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04 06: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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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經濟人類學家哈特（Keith Hart）首次提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概念后，經濟學家們一般是把非正式金融納入到非正式經濟的框架來分析。
國內學者對此也做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不完全市場競爭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微觀基礎及其理進行了解釋（林毅夫、劉遵義等，2000；張維迎，2002）。二是在傳統的融資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江曙霞，2001）。三是基于金融監管的需要，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進行了分類，并初步提出了數據采集和統計的方法（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2002；郭斌、劉曼路，2002）。四是考察了非正式金融演化的市場化背景，并將非正式金融納人到經濟學的理性分析中去，大致勾畫出了非正式金融與政府、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與工業化、城市化及其外部邊界的關系（張杰，2003）。從其各自界定的范圍來看，大部分有著交叉和重復的內容，只是從不同角度給予說明。筆者定義非正式金融為未得到法律法規及其他正式形式認可或直接認可的金融。
二、我國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問題
1.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存在劣勢
非正式金融常常是從正式金融的薄弱環節或缺陷部分鉆進來發揮金融功能，非正式金融一般雖以市場為基礎進行運行,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制約,它只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才有效率,這導致了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的劣勢。這些因素主要有三個:
(1)信息因素：非正式金融的信息優勢與其活動的范圍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農村非正式金融的業務范圍只能針對農村少數的對象展開,一旦規模壯大，其信息優勢也會隨之減弱。
(2)交易成本：金融活動范圍的擴大導致信息優勢減弱,勢必要求它具有更規范的管理手段和運行機制,同時還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質管理者和員工,這就意味著更高的成本。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抬會”事件和福建平潭“標會”風波產生的根源就在于非正式金融機構在規模擴大的同時,缺乏相應的制約機制,加上一部分人惡意地以高利率誘騙,最終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3)法律上的不認可：一些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被政府限制甚至禁止,是因為它在活動范圍和規模上的劣勢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范圍和規模的狹小使得小范圍內的經濟主體面臨的風險無法通過多樣化進行有效分散,導致了較高的關聯風險。其次,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范圍狹小，造成效率損失。再次,金融是一個追求規模效益的行業,然而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小規模經營會使得單筆金融業務的運作成本無法通過規模的擴大分攤,因此金融業務的平均成本往往比較高,難以實現規模優勢。
2.部分農村非正式金融成為了人們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
雖然研究顯示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不都是屬于高利貸范疇，但是不排除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為吸引資金或出于投機目的而提高利率的可能。高利貸會引起非正式金融機構風險增大，最終導致倒閉。
以浙江寧波市M縣的標會為例，該縣解放前就有合會歷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民營經濟活動的增多，對信貸需求也增多，在正式金融供給缺失情況下，民間合會開始興盛起來。M縣的標會在1991年達致高峰。據M縣工商銀行1991年5月份對城關212戶居民的問卷調查，參加標會的有178戶，占84%。1991年，M縣出現了“會”山“會”海，甚至出現一日一標會，而不是通常的一月一標會或者隔月一標會。只有部分合會仍然是為了獲得投資回報或者解決生活之急需目的而存在。許多合會成為人們企圖用來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這種利息收入遠遠高于一般投資所能獲得的回報。最終，M縣的“會山會?！遍_始倒塌，一些人席卷所標資金潛逃，造成倒會。政府被迫開展清理標會的行動。
3.組織管理混亂，相當一部分信用活動不規范
大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其籌資、征信、信用審核、授信、風險承擔等能力低下。此外,非正式金融機構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賬準備金以抵御風險,經營風險極大。
以當鋪為例，其在開展典當業務之外，容易超越經營范圍和法律許可的利率發放質押貸款，而且缺少必要的抵押、擔保措施。2004年6月底，溫州市查封了溫州泰順縣三魁利民典當商行。該機構非法吸儲放貸達10多年之久，累計吸收存款4200多萬元，被查封時其賬面存款余額仍達1800萬元；其90%以上的貸款只憑一紙借款契約或借據進行，沒有正式的借貸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擔保措施；在其中全部536戶貸款中，只有14戶提供了名義上的“物質抵押”。
4.影響金融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
非正式金融活動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誘發大量資金以現金形式流出銀行體系，加大現金體外循環，造成金融信號失真，干擾中央銀行對社會信用總量的監測。由于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投向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趨利性，其資金流向與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不一定相符，致使一些國家政策難以落實。另外，民間借貸的隱秘性，給金融監管部門增添了工作難度。加之除對非法集資等經濟犯罪有法律規范外，目前對普遍的非正式金融活動，金融監管部門尚缺乏具體明確的監管法律、法規，法律制度的盲區也讓金融監管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鞭長莫及。
三、相應的對策和政策建議
1.適當放開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慎重對待農村“高利貸”活動
根據當前存款利率市場化試點經驗，小幅度放開存款利率是無風險的。國家應該給予試點縣轄內所有金融機構以平等的試點機會和平等的存款利率上浮試點，這樣可以使整個轄區內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實際互動，從而為決策者提供進一步的改革依據。以確保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有限幅度內的存款利率上浮是安全的。
對于“高利貸”不可禁絕。農村有些個人是為了非經濟原因而借入“高利貸”，這意味著應該改進非經濟領域的制度安排來替代和化解人們對“高利貸”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高利貸本身仍是一種金融服務，禁止“高利貸”可能導致社會弱勢群體連活命的最后機會都喪失。
2.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建立一個多元化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
商業金融準入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可以放低，比如允許一些地方企業合股建立信貸機構。這就可以使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從而部分替代和擠出民間信貸，包括高利貸。農村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單一金融市場，而是多個局部金融市場組成的。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本身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一家金融機構、任何一項金融工具均不能完全發現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因而不能完全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組織多樣性和工具多樣化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而成為必需。因此，應通過農村金融組織或活動多樣性而在農村金融領域引入金融供給方的競爭，打破壟斷或者準壟斷格局。競爭能夠帶來效率，促進金融創新，擴大金融服務供給，促使金融機構按照服務產品的成本和風險實行風險定價。
3.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其進行金融創新
現有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國正式金融的服務不到位所導致的。因而要大力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創新。農村種植大戶、專業戶和鄉鎮企業的資金需求大部分可以通過正式金融來解決，比如通過商業銀行業務、證券市場業務，甚至風險資本投資業務等。加快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也有利于農村資金的合理配置，例如民生銀行推出的委托貸款就是一種有效的借貸雙方的溝通機制。
此外，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要真正辦理政策性業務，而不是簡單提供流動資金，其業務范圍應該是那些按商業原則運行能收回本金但回報率低或回收時間特別長或回收風險較大的項目，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
4.建立起正式允許農村非正式金融運作的規則框架，加強監管，降低其風險
該規則框架必須使得非正式金融的風險最小化。建立非正式金融機構運作框架，至少有兩條線索可尋。其一，對任何金融活動原則上均應考慮征稅，可以通過稅收和金融活動備案來了解民間金融信息，政府監管部門可以借此就社會中民間金融的風險及時向民眾提供信息；其二，把有些非正式金融機構的運作程序寫入民法。比如我國臺灣省就把合會的運作程序進行了修正，寫入了民法。其目的不是禁止非正式金融，而是維護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正常運行，減少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艾德加?法伊格:《地下經濟學》（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關鍵詞 非正式學習；理念；知識觀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6）22-0113-03
Key to Understanding Informal Learning//Gao Yu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formal learning， the external differences of informal learning reflect its internal changes， which is the change of learning idea in informal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of learning idea is the key to distinguish informal learning and formal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ke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l learning.
Key words informal learning； idea； knowledge concept
1 非正式學習的研究現狀
所謂非正式學習，是相對正規學校教育或繼續教育而言的，指在工作、生活、社交等非正式學習時間和地點接受新知識的學習形式，主要指做中學、玩中學、游中學，如沙龍、讀書、聚會、打球等[1]。非正式學習英文稱為Informal Learning，是一個外來詞匯，國內對非正式學習的關注和研究時間不長，始于20世紀末。
2005年，國內學者余勝泉、毛芳在《電化教育研究》第10期上發表了題為“非正式學習：e-learning研究與實踐的新領域”的學術論文，論文不僅介紹了非正式學習的概念，還對非正式學習的時代意義、內涵和特點、理論基礎、典型形式、促進與實施策略進行了介紹。論文對非正式學習闡述全面、系統，在國內非正式學習研究領域堪稱轉折點，隨后有關非正式學習研究的論文數量明顯增多，并且不少研究都引用了這篇論文。
筆者通過CNKI（中國知網）進行文獻檢索發現，截至2015年12月，和非正式學習有直接關聯的論文有318篇，其中2014年、2015年共有論文90篇，占文獻總數量的28.3%，說明國內有關非正式學習的研究成果尚不算豐厚，但近兩年又有上升趨勢。筆者根據學者王妍莉等通過內容分析法對國內非正式學習的研究發現，近年來國內對于非正式學習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相關技術、資源建設、實踐成果等應用方面，綜合來看，應用方面的研究超過研究內容的80%[2]。楊欣、于勇的研究也證實，有關非正式學習的應用研究在國內備受學者青睞，成為研究的重點[3]。
任何理論的創立最終都是為了在實踐中能夠得到應用，否則，再完美的理論也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人們把非正式學習理論應用到很多具體領域，說明非正式學習在實踐中有很強的應用和研究價值，得到實踐的歡迎。筆者以為，非正式學習越是在實踐中受歡迎，就越需要加強對其理論方面的研究，以促進其不斷發展完善，更好指導實踐。
當前人們對非正式學習理論層面的探討傾向于對其特征的關注，非正式學習的特征是其區別于正式學習的關鍵，也是人們認識和研究非正式學習的主要抓手，更是其吸引眾人目光的焦點。但從研究的歷程來看，對事物的認識還不能止步于此，還需μ卣鞅澈笏隱含的東西開展深入研究。事實上，對非正式學習的認識容易為其特征的表面所吸引，也容易因其表面的特征而疏忽對其內在的認識。
筆者認為，與正式學習相比，非正式學習外在的不同反映了其內在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蘊含在非正式學習中的學習理念實現了轉變。學習理念的不同是非正式學習區別于正式學習的關鍵，也是人們需要透過非正式學習特征的表面認識其內在的關鍵。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試圖對非正式學習所蘊含的學習理念進行探討，并求教于大家。
2 非正式學習體現的是后現代主義的知識觀
現代知識觀認為知識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價值中立性、實用性與功利性的特征?，F代知識觀對知識的客觀性、普遍性、價值中立性和實用性及功利性的追求雖然消除了知識的主觀性、個體性和不確定性等缺陷，但也帶來一些問題，使知識缺少人性的溫度，變得生硬、冷漠，這樣的知識缺乏與現實世界的聯系。知識因人的參與而生成，所以知識應體現人類的價值取向，現代知識觀下的知識缺失價值取向，它異化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知識的絕對客觀性和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們只重視以符號系統形式保存、積累下來的社會知識，注重社會知識向學生個體的傳授，而忽視了社會知識的個人化，把個人知識與社會知識簡單地對立起來。忽視了從個人經驗中獲取自下而上的知識，個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被動地接受知識，從而抑制了個體對知識的批判意識和能力。對非正式學習的理性認識反映了人們的知識觀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通過后現代主義的知識觀集中體現。
1）不再具有絕對的客觀性，而是具有相對的不確定性。知識不是主體對客觀世界直觀的“鏡式反映”的結果，而是主體與客體之間溝通和對話的結果，溝通和對話的過程基于主體的經驗和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是學習者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獲得的[4]。這樣的知識成為一種主體性的存在，這種主體性的存在導致知識不再具有絕對的客觀性。
2）具有開放性，與封閉性相對立。知識系統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各種突發事件、外部干擾、錯誤都有可能轉化為學習契機，最終形成有價值的知識。
3）具有復雜性，與單一性相對立?，F實世界是一個充滿各種聯系的網狀世界，由多種交互作用的要素組成，個體處于這一網絡之中而非網絡之外，于是形成一種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互交融的、復雜的知識狀態。
4）傳播方式的多樣化。以往知識的傳播主要依靠教師課堂傳授和書本兩種方式，當下知識的傳播卻可以依托各種技術，實現傳播方式的大跨越。
3 非正式學習使人們平等地享有學習的權利
以往，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學習行為只能發生在教室中、課堂內，是那些走進學校坐在教室里的人的特殊權利，走出學校大門或無法進入學校大門的人不能享受學習的權利。這樣的觀念顯然建立在傳統的機構化和結構化了的教育體制之上，認為知識傳播的活動和學習的行為只能以正式學習的形式發生在正規的教育機構中。這種觀念反映了人們對獲得知識的熱切渴望，也折射出人們對正式學習的非理性認識，更是那些被排斥在教育體制之外的人們失落心理的真實體現。很明顯，這種狹隘的認識自然地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可以產生學習行為的主體之外，使人們無法平等地享有學習的權利。
相對于人的一生，人們在學校中的時間畢竟是短暫的，何況有的人一生都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如果按照上述邏輯進行認識，能夠進行學習的主體只能是人類社會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不能學習或不能繼續學習的?，F實給出的回答并非如此，常說不學習就會為社會所淘汰，為什么絕大多數的人沒有繼續進行學校中的學習行為而并沒有被社會淘汰？答案只能是人們在以學校為代表的正規教育機構之外仍然進行著學習活動，即非正式學習的活動。非正式學習沒有正規教育中過多的限制，是每個人天然的權利，尤其是那些已經結束學校教育或從未接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們，他們依靠非正式學習很好地應對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種挑戰，不僅未被社會所淘汰，甚至成為緊跟時代步伐的不斷創新的群體。非正式學習使人人都可以成為學習的主體，成為學習活動的真正主人。
4 知識來源的渠道不再局限
建立在傳統的機構化和結構化了的教育體制之上的學習觀念很自然地會認為知識來源的渠道主要是書本和教師。書本和教師固然是知識來源的重要渠道，尤其是那些已被高度程序化和理論化的知識。如果是在過去，人類知識總量不多和更新速度較慢的情況下，人們依靠書本和教師獲得的知識完全可以應對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但當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正如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所述：“即將來臨的后工業社會（即當下的社會）與以往工業社會有著很大的不同，從總體的廣泛特征上說，如果工業社會以機器技術為基礎，后工業社會是由知識技術形成的。如果資本與勞動是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識則是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盵5]丹尼爾?貝爾還用中軸原理來形容知識處于中心地位，它是社會變革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知識社會初見端倪的當今世界印證了丹尼爾?貝爾40多年前的預見，在當下，知識具有絕對的核心地位。學者Blair通過長時間對數千家非金融企業的資產組成研究發現，以知識為主的無形資產在1978年的企業資產組成中平均占據20%，到1998年這個數字變成80%[6]，可以肯定，目前這一比重會更高。同時，知識還以驚人的速度在不斷更新。有研究表明，18世紀以前，知識更新速度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更新加速到3～5年翻一番。知識如此重要，并且更新速度在不斷加快，那種試圖通過書本和教師等有限渠道來滿足人們學習需要的做法與當前的實際是格格不入的。
非正式學習的知識是通過非教學性質的社會交往來獲取的[1]，因而非正式學習中知識的來源渠道是多元化的。從人的角度看，非正式學習中的知識可以來源于家人、朋友、同學、同事等工作和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觸到的所有人，也包括那些無法直接接觸但可以借助媒介發生聯系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識的人。從來源的媒介看，可以是書本、報刊等傳統媒介，也可以是電視、電腦、移動媒體等新媒介；從來源的場所看，可以是辦公室、生產車間、會議室、圖書館、博物館、地鐵站等多種場所。
5 學習可以是一個愉快的過程
《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雖然不能對這句話進行簡單解讀，卻可以明確地看出孔子認為學習是可以帶來快樂的。學習不僅是智力活動的過程，也是人的內在心理活動過程，學習與人的內在心理、情緒等聯系緊密。學習應該既是人們獲得知識的過程，也是人們因內心得到滿足而愉快的過程。因為人類不僅有學習知識的現實需求，同時在知識面前也充滿好奇心，學習使人們的現實需求和好奇心可以同時得到滿足。而現實中發生在教室中課堂里的正式學習往往事與愿違，不僅沒有帶給學習者快樂，反而使他們面對學習充滿畏懼。
正式學習的過程經常是學習者被牽著鼻子被迫學習的過程，教師主導整個過程，從學習的發起到知識的傳遞，再到學習的結束，學習者都處在被動地位。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曾說：“我隨時準備投入學習，但是我不喜歡被教?！苯處熤鲗嗟倪^度發揮限制了學習者主體作用的充分發揮。正式學習中傳遞的知識往往是脫離真實情境而高度抽象化的知識，如果教師再不注重教學的方法藝術，而是一味填鴨式地灌輸，坐在教室里的學習者產生厭煩的痛苦心理是不難理解的。
更令學習者擔憂的是正式學習往往伴隨著考試，學習的結果都要通過考試成績進行鑒定。考試應該是檢驗學習者學習狀況的一種手段，目的應該是更好地促進學習?，F實中，考試卻成為學習的指揮棒，學習者淪為考試的奴隸。有的學習者因為考試成績不佳，對自己的學習能力產生懷疑，使本來就不積極的學習心理更是雪上加霜。這種在正式學習中產生的失敗學習心理其破壞性影響極大，不僅是學習成績不佳的學習者在學校期間的困擾，也會使其在走出學校后面對以后的正式學習而喚起學習失敗的記憶，從而失去繼續學習的信心。
非正式學習中，學習者完全主導學習的過程，學習由學習者自我發起、自我控制、自我負責。知識不僅是學習者當下的現實需要，而且傳遞發生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學習的過程甚至不易察覺，學習的結果也不被別人量化考核，學習者對結果自主負責，失敗了也不會對學習者產生挫敗心理，甚至會啟示學習者尋找新的學習方法。非正式學習這種學習者內心對知識的真實需求，學習過程的自我主導和情境化，使得學習者在學習中處于一種自然放松狀態，感受不到學習的壓力。尤其是網絡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高度發達，更使非正式學習的過程充滿愉快的體驗。
參考文獻
[1]余勝泉，毛芳.非正式學習：e-learning研究與實踐的新領域[J].電化教育研究，2005（10）：18-23.
[2]王妍莉，楊改學，等.基于內容分析法的非正式學習國內研究綜述[J].遠程教育雜志，2011（4）：71-76.
[3]楊欣，于勇.非正式學習研究現狀綜述[J].現代教育技術，2010（11）：14-18.
[4]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術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8.
[5]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高，王宏周，魏章玲，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156.
[6]Blair M M. Unseen wealth： report of the Brooking Task Force
關鍵詞：農村金融；關系型融資；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4－0041－05 中圖分類號：F830.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06年底，以金融機構多元化和農村金融市場對內開放為核心的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正式啟動。截至2007年6月末，全國6個首批試點省(區)共有18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開業，從目前可獲得資料來看，這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出現，對激活農村金融市場、完善農村金融體系和改進農村金融服務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積極影響。但由于可供考察的期限較短，我們尚無法判斷這種影響在今后能夠持續的強度和廣度。事實上，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些新機構如何才能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生存并發展下去。我們在2007年7月對安徽某地區縣域金融狀況的調查中發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新機構的發展前景并不被看好，被調查的178家縣域金融機構中只有32家對其表示了謹慎樂觀。這次調查還發現，縣域金融機構對當前農村金融關注最多的三個問題依次為：基層銀行缺乏信貸自、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力度弱化、政府部門的政策配套措施不到位以及農民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對農村資金外流、民間金融興起以及農村金融風險等問題的關注相對較少。這不由得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現有農村金融問題能否通過擴大基層銀行的信貸自得到解決，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應該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由此，我們引入了關系型融資。上世紀80年代，Fama(1985)和James(1987)等人對銀行貸款特點和價值的研究引起了眾多學者對關系型融資問題的關注。如今，關系型融資已成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的前沿問題。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出資人在與借款人長期交往過程中可以了解到許多內部信息，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僅構成了出資人的比較優勢，也增加了借款人的價值，因此，發展關系型融資的意義十分顯著。迄今為止，人們對關系型融資的研究大多圍繞著中小企業而展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農村領域的融資活動與中小企業融資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將關系型融資引入農村金融領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二、關系型融資的理論考察
(一)內涵界定
關于關系型融資，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如，青木昌彥和瑟達爾?丁克(1997)認為，“關系型融資是這樣一種融資形式，出資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確的情況下，為了將來不斷獲得租金而增加融資?！盤eterson和Raian(1994)從企業出發，把關系型融資定義為能使企業獲得更低融資成本和更多資金的緊密的融資關系，此關系以存在信息生產的規模經濟且信息是耐用和不能輕易轉移為前提。而Boot(2000)則從金融中介出發，將關系型融資定義為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服務，是為了獲取特定客戶的專有信息，并通過長期客戶關系或范圍經濟獲得收益。
盡管在概念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對關系型融資內涵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共識：(1)關系型融資并不僅限于銀行貸款領域。這有兩層含義：其一-，除商業銀行以外，其他金融中介也會從事關系型融資，如投資銀行、財務公司等；其二，就商業銀行而言，與客戶之間的關系不僅體現相互間的資金借貸上，還體現在其他相關金融服務中，如銀行為客戶提供支付、等金融服務；其三，除業務以外，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還會延伸到其他領域，如互相持有股權、互派董事等。(2)交往持續時間的長短是衡量融資關系深厚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維持關系通常意味著融資雙方為了獲得將來的利益而愿意作出暫時的犧牲，如一家銀行可以通過提供低于成本的期初利率來吸引借款人，而希望能在以后對其收取較高的利率來補償先前的損失。相反，一家企業可能開始情愿接受較高利率的貸款，期望能夠與銀行建立一種長期關系為將來換取較低的利率。(3)專有信息的生產與使用貫穿于關系型融資的全過程。這里所說的專有信息是指可利用的公開信息以外的信息，這些信息通常處于保密狀態，可通過與借款人的多重交互進行收集。獲取專有信息是融資雙方建立長期關系的直接動因，而專有信息的質量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關系型融資效應的發揮。
(二)效應分析
對于關系型融資效應的分析一直是關系型融資理論的核心?，F有的研究表明，發展關系型融資能顯著解決信貸市場上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歸因于前面提到的專有信息的生產和使用。青木昌彥和瑟達爾?丁克(1997)認為，正是出資人的信息優勢使其擁有獲取租金的機會，這些租金不僅包括信息租金，還包括出資人通過成本分擔、聲譽、特殊關系、金融約束和政策設定的相機治理等獲得的其他租金。何韌(2005)指出，除了上述租金外，關系型融資還能給銀行帶來其他效應，如提升合約的靈活性、拓展業務范圍和提高市場份額。同樣，關系型融資也能給借款人創造價值，如提高貸款的可獲得性。
除了關注關系型融資的積極效應，一些學者對其可能引發的問題也進行了研究。對出資人而言，最主要的問題是存在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當借款人陷入財務困境時，為了能收回前期的貸款，出資人可能會被迫答應借款人的再融資要求。Boot(2000)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對銀行貸款設定最高等級的優先償還權，以便于銀行在借款人陷入財務危機時對其進行干預。而關系型融資給借款人帶來的最大問題是鎖定效應(hold－up)，即“敲竹杠”。通過建立和維持長期關系，出資人在借款人專有信息方面取得了壟斷地位，借款人很容易被鎖定在原有關系上，這可能使其在事后面臨一個更高的貸款利率要求(Padilla和Pagano，1997)，即出資人的“敲竹杠”行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保持多個融資關系，通過出資人之間的競爭來降低單一出資人的信息壟斷。當然這樣做也是有成本的，不僅會加大借款人的交易費用(何韌，2005)，還會惡化信用的可利用性(Ongena和Smith，2000)。
(三)組織基礎
盡管不同形式的金融中介都可能存在關系型融資，但什么樣的組織形式更適合關系型融資的建立和維持?Stein(2002)證明不容易傳遞的軟信息更需要分權化的組織形式，而獲取軟信息正是關系型融資的基本動因，由此得出結論，分權化的組織形式更適合關系型融資。張捷(2002)構建的銀行組織結構
差異與貸款決策權的最優配置模型對關系型融資的組織基礎也作出了很好的解釋。在科層組織中，關系型融資的決策成本包括調查借款人信用狀況所需的信息成本和監督決策人產生的成本。信息成本隨著調查人與借款人距離(即授權分散度)的拉近而下降，而成本則相反，隨著授權的分散而上升。這樣，銀行的組織結構問題就成為如何在獲得既定信息條件下使信息成本和成本的總和降到最低。從理論上講，組織層級較多的大銀行可以依靠眾多的、貼近借款人的分支機構收集信息，因此大銀行和小銀行面臨著相同的信息成本線。但由于層級較多，復雜，大銀行則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這使得大銀行難以將決策權配置到與小銀行相同的低層級上去，因而可以證明，小銀行比大銀行更適合關系型融資。
(四)外部環境
影響關系型融資的外部因素有很多，如中小企業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金融政策、銀行業競爭狀況、資本市場發育程度，等等。青木昌彥等(1997)通過對日本主辦銀行制度的分析得出結論，政府實施金融約束政策更有利于關系型融資的發展。通過對利率水平和機構準入的控制，約束性的金融政策可以為銀行創造“特許權價值”(franchise value)，這使得銀行會更加注意與企業保持長期關系，減少敲竹杠行為。反過來，金融管制的放松則可能會弱化關系型融資。實際上，金融政策對關系型融資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關系型融資大多依賴于只可意會的軟信息，很難向第三方明示，如果監管當局對銀行信貸業務干預程度較深、監管標準要求較高，很可能會阻礙關系型融資的發展。
同樣，銀行業的競爭態勢對關系型融資的影響也是雙向和復雜的。當銀行間競爭加劇時，一方面，銀行從關系型融資中獲得的利潤下降，可能會導致銀行減少對關系的專用性投資(Petersen和Rajan，1995)；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加劇更加顯現了關系型融資的價值，這反而可能促使銀行進行更多的關系型融資(Boot和Thakor，2000)。當然，這些看似矛盾的觀點正說明了適度競爭對于關系型融資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判定競爭是否適度?現有的文獻對此還缺乏進一步的解釋。
三、農村金融運行特征的簡要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的相對性
金融業本身就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現象較為突出的行業，而農村經濟運行的特點使得農村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現象更為嚴重。相對于城市，農村社會的經濟主體數量多、規模小、地域分散且運作不規范，這使得銀行既難以在貸前通過周密調查以甄別借款人的風險程度，也難以在貸后通過嚴格監督以保障貸款的安全，再加上農村物品可抵押條件的天然不足，在這種狀況下，銀行的理性選擇就是減少供給。因此，供不應求是農村金融市場的典型狀態。
近年來的研究也關注到，盡管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農民的信譽并不比其他社會群體差，無論是尤努斯創辦格萊珉銀行的成功經驗，還是一直以來我國農村大量存在的民間借貸，都證實了這一點。蔣永穆等(2006)運用農戶借貸過程中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即農戶借貸一般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靠親情、道德、網絡、文化和村莊信任來維系，對此進行了解釋。除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特征也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現象。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及生產特點，農村社會的封閉性特征較為明顯，各種各樣的社群，如家庭、氏族、鄰里、村落構成了農民的“社會圈子”。在這些熟悉的社會圈子中，大家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動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系，每個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圈子內的私人信息都是對稱的。最核心的圈子當然是家庭，從家庭到氏族或鄰里、到村落、再到鄉鎮……，隨著圈子的擴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松散，信息在收集和傳遞過程中發生漏損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信息不對稱現象也就隨之產生。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相對概念，一方面表現為常規金融運作中所需的“硬信息”極度匱乏；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大量的、被封閉在一個個相對狹小圈子內的“軟信息”因缺乏傳遞而被浪費。
(二)金融結構的二元性
農村信貸的提供者有兩類，一類是正式的金融機構，主要有政府銀行、商業銀行等；另一類是非正式放貸人，可能是土地主、商人、店主等，也可能是農民自己。如前所述，由于農村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可抵押品缺乏等問題，正式金融安排難以滿足農村金融需求。在正式金融的體系內，不同機構對待農村金融的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出于規模效應的考慮，大型金融機構往往只把農村金融市場作為其吸收存款、籌措資金的場地，很少涉足農村貸款。
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如周立，2005)，非正式金融安排在解決農村信息不對稱、可抵押品缺乏等問題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因此，非正式金融安排在農村的生存發展，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F實也證明，即使在那些政府努力向農村擴大信貸的國家，非正式信貸市場仍然十分繁榮。比如，1951年后印度政府努力通過官方渠道擴展了農村信貸，但村莊放貸者并沒有因此消失，仍然占據了24.3％的債務。泰國也是如此，政府在1966專門成立了農業銀行和農業合作社，中央銀行甚至以發放備忘錄的形式要求每家商業銀行至少將其貸款總量的5％貸向農業部門，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非正式放貸仍占據了半壁江山。當然，非正式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能提供長期貸款，且存在金額較小、利率較高、可獲得性不強的弱點。
現有的文獻論證了農村金融二元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對兩類金融安排的地位認識上還存在分歧。如周立(2005)認為，在農村的放貸應以非正式部門為主。世界銀行(1989)提出，應使非正式放貸有條件納入正式金融機構之內，具體措施包括促進非正式金融與正式金融之間的聯系；在法律環境改善條件下，規范非正式金融業務，使其與正式金融機構相互協調，互相彌補業務與能力的缺陷，從而擴大金融服務的范圍等。我們認為，由于非正式金融的發展還存在著法律、監管及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障礙，很難在短期內成為農村放貸的主體，因此，世界銀行的觀點更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
(三)跨期平滑的困難性
為經濟主體提供跨期平滑是金融體系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農村金融市場欠發達，可以利用的金融工具品種較少，因此農村經濟主體的跨期平滑更多是通過存貸款來完成。傳統的農業融資理論認為，農村居民、特別是貧困階層沒有儲蓄能力，農村面臨的是資金不足問題。然而現實卻表明，窮人同樣有儲蓄能力。以享譽盛名的格萊珉銀行為例，其所有貸款均由自身資源支持，來自貸款者與非貸款者的儲蓄已達其待償貸款的97％。同樣，我國多年來持續不斷的農村資金外流也表明，農民的儲蓄意愿與儲蓄能
力一直較強。
然而，由于農業具有生產周期長、季節性強、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等特點，農民的收入常常處于不穩定狀態，這要求農民不僅要能夠實現季節性收入和連續性支出之間的跨期平滑，更為關鍵的，還要求其在面臨婚喪嫁娶、生病上學等突發性的大額而剛性的需求時，能夠獲得必要的融資。一直以來，中國農民的借貸需求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非生產性借貸仍然是最主要的金融需求。在這種狀況下，沒有融資渠道，不僅意味著農民的再生產鏈條可能中斷，甚至連基本生活都會因缺平滑手段而成為問題。
問題并不僅止于此，農民的跨期平滑要求還反映在對融資成本跨期分擔的需求上。由于農村金融面臨的風險大、交易費用高，放貸人一般都會要求較高的利率水平。對于一位普通的農民而言，即便不考慮農業投資的長期性、高風險和低盈利性，面對高昂的融資成本，融資活動顯然也是難以為繼的，融資渠道的解決充其量只能夠緩解暫時的資金矛盾，很難為其再生產提供持續幫助。據溫鐵軍(1999)的調查，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其中高利貸發生頻率是85％，從用途來看，高達89％的借貸用于生活、應急及其他非農業生產支出，僅有11％的借貸用于農業生產。這表明，民間借貸對農業再生產的意義并不顯著?？缙诔杀痉謸奶峁╋@然難以依靠非正式放貸人，其原因不僅在于非正式放貸人具有天然的逐利性，還在于，與正規金融安排相比，非正式放貸往往以自然人形式存在，而自然人生命的有限性決定了這種制度安排的短期性。
四、構建基于關系型融資的農村金融運行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構建了一個基于關系型融資的農村金融運行機制(見下圖，箭頭表示資金的流向)，基本邏輯如下：
1.發展關系型融資顯然有助于解決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可抵押品不足、跨期平滑手段缺乏等問題，進而提高農村信貸的可利用性，增加農村社會總福利。
2.建立和維持關系型融資的核心是對專有信息的占有和使用。要求金融機構與所有農戶直接建立一對一的關系，這顯然是不經濟的，也是不現實的。通過市場細分，金融機構可與少數的優質農戶直接建立較密切的融資關系，而無法進一步覆蓋大量的普通農戶。
3.鑒于農村地區信息結構的圈層性特點和非正式金融在處理信息不對稱問題上具有的優勢，可考慮在金融機構與普通農戶之間設置一個中間環節――非正式放貸人。具體的設計是：首先把分散的農戶按其所處的信息圈進行分類，在每一個信息圈內確定一名或多名的非正式放貸人，這些放貸人可以是該圈中原來就存在的非正式放貸人，也可以是某個核心人物。進而，讓這些非正式放貸人充當金融機構與普通農戶之間的貸款橋梁，他們首先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然后再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將貸款轉貸給普通農戶。需要明確的是，非正式放貸人不應該有吸收存款的功能。這樣，就構建了一個農村資金的體內循環，即：農戶――金融機構――非正式放貸人――農戶。
4.基于成本和信息成本總和最小化原則，農村地區宜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適當增加中小型金融機構數量，引入競爭機制，有助于規避關系型融資中容易出現的“敲竹杠”問題。這一安排同樣適用于非正式放貸人。鼓勵中小型金融機構與大型金融機構之間建立相對密切聯系，如相互持股、人員互派、業務等，打通將外部資金引入農村的渠道。
5.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保護和促進關系型融資的發展，具體包括：明確非正式放貸人的合法地位；通過市場準入政策的實施，形成和保持農村金融市場的合理競爭格局；采取適當的利率管制，為農村金融機構創造出“特許權價值”，引導其行為的長期化。
五、結束語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作出解答：受成本和信息成本總和最小化的條件限制，大型商業銀行顯然不會輕易下放信貸決策權，也就是說，現有的農村金融問題無法通過擴大基層商業銀行的信貸自得到解決，為此，必須引入中小型金融機構?？焖俎D變業務經營方式，積極發展關系型融資，則是這些中小型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應有的生存之道。正規金融機構發展關系型融資的對象不僅可以是貸款的直接使用者(農戶)，也可以是其他資金中介者(非正式放貸人)。在適當的機制下，正規金融機構與民間金融之間完全可以發展成優勢互補、共生共榮的關系。
論文摘要：隨著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農村金融機構體系已形成，但各類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有所不同。通過對農村金融機構體系構成的總結，重點分別對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創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及非正式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我國農村金融機構體系簡介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并積極活躍起來，形成了包括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機構在內的，以傳統正規金融為主導、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核心、以創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及非正式金融機構為補充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有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及農村信用社；創新型正規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有郵政儲蓄銀行、村鎮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及小額貸款公司；非正式金融機構主要有私人錢莊、當鋪、私人借貸、高利貸、合會等。
二、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1996年以前，農村金融正式安排的主要形式是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自1996年中國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行社分離、國有銀行逐漸退出農村金融市場以來，農村正式金融安排的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呈現萎縮趨勢。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的重擔落在農村信用社身上。但實際運行時，農村信用社并沒有真正擔起這個重擔，它在經營過程中，更多地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偏離了為社員服務的合作宗旨，農村資金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呈現擴大趨勢。wwW.133229.coM為了解決“三農”資金支持，國家加大政策調整力度：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制定政策時，要更多地考慮到“三農”；中國農業銀行轉向商業化的同時，政策方針首要還是面向三農；農村信用社繼續發揮在“三農”中的核心作用。
（一）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是以政策為導向的國有農業信貸機構，其業務范圍主要是辦理農副產品國家專項儲備和收購貸款，辦理扶貧貸款和農業綜合開發貸款。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并不與農民直接發生信貸業務關系，這使它無法直接延伸到最基層去顧及農戶的基本金融需要。目前，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只有中國人民銀行的再貸款。為了更好地發揮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農村金融中的服務作用，我們應積極探索新的資金來源渠道。可將一部分郵政儲蓄、社會保障資金等轉存入農業發展銀行；鼓勵國家開發性金融參與新農村建設，使開發性金融更多地參與農村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產業化、農業資源開發項目的投資。
（二）中國農業銀行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中國農業銀行的業務主要放在籌措資金保證支付和清算票據上，近年來，其經營重心明確向商業化方向轉變，業務范圍也由廣大農村向城市及經濟發達地區傾斜。目前，農業銀行在農村的業務重點主要放在支持農村產業化過程中的龍頭企業上，通過支持龍頭企業發展，帶動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實現農業銀行在農村金融中的作用。
（三）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農村信用社的建立與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直接相關。農村信用社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業生產者和小商品生產者。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者和小商品生產者對資金需要存在季節性、零散、小數額、小規模的特點，使得小生產者和農民很難得到銀行貸款的支持，但客觀上生產和流通的發展又必須解決資本不足的困難，農村信用社這時就能起到很好的金融服務作用。隨著國家清理整頓農村“兩會一部”、國有商業銀行部分機構從農村市場退出，農村信用社一段時間內在農村金融服務中起到近乎壟斷的作用。但農業經濟的風險相對比較大，農信社不良貸款也不斷增多，農信社要想更好服務三農的同時，又能實現利潤最大化，還需多多努力。
傳統的農村金融機構的功能主要是為農村建設提供政策指定范圍內的資金支持，而市場經濟體制促使金融機構追求利益，所以，僅僅以行政命令或者建立以完成農貸資金任務為評價指數的績效制度是不足以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政府應給予農貸行為一個成熟的金融環境并制定相關扶持政策，以此激發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在合適條件下主動尋找農貸機會，并最終解決農村金融供求失衡問題。
三、創新型農村金融供給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雖然在“三農”服務中起主導作用，但這些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商業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新農村建設。因此，國家有針對性地創新農村金融機構，即允許一些社會資金進入農村金融市場，以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競爭機制，并解決我國農村建設資金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從2006年開始，我國已逐步讓郵政儲蓄銀行、村鎮銀行及小額貸款公司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在資金供給上已解決部分問題。
（一）郵政儲蓄銀行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2006年12月31日，經國務院同意，中國銀監會正式批準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成立。2007年3月6日，經中國政府批準，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依法成立。2007年3
月20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成立儀式在北京舉行。郵政儲蓄銀行充分依托和發揮網絡優勢，完善城鄉金融服務功能，以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為主，為城市社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居民提供基礎金融服務。主要是基于郵政儲蓄有2／3的網點分布在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特別是在一些偏遠地區，郵政儲蓄是當地居民唯一可獲得的金融服務，因此，從滿足廣大農村群眾日益增長的基礎金融需求，完善農村金融服務角度出發，郵政儲蓄銀行的農村網點主要是從服務“三農”的大局出發，加大郵儲資金支農力度，擴大農村基礎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滿足度。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降低了支付給郵政儲蓄的利率，現在的關鍵是建立對農村的“輸血”機制，使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業和農村，實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循環。
（二）村鎮銀行在農村金融中的金融服務情況分析
村鎮銀行的設立是我國銀行業市場準入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農村金融組織模式的一次重要改革，一方面增加了我國農村金融供給的新渠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的構建。但村鎮銀行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1）村鎮銀行的數量近年來雖不斷增多，發揮的作用也不斷增大，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部分農戶及農業的資金需求，但和我國眾多的農村人口及需要資金的鄉鎮企業和農戶個人比，它們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2）村鎮銀行多數設立在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區域，部分鄉鎮只有一家，多數比較偏僻及經濟發展不好的鄉鎮根本就沒有，同時，這些偏僻的鄉鎮多數是沒有任何金融機構的，即使有其他金融機構，多數也只有一家，故這個地區“三農”對資金的需要是很難得到解決的；（3）村鎮銀行作為新興力量，多數人并不認可它，對它也不是很了解，導致它發展過程還存在一些困難。村鎮銀行存在吸儲難、利潤低、風險高等問題，另外，村鎮銀行的結算渠道、現金供應問題及存款準備金率等問題至今也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故要想讓村鎮銀行更好地為農村金融服務，還需作出很多努力。
（三）農村商業銀行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2001年11月28日，國內首家農村商業銀行——張家港市農村商業銀行正式掛牌營業。農村商業銀行是農村金融的主力軍，在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城鄉統籌中，具有重要作用。為適應農村各經濟主體對商業性金融的需求，應加快組建新的農村商業銀行，一定程度上可由個人和企業等出資組建。但我國銀行業不對個人開放，農村信用社改組成農村商業銀行時雖然允許個人入股，但不允許個人出資組建商業銀行，這必將阻礙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
（四）小額貸款公司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的出現在滿足農村金融供給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這部分作用主要是基于部分農戶或企業在傳統正規農村金融機構那貸不到款，只好選擇小額貸款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靠自然人或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投資，不能吸收存款，它的貸款利率是比較高的。小額貸款公司獲得高利率的同時，風險也伴隨高利率產生了，加上我國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小額信貸公司如不能調整好風險與收益的問題，是非常容易退出市場的，這將會帶來一系列相關問題。國家的監管機構應做好政策支持和監管，讓小額信貸公司真正為農村金融做一些服務。
四、非正式金融供給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情況分析
非正式金融機構主要包括：私人錢莊、當鋪、私人借貸、高利貸、合會等。在農村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滯后，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不能滿足農村居民和鄉鎮企業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非正式金融機構因此得以迅速發展。非正式金融機構為農戶和鄉鎮企業融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大量的不規范市場交易，表現在：非正式金融機構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往往從事違法活動和高風險投機甚至是金融欺詐活動，存在著極大的金融風險。風險雖然比較大，但非正式金融機構至今還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農村金融供求的現實客觀性：從資金供給方面看，是因為民間借貸的利率遠高于銀行存款，到金融機構存款不方便；從資金需求方面來看，主要是正規的金融機構信貸手續繁瑣、服務態度欠佳，而民間借貸迅速、便捷且多不需擔保等。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建國以來，我國農村金融供給方式，即農村金融機構數量不斷增加，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不斷重構。但事實上還是沒有解決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要想真正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還需更好地發展現有的這些農村金融供給方式的作用，讓它們實現服務“三農”價值最大化。
參考文獻：
在他們之中到處存在的替換儲蓄和信用協會——非正式的金融機構(IFIs)，是遠古的起源。被貧窮的和非貧窮的當地人擁有自我管理的自助組織，通過動員他們的自己資源,在他們的利潤扣除成本后，他們獲得了成長。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們已經進入新的領域且數量增多，規模和多樣性，但最終，大多數仍然受制于規模、推廣和存續時間。他們最好是單獨下，還是應該得到幫助，以提高他們的業務，并融入更廣泛的金融市場？在有利的政策條件下，其中一些會自發地利用機會，演變成半正式的或正規小額信貸機構（小額信貸機構）。這通常會產生巨大的效益：金融深化，可持續性和推廣。捐助者可以利用這些土著基金會和支持各種體制方案的發展，其中包括：激勵主導的互動;鼓勵在缺乏金融服務的地區建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連接國際金融、小額信貸機構與銀行;加強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作為發起人的良好做法，以及在非抑制的政策環境中，促進恰當的法律形式，授予審慎監管和監督。
關鍵詞：小額信貸，微儲金，非正規金融，自助團體
1.非正規金融，自助組織
在1967年3月，在我的第一次實地考察在利比里亞，我有機會觀察一組12個屬于馬諾的在田地中砍樹的農民。在他們開始工作，他們帶上鋤頭形面具，變成動物，唱歌。一個變成了獅子，另一個為布什豬等。他們在整個一天中繼續模仿這些動物，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勞動。我知道我遇到嚴肅的事情；在這一天結束的時候，當他們脫掉面具和變回人類，我開始提問。我了解到：我獲悉他們作為一個團體工作，依次處理每一個的地，實行被人實施的所有任務。對由于性別的原因，女性組織他們的自己團體(Seibel，1967)。在接踵而來的二年的時間里，對利比里亞的每個17個族群的后續訪問期間，我繼續提出問題。研究開始于團體工作；以非正式金融結束。
在利比里亞，我發現人們組成的自助團體，其中每個人定期等量的貢獻寶貴的東西：勞動力，大米，金錢或其他物品。在東北的戈班迪，洛馬和基西，你仍然可以發現大量被扭的鐵棍棒，有著平和圓的外形，所謂的Kissi便士。在阿梅利比里亞介紹了美元之前，它曾是當地貨幣。在所有這些團體，在一定時期內，一位參與者可以獲得數倍于他個人的好處：砍樹木種水稻等均能獲得相應團體的幫助。當每個會員收到了總額超過一次時，這個周期已經完成。一個新的周期可以從相同或不同的成員中開始。
勞動積累和分配，大米和金錢似乎是三個不同形式的經濟合作。然而，在我于1985年在象牙海岸會見的一個農民看來，它們都是關于金融中介：“Letravail,c''''estnotreargent!”。在加納，1979年，我看到了婦女群體的共同生產棕櫚油。在一定的時間里，他們在市場上出售棕櫚油，所得收益分配給小組的成員。大多數這些團體還提供了社會保險的分配稀缺資源，而且向緊急情況下的各成員提供援助，早期這主要是食品，而現在它通常是金錢。
隨著經濟的錢，這些非正式的金融機構（IFIs）并沒有失去其活力。恰恰相反，他們已經成倍增加，無論在數量和多樣性。銀行，其不恰當的產品和做法，都沒有阻止IFIs的發展。在許多情況下，即使是商業和中央銀行的工作人員（如印度尼西亞銀行）已經被發現參與。一些銀行甚至通過了金融技術的使用，如每日存款收集是通過在印度尼西亞巴厘的商業銀行和在菲律賓的北棉蘭老島開發銀行。
2.從傳統的小額貸款組織到微觀金融
我的第一個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用于傳統組織（賽貝爾與安培，1974年），一項條款那，充其量，喚起人類學家的興趣。在20世紀70年代，技術援助機構發現這些組織是（根據弗森100年前所使用的一個古老的名字）：自助團體（賽貝爾＆Damachi，1982年）。在1980年代中期，他們變成了非正規金融機構（賽貝爾與馬克思，1987年）。最后，在1990年，在1989年關于微型企業的世界銀行會議上，我向在科羅拉多的博耳德經濟學院建議，它提供的計劃一部分，其在世界銀行業和金融項下的小額信貸，既包括微儲金和小額信貸（賽貝爾，1996年）。這種新的條款反映它愈加地難以清楚地識別正式和非正式的起源和實踐的事實。
3.Dhikuti，小的企業家的自我幫助財政公司
Dhikuti的小商人自助金融公司，在全世界能找到許多其他形式的體制。在尼泊爾，體制改革已采取了不同的路線。直到20世紀50年代，dikur或dhikuti是一個簡單的微儲金之間的塔卡里貿易商協會。自那時以來，在尼泊爾，它已經擴展到所有城鎮和大多數民族，并成為小商人的自助銀行（賽貝爾＆什雷斯塔，1988年）。當商業機會成長和錢成為不足，秘密的招標（也在中國和越南廣泛分布）按彩票取代分配。例如，在第一個輪回，最低的投標人可能接受600美元的1000美元的一個罐，減少個人捐款的40％或將余額400美元到一個新出現的貸款基金。
在回應允許財政公司的機構一條新的法律，第一，dhikuti現已開始登記為金融公司，這大大改變了傳統模式的微儲蓄和信貸。最突出的是喜馬拉雅財政節余公司，把各種儲蓄和信貸產品提供給整個尼泊爾的窮人和近窮的人。一度，在新的中央銀行規則導致儲存中收藏家的數目和增長縮減以前，多達600個日常的儲金收藏家搜集每日0.15美元的押金總計。（賽貝爾和施拉德，1999年）4.金融服務協會（FSAs）：被農發基金開拓的一項選擇
金融服務協會(FSAs)的概念和發展是是農發基金創新的原則基礎上的土著式儲蓄和信貸協會：，由窮人所有和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可持續性的，接近地方的金融中介。為了在沒有銀行設施的在村一級的地區，促進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金融服務，1994年，農發基金第一次在南非共和國引入這個模型，隨后在1996年是在剛果共和國，1997年則是在幾內亞和貝寧灣共和國。在加納的模型介紹，尤其在帶銀行設施稀少的北方鄉村區域，被在計劃。FSA模型通過以公平的形式動員本地儲金，避免使用外部基金，而且以快速的周轉機制把它們轉化成股東所需的小額貸款。FSA模型的顯著特征如下：
(a)接近.FSA是一家有可變資本且被股東（當地居民）擁有與運營的合資公司。
(b)儲蓄.動員地方性的儲蓄作為股份，而非存款.購買股份的主要激勵措施是地方性資源的積聚和儲蓄的安全。
(c)會計.記錄，包括年度賬戶的結束，是由當地的FSA自己完成。會計和行政程序的簡化和透明基于當地的做法和經驗。
(d)管理的自。所有的股東作出決定并實行，包括他們自身的信用檢查。一個會員的股份數目沒有上限，但沒有股東可以有10個以上的票，所有主要的管理一般在大會作出決定。
(e)控制.機制的內部和外部控制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有利于快速實現高度自治和自我調節。
(f)收益性.盈利的能力。股東為自己利潤的生成而確定FSA的戰略;關注盈利能力是所有決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g)貸款項目業務.FSA以公正的形式動員金融資源,在其職權業務范圍內，為投資到該地區。協會的主要金融產品代表是非常短期小額貸款，能服務其80％的成員并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其提供的金融服務，可能是擴大參與，但只有在兩種分析信貸的成本和方式，以實現一個可以接受的之間的權衡的財政狀況和金融廳對借款人的盈利能力。
(h)可持續性。成員確定自己的戰略，對儲備的構成，為了管理風險、資本報酬和決策撥備營運成本，壞帳準備和對抗通貨膨脹以實現資本的保值。
(i)網絡.FSAs的創新能夠刺激當地的機構和網絡提供核心服務給FSAs。同樣地，FSAs能夠提供便利給正規的金融機構到農村市場。因此，FSA的概念是一種村民自己發起、擁有和經營的，靈活的小額信貸模式，它向農村地區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務，建立村一級的財務結構。它又解決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實體之間缺乏互動的問題。（世界銀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和Tounessi，2000年）
5.連接銀行業
在他們的自己倡議（有時借助顧問的建議），非正式的金融機構開始了很多的連接，大部分在合作社和銀行儲存話。但是非正式的，這些機構很難從這些銀行或合作社獲得信貸。這是在亞洲和太平洋的亞太農村和農業信貸協會（APRACA），曼谷協會中央和農村，農業銀行，進行干預。越來越多的會員機構，如印度尼西亞銀行，菲律賓的土地儲備銀行，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印度國家銀行（NABARD），和支持農業和農業合作社（BAAC）的泰國的銀行，鼓勵銀行和非政府組織，在商業的條款上，與現有的金融自助團體合作（Ghate，1992;Kropp等。1989;賽貝爾＆Parhusip，1992;賽貝爾，1996），從而降低了貸款人和借款人以及存款者和儲戶的交易成本。
這是亞洲國家的政策框架下，有利于金融創新，行之有效的方法，成本包括利率和體制的可行性。在非洲，那里的政策環境是不利的，或不太穩定，如在尼日利亞，APRACA的姐妹組織，非洲農村和農業信貸協會（AFRACA）發現它更難以促進銀行的連鎖。然而，在布基納法索，它的一些成員機構，如國家銀行農業信貸杜（國家推行的）；津巴布韋農業金融公司（AFC）和尼日利亞中央銀行，進行了有希望的倡議。在加納，世界銀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和非洲開發銀行正在制定一項新的行動，以聯接土著儲蓄和信貸協會，即所謂的蘇蘇俱樂部，并每天向銀行存款收藏家。
6.作為好的實踐促進者的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促進健全微觀金融機構（多邊金融機構）。它們可以傳播信息和組織培訓計劃，如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通過培訓（視需要而定），他們可以協助小機構改善其生存和提高他們的法律地位。它們還可以開展金融業務的，在許多國家，妨礙存款收集。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是對金融業務感興趣，他們應該登記為農村或商業銀行，金融公司或儲蓄和信貸合作社。有些已經成功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僅舉幾例：玻利維亞的BancoSol銀行，在印度尼西亞銀行的Danarta銀行和許多其他非政府組織，和菲律賓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中心支柱——農村銀行（賽貝爾和托雷斯1999年）。
非政府組織可能會傳播小額貸款的良好的做法（但并非最佳做法，引起普遍有效的概念的最佳解決方案）。好的實踐對于小額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性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可能包括：
*調動內部資源的體制，通過吸收儲蓄、更高利益、貸款利率、股本、利潤和保險保費，以自力更生。
*動員微儲金作為微型企業或農戶的自有資金，包括自愿可撤回的儲蓄，定期存款，強制性定期儲蓄，獎勵儲蓄和日常儲蓄的收集。
*適當的小額信貸產品，越來越根據償還的表現和吸收能力，短期信貸主要是根據客戶分期付款的能力，堅持及時還款，市場利率覆蓋每個產品的成本。
*小額保險產品有助于貸款的安全，如生命保險、健康保險和牛保險。
*產品互惠，搭售儲蓄和信貸保險，以強化金融紀律和銀行努力。
*互惠儲蓄是預防拖欠的一種手段，儲蓄和貸款相結合的創新，或分期付款金融產品和商品的結合。
*向客戶提供小額貸款服務的是金融機構而不是政府，包括健全的財務管理，方便收集和存款設施，獲得適當的貸款處理，充分的風險管理，及時還款收集，監測和會聚有效的信息。
*獲益于正式與非正式機構經驗的條款及條件，服務這兩個機構及其客戶的和利益。
7.促進謹慎的調整和監察
7.1本土的自我規則
從替換對非替換信用團體的儲蓄團體，從口頭的規則和規則到書面的議事程序的一個改變。在他們的最簡單的形式中，他們可能象在1967年在利比里亞內地的一個單一的村莊里，找到的一家所謂的錢公司的那樣閱讀規則：
所有的成員須達成每一星期日支付錢的總數，且遲于星期日將有五分錢的利息增加到他本應支付的總數.成員須從收入中支付;無論生意如何難做；你將會必須要求收入.在錢被借出之前,五個官員須一致同意借給某人.他們有責任支付從銀行會計收不回來的任何錢.收入催收時間:每一星期日.(Seibel,1974)。
7.2謹慎的調整和監察
在一種壓抑的政策環境，IFIs和其他小額信貸機構不受管制，與被管制的機構相比，具有競爭優勢，因為它們可以自由地確定自己的利率和其他合同條款。許多IFIs保持非正式的，只是因為沒有合適的法律形式提供，或至少沒有充分的法律形式與最低股本要求，或與資本充足比率代替。但是，一旦放松管制的政策環境和刪除準入的障礙，但可能會獲得的謹慎管理和監督。三年的改革措施至關重要，用于改善IFIs納入規范小額信貸機構：
1.撤銷存款和貸款的利率管制：允許每個機構調整利率，以有效成本，包括服務邊緣地區和收集微儲金和在門口的微職薪金。
2.修改銀行法：允許當地居民建立自己的小金融機構，要求合理的最低資本，或資本充足比率（高于商業銀行）。此外，法律制度應應該提供為可讓與的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以抵押和有效地處理索賠所產生的壞賬。
3.提供有效的銀行監管：同時對小額信貸機構和他們的客戶提供指導和監督機構微觀金融服務的利益。對于眾多的當地的小額信貸機構，這種監督可能是單獨提供的，即下放管理和監督給二級管理機構，也就是說，組織自我網絡的微型金融機構又是監督的金融當局。
8.MFIs的狀況
小額信貸機構受益于銀行業的地位？或者，他們應該隱藏在一個非正式的金融部門？答案明顯是，他們應該留在非正式，如果是壓抑的政策環境，加強利率調控，不恰當的監督，或干脆禁止機構健全的做法。在許多國家，有自有資本的要求，例如，銀行的地位未達到地方小額信貸機構;IFIs的唯一途徑，進行登記，從而變成根據社團法半正規的小額信貸機構，作為非股票，非營利性公司，私人或公共信托基金，或者合作社。升級到一些法律地位可能使該機構大幅增加其資產并繼續建設，而不是定期在各成員之間進行利潤分配，這是大多數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做法。
一個例子是在西方蘇門答臘島，印尼的Minangkabau中間的LumbungPitihNagari(LPN)。他們來源于兩次非正式體制的發展：社區米店——lumbungpitih和替換儲蓄集團替換——julo-julo。作為貨幣代替大米，大約500大約500LPN被轉換為其成員所擁有的和被省政府注冊的半正式金融機構。隨著20世紀70年代新的省級法的建立，它不屬于國家銀行法，法律體制不斷升級、演變。省政府給LPN注入股份，其中約一半的財政是用在不斷增長和推廣其實力上。1988年，通過一個村莊銀行法，LPN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法律發展，這意味著他們現在可以注冊為正式的鄉村銀行，如銀行Perkreditan人民（賽貝爾，1989年）。越來越多的LPN已利用這種辦法，近年來，大量提升了其業務的影響。
9.目標：非正式的金融機構(IFIs)被升級和主流
1.IFIs之間的聯網提供便利
1.1形成草根金融體制的格局
組織進行了分析（例如，替換與非替換儲蓄和信貸協會，自助金融服務團體，如水用戶協會或婦女團體，存款收藏家，放債）。
1.2現有的窮人的IFIs的確定
1.3協助窮人加入為窮人所擁有和管理的地方性IFIs
1.4在IFIs中提供便利
1.5促進中央的網絡服務來激勵IFIs叁加網絡(例如:訓練，顧問,簿記工具，法律援助,交流經驗,感興趣表現,與地方和國家當局對話，審計和監督,流動換,和商業銀行之間的聯系)
1.6幫助主動登記的IFIs
1.7支持非政府組織，協助IFIs的網絡和培訓IFIs
1.8達成謹慎的監管
2.倡導、鼓勵IFIs應成為主流
2.1提供基本的會計培訓，以鼓勵IFIs注冊一個網絡
2.2提供財務管理培訓，來激勵IFIs注冊網絡
2.3獎勵提供良好咨詢服務的實踐者，獲得法律地位
2.4提供流動流和再融資服務，作為遵循審慎準則的獎勵
2.5提供一個質量認證的證書，作為遵循外部監督的獎勵
3.IFIs的改善提供便利
3.1升級法律,以為實現一個合適的法律地位提供便利
3.2通過工作人員和財務管理培訓，實現人力升級
3.3組織升級，轉換貸款基金替換團體（循環儲蓄和信貸協會，養老儲金會），喪葬社會，存款收藏家和其他IFIs借助股票、存款和費用或保險費建造，進入常設機構的貸款基金
3.4業務升級，提供包括適當簿記，有效的金融產品，網絡
3.5財務方面的升級，自力更生（動員內部資源），活力（收入扣除營業費用）和可持續性和推廣（增加、擴大收入）
4.給銀行（連鎖銀行）商業化運作提供便利條件
4.1提供再融資服務
4.2提供存款服務
4.3付款服務
4.4財務顧問服務
附錄2
圖及其解析
圖（補充2）解析：
農村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關系到第一產業的長遠發展.因此,把它置于圖中的核心。
第一產業的存在是農民存在的前提條件，也農村企業(特別是農村資源型小企業,它一般以農產品的加工為主營業務）的基礎。
現在,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催生了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農民經濟合作組織作為農民的載體。支持、引導和規范合作社能有效地實現規模的擴大與品牌的升級，實現產供銷與農工貿于一體的產業化，以適應超市連鎖、量販、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現代商戰，進而提升農民、農民合作社的利潤空間。預期利潤甚至超額利潤的出現，將會激勵農村經濟主體與金融機構對農村、農業的投入，并促進它們的良性互動。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主體的金融需求問題。
有關農村金融機構如何參與農村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我在論文（P33-34）的：
（2）“信用證”農戶信貸創新模式
（3）“龍頭企業+信用社+農戶”的“三方協議”信貸創新機制有較詳細的解析。
“資金融通（紅色箭頭）”主要是指農村金融機構根據國家政策以及自身的發展需要,決定資金在城鄉及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的流動。
黃色箭頭主要是指農村金融機構之間:如何分工協作,以促進農村金融體系的完善。
我在論文P28的做了相應的解析:
5.堅持合作、適度競爭、有進有退以及競爭與產權改革相結合的原則
圖（補充1）解析：
廣西北通鎮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鄉鎮，主產亞熱水果,地處亞熱帶,蚊蟲較厲害.因此,發展以頻振殺蟲燈和沼氣池為主的生態循環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沼氣池提供的有機肥是發展綠色農業的前提。因此,把它置于圖中的核心。
經濟作物(我當時,認為是能給農民提供收入的作物）：荔枝龍眼香蕉
非經濟作物(我當時,認為是農民自給自足的作物）：水稻薯類作物
個體戶是指從事化肥飼料等生產資料和日用品的農戶。
農民是指主要從事上述經濟作物和非經濟作物的。
企事業單位包括政府機構、教育等事業單位、農村企業（以工藝品編織廠為主）
關鍵詞:民營企業“翹起的競技場”關系型合約
一、引言
與俄羅斯等國家的激進式改革相比,中國既有的漸進式改革是比較成功的,其中的一個要害是實現了所謂的“增長銜接”(張杰,2000)。改革初期,國家通過有約束的價格雙軌、金融補貼以及強有力的金融控制,保證了國有經濟產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相對比重的緩慢下降(張軍,1998)。與此同時,集體經濟依賴其特殊的“模糊產權”結構和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獲得持續快速增長,從而及時而有力地彌補了國有經濟產出下降的影響。不過,集體經濟產出(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增長在90年代以來出現了停滯趨勢,暴露出“模糊產權”的局限性和過渡性,而民營經濟的崛起又迅速彌補了由此帶來的增長缺口。由于民營經濟的增長依托于一種合理的產權結構,因此它體現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同時也必將成為中國未來宏觀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墒?民營經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卻面臨著越來越緊的發展約束。由于意思形態等因素,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不得不面臨著不公正的市場環境,即所謂的“翹起的競技場”(Atitledplaying field)問題。民營企業發展常常面臨著三個方面的制約,即法律的障礙、政府干預或行政的障礙,以及融資難的問題(Bai等,2003:李稻葵和梅松,2005)。面對“翹起的競技場”問題,民營企業利用各種關系采取了各種措施以規避這三方面約束,如尋求政治關系或政治庇護以規避法律與政府管制的不利影響(Fan等,2007a;羅黨論,2008);通過漏損效應、尋求非正規金融支持等來解決融資難問題。無論是政治關系、還是漏損效應與非正規金融,都與一定的“關系”有關。這些“關系”實際上是一種關系型合約,其本質上是一種隱含的自我實施機制(Levin,2003)。這些措施至少起到了兩個效果:第一,規避了“翹起的競技場”問題所帶來的約束,為自身發展贏得了空間。例如,在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歷史中,可以發現民營企業的發展是與政府的政策推動是密切分不開的。正因為這樣,民營企業就必須努力與政府形成良好的關系,這樣既可以在政府有關的制度的變化中得到保護,又可以通過這種政治關系來獲得相應的資源。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對正式制度的效果產生了影響。例如,一定的政治關系有助于企業規避法律管制,甚至可以從法律管制中得到好處,這會導致有關法律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失效?；谝陨戏治?本文的基本邏輯是:考慮到“翹起的競技場”問題,法治的完善、政府干預的減輕、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應是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但如果一些關系型合約對正式制度(或治理環境)的效果產生了負面影響,那么有關制度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程度將有所減弱。再考慮到我國各個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有關制度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程度也會有所不同,不同制度之間還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補效應?；谶@種邏輯,本文將在已有研究(Alien等,2005;李濤等,2004)基礎上,采用上市公司有關數據,進一步考察三個問題:即在“翹起的競技場”的背景下,在關系型合約的影響下,在有關制度(主要是法治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地區金融發展)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是影響民營企業價值的最重要因素;考察這三個因素(法治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地區金融發展)的相互作用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即三者之間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而根據Roland(2002)的總結,轉軌經濟中有關制度常常具有互補性,本文認為一定的關系型合約可能會使這些互補性失效;從樊綱等(2006)編制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可以發現,不同地區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和金融市場發展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本文研究經濟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因素是否相同,以我國滬、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共計1546個觀測點)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為推動有關制度共同協調發展,發揮不同制度之間的互補效應提供理論支持,為關系型合約與“中國之謎”的相關理論提供了微觀層面的證據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根據諾斯(1990)的看法,制度是社會的博弈規則,這種博弈規則通常由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實施機制三部分構成。正式規則是指人們自覺發現并用以規范化的一系列規則,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具體是指“確定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的一整套政治、社會和法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的排列順序是,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明確的規則,最后到個別的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其中,政治規則可定義為政治團體的等級結構,以及它們的基本決策結構和支配議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經濟規則用于界定產權,即關于財產使用、從中獲取收人的權力,以及轉讓一種資產或資源的能力。正式規則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其具有強制性。非正式規則包括習俗、傳統、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可以統稱為“文化”的一些東西。由于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存在,正式與非正式規則需要一定的治理機制(或實施機制)來保證其實施。Li(2003)區分兩種治理模式:一種是基于關系的治理模式(relation based governanee),一種是基于規則的治理模式(rulebased governance),前者是通過固定主體之間的長期博弈來自我實施的,后者則是通過第三方(如法庭)來實施的。關系型合約是一種隱性合約,這種合約的維持僅要求雙方知道合約變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對結果有著共同的預期。這種合約的可自我實施性來自于如下事實:長期博弈使得短期欺騙得不償失,因為欺騙者將失去未來所有的收益或者合作剩余。規則型的治理則需要相關的合約信息是第三方可以驗證的公共信息,而且需要在制度的基礎設施方面投入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關于關系型合約與正式制度(或正式合約)的關系,學術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觀點認為,正式合約與關系型合約互為替代品(Baker等,2002;Leuz等,2006)。正式契約甚至削弱了企業發展關系的能力,因為它會顯示出對交易伙伴的不信任并削弱信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關系型合約與正式合約是相互補充的,精確設計的正式合約不會阻礙或取代關系型合約,實際上會促進更多值得信任的長期合作交易關系。綜合有關研究,可以得出:一方面,這些關系型合約并未違背正式合約;另一
方面,這些關系型合約對正式合約的實施又產生不同的影響,既可能促進了正式合約的實施,也可能抑制正式合約的實施。針對關系型合約這一非正式的經濟手段的分析,在轉軌經濟中尤為重要。在一些關于中國法律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中,Allen等(2005)采用LaPorta等的法律指標來研究中國的法律體系,發現與LaPorta等研究中的樣本國家相比,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不完善的。然而,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由一些非正式部門推動的,恰恰是在這些部門,正式法律體系的影響很微弱。Alien等指出,在評價中國法律體系的時候,僅僅研究中國的正式法律條文是不夠的,因此建議研究者關注中國正式法律和非正式執行機制之間的相互影響。王永欽(2006)的理論分析得出,關系型合約的自我實施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產權體系下取得驕人績效的“悖論”。而企業政治關系、漏損效應,以及對非正規金融的利用,都與一定的關系有關,具有關系型合約的性質。政治關系主要是企業與政府、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漏損效應主要是企業利用其與金融機構的關系,將資金轉移的過程;對非正規金融的利用,主要是企業家利用個人信用或社會關系,在民間籌集資金的過程。根據Baker等(2002)、Levin(2003)的分析,關系型合約對正式制度是會產生一定影響的,這種影響可能是替代效應,也可能是互補效應。再結合有關制度背景,可以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1:法治水平是影響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設1的得出,主要是基于這樣一些考慮:第一,由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符合近年來在經濟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法、金融和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發展對企業的影響并不如人們想象的大(Allen等,2005)。他們認為,如聲譽和私人關系等其他機制,支持了中國私有企業的迅速增長。本文認為,金融發展水平對企業發展是會產生正面影響的,一方面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企業融資問題,另一方面企業一定的負債也可以作為一種治理機制幫助企業解決問題。然而,在我國特定的制度環境下,金融發展水平也會抑制民營企業的漏損效應,即金融發展與漏損效應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替代效應。漏損效應實質上是私人部門利用金融系統的缺陷轉移金融資源的過程。隨著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這些可以利用的缺陷也就越來越少?？紤]到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漏損效應存在的普遍性,漏損效應可以幫助民營上市公司從國有企業或國有銀行得到大量資源,必然會對民營上市公司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因此,本文認為:地區金融發展既可能對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產生正面影響,也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綜合來看,其影響不會太大。第二,政府干預與政治關系之間也會相互影響。隨著政府干預程度的增強,企業利用政治關系才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一方面政府干預會扭曲企業目標,影響企業正常經營,從而給企業價值帶來幅面影響;另一方面,政府干預又會迫使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需求政治關系,而政治關系對于許多企業來說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Fisman,2001),從而對企業價值產生正面影響。因此,綜合來看,政府干預對民營上市公司價值影響不會太大。第三,法治水平與非正規金融之間應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效應。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等非正規金融必須有一個完善的法規和監管體系(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非正規金融雖然是一種非正式合約,其存在與信用或社會關系有關。但完善的法規和監管體系可以通過對違背信用的當事人進行懲罰,改變當事人的效用函數,使當事人更愿意遵循非正規金融融資過程中的各項條款。hPorta等的一組文獻論述了法律對企業價值的正面影響,加之法治水平可以促進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因此,本文預期:法治水平是影響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設2:對于經濟落后地區樣本,政府干預與法治水平、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效應;對于經濟發達地區樣本,這個關系則不存在
假設2的得出,主要是基于這樣一些考慮:有關正式制度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例如,法治是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法治是造就有限且有效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錢穎一,2003)。反之,一旦政府行事可以不按程序,干預的任意性依然很大,必然會破壞一個地區的法治水平。同理,政府干預與金融發展水平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效應。政府干預下的金融系統容易出現一些問題,金融系統資源更多地涌向國有企業。考慮到國有企業效率并不太高,這實際上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從而抑制金融發展。再考慮到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民營上市公司面臨著更多的政府干預,政府即使不能直接干預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也可以通過法律系統、金融系統間接影響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即對于經濟落后地區樣本,政府干預與法治水平、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效應。而對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上市公司來說,其所面臨的政府干預程度相對較弱,這些公司也可以通過非正規金融等途徑避開金融系統、政府部門對其的影響。因此,本文預期:對于經濟發達地區樣本,政府干預與法治水平、金融發展之間不存在著顯著的互補效應。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時間段為2001年至2005年。對樣本執行如下篩選程序:一是剔除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面臨境內外雙重監管環境;二是剔除年末股票價格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在做了篩選后,2001年至2005年共計5540個樣本,(表1)為這些樣本按終極控制人性質劃分的分布情況。在這5年中,民營上市公司1546個樣本。除終極控制人數據外,其余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本文還在整體樣本選擇出兩個子樣本: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前者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廣東、山東、北京、天津、福建等8個省(市)的民營上市公司,后者包括云南、貴州、廣西、陜西、內蒙、寧夏、青海、甘肅、新疆、等10各省(市)的民營上市公司。國內研究一般均是將江蘇、上海,浙江,廣東,山東,北京,天津,福建等8個省(市)視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但也有研究將遼寧和海南視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本文穩健性檢驗將包括遼寧和海南的10個省(市)視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
(三)模型建立與變量定義 通過以下模型來檢驗假設:
TobinQ=α+β1+Index+β2NO1+β3NOIS+β4NO2to5+β5NO6to10+β6size+β7lever+β8Year01+β9Year02+β10Year03+β11Year04+ε
(1)因變量。TobinQ是因變量,代表年末公司價值。這個變量反映的是公司市場價值與公司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重置成本難以獲取,采用年末總資產代替。市場價值為公司債務資本的市場價值與權益資本的市場價值之和。債務資本的市場價值采用賬面的短期負債
和長期負債的合計數來計算。另外,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權益資本的總市值等于流通市值加上非流通股份的價值。而非流通股份的價值,由于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數據,并且非流通股的轉讓價格通常是以凈資產為基準,因此采用非流通股份數與每股凈資產之積計算。這樣,公司價值的計算公式為:TobinQ=市場價值/重置成本=(每股價格×流通股份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份數+負債),總資產。(2)自變量。自變量為Index,Index分別為Law、Gov、Finance分別表示各個省份地區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樊綱等(2006)根據大量的統計和調查資料,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編制出中國各地區2001年至2005年市場化相對進程指標。這一指標涉及五個方面,分別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市場中介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其中,本文參考夏立軍和方秩強(2005)的研究,采用第一個方面代表了各地區的政府干預程度,第五個方面代表了各地區法治水平。本文還采用樊綱等(2006)指標的第四項(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的一個子項目,即金融業市場化程度來反映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這些指數越大,反映法治水平越好、政府干預程度越弱、金融發展水平越高。(3)控制變量?？刂谱兞堪∟O1、NO1S、N0OtO5、N06to10、size,以及Year01、Year02、Year03和Year04,4個年度虛擬變量。其中,N01和N01s分別是經過中心化處理后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其平方值,用以控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由于在檢驗模型中直接納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項會引起共線性問題,需要對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進行中心化處理。具體來說,為各樣本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值的差額。NOIS為N01的平方。N02t05和N06to10分別是公司第二大股東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以及第六大股東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用以控制公司其他大股東持股比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從對中小股東的侵害角度來看,公司第一大股東以外的其他大股東可能會對第一大股東形成制約,從而提高公司價值。但另一方面,這些大股東也可能與第一大股東合謀以侵害中小股東利益。因此,N02t05和N06to10對公可價值可能產生正面影響,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Size為公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用以控制規模因素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系數矩陣見(表2)。初步分析,可以發現,Law、Gov、Finance對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都不高,表現為Law、Gov、Finance與TobinQ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31、-0.135、-0.079,均未顯著為正。然而,排除size之后,Law、Gov、Finance與TobinQ的偏相關系數分別為0.128、0.067、0.103。這是因為規模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價值的重要因素,Law剔除TobinQ之后偏相關系數更能反映Law、Gov、Finance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僅從偏相關系數來看,Law與TobinQ的偏相關系數最高,假設1得到了初步驗證。
(四)研究思路 對假設1的檢驗,主要通過模型,通過多元回歸,以檢驗Law、Gov、Finance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紤]到Law、Gov、Finance都是影響公司價值的影響,且彼此之間也存在相互的影響,因此在模型中僅考慮某一指數的影響,可能會得到有偏的估計(大樣本下則為不一致的估計)。本文還將這三個指數同時放人回歸模型,如果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后,某一指數依然顯著,則表示該指數確實影響了公司價值。對假設2的檢驗,主要通過模型,通過多元回歸,檢驗指數Law、Gov、Finance兩兩之間的交叉項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如果指數Law、Gov、Finance兩兩之間的交叉項顯著為正,則表示二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效應;如果指數Law、Gov、Finance兩兩之間的交叉項顯著為負,則表示二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替代效應;如果指數Law、Gov、Finance兩兩之間的交叉項不顯著。則表示二者之間不存在替代效應與互補效應。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2)。
(二)回歸分析 (表3)、(表4)和(表5)分別提供了整體民營上市公司樣本、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樣本的回歸結果?？梢钥闯?第一,從整體樣本(表3)來看?；貧w(1)、(2)、(3)分別顯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預和金融發展對公司價值均有正面影響,t值分別為4.581、2.319、3.819,均通過至少0.05的顯著性水平。雖然Law的回歸系數與值最高,分別為0.025和4.581,但并不能得出法治水平是影響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的結論。這是因為樊綱等(2006)的有關指數是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編制而成,反映了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指標,該指標并不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因此,回歸系數并不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在回歸(4)中,指數Law,Gov,Finance均放入了回歸方程?？紤]到Law、Gov、nance都是影響公司價值的影響,且彼此之間也存在相互的影響,因此,回歸(4)更易得出無偏估計(或一致估計)。在回歸(4)中,Law,Gov,Finance的回歸系數分別反映在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后,Law,Gov、Finane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貧w(4)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后,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依然顯著(t值為2.554,通過了0.05的顯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后,Gov和Finance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均不顯著。這表明,Gov和Hnane對公司價值可能并未產生真正的影響,而Lawg對公司價值依然穩健存在。Law、Gov、Finance這三個因素兩兩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表現在回歸(5)、(6)、(7),兩兩之間的交叉項均不顯著,t分別值分別為0.055、0.083、0.246。從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表4)來看,Law、Gov、Finance這三個因素兩兩之間也不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表現在回歸(5)、(6)、(7),兩兩之間的交叉項均不顯著,t分別值分別為0.509、0.794、-0.556,第二,從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表4)來看,回歸(1)、(3)分別顯示,法治水平和金融發展對公司價值均有正面影響,t值分別為2.413和1.842,均通過至少0.1的顯著性水平;但從回歸(2)來看,政府干預對公司價值并無顯著影響,這可能與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干預程度較弱,民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規金融等方式繞開政府進行發展有關。從回歸(4)來看,在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后,Law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依然顯著(t值為1.683,通過了0.1的顯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兩個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后,Gov和Finance
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均不顯著。這表明,Gov和Finance對公司價值可能并未產生真正的影響,而hw對公司價值依然穩健存在。第三,從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樣本(表5)來看,回歸(1)、(2)、(3)分別顯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預和金融發展對公司價值均無正面影響。一個意外的結果是:政府干預和金融發展對公司價值竟然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赡艿慕忉屖?回歸(1)、(2)、(3)均是有偏(或不一致)的估計;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政治關系與漏損效應分別抵消了政府干預和金融發展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從回歸(4),無法看出,在Law、Gov、Finance三個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是影響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從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樣本(表5)來看,Law、Gov、Finance這三個因素兩兩之間則存在顯著的,互補效應,表現在回歸(5)、(6)、(7),兩兩之間的交叉項均顯著為正,t分別值分別為2.375、2.478、1.711,分別通過了0.05、0.05、0.1的顯著性水平。綜合得出:假設1在整體樣本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得到支持,但在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未得到支持。LLSV的一系列研究研究認為,法治水平之所以可以起到促進公司價值提高的作用,在于它保障了企業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約的順利實施。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由于法治水平可以促進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而非正規金融對普遍存在融資難的民營企業來說又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法治水平在促進公司價值提高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民間并未積累足夠的資金,非正規金融也不發達,因此法治水平對公司價值的積極作用受到了抑制。由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占整體樣本比例較高,整體樣本也表現出與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基本一直的特征。同時還可以發現,假設2得到了檢驗。在(表5)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項也顯著為正,表明在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法治的完善將推動金融對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在該地區,政府可以通過影響法律系統、金融系統間接影響了公司價值。
綜上所述,法治水平是影響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但法治水平并不會通過金融系統來間接影響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價值,表現在(表4)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項并不顯著。這是因為法治水平的提高并不會促使金融系統更多地為民營上市公司解決融資難問題。法治水平并不是影響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最重要因素,這是因為這一地區政府干預較為嚴重,過度的政府干預弱化了法律機制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干預較為嚴重西部地區,政府干預程度也并未直接影響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價值,表現在(表5)回歸(4)中,Gov的系數并不顯著。這于該地區政治關系普遍存在有關,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可以通過政治聯系獲得額外好處,這減輕了政府干預的負面影響。政府干預對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更多地通過一種間接的途徑來實現,即政府干預通過影響法律系統、金融系統間接影響了公司價值,這表現在Law與Gov、Finance的交叉項顯著為正。而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這種間接機制并不存在。這是因為該地區市場化環境已基本形成,該地區政府并不會隨意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或行政條款來影響該地區民企。同時,雖然金融系統依然在很大程度受地方政府影響。但非正規金融等民間金融已積累了足夠的資金,使得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規金融,繞開政府,繞開政府控制的相關機構進行發展。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以下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有關結論未發生改變:一是考慮到Law、Gov、Finance三者之間相關系數較高(見表2),本文計算了各模型自變量的VIF值,VIF值均未高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二是在回歸中增加行業控制變量;三是將TobinQ的計算公式中非流通股每股價值按照A股股票價格計算;四是刪除了2005年末已經完成股改的公司,刪除了TobinQ異常的公司;五是參考陳斌等(2008)的做法,將江蘇、上海、浙江、廣東、山東、北京、天津、福建、遼寧和海南作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其余地區作為經濟落后地區。
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我國滬、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為樣本,本文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幾個結論:(1)相對政府干預與金融發展這兩個因素,法治水平對促進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上市公司的提高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但對于經濟發達落后地區樣本,這個結論并不成立。這是因為法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保障東部地區非正規金融有效運行的作用,而非正規金融在西部地區并不普遍。(2)但在經濟落后的西部地區,政府干預與法治水平、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效應;從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樣本來看,這三個因素兩兩之間并不存在著顯著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這是因為東部地區政府干預相對較弱,且這些地區的民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規金融等方式避開政府進行發展;而在西部地區,民營上市公司很難避開政府進行發展,政府可以通過影響法律系統、金融系統,間接地影響該地區民營上市公司。
(二)政策建議 本文的政策含義是:對于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應減少政府干預,推動有關制度共同協調發展,以發揮不同制度之間的互補效應。這是因為要使有關制度發揮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應的制度來配套;要使相關制度發揮作用應減少政府對法律系統、金融系統的不必要干預。對于經濟發達地區,應致力于推進法治的進一步完善,以保障一些合適的替代機制,使之在制度不健全的環境下發揮良好的替代作用。對于經濟發達地區,非正規金融等關系型合約作為一種替代機制促進了這些地區民營上市公司的發展。本文的研究意味著,應關注關系型合約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本文的局限性:本文希望證明關系型合約等非正式制度對民營上市公司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卻未能提供直接的證據。關注關系型合約等非正式制度對民營上市公司或民營企業的影響應當是未來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此外,本文主要是從政治關系、漏損效應與非正規金融等三個角度分析了民營上市公司所利用的關系型合約,但這可能并能涵蓋所有民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關系。
參考文獻:
[1]巴曙松、劉孝紅、牛播坤:《轉型時期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地方治理與銀行改革的互動研究》,《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
[2]陳斌、余堅、王曉津、賴建清:《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發展實證研究》,《深交所研究報告》2008年版。
[3]陳抗、AryeLHiUman、顧清揚:《財政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變化》,《經濟學(季刊)》2002年第1期。
[4]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6年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5]郭斌、劉曼路:《民間金融與中小企業發展:對溫州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02年第10期。
[6]李稻葵、梅松:《中國非國有企業研究文獻綜述》,《經濟學報》2005年第2卷第1期。
[7]李東平:《大股東控制、盈余管理與上市公司業績滑坡》。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8]李濤:《政府管制、法治、銀行發展與中小企業發展》,《經濟學(季刊)》2004年第1期。
[9]李增泉、辛顯剛、于旭輝:《金融發展、債務融資約束與金字塔結構》,《管理世界》2008年第l期。
[10]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2001年第1期。
[11]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2005年第7期。
[12]劉芍佳、孫霈、劉乃全:《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經濟研究》2003年第3期。
[13]盧峰、姚洋:《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4]羅黨論:《市場環境、政治關系與企業資源配置》,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15]潘紅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預、政治關聯與地方國有企業并購》,《經濟研究》2008年第4期。
[16]錢穎一:《政府與法治》,《比較》2003年第5輯。
[17]王紅領、李稻葵、雷鼎鳴:《政府為什么放棄國有企業的產權》,《經濟研究》2001年第8期。
[18]王洛林、魏后凱:《我國西部大開發的進展及效果評價》,《財貿經濟》2003年第10期。
[19]王文劍、覃成林:《地方政府行為與財政分權增長效應的地區性差異》,《管理世界》2008年第1期。
[20]王永欽:《市場關聯性、關系型合約與經濟轉型》,《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
[21]王永欽、張晏、章元、陳釗、陸銘:《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經濟研究》2007年第1期。
[22]立軍、方軼強:《政府控制、治理環境與公司價值――來自我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
[23]辛清泉:《政府控制、資本投資與治理》,《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24]周立:《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1978―2000)》,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5]張杰:《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與融資次序》,《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論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影響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運用分析敘事法和比較法，對東西部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早的溫州和臨夏地區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在傳統社會非正式制度、社會關系網絡與傳統經營模式之間的相互選擇機制。西部地區企業成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屬于強勢制度，一些尚未實現的潛在收益不能對非正式制度選擇產生激勵，難以形成企業成長的社會資本，很難實現原有經營模式的轉變。在特殊地區，技術變遷應該先于制度變遷，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應該實行相機而動的跟進策略。
中國的改革實踐中，外圍經濟的增長快于傳統的經濟中心地區，如廣東對于中國，溫州對于浙江。計劃經濟時期，溫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貧困地區，改革后，在沒有國家投資條件下，依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機、低壓電器等領域發展出了許多“制造中心”，形成了產業聚集，成就了“浙商”經濟。
臨夏位于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地區，是以回族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麥加”之稱。長期以來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比較低。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先生譽之為“東有溫州，西有河州(臨夏)”。但是，臨夏非公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呈現逆向運行態勢，如表1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在全國非公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背景下，臨夏的非公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
對此現象，有人提出以溫州為樣本發展臨夏的非公經濟?！皽刂菽Ｊ健笔欠窨梢阅７?馬津龍、朱康對、張仁壽、蔡克驕等認識到，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現象，更是特定區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現象，溫州經濟是溫州人經濟。
本文試圖從兩個地區非正式制度差異，非正式制度與經濟活動的依存關系，地域性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關系，分析西部企業成長乏力的問題所在。
一、兩個地區的非正式制度差異
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響或限制集體行動，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轉。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大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諾思通過對制度演進的分析，論證出不同制度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強調產權安排等正式規則的重要性。他進一步認識到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是緩慢的，認為借鑒新的正式規則只有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變遷相結合，制度變遷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青木昌彥從博弈論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所謂的“共有信念”涵蓋了正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維系性說明制度在一定的經濟活動中具有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
1.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特征
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閉塞所存在大量中國傳統習俗;二是伊斯蘭文化與當地經濟相結合所產生的生活禁忌習俗等社會特征。
鄒東濤指出，在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中國西部地區，由于現代化發展的歷程短暫和傳統勢力的強大，存在基于“群體文化氛圍”下的“集體無意識”狀態。臨夏社會深居內陸，地理空間形成該地區接受外部先進文化的影響小，穆斯林群體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和相對封閉的環境與中國西部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相疊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響到穆斯林群體的經濟活動方式和范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經濟活動。
臨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體現在回族習慣法，它產生于本民族的歷史發展，通過口頭、行為和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主要是靠民族內部成員對該規范的普遍認可，具有形成的自發性、運作的內控性。川誠如回族學者白壽彝先生所言:“對回族來說，伊斯蘭教……不只表現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動上，而且表現在社會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臨夏不僅是一種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動，直接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從歷史時間順序上來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蘭教的形成，這使伊斯蘭教發揮其影響成為可能。同時其影響的發揮使回族文化頗具宗教性?！被刈逶谥袊魃贁得褡逯?，屬于“歷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傳播伊斯蘭教為宗旨的經堂教育更是將其規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區擁有受到嚴格宗教活動訓練且具有極強伊斯蘭文化意識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臨夏地區特殊的文化結構，導致地區經濟社會活動中伊斯蘭習慣法非正式制度處于強勢制度，它具有固化傳統、維系舊習慣長期存在的功能。臨夏非正式制度的認識，可以從兩個視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體伊斯蘭文化的強烈自覺意識;二是空間經濟活動所形成的農牧經濟、商販經濟和地區傳統非正式制度之間的相互鎖定，在制度選擇活動中面臨“囚徒困境”難題。
2.溫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溫州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浙東文化傳承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二是東部地區經濟社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經濟社會的影響。
金祥榮對溫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種行為約束為人們所普遍認可并內化到自身的價值觀體系時，便成為經濟當事人自發行為的引擎，形成一種持久的內在激勵因素。在溫州，文化動因是解釋溫州較全國其他地區率先推進制度變遷的基石之一。浙江學者研究，溫州文化不同于傳統的中國主流大陸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溫州一面臨海、三面臨江，與內地聯系的交通條件惡劣，自身陸地資源的短缺鑄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學派的功利主義哲學觀的歷史積淀對溫州人的商品經濟意識的崛起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歷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擠壓，閩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溫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險積極進取的精神，重商主義傾向滲透在血液里。金祥榮指出，“溫州域內特有的‘功利主義’商業文化傳統與傳統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一旦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剛性有所松動，便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突破口，形成對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背離’，這是溫州推行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都屬于中國傳統經濟社會邊緣地區，傳統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經濟社會活動中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誘導因素。關鍵問題是，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能否在特定時間、空間尋求到獲利機會，誘導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傳統思想慣性約束，實現企業的成長。
二、非正式制度變遷、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
1.臨夏的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空間經濟上，臨夏地區處于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農業和牧業兩個經濟地帶的交匯地區，位于古絲綢之路、漢藏貿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結合地帶，在唐宋以來造就了茶馬互市商貿經濟繁榮。由于整個地區生態條件比較差，地貌丘陵溝壑縱橫，氣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嚴酷，加上過度的人口增長，區域文化具有從事商貿經濟的傳統，臨夏商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綽號折射出臨夏商業活動的影子，這里的民間商業活動在計劃經濟時也一直沒有間斷，臨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稱。
改革開放以來，臨夏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展軌跡，呈現出“高開低走”的態勢，特別是進人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完善，市場信息的傳遞加快，市場準人資格的不斷開放，臨夏沒能形成早發優勢，沒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經營模式，使其在適應市場環境、管理體制深刻變化時，表現為企業數量增加緩慢，就業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業0. 19萬戶，從業人員2. 63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不足14人。1990企業數量增長到2. 08萬戶，從業人員為10.58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下降到5人多一點。90年代以后，企業增長數量和從業人員出現增長緩慢甚至下滑的態勢。1990年企業數量有2. 08萬戶，1995年增長到2. 51萬戶，達到最高，以后一直處于下滑狀況，2002年為1. 40萬戶，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一直維持在5~6人左右。
臨夏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逆向運行，印證出西部地區企業成長和民營經濟發展的資本(特別是社會資本)的貧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變遷缺乏內在激勵，沒能形成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傳統、習俗、道德、意識形態等。臨夏地區的社會變遷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整個社會整體制度安排與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維系系統的禍合程度高低，以及它們所發揮的效率;二是原有社會傳統等非正式制度的慣性，及其與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變遷路徑選擇問題。
在以臨夏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穆斯林社會，當地以農牧經濟為主的經濟社會、臨夏商人小商販經濟和傳統的伊斯蘭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勵，產生了原有經濟模式和非正式制度進一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溫床(見圖1)，也造成了經濟社會面臨社會變遷時，制度選擇上的“囚徒困境”難題。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證了宗教信仰、群體行為選擇模式與一個地區經濟活動模式之間的關系。中國穆斯林的經濟活動模式根植于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個穆斯林對信仰虔誠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是否能夠格守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一直延續到各種飲食禁忌。中國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北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匯地帶，與其說是商貿經濟的需要，還不如說是一種根植于伊斯蘭信仰的文化選擇。虔誠的穆斯林將建立一個清真寺作為一個人一生重要的功課，回民多圍繞清真寺而居，一個清真寺就形成一處“教坊”，“教坊”集伊斯蘭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體經濟功能為一體。臨夏地區建立在伊斯蘭信仰基礎上的社會資本結構，體現出對內的開放性和對外的封閉性、對內的傳統傾向和對外的現代追求并存。伊斯蘭禁忌約束下的關系網絡的封閉性，既維系著穆斯林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又對其它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會傳統習俗維持著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的延續，導致穆斯林的群體利益在很多時候超越個體的自身利益，內在制度變遷的阻力比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術上的問題，對該地傳統社會資本的價值發掘不夠，沒能夠誘導其實現向現代社會變遷。
2.溫州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金祥榮指出，“溫州模式”的制度變遷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這種變遷的初始動力既有經濟空間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動，而后者是關鍵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對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影響，他認為文化“包含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雙重意義”，并可以分為“有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選擇所形成的傳統或習慣)與“無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倫理規范所確立的傳統或習慣)。特定地區的文化傳統以及在這種傳統影響下形成的現實社會倫理，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溫州地區的濱海地理環境和耕地稀缺的資源結構，經濟活動向海洋發展成為必然的選擇。溫州具有移民的傳統，歷史上福建人的遷人和近代溫州人向國外的移民，不僅將其經濟活動與外部(特別是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而且培養了“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出現了中國第一個承包飛機的個人，出現了第一條地方集資修建的鐵路。在改革開放后，不僅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有“溫州城”、“溫州村”，就是在歐美的許多溫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現了“溫州街”。溫州具有崇尚加工的傳統，號稱“百工之鄉”，歷史上海上商業活動和近代的通商活動，造就了對市場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開放后的行商活動，在了解國內外市場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信息優勢。這一點很像19世紀初期的英國工商業對市場和國際形勢變化信息的掌握優先于政府的情況，也和當時一樣，產生于民間的商業活動和工業加工活動互相激勵，推動了企業的成長和地區經濟的發展。典型的例子是，專業市場的發展和中小企業族群發展的互相促進，推動商業和制造業共同發展。
溫州地區亞文化，從南宋“永嘉學派”葉適提出“功利與仁義并存”，到明清之際的浙東學派黃宗羲等人，一脈相承地強調經世致用，對儒家正統思想重義輕利、重農抑商價值觀念進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學東漸的影響，重商主義精神成為社會群體的共識，而商業活動的成功更加強化了這一觀念。這一價值觀念在中國雖然很長時間受到正式制度的壓制，但是它一直頑強地生存著，一旦外部條件寬松就顯示出強大的商業力量。改革開放后，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領先于其他地區，重商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是其內在的動力。(見圖2)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商業活動規則和組織模式，在深層次受特定文化結構(尤其是亞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異造成他們對新制度規則的認知和理性識別的差異，造就了兩個地區商業活動不同的發展軌跡。
三、結論與啟示
對兩個地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溫州和臨夏地區亞文化都具有重商主義精神;計劃經濟時期都一直保持著地下私人經濟，在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起步都比較早;都獲得了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進人20世紀90年代后，溫州企業快速成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臨夏則止步不前，主要是兩個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產生這一差異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異。
溫州經濟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實用主義原則下，溫州人積極進取，跨越國內外的商業活動和移民活動，在全球的溫州商人和大量在溫州打工的外地人，構筑了基于地緣、血緣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商業網絡，使其可以同外界實現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這些推動了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臨夏地區經濟社會系統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由于歷史原因，臨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它和外界的交換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約束導致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于漢藏交匯地區，而這一地區經濟主要以傳統經濟為主，它所獲得的信息、物質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術、制度上都很難突破對傳統商販經濟的依賴。單調的商販活動和地區農牧經濟，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條件下，本地區有限的力量很難產生突破性的活動，經濟社會變化十分緩慢。
這兩個地區的差異，在某一點上可以代表東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對西部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
1一個地區企業的成長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勵的結果
謝富勝、喬兆剛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處于文化的最深層次，因而變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變化速度懸殊過大，就有可能產生劇烈的文化沖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觀經濟主體原有的重商主義精神，使兩個地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轉變早的優勢，激勵他們最先進人當時限制繁雜的市場，獲得了市場經濟進人的早發優勢。當時的短缺經濟和某些領域實行的雙軌制，為其早期商業資金積累提供了市場空間。在中國放權讓利改革和財政“分灶吃飯”體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為具有“準競爭性組織”，溫州政府“掛戶經營”、“股份合作制”、“民營企業建立黨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鋪路搭橋，企業成長也帶來了地方財政收人增長。財政“分灶吃飯”使溫州市預算內地方財政收人超過中央財政收人。
臨夏地區穆斯林一般遵守傳統宗教文化，傳統上不愿意從事借貸金融活動，私人相互之間的合作契約達成成本比較高，難以建立合作經濟，絕大多數依靠自身的積累發展企業，就是家族化經營也是階段性的經營模式，更不用說出現南存輝革“正泰”家族化經營命形式的企業組織變革。當地穆斯林虔誠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動消耗了一部分經濟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社會發展的資金積累。加之，當地商販經濟活動很多是現金交易，政府獲取的收益有限，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加劇，商業活動、公共服務沒能建立相互之間的激勵關系。
2.非正式制度變遷是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條件
道格拉斯·諾斯將非正式制度作為一個影響人類活動的社會資源予以重視，指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他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贫仁莻€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即收人分配之間的過濾器。”認為人類社會商業活動的控制結構差不多是由行為規范、行為準則和習俗來確定的。蘭諾維特提出，企業的發展嵌人在一定社會資本中。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提出弱關系是傳遞信息的有效橋梁。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許多社會資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資本最基本的差別。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以及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p>
孔徑源認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縮減人們在相互對立的理性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新的意識形態有助于節約認識世界和處理相互關系的費用。唐壽寧認為在傳統社會，合約的達成建立于長期交往活動的人際關系基礎之上(“熟識人”社會)，因此傳統的慣例和規范對這些法律無法予以規制，“行為的”或隱含的非正規合約就具有較大的約束作用。這種非正規合約在非正規市場中進行的交易活動是可以帶來效率增進的制度調整的。
臨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既有西部地區的區域文化系統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統特征。臨夏地區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導致它陷人傳統社會制度與傳統商業模式的相互鎖定，表現為雖然有商貿活動，但不能形成市場經濟;雖然地區文化擁有商業傳統，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第一批民營企業，但企業成長困難。
3.信息化是誘導地區非正式制度變遷和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
從對兩個地區企業成長差異比較分析可知，培養現代商業精神是西部企業成長的關鍵。
雍少宏從現代化視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這種傳統的心理狀態，影響了回族對異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認可與吸納，不利于回族群體以開放的姿態迎接國際化的大趨勢，甚至會影響回族文化的進一步傳播。……回族群體心理具有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特性。傳統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內核，現代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外殼;傳統性是回族群體的精神支柱，現代性是回族群體適應現實生活的必然選擇;傳統性主要表現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動之中，現代性主要表現在經濟活動和追求知識的過程之中。
臨夏地區不同于其他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它具有傳統的商業意識、吃苦耐勞精神和市場競爭意識，長期的商貿經濟積累出一定的商業經驗和商業網絡資源。由于傳統的非正式制度約束，臨夏商人缺乏開放的觀念，沒能夠像溫州人一樣，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廣泛的空間上組織經濟要素，實現企業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長期困守在商貿經濟的活動中，形成小農經濟和商貿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
論文內容摘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這些金融制度移植過來后多數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據國情，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進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是我國金融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
金融制度的移植與創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作為一個必須隨貨幣資金流動客觀需要不斷變化的動態系統，金融制度健全與否又取決于其能否針對金融發展而及時、準確地作出適應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變遷之中。一般來說，金融制度的變遷過程大致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創新。
我們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為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使其成為接受國或地區的金融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創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認為，金融制度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只有從無到有地形成某項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稱之為金融制度創新，但這種情況很難出現；從廣義上講，只要是對原有的或從國外移植來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調整或某些更新，以適應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就可以認定為金融制度創新。本文所探討的是廣義上的金融制度創新。
之所以要進行制度的移植，是因為制度的移植對于移植國家來說有很多的好處。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成本，W·拉坦說，制度創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制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八街梢怨ビ瘛保覀冊诮⑸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有必要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及一些被市場經濟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內。
但是，單純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無異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發展永遠受制于別人。只有在自我創新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約束條件
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種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種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還存在著兩種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問題。對于“移植”的部分，必須經過一些相應的變更，以使外來制度本土化才能實施，也就是說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無條件的，在移植的過程中會存在許多約束條件，若對這些約束條件視而不見，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敗。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約束，而我們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屬于正式約束，它與一國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民族精神等有著廣泛的聯系。薩維尼認為，一國的民族精神決定一國的法律制度。顯而易見，民族精神這一文化因素對一國的法律制度的影響是不應被低估的，正式規則中包含了大量的隱性的非正式規則。新制度經濟學也認為，正式規則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規則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別國的某項金融制度若與本國的文化存在重大沖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會失去效果或產生移植不適應癥。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時，既要對來源國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細致的了解，又要對準備移植的金融制度與本國文化的適應性作科學的、真實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對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國金融制度體系的結構。二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已經高度發達，而我國的市場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當前我國在融入WTO的過程中，金融制度層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許多方面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這與WTO的許多規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并非是WTO規則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國入世在事實上就成為強制性變遷的金融正式制度的執行者，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卻是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因此，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金融制度就有一個在我國改造的過程。這也是我國當前許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國體、政體和政治權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但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源于政治權力的主要載體——國家，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由于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金融制度供給和需求的主體都是政府，這就決定了在我國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政府帶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國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國很活躍，這與我國融入WTO后金融業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有關。但是，由于我們在金融制度的移植過程中，缺乏成熟的經驗支持，存在不少的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金融制度移植實效的發揮。這主要表現在：
對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質、特點和規律把握不是很準。表現在對移植的理解就是“拿來主義”，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與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是否相容，沒有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來的金融制度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實效不大或出現負效應。如在我國設立大區行制度就是從美國移植而來的，當時我們只考慮到為了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這一因素，而沒有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與美國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大區行并不具備美國地方聯儲較強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執行能力。因而這一制度移植進來之后，原有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產生了新的問題，由于省會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響力較小，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來又不得不重新考慮將大區行的制度進行改革。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央行分支機構工作的開展是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的，大區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沒有抓住本質性的東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進了一張皮而已，對于深層次的內容卻沒有深入領會。如銀行服務業收費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華廈銀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長說得非常好：收費服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過硬的特色服務，一旦某銀行收費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戶讓給了別人。一些銀行在引入這項制度時，只看到了服務收費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卻忽視了在收費的同時是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前提的，結果導致這項制度在國內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眾及某些行業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實質上是一個外來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對待金融制度移植這個問題上，一方面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對要進行移植的金融制度進行篩選揚棄，擇優汰劣，尋求最適合我國目前金融業發展現實狀況的金融制度作為移植的對象，并結合內外環境約束加以改造和具體化；另一方面，要辯證地否定本國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礎上走向融合創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制度體系。
參考資料：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籍慶利、田永豐，制度變遷中的創新精神探析[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2)
關鍵詞：公允價值 計量屬性 適用分析
中圖分類號：F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149-02
一、問題提出
亞洲開發銀行（ADB）2010年3月的研究報告聲稱，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并引發的波及全世界的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造成的總損失超過50萬億美元。這場損失慘重的金融危機不僅撼動了華爾街金融巨頭的生存根基，也在金融界與會計界之間重新掀起了一場公允價值會計優劣和存廢的激烈論戰。我國公允價值理論研究深入不下去、得不出明確結論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和視角存在問題。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本身固然屬于會計學問題，但是，它的應用基礎和影響因素卻是多方面的。因此，如果只從會計學角度來討論研究公允價值，不僅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而且會更加迷茫。這也是我國近幾年對公允價值的研究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對公允價值相關問題特別是基于經濟學視角作進一步的闡述和分析。
二、公允價值的內涵
從字面上講，公允價值應該由“公允”和“價值”聯合構成?！肮省倍謱儆诘赖路懂?；“價值”是應用十分廣泛的社會范疇。而將二者連接起來所形成的“公允價值”概念則屬于經濟范疇，并更多地應用于會計領域。雖然會計界對公允一詞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它的基本涵義大凡會計人員都能理解的。IASC在IAS32《金融工具：披露和列報》中指出，公允價值(fair value)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FASB在FAS125《金融資產的轉移、服務權及負債解除的會計處理》中指出，一項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是自愿的各方之間在現行交易(即非被迫或清算交易)中購買(或發生)或銷售(或清償)資產(或負債)的金額。
我國的多項《企業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解釋都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
以上各種在對公允價值的表述上，各有其側重點，但都體現了公允價值的本質：公允價值最大的特點在于其公允性，它是熟悉情況的雙方在自愿的公平交易中形成的。熟悉情況，說明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自愿表明不帶有強制性；公平交易，表明這種交易是在企業持續經營時進行的，排除了在企業清算時或其他不利條件下進行的情況。即體現公開、公正、公平?？梢钥闯?，公允價值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取決于行為人的主觀判斷。如果人們覺得采用歷史成本原則作為計量屬性比較公允，則公允價值就是歷史成本；如果人們覺得采用重置成本能夠反映資產的真實價值，則重置成本就可以看作是公允價值。因此，公允價值并不是一種確切的計量模式，而只不過是人們對資產真實價值的一種近似估計而已。
三、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討論引發了計量屬性的變革
會計信息質量服從、服務于會計目標，也就是說，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要符合財務會計目標的總體要求。相關性與可靠性是會計信息的兩個根本的信息質量特征，相關性與可靠性二者不可或缺，信息既要相關，又要可靠，這是對會計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不確定性，相關性與可靠性常常相互沖擊。為了加強相關性而改變會計方法時，可靠性可能有所削弱，反之亦然。也就是說，相關性與可靠性之間常常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不能使這二者都保持最大，而只能依據不同的環境，作出職業判斷，在相關性和可靠性之間進行權衡。在保證信息整體有用性的前提下，可以犧牲一些相關性來換取更高的可靠性，或犧牲一些可靠性來增強一些相關性，這一切都取決于相關性與可靠性的相對權重。但是，無論如何權衡，會計信息質量標準都是由會計目標決定的。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其提供的會計信息對決策和管理都至關重要。不同歷史背景、不同社會環境、不同歷史時期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也不同。歷史成本之所以能在長期的會計計量實務中占據主導地位，在于其具有較強的可靠性及可驗證性。因此，歷史成本計量相對更可靠。但是，歷史成本缺乏相關性。而公允價值計量則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通過公允價值信息，用戶可以了解企業當前所持有的資產負債的真實價值，從而作出對企業全面、準確的評價。但是，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卻是其致命的弱點。因為在不存在公開活躍的市場上，公允價值需要通過估計來獲得，而無論估價技術多么先進，其可靠性都難以令人滿意，甚至會發生操縱行為。
會計計量屬性的發展演進不是孤立的，是伴隨著財務報告目標的變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而適時進行取舍的。財務報告目標的變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直接體現在會計信息質量評定標準的本質變化上。因此，會計信息質量評定標準的變遷推動著會計計量屬性的演進與發展。
四、對我國會計準則中引入公允價值的評價――經濟學視角
1.我國必須引入公允價值――國際間制度趨同的內在要求。“趨同”一詞是生物學和數學的用語,“趨同”被引入經濟學后，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國家之間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資源稟賦和技術因素，而是由于他們之間的制度和政策性質的差異所造成的。諾思也認為，用制度差別以及執行能力的差別解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更具說服力。
世界上許多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慣例不符，突出表現在中國的會計準則未能引入公允價值。這也是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慣例最大差別點。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比較可靠的和應用廣泛的計量屬性。從我國目前各方面實際情況看，還不太具備應用公允價值的條件。但是，為了縮小制度差別，拉近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為了制度趨同，我國必須在會計準則中引入公允價值，這是無奈卻又是明智之舉。制度趨同的背后實質是成本――收益的權衡和制度效率最大化的行為體現。著名會計學家威廉姆R?司可脫在《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指出：會計準則制定從根本上來說不僅是經濟決策過程，同時也是政治決策過程；當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能用契約和市場力量所化解時，他們就會求助政治決策過程；會計準則制定具有政治色彩。因此，從制度趣同的內在要求出發，我們可以很明確地、很肯定地作出結論――我國必須引入公允價值。這不僅可以消除“我國是否應該引入公允價值”無端的爭論，也為我國引入公允價值找到了理論根據。
2.公允價值在我國不宜大范圍應用――經濟學解釋。（1）按照制度設計理論分析，公允價值在我國不宜大范圍應用。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形成有兩條途徑：自發演進與人為設計。在這兩條途徑中，新制度經濟學家更強調后者。但是，如果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不完善，甚至有明顯的漏洞，那么，這種制度設計可能是牽強的，應該加以調整和修訂，或者最起碼應該謹慎地限制性使用。否則，將會出現與人們預期相反的結果。
我國新的會計準則中又重新引入了公允價值，應該說這樣的人為設計是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后決定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從國際間制度趨同考慮，這種制度的“人為設計”要比“自發演進”來的更直接、更快速；與此同時，這種制度的人為設計可能也給制度執行和運轉帶來麻煩及困惑。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應用，由于其取得和確認具有主觀性的特點，所以，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提供的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令人質疑。又由于公允價值在會計準則中規定的模糊性、使用的隨機性、約束的無序性，使得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制度設計本身存在不完善。由于制度設計的不完善，各經濟主體必然利用其缺陷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沒有可能在制度安排不完善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個體都放棄自身利益，全部做“真賬”，那樣，他們就會成為非理性的經濟人。即使制度完善（當然這種完善也只是相對的），執行者也會不斷尋找制度的漏洞和縫隙，來謀取自身利益，這是理性經濟人的正常反映。（2）按照交易費用理論分析，公允價值在我國不宜大范圍應用。所謂交易費用可以理解為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交易成本的總和。只要不是魯濱遜世界，就可能發生交易費用。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人格假設或人類行為假設即“經濟人”假設。“經濟人”是把人抽象為利己主義、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當“交易費用”小于“交易收益”甚至相差甚遠時，“經濟人”會毫不猶豫地去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公允價值會導致虛假會計信息產生，“經濟人”通過虛假會計信息可以獲益的交易成本如果非常低，則“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難免。
會計信息對于引導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會計信息的質量高低將直接影響著市場上各利益團體的利益分配。高質量（包括相關性與可靠性）的會計信息對信息使用者來說是渴望的，因為，這對其利益會產生正影響；反過來，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信息提供者即企業管理層來說可能是規避的，尤其對于上市公司而言，面對“保牌”的壓力和“配股”的誘惑，他們會利用公允價值的人為選擇空間，進行利潤操縱，利用虛假會計信息“粉飾”業績，進而實現企業的“目標”。而既真實又有效的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能使其目標化為泡影。因此，利益受損的各團體（企業管理層）不會為追求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而自愿放棄既得利益，這是理性經濟人的必然選擇。但是，企業管理層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機會主義行為并非無拘無束，他們要對通過虛假會計信息獲得的收益與交易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如果他們預期其機會主義行為被發現的概率低、發現后被懲罰的力度弱，即如果交易費用非常低，所有個體都會通過它來獲利，誰不這樣做，誰就是傻瓜。（3）按照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理論分析，公允價值在我國不宜大范圍應用。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規則，它是指政府、國家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規則，它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納爾遜和溫特認為，一種行為若能成功地應付反復出現的某種環境，就可能被人類理性固定下來成為習慣。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我國從國外引入的，并且構成正式制度內容。但是，公允價值應用中，遇到最大的難題是“公允價值的確認和計量”。由于公允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因此，對其確認、計量主要依靠會計人員的主觀估計和判斷。而對未知事項進行主觀估計和判斷是我國會計人員乃至國民所不擅長、所不習慣的。我們傳統的做事習慣尤其是做會計工作，講究的是“照單抓藥”，習慣于“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有證可查”。也正因為如此，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不僅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且是倍受歡迎，應用起來也得心應手。幾十年來，我國會計人員已經習慣于這種會計處理方式，而且，深有體會地認為這是做好會計工作的根本。而對“虛無縹緲”的會計事項作出職業判斷，我國會計人員不僅沒有這樣的經歷，也沒有這樣的習慣，加之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水平所限，因此，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只能在一定范圍內使用，只能作為歷史成本的補充。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即使是國外再好的正式制度，若遠遠偏離了土生土長的非正式制度，也很難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袁慶明.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
3.[加]威廉姆R?司可脫（WilliamR.Scott），陳漢文等譯.財務會計理論.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
4.李維清.公允價值在我國的適用性分析.山東大學優秀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