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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敦煌；學術史；敦煌吐魯番學會；文物回歸
【中圖分類號】 K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8-323-2
本文擬以敦煌遺書的歸屬地為題對敦煌學之百年發展史及其未來發展模式、走向進行簡單論述、探討。學界對于敦煌學之發展已有較多論述，本文以敦煌遺書為中心探討之。
一、敦煌學在國外――遺書外流及其學術傷心史
1900年舊歷五月，正當八國聯軍攻陷大沽、進逼京津之際，中國西北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意外發現打開。敦煌遺書一面世，就遭到了文化盜寶者的瘋狂盜掘，國內國外之部分文化人對其瓜分幾盡。敦煌寶藏發現在一個錯誤的年代、一個難以得到保護的年代。藏經洞之發現、敦煌遺書之流散，有其必然性。葉昌熾是最早研究敦煌文書的中國學者，但他是一位有壯志無壯行的文化人。他西行卻沒有到敦煌，實在是一種遺憾。
斯坦因從1900～1931年共進行了四次中亞探險考察，第一次未到敦煌，第四次所盜物品未帶出中國國境，第二、三次大量盜走敦煌遺書及其他西域各地文物文書。所盜敦煌遺書運至英國和印度以后，經其本人及其他歐洲學者的整理研究，使得敦煌學在歐洲發展很大。但是，斯坦因的文化盜寶行為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在道義上連一些英國人也譴責過他。
斯坦因捷足先登，緊接著來了法國人伯希和，他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漢學家，所以盜去了敦煌遺書中最精華的部分。1908年八月伯希和在盜取了敦煌寶藏后帶著寶物到北京，然后去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述職了。當他述職完以后，于1909年再次到北京，這次他向北京的學者們展示了挑選的部分經卷。他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東方語言學天才，他是第一個為敦煌寫本編目的人，他也最早倡導敦煌研究中的國際合作。北京的一批士大夫們在看到伯希和帶去的精品后，仍無人肯西行一步。一直到時期，文化學術中心轉入西南西北時，部分文化界人物才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祖國的西部。
1902年在德國召開了第十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斯坦因報告了在中國西北和闐發掘的經過及取得的成績。會后各國都派遣探險隊到中國西北進行“科學考察”。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當時正在英國留學的大谷光瑞組織考察隊，來中國進行考古發掘。由于大谷光瑞探險隊成員多是一些年輕的僧人，沒有受過基本的考古學訓練。同時，雖然他們寫有一些日記或旅行記，卻沒有出土文物的信息記錄，從而給整理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多的困難。日本國內對大谷探險隊的收藏特別分散，其收藏的敦煌文書和吐魯番文書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別。但是，日本在斯坦因、伯希和盜寶以后，在這個政府已經將敦煌殘卷運回北京以后，還是在敦煌一帶收集了數量相當的敦煌經卷。
俄國的鄂登堡是劫奪敦煌遺書的主謀者和急先鋒。俄國所藏敦煌文獻長期以來一直不為外人所知，由于政治原因，也沒有進行整理公布。直到20世紀末期才漸漸公布出來。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遺書，所獲來源非一。故俄藏敦煌寫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經洞，其所藏一萬多號文書大多都是一些碎片、殘片。
來自美國的華爾納只是一名藝術史家，而不是語言學家，因此他對于手稿并不是十分地感興趣。華爾納剝離了一些洞窟壁畫運回了美國。但是美國確實藏有少量敦煌遺書，其來源等也不清楚，但有部分是華爾納第一次福格考察隊在路途中夠買的。
敦煌遺書的流散不能僅僅遷咎于外國的一些探險家、考古家、藝術家，國內的學人也是一樣地偷盜。在藏經洞時、在殘卷解京途中，中國的文化名人往往偷盜據為己有。這些文化名人有汪宗瀚、李振鐸、何彥、劉廷琛、方爾謙等，后又流于市面。抗戰時張大千的發掘又是盜寶式的發掘，沒有科學的記錄。
二、敦煌學在日本――二戰后敦煌學的大發展
日本敦煌學的發展，從其起點來說，大致與我國相同，都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30和40年代，兩國學者的研究各有所長，在某些方面，我國學者還具有優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其突出成就是將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從經史子集和文學作品的研究，擴大至社會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數民族史方面，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一部部鴻篇巨著相繼問世。這些成果，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對魏晉隋唐歷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敦煌學各研究領域中，還沒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與日本的成果相比擬。以北魏隋唐時期的均田制研究為例，當時日本學術界認為，這是“日本東方史學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輝煌成就之一”。事實的確如此，他們的這項研究成果，匯聚了從三、四十年代敦煌戶籍文書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書中吐魯番地區給田、退田等文書的研究，從而將均田制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為最終闡明均田制的性質和施行奠定了基礎。
日本學者能在敦煌學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個因素：從研究條件來說，他們能夠不斷地到英國、法國等地查閱原件，盡可能多地收集、發掘有用資料，編輯出版校勘精細的錄文本；從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來說，重視重大歷史問題研究與敦煌文獻研究相結合；從治學態度和學風來說，重視原始資料的整理研究與理論問題研究相結合。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就，承認他們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的領先水平，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的敦煌學研究。
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日本還主要研究了佛教經典。宗教文化始終是和最高水平的人類文化相關聯的。日本人對佛教文獻的研究，在研究佛教東傳及其歷史意義上有重大的突破。
三、爭回敦煌學的研究中心――中國學人的努力
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1981年日本學者藤枝晃應邀在南開大學舉辦敦煌學講習班時，首次談到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后來的研究證明這其實是一個誤傳）。同年，在西北師范學院（今西北師范大學）講演時重復了這個說法。此話一經流傳，就在中國引起了轟動。中國學人扼腕嘆息，奮發努力，甚至有人提出要“奪回敦煌學研究的中心”。季羨林先生則在給很多年輕人的書中寫序時、在很多場合都引用這句話以鼓勵學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敦煌學從落后走向發展，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的著作數百余種。研究類著作的深度和廣度，文獻整理類的錄校和注釋，都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論著在國際上具有領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視。在敦煌學諸多成果中，最受國內國際敦煌學界重視和關注的，是近十來年陸續出版的敦煌文獻大型八開圖錄本，它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江蘇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各地散藏文獻，分別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冊。這批圖錄本搜集完備，編輯細致，圖版清晰，印制精良，有許多文獻是收藏單位首次公布。這是一項空前規模、異常困難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僅為中國的敦煌學，也為世界的敦煌學建立了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豐碑。
四、敦煌學在世界――敦煌學研究的國際合作
敦煌文獻所處時代，是我國造紙術普及、紙卷取代簡牘的時代，是雕版印刷術開始問世的時代，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作出輝煌貢獻的時代。敦煌文獻的不朽價值和無窮魅力，就在于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在此時期創造的領先世界的先進文化。它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百年敦煌學發展的歷史證明，它那廣博深厚的多學科、多語種的內容，光靠我們自己是無法全部研究透徹的，何況還有大量敦煌文獻分藏世界各地，這都需要國外學者的積極參予和密切合作。
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個主張，實在是高瞻遠矚，目光遠大，既體現了敦煌學已是國際之學的現實，也包含了要從世界的角度去認識敦煌學的發展之意。要求中國學人不應再糾纏于敦煌學到底在哪里這個問題，不要再因為一些不恰當的提法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學術交流。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負。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在20世紀50～70年代，我們與其他國家敦煌學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差距？為何會有這種差距？
進入20世紀，由于中國敦煌學界在“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很好領導下，努力培育敦煌學人才，又由于國際交流的加強，中國敦煌學者和國外敦煌學者進行了各方面的深入交流，且開展國際合作項目，例如建立敦煌遺書的電子化檢索系統等。在高田時雄等的倡議下，又成立了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及時溝通世界各國的敦煌學者，以加強信息交流。
五、敦煌學在敦煌――敦煌文物回歸
其實，在敦煌學這個領域，誰也不應也不可能成為“敦煌學中心”。也不能準確地說敦煌學在某個地方，此處所言敦煌學在敦煌，是指敦煌遺書而言，是指敦煌遺書的回歸問題。
在新世紀、新時代建立一個很好的敦煌學的資料庫實屬必要，英國IDP正在建立的是圖像的資料庫，現在再建立一個能夠檢索的資料庫，而且這個資料庫與論著系統的資料庫聯合起來。
既然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供全球學者享用的資料庫，那么以后對敦煌原卷的利用就要減少以至于不用。這樣它們的回歸問題便顯示出來了。一件文物，離開了它原來的保存處、出土地，其價值就大打折扣。所以，敦煌遺書必須回歸敦煌，這樣才能更加顯示出其歷史文化意義。雖然敦煌遺書在國外的保存時間已經超過了國際法的規定，但敦煌遺書是有尊嚴的，文明是有尊嚴的。敦煌在中國中古社會是亞歐大陸上中西交流的一個國際性城市，它的歷史地位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出自于敦煌的遺書的尊嚴更與敦煌這個地方有著密切關系。
我們的文明是有尊嚴的。敦煌遺書只有回歸敦煌，才算是敦煌學國際交流合作的真正喜事，才算是真正的國際合作。
綜上所述，本文以敦煌遺書的歸屬地為中心，對敦煌學百年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簡要述說，并對敦煌文物回歸的問題做了說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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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飛天紋樣；小學美術；意義
1飛天紋樣簡介
飛天壁畫是我國無可替代的中國瑰寶有著西域藝術的基本體貌特征，使十六國開始就有著文化的傳承讓現代人驚鴻一瞥，手持樂器曼妙女子有著我國古代畫工夯實的基礎和畫者的巧思，每個體態不一的仙女都是每個朝代審美標志性的產物，在首飾.服飾.樂器.體態.姿勢.裝束.背景無一不是對每一個朝代的演變審美有的從新認識。
2飛天紋樣的歷史作用與藝術作用
首先，飛天紋樣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代表之一，其本身經歷了數代匠人的發展創新與傳承，可以稱為是古代藝術家們集體的藝術結晶，其歷史意義不可小覷。而敦煌飛天在不同的時代也展現出了當時別具一格與眾不不同的美感與足以反映當時社會觀念的時代感，從十六國北涼的開始再到晚唐時期的鼎盛最后再到元朝的落寞，期間風雨不斷、日月交替，無數藝術家的心血匯集，最后形成了現在世人們所見所聞的敦煌壁畫。其中變化的過程、變化的原因以及最終效果都是耐人尋味的。無數史學家的考察與認證最后得出來的結論認證的實施。其中的歷史對于當今社會乃至國家都十分珍貴，學生在學習美術知識的同時了解飛天紋樣的歷史淵源，不但有助于其理解飛天紋樣的演變過程以及演變原因，也有助于帶入其歷史，對其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同時在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有助于其理解當時朝代的大環境與方向。對于當時朝代所蘊育出的不同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與認知。而飛天紋樣的藝術作用則存在于其多角度的藝術特征來學習與運用。飛天紋樣的創作基礎與文化內涵在其作品中都有十分明顯的體現。其中，飛天紋樣的動態美感、絢麗色彩以及優美線條都是值得鑒賞以及學習的特點。飛天紋樣動態的美感主要體現在“飛”這個字眼上，如何將創造原型的“飛”體現得淋漓盡致是當時工匠首要考慮的問題，而創造者為了能夠體現這一動態，非常著重對天形態的表現，通過對于人物扭動的腰肢、反曲的手臂，以及服飾上飄舞的手帶隨風飄舞，都給人以飛天曼舞的動態美即視感。而飛天的特點并僅僅是體現在人物的動態上面來，人物的錦帶與絲綢更加傳神的表現出飄逸之感，從而使人感受到其飛天的動態美。而這恰巧給學生非常切實的感受，如何表達動態與傳神地借助參照物來表現物體的運動性都是很好的例子。色彩作為美術當中最直觀、最強烈的視覺表現形式，在飛天紋樣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雖然如今的飛天紋樣早已被時間打磨褪色，但是不難想象當時的飛天紋樣絢麗奪目的形態。并且，在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后飛天紋樣呈現出的色彩更加具有年代感，也更加沉重。飛天紋樣的色彩奪目，注重顏色與顏色之間的對比，不但使整個畫面更加豐富多彩，也更作為飛天紋樣的靈魂所在。而學生再學習飛天紋樣時，也要十分注重在這種顏色的搭配與應用，這種強烈的色彩差帶給學生的不僅僅是嘆為觀止，更要注重這些色彩搭配的實際應用與操作，將這種色彩感加入到自己的藝術當中去，最終創造出自己的色彩，擁有一套完善的。美觀的色彩體系。而飛天紋樣的色彩體系完全可以作為一種新式的顏色供人們使用，從而增加個人的藝術審美與藝術創作。線條作為畫的主導部分不僅僅刻意強調出物體的邊緣以及范圍，在中國畫當中更是畫的靈魂，在中國畫體系中，一張畫畫的好不好，主要看線是否有力，是否傳神，是否能夠表現出當時的動靜。而飛天紋樣優美的線條經過歷代的打磨，最終發展成的曲線具有婀娜曼妙、輕盈舞動等特點，其線條將畫作塑造的生動傳神，表現出飄逸靈動的內涵。而訓練學生在此方向的能力，有助于學生真實、扎實的使用線條，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仔細的理解“線”在美術中的重要以及在中國畫中的地位。而線條使用的熟不熟練、好不好看，主要體現在畫功上，一個好的飛天紋樣畫師一定具有極高的畫工與平和的心態，而這恰恰培養了學生的心性與素質上，一個具有良好心態與不急不躁、不氣不餒心態的品格的人在社會上也是容易成功與被認可的，而學習與制作飛天紋樣恰恰可以培養與極大提升學生的平常心、好素質與基本功。
一、真切展現人與自然共處中的人文風貌
（一）從名山大川中展示獨特的文化地標
名山大川融入古今自然風光與人文環境變遷，具有濃重的歷史文化色彩。十集電視紀錄片《廬山：人文圣山》調動航空、逐格、三維、真實再現等各種手段對廬山這座世界名山進行了全方位多視角的展現，并力圖超越以往多數聚焦于廬山風景名勝的局限，將廬山還原成中國文化史流變的一個佐證、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文化地標。央視四十集大型紀錄片《黃河》采取“橫切面”的視角，展現黃河流域文化，還原一個“親切的黃河”，通過黃河這個地標來展現博大精深的黃河文化。
（二）從建筑古跡中展現無限的人文氣息
建筑古跡見證了歷史，有著豐富的地理、歷史等科學內涵。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由四川宜賓廣播電視臺等單位聯合拍攝的人文地理紀錄片《江安夕佳山民居》，通過真實的鏡頭，向受眾集中展示了被譽為“中國民間建筑化石”的夕佳山民居建筑群落。該片圍繞夕佳山民居的文化內涵、進行大量的實地拍攝，采訪了20余名中國古建筑學家、文化名人和親歷者，通過與全國各地其他不同類型的民居進行比較，深入淺出地向受眾介紹了江安夕佳山民居的建筑特點以及四川南部獨特的民風民俗，從有限的古建筑遺存中展現出無限的人文氣息。
（三）從名城名鎮中剖析蘊含的歷史內涵
名城名鎮是歷史的產物，反映了一定的歷史屬性。大型紀錄片《商之都》是一部解讀、講述鄭州歷史傳承、風土民情、自然景觀的紀錄片。《商之都》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深入解讀了鄭州從古老商湯亳都到今日商貿之都的城市生命史和中國商業文明史，表現了鄭州人民良好的生活狀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石羊鎮是一個擁有兩千五百年經濟文化歷史的小鎮，電視紀錄片《夢牽石羊》由云南電視臺和昆明浩大文化傳播公司聯合攝制，《夢牽石羊》是一部比較系統地反映石羊歷史文化的人文地理電視紀錄片，片長40分鐘，將石羊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完整地再現于熒屏。又如江蘇蘇州有線電視臺等單位聯合攝制的六集電視紀錄片《蘇園六記》，意在探究蘇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內蘊、文化精神與美學意境，將敘述的視角凝聚于形成蘇州園林的文化，從吳門煙水到內涵豐厚的吳文化，從文化到文人，富有詩意與深情地表現蘇園。
二、宏觀審視人文地理積淀中的文化現象
人文地理紀錄片依托于悠久深遠的中國文化傳統，為中國紀錄片的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果從宏觀的角度看，人文地理積淀中的文化現象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地理概念中觀照特殊的文化現象
這里以中國地理概念中的西部為例。無論是在空間的跨度及其所包含的自然風光、動植物種群、地理形貌、民族習俗、生活狀態等的多樣性上，還是在時間的長度及其所包含的歷史信息、文化精神、遺產遺跡的豐富性上，西部都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勢。這些優勢，體現在電視紀錄片創作上，就是題材資源的優勢。西部人文地理紀錄片在觀照特殊的文化現象方面表現突出，體現于作品的如《絲綢之路》、《黃河》、《望長城》、《敦煌》、《長安》、《漢唐陵墓石刻》等。除了獨立的作品外，還包括一些大型系列紀錄片、專題節目中的西部篇章，比如《世界遺產之中國檔案》中的《都江堰》、《布達拉宮》等。在這些系列片中，中國西部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給受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陜西省委宣傳部、陜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陜西電視合出品的八集人文地理紀錄片――《大秦嶺》，通過一座地理位置上的山脈，藝術地反映陜西省的文化和旅游成就，充分表述了秦嶺不僅是陜西的、而且是世界的，是人類共有的文化家園。
（二）從地域風情中闡述獨特的地域文化
大型紀錄片《走進》巧妙地將人文與地理結合起來，這部紀錄片從雪域獨特的地域風光，獨特的地域風情中闡述獨特的地域文化。《走進》介紹了藏傳佛教中很多鮮為人知的內涵，包括磕長頭、天葬、轉經筒、掛五彩經幡、藏族的沐浴節、唐卡畫、手工銀器等藏族文化的精髓。又如大型人文地理紀錄片《心中的香格里拉》，真實地體現香格里拉地域風情，挖掘香格里拉的文化內涵，關注香格里拉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生存狀態，并用真實的影像紀錄下來，提升“香格里拉”的地域文化品位。由浙江衛視策劃、拍攝的人文地理紀錄片《浙江文化地理》，以構成文明核心元素的書法、劍、曲、僧、琴、舟、茶、宅、藏書、青瓷這些千年歷史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老物件”為主線，針對史書和民間口口相傳的地域風情介紹，采訪了大量的專家和民間學者，挖掘出大量塵封在老物件里的新鮮記憶和獨特的地域文化。
（三）從歷史變遷中抒寫深刻的文化意味
人文地理紀錄片力圖梳理時代更替和歷史變遷的重要節點，對中華民族之文脈進行一次深入且兼具現實價值的探尋。十集電視紀錄片《敦煌》旨在記錄敦煌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深入揭示敦煌兩千多年來的文化內涵。該片對敦煌一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作了生動的展示，有命運多舛的程佛兒，寡婦阿龍，無名的小畫匠，商人沙拉，探險者斯坦因，敦煌守護者常書鴻等，使節目在保持文化內涵的同時，力圖從歷史變遷中抒寫深刻的文化意味。《敦煌》不僅僅是要告訴受眾敦煌的歷史，更是要帶領受眾穿過時空隧道，回到屬于古絲綢之路的那片天空，再現發生在那里的驚天動地的故事。十集電視系列片《望長安》，是一部旨在用優美影像探索陜西歷史文化的大型電視紀錄片，首次真實而全面地再現了陜西地區的歷史文化變遷，深刻地思考了陜西文化的原創力、開放性、交融度、輻射力，及其對中華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望長安》在構建三秦大地的歷史文化影像時，關注的不僅僅是陜西曾經卓越的歷史文化變遷，而是隱藏于這些恢弘文化遺產與文明碎片背后的文化內涵。
三、深刻思考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和諧問題
在人文地理的統領下，人與自然的故事，地理風情與民族風情的深度解析，一定地域中歷史塵封的往事都可以在人文視界中得到高度的關注。特別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這對于地理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促進人文地理的文化整合，更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關注人在地理環境中的生存狀態
在2010中國(青海)世界山地紀錄片節“玉昆侖”獎國際紀錄片的評獎活動中，榮獲最佳長紀錄片獎的是《六搬村》。《六搬村》是一部反映云南少數民族苦聰人生活的人文地理紀錄片。苦聰人只有六千多人口，幾千年來，他們一直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過著刀耕火種、采集狩獵的原始生活。2008年，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他們終于搬到了生活條件較好的平原河谷地帶。《六搬村》是一次有關民族發展和人與自然嚴峻命題的沉重思考，它重點關注人在地理環境中的生存狀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又如紀錄片《楠溪江》，紀錄了浙江溫州楠溪江流域古村落的人文變遷和優美如畫的自然風光，以精雕細琢的細膩手法、令人心動的精美畫面，站在歷史和現實的觀察點上，表現了生活在這美麗江畔的人們與大自然的和諧關系及其生存狀態。
（二）聚焦地理資源利用中的生態文化
未來社會是生態文化的社會，生態文化是從人類統治自然的文化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人文地理紀錄片關注和探索生態價值，傳播生態文化。在遼闊的滇中大地上，閃爍著玉溪這顆璀璨的高原明珠。而純潔的撫仙湖便是鑲嵌在這顆明珠上的碧玉，培養孕育了無數的玉溪兒女。在瑰麗多姿的撫仙湖背后，是玉溪人“生態立市、天人和諧”的發展觀念。紀錄片《撫仙湖》以云南省玉溪市創建生態型城市為背景，以整治撫仙湖、星云湖環境為敘事重心，全方位多視角展示玉溪的環保意識和生態文化。紀錄片《撫仙湖》將鏡頭對準“水”，找準了具有地域性的生態文化命題。中央電視臺拍攝的紀錄片《把綠色留給子孫》分為森林、濕地、沙漠、生物多樣性等5集，反映了高黎貢山、大山包、西雙版納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保護濕地和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生態文化。我們相信，隨著生態文化的出現，人類將實現生存家園的重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綠色人文“理想。
（三）重視文化歷史遺產的傳承與保護
1.課程安排不合理當下的美術教育因學校的大量擴招導致學生人數眾多，課程安排不合理，無法滿足學生對于美術藝術的渴求。在學校的主修課堂上，學生不單單要學習美術設計課程，同時還要兼顧到其他的公共課程，使學生無法將時間、精力集中在藝術創作中；同時，學校中多數教師在授課時，講授大量國外藝術風格及繪畫創作技巧，對中國藝術作品、流派、作品風格一帶而過，這就造成了我國民族文化元素在學生創作運用中的缺失。2.缺少硬件設施部分在綜合院校中開設的美術設計專業，因為學校的性質或特長專業的原因，對于美術課程的經費支持較少，導致美術設備、教學用具無法滿足課堂的要求，教師將本該動手實踐的藝術流程控制在書本上，特別對于國畫、雕塑的專業學生來說，硬件設施的不齊全往往造成了學生不愿意去深度鉆研專業，更不要提對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3.學生的意志力和態度不端正研究我國民族文化歷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要一點一滴，深入探究。對于現在的學生來說，更多的是缺少對知識，特別是中國民族文化歷史知識鉆研探究的精神，大多數認為外國美術設計比中國民族文化藝術設計要簡單的多，從而放棄對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
二、如何將民族文化藝術與美術設計教育相結合
1.重視民族文化藝術，培養學生對其興趣興趣是最好的導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將民族文化藝術納入學習任務之中，專人講授民族文化藝術，用不同的作品、時代、人物、事件等方式向學生了解民族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興趣，慢慢形成自我探究的意識。藝術創作的靈感無非來自兩種渠道：第一是聽別人講述，或者聽到教師的講授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從而產生藝術與現實的碰撞，成圣藝術靈感；第二種就是通過自身體驗，比如經歷過某個事件或參觀過某個景點，在藝術創作中突然呈現出來，往往就成為了作品的創作源泉。無論是他人講述還是親身體驗的靈感，都需要將作品進行文化豐滿，使作品蘊含更深層次的意義。教師在對民族文化藝術的講授時，可以結合書本，還可以適當結合現實，帶學生親身體驗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的歷史，如敦煌莫高窟，博物館對于歷史的陳述等等，慢慢在學習過程中產生靈感，完成從書本上的干癟知識轉化成為生動形象的藝術作品，讓學生將民族文化藝術融入到作品當中去，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2.平衡中外民族藝術，繼承并發揚中國民族文化藝術外國的文化藝術往往會激起學生的好奇心，認為只要是外來的都是好的。在這一點上，教師在進行美術教育時，應當將中外民族藝術進行簡單對比，明確兩者的優勢和差異性，杜絕崇尚國外文化而完全摒棄我國的本土民族文化現象。國家提倡高校教育學生發揚我國傳統民族文化藝術，弘揚民族文化并將其繼承發揚，學校作為培育人才的基地，更應該將民族文化藝術融入到美術設計教學的課堂中來，使學生在常規課堂上將我國民族文化繼承并發揚。
三、結束語
［關鍵詞］甘肅高校；秦漢史教學；甘肅元素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漢史作為斷代史專題研究課程，大部分高校歷史系都會為已具備中國古代史、歷史文選知識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甘肅高校也不例外。與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級本科生的專題研究課程秦漢史顯然具備一些特性，在重視知識傳授的同時，更強調對學生專業素質的培養；既要鍛煉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從事科研的能力，還要注意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和優秀思想品質。此課程肩負的任務重，但課時卻較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使教學目的得以充分實現，如何在結合地方特色的基礎上高質、高效得完成教學任務，無疑是每個從事此課程教學的教師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
甘肅各高校歷史專業重視此課程的開設，大部分任課教師經驗豐富，在教學及人才培養方面曾取得較大成績。但毋庸諱言，目前甘肅高校本課程的設計與講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學目的并未完全實現。以筆者所在的學校為例，具體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本課程與中國古代史課程秦漢部分的關系不清晰。在教師講授中，很容易將此課程變為“細化版”的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甚至存在兩個課程內容重復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其二，課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課程斷代史專題研究的性質，一般僅為少數對秦漢史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重視。如果教師在授課中不能調動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就難以對大部分學生產生吸引力。
其三，與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歷史問題的能力相比，教師一般對知識傳授更為重視。即使部分教師有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嘗試，但往往由于切入點設置得不夠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課內容過于依賴相關教材，與甘肅本地特色結合不足，所以，授課往往缺乏生動性、現實性，脫離社會需要和學生的實踐活動，難以充分達到對學生認知能力和熱愛家鄉情操的培養。
以上問題的存在，影響了教學效果。怎樣克服它們，當然有很多思路。筆者認為，注重甘肅地方元素，結合隴原文物、文化是解決上述諸問題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較多，這在甘肅高校中表現尤為明顯。在授課中聯系地方特色，強調當地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密切關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對秦漢史課程的興趣、改善教學效果，也有利于加強學生對甘肅歷史文化的了解，培養學生認識家鄉、研究家鄉、服務家鄉的情感。而課程設計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為例深入闡述秦漢史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則可以彰顯本課程特點，避免與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的無謂重復。此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注意甘肅元素，把當地文化與秦漢史的結合作為鍛煉科研與實踐能力的切入點，有助于剛剛接觸研究性、實踐性學習的學生順利轉換角色，提高素質修養。綜合來說，結合地方特色進行秦漢史課程的教學，可以有效規避前述諸多問題，能夠更好的實現教學目的。
甘肅是一個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和華夏文化形成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相關文化遺產豐富。尤其秦漢時期，甘肅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秦漢時期甘肅地區自身的發展、繁榮上，更表現在這一區域對當時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上。從學習和研究秦漢史的角度來說，如果不重視甘肅的文化遺產和考古資料，很多問題難以得到清晰解釋和深入研究。探討秦文化的起源、發展，繞不開甘肅，據《史記》記載，秦人興于“西垂”，就在甘肅東部一帶，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秦公大墓的發現，使深入研究秦興起階段的歷史文化面貌成為可能。探討以漢匈關系、漢羌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秦漢民族關系，繞不開甘肅，河西地區真正被納入中國版圖即實現于漢武帝時代，是漢匈戰爭的直接產物。探討以絲綢之路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繞不開甘肅，懸泉置等漢代郵驛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代交通設施和與西域關系的第一手資料。探討漢代的邊塞防御，繞不開甘肅，甘肅的秦漢長城遺址數量多、保存好，玉門關、陽關、疏勒河流域漢塞至今仍可探尋。更重要的是，今天從事秦漢史教學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漢簡牘大量出土于甘肅。甘肅是我國的“簡牘之鄉”，出土的6萬余枚簡牘材料中有5萬余枚屬于秦漢時代。天水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谷漢簡、懸泉漢簡等，不夸張地說，如果繞開甘肅簡牘，今天秦漢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根本不可能開展。放馬灘秦簡《日書》對秦人思想信仰和社會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漢簡對漢代政治、經濟、邊塞制度的研究，武威《儀禮》簡對文獻學的研究，武威醫簡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都產生過極大影響。
李學勤先生曾說：“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這句話對于秦漢史課程教學同樣適用。甘肅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簡牘等相關文物、文化遺存的存在，決定了甘肅高校在秦漢史課程教學中關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肅高校歷史專業的秦漢史教學，需要在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技術的基礎上與甘肅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甘肅元素能自然的為秦漢史教學所用。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課程設計與具體結合方法上，筆者認為應注重以下幾點：
首先，針對本課程吸引力不足的問題，教師應利用甘肅元素調動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在“緒論”的講授中要強調甘肅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關系。在此內容的設計中，重點突出早期秦文化、萬里長城、絲綢之路、漢匈和戰與甘肅的關系，甘肅簡牘及出土文物對推動秦漢史研究之意義，前輩甘肅學人在秦漢史研究中的貢獻等內容。通過“緒論”，使學生認識到甘肅在秦漢盛世形成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鄉土觀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為興趣的催化劑，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正式授課之前，向學生介紹甘肅與秦漢史研究的密切聯系，改變學生們“秦漢史就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普通斷代，與我們沒有關系”等觀念，使他們認識到在甘肅從事秦漢史學習的生動性、必要性，培養他們學好秦漢史的歷史責任感，對于促使他們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的“樂之”式學習顯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課程設計與具體講授中，應有機聯系甘肅元素。現階段的本科歷史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在講授過程中注重甘肅元素，有助于激發學生熱情、改善教學效果。秦漢史課程內容一般是秦漢史概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那么，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簡牘學、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邊塞防御等與甘肅聯系較密切的專題內容。具體來講，講簡牘學時可突出甘肅秦漢簡牘的重要歷史意義；講民族關系時可強調漢匈、漢羌和戰對于兩漢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講社會生活民間信仰時可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為主要史料依據；講倫理觀念時從武威“王杖”簡談漢代對孝道的提倡；講東漢后期社會、政治現象時可以王符及其《潛夫論》中的社會批判內容作為切入點；講與西域關系時可介紹甘延壽、段會宗的西域經營；講地域文化時可聯系李廣、趙充國等隴籍將領分析“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歷史文化現象等。授課過程中對甘肅元素的利用，對于提高學生興趣、深化學生對秦漢史相關知識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再次，應以甘肅元素為切入點，鍛煉學生思考歷史問題、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與中學教育相比，研究性學習、科研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點，這在高校高年級課程的教學中尤顯重要。培養學生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是秦漢史課程的基本教學任務之一，但以往僅注重知識傳授和泛泛為學生布置一些思考題的做法，對于培養學生主動思考問題、鍛煉研究的能力來說，效果不佳。如果教師在授課中能引導學生多思考與鄉土文化、鄉土歷史有關的問題，無疑會促進學生主動、自覺地投入到研究性學習中來。
“定論”觀念的清除，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在教學中，教師有義務使學生認識到許多歷史問題并不像中學教育宣稱的那樣有所謂定論，在歷史評價，甚至部分基本史實的認定上存在爭論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發現和科研努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方面的課程設計中，可以以相關甘肅元素作為切入點。造紙術的發明、改良，是秦漢科技史的重要內容，傳統文獻記載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發明了造紙術。這一觀點近2000年來被世人接受，但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陜西灞橋西漢紙的出土，此觀點受到沖擊，部分學者認為早在西漢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紙已出現，蔡倫充其量是紙的改良者。學界圍繞此問題爭論激烈，堅持傳統觀點者認為灞橋紙僅是“廢麻絮”，且有作偽的可能，雙方各執一詞，聚訟不息。而1986年西漢文景時期放馬灘紙地圖和1992年懸泉置遺址400余件西漢紙的出土，使這一爭論基本平息，蔡倫改進而非發明造紙術已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這一利用甘肅出土文物推動秦漢史重大問題研究的例子，會給學生以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能改變他們迷信定論、權威的思維定式，刺激他們自覺走上研究性學習道路。
當然，研究性學習的引導，還要與學生期末論文、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的撰寫結合起來。整體來看，目前本科生論文的針對性較差、水平不高，這與選題的盲目性有一定關系，如果能引導學生選擇某些其感興趣的秦漢時期甘肅歷史、文化現象作為題目，這一問題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鍛煉效果會更好。具體選題時，既可以選擇早期秦文化、民族關系、移民屯戍、簡牘研究等與甘肅有關的宏觀問題，也可以選擇兩漢時期涼州地區歷史、文化的各種微觀細節。今天的甘肅在漢代主要屬于涼州刺史部。西漢時期的涼州八郡，東漢時期的涼州十郡基本涵蓋了今天甘肅的主要地區。當時這些地區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獨特性，學生們如果能以自己家鄉在秦漢時期的發展情況或家鄉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作為論文主題，顯然，操作效果會強于對一些泛泛題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課中、授課后的社會實踐中，應充分利用甘肅地區豐富的秦漢文物資源，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實踐能力。作為過去發生事件和現象的孑遺，許多歷史遺存、文物能拉近我們與歷史的距離，這種歷史直觀的獲得在歷史學習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們“能夠深深吸引學生觀察和思考問題，甚至還可進一步激發學生探討和研究文物中蘊涵的歷史奧秘的興趣”。教師在秦漢史授課中，應借助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充分利用甘肅地區秦漢遺存的照片，使學生獲得直觀感受。有條件的高校在講授一些僅靠口頭解釋難以使學生明白的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館資源，例如我們在講秦漢時期的書寫材料――簡牘時，就可以組織學生去甘肅省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參觀，讓他們直接觀察簡牘文字、編聯、保護的實際情況，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歷史學不是一門完全關閉在書齋中的學問，利用地方文物資源，開展田野性實踐教學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進行文物調查、研究工作是高校歷史教學改革的方向。甘肅高校的秦漢史教學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充分利用。甘肅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址及考古文物資源豐富，既有以秦漢長城、關塞、郵驛為主的地面遺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簡牘、碑刻資源，又有銅奔馬、木地圖、王杖等珍貴秦漢文物。讓學生有機會接觸這些文物資源，鍛煉學生的相關實踐能力是提高本課程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條件的高校應與當地文博部門合作，為學生爭取參觀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學校和教師可以利用課余組織學生進行一些形式多樣的考察、實踐活動。例如在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中，就可以安排相關學生對家鄉及特定地區的遺跡遺存、博物館進行調查研究，這對學生掌握和理解秦漢史知識、提高實踐能力都會有重大促進作用。
三
推動甘肅高校秦漢史課程的開展，需要在課程設計、課堂講授、論文指導等多個環節充分重視甘肅地方特色及隴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歸根結底，本課程是秦漢史，而非甘肅地方史秦漢部分，重視甘肅元素是推進秦漢史教學的手段，而非教學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課中聯系甘肅元素的目的是使學生提高興趣、增強史感，能更好地學習秦漢史，而非讓學生僅關注甘肅地區秦漢時期的歷史。從課程設計來說，在具體專題下應顧及到甘肅元素，但不宜出現為甘肅而設的專題，如“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經濟（民族關系、文化）”等題目就不宜出現。從授課內容來說，應強調甘肅對秦漢史進程的影響，但對秦漢時期的甘肅等具體內容則應淡化，例如，講河西四郡，對于其設立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對于其在漢匈戰爭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應詳談，而對其設立的具體時間、設置變遷等內容則應略談。從論文指導上說，應強調甘肅元素對提高學生寫作興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絕不能將甘肅元素作為論文的惟一選題方向。
綜上，筆者認為，合理、適度地結合甘肅元素是今天甘肅高校進一步改善秦漢史教學的重要途徑。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秦漢史知識和相關學術成果、提高學生分析、研究歷史問題的基本能力，還有利于研究性教學的開展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值得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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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檔案的文字多用銅刀或石刀，鑿刻于堅硬的龜甲獸骨上，有少數甲骨檔案使用毛筆書寫。內容豐富的甲骨檔案記載了商王朝的許多事跡，它反映了王令、臣仆、巡游、征戰、犁田、天象、醫藥等各方面的情況，這些甲骨檔案被集中地保存在宗廟里，并被有意識地收集起來保存在庫房中。
1 發現甲骨檔案
甲骨檔案早在秦漢、隋唐時期就已經被發現過，但是人們卻沒有真正認識它。甲骨檔案的發現被人們認識是一個很漫長的歷史過程，其價值并不是出土之后就被人們所認識的，而是直到清末光緒二十五年，它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
從傳統的觀點看，甲骨檔案是由王豁榮于1899年首先發現的。王豁榮，山東人，光緒六年中進士，傳說在光緒二十五年，王豁榮任職于北京，當時因患瘧疾而吃中藥，在中藥中有一種藥叫“龍骨”。王豁榮發現了龍骨上的文字，他頗為驚訝!于是就向達仁堂藥鋪問明來歷，選取了一些文字較明者，全部買下。就這樣，甲骨文被王豁榮偶然地發現了。
另一種觀點是，由王襄于1898年發現了甲骨檔案。王襄是我國第一代甲骨學專家,20世紀50年代，他在《殷契征文》著作中明確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他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與友人孟定生當時已認定甲骨上的文字是古代文字……“知為三古遺品”，于是就議定價格購買。由于王襄與孟定生都很貧寒，僅購買了一部分，其余的甲骨全由王豁榮購買了。所以，按此說法，王豁榮是在王襄之后見到甲骨文的，而甲骨文是被王襄、孟定生首先發現和鑒定的。
2 甲骨檔案的歷史起源
中國古代殷商時期，商王朝的一切大小事件都要通過商王或史官，用龜甲或獸骨卜問于上帝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與賜福。占卜使用的甲或骨要經過整治，占卜也有一定的程序，然后按照規定將占卜的原委(寫)在甲骨片上。自殷墟甲骨發現以來，絕大多數的甲骨出土時已是殘破的碎塊。
在殷代社會，甲骨檔案是當時的政事記錄，又是商代重要的王家檔案。甲骨檔案形成之后，絕大部分集中儲存于殷都宗廟的窯穴中，甚至殷王在外地占卜形成的甲骨檔案也要被運回殷都保存，并由史官專司管理。其管理方法大體上是按朝代排列的，許多甲骨片上還有占卜的順序編號，有的甲骨片上端有一個穿孔，可能是某些甲骨還需穿扎成冊保存。因此，占卜活動是中國上古時期盛行的一種習俗。
3 甲骨檔案的歷史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看，甲骨檔案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悠久。甲骨文字打開了觀察3000年前黃河流域人民生活的窗戶。甲骨檔案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社會生產、階級斗爭等各方面的情況，是當時社會發展水平的真實再現，其自身的重要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甲骨檔案對我國檔案事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甲骨上面的文字記錄真實反映了當時古代社會的各種活動，記有文字的甲骨屬于古代檔案的范圍，它為商周歷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2）甲骨檔案作為珍貴而重要的歷史史料，具有極其可觀的研究和參考價值。它不但反映了殷商時代及西周時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記載了諸如禮制、天文、歷法、藝術、醫藥等方面的內容，為我國各項專門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3）從甲骨檔案中保存的大量信息符號看一甲骨文字，為我國古代文字發展史和書法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
（4）隨著對甲骨檔案的研究，其伴隨成果出現了甲骨書法—墨苑奇葩。當今，甲骨書法已在我國書壇界占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形成了古樸、典雅的書風，可以說:中國書法，嚴格講是由甲骨文開始的，它體現了甲骨文具備書法的3個要素，即用筆、結字和章法。
4 甲骨檔案的歷史意義
甲骨檔案的發現，被史學界譽為我國近代新史料的四大發現之一(其他三大發現為敦煌寫經、漢晉簡犢、內閣大庫檔案)。古代商朝的甲骨檔案是我國目前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歷史檔案，對殷墟甲骨檔案的研究可歸結出以下4點意義:
(1)證實了中國早期國家—商王朝的存在。《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為序，是后世傳抄而成的。它證明了《殷本紀》所載商王朝是確實存在的。
(2)從史書《殷本紀》的史料價值看，它證實并增強了《史記》等歷史文獻中有關中國古代史記載的可信性。
(3)甲骨文的發現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并引發了震撼中外學術界、史學界的殷墟發掘。
(4)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及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大大加速了對傳統的中國文字學的改進。
一、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內涵
關于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中國歷來較多的從‘源’、‘流’的角度進行認識與分析。西方則不同，符號學理論諸流派更多關注于‘術’、‘用’的研究。”我國所流傳下來的傳統建筑文化富有內涵，廣博豐富，深奧精微，是我國當今建筑行業的根源。在我國傳統文化符號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傳承方式，是我們在研究建筑當中的民族文化的一種寶貴的資源。我國的傳統建筑符號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在經歷了五千多年的傳承過后，它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則更為深厚。作為世界文明四大古國之一，我國的建筑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鑄造了歷史上一個又一個的建筑奇跡，如橫跨半個中國的萬里長城、充滿佛教文化意義的布達拉宮、還有俗稱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等等，這些都為我國的建筑史建立燦爛的文化符號和物質文明。我國的傳統文化符號當前可以分為兩種，分別是顯性的和隱性的。顯性的文化符號包括文字、文學、歷史文化等等。隱性的則有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文化。但這這些文化的傳承，經過漫長時間的推移，其中一些已經變成了斷壁殘垣，以一種不完整的狀態進行傳承。每一種全新的設計理念都不可以將傳統的文化符號拋棄，將我國傳統的文化理念加入到現代的建筑當中，是我國建筑行業都希望達到的一種狀態。所以，要怎樣在現代建筑中更加完美的插入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是設計師們應該重視的問題。在借鑒西方建筑文化的同時，還需要不斷發展我國傳統的文化精髓，實現傳統和現代的有機結合。我國的傳統文化符號是一種非常經典的文化展現形式，它不僅傳承著歷史意義，最重要的是其承載的文化意義。對于中國文化獨特性的理解，決定并發展了兩種差異甚大的城市發展哲學系統，一種是放棄原有的文化特征，對城市予以純粹意義上的開發；另一種是在保護原有文化特征的基礎上，對城市予以現代化。從中國現在主要城市的發展現狀而言，顯然我們采用的是第一種的城市發展哲學，中國城市“泛美化”的嚴重程度，事實上已經將城市結構性地固化在了模仿美國生活方式的系統平臺之上，很難掙脫。這種情況下，能耗嚴重，交通堵塞，空氣污染，建設成本飛漲等諸多城市病的形成，自是無可避免之事。
二、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對建筑設計的影響
建筑符號學的研究對于當今建筑學以及建筑創作設計來說無疑打來了巨大的影響，將建筑視為一個地位文化的代表去進行創作，可以讓人更好的理解建筑所具有的意義。總的來說，傳統建筑符號是文化意義的傳承介質。意義符號是通過建筑物的傳達展現出來，它代表著建筑的意象，表現為體塊的感知，或是結構的突顯，或是面貌表情，或是氛圍意境。也可說，人類所創造的每一座建筑都蘊含著一種文化，都是不一樣的文化符號展現的方式。實現我傳統建筑的思想往往都是在旅游景點當中，很少在現實當中得到展現。偶爾出現的古代式建筑物，也是離生活很遠的。就像中國的傳統戲劇、書法、國畫等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的存在作用往往是為了展現古代文化的存在，并不是生活當中的一部分。一說起中國古代建筑人們往往會想起大屋頂，難道這是中國建筑的惟一形式嗎？從我們現在生活的現實就可以看到，當今實際我們是生活在西式的建筑風格當中，漸漸的丟失了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最為建筑設計師，怎樣才可以將古代和現代進行完美結合，將古代的建筑文化融入到現代化的建筑當中，實現傳統文化主義和現代實用主義的結合，從而建立新的中國式建筑文化。
三、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建筑設計中的應用
[關鍵詞]絲綢之路；古代宗教；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B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12-0013-04
自古從我國中原內地向東、南、西、北四方能流通經濟、貿易、商品的要道和交流友誼、文化、宗教的孔道，我們稱其為“絲綢之路”。眾所周知，新疆古稱“西域”，它是我國古代新疆以及中亞地區的統稱。這塊地方面積廣大，自古就是東西方商貿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歷史上該領域有條聞名于全世界的絲綢之路古道。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分遼闊陸路和海路兩類。其中陸路有穿越戈壁綠洲的西域絲綢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絲綢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崇山峻嶺中交錯的西南絲綢之路。西域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它基本上經歷了我國歷史上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和匈奴汗國、鮮卑汗國、柔然汗國、突厥汗國、吐蕃、回鶻汗國、準噶爾汗國等我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國時期。絲綢之路在西域和北方先后經歷了兩千余年的輝煌歷程。關于絲綢之路要道，我國學者武伯綸先生在《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一書中說：“中國在漢、唐時期，形成了一條從當時的首都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一直通往中亞、南亞、西南亞以至歐洲的交通大道。它對于建立各國人民的友誼和溝通商業貿易，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由于當時的輸出物中，大量的是中國獨有的絲綢，后來歐洲人便把這條道路稱為‘絲綢之路’。”{1}這是很科學的論證。縱觀我國幾千年的歷史，西域與我國的萬水千山之間有一脈相承的因緣關系。從漢朝開始，我國中原內地就與西域有了密切的交通來往，當時西域有三十六國，水草豐茂，牛羊遍地，駿馬歡騰，商旅不絕。我國古代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史記》、《漢書》等許多古籍都記載了西域的山川地理與風土人情。古代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古道絲綢之路來完成的。絲綢之路沿途諸民族和宗教的歷史有其自身社會發展、興衰的規律，但是，它們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絲綢之路的影響，有的影響還很大。文獻研究表明，早期沿絲綢之路從西向東，大致有希臘古文獻所稱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稍后的帕提亞（即安息）、巴克特里亞（即大夏）、粟特（即昭武九姓）、大月氏、烏孫、西域三十六國、氐、羌、吐谷渾、吐蕃以及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蒙古族等人和民族。他們雖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但也深受東西方諸文化的影響。如南亞印度佛教，西亞、中亞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興起的伊斯蘭教等精神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從我國中原內地向西傳播的漢族的傳統儒學以及包括絲綢、漆器、造紙、火藥、印刷等物質文化對他們的影響等。
在我國古代，河西走廊一直處于絲綢之路的咽喉位置。這里的畜牧業本來就很發達，漢初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當時移民屯墾，興修水利，農業生產發展得很快。由于絲綢之路的發展，河西四郡成為重要的貿易市場。例如隋代，西域商人在張掖互市，隋命裴矩駐張掖主管通商事務，裴矩向商人訪問西域諸山川風俗，寫成《西域圖記》三卷，以敦煌為中心，分三道向西：從伊吾（今哈密）起為北道，從高昌（今吐魯番）起為中道，從鄯善（今青海樂都）起為南道。這是唐以前關于絲綢之路最完備的記載。在河西走廊最西端與新疆交界的地方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和各種文化交流中心――敦煌。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以佛教藝術寶庫和歷史文化寶藏而聞名于世的莫高窟就在此。
據有關史料記載，除河西走廊以外，吐谷渾統轄的青海境內之樂都、湟源、都蘭、烏蘭等地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1956年，在西寧解放路發現波斯薩珊王朝菲魯斯王時代（459～483）銀幣76枚。結合文獻記載，經青海向北越祁連山至張掖或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到今新疆，是公元4世紀以后甚為通行的重要路線。
兩漢時期，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北兩道，敦煌是南、北兩道的起點，因為前面有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阻隔，所以道路很自然地沿著大沙漠的南北兩側，這是分道的根本原因和南北道命名的由來。
南道從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沿著南山（今昆侖山脈）北麓，經鄯善（今若羌東）、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絕（今民豐北）、彌（今于田東）、于田（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帶）、莎車（今莎車）等地，越過帕米爾高原，到達大月氏、安息（伊朗）。
北道從玉門關（敦煌西北）西行，沿著北山（今天山山脈）南麓，經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西）、焉耆（今焉耆）、尉犁（今焉耆南）、烏壘（今輪臺東）、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疏勒（今喀什）等地后，越過帕米爾高原，到大月氏、康居（今撒馬爾罕）、奄蔡（今咸海一帶）。兩漢以后的絲綢之路分為三道。兩漢時期的北道成為中道，又在天山山脈以北增辟了一道，稱其為北道。南道和中道在帕米爾高原以東一段路線和兩漢時期大致相同，帕米爾高原以西，則路線的終點比兩漢時期伸展得更遠了。
南道在盤陀（今塔什庫爾干）越帕米爾高原，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均在阿富汗北部）等地，至北婆羅門（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達于西海。
中道到在疏勒后攀登帕米爾高原，經鈸汗（今費爾干納）、康國（今撒馬爾罕）、大小安國（今布哈拉）等地，至波斯（今伊朗），達于西海。
北道從敦煌出發，經伊吾（今哈密）、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水（今伊犁河等），至拂林國（東羅馬帝國），達于西海。《北史?列傳》曰：“……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住，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這是西域早期關于南、中、北三道之最詳細記載。
所謂西海，在我國古代是一個比較廣泛的名詞，以上三道所說的西海，涵義各不相同，南道指印度洋，中道指波斯灣，北道則指地中海。關于上述絲綢之路三道，武伯綸先生在《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一書中指出：“絲綢之路由漢到唐經過今新疆境內的有三條。《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是漢代的兩條交通大道，都在天山之南，以塔里木河為界，分為南、北兩道。《隋書?裴矩傳》：‘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帆延、曹國，至北波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書?裴矩傳》所說中道、南道與《漢書?西域傳》說的南、北二道基本相同，只是《漢書?西域傳》說的南道是通到安息（波斯），《隋書?裴矩傳》說的南道是通到北波羅門，達于西海（可能是孟加拉灣）；《漢書?西域傳》說的北道是通到奄蔡（在里海、黑海之間）；《隋書?裴矩傳》說的中道（即漢的北道）是通到波斯，達于西海（可能是波斯灣）。隋代新增加的北道，通往拂林（東羅馬），達于西海（可能是地中海）。”{3}這是很有歷史根據的最全面、最完整、最詳細的論證。
唐代，在天山山脈以北，還開辟了一條新道。從北庭（今吉木薩爾北）都護府治所庭州，向西經過伊犁，到碎葉。唐賈耽著《邊州入四夷道》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段歷程。絲綢之路古道上的西域同其周圍諸國的密切關系不僅表現在經濟貿易上，也表現在文化交流上。東方中國、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等諸方文明的交流以相互間直接或間接交通的存在為前提。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達以前，西域是最常用的通道。即使在海路發達以后，如取陸路也必須經過此處。不僅從波斯、阿拉伯、歐洲東來，就是從南方印度來中國，通常也是先北上進入西域，然后再折向東方。甚至在更古的時期，這一地區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比如，在我國北方地區，大興安嶺以西，阿爾泰山、陰山以南，燕山、祁連山、阿爾金山以北，是一條內陸草原地帶。這條草原地帶由東向西延伸，經西亞南俄草原，直達南歐黑海沿岸。在遙遠的古代，只是一條極其遼闊的草原谷地。騎馬游牧活動產生以后，特別是游牧國家開始形成，諸游牧國在這條草原地帶上馳騁于東西方。它們從蒙古高原逾西域之阿爾泰山脈或準噶爾盆地進入哈薩克斯坦，經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所以在東西交通史和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隨著東西方貿易往來的增多，東西方文明也聚焦交會在這里相互影響、滲透，并由此產生了五彩斑斕的文化成果。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沿著絲綢之路陸續傳入西域與中原。
佛教創立于公元前6至前5世紀的古代印度，相當于我國春秋時代，距今約有2500年的歷史，創始人為釋迦牟尼。公元前1世紀，佛教經中亞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西域之于闐（今和田地區）。不久，佛教在西域各地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發展成為西域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時期，在西域絲綢之路的南、北道諸地，佛寺林立，石窟成群，僧尼眾多，還形成了于闐、疏勒、龜茲、焉耆、高昌等當時著名的佛教中心。公元前后，佛教正式傳入中原內地。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印度、西域僧侶通過絲綢之路紛紛來到中原傳教，他們將攜帶的大量佛經譯為中文佛典。南北朝時期，佛教迅速在我國各地傳播。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廣泛傳播，深入民心，并形成了由中國高僧創立的天臺宗、三論宗、律宗、凈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顯宗等佛教宗派。宋朝之后，佛教各宗互相融合，又與本土的儒教、道教相互融合，日益世俗化。佛教傳入中原內地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已從一種外來宗教逐漸發展為我國的民族宗教之一，成為我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此外，佛教對我國社會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哲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文學、繪畫、雕塑、建筑、歌舞等領域都有所體現。在今天的絲綢之路上，佛教石窟、名剎寺廟隨處可見，尤其是沿途的石窟，大多融合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和佛教精神，形成了極具研究價值和欣賞價值的獨特風格，已被視為佛教藝術的寶庫。
祆教是古老的伊朗文明中一顆充滿神秘魅力的明珠，起源于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先知蘇魯支的教義。蘇魯支開始在家鄉傳播他的一神教。公元前600年左右，祆教西傳到米底，波斯帝國的阿黑門王朝的歷代國王本人多信仰馬茲達教，祆教在帝國境內繼續發展。祆教（古波斯教）在中國又稱拜火教、火祆教，波斯薩珊王朝（224～651）以拜火教為國教。南北朝時期，祆教傳入我國，北魏、北齊、北周皇帝曾信奉此教；隋唐時期，長安、洛陽均建有多座祆祠，朝廷還專設“薩保”專職，對祆教加以管理。唐會昌五年（845），武宗皇帝采納道士趙歸真建議，罷黜佛教，外來的祆教也同時被禁滅，但祆教在西北地區仍有流行，高昌、于闐在10世紀都有祆教寺廟。在敦煌莫高窟經洞發現的文獻中，有多處文獻可以證明從唐代至北宋時祆教在敦煌較為盛行。
景教是公元4世紀古代基督教神學家聶斯脫利所倡導的教義。它是唐代對傳入我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叫法。景教沿絲綢之路東傳，最早是由西域的突厥人傳入我國中原內地的。公元5、6世紀，景教已在洛陽正式傳播。除長安、洛陽外，成都、靈武、廣州、揚州等地都建有景教寺院。景教僧侶除在我國傳教外，還開展譯經活動。公元845年，會昌滅佛，景教也被禁滅，波斯人中的景教徒聚集在廣州一帶。公元878年，廣州被黃巢攻占，外國人遭到驅殺，景教從此在中國絕跡，直到遼代才有了重向中國傳教之舉。
摩尼教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公元4～6世紀，摩尼教沿絲綢之路傳入西域和我國中原內地。摩尼教在我國的傳教主要依靠回鶻勢力，甚至在9～10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被立為國教。唐代長安、洛陽均建有摩尼寺。唐會昌年間（841～846），摩尼教遭禁，而后在福建繼續傳教。宋代至明初仍有摩尼教在民間活動的痕跡。在西北地區，由于回鶻的西遷，摩尼教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各地又興盛一時。除佛教以外，在被稱為“外道”的各教中，摩尼教是流行最廣的一種宗教。
公元7世紀初，的伊斯蘭教興起于阿拉伯半島的希賈茲地區。8世紀初至9世紀，伊斯蘭教在中亞西部呼羅珊地區傳播。9世紀中葉之后，即薩曼王朝時期，河中地區的居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蘭教。10世紀前后，伊斯蘭教沿絲綢之路傳入喀什，再到塔里木地區，喀喇汗王朝將其視為國教。14世紀上半葉，東察合臺汗國的汗王禿黑魯帖兒使其在天山以北的察合臺蒙古人中得以廣泛傳播，到15～16世紀時已傳遍新疆的大部分地區。現在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等少數民族，均信仰這一宗教。伊斯蘭教對宋元至今的西北地區影響極深，從根本上改變了古代西域的社會、文化面貌。
總之，這條絲綢古道上，先后走過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
關于絲綢之路宗教文化，相關研究文獻史料有如下記載：
其一，《絲綢之路》曰：“因此，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片交通路線網，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徑無數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會的大帝國，來往于這條道路的有士兵與海員、商隊與僧侶、朝圣者與游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得勝之師和敗軍之將。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意義模糊的‘絲綢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是經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4}
其二，《草原絲綢之路》云：“在思想與文學方面，隨著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西方宗教沿著絲綢之路相繼傳入及其經典、教義被引介，它們各有所主張的學說、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在中國當時的思想界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并深入民間。”{5}
其三，《新疆古代佛教研究》 說：“這里一直是著名的東西方絲綢之路的通道，也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集散地之一。作為我國東西方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新疆地區一直深受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也是我國最早接受外來文化的地區之一。從這條道路上先后走進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對我國的宗教文化傳播起到過重要作用，而佛教傳播則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6}
其四，《新疆的歷史與發展》 說：“新疆作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樞紐，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早在伊斯蘭教傳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就相繼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新疆，與當地土生土長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傳。”{7}
其五，《絲綢之路宗教文化》說：“‘絲綢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源’，在它的東西兩端，產生了中國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亞文明、希臘文明等許多古代文明，成為世界文明的搖籃。在宗教方面，諸如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都在這里誕生，對人類文化產生過重大的影響。”{8}
其六，《絲綢古道上的文化》 說：“絲綢之路上的宗教世界，呈現出五顏六色的景象。雖然如此，但信仰的內容卻可以區分為兩個明顯不同的類別：民族宗教與世界性宗教。我們所說的民族宗教，指的是依然局限于本民族和種族成員之中的那些信仰習慣，而不像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那樣，傳播到許多不同的民族之中。”{9}
其七，《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綜論》 說：“西域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十字路口，各種宗教文化順著縱橫交錯的通路滾滾而來。這是由于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從玉門到咸海、里海之間。絲綢之路的暢通保證了西域宗教的順利傳播。”{10}由此可見，絲綢之路對古代宗教文化的傳播發展和興衰起了很大作用。它是自古以來文化交流的寶地、宗教匯流的圣地、民族共存的搖籃、客商經營的古道、名將勝敗的要地、政權更迭的主道、文明流行的孔道。總而言之，在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絲綢之路是傳承友誼、傳承貿易、傳承文化、傳承宗教、傳承商品、傳承農產品、傳承畜產品、傳承手工品、傳承多種經濟的金橋。
[注 釋]
{1}③武伯綸：《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第77～78頁。
{2}《北史》卷28《列傳二十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89頁。
{4}布爾努瓦著、耿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5}張柱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3頁。
{6}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7}《新疆日報》（漢文版），2003年5月27日。
{8}周菁葆、邱陵：《絲綢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蔚縣，古稱“蔚州”。明朝1374年置蔚州衛，屬山西行都司，后改萬全都司，駐地宣府鎮。明政權與北方少數民主政權對抗中，在長城沿線布防，建造城堡。宣府鎮的蔚州地域是防御前線，因此，在蔚州縣府村鎮地區，形成了“村村有堡”“八百古堡”的宏大場面。除了蔚州縣城的“官堡”外，村鎮里都是村民自建的“村堡”，屬于民間建筑范疇。這些古堡在冷兵器時代，對于抵御外敵入侵、保護百姓人身與財產安全、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蔚縣的民間古堡多為建筑群，這其中，真武廟、玉皇閣、三官廟、關帝廟等廟宇都屬于公共建筑，而城堡中的公共建筑還不止于這些，一般而言，修建于城門附近的建筑除了各種廟宇外，還有文昌閣、戲臺（戲樓）、影壁等等。這些建筑物中的各種藝術主體和裝飾物，為豐富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提供了眾多的視覺與精神盛宴。尤其是各類建筑中的壁畫，以其獨特的形式，為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蔚縣民間古堡建筑群中的各類建筑，基本上或繁或簡的裝飾有各種內容的壁畫。壁畫的內容形式和建筑的功用一致，如古堡中眾多的關帝廟，就描繪有關羽的生平、功績的故事；而三義廟中就繪有桃園結義的劉備、關羽、張飛的生死兄弟情故事；各種形式的戲臺、戲樓中就繪有戲曲人物表演與布景用亭臺樓閣、花鳥風景等等內容。雖然，年代久遠、風雨侵蝕，從殘留的壁畫中我們仍能想象當初建成完工時的繁榮景象。這些壁畫的主要功用是為了配合各類形式的建筑，進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義、仁、智、信的宣揚。的確，后人在解讀這些壁畫作品時，也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崇義崇禮的精神內涵。
蔚縣建筑壁畫也有部分是作佛、道教文化宣揚的，如小故（固）城（故城村有大小之分，相隔數里）心佛寺主殿的水陸壁畫，類似于大名鼎鼎的山西芮城永樂宮的《朝元圖》，一樣繪有眾多人物，朝拜佛祖。故城心佛寺位于蔚縣宋家莊鎮小故城村東，遺存的釋迦殿為明代建筑，據碑記，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創建寺廟。殿中的水陸畫為瀝粉貼金重彩描繪，高2.7-3.6米，總長34米，面積近百平米以上，有114個畫幅，繪有約539個人物。畫面中有供養人形象若干，并明確記錄功德施主若干，對于研究明代壁畫藝術和社會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壁畫中還把儒、道、釋三教融匯在一起，體現三教合一的宗旨。是研究中國繪畫藝術和宗教思想演變的重要實物資料。
蔚縣建筑壁畫中，也有一部分是記錄社會生活內容的作品，如蔚縣夏源關帝廟中的《百工圖》壁畫。夏源村位于蔚縣西合營正南3公里，關帝廟的東西配殿山墻上繪有完整的《百工圖》壁畫。四行四列分布，共計有64幅圖，內容有首飾樓、成衣局、豆腐局等清代社會生活中的市井行業，是研究清代社會、經濟、民俗等諸多方面的珍貴資料。“百工圖”雖為民間的鄉野之作，但描繪了百工執事的市井百態，文化、歷史價值很高，被譽為清代版“清明上河圖”。此外，暖泉鎮沙子坡老君觀中也有類似的“百工圖”壁畫，也很生活化。
一、蔚縣古堡中的民間建筑壁畫的現實狀況
民間建筑壁畫數量眾多，不乏精品，社會文化、藝術、歷史價值頗高。但“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由于古堡的沒落、荒棄，壁畫的毀壞程度很高。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經常看到在建筑物的殘垣斷壁中，壁畫被風雨侵蝕和人為毀壞。現實情況基本有以下幾種。
（一）如小故城的心佛寺釋迦殿壁畫，因建筑完好，保存尚好。此類的還有上蘇莊觀音堂壁畫、蘇邵堡關帝廟壁畫、沙子坡老君觀壁畫等。此類壁畫依托的建筑物完好，因此保存情況尚可，壁畫創作年代以明代為少，清代居多，顏色鮮艷，只有個別地方遭到破壞，如個別人物的面部在特殊年代被人為的挖掉。
（二）如單堠村關帝廟、戲臺、龍王廟等，基本建筑在，但已荒棄，無人保護，因此壁畫狀況堪憂。此類情況還有，如南留莊鄉白家莊中、下堡建筑群中的羅漢寺和寧圣寺，水澗子三堡中的西小堡中的真武廟等等。因建筑荒棄，壁畫屬于無人監管的狀態，自然和人為地破壞嚴重，且繼續在發展中，所以這一類的壁畫屬于亟待保護的狀況。這類壁畫具藝術風格和建筑碑記推斷也是明清兩代都有，清代居多。
（三）如西大云瞳的戲臺與觀音殿，觀音殿中的壁畫部分被糊上報紙遮蓋，部分被人為做飯熏烤，已模糊不易辨認。可看到的一部分顯露出不錯的畫工，有明代作品風格。此外還有宋家莊鎮邢家莊的觀音廟、關帝廟，朱家堡的關帝廟，也毀損嚴重，僅僅遺留一小部分可辨認，很是可惜。此類作品較多，整體保護難度較大，沒有操作的可能性，但局部遺存也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二、蔚縣古堡中的民間建筑壁畫的保護價值
蔚縣古堡中民間建筑壁畫的遺存具有廣泛性。數量眾多，壁畫的內容豐富，人倫教化的宣揚，佛教道法的普及，世俗百態的寫照等等，形成了極具普遍性的民間壁畫文化。
這些建筑壁畫雖屬民間，埋沒于荒野與農舍之間，但其極具專業性和學術性，不乏精品。如故城心佛寺的《釋迦殿壁畫》、夏源《關帝廟百工圖》、蘇邵堡《關帝廟壁畫》等等很多，年代以明為少數，清代居多。單從畫面布局、設色技巧、人物特征、描繪風格、故事節奏上都有著很高的藝術性和專業性，說明當時民間畫工的水平很高，他們本著虔誠的心，不計工本，繪畫的周期很長，盡施其技，不輸于宮廷畫師的造型能力。
壁畫的發展與前代及周邊省份作品有歷史傳承性。蔚縣古堡的民間建筑壁畫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如果了解中國美術史就會發現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藝術是有一個整體傳承性的。壁畫的創作往往有“粉本”（傳承下來的譜式圖樣）為依據，粉本畫稿是歷代畫工集體力量的結晶，有的還是名家所為。我們可以把故城寺的壁畫與石家莊市毗盧寺壁畫作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在表現佛、道、釋三者合一的哲學理念和佛法為尊的總體思想上有非常偉大的一致性。如果和元代永樂宮壁畫相比較，我們也會發現，二者雖相隔數百年之久，在畫風上、畫面構圖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似乎有著剪不斷的聯系與淵源。
蔚縣古堡民間建筑壁畫也有其特殊性。蔚州城的鄉野村鎮古堡集中，正所謂“八百村、八百堡”，堡中的建筑群規模龐大、類型多樣，造就了豐富的壁畫創作場地和多元的主題內容。因此，我們如今才得以如此集中的看到不同主題樣式壁畫的存在。這是一個特殊時期造就的特殊產物，卻為我國的民間建筑史、美術史、文化史、社會史提供了大量詳實的典例。因此，保護、研究、開發、利用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對于我們后人來說是任重道遠的。
三、蔚縣古堡中的民間建筑壁畫的保護手段
蔚縣古堡民間建筑壁畫分布集中、數量多、內容廣泛、表現豐富、社會文化藝術價值高，適合于整體的保護、研究和開發利用。如此龐大的民間壁畫博物館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項目，有著深遠的意義和現實作用。但目前，這些壁畫也有著各種各樣的現實情況（如前所述，壁畫的現存狀態、破壞程度不同，藝術價值、文化價值也不相同），需要制定方案，區別對待，做到有效、長效的科學保護。
（一）開展大量的田野調查。
以當地的文保部門牽頭、配合，聯合地方院校的專業隊伍，實地考察，取得第一手的寶貴資料。考察壁畫的實際情況，評估其破壞程度、藝術與文化價值，確定其保護的可能性與保護等級。并留存全方位的影像資料，建立、登錄花名冊與地理坐標，并實現保護的“數字化”。敦煌研究院的數字中心，有著成熟的壁畫數字技術手段。從1999年開始，他們就把壁畫的修復進行數字化拍攝，此技術與設備在全國屬領先地位。他們的主要技術理念是在測光技術的支持下，對壁畫進行統一亮度的拍攝，由電腦進行拼接，完成每一張照片。除敦煌外，他們也在全國各地進行技術支持與合作。曾經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毗盧寺實現了明代壁畫的“數字化”保護，為下一步的保護、修復、對外交流展覽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在數字化資料的基礎上，建立蔚縣古堡民間建筑壁畫數據庫，輸入信息，統一管理，搭建網絡平臺，科研資料共享。
（二）選擇性修復。
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評估壁畫的保護等級。下一步就要征對部分狀況較好，建筑環境良好的壁畫作品進行修復。修復要以科學、長效為標準，切勿急功近利，并要做到修復、保護一致，修舊如舊，并盡量抑制進一步毀壞的可能性。敦煌藝術研究所是極具專業性的科研機構，征對壁畫表面的發霉、起甲、變形等多種毀壞情況，實踐出一些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并開始在全國文保單位推廣培訓。
（三）壁畫搬遷、異地保護。
對于一部分建筑物情況危急，藝術質量較高的壁畫，可以考慮異地保護的思路。我們國家最成功的壁畫整體搬遷工作當屬山西芮城永樂宮壁畫。因國家修建水庫，而整體切割、搬遷、異地恢復，是壁畫保護史上的壯舉。這方面，河北省博物院也有成功的案例，北齊高洋墓甬道壁畫整體搬遷進入博物館展覽，恒溫恒濕的室內環境模擬墓室內環境，對于保護壁畫十分重要。在河南省洛陽市的古墓博物館內也有類似的壁畫館，都是異地保護的成功案例。另外，河南吳道子故里珍貴壁畫也成功揭取保護，河南禹州境內元代昆侖寺文殊堂內，兩幅巨型壁畫也取得了成功揭取。這些成功的案例為我們在蔚縣古堡的民間建筑壁畫的保護提供了完整參考資料。所有的異地保護工作都需要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確定保護等級和保護方案，并嚴格遵循工作流程。如確定目標，防塵清洗，加固墻體，分割與揭取，拼接與復原，力爭做到修舊如舊，并且搬遷后要做到專業防腐、除塵、濕度、溫度的控制。
（四）效仿國外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制度進行保護。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英國產生的國家托管委員會（The National Trust），是一個民間的慈善機構，由關心英國鄉村以及古建筑物的人們自愿組成，靠公眾中的會員自愿支持得以生存。它最基本任務是保護自然景觀和具有歷史意義的名勝古跡。托管會實行“鄉村房屋計劃”，拯救了約150余座16到17世紀的老房子。經過近80年的發展，托管會保護了所有的英國歷史景觀與風景名勝，不僅造福了英國子民，也吸引了數百萬的旅游者每年領略到英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
蔚縣古堡和建筑壁畫具有這樣的先資條件，集中便于管理，經典值得保護，數量大有甄選優秀、品質好作品的可能性。在保護機制上，我們可以借鑒英國國家托管會的制度，對古堡進行全民保護，以降低、消除古堡和建筑壁畫所面臨的繼續被破壞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