長可以自愿選擇是否給孩子入伙。
比利時的小學、幼兒園每周三下午不上課，其他工作日下午三點半放學，學校可以提供放學以后時段（15：30―18：00，周三12：00―18：00）的看護服務，該時段以做游戲、自由活動為主，沒有教學內容，有需要的家長需支付給學校、幼兒園額外的看護費。
2007年比利時政府對學校、幼兒園的限制收費政策對減輕家庭教育負擔起到了明顯效果。據實地了解，比利時家長們普遍反映目前學校（幼兒園）的收費對一般家庭來說均可承受。但政府嚴格的限制也迫使很多比利時的學校（幼兒園）每年開學時會給家長一份長長的自購物品清單，將一部分教育成本轉嫁給家長。為采購齊全這些物品，家長們每年開學時都很忙碌。
四、比利時面臨的挑戰
以及促進學前教育公平的經驗
1.比利時面臨的挑戰
在歐洲特別是大城市，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是，城市中有很多移民和少數族裔聚居區，被很多人稱為“窮人區”。由于語言、文化和家庭教育因素的影響，存在一個客觀現實――在移民子女較多的“窮人區”學校里，學生的紀律表現和學習成績普遍相對較差。在比利時家長心目中，優質教育資源是在那些移民、少數族裔子女較少、地處“富人區”的學校。同時，由于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移民家庭一般不會把子女送到天主教學校學習而會選擇市鎮或國家辦的世俗學校，所以比利時（白人、亞裔）家長認為的“優質學校”以教會學校居多，國家公辦學校在比利時經常被認為是“窮人學校”的代名詞。
盡管比利時學前教育普及率已經很高，但依然面臨因移民、種族因素導致的優質教育均衡覆蓋不均和教育不公平問題。因此今后一段時間比利時學前教育政策重點主要是提高質量、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覆蓋和保障特殊群體的公平教育機會。
2.比利時促進學前教育公平的經驗
歸納起來，比利時在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覆蓋和保障特殊群體的公平教育機會方面有以下四點經驗。
（1）資源均衡投入促進各類幼兒園均衡發展
比利時學校的教學條件、師資質量相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比利時的兩項政策：一是比利時所有教師工資全部由政府直接撥至個人，教師工資直撥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收入差距因素造成的教師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各校之間師資質量的均衡；二是學校幼兒園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各類不同機構均執行統一的撥款標準，從經費上保證了城鄉、區域之間幼兒園教育資源和教育質量的均衡。
（2）提高撥款標準引導幼兒園招收特殊貧困群體
比利時政府為調動學校（幼兒園）招收移民和貧困家庭子女的積極性，對貧困群體按在校（園）人數以更高的生均標準撥付運行經費給學校（幼兒園）。從了解的實際情況看，不論是比利時的教會學校還是世俗學校，學校的辦學條件和教師素質差別并不明顯，比利時的優質教育資源差距主要取決于在校生群體的構成。
（3）透明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發達的銀行、稅收監管和法治體系阻斷學校的“灰色收入”
同很多歐美發達國家一樣，比利時任何組織、個人的收入支出都會受到稅務部門的嚴格監控。如某組織或個人的銀行賬目上有可疑收入或支出，會被稅務部門約談，要求逐條解釋收入支出來源的合法性及是否報稅，一旦發現有偷稅漏稅的情況將受到高額處罰，以及追究刑事責任。基于此，比利時的學校和教師基本沒有隱性“灰色”收入，也幾乎沒有通過各種形式的贊助“擇校”的現象。透明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發達的銀行、稅收監管和法治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學校、幼兒園的逐利傾向，保證了兒童不會因家庭經濟條件因素遭到學校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
（4）入園制度改革保障學齡前處境不利兒童受教育權利
為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覆蓋，保障處境不利兒童特別是移民、低收入人群和少數民族子女受教育權利，比利時在過去十年間進行了一系列入園制度改革。
其一，荷語區入園制度改革。2003年以前，荷語區幼兒園的入園制度由幼兒園自行制定，荷語區政府對此沒有統一的規定。2003年政府推出了《就學機會平等》法案，規定所有學校（包括幼兒園）必須在政府規定的統一時間內，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進行學生注冊；未達到學額容量上限的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學生注冊。之后荷語區政府由于注意到弱勢群體往往獲得信息和根據信息作出反應的速度相對較慢，因而于2006年對“先到先得”注冊入學（園）政策進行了改進，允許一個學區內的學校、幼兒園在“先到先得”原則下對特殊情況學生給予“優先權”，特殊的情況包括有兄弟姐妹在該校就讀或學生屬需特殊照顧群體（如低收入、母語非荷蘭語、母親學歷低等）。針對熱門幼兒園供不應求的情況，2008年政府繼續在“帶特殊情況優先權的先到先得”政策中進一步增加了“家校距離”因素，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根據郵編判斷優先錄取住址離學校更近的學生。
其二，法語區入園制度改革。比利時法語區政府2007年首次引入“先到先得”的入園、入學原則，但因不能很好解決優質學校爆滿、劣質學校無人問津的問題，同時造成家長在多校同時注冊導致“需求泡沫”，便在2008年放棄了此原則。
2008年比利時法語區政府在入學（園）政策中引入了“優先級”概念，并輔助以“抽簽”方式，即將注冊學生劃分為處境不利群體（包括母語非法語、家庭收入低于貧困線、家長學歷在中學以下等）、需特殊照顧群體（包括已有兄弟姐妹在該校（園）就讀、是該校（園）員工的子女、學生住在學校所在學區內）和其他普通兒童三類，其中貧困人群所在的處境不利群體最具優先權，每校（幼兒園）必須預留至少15%的學額給處境不利群體。其他需特殊照顧群體優先級低于處境不利群體，但高于普通群體。上一級優先級內的配額未使用完可由下一優先級中的學生補充。在同一優先級內，如果遇到需求大于供給的現象則采用“抽簽”方式。
2008年法語區包含“抽簽”方案的入學（園）政策遭到很多質疑和反對，沒有被抽到的家長認為抽簽方式剝奪了他們自愿選擇學校的權利，并引發了2008年法語區家長針對“抽簽政策”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迫于社會壓力，法語區政府放棄了抽簽政策，“就近原則”被認為是最好的替代方式。目前的招生入學（園）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對貧困兒童、處境不利群體和需要特殊照顧群體的區分。
五、比利時早期教育師資隊伍情況
2013年，比利時學前教育教職員工共約3.38萬人，其中教師占據總數的92.5%。幼兒教師男女性別比為1∶49；專職教師（終身崗位）與兼職教師（臨時崗位）分別占教師總數的74%和26%。教師隊伍年齡結構為20～29歲占16%，30～39歲占34%，40～49歲占35%，50～59歲占14%，60歲以上占1%。
1.比利時教師資格
比利時的教師資格是終身制，一旦取得教師資格，除非發生嚴重問題，教師資格終身有效。
比利時荷語區1991年3月27日頒布的法令規定了幼兒園及中小學教師準入基本條件。荷語區教師須為歐盟成員國的公民或歐洲自由貿易協定簽約國家公民（如不符合該條款須獲得荷語區政府特批）、享有公民權和政治權利、符合語言要求，必須使用荷蘭語作為教學語言、擁有教師資格證書、體檢合格。取得教師資格需要的資格證書包括：基本的學位證書、教學資格（或教師培訓）證書以及（或者）符合要求的相關經歷。
法語區法律明確規定7歲以下幼兒的保教人員須獲得由嬰幼兒福利中心頒發的授權證書。在幼教機構工作的人員需要滿足一定的健康要求（無肺部傳染病、接種過麻疹疫苗、不曾患過易傳染給幼兒的相關疾病）。其他條件與荷語區類似。
2.比利時教師培訓制度
比利時的教師資格雖是終身有效的，但為了防止因年齡因素出現的教師知識結構老化問題，政府規定中小學、幼兒園教師每年必須參加不少于3個工作日的培訓，同時法律規定教師每年在其它法定假日之外另有3天的帶薪培訓假。
法語區各校（幼兒園）在教師培訓政策的具體執行辦法上會有不同：一些學校會在學期中間安排3天，這期間全校學生集體放假，學校集中組織全校教師參加培訓，培訓內容由校長統一安排；也有些學校會將帶薪培訓假延長至5天，其中1～2天集中安排一些培訓，剩下的帶薪培訓時間交由教師自主選擇，教師自主選擇的培訓內容需事先征得校長的同意。比利時有數個專門提供教師培訓服務的專業機構，這些機構的網站上會可供選擇的課程模塊，不少教師會選擇校外提供的培訓課程。
荷語區對教師帶薪培訓假沒有明確規定，但鼓勵教師終身學習。荷語區政府和學校均會組織相關培訓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培訓經費來自政府、教育部門及學校三方。教師可自主選擇是否參訓。
3.比利時法語區“教師培訓師資格”制度
為了提高教師培訓的質量，法語區政府2002年7月17日頒布法令對教師培訓人員的資格作出規定，教師培訓人員接受210個小時的培訓，合格后可獲得教學熟練（精通）證書，獲此證書的人員具有教師培訓的資格和技能。
4.比利時幼兒教師待遇
比利時的教師崗位一般分為臨時崗位和永久崗位兩種，新入職教師一般先獲得一個臨時崗位，工作達到一定年限將轉為永久崗位。比利時擁有永久崗位的教師享受類似于公務員的待遇。臨時崗位和永久崗位的比例約為1：3。
比利時幼兒園教師與小學教師工資標準基本一致，根據職位、學歷、工齡、崗位性質等因素進行具體核算（幼兒教師稅前年均工資約4.8萬歐元，稅后年均工資約2.4萬歐元，相當于約2000歐元/月）。荷語區經濟發展相對更好，教師平均工資略高于法語區。
比利時法語區幼兒園及中小學教師通常65歲退休，全額退休金為退休前工資的75%，也可60歲退休，但不能獲得全額的退休金。荷語區教師的退休年齡為60歲，因健康原因教師可以58歲前提早退休，并提前享有退休待遇。
六、比利時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的政策措施
以荷語區為例，過去20年中，比利時荷語區教育質量監控體系不斷改進，經歷了從各學校分散評價，到各學校聯盟統一質量目標并開發測試工具，再到政府明確質量標準和建立監管機制這樣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到2009年荷語區政府《教育質量法案》出臺，荷語區已經具備一整套從頂層制度設計到具體細節控制的較為完備的教育質量保障監控體系。荷語區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的政策措施可以歸納為“五有”，即“有制度、有機構、有隊伍、有標準、有工具”。
1.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制度
比利時荷語區政府2009年頒布的《教育質量法案》規定：荷語區學校是教育質量的第一責任人，學校教學必須達到語區政府規定的基本教學目標，學校對教學質量有接受問責的義務。該法案從法律層面明確了學校、政府、社會其他相關機構在保障教育質量中的責任和義務，為各類機構開展教育質量內外部監控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
2.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機構
根據荷語區《教育質量法案》，負責開展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的機構包括：隸屬于政府的教育監察局、教育和培訓質量保障局和為政府提供咨詢服務的教學顧問委員會。
教育監察局主要負責中小學、幼兒園教育質量的全面監管，確保各教育機構的行為符合各項教育法律法規要求，組織開展學生測試，負責中小學、幼兒園的認證，負責對改進教育質量監管制度提出建議，每年關于教育質量的檢測報告《教育之鏡》。教育和培訓質量保障局負責更大范圍內各類教育和培訓的質量監管，負責各級教育的質量銜接，負責國家資格框架的政策制定和與歐盟的對接。教學顧問委員會是由荷語區兩大民間組織――弗拉芒天主教教育委員會（VSKO）和弗拉芒市鎮教育委員會（OVSG）以及各個學校聯盟的代表構成的教學服務和決策咨詢機構，負責對學校教學進行具體指導，開發質量測評工具，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詢。
3.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隊伍
荷語區約有150名全職的教育督導，負責語區內約2200所小學、幼兒園的督導檢查。教學督導崗位屬于教師編制，工資由政府直撥，歸屬于教育監察局管理，享受類似公務員的待遇。
教育督導以團隊形式定期對每個學校開展系統、個性化的全面評估，將每所學校的評估報告會公開在教育監察局的網站。
除政府的監管隊伍外，負責教育質量保障的兩大民間機構――VSKO和OVSG也有各自的教學督導隊伍。與政府教育督導團的責任有所區分，教育委員會的教學督導任務主要是幫助學校提高教學質量，政府監察評估則是帶有最終結論性的，可對學校提出警告甚至要求其停辦。
4.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標準
荷語區政府認為，盡管對教育投入、教育過程的監管對于保障教育質量十分必要，但對教育產出結果的評估是教育質量監管最有效的方式。基于這一理念，教育和培訓質量保障局于2009年制定了從學前教育到高中畢業在每個關鍵節點上學生應當達到的最低發展目標。如將幼兒園畢業生的發展目標細分為“身體素質發展目標、藝術能力發展目標、母語能力發展目標、環境認知能力發展目標、數學能力發展目標”五大類最低發展目標。荷語區教育部從每個階段末學生應具備的“知識、理解、能力、態度”四個方面對每一類應達到的最低發展目標進行詳細解釋和描述，做法類似于博洛尼亞進程中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所進行的學習成果描述。
5.早期教育機構質量監管工具
再看近30多年來蘇州教育的發展歷程。1982年蘇州率先在全國基本普及小學教育，1992年率先普及九年義務教育，1998年率先普及高中教育，2004年率先普及高等教育，2006年率先實現免費義務教育，2007年率先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過去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實，足以讓蘇州教育人引以為豪。但蘇州教育人沒有裹足不前，他們又確立新的發展目標——“十二五”期間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2020年實現高水平教育現代化。“教育發展，必須不斷地自我揚棄，不斷地給自己確立新標桿。30多年來，蘇州教育之所以能保持一個良好的發展態勢，就在于不斷給自己確立新的目標和追求。”2012年初春，剛剛上任蘇州教育局局長的顧月華向記者暢談了自己的思路和愿景，她說：“教育現代化，關鍵在于教師隊伍現代化，而教師發展的關鍵在于點燃教師自我發展的引擎。”
一個區域，教育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蘇州經濟總量在全國地級市中名列前茅，對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強大支撐作用。但蘇州教育人清醒地認識到：并不是“有錢”就一定有好教育，氣派的校舍只是穿了一件漂亮衣服，內涵發展才是蘇州教育改革發展的可行路徑，必須把經濟的支撐轉化為教育的內涵，而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師資質量。
蘇州教師近10萬，近百萬中小學學生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占40%，教育“體量”大，新的挑戰不斷出現。內涵發展，談何容易！蘇州教育人沒有回避問題，而是毅然從現有起點再出發。
上篇 以制度建設提高師資質量
管理者深知，教育的核心發展力是教師，教師的成功是教育管理者最大的成功。教育現代化首先是教師隊伍現代化，離開這一點就是“標簽式”的現代化。只有讓每一位教師成為最好的自己，才能做到“水漲船高”。一系列制度建設成為蘇州教師專業提升的重要推動力。
以師資均衡促教育公平
2006年，王依上任金閶區教育局局長后，主抓的“頭等大事”便是實行區域內教師交流。
一天，一位教師氣勢洶洶地闖進王依的辦公室，劈頭就問：“局長，我們學校有那么多教師，憑什么只調動我？”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年，金閶外國語學校剛剛建成，為了讓學校“開好頭，起好步”，教育局決定在區內調配一些骨干教師到這里“支教”。聽著這位老師的責難，王依先是一愣，旋即笑著解釋道：“喏，新《義務教育法》剛剛頒布，我正在學習，你也該學一下，‘教師交流’是具有法律依據的。”聽局長這么說，那位教師盡管一肚子怨氣，也只好作罷，怏怏離去。“當時，我只能拿法律來救急，但教師對于‘交流’有明顯的抵觸情緒。”這位教師的故事并非個案，剛開始推行教師交流的一兩年，一到節骨眼兒上，總少不了托關系說情的，甚至還有跑到教育局哭鬧的。王依曾為此頭疼不已。
6年后的今天，金閶區教師交流早已成為一項常態化制度，教師不僅能夠泰然處之，還樂意為之。這得益于2008年金閶區出臺的《教師交流制度暫行辦法》，其中明文規定：“凡在一所學校任教滿10年的教師，將自動進入‘教師流動庫’。”這樣，每個教師都心中有數，“我已經在這所學校10年了，我就有流動的義務和可能”。“大家都逐漸接受了這項制度，因為制度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王依說道，“其實，教師交流不僅能夠促進教育公平，而且對于教師專業成長也有促進。思想上、業務上、行動上的交流，能激發教師群體的活力。”另外，教師評優晉職與交流經歷掛鉤。2009年，教育局對教師交流制度進行了人性化修訂：第一，教起始年級和畢業班的教師，原則上不交流；第二，懷孕和產假剛結束的教師不宜交流；第三，年齡滿50周歲的教師不參與交流。“這幾年，金閶區新建學校較多，教師調配任務繁重，正因為教師交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使得這項工作非常順利、順暢。”王依輕松地向記者介紹。
學校托管制，是太倉市促進教師均衡配置、促進教育公平發展的一項有效舉措。2007年8月，太倉實驗小學成為太倉市學校托管制首個試點校，托管距離本校50公里的太倉市浮橋鎮九曲小學，開了城鄉學校之間以強帶弱先河。太倉市屬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城鄉教育從硬件建設而言基本均衡。就拿九曲小學來說，學校教育現代化設施設備已達到江蘇省二類學校標準，但學校管理和師資建設等軟件，卻由于地處農村，長期得不到重視而明顯滯后。用太倉實驗小學校長錢瀾的話說，這是一所“管理不到位的學校”。教育局讓兩校“聯姻”，目的是要利用實驗小學的優質資源提升九曲小學的辦學軟實力，重點是提升師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學校托管制，是太倉教育局借鑒酒店托管管理經驗而來的。太倉有一家萬源酒店，設施設備先進，但由于經營管理不善，曾一度門庭冷落。前些年，由南京名牌飯店托管后，借助先進的管理經驗，萬源酒店得以重生，生意火爆起來。
接到教育局的任務后，錢瀾馬上著手組建7人托管團隊，包括實驗小學副校長陶萍以及6名骨干教師，陶萍擔任九曲小學執行校長，教導主任和德育主任也由實驗小學的教師擔任。托管團隊的組建非常順利，得益于太倉市教育局的激勵機制：城區教師要評高級職稱必須有到農村學校支教的經歷；太倉市學科帶頭人如果5年內沒有下鄉支教的經歷，將被“摘帽”。由于路途較遠，教育局還專門為參加托管任務的老師們配置一輛小型客車，另外每人每月享受500元到1000元的津貼。
當初，實驗小學的教師可謂“興沖沖”來到九曲小學。“說實話，我們都有一種優越感。教育局讓我們學校去托管，不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做得好嗎？而且，我們是來幫助九曲小學發展的，他們應該打心眼兒里歡迎我們。”這是他們當時的一種心理狀態。真正付諸實踐時，卻遇到了一些困惑。九曲小學的教師似乎并不歡迎他們，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地說：“你們像美國托管伊拉克一樣‘占領’了我們學校！”很明顯，這是一種拒斥的態度。另外，實驗小學自身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他們選派的7名教師都是骨干，教學任務重，且大多擔任班主任。九曲小學也派出了7名教師來到實驗小學，與原來的教師“置換”。新學期一開始，家長發現孩子熟悉而又親切的教師不見了，換成了從未謀面的農村來的教師，他們不樂意了，紛紛跑到校長辦公室向錢瀾要人，“錢校長，我孩子回家就哭，他還要原來的教師”。錢瀾只能苦口婆心地向家長多做解釋工作。
托管并不像當初想象的那么簡單。錢瀾不敢馬虎。她帶著教育局教研員和學校學科帶頭人到九曲小學調研，通過深入課堂聽課、座談，全面了解學校辦學現狀和制約學校發展的“癥結”。僅第一學期，她就去調研了26次。錢瀾發現，城鄉教師主要在教育價值觀上存在差異。實驗小學的每一名教師都根據自身特點制訂了職業生涯規劃，專業發展方向感很強；而九曲小學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僻，長期的粗放式管理導致形成一種松懈的風氣，教師們大多將教師職業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而已，教師在辦公室里無心教研，而是熱衷于說笑話、拉家常，他們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我這衣服好看嗎？中午該買點什么菜……錢瀾還注意到，學校簡陋的圖書室里，很少見到教師靜心讀書的身影。
一次，錢瀾聽課中發現了一位很有潛質的青年教師，便鼓勵她報名參評太倉市學科帶頭人，可這位年輕人連想都沒想，很隨意地說道：“我沒有這個追求。”這是九曲小學教師一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狀態，他們對于外出培訓、公開課、撰寫論文，一概提不起興趣。“托管前的3年中，學校沒有一位老師公開發表過文章。”錢瀾說道。
記不清多少次，錢瀾和前去參加托管任務的7位老師坐在一起，共商對策。針對九曲小學的現狀，他們確立了“輿論樹標、環境烘托、典型引路、深挖資源、短板加長”的發展策略。除了直接派到九曲小學的7位教師，錢瀾還定期派出骨干教師到九曲小學“送課”，并隔周召開一次校長辦公會，研究解決一些迫在眉睫的發展問題。
在教師發展層面，建立網上研修機制，還成立了青年教師發展共同體，把兩所學校的教師真正“捆綁”在了一起，共同解決教學中的問題，分享實驗小學多年積累的先進教育理念、教育技術和教育資源。在實驗小學骨干教師的指導下，九曲小學每位骨干教師也制訂了專業發展規劃。兩校還組建了語文、數學、英語以及班主任研修組，每周二是班主任工作研修，周四是學科組研修，實驗小學的教導主任和德育主任分別擔任導師，有時還外請教育教學專家來為兩校教師進行培訓。每學期，兩校老師都要展示教學基本功，主題事先確定，人人備課，現場抽簽登臺上課，評課……如此一來，農村教師身上多年來那種懈怠的積習蹤影全無，教育教學能力有效提升。一年后，九曲小學辦學質量“全面升級”，教師的課程研究意識被喚醒了，學科把握能力大為提升，尤其是語文、數學、體育、美術等學科，躍居太倉市農村學校前列。更重要的是，教師精神狀態發生了可喜變化，下班后燈下奮讀的教師多了，撰寫反思隨筆的多了，勤練基本功的多了……
如今，每年的太倉市青年教師賽課，九曲小學總有教師能夠脫穎而出，“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九曲小學副校長汪京元感慨地說。不僅如此，短短幾年，九曲小學從原先一所名不見經傳的農村小學，如今被人稱為“農村的實驗小學”，先后獲得“蘇州市體育傳統項目學校”、“蘇州市常規管理示范學校”、“蘇州市信息化實驗學校”、“蘇州市綠色學校”等稱號，正在向“蘇州市教育現代化學校”邁進。“其實，托管制對于實驗小學的教師也有促進作用，托管前我們的中年教師職業倦怠問題比較突出，現在大家勁頭可足了。”錢瀾也很感慨，“現在，兩所學校實現了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關愛學生”需要制度保障
2009年開始，蘇州市實施教師績效工資制，教師待遇明顯提升。與此同時，社會對學校與教師的期待和要求也在提升，師德師能建設顯得尤為迫切。從2009年開始，張家港市專門出臺《中小學教師師德考核辦法》，明確提出師德考核的標準、優秀比例，并將師德考核與教師年度考核掛鉤。
每年5月的“學校行風建設綜合測評”，是張家港市在師德建設方面的“實招”。全市105所中小學，共有15萬名學生。教育局工作人員直接向家庭發放調查問卷。“問卷發放覆蓋所有學校，但發放時不通過學校，也不通過班主任，而是由工作人員隨機抽取全市四分之一的班級，放學時由學生直接帶回家給家長。”張家港市教育局副局長王建東介紹道。問卷內容涉及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如辦學條件、教育教學質量、師德師風情況、食堂伙食質量，等等。每次測評要下發3萬多份問卷，發放完畢后，教育局通過“家校路路通”給家長發送一條提示短信：“今天，您的孩子帶回一份問卷，請您根據您對學校、老師的真實看法認真填寫。一周后請投放到學校門口的意見箱內，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感謝您對教育工作的支持！”對于這項工作，家長非常積極，問卷回收率達到98%以上。問卷的最后一題是開放題，請家長談自己對于學校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大多數家長都是字斟句酌，認真填寫。問卷回收后，教育局請來數十名專業對口的大學生對問卷進行匯總和統計，認真整理家長的意見和建議。“盡管有的家長的答卷中還有不少錯別字，但那不是態度問題，他們都非常認真。”王建東說，“我們每年整理的‘意見和建議’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如果家長不信任、不認真，他們不會寫這么多。”社會對教育的滿意度在逐年提高，2009年為94.6%，2011年達到96.8%。
行風測評活動，有效提升了學校辦學質量，對教師的師德師能建設的促進作用更直接、更顯著。根據測評結果，教育局按比例計算出20%的行風建設示范校，60%的合格校，20%的不獲獎學校。“不獲獎學校”在教育局組織的年度綜合評估、文明單位評比中“一票否決”。“如今，在針對學校的各種考評中，中小學校長最看重的就是‘行風建設綜合測評’。”王建東說，“這項活動更大的意義在于，家長能夠主動參與到學校管理中來，有助于促進教師從日常教育教學的細節之處不斷改善和提高。過去家長意見比較集中的‘伙食質量差’、‘體罰’、‘收費補課’等現象基本不見蹤影了。”
走近學生，了解學生，研究學生，是一切教育教學活動的起點。家訪這一便于走近學生精神世界的傳統教育方式，隨著人們生活方式和通訊方式的變革，已淡出了不少教育工作者的視野。然而在吳江市，從2004年10月開始，各中小學持之以恒地開展“千名教師訪萬家”活動，8年來從未間斷過。他們把這項活動視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一個有效途徑。
吳江共有7600多名中小學教師，隨著“千名教師訪萬家”活動的持續推進，家訪已成為吳江每位中小學教師的“必修課”。家訪中，要求每位教師做好5方面的工作：一要走村串戶對學生家庭情況做一次全面了解，二要對家長進行家庭教育指導，三要向家長介紹學生在校情況，四要對學生和家長傳授安全知識，五要請家長和學生對學校工作提出意見與建議。
吳江市盛澤鎮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絲綢紡織重鎮，早在明清時期就以發達的絲綢織造和繁榮的絲綢貿易而聞名遐邇，號稱“綢都”，人口30多萬，其中近三分之二是進城務工人員。這里經濟發達，但家長大多忙于自己的生意，無暇顧及子女教育。面對前來家訪的教師，一茬接一茬家長的表情出奇相似——大多警覺而錯愕地問前來家訪的教師：“是不是孩子在學校犯錯誤了？”對于教師的登門家訪，不少家長還流露出“不歡迎”的神情。
近年來，盛澤實驗小學每年都要新招20多名新教師。他們不缺知識儲備，卻不會家訪，不顧風吹雨淋來到學生家里，卻往往一杯茶工夫就被家長打發走了。他們不善于跟家長交流、溝通，不善于調動家長的興奮點。“每次家訪結束回到學校，青年教師個個唉聲嘆氣，只會抱怨家長不重視孩子的教育。”校長薛法根要求教師寫家訪日記掛在校園網上供交流，有經驗的老教師往往會侃侃而談、生動鮮活，新教師卻大多寥寥數筆，說不出個所以然。薛法根決定帶著青年教師去家訪，并從中看出了一些端倪，“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青年教師，自己還是個孩子。他們走進學生家庭時顯得很拘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薛法根還發現，這些青年教師缺乏與家長溝通的技巧，“很多對話就像課堂上對小學生提問，家長一兩聲‘嗯’、‘哦’就算應答了”。越是這樣，青年教師挫敗感越強，越是提不起精神，家長也越不愿意與他們交流。而且，越是問題家庭、問題孩子的家長，面對教師越是敷衍應付。
如何才能把家長的心里話“掏出來”，這的確需要一些溝通方法和技巧。對于新教師而言，這種方法和技巧只有通過老教師的“傳幫帶”實踐才能獲得。
一天下午放學后，薛法根帶著兩名青年教師驅車前往二年級學生洋洋家進行家訪。薛法根從兩位教師口里得知，洋洋在班上的成績較差，課堂上聽一會兒玩一會兒，坐不住，似有多動癥。不知不覺間，3人來到洋洋家。這是個經營婚慶典禮的家庭。通過家里的陳設，薛法根一眼便知，這個家庭白天做生意，晚上父母和孩子一家三口就住在逼仄的店里。校長和兩位教師的到來，讓家長和孩子都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張中，孩子的媽媽給3位教師倒了杯茶水，便又張羅自己的生意去了。洋洋在寫作業，只是在這樣嘈雜的環境中，他根本無法專注。即便是校長和老師在場，洋洋也是一會兒寫作業，一會兒吃零食，一會兒又好奇地聽父母與顧客討價還價。目睹這一切，孩子的癥結，薛法根已是心知肚明。從晚上6點開始，3人一邊給孩子輔導功課，一邊等家長抽出時間。將近晚8點時，孩子的父母才忙完自己的生意，面帶愧意地坐下來。薛法根不急不躁地說道：“你們也不容易啊！”簡簡單單一句話，家長潛意識里的防備之心似乎已經消釋，兩人坐在那里，不住地摩挲自己的雙手。“生意重要，但孩子更重要。生意今天不做，明天還可以做，但孩子錯過了今天，明天的發展就要受影響。孩子才是家庭最重要的財富啊！一定要給孩子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薛法根說話慢慢悠悠，但透著一股嚴肅勁兒。一番攀談之后，家長心悅誠服地說：“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我們也知道難為他了，但以前只想著圖個方便，今天聽了校長一席話，非常中肯，我們一定想辦法。”他們當場表示，孩子放學后，先寄放在離家不遠的親戚家，等晚上9點再接孩子回家。恰好，親戚家的孩子和洋洋同在實驗小學讀書。
從洋洋家里出來已是晚上9點多。一出門，兩位青年教師便對薛法根說：“校長，真佩服您！”最令他們佩服的是校長的耐心以及與家長“拉家常”時的親切態度。“您竟然能耐心地等待近兩小時！以往家訪中，一看家長忙自己的事，就覺得被冷落了，我們就會早早打道回府。”“這個時候你一定要等，你的耐心會打動家長，他們才會真心配合你教育孩子，才會想辦法把家庭教育做得更好。家庭教育做好了，學校教育就可以‘水到渠成’了。”薛法根依然不緊不慢地說。之后，薛法根又護送倆人各自回家，回到自己家時，已是晚上十點半了。
之后，學校出臺新規，要求校領導和中層干部帶領教齡3年內的教師上門家訪，每年2～3次。無疑，這是對缺乏家訪經驗的新教師最有效的指導。每年4月，是學校的“主題家訪月”，已持續多年，主題包括“家庭教育”、“書香家庭建設”等。今年的主題是“周末無作業，親情來陪伴”，要求家長盡可能陪伴孩子度過美好的周末時間，鼓勵親子郊游、親子共讀、參觀博物館，不一而足。“之所以如此重視家訪，是要讓教師真正生發‘走近學生，關愛學生’的意識。對于教師尤其青年教師的專業成長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薛法根說道。
構建教師專業成長“高地”
2011年11月24日下午，蘇州市相城區黃埭中心小學會議室內座無虛席，由蘇州教育名家高本大帶領的“名師發展共同體”24名成員以及相城區100多名語文教師，濟濟一堂，觀摩黃埭中心小學副校長、蘇州市名教師薛元榮的一堂展示課《清平樂·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薛老師以他廣博的才學，帶領孩子們徜徉在古詩文的唯美意境之中。在課后的點評環節，來自省內外的教育專家分別對薛元榮的課堂教學、教育思想進行把脈問診，就教師專業成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教育專家成尚榮也來到了現場，他點評道：“教師心中要開一朵百合花，因為教師是一種美麗的、文化的存在。百合花開了，一次偉大的教育使命就完成了，不能做一個沒有魂兒的教師，要帶領學生發現生活的本來面目，更要開發、創造出新的語文生活……”精彩的課堂，精到的點撥，帶給參與活動的所有教師一種精神的享受和思想的啟迪。
蘇州市名師共同體發端于2010年4月。當時，20位名師被聘為共同體學科主持人，成員包括江蘇人民教育家工程培養對象、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特級教師以及蘇州市名校長、名教師。名師共同體強調向學科縱深方向發展，通過規劃、例會、課題研究、論壇等多種方式，引領成員在教育思想、教學實績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實現大提升。共同體把有著共同價值觀、學科背景相同、教學經歷相似的人凝聚在一起，參與者說：“在這里，我們找到了職業幸福感和心靈歸屬感，這里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每個名師共同體每年都有活動規劃，要組織系列專題研討和公開展示活動；共同體成員人人樹立發展目標，個個開展課題研究，有力地促進了名師專業發展，較好地解決了名師自身發展的“高原現象”。
“蘇州教育的名片不僅在于崇文尚教的文化傳統，更在于我們現在有誰？蘇州教育的高度必須體現在名師的高度上。”蘇州教育局副局長周春良認為，名師共同體成員大多面臨專業發展上的瓶頸，“我已經是特級、教授級了，好像到天花板了，這個時候需要他們相互之間的促進。”建立名師共同體，一是要解決自身發展問題；二是通過打破校際界限和區域界限，配置名師資源，引領青年教師成長。
人才聚集的地方，會因不同思想的碰撞而產生新的思想。“共同體內聚集著眾多的名師、特級教師，坐下來吃頓飯，同桌上‘一不留神’就有五六個特級教師，區域內名師更是比比皆是。每次活動，你總能從他人的口中聽到新鮮的話語和獨到的見解。我切身體會到，每到自己覺得別人所講的都是新鮮東西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落后了。于是，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便油然而生，就會逼著自己繼續往前走。”特級教師、盛澤實驗小學校長薛法根談道。
2012年以來，各共同體紛紛開展“名師高徒教學大獎賽”，不僅名師上課，還要把自己的徒弟帶出來展示，促進年輕人成長。周春良說：“組建名師共同體，并不是要建一個名人堂，而是要搭建一個發射塔，讓名師走得更遠，同時帶動更多的人。”
共同體為名師、特級教師的高位發展鋪設了一個新的平臺，而把住教師隊伍“入口關”，是提升教師隊伍整體質量的重要保障。幾年前，跟全國大多數地方情形一樣，蘇州也是“一流學生報考一本，二流學生報考二本，三流以后的學生才報考師范院校”。“那時候，心里真是著急，但又沒有應對之策，總不能強拉著優秀學生填報志愿吧。”昆山市教育局副局長張云說道。經過較長時間醞釀，2008年，昆山教育局出臺《關于鼓勵昆山籍優秀高中畢業生報考師范專業的暫行辦法》，明確了優秀高中畢業生報考師范院校的待遇：大學4年，每人每學年獲得1.5萬元資助；學生畢業后經市教育局、人事局考核合格，由市教育局在昆山教育系統安排工作。凡報考教育部或江蘇省重點高等師范院校，并在本一批次錄取的，均可享受這樣的優厚待遇。
這是一項優化教師隊伍結構、提高師源素質的有力舉措，也受到了高中畢業生和家長的歡迎。2008年當年，就有63名優秀生與教育局簽訂了合同。“這些孩子的成績，都能上一本院校，基本素質過硬。”張云當時心里真有一種美滋滋的感覺，“這是著眼于昆山教育長足發展的一項治本之策啊！”到2012年，共有130名優秀高中畢業生與教育局簽約。每年寒暑假，這些學生都要回到教育局人事科報到，匯報自己的學業成績和生活情況；教育局也派人前往這些高校，了解孩子們的學習生活情況。
2010年，昆山教育局又出臺一項政策：鼓勵昆山籍優秀高中畢業男生報考師范類小學教育專業，限定20個名額，要求畢業生必須達到二本以上師范院校分數線，每年資助1萬元。“這項政策是針對小學男女教師比例失衡問題而出臺的。”張云介紹道，吸引優秀高中畢業生報考師范院校，今后將形成常態化機制。從2012年起，每年都會有優秀師范畢業生回來工作，為昆山教育輸入優質新鮮血液。
下篇 沒有終點的旅程
“蔡老師真沒花頭（蘇州話，意思是沒出息），連北京都沒去過！”初為人師的蔡明被學生的這句話徹底擊中。是啊，作為地理教師，不行萬里路，沒有親身體驗課程中一些地文地貌、人文環境，怎能讓學生信服！從此，旅行成了蔡明寒暑假的必修課，至今已堅持了25年，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如今，每個假期開學后，蘇州中學園區校蔡明的學生都能收到她旅行帶回來的小禮物，一塊長白山的火山巖、青海的茶卡鹽巴等，這些禮物，加上蔡老師講解的旅途見聞，可比教材上的知識精彩多了。
“教師發展是一段沒有終點的旅程，貫穿教師隊伍建設、教師職業生涯的始終。”采訪中，周春良這樣告訴記者，這個觀點也成為蘇州的一個共識。每年，在蘇州市政府與5市7區政府簽訂的年度教育目標責任書中，教師發展指標都是其中重要的考核項目。市教育局著力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讓教師在自身發展的旅途中，一路收獲，一路幸福。
全面、完整的教師發展觀
“校長，說實話，我感覺太累了，真的不想當老師了。”幾年前，蘇州立達中學校長費建華在與教師談心的時候，一位教師這樣告訴他。教師工作時間長、壓力大是事實，但是費建華沒有想到這位教師竟然萌生了棄教的想法。“我每天除了睡覺，其他時間都在為成績、職稱擔心。好不容易到了寒暑假，也不輕松，要拿出大部分時間參加專業培訓。”簡短的幾句話反映出教師在壓力狀態下的職業倦怠心理。
通常大家都認為教師的成長來自教育的經驗積淀、專業知識技能的拓展、職稱的評定等方面，持有這樣的目標，又沒有恰當的途徑釋放壓力，職業倦怠就會伴隨著個人成長應運而生。職業倦怠對教師、對學生的危害自不待言，如果教育管理者和教師狹隘理解并片面關注專業發展，勢必會加重倦怠的程度。
“教師的發展應該以人為本，以生命為本。專業發展不是把教師束縛在校園里、課堂中的發展，而是要把教師放到他自身生命的長河和社會背景中去思考，不能只注重技術層面，而疏忽了人文素養。”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引領下，蘇州十中校長柳袁照帶領學校的教師們走上一條本真、唯美、超然的專業發展之路。
與柳袁照的想法類似，費建華認為“教師發展涵蓋方方面面，心理素質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為了提高教師的職業幸福感，消除倦怠心理，立達中學成立了很多社團，心健俱樂部就是其中之一。教師們在專職心理教師的引領下開展活動，對教師的倦怠心理進行調適和疏導。隨著社團活動的開展，不僅教師的心理問題得到了解決，受到心理教師潛移默化的影響，其與學生溝通、走進學生心靈的專業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發展。
教師發展觀決定了教育管理者以及教師對自身發展方向的認識和取向。“教師發展不是簡單的名師、骨干教師數量的增長，而是要引領教師離教育原點更近一些，離學生的心靈更近一些。”周春良說。教師的發展先于學生的發展，相比精湛的教育技術，形成正確的教育觀念更有助于培養出人格完善的學生。
近一段時間，平江中學的蔣少鴻被一種強烈的愧疚感包圍著，因為小陳要休學。剛接班時，蔣少鴻就注意到小陳了，他的個頭相比其他同學明顯矮小。隨后蔣少鴻了解到，小陳是侏儒癥患者，雖然智力沒有問題，但是體質偏弱，經常需要治療。正因如此，小陳非常內向，不怎么跟同學、老師交往。雖然成績不理想，但從不惹是生非。慢慢地，蔣少鴻仿佛忽視了他的存在。所以，當聽到小陳要休學的消息時，蔣少鴻突然意識到，自己對他的關注太少了。
想到這里，蔣少鴻趕緊打開電腦，檢索照片。他愛好攝影，平時喜歡用鏡頭捕捉學生的喜怒哀樂，記錄一起走過的歷程。他一張一張地查找，其實是在尋找內心的安慰：如果照片中有小陳，如果小陳是照片的主角，說明自己關注他了。然而，小陳的身影并不經常出現在蔣少鴻的鏡頭內，在一些集體照中，他也總是躲在角落里，怯生生地看著鏡頭。看著這些照片，蔣少鴻的內心五味雜陳，難受異常。
“你聽說了嗎，小陳要休學。”消息在班里逐漸傳開了。“小陳啊，我好像沒怎么跟他說過話，休學就休學唄。”學生們漠不關心的神情深深地刺激了蔣少鴻。教育應該培養情感健全的人，而不是只關注學業而對同學、老師、學校、社會麻木冷漠的人。“這3年我們將一起度過，為了理想，我們將一起拼搏。3年中，我們共同生活、學習，共同歡笑、流淚。”蔣少鴻想起了剛接班時對同學們說過的話，這些“共同”之中，少了小陳的參與是不完整的，如果小陳就這么離開班級，蔣少鴻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必須想辦法彌補教育的缺失。
一場特別的班會應運而生。“同學們都知道，小陳要休學了，老師準備了一些照片，我們一起回憶過去1年走過的時光。”伴隨著舒緩的音樂，教室的大屏幕上播放出一張張運動會、春游、秋游的合影，每一張照片都經過特殊處理，小陳是彩色的，其他同學是黑白的；每一張照片，小陳都是主角。“在他即將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希望大家能送給他一份特別的禮物，每人跟小陳說一句告別的話，給他一個深情的擁抱。”說到這里，蔣少鴻的聲音哽咽了，很多同學開始抽泣。不善言辭的小陳滿臉淚水，神情中流露出對班級、對老師和同學深深的不舍。
隨后，大家依次走到小陳面前，緊緊地擁抱他，并表達自己的祝福。蔣少鴻最后一個走到小陳面前的，他蹲下身，拉著小陳的手，語氣堅定而清晰地說：“小陳，老師希望你能感受到，我們每個人都愛你。”說著把他緊緊摟在懷里。
這是一個神圣的儀式，更是對學生的一次深刻教育。同學們的情感被喚醒了，雖然小陳離開了班集體，但是許多同學依然跟他保持聯系，學校里發生的事情、班級組織的活動，都會通過電話或者信件讓小陳了解。在第二年的運動會上，班長還特意把小陳請到學校，讓他和大家在運動場上一起歡呼。
關注骨干，更關注全體
2004年，金閶區教育局出臺了《金閶區中青年學科帶頭人評選辦法》，規定候選人必備的條件之一：蟬聯3屆金閶區“教壇新秀”榮譽稱號。文件剛一，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意味著，金閶區的教師要成為區學科帶頭人至少要經過10年，時間太長了！”一些人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的確，在金閶區，一位新教師走上工作崗位，2年后要接受綜合素質考核，再過2年才有資格申報“教壇新秀”，“教壇新秀”評選2年舉辦一次，蟬聯3屆，需要6年時間，到申報區學科帶頭人的時候，已經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教師有多少個10年，這個要求太苛刻了！”很多人不理解教育局的做法，但這項規定是教育局領導班子反復討論的結果，自有他們的深刻用意。“我們認為教師的培養，尤其是骨干教師的培養要有積累，有沉淀，這是一項慢功夫，不能急于求成。”王依說。
堅持到底，必有所成。十年磨一劍的金閶區學科帶頭人申報蘇州市學科帶頭人時，通過率非常高。他們不僅本專業的教學業務水平精湛，還在教育教學改革中發揮了引領輻射作用，幫助青年教師成長。
“名師、骨干教師是一個區域、一所學校的旗幟性人物，引領了教師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平江區教育和體育局局長陸麗瑾說。蘇州市歷來重視骨干教師的培養，其目標是建設一支以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特級教師領銜的骨干教師隊伍梯隊，并以骨干教師引領、促進優質教師資源覆蓋面的不斷擴大。2006年蘇州成立了名教師、名校長例會制度，2008年被評為首批江蘇省師資隊伍建設先進市，2010年成立名師共同體，促進名師互助發展，帶動骨干教師共同提高。
“我們注重發揮名師的引領作用，關注骨干教師的培養，但并沒有忽視其他80%教師的發展，他們才是蘇州教育的主干，代表了蘇州教育的整體素質。”蘇州四中校長張劍華的話代表了蘇州校長們在教師隊伍建設上的共識。在關注骨干教師培養的同時，市教育局把關注點放到全體教師身上，每年出臺一份教師發展報告，為全市教師的發展情況做出詳細的盤點和導向。
“我是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當自己的教齡逐漸滿5年、滿10年的時候，內心都有一種光榮感，我們同年參加工作的教師都會開展慶祝活動。”王依覺得教齡是教師的一筆財富，應該借此大做文章，用一些活動打通教師發展的各個階段，為各個年齡段的教師提供展示自我的舞臺。
經過醞釀，“慶教齡、比成長”系列教研活動出爐了，共包括5個方面，全區教師參與。“兩年過一關”讓剛入職的新教師在綜合素質考核中一展風采；教齡滿5年的教師可以在“五年露一手”活動中展示自己在教育信息技術方面的鉆研和探討成果；當教齡滿10年的時候，“十年磨一劍”活動組織全員進行課堂教學評比，課堂教學成為展示自己的舞臺；從教20年，基本上可以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二十年具一格”是對自己教學特色最好的總結；30年教齡的教師專注于教學，有經驗，有體會，“三十年立一言”幫助教師提煉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
“慶教齡、比成長”活動將教師成長的幾個重要階段化作成長的階梯，關照到不同階段的教師，激發各個階段教師的責任感和成就感，也再一次把關注的目光擴大到全體教師身上。
點燃教師發展的引擎
每年新教師的入職培訓第一課，吳中區教育局局長陳偉駿都要親自去上。“大家知道教育局門口的湖叫什么湖嗎？”陳偉駿問。“澹臺湖。”參加培訓的教師人人熟知，此湖因孔子的弟子澹臺滅明來此游學而得名。“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其中七十賢在北方，兩賢在蘇州。除了澹臺滅明，還有一位是常熟的言偃。”說到這里陳偉駿停頓了一下，“大家想想看，2000多年前，孔子著名的弟子曾在此講學，我們作為后人，即將踏上工作崗位，可不能甘心當一般的老師啊，要立志做教育家型的教師！”
接著，陳偉駿又給大家展示了一組照片：蘇州橋，蘇州街，蘇州胡同，然后提問：“大家知道這些橋、街、胡同出自哪里嗎？”“我知道，是出自北京。”一位青年教師回答道。“北京一般不以地方名來命名街道，但是只對一個地方例外，那就是蘇州，蘇州是不是很牛啊？”“陳局長，你不是忽悠我們吧？”一位教師的發問，引發培訓現場的一陣笑聲。“這可不是瞎說，有依據的。”陳偉駿也笑了，“大家知道這是為什么嗎？”新教師們紛紛搖頭。陳偉駿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他給聽得入迷的新教師們講解：明朝時，全國最好的工匠吳中人蒯鵬設計建造了天安門，為紀念他，北京以蘇州命名街道、橋梁。“我們有全國最好的工匠，所以蘇州人從當老師第一天起，就要立志做最優秀的老師。”陳偉駿的總結引來全場熱烈的掌聲，每一位即將走上崗位的教師心中都涌動著一股發展自我、做最優秀的教師的渴望。
若干年后，當歲月消磨了意志、壓力削弱了激情的時候，看到澹臺湖，想到局長講過的蘇州橋，這些教師心中還能喚起一份做優秀教師的愿望。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文化意識引領對于師資隊伍培養非常重要，不僅是對新上崗教師，在教育局精心組織的各級各類培訓中，非常注重挖掘文化意識的引領作用，激發教師發展的內驅力。”陳偉駿說。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帶領下，吳中區成為江蘇省師資隊伍建設先進縣市區，也是蘇州市特級教師和蘇州市教授級教師最多的區域之一。
蘇州是一座擁有2500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文化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每個蘇州人身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教師的教育教學之中。“今天的課，我們先來欣賞一首徐志摩的詩歌《偶然》。”這可不是語文課，而是蘇州實驗中學陳平老師的一節數學課。在蘇州，陳平被稱為“數學家中的文學家”，身為數學老師，他的文學修養堪比語文老師。凡是上過陳平數學課的學生，常常會有一種上語文課的錯覺，因為各種詩詞歌賦經常出現在陳平的數學課堂上。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大屏幕上呈現出《偶然》的詩句。“大家覺得這首詩中哪一句最好？”陳平儼然是要和學生一起欣賞詩歌的意境。已經習慣了陳老師教學風格的學生們，絲毫沒有感到驚訝，而是認認真真地討論起詩歌來。“我認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這一句最好，蘊含豐富的哲理。”這個學生的發言引發了大家的共鳴，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好，現在我們開始學習“平面向量”。”
“向量”是高中數學的一個基本概念，集“大小”與“方向”于一身。在以往的教學中，陳平發現，學生總是搞不清楚向量的方向。欣賞詩歌《偶然》之后，學生記住了向量是有方向的。許多年后，步入社會的學生或許已經忘記了向量這個概念，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的詩句，將長久地留存在他的記憶中。
教師的人文素養比業務能力更重要。“我認為，要教好學生，教師首先要發展好自己。要成為優秀的教師，在本專業上‘深挖洞’就可以了，但你要成為大師級的教師，就必須改變一葉障目的狀況，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才能一覽眾山小，以通馭專。”陳平說。
發展就是不斷超越自我
蘇州工業園區第二實驗小學副校長徐斌至今仍清晰地記得自己第一次上公開課的場景。“你的教案設計、書寫都很好，但是教學語言太過于成人化和書面化，比較生硬，因此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度并不高。課講得再好，如果學生不喜歡，也是枉然。”教研員直言不諱地告訴徐斌。那時候，徐斌已經工作3年了，是學校公認的新秀，教學成績好，上課邏輯嚴謹。對這次公開課信心十足的他，從來沒有想過學生是不是喜歡聽自己講課。
學生不喜歡聽自己講課嗎？徐斌開始認真觀察。上課時，小江走神了，在悄悄地玩橡皮；小亮皺著眉頭，似乎沒聽懂自己剛才講的內容；下課后，學生奔向門外的語文老師，卻很少有人跟自己親近。原因在哪里呢？經過認真反思，徐斌意識到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教案設計上，總想把更多知識傳授給學生，卻從來沒有考慮過小學生的思維特點。小學生的年齡特點決定了其思維方式以感性思維為主，邏輯嚴謹的授課方式和語言特點無法得到孩子們的歡迎。
怎么讓學生喜歡聽自己講課呢？徐斌陷入了苦惱之中。“你有沒有了解過，低年級的小學生最喜歡聽誰講話？”暑假培訓時，導師的一句話點醒了他。回到學校，他立即展開了一次小調查。“我們最喜歡聽鞠萍姐姐和孫敬修爺爺講故事。”徐斌從學生那里得到了答案。既然孩子們喜歡聽鞠萍姐姐和孫靜修爺爺講話，跟著他們學，肯定沒錯。徐斌跑到新華書店，把這兩個人講故事的磁帶買回來，開始研究他們的說話方式。聽著聽著，徐斌琢磨出門道來了：鞠萍姐姐和孫敬修爺爺的語言有一些共同點，比如短句子多，語言生動形象，非常生活化。“從前啊，大森林里有一群小動物，他們每天可高興了……”這種符合兒童認知特點的語言，才能被孩子們接受和喜歡。原來，做教師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專業知識和技能之外，語言、形體、心態都要進行調整和訓練。
整個學期，徐斌都在鞠萍和孫敬修講故事錄音的陪伴下度過，一句一句地模仿，逐字逐句地訓練，常常是一覺醒來，耳機里鞠萍姐姐動聽的聲音還在耳邊回響。不知不覺中，徐斌講課的語氣越來越像孫敬修爺爺，還加上了豐富的身體語言，借助手勢、表情、動作、眼神表達課程的內容。如今，徐斌已經練就一項本領，面對一群陌生的孩子，徐斌能在幾分鐘之內讓孩子迅速喜歡上自己的課，這與當初的語言訓練密不可分。
師：小朋友們，大家好！你們喜歡小動物嗎？
生：喜歡！
師：（出示小猴子的圖片）看——小猴子今天要和我們一起學習數學呢！有一天，猴媽媽把剛摘的桃子放在桌上，讓小猴算一算一共有多少個。小猴子看到這么多桃子，饞得口水直流，哪有心思算呀！小朋友們，你們愿意幫助小猴子嗎？
生：愿意！
……
在小猴子做主角的童話般的課堂中，一節“9加幾”就上完了。課堂氛圍輕松、愉快，怪不得孩子們喜歡呢。
“每一名教師的發展都有其獨特的路徑，不可照搬。但毫無疑問的是，只有不斷超越自我，個人發展才能不斷攀越高峰。”徐斌認為，每一次公開課的磨課、每一次教學研討、每一次自我反思都是自己成長的臺階，正是借助這些臺階，自己才能成長為江蘇省小學數學學科最年輕的特級教師。
與徐斌一樣，蘇州田家炳實驗初中的周瑤也經歷了一個否定自我的嬗變過程。當初選擇師范專業時，周瑤立志要做一個學生喜歡的新型教師。她忘不了中學期間，當班主任因一點小事叫家長時，全班同學反感的態度。然而在做班主任的頭幾年里，她卻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一條讓自己鄙夷的老路。
周瑤聽說班里的小萬和小文談起了戀愛，頓時怒不可遏，這是自己明令禁止的。她數次與小萬、小文談話都沒有效果，兩人依然我行我素。看到這一切，周瑤的憤怒指數迅速上升，沖動之下，她拿起電話，把兩個孩子的家長叫到了辦公室。當兩個學生走進辦公室，看到自己的父母坐在里面時，霎時間臉色變得慘白。周瑤當著父母的面狠狠數落了兩個學生一頓，家長和孩子都低著頭，似乎乖乖地聽著自己“訓話”。周瑤覺得自己勝利了，“讓你們不聽話，這下知道羞恥了吧！”然而周瑤永遠無法忘記，當兩個學生走出辦公室時看向自己的眼神，里面包含著失望、厭惡，甚至是仇恨。那一刻，周瑤打了一個激靈，“我在做什么？這和當年自己厭惡的班主任有什么區別？”周瑤陷入了深深的自責和愧疚之中。
嬗變的過程是痛苦的。周瑤發現，自己和學生的溝通遇到了瓶頸。自己越是“敬業”，越是“苦口婆心”，學生們越是充耳不聞，還常帶著青春期孩子特有的傲慢從自己身邊走過，對自己視而不見。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結果，但是如何改變呢，周瑤非常迷茫。
在一次學校舉行的校本培訓中，蘇州心理教育專家吳文君老師的話引起了周瑤的沉思：“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的是尊重、接納和包容。教師首先要尊重和接納孩子，其次是提供選擇，這樣才能繞過青春期孩子叛逆的‘雷池’。”怪不得無法和學生溝通，原來自己根本沒有接納和尊重孩子。青春期愛戀的萌動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自己不論青紅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肯定會引起學生的反感，溝通也就無從談起。
在參加教育局、學校組織的培訓基礎上，周瑤還自費去參加各種心理咨詢培訓，借助心理學的理論幫助自己善于了解學生，進行班級管理。在這些理論知識的幫助下，她的班主任工作漸入佳境，和學生的溝通變得得心應手。
一天，班級的一個男生來找周瑤：“老師，我有個困難，想求助于您。”“什么事啊？”“我喜歡小麗，不知道怎么辦？”周瑤一聽，又是早戀問題，這次可不能再“訓話”了，必須要站在孩子的立場思考問題，接納他的心情。周瑤說：“青春期對異性產生好感是正常的事情。你今天來找老師，是想問老師如何拒絕還是如何表白呢？”男孩說：“我想表白”。“你確定？”男孩鄭重地點了點頭。
在青春期的孩子眼中，自己就是整個世界，想要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但是作為教師，有責任提醒他們在決定之前，思考問題的后果。“你表白了，有沒有想過結果？”男孩搖搖頭。“你表白了，不代表她接受了，對嗎？”他想了想說：“是的。”“所以你要作好準備，假如她答應你了，你準備怎么做，才能保證兩個人好好相處，同時不影響學習，不傷害彼此；如果她不答應，你準備怎么辦？”男孩沒有回答，提出要“想一想”。周瑤相信這些問題能帶給男孩更多的思考：不僅僅是滿足自己的愿望，還要想到責任、寬容。
沒過幾天，小麗找到了周瑤：“老師，您能不能幫幫我呀？”“好啊，什么事呢？”小麗的臉紅紅的，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周老師猜猜，你這么溫柔、這么漂亮，是不是有人追了呀？”她輕輕地說：“是的，老師我該怎么辦呀？”周瑤反問她：“你是想拒絕，還是接受？”她抬起頭迅速地說：“想拒絕。”“其實你的問題是，想拒絕，同時不想傷害他，更想在他面前保持好的形象，對不對？”小麗如釋重負地笑了：“老師您太了解我了，就是這樣。”隨后，周瑤跟小麗“演練”了一番，討論怎么表達，才能不傷害男孩的自尊心。
后來，看到兩個孩子面對彼此時釋然的表情，周瑤深深體會到了成長帶來的幸福感。
蘇州景范中學的校長顧蘇云完全沒有想到，學校財務處的王老師對攝影如此精通。“相機是通過光圈和快門來控制光線的。打個比方，假設有一扇門，打開門光線就會進來，快門就是這扇門打開的時間，光圈是這扇門打開的大小。”外出游玩時，負責給大家拍照的王老師給其他老師講解了一些攝影的基本知識，說得頭頭是道。這不就是很好的教育資源嗎？
[關鍵詞]農民工；市民化；勞動權益；戶籍制度
一、引 言
所謂農民工市民化，是指伴隨著一國的工業化及城市化，農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并迅速轉變為城市市民的過程。就我國而言，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至少要達到以下三個條件：一是農村勞動力已經在城市就業并且工作及收入相對較穩定；二是將其原農村戶籍轉變為城市戶籍；三是使其能平等地成為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象，如能公平地獲得各種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及公共服務等。至于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的轉變，由于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口流動政策的逐漸松動，我國農村人口開始大規模自發地向城鎮流動，其中盡管政策也有反復，但流動轉移的趨勢不可阻擋。據統計，到2004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即農民工的總人數達11.823萬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23.8％(呂政，2005)。但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從進城伊始，進城農民就未成為真正的城市市民，研究者普遍將其稱為“農民工”、“城市邊緣人口”、“待城市化人口”等。進城農民的這種“既不城亦不鄉”的狀況還要持續多久?
2004年以來，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是前所未有的，對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及由此引起的農民工問題，也已經引起政府的重視，國務院在2006年3月專門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確立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指導原則，并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實施措施，內容涉及到農民工勞動權益、社會保障、子女就學及戶籍變化等核心內容。但是，由于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未得到根本變革，地方政府在執行這些措施時也就無所適從，農民工問題依舊在各地上演，并未得到根本遏止。因此，筆者認為，農民工問題必須上升到市民地位和市民權利這個層次去認識和把握，需要中央政府從全局高度實施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變革，給予進城農民工平等的市民地位和市民權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二、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義
(一)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及在此基礎上的非農化和城市化的平衡推進是一國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
從發達國家非農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軌跡來看，非農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這表明，隨著一國工業化及在此基礎上的非農化的發展，農村人口也隨之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兩者是同步平衡推進的。在英國，工業革命前的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業革命后的19世紀中葉，英國的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到總人口的25％。1870年之前，美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3/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1870年以后，英國移民大量轉移到美國，使美國開始了以電力、鋼鐵等先導產業為主的工業革命，進一步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使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19世紀末期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流動。1920年，美國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萬人增加到543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1.2％，基本實現了城鎮化。到2003年，美國非農化比率為98.4％，城市化率也達到77.9％。1947年，日本農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農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急劇下降，1955年為40.2％，1975年為13.9％，1998年為5.2％。到2003年，日本非農化率為98.7％，同期的城市化率達到79.2％。
與英美等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起步時間卻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走了一條農民城市化與工業化、非農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到2003年，我國非農化率已達到85.6％，但城市化率僅為40.5％。雖然2004年官方統計的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1.76％，但官方統計的城市化率中不僅包括具有城市戶口的常住居民，而且也包括9000萬(實際比這個數目要高，因為并未將農民工家屬計算在內)左右沒有城市戶口但到城市工作6個月以上的農村人口，還有2000-2500萬土地被征用但戶籍沒有轉換的失地農民，以及相當部分由于統計口徑偏差，實為農業但被計入城鎮人口的農民。這表明，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隔離制度，使得已經離鄉、離土、進城的農民工，卻無法成為城市的真正居民，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從而造成工業化、非農化與城市化相分離，農民的職業轉移與空間轉移相分離，直接阻滯了城市化進程，進而影響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如果農民工可以順利實現市民化，1.2億農民工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可以實現至少3億農村人口進城，這樣城市化率就可以由現在的41.67％提高到55％以上，而且這僅僅是從靜態上來看，從動態上看這個數目還會不斷提高，因為農村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仍在繼續。顯然，這無論是對于增加農民收入還是增加城市消費水平都是十分有利的。
(二)農民工群體邊緣化帶來了一系列重大社會經濟問題
農民工群體的邊緣化地位，已經在經濟及社會等方面造成了較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
1.農民工就業的非正規性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在我國，農民進城就業主要靠親友、老鄉介紹或自找門路，有組織或通過勞務市場介紹務工的非常少。無組織的勞務輸出，使得農民進城后，很難得到有效的就業信息、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服務，流動就業盲目性很大。在這種非正規的就業形式下，作為臨時工的農民工，與單位正式職工處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就業和工資體系。除了工資以外，他們幾乎不能享受任何福利保障，與雇主之間的勞動契約十分松散。因此，常常發生雇傭糾紛，雇主拒付工資的現象頻繁發生，同時，經濟收入往往是脫離稅務管理的，就業十分不穩定，成為城市里更換工作最頻繁的群體。
2.農民工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利益受損情況嚴重。農民工工資長期偏低，近年來，各地經濟飛速發展，但農民工的工資卻一直“原地踏步”。《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當前農民工的月工資標準大多在500至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僅占27.90％。也就是說，大多數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與10年前沒有多少差別。工時長、勞動環境惡劣、職業病、工傷事故多有發生，威脅農民工身心健康、人身安全。據《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在被調查的農民工中，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以內的僅占13.70％，8至9小時之間
的達到40.30％，9至10小時之間和10小時以上的分別占23.48％和22.50％。
3.農民工群體利益訴求渠道不暢，他們基本被排除在城市政府的管理過程之外，社會政治權利未能得到切實的保障，工會還沒有成為農民工表達和實現自己利益要求，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有效機制。農民工權益遭到較普遍侵害、并且容易遭受侵害，相當重要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們是單個分散的。沒有自己的組織作為載體和后盾，無法通過組織化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又缺乏其他訴求渠道和手段，因而，在與企業和雇主的交涉和較量中，無論民工個體還是群體，都勢必處于一種顯而易見的弱勢境地。單個勞動者是無法與企業建立力量平衡的勞動關系的，也不可能憑借個人的力量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權利。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形成與雇主相抗衡的社會力量。
4.農民工子女教育及健康成長問題嚴重。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則有近2000萬。他們當中，失學率高達9.3％，近i00萬名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羅義，2005)。調查除顯示流動兒童的失學率仍然較高外，流動兒童不能適齡入學表現也尤為突出。6周歲兒童中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近20％的9周歲的孩子還只上一、二年級，13周歲和14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人占相應年齡流動兒童的31％和10％(李薇薇，2004)。另一方面，農民進城后，在農村還留下了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據統計，不能與父母同行的農村兒童比例高達56.17％。由于隔代監護或親友臨時監護造成家庭教育缺位，這些兒童的心理容易出現危機，學習成績不如正常家庭的兒童，導致性格冷漠、自卑、孤獨和自我封閉，甚至出現道德滑坡和行為失范。
(三)進城農民有強烈的市民化意愿
進行進城農民市民化的制度變革，從制度需求方來看，進城農民是否有強烈的意愿?顯然，這是這項制度變革是否必要和是否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筆者曾于2005年暑期在武漢市組織了一次關于“進城農民的‘農民市民化意愿”’的大型調查(梅建明，2006)，其中要求接受調查的農民工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政策允許，你愿意長期定居武漢市并成為其名副其實的市民嗎?”在782份有效問卷中，選擇“愿意”的有434人，比重為55.50％，回答“不愿意”的有228人，比重為29.16％，選擇“無所謂”的有119名，占15.22％，另有1人未作回答。
從不同年齡調查對象的選擇來看，25歲以下年齡段，在“愿意”、“不愿意”、及“無所謂”選項的選擇占總人數的比率分別為54.82％、28.92％、16.27％；25～30歲年齡段為56.95％、24.50％、18.54％；31—40歲年齡段為58.23％、28.11％、13.65％；41～50歲年齡段為54.84％、30.32％、14.84％；50歲以上年齡段為45.00％、43.33％、n.67％。從不同文化程度的調查對象的選擇來看，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在“愿意”、“不愿意”及“無所謂”選項的占其總人數的比率分別為50.oo％、37.50％、12.50％；初中文化程度為55.53％、29.74％、14.74％；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為60.00％、20.57％、19.43％；從不同收入水平的調查對象的選擇不看，500元以下者，在“愿意”、“不愿意”、及“無所謂”選項的選擇占其總人數比率分別為53.27％、36.45％、lo.28％；501～1000元者為54.03％、32.46％、13.51％；1001～2000元者為57.22％、21.39％、21.39％；2001 3000元者為62.07％、13.79％、24.14％；3000元以上者為73.68％、10.53％、15.80％。
從調查結果來看，大部分進城農民都愿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城市定居，成為名副其實的城市市民，而且年紀越輕、收入水平及文化程度越高的進城農民這種愿望就越強烈。我們有理由相信，進城農民尤其是新生代進城農民在經歷了若干年的城市生活經歷后，已經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而且他們的自信心在逐步增強，只要能給他們一個平等競爭的平臺和環境，他們將會成為城市的真正主人。
(四)農民工市民化是我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保證
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政府運用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最主要目標。就我國而言，宏觀經濟穩定增長主要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較高水平，比如8％左右；二是物價水平比較穩定，波動幅度較小。進城農民市民化對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的作用主要有：
1 進城農民市民化可以為城市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充裕的勞動力。2004年，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民工荒”，究其原因就是進城農民工的勞動權益沒有像城市正式職工那樣得到正規制度的尊重和維護，工資水平長期偏低導致的。由于民工短缺，很多企業無法正常開工，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生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農民工的汗水就沒有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今天的發展局面。因為，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是農民工在為它們創造數以億計的gdp。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善，再度出現“民工荒”的可能仍然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要簡單地說我國的勞動力是過剩的、廉價的，甚至因此對農民工勞動權益的受損熟視無睹。
2 進城農民市民化可以增加城市消費水平，擴大內需。1998年至2002年，我國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工業品在城市滯銷，表現出典型的結構過剩，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需求水平不足。以往我們在考察城市消費水平時僅以現有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為準，往往忽略了進城農民的消費水平，或者說沒有充分挖掘這一部分群體的消費潛力。農民工中90％在40歲以下，作為城市勞動力中最年輕的群體，農民工不僅是生產主體而且是消費、儲蓄主體。如果農民工消費能從農村消費轉型為城市消費，那么他們的人均消費水平將提高1.8倍。此外，其對住房、醫療以及對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都將構成擴大內需的強大動力。
(五)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是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
長期以來，我國偏向城市的戰略，在阻礙農村人口自由、平等地向城市遷移的同時，也延緩了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 大量的鄉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業內部，使我國農業表現為一種超小型的經營規模，以這種超小型經營規模為主要經營單位不僅無法讓農民致富奔小康，同時也不能實現農業與工業的互動發展，阻礙了整個經濟發展的進程。由于進城農民不能獲得城市戶籍和平等地成為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象，他們即使多年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大部分仍保留在農村的責任田，導致農地經營規模長期處于一種超小型狀態。在耕地總面積不可能在短期內有較大增長的情況下，鄉村勞動力平均耕地將維持在4畝左右，鄉村戶均耕地維持在8畝左右。這與農業部課題組(2000)測算的農地經營規模相差懸殊。據該課題組測算，到“十五”末期，種植業需要的勞動力為1.68億人，如果按2000年耕地總面積19.51億畝計算，種植 業勞均耕地為11.61畝，以每戶兩個勞動力計算，戶均耕地為23.22畝。而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是密切相連的。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城市化得以迅速推進，而城市化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城市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這又反過來加速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也更快地向城市轉移，在此基礎上，農村耕地經營規模開始擴大，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得以實現。我國目前的情況是，農村人口雖可進城務工經商，但并未得到公正的待遇，這就一方面使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和非農化，城市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又造成農村土地經營規模長期保持在超小型狀態，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又受到阻礙。而且，這種狀況的出現是人為設置的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是完全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來加以改變的。這種超小型的土地經營規模，在技術水平不能得到根本創新的條件下，實現農民收入大幅度上升，徹底擺脫貧窮幾乎是不可能的。
2 由于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主要表現為一種兼業型轉移，農地經營規模長期保持著一種超小型狀態，在農民人力資本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下，目前，我國土地生產率已與發達國家相差不大，甚至比有些國家還高，但勞動生產率是所有國家最低的。我國谷物單產與發達國家中農業大國的單產相近或更高，即土地生產率較高或者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大，而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卻很低。例如，我國生產一噸稻米所投入的勞動為58個工作日，勞動力的價值占每噸稻米價值的31％，也就是說在稻米生產中每個工作日的價值為9元人民幣。而在美國的稻米生產中，每個工作日的價值為50美元。
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議
(一)實施最嚴格的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制度
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益是任何政府必須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因為勞動者在為自己創造工資價值的同時，為整個國家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我國，城市經濟的繁榮與農民工的辛勤勞動是密不可分的，但農民工的勞動權益仍未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實際情況仍不容樂觀。因此，建立最嚴格的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制度迫在眉睫，具體內容如下：
1 通過立法建立農民工最低工資保護制度。經歷數百年市場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一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且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總額占到gdp的50％以上。在我國，目前有些地區和城市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真正執行起來比較困難，因為最低工資標準往往要高于雇用單位支付的一般工資標準，這樣就可能遭到企業的抵制或變相壓低工資標準，而地方政府往往又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而睜只眼閉只眼，最后政策在落實時就不了了之。因此，應將最低工資標準保護制度上升到法律高度，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強制企業執行，否則依法追究企業的法律責任，在全社會實行同工同酬，杜絕歧視性工資制度。
2 通過加大處罰力度確保企業不故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目前雖說拖欠農民22i資的狀況已有所好轉，但拖欠依然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企業的信用缺失外，地方政府仍難脫干系。在收入最大化目標之下，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對農民工權益存在不同程度的漠視，有的甚至以農民工的廉價勞動作為本地方的資源優勢。同時，我國立法對欠薪行為沒有形成一套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目前有關處理欠薪的法律依據主要有勞動法和《工資支付暫行條例》，但在認定上只有“無故拖欠”行為才被視為違法行為，在處罰上也多是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補發拖欠的工資，企業欠薪的“成本”很低。法律上對拖欠者的軟弱無疑放縱了更多的違法行為，從而使欠薪行為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并呈蔓延勢頭。因此，地方政府應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并認真執行嚴格的拖欠工資處罰制度，確保拖欠行為不發生，或最大限度地少發生。
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民工在工作單位不享有社會保障，主要原因是社會仍然將農民工看作二等公民，對農民工實行社會保障歧視，有的單位以故意縮短聘用時間等方式鉆政策的空子，不給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障，以達到本單位減少成本的目的。有研究認為是農民工自己對社會保障持冷淡態度，但農民工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沒有城市人的身份和地位，工資水平增長得不到保障，導致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持悲觀態度，所以他們才對社會保障不熱衷，但并不是說他們不需要社會保障。因此，各級政府應該本著社會保障人人平等原則，將農民工納入整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之中，當然，可以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建立有針對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待條件成熟后再與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合并。
(二)為農民工建造經濟適用住房，使他們居有定所
同樣是勞動者，同樣為城市發展在做貢獻，建議將農民工納入到城市經濟適用住房供給體系之中，或者像昆山市那樣建造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經濟適用住房，使農民工居有定所。筆者認為，不是不可行，是政府愿不愿意去做，因為這樣做顯然地方政府要損失大量的財政收入。那么，是地方政府一時的財政收入重要，還是滿足老百姓的基本居住需要重要，我們應該選擇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