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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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在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國的市場經濟同步發展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經濟法在法學中的獨立地位已經得到大家的認可，隨之關于經濟法理論和實踐的各種探索和研究也逐漸繁榮起來。作為一個法學分支，同其它部門法一樣，必然具有一定的價值，而且由于其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的特殊性，其價值目標也和其它法律部門有一定的差異存在。在這里探討經濟法的價值本質，筆者認為可以遵從這樣一種邏輯談起：價值――利益――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經濟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一“價值”的闡述
“價值”一詞被廣泛應用于哲學、經濟學等各個學術領域，對價值的概念，有多種認識，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有如下兩層涵義：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2、是指客觀事物的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在這里，筆者認為作第二種解釋較好。
“價值”作為客觀事物一種有用性或積極作用，筆者認為應是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屬性產生，包括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它外在的表現為物的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即對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夠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東西。這里的物應作哲學范疇理解，即其不僅指物理意義上的物，還包括一切社會觀念性的東西，如：正義、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學者認為：“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關系”，“它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物的價值是基于其根本屬性產生的，客觀事物所固有的屬性多種多樣，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滿足人的需要，每個人可能只會同其中一個或幾個方面建立起價值關系，而且，這些有用的屬性，有的會自動暴露于人們面前，為人們感知而滿足人們，而有些則不會自動的暴露出來直接展現于人們面前，不能為人們意識到，或即使意識到它們有用，但未能掌握它們的使用方法，人們不能主動的和客觀物建立起一種價值關系，那在這種情況下，該物是否就失去了其價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價值，是否就意味著該物所具有的客觀屬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這樣，那是否更進一步意味著該物的滅失呢？很顯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價值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它離開客觀事物的根本屬性，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客觀基礎和源泉。所以，筆者認為：價值是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屬性而產生，它外在的表現未一種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
此外，價值雖然具有客觀性，但它又與人們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的需要、利益、興趣、愿望密切相關，受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變化了、發展了，人們的價值標準或所追求的價值及其構成遲早也要發生變化，而且，作為客觀事物根本屬性的社會屬性也會隨之變化，同樣也造成價值的歷史變化。所以，價值還是一個歷史范疇，根本不存在永恒的價值規范和價值標準。
二“利益”的闡述
利益是和價值相近的一個概念，有些人則完全把利益等同于價值，忽略了二者的區別，在筆者看來，二者雖意義相近，但與價值相比，利益還是具有自己顯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區別開來。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種關系，建立在人與客觀事物之間，這里的客觀事物也包括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利益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所具有的價值，所以，筆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價值的實現。其次：利益具有實踐性，利益作為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關系，是通過人的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人在某種需要的驅使下，作用于客體，同客體建立起價值關系，這時才產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觀性，客觀事物對主體有無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則取決于人的主觀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會脫離于客觀物存在，更不會脫離于主體存在，而且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沒有利益主體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對性，利益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的價值，其外在的表現為一種有用性或積極作用，但這種有用性只對有需要的、并通過實踐與之建立起價值關系的主體發生作用，并非對所有社會主體都發生作用，只相對于特定主體而言。所以，筆者認為，利益是客觀事物的價值的實現，這種價值實現是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基于自身某種需要通過社會實踐與客觀事物主動的建立起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的價值，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產生的方式是社會實踐。
利益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種類，如根據內容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據利益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個人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等。
三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對法的價值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1、法所要實現的價值，也有學者將其表述為法所中介的價值，即法的目的價值，包括公平、正義、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價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備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質。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即法作為一種工具，在各種利益發生沖突時，它所發揮的一種評價性作用。對法的價值的認識，學術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法的價值的本質，筆者想談一談自己的認識。就法的產生來看，法是階級利益分化的產物，從這一視角分析的話，可以說利益是法產生的基礎，利益的分化是法產生的前提。而法作為一種政治上層建筑，它所體現的首先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統治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它的意志必然要體現和反映該階級的利益。“法的功能則在于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實質上也即調整各種利益關系”，統治階級將法作為一種制度、一種工具，在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做出一種有利于統治階級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時，在統治階級內部，協調各方的利益，維護一定的利益秩序，通過法這一制度來降低執政成本，鞏固其統治地位，其最終目的也是實現其自身的利益。在這兩種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實現的同時，法的價值也得以實現。法的諸多目的價值，如正義、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筆者看來，都無一例外的可以視為一種利益，而且它們也正是一種以社會觀念形態存在的利益，這種利益可以相應的劃入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疇。而正義、公平、秩序、效益等不過是披著“美麗外衣”的各種利益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筆者認為：法的價值的本質，即是一種利益，但具體是何種利益，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待，根據利益沖突的雙方、沖突發生的社會背景、沖突利益的類型等具體情況考慮。
社會的發展，社會主體的多樣性、主體需求的多樣性，客觀事物根本屬性的多樣性等這些都決定了利益的多樣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體間的劇烈沖突，同時也決定了各種利益的必然沖突，而且，這些沖突是在所難免的，在沖突發生的情況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種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種利益；在制定、適用、解釋法律時，必然會產生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對這些利益如何評價？用什么原則來決定它們相互之間的分量？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那些利益應該讓位？成為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而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的利益本位問題，或者說法律在調整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的關系方面發揮作用時，調節的前提是什么的問題。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對個人利益、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相互關系的不同認識之上的。因此，對于法的各目的價值，筆者認為應當做出一定的價值梯度的劃分，而且，法的各目的價值是應該具有價值梯度的。如果從法的整體性或抽象性來看，正義、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價值應是平等的，都作為法共同的價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為利益調整的工具，其作用體現在“社會失靈”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出現利益沖突的情況下來發揮其作用的，而且，作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會生活中是不具體發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實現則要靠具體的各部門法來實現，而各部門法，都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每一部門法如果都將這些目的價值作為其平等的價值目標而存在的話，則會陷入一種自我糾纏、難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筆者建議在各部門法中，根據其調整對象等具體情況對法的目的價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劃分，這樣有利于目的價值的系統化，有利于各部門法的立法和實施。有學者認為由于不能對法的目的價值足夠精確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劃分價值梯度。但筆者認為：該論斷理由是正確的，但結論卻絕對化了。誠然，作為社會觀念形態的正義、秩序、安全等法的價值是無法量化的，但是，無法量化并不意味無法進行比較。在利益沖突沒有發生時，沖突雙方和利益類型是不確定的，但在具體利益沖突發生時，沖突利益的類型及沖突雙方就確定了，這時，作為法的價值本質的利益就可以相對量化進行比較，“兩利相較取其大，兩害相較取其小”，并不是要將其絕對數量化以后才可比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絕對順序化的書面的1、2、3、4……的東西來展示給大家。所以，價值梯度的確立應作為一種原則性的指導，不能陷入教條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這種劃分，要根據沖突發生時的具體情況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經濟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它的價值如法的價值一樣有如下三層含義：1、經濟法所要表現的價值，即經濟法的目的價值，它要表現和促進哪些價值。2、經濟法自身的價值，即經濟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價值。3、經濟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即經濟法在其所調整的領域內發生利益沖突時，它所發揮的評價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對經濟法價值的分析，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一是經濟法產生的背景，二是經濟法的體系。
一經濟法產生的背景
早期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完全競爭的社會，社會的每個主體在經濟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這種社會模式的形成與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重農主義思想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亞當·斯密基于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自由主義提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它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這種要求，人類的利己心促成了變換”，他認為，每個人雖然追求的是個人利益，而沒考慮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級的，“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般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來，政府對自由秩序的干預都幾乎是有害的，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他們好像為“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產生于18世紀中葉的法國的重農主義，把農業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個社會領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張自由放任。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認為：“社會是一個個人的總和，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只要每個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終也就達到了社會的最大利益”。在這幾種思想的影響下，早期的資本主義舉行完全競爭，國家在社會生活中只充當了“守夜人”的角色，對社會經濟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這種思想在當時占據了主導地位，政府也就作為一個“夜警政府”，除賦稅外不再承擔任何經濟職能，因為他相信，他所統治的“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可以自動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也就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這幾種思想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它們犯了一個共性的錯誤，他們都忽視了社會關系的存在，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把人看作是絕對獨立的個體，而社會是一張“關系之網”，每個人都處在這張網之中，牽一發而動全身，個人利益最大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發生沖突。但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嚴重的后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話。社會經濟過度集中，各種形式的經濟壟斷大量出現，工人大量失業，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市場秩序遭到“理性經濟人”的嚴重破壞，整個社會處于近乎癱瘓狀態，這時，充當“守夜人”的政府發現，他們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來只是一種理想，放任主義非但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增加，反而對其造成了破壞，于是，應運而生的凱恩思主義通過主張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不僅拯救了資本主義世界，也促成了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的誕生。同時資本主義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經濟法”也應運而生。所以，從這一時期看，經濟法在誕生之初，就承擔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維護國家利益，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實現社會公平的職能，而作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的經濟法，它最后所要維護的仍然是一種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
二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多層次。門類齊全的經濟法部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其主要內容包括市場管理和宏觀調控兩大部分。
市場管理法究其本質是國家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依法適度干預，而其根源則是市場失靈。它的宗旨在于重現和復制公平的市場交易活動，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屬性、主要優點和發展動力，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促進和維系市場自由競爭，而要實現這一點，最根本的在于賦予和保障市場自由競爭權，作為市場管理法核心和基礎的市場競爭法很好的承擔了這一職能，它的建立旨在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通過禁止不正當的競爭行為和限制競爭行為，為社會各主體創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提供給大家公平競爭的機會，在全社會實現競爭民主。
宏觀調控法其本質是國家通過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法律手段，和市場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預是間接的，他主要通過一些諸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經濟性的政策來影響市場主體的具體經濟行為選擇。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流的無政府主義經濟，宏觀調控可以校正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協調市場經濟的總體平衡，調節市場經濟的發展態勢，維護市場經濟的宏觀秩序，抑制市場主體的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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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獨立學院；經濟法基礎；教學改革
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辦學機制的創新，是本科層次的民辦高等院校。近年來，獨立學院立足于21世紀發展的要求，將學生培養目標定位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求經濟管理類學生既要掌握基礎理論知識，又能運用其分析、解決經濟生活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所以，“經濟法基礎”成為經濟管理類專業必修課程之一。如何提高該課程的教學效果，達到教學目標，是教學中亟需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一、“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中存在問題
“經濟法基礎”課程開設已有些年頭，但是在教學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法等方面還存在問題，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獨立學院培養應用型經濟管理人才目標的實現。
（一）教學目標偏離
“經濟法基礎”課程的教學目標旨在培養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經濟生活中遇到的法律問題與案件的能力。但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偏重于灌輸經濟法理論知識，忽視了實踐教學，偏離了教學目標。經濟法理論和經濟法具體適用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過渡、轉化過程，強調兩者中一個方面忽視另一方面都將導致學生難以將經濟法基礎理論及經濟法原則適用于具體的經濟法案件中。
（二）教學計劃安排不科學
1、缺乏先導性法學相關課程。盡管學生在學習“經濟法基礎”之前學習過《法律基礎》課程，但這些法律基礎知識遠遠不夠。這使得學生學習“經濟法基礎”時較為吃力，教師在授課時也比為難。如《民法》中的基礎法律術語“民事行為能力”，都需要老師從概念到分類進行一一講解，耗費大量時間。
2、學時設置不夠。“經濟法基礎”是一門體系龐雜的課程，涵蓋的法律有十多部，教材書通常有十三至十六章，內容非常多。但是學校在課時安排上一般為32個課時。內容多而課時少，以及學生基礎薄弱的特點，致使教師不得不花費一部分時間講授各部門法中的概念、原則等內容，因而無法引入足夠的案例教學，不得不忽視實踐教學。導致教學枯燥、無趣，學生學習興趣減弱。
（三）教學內容缺乏專業針對性
獨立學院教師往往授課任務繁重，一個學期教學時數為216左右，所任課程在3-4門不等。巨大的工作量導致教師在教學內容安排上不盡合理，缺乏專業針對性。不同專業應該在授課內容上有所區別，但是繁重的工作量致使教師存在不同專業采用相同教學大綱，講授相同教學內容的情況，沒有根據專業差異進行不同教學內容的設置。
（四）教學考核方法單一
獨立學院必修課的考核方法通常采用閉卷考試，輔之以平時成績。即以70%卷面分加30%出勤及作業分的方式對學生學習效果進行簡單考核。但是，“經濟法基礎”實際上是一門實務性很強的學科，現有的單一考核方式不能真實、有效的反映出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實際案件的能力。
二、“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改革對策
（一）明確教學目標
“經濟法基礎”課程實際教學側重理論知識講授、忽視實踐教學的問題導致學生難以將經濟法基礎理論及經濟法原則適用于具體的經濟法案件中。獨立學院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培養目標定位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決定了“經濟法基礎”課程不能類似于一本、二本院校偏重于理論學習，而應該側重于鍛煉學生分析案件的實際能力。所以，必須對“經濟法基礎”教學目標進行適當調整，明確教學目標。“
（二）調整教學計劃
1、經濟管理類學生應該在學習“經濟法基礎”課程前，學習《民法》課程作為先修課程。因為民法的許多基礎知識和基本原理是經濟法入門的必備知識。經濟管理類學生學習“經濟法基礎”課程如果僅僅局限于部門經濟法的具體內容，往往會導致其對基礎概念難以理解，更難以將知識運用到具體實踐中，難以保證教學效果。
2、增加教學時數。為了讓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的同時培養分析案件的能力，增加教學時數是一個較為直接的辦法，建議增加課時，48個學時較為適當。當然，可根據“經濟法基礎”課程在各專業的重要程度進行不同課時的安排。
（三）凸顯各專業教學內容側重點
針對課時量不夠的缺陷，教師應根據學生專業的不同，選擇符合各自專業的教材，制定符合各自專業的教學大綱，設置有針對性、有側重點的教學內容。做到“舍全求精”，凸顯專業針對性。具體做法為：各經濟管理專業以《合同法》、《公司法》為基本內容，其他內容則根據專業特點和學生需要有所側重。如市場營銷專業重點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財會類專業重點介紹證券法、會計法及破產法等內容，而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則重點介紹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等內容。前文中還分析了教師授課內容專業針對性不強的原因還在于教師授課任務繁重。所以，教學改革中要凸顯專業側重點，減輕教師工作量也是必要前提。
（四）健全教學考核體系
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應該更注重于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對概念的死記硬背。加之經濟法基礎又是一門實務性很強的學科。所以，現有的單一考核方式不能真實、有效的反映出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實際案件的能力。針對這個問題，在考核體系中可以增加以下考核方式：開卷考試（全部題目均為經濟法案例）；討論熱點經濟法律問題；撰寫經濟法律論文。兼顧培養學生的不同方面，打破以往傳統的課程考核方式，建立多維度的課程評價體系。
參考文獻
[1] 馬麗.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改革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0（20）：247.
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研究
宋慧宇1，2
（⒈吉林大學，吉林長春130012；⒉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長春130033）
摘要：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具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中國法治建設產生積極的作用。據調查，大學生整體上對法律充滿信心和信任，但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和關注度不夠；對涉及自身的權利和利益比較關注，但缺乏維護權益的能力和手段；能夠正確認識法律的作用，但缺乏挺身而出護法的勇氣和信心。因此，針對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的現狀，必須創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充實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關鍵詞 ：大學生；法治意識；法制教育理念；法治文化氛圍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07（2015）09－0045－07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簡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
法治的要義不僅在于完善的法治體系，更在于其蘊含的法治精神能否得到貫徹落實，而這必然依賴于公民個體共同參與的實踐行為。因此，法治意識作為支配公民外在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就構成了法治實現的主觀要件，或者說公民法治意識的高低將決定著法治國家的實現程度。我國目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專科生人數達2000多萬，①作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和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對他們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我國法治建設產生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
一、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實功能
公民法治意識構成了法治國家建設的評價尺度和精神支柱，它能夠促成公民守法的行為模式進而形成良好的外在法律秩序，同時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良性實施、運行和完善。但是，對大學生群體法治意識的培養又有著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
（一）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是大學生未來立足社會的基本條件
在知識經濟時代，“個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日益被看作是他們個人生活質量和強大社會實力的關鍵”。[1]隨著我國建設法治國家進程的快速推進，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法律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法治意識和法律技能已經成為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從在校時期的勤工儉學、畢業求職到日后步入社會生活和工作中誠實守信、平等交易、按章辦事、合法維權等，無不與法律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說，基本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的優劣將關系到一個人能否順利與人交往和穩固立足于社會。
（二）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必備條件
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知識層次較高的群體，其法治意識如何將對我國的法治建設產生重要影響。僅僅奉公守法、以法律來規范自身行為還遠遠不夠，是否具備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能否以法治意識支配自己的外在行為，主動捍衛法律，在國家事務管理中發揮重大作用，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帶動一般公民的行為，最終推動法治社會的發展，將是衡量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重要指標。
（三）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是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大學生正處于生理和心理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家庭和校園走向社會的過渡階段，經濟能力和社會閱歷的欠缺使得大學生缺乏保護自己的意識和能力，比如勤工儉學和求職過程中用人單位不簽訂合同、收取押金、扣留證件、拖欠甚至拒發工資等。面對這些情況，很多大學生或者忍氣吞聲，或者過激對抗，維護自身權利的內在心理準備嚴重不足或手段欠妥，給高校對學生的管理和權利維護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等教育不能僅局限于傳授知識，而應當針對大學生如何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給予方法上的指導。因此，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讓其學會運用法律的途徑和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是當前有效維護大學生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二、大學生法治意識現狀調查與分析
為了解當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狀，本課題組選取了吉林省長春市三所高等院校（包括部屬“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學，省屬重點大學以及省屬公安高等院校）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性別的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按照隨機抽取的方法，共發放學生問卷600份，回收問卷595份，有效問卷594份，有效回收率99％。本次調查題目設計包含大學生法治意識狀況的三大方面：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涉及自身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一）大學生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
本部分題目涵蓋了大學生對我國法律的宏觀理解和微觀掌握，側重個人的主觀感受、評價和情感。
⒈大學生學習和了解法律的途徑。對法律學習和了解的程度是正確運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礎。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群體了解法律的途徑接近和超過50％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77.4％），學校課程（63.58％）和網絡（47.89％）。從中可以看出：⑴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信息傳播方式了解法律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特點與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在我國仍然是受眾最廣的渠道有關，這些方式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大學生群體，同樣適用于全體社會成員，因為覆蓋面廣，也成為法律宣傳的主要陣地。⑵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決定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知識來自于學校教育，特別是作為義務教育非重點內容的法律更多被安排在大學階段講授，這就使得大學課程成為大學生法律知識的主要來源。⑶網絡作為新興的信息傳播方式在青年人中更為盛行，其具有快捷、簡便和豐富的特點，當然也會存在良莠相間的問題。盡管褒貶不一，但不能否認大學生們與網絡的不可分性，除了學習、娛樂、社交等用途之外，通過網站了解法律也成為近一半大學生的選擇。⑷在其他的較少選擇中，僅有1／5的大學生選擇通過書籍和論文的形式來深入學習和了解法律。這與當前通過購買圖書獲得信息資料的成本遠遠高于其他方式有關。另外，法律論文多為學術型，除了法學專業的學生之外，很少有人會選擇這一方式來了解法律。
⒉大學生日常對法律的關注程度。社會的不斷發展決定了法律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新法的實施、舊法的修改和廢止，這些信息是否會受到大學生的關注？根據調查，近七成的大學生偶爾關注法律變更信息，僅有14％的大學生會經常關注并主動了解具體內容，有16.76％的大學生基本不關心這些法律信息。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增強全民法治意識是一項重要任務。大學生作為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更應該將法律知識、法治觀念作為自身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規范自己的行為，帶動和促進全體社會成員加深對法律的理解和認同，推進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但從調查結果看，大學生日常對法律信息的接受和認知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很多人若非涉及自身利益都不會關心，由此說明大學生自覺學法的意識不強，這也嚴重妨礙了大學生主動運用法律知識進行行為選擇。
⒊大學生對當前法律的信任度和整體評價。公民對法律的感知和評價將會影響和支配公民的外在行為方式。根據調查，接近10％的大學生對法律有堅定的信心，相信法律能夠維護公民的切身利益，67.28％的大學生在認同法律正面功能的同時也看到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能夠辯證地看待法律的功效。這些正面評價代表了大學生對法律擁有信任和依賴的情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學生對當前我國法治的整體現狀不滿意：有3.88％的大學生對法律完全持否定態度，根本不相信法律能夠維護自身利益；19.06％的大學生對法律沒有信心，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錢、權力和人際關系的影響。這種調查結果與當前我國社會的大環境相關，如很多立法存在缺陷，暴力執法，司法腐敗，權大于法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給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形成帶來了負面影響，導致一部分大學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對于這些消極思想如果不能予以正面引導，在他們步入社會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權益受到侵害時，就可能做出比較極端和錯誤的行為選擇。
⒋大學生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勞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勞動法》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大學生即將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對于勞動者享有的基本權利應當有所了解。試用期上限的規定是勞動合同中保護勞動者的重要條款。我國《勞動法》規定，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但根據調查，只有不到50％的學生回答正確，在即將走向社會的大四學生中，回答正確的不足17％。調查結果一方面反映了大學生對于一些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并不全面、準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高校在大學生就業指導方面工作不力。因此，高校除了關注大學生就業率之外，對大學生就業中的權益保護也應引起高度重視并成為重點關注的內容。
（二）大學生對涉及自身的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
本部分題目涵蓋大學生對具體公民權益的認知以及維權意識，側重調查大學生具體的維權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隱私權所持的觀點。隱私權是一項基本的人身權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2]根據調查，90％以上的大學生對于本題目涉及的“私自拆看他人信件”和“偷偷尾隨他人并私拍其生活照片”兩項侵犯隱私權的內容都能正確認知，但也有8％的學生將“背后議論他人”錯誤地判斷為侵犯他人隱私權。關于學校公開公布學生考試成績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學生隱私權一直存在爭議，但通常在法律上認為考試成績屬于學生隱私，不應當張榜公布，而且也有學生因此起訴學校并勝訴的先例。[3]所以，“學校在網上公開公布補考學生名單”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侵害了學生的隱私權，但在此次調查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學生認為這是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可見，對這個問題而言，大學生的認識并不清晰，這與我國長期以來重管理權力、輕學生權利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有關。
⒉大學生的護法意識。護法意識是公民自覺、主動維護國家法律，同違法行為做斗爭的心理和信念。根據調查，僅有36.58％的大學生在目睹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堅定地選擇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接近40％的大學生只會匿名提供線索，22.74％的大學生不能確定如何選擇，1.37％的大學生明確表示不會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大學生具有一定的正義感，能夠辨明是非曲直，愿意維護社會正義，但在具體行為選擇時卻有所退卻，缺少維護法律權威的堅定意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所以，大學生應當認識到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這也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護法意識。
⒊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維權意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能靠單純的想法，必須體現在具體行為之中。根據調查，44.09％的大學生在購物后能夠保留消費憑證，以備日后出現問題留下有利證據。42.91％的大學生只會保留大件商品購物憑證，說明雖然他們意識到消費憑證的作用，但并不十分重視。13％的大學生完全忽視購物憑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放棄了出現糾紛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有力證據。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對相關證據的保存和收集，可以在出現糾紛時避免因舉證不能造成不利于自身維權的法律后果，在這方面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和維權意識。
⒋大學生遇到糾紛時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消費者在超市購物遭遇商場人員無理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而引起的糾紛屢見不鮮，遇到這種情況如何處理，能夠反映大學生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根據調查，絕大部分大學生在遇到這種情況時都會選擇拒絕，但仍有4.81％的大學生選擇忍讓，缺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勇氣。在對糾紛處理手段的選擇上，由多至少依次為：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極個別的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了暴力、謾罵等方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超市作為企業法人無權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即使懷疑消費者有盜竊行為也必須通過公安機關進行處理，否則就是侵害了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權，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明確這一點，首先，大學生有權拒絕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不應當選擇忍讓；其次，在處理方式上，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等方式都可以選擇，并且可以同時進行。但一定要避免采取暴力、謾罵等不理智的方式，否則，不但會導致不應有的沖突，而且還會對自身維權產生不利影響。
（三）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范圍主要在校園內，本部分題目重點調查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的看法。“法律基礎”是高校本科層次的必修課程。根據調查，超過50％的大學生認為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對其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38.7％的大學生雖然認為有必要，卻覺得作用不大，原因在于當前高校對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如專業課程，教育方式相對簡單、松散、枯燥、僵化，沒有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造成學生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趣和學習動力。7.7％的大學生則完全不重視或者根本不關心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反映了一部分學生對法律漠視和輕視的態度，或者針對學校法制教育持否定態度。
⒉大學生在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新時期大學與學生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學校在管理模式上也應當從傳統的單一行政手段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轉變。根據調查，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對學校的教學及服務不滿時選擇向學校和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的占最多的兩項，說明學生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并能夠選擇正當、合理的渠道。但仍然有超過1／5的大學生選擇沉默和忍受，甚至有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不滿的地方太多，敢怒不敢言”。說明在與學校的關系上，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仍然沒有擺脫傳統附屬、屈從于學校的心態，沒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另外，還有少部分大學生選擇網上發泄或采取一些消極行為表示抗議，這種非正常表達意見的方式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學校應當拓展和設立多種投訴渠道，主動關注和了解大學生消極的群體行為和網絡信息，從中分析大學生所反映的問題，對合理的意見要積極予以解決，對不合理的意見要正面解釋和引導，不能以簡單的處分方式來阻止學生的維權行為。
三、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大學期間正是大學生法治意識逐步形成、穩定并且能夠支配大學生行為的關鍵階段，因此，如何改革和創新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模式，幫助大學生樹立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當前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一）更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和目標
“人才培養既是大學功能的歷史起點，也是大學功能的邏輯起點，而知識傳承、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等，都是圍繞人才培養產生的輔助功能。所以大學功能是一個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的綜合體系。”[4]什么樣才算是合格人才？相信僅僅是專業知識優秀而缺乏適應未來社會的綜合能力和整體素質絕對達不到當今時代和社會對大學生所要求的高度，而法律素質將是人才構成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根據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法制教育是高等學校德育內容的組成部分，是大學生的必修課程。“法律教育的目標不外乎兩個，一是為法律行業培養新人，一是為更廣泛的社會成員提供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5]實際上，長期以來，對大學生“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都只是被當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當前高校教學實踐中，“高校法制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自身并沒有獨立的地位”；[6]部分教師因法制教育課是基礎課而產生輕視和應付的心理；學生只會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這些消極思想嚴重影響了法制教育的實效性和完整性。
為此，高校應當充分重視法律基礎課程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將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在教育體系上，賦予法制教育與德育教育以并列、與專業課同等重要的獨立地位，并合理設計教學計劃和大綱，突出法制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師資結構上，配備專業出身、具備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人員授課。其次，充分發揮大學法制教育在培育法治文化和傳播法治理念中的積極作用，在傳授法律知識的基礎上，將平等、民主、公平、正義、自由、人權等法治精神融入其中，讓大學生真正理解法治的精髓和意義所在。
（二）創新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
當前，高校法制教育在內容上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教學和實踐體系，偏重法律知識的籠統講解和普及，忽視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使得法律之于大學生僅僅體現為外在的、疏離的存在，而缺乏對法律所蘊含的精神和價值的感悟和內化；在教學方式上側重單方面知識的灌輸和說教，忽視法律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法律知識的實際運用，無法幫助大學生運用法律思考和解決在社會中遇到的現實問題。
對此，高校應當注重法制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的豐富性、靈活性和實用性。首先，改變將法制課程僅僅作為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識普及的做法，樹立以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為中心的教學制度改革理念，使大學生真正從內心深處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維護法律，而不僅僅因懾于法律而遵守法律。其次，脫離社會法治建設實際的法制教育是失敗的，“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殊規律”，[7]以實踐性和應用性作為法制教育的評價標準，將課堂教學知識與課外實踐相結合，提高大學生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課堂講授之外，法律專題講座或沙龍、校園法律知識辯論或競賽、模擬法庭、社會調查、法庭庭審、廣播、電視、網絡、報紙等方式的宣傳等，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制教育媒介和手段。再次，在法制教育的內容上，應當更加貼近和針對當前大學生直接面對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力求讓每個大學生學會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貫穿在日常行為中。比如：大學生勤工儉學、求職就業中合同如何擬定，應當警惕的陷阱；日常生活和交際中應當提防的詐騙手段；權利受到侵害時要即時采集證據，能夠運用和求助的救濟手段等。
（三）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
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要從自身日常生活場景開始，“使現實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通過對法治的近距離甚至面對面的直觀感悟，逐步確立起對法治及其規范與制度的信任和耐心”，[8]直至建立起對法的神圣信仰。大學生最經常的生活場景就是大學校園，并且在學習和生活中接受學校的管理，因此，學校的教育管理實踐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思想和行為。
筆者認為，學校應當堅持“依法治校”，充分發揮法治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首先，以法治精神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學校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的基本依據；其次，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嚴格依法、依章辦事，保障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決策過程的公開性、決策行為的程序性；[9]再次，維護學校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各項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嚴肅性，減少決策管理中的隨意性和違法違規做法；第四，提升以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各類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并貫穿于學校改革發展的始終。
（四）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民主是法治的基礎，社會主義法治必須以民眾的廣泛接受和積極參與為基礎”。[10]可以說，民主是法治的靈魂，而“法治的本旨在于實踐性而非理論性，法治是直觀的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的玄思妙想，每一個具有直觀生活感受的民眾都可以成為實踐法治的主體”。[11]所以，實踐法治和實踐民主要從自身做起，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是大學生培養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的有效途徑，而大學生在校的實踐經歷必將與本科教育一起為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作必要的準備。
對此，學校應當尊重大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其提供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的渠道。首先，在允許大學生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方面，歐洲的大學顯得更為民主和開放，如法國大學的理事會、英國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德國大學的學術評議會等都有大學生代表參加，其中，德國的“學生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大學的決策。1967年以來，大多數學生組織都提出要求，主張所有決策機構中席位學生代表應占三分之一”。[12]而我國高校長期以來對學生慣性的壓制和專權管理使大學生少有這種“主人翁”意識，有“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只有以開放的態度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比如建立校務公開制度、學代會制度，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從內心信服并遵守和維護學校的規章制度。其次，學校在處理有關學生學習考核、評獎評優、貧困資助、行為處罰等事務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大學生的表達權利，建立一個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允許利益相關者或其他大學生對處理決定和過程提出意見、疑義、辯解、申訴等，在雙方充分博弈的基礎上形成決策并予以實施，從而保證兩者更為理性地進行選擇。這樣，既可以有效約束學校單方面的行為，也可以培養大學生的民主權利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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