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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敗要通過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評估環節檢驗。公共政策評估要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公共政策評估環節通過不同的評估標準判斷公共政策成效，依據成效來判斷公共政策的成敗。當今中國生產力評估標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政策評估標準。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1.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農業競爭力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并通過農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的實際價格、農產品比較優勢變化、實際質量、市場營銷能力和市場占有份額綜合體現出來。
(1)農產品成本。一般來說，成本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成本低，競爭力強；成本高，競爭力弱。而在農業經營中，除生產費用以外，農產品的經營規模、區域布局、生態環境、生產條件、加工條件、政策變化等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農產品成本水平。
(2)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一般來說，實際價格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在質量相差無幾的情況下，實際價格越低，競爭力就越高；實際價格越高，競爭力就越低。而且，要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來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其難度相當大。
(3)農產品質量。一般來說，農產品質量與競爭力呈正相關。即質量越好，競爭力越強；質量越差，競爭力越弱。而且，隨著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競爭形態已經從產品的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農產品質量的高低，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又決定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高低。
(4)營銷能力。一般來說，市場營銷能力如何，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的地位和份額，又直接體現了農業競爭力的大小。積極開展充分的市場調研、恰當的市場細分和市場定位、正確的銷售策略、有效的促銷手段和良好的服務等一系列市場營銷活動，不僅是提高農產品市場占有率的關鍵，也是實現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2.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今后的農業競爭，將日益趨于白熱化。競爭農業，也將成為推動農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其總體趨勢為：
(1)從局部性、區域性向全局性、全國性、全球性方向發展。今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能否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不僅要比較區域內的產業、產品優勢，還要從全國和全球的產業格局比較中尋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鄭州市必須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制高點，認真審定本地區的農產品發展對策，指導產業結構調整，并采用現代化的營銷觀念拓展農產品貿易。
(2)從傳統的經驗指導向信息引導方向發展。要在競爭對手越多越強的條件下取得勝利，關鍵是要充分掌握國內外農業科技發展和農產品供求變化的最新“情報”——農業和農村經濟信息。加強信息網絡的建設，發展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更迅速、更準確地掌握影響農業發展的各方面信息，將是鄭州市必須盡快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
(3)從低技術水平的開發利用向現代高新技術方向發展。只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科技,才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做到以多樣化取勝、以優取勝、以廉取勝。鄭州市必須審時度勢地搶占農業科技的制高點,集中力量組織對農業生物工程技術的攻關，推進產業化、規模化生產,以及滿足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多樣化、無公害、營養保健和廉價方面的需求,作為參與全球化競爭的必要條件。
(4)從產后推銷向產前訂單農業、期貨交易方向發展。以產定銷這種被動營銷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和無序性，不適應市場農業發展的需要。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農產品產后市場勢必會被產前的訂單農業和期貨交易所替代。鄭州市必須將訂單農業、期貨交易等貿易方式，作為今后農產品營銷競爭的重要形式。
二、鄭州農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既體現在資源稟賦、財政及物化投入、市場建設等“硬指標”上，又反映在諸如人員素質、經營機制、農民組織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軟指標”上。
1.觀念上的差距
鄭州市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農業觀念，認為農村的主要功能是經濟功能，忽略了農業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而發達國家是現代農業觀念，強調在提高經濟功能的同時，著力發揮其生態功能與社會功能的作用。
2.發展階段上的差距
一般說來，農業分為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等三個階段。目前，鄭州市差不多是三種類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區進入現代農業階段。而發達國家已全面進入現代農業。3.農產品質量上的差距
以前，鄭州市農業片面追求農產品數量，忽視了質量，造成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較低，并已成為制約出口的隱患。而發達國家的質量農業早已走上了正規。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鄭州市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80%左右；鄭州市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40%，而發達國家為60%～80%；鄭州市農業研究與發展經費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0.2%左右，而發達國家是5%；鄭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發達國家則達60%以上。
5.農業開放程度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的開放程度與其他行業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與工業、服務業等“一視同仁”的。
三、從農業政策的重點內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鄭州農業競爭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優質農產品主導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的簡稱。我市“三品”的發展要按照“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思路，加快發展，樹立我市農產品品牌形象。在發展“三品”時要以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為核心，提高農產品質量水平為主線，保證消費安全為出發點，樹立農產品品牌為基本目標，以標準化生產為主要手段，標志管理為突破口，監督檢查為保障措施，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加快發展綠色食品，因地制宜發展有機食品。
2.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健全農業產業化政策
農業產業化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連接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通過區域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農業資源綜合開發，以科技進步和系列化服務為手段，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市場、中介組織，把分散的農戶經營與統一的大市場銜接起來；通過按市場需求組織農業生產，興辦加工和運銷企業，把農產品生產同國內外市場需求銜接起來了，提高了生產者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進而把農業納入了市場化軌道，也為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3.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農業產品質量為重點，提高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二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和園藝業，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業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區域結構調整，重組資源要素，提高農業的效率和效益；四是著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加工業的水平；五是發展二三產業和小城鎮，拓寬農民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六是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構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4.構筑多元投入機制，完善農業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經濟效益決定的。而農業投資大多數具有周期長、風險大、比較利益低的特點。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擔一部分農業投資職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資主體加強對農業的投資。根據我市近期的實際情況，加強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嚴格執行《農業法》。充分發揮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明確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護農業方面的責任，調動地方財政支農的積極性；二是提高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三是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村集體和個人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四是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增加信貸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五是擴大農業利用外資的范圍和數量，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綜合開發。
5.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制度，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
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設立專門的農業保險機構，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農業保險要逐步對主要農作物進行全程全季自然災害保險和市場保險，改變小階段如小麥收獲時的防火保險的做法。對農作物和家禽家畜進行市場保險難度大，但這是農民最盼望的保險，也是保護農業、調動農民積極性的重要措施，應試行并推廣。還要開設農民最低收入保險，如農民的一年收入達不到一定的數額，保險公司給予適當補貼，保證農民所得，以此來保護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
關鍵詞：政策評估對策信息公開
關于政策評估的概念至今學術界未能達統一的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主要是對政策方案的評估[1]。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將政策評估視為一種分析過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較各種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優缺點；也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是對政策全過程的評估，既包括對政策方案的評估，也包括對政策執行、政策監控、政策終結以及政策結果的評估[2]。還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的著眼點應是政策效果，政策評估的主要目的是鑒定人們所執行的政策在達成其目標上的效果，確認政策實施對于政策問題的解決程度和影響程度。筆者認為：政策評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標準，運用特定的方法，對政策的科學性、可行性及其實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進行的綜合認定、分析。
一我國當前公共政策評估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評估主體單一，缺乏獨立性的政策評估組織。
現階段我國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以官方為主，缺乏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參與，使得大多數政府在公共政策評估實踐過程中，只是根據總體安排或以部門為單位，或以系統為一體，通過自下而上的總結報告等形式對本部門或本系統工作進行匯總，在此基礎上，由行政機關對公共政策作出評估和評價，致使在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只重視自身評價，忽視作為政府行為相對人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評價，導致進行意愿表達以及利益訴求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單一化。
（二）缺少正確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
目前從事官方評估工作的人士絕大部分都非“內行人”，因此，他們在進行政策評估時不可避免地傾向于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規范分析。這樣的政策評估與我國現實政治生活和傳統政治文化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和道德建設的純潔性密不可分[3]。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隨著信息網絡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深刻變化。意識形態觀念較之過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標準也會發生一定轉變，更為突出的是人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調自身的經濟利益。
從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和評價方法的改變。
二完善政策評估的幾個措施構想。
（一）建立多元評估主體。
針對目前評估主體單一化的現狀，公共政策評估可以參照國外的成功經驗，在目前官方績效評估的基礎上，實行政府、黨的組織、權力機關（人大）、專業評估組織（包括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社會組織和公眾特別是“受到影響的相關利益群體代表”參與等多元評估主體的結合，實現評估主體“多元化”。其中，要特別重視社會組織和公眾代表參與以及專業評估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和公眾作為政府行為相對人，他們參與公共政策評估，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客觀性和全面性，更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結論的公信力。專業評估組織（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聚集了大批專門從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實踐活動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科學性，更重要的是專業評估組織成員作為“非官方人士”，其觀點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義影響，能更好地保證評估結論的客觀真實性。
（二）確保評估有關信息的公開和透明。
公共政策評估的過程就是一種信息處理過程。把公共政策制定、執行等各方面的情況作出全面、科學的描述并公布于眾，無疑有助于公眾了解并科學地評價公共政策。為消除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信息系統進行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滿足公共政策評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應的信息公開機制，除了國家法律規定應該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過程應做到公開透明。另外，還要依法構建相應的問詢制度，作為社會組織和公眾有權依法問詢根據有關法律法規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問詢的機構和成員必須依法根據有關制度和程序作出回應，并且也要對所公開的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負責。信息是決策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評估的依據。沒有真實、詳盡的資料和信息，政策評估的客觀性、科學性將無從談起。所以我國政府應該拓寬政策評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蓋全社會的信息網絡系統，最大限度地實現決策中心、評估組織和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證政策評估組織能夠獲得真實、詳盡的信息。為此，我國各級政府和決策機構除了法律應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關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執行狀況、評估結論等情況應通過公告、網絡等各種形式及時向社會傳播，增強政府行政過程的透明度，杜絕“黑箱”操作。對于政策評估組織來說，將有利于其在節約成本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獲取信息，降低評估成本，有利于評估方法和評估結論的傳播，便于及時了解政策效果。對于公眾來說，可以借助各種信息渠道，發表自己對有關政策的意見和建議，以促進決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評估的制度保障，實現政策評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評估的保障。為實現我國政策評估的制度化，應朝以下方面進行努力：首先，實現政策評估工作的程序化。通過制度規定除象征性或符號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項政策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應進行程度不同的評估。評估者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評估系統、全面、公正。評估結束后應及時撰寫評估報告，并將評估結論公布于眾。其次，要建立評估基金。政策評估是一次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長期深入到實踐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費巨額資金。因此，必須建立政策評估基金，以免政策評估成為“空中樓閣”。最后，要重視評估結論，消化、吸收評估成果。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分配，為防止決策者隨意決策，執行者，必須通過制度將評估結論與有關人員的獎懲直接聯系起來，真正實現政策過程的權、責、利相統一，使政策評估在我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科學地運用政策評估的方法。
要選擇恰當的評估方法和技術，以提高評估結論的可信度。政策評估決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要求評估者應熟練地掌握各種評估方法和技術。目前常見的評估方法有前后對比法、對象評定法、專家判斷法、自我評定法等；政策評估的技術主要有計劃評估技術、重要路徑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這些方法的內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則均須精練。應該說每種方法與技術都有其優缺點，都有其適用的范圍。因此，評估者要能夠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的加以選擇和運用，必要時可以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技術，以提高評估結論的可信度。
注釋：
[1]詹國彬。我國公共政策評估的現狀、困難及對策[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
[2]高富鋒。公共政策評估主體的缺陷及對策分析[J].求實，2004.1
[3]雷潔。我國公共政策評估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
參考文獻：
[1]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一、當前地方工業化發展的有利條件及制約因素
當前我國面臨的現實情況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各地區相當多的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而且從普遍情況看，我國產業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術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經濟運行中面臨的深層次矛盾仍是結構性矛盾，“十五”計劃也指明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重點要實施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全面優化的結構調整。這構成當前地方工業化發展的一個基本背景。在這樣一個形勢下，要促進地方工業化發展，需要對其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有較清晰的認識。
1.加快我國地方工業化發展具備諸多的有利條件。一是基礎設施制約因素的緩解。曾經制約我國地方工業化發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已從不適應轉變為基本適應，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產要素聚集作用增強。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遇到的資金瓶頸、技術瓶頸和市場瓶頸，完全可以通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導產業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目前，區域性支柱產業地位開始顯現，高新技術企業不斷發展，優勢產業正在形成，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為吸收外商和民營資本，加快地方工業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2.加快我國地方工業化發展也面臨著以下制約因素。一是產業制約。地方經濟競爭力的強弱，與該地區的產業聚集規模、產業鏈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各區域雖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諸如紡織服裝、制鞋產業集群，但多數企業尚未形成分工與協作鏈，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企業運行效率低，運行成本高，市場競爭力弱。二是人才和技術制約。加快新型工業化發展面臨著人才尤其是高科技、專業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導致企業技術創新力不強，高、尖、新技術企業和高附加值的產業偏少，這已成為擴大開放、吸引國內外資金、促進地方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協調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三是市場制約。發達國家工業化面對的是一個廣闊的國內外市場，而我國加快地方工業化發展，面臨著經濟腹地狹小、拓展國內市場難度大以及技術層次低、拓展國際市場難度大的問題。同時，由于某些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的存在，也制約著國內市場的拓展。
因此，面對地方工業化發展的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財政政策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有所作為。
二、地方工業化發展的總體思路
促進地方工業化發展，必須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進一步更新觀念，與時俱進，立足地方實際情況，理清思路，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型發展觀，大力實施“四大戰略”。
1.工業強省戰略。工業是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撐，沒有工業的發展，農業和服務業就缺少拉動作用，就沒有后勁，地方經濟就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強化對工業經濟的認識，大力實施工業強省戰略。一是以農業產業化推進工業化。加快工業化進程，農業大省必須立足實際，選準突破口，以農業產業化起步，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催生一批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催生一批涉農工業，壯大工業群體，才能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實現工業化。二是以深化企業改革推進工業化。深化企業改革是發揮自身優勢、充分挖掘老企業潛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措施。必須以明晰產權、轉換機制為重點，立足企業實際，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膽創新，加快國有工商企業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點企業推進工業化。大的骨干企業在地方工業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帶動作用，是工業稅收的主要來源，又是地方工業化進程的主要標志，必須給予支持和保護。
2.生態立省戰略。我國大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都是農業大省，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必須全力推進生態立省戰略。發展生態經濟是農業大省應對入世挑戰、參與國際競爭的根本出路，是現階段解決農民生產生活質量不高、增收緩慢問題的有效途徑，是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模式，代表著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應當抓住境內污染源較少、自然生態良好的有利條件，做生態文章，求民富省強。
3.科教興省戰略。“五個統籌”這一新的發展觀，其基本思想內涵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人是經濟和社會實踐的主體，勞動者素質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觀反映，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也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要圍繞提高勞動力素質，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因此，實施科教興省戰略，是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選擇。農業大省實施科教興省要突出抓好“一個優先”，即優先發展教育，做好“兩個重點”，即科教興農和科教興企，完善“三個機制”，即科技推廣機制、人才培養機制和投入保障機制。
4.項目帶動戰略。保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必須有足夠的投入作保證，項目建設是增加投入的重要載體。因此，必須把項目建設作為長遠發展的戰略舉措來抓，以項目建設帶動經濟增長，以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才能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一是擴大開放引項目。實施對外開放是擴大項目投資的戰略重點，也是加速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的重要途徑。必須走好以開放引項目、以項目引資金、以項目換技術、以項目招人才、以項目打市場、以項目促發展之路，擴充項目總量，凝聚發展后勁。二是利用政策爭項目。目前，國家產業正由東向西梯次推進，投資繼續向農村、向結構調整、向生態農業等方面傾斜，加大基礎建設投入，為項目爭取提供了政策機遇。因此，地方政府必須立足國家產業政策和當地實際，研究國家投資政策，把握投資方向，拓寬項目渠道，對本地優勢資源和項目進行論證立項，加強項目的編制、儲備、申報和工作，積極爭取專項資金和國家投資項目資金，加快項目建設步伐。三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項目。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多元化的投資作保證。通過發展民營經濟，引導民間資本投入項目建設，是擴充項目總量、增加項目投資的重要途徑。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今后，民營經濟將是最具活力的增長點。有關研究表明，民營經濟所占份額越大的地方，GDP增長越快。因此，在抓好對外開放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發揮自身優勢，向內挖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吸引民間資本參與項目投資。
三、促進我國地方工業化發展的若干財政政策選擇
促進我國地方工業化發展，必須針對地方工業化發展中的現實狀況，合理選擇相應的財政政策。
1.精心篩選和確定重點扶持的產品和重點財源建設項目，加大財政政策支持力度。對有市場、利稅含量高、管理基礎好的重點扶持的產品和財源建設項目，繼續加大財政政策支持，啟動工業企業的設備投資和技術改造。可考慮從挖潛改造支出總額中單列部分資金或在財源建設項目獎勵資金中集中一部分資金來設立工業技改引導貼息基金，支持重點產品和財源建設項目進行技術改造，連續操作幾年后，有望使工業產品的水平上一個臺階。
2.介入風險投資，加大對高新技術投入的力度。風險投資被人們譽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地方要實現傳統產業和產品的提升、更新換代，必須依靠科技創新；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也要依靠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離不開風險投資的健康發展。財政支持高科技風險投資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過財政適當投入，創建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創造局部優化環境，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綜合服務；二是集中財政科技資金和高新技術引導資金大力支持高新技術項目；三是通過適度的財政資金引導，提高民間風險投資者對高科技產業投資的積極性；四是采取財政全額貼息或部分貼息的方式為風險創業企業尋找銀行貸款提供支持。
3.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疏通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拓寬地方企業融資渠道。改革開放以來，居民一直是資金結余者，而且結余額越來越高。其原因：一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儲蓄以備未來生活保障預期的影響；二是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因此，財政在這方面應有所作為。一是切實提高財政預算中社會保障支出比例，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盡快改變居民消費預期，從而消除居民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后顧之憂。二是在財政預算中專項列支注入地方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公司的資本金，提高擔保公司的信譽度，通過擔保公司的擔保或對企業發債利息進行財政補貼等方式，推動產品適銷對路、技術含量高、發展潛力大的企業的公司債券適量發行。三是對有希望通過股票上市融資的企業，給予更多更大的優惠政策支持，為其創造條件爭取早日上市。
4.允許和鼓勵地方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多渠道、多方式籌集中小企業改革成本。一方面，允許和鼓勵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促進其盡快完成經濟壽命周期，并讓其提完折舊的固定資產進入資產交易市場進行拍賣、租賃等，以滿足企業設備更新和安置下崗職工和富余人員的需要。另一方面，對中小企業產權可采取存量轉讓、長期租賃（30年至50年）和股份重組等方式來加大改革力度，為私人資本直接投資企業開辟多種渠道。從財政在這方面不是直接去操作如何轉讓重組，而主要是籌集改革成本。財政籌集改革成本可以考慮的渠道有：從財政預算安排中擠出一點；將國有企業產權轉讓收入納入到財政管理，建立地方國有經濟改制專項資金，把國有股權減持變現收入作為政府支持企業改革的成本；在適當的條件下，把國有股分紅收入、財源建設企業地方稅收增收部分作為財政的企業改革成本；把經營城市所增加收入的一部分作為政府的企業改革成本。
關鍵詞：市政工程基礎設施工程施工
引言
由于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易受行政干擾和地質情況及天氣等因素影響，施工場地狹窄、戰線長而工期要求緊，施工難度大。因此，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在施工階段的風險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工程風險管理一般按照風險分析、預警、應對等過程進行，其中風險分析包括風險的識別、估計、評價過程，是風險管理中難點和重點。本文結合具體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案例簡單介紹在施工階段的風險分析方法。
一、風險的識別
風險識別指風險管理人員在收集資料和調查研究之后，運用各種方法對工程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進行全面判斷、系統歸類，科學鑒定風險性質的過程。
例如，某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包括如下分部工程，其中道路拓寬改造長度為1995.74m，規劃紅線寬度為70m，三層式瀝青混凝土路面，基層設計為32cm二灰碎石，底基層為30cm石灰土；新建雨水管路一條，分四段設置，共計1721.5m；新建污水管路一條，設計管長1838m；新建電纜溝兩條，沿道路兩側人行道下分別為1624m鋼筋混凝土防水地溝和1386m磚砌體防水地溝（1.2×1.5m）。
某施工企業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對該工程進行調研后，分析該工程風險因素并進行識別，建立工程風險表。
二、風險分析與評估
風險分析是指應用各種風險分析技術，用定性、定量或兩者相結合的方式處理不確定性的過程。風險分析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種方法。
本案例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進行定量分析評估。
在項目管理過程中，項目風險（R）不僅是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P的函數，而且是風險事件所產生影響程度C的函數，可用函數表示為R=f（p，c）。
根據前例風險分析，本項目進行風險評估。
2.1評估并計算風險發生的概率Pf
該工程分析因素集為X,對應上述工程分析因素集中風險編號，給出工程風險指標因素權重集W。X={X1,X2,X3,X4,X5,X6,X7,X8,X9}；W=｛0.050.150.150.20.150.050.050.050.15｝。根據風險影響高低確定評估集標準隸屬度μ={低,較低，中等，較高，高}，并賦值為μ={0.1，0.3，0.5，0.7，0.9}。該企業組織專家及管理、技術人員共7人對該工程風險進行評估：在此基礎上形成模糊評估矩陣R則B=R·μT＝｛0.50.50.58570.55710.38570.27140.18570.32860.6143｝。則U=W·B=0.4886即風險發生概率（測評總分）Pf為0.4886。
2.2計算事件發生影響程度大小Cf對風險引起的后果大小一般從進度、質量、成本、安全四個方面著手，均用金額損失進行度量。則損失因素集S={進度質量成本安全}={S1S2S3S4}
本項目分部分項工程費用為6944.60萬元，其中包括利潤及管理費156.08萬元。由于報價中已考慮材料市場風險因素，因此，按正常施工情況下，按156.08萬元為最大風險損失值。則風險損失評估集標準隸屬度μ={低,較低，中等，較高，高}，對應損失金額（單位：萬元）近似確定為{≤15,16～45，46～75，76～110，≥140}，并給出工程風險損失因素權重集W={0.250.350.200.20}在此基礎上形成模糊評估矩陣，并將各項估計值的平均值按最大風險損失值進行歸一后，得到評估矩陣B.計算U=W·B=0.1946。即風險損失（測評總分）Cf為0.1946。:
2.3計算本項目風險度Rf如果用Pf表示風險發生的概率，可由下式計算：Rf＝Pf+Cf-Pf·Cf其中Pf和Cf分別是風險發生概率與影響程度的模糊綜合隸屬度集的總綜合隸屬度。本項目風險度Rf＝＝0.59
三、結論
一般認為Rf大于0.7為高風險項目，小于0.3為低風險項目，介于二者之間的為中等風險項目。因此，根據計算，本項目應為中等風險項目。由于本工程存在場地狹窄、外部環境對施工干擾大、工程項目多、工期緊且跨冬雨季施工、施工人員多等不利因素，因此，將本項目評估為中等風險項目是合理的。企業應根據風險分析及評定結果，確定風險管理目標，建立相應風險管理計劃，建立工程風險應對措施，適時動態地進行有效風險管理，確保工程各項目標的順利完成。
參考文獻：
[關鍵詞]市場；外資速遞公司；競爭
1中國速遞市場中的外資速遞公司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受中國加入WTO時所承諾的開放外資進入中國速遞市場的影響，以聯合包裹(UPS)、聯邦快遞(FedEx)、天地快運(TNT)以及中外運—敦豪(DHL)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迅速在中國市場站穩了腳跟，他們憑借各自擁有的強大的運營網絡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這些國際速遞巨頭在中國市場的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成為國有的郵政速遞公司及民營速遞公司的最強大的競爭者。據統計，四大國際速遞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總數已超過250家，網絡覆蓋城市超過600個。
2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市場中的競爭戰略
2.1清晰的市場戰略目標
在市場定位方面，以四大國際速遞巨頭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盡管風格各異，但均有明確而清晰的定位，如FedEx借助強大機隊力量，力圖實現“無所不包，全面發展”；UPS則宣布“我們將致力于全新的供應鏈解決方案”；TNT則要“在全球快遞、貨運、物流領域誕生一個新的權威”，其一方面倚重汽車物流市場，另一方面向企業物流市場進軍，推出“直復營銷”業務；而DHL希望能成為“世界范圍內郵件通信、包裹快遞、物流及郵政服務領域中的領頭羊”，目前其37%的中國市場占有率仍令對手們難以超越。
2.2差異化的產品競爭戰略
在清晰的定位下，外資速遞公司紛紛調整各自的業務結構。自2007年5月28日起，FedEx正式進軍國內快遞市場，在9個城市推出次日達限時業務和隔日送達服務；2008年1月，UPS面向國際發貨人推出無紙化發票和國際回郵兩項新業務，成為第一家在多達98個國家和地區向客戶提供國際無紙化運輸選擇和退件服務的包裹遞送公司；中外運—敦豪(DHL)面向中國市場推出了眾多獨具特色的領先快遞服務產品和解決方案，其中，DHL進口到付、DHL定時特派、DHL珍寶箱和小珍寶箱，以及DHL重寶箱等服務產品深受客戶的喜愛。
2.3發展戰略的適時轉變
為全力爭奪市場，以四大國際速遞巨頭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重點已經發生了三個顯著的轉變:一是業務重點由國際業務轉向國內業務；二是市場開發重點開始向二三級城市滲透；三是客戶開發重點由跨國公司向中小企業滲透。為此，國際速遞巨頭們以強大的品牌優勢來帶動市場開發，如UPS不僅成為奧運贊助商，還積極舉辦中小企業創新競賽；FedEx則進行國內限時遞的推廣與宣傳，并贊助國家羽毛球隊，為謀略中國市場，FedEx還退出日本中部市場，而加快在廣州、深圳、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設大型、國內航空轉運中心，加快“雙中心”步伐；DHL已成功收購金鷹貨運，另出資4600萬元收購中外運速遞，并將在浦東建北亞中心。所有這些表明，四大速遞巨頭正在通過適當的戰略措施以積極布局中國速遞市場。
3外資速遞公司參與市場競爭的成功經驗
3.1發達的服務網絡與集中戰略的實施
從進入中國市場到今天，聯合包裹(UPS)、聯邦快遞(FedEx)、天地快運(TNT)以及中外運—敦豪(DHL)等外資速遞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中國的網絡建設。在中國速遞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他們首先選擇與中外運集團合資的形式，利用中外運的國內網絡，加上自身的優勢資源與郵政EMS等本土速遞公司展開競爭。其次，他們把市場競爭的重點放在業務量最為密集的地區(集中戰略)，即外商集中的沿海和中心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損耗和成本，并都確立了清晰的市場角色。盡管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的網絡發展仍受到來自地方的抵制和有關部門的限制，但近年來，DHL、UPS、FedEx、TNT等國際速遞巨頭的分公司和點已開始從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延伸，從一級城市向二級城市擴展，覆蓋的城市數大幅度增加。
【關鍵詞】教育福利政策功能價值分析
在我國，很少有學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與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資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筆者以為，采用資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強調的往往是經濟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邏輯更多體現為一種救濟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務的責任擔當，這遠遠不足以涵蓋教育福利的核心要義。
福利經濟學派的開創者英國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福利由效用構成，效用就是滿足，人性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的滿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說是追求最大的福利。從經濟學視角看，教育本身具備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與福利密切相關。所謂教育福利，是指以促進和保障教育權利公平為目標，通過各種途徑為扶持和發展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努力，從而達到提高國民素質、推動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整體效用。
從功能主義觀點出發，有學者將社會福利分為“補救型”的社會福利和“制度型”的社會福利兩種類型[①]，前者的服務目標主要是針對“弱者”，后者則強調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據此，作為社會福利重要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種類型的教育，并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維護其受教育權利或機會，如向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二是“選擇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狀態和促進教育的整體效用考慮，傾斜性地為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保障其受教育權利落到實處。社會學理論一般認為，所謂弱勢群體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礙或缺乏經濟、政治、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會中需要給予特殊關愛和照顧的人群共同體[②]。
與社會政策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以實現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會目標”[③]的根本觀點相契合，所謂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國家和社會針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公平問題，為調節和滿足社會或特定群體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制定并頒布實施的系列法律、條例、措施和辦法的總稱。從動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蓋政策決策、執行、監督和評價的全部過程；從靜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關法律、條例和措施等具體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標社會群體，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選擇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種教育福利政策，往往與一定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特定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推動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強調指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會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礎，教育福利政策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學機會公平、受教育過程公平和教育結果公平三個層面。與此相呼應需確立三項基本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即不論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觀點、民族或社會出身、經濟條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機會升入教育系統某個特定學習階段；過程公正原則，即學習者在大致相當的環境和條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規則要求開展競爭；結果補償原則，即對處于相對弱勢的受教育群體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參與學習和競爭，共享教育發展成果。誠如羅爾斯主張：“為了平等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④]。
“在現代社會，受教育已經是一個人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受過教育的公民難以融入現代社會，其個性、尊嚴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⑤]通過制定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種途徑對教育資源進行調節和再分配，為貧困學生、殘疾學生、流動人口、女性群體等常常處于教育困境的人們提供必要補償，可以有效地維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公平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比如隨著教育主體多元化，公立、私立學校以及不同等級學校之間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異，在不同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往往會導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辦學校學生助學貸款難即是一例。從更深層次分析，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后，如何均衡資本逐利本性與教育公益屬性二者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需要不斷完善教育福利政策來加以和統籌發展。
（二）經濟功能：提高個人收入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自知識（人力資本），這些知識一方面可以轉化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會通過溢出效應增加社會的知識總量，長期推動經濟增長。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教育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間的共變關系越來越密切。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將直接決定其工作機會的選擇和工作報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與經濟收入相關度的重要指標，表示社會成員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經濟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學岳昌軍教授基于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簡單明瑟教育收益率從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現出明顯的遞進規律。相對接受小學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專、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過完善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為人們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有助于縮小社會教育差別，進而彌合日益拉大的社會收入差距。事實上，也惟有均衡發展教育，才能將我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轉換為人力資源，從而為國民經濟的永續發展注入不竭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大大高于諸如資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的形態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⑦]
（三）社會功能：促進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體系的核心內容。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極少數位于塔尖的群體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并占據大部分社會資源；大部分群體居于塔基，他們缺乏必要的社會話語權，生活狀況常常處于貧困線和溫飽水平之間；介于二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群體只占社會的少數。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高度相關。從事較高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從事較低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較低；不同的職業選擇本身往往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聲譽、社會地位和資源擁有程度。
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前提是有開放的社會空間、合理的社會流動，尤其底層成員能夠有機會向上層流動。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社會化，二是社會選拔。柯林斯曾尖銳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數量的篩選工具，幫助那些接受過較高層次教育的人占據這些職位。[⑧]在現代社會，教育對于社會分層的影響更加深遠和廣泛。在社會差別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賦予處于社會底層而往往成為弱勢群體的人們以更多的教育機會和必要的救濟支持，他們就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奮斗，順利流動到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更高的階層，從而改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現狀。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貧困家庭“缺乏知識和技能”的素質缺陷就會如同疾病基因一樣代際相傳，世代沉淪于社會的底層。（四）文化功能：消除“貧困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美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提出的“貧困文化”觀念認為，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的窮人，會逐漸脫離社會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這一“貧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續，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窮人的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并且代際相傳。處于“貧困文化”體系保護下的窮人群體，彼此之間維系著簡單的人際關系，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半徑而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小，社會資本質量低。而且，由于“貧困文化”的阻隔，窮人與主流社會的接觸機會很少，無法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取更多的稀缺資源。“貧困文化”現象割裂了社會群體之間的融合，并極有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與建設和諧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馳。
哈夫曼和沃爾夫認為，教育具有積極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窮人的知識貧困狀態，改變觀念、行為、意識與精神面貌，增加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意愿和機會，增強社會參與能力，擴大其人際交往的范圍，從而提高窮人的社會資本存量，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紐帶；教育可以增加醫療衛生知識，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減輕家庭撫養子女的負擔，等等。誠如鄭杭生教授所主張：“要消滅貧困，首先必須改造貧困文化……而要擺脫貧困文化的束縛，就應當增加他們及其后代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機會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納的技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教育，即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價值取向
任何時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上世紀70年代，西方許多國家經濟發展下滑，一些所謂的“福利國家”開始更弦易轍，大力削減包括教育在內的龐大公共開支，一些學者也開始鼓吹“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和“市場機制的高效率”。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無論從經濟從社會還是從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的條件。哈耶克則認為片面強調社會正義會促使人們對市場秩序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市場和競爭原則才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并主張國家對教育的投資規模完全應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而一個社會如果要從有限的教育投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報，就應該將投資集中于少數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免費加助學金”的福利教育模式，與西方許多所謂“福利國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當中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觀點成為共識。基于這一邏輯假設，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國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則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內的社會福利領域逐步退隱。“教育不是免費午餐”成為改革時代的流行語。直至上世紀末期，隨著社會公平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漸次認識到公共服務對于社會良性發展的重大意義，“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關注民生”等概念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并引領政府職能轉變的努力方向。隨著政府角色轉型趨勢的日益顯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演變趨勢更加清晰。
（一）從消極走向積極
傳統社會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種權利為理論基礎，如社會權或公民權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極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礙經濟發展效率的因素。近年來，各國政府和社會政策研究者開始重新檢視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義理論認為，經濟全球化、勞動力的流動性、家庭生活的復雜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迫切要求改變舊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為只有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才能增加個人參與經濟機會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功能，通過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其社會生存和發展能力，從而減弱對一般性社會福利的依賴。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簡單的社會再分配方案，而是變被動恩惠式福利為主動進取式福利，變事后補償利為事前預防利，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這也有助于增強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可持續性，并推動教育福利政策的關注重點從扶助弱勢群體的“選擇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普惠型”福利。我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漸進路程很好地闡釋了這一趨勢：由少數貧困地區到中西部農村地區，再到全國農村地區，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鋪開，最終實現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同在一片藍天下”。
（二）從濟貧走向發展
傳統的教育福利政策，關注的往往只是少數貧困特殊群體，以致人們似乎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教育福利是社會的善義之舉，僅與救濟經濟貧困學生相關。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逐步認識到貧困不只是物質和經濟的匱乏，更是一種“能力的剝奪”，“社會排斥”的概念由此開始納入對貧困的闡釋當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關注通過教育路徑促進社會的整合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福利的供給對象開始逐漸覆蓋貧困群體之外的其他社會群體，如女性群體、有殘障者、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少數民族群體，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處于劣勢的群體。就此而言，教育服務的性質已經具備更多的公共特征，即從基于救濟的目標向發展的目標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會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推動社會公平的實現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論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財產背景如何，盡量滿足所有社會成員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現實要求，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為此，一方面要營造積極的公平教育環境，實現教育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要采取必要的優惠政策和特別保護措施，以彌合現實中存在不同群體間的教育不平等鴻溝。事實上，通過必要的幫扶措施，幫助教育弱勢群體及個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共享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全面發展的價值選擇。
（三）從單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國家，教育福利政策的決策主體和行為主體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國家”流行時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強化。國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領域，以公共權力干預市場分配不公，使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成員的受教育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與此同時，教育服務質量欠佳、效率低下、嚴重、政府負擔過重等問題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場化”呼聲鵲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義”日漸占據主流觀點：強調教育福利服務可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共同來負擔，政府角色逐漸轉變為福利服務的規范者、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物品管理與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的角色。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采用“國家─單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攬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內容。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退民進”的角色變遷過程在教育福利領域同步上演。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視了對教育福利的社會組織體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費制度和準入制度政出多門，缺乏科學統一的規范；四是個人及其家庭負擔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圍。但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推進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國家”逐步演變成“福利社會”是促進教育福利事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從過去的直接提供者變成主導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導決策者、教育福利資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務質量的監控和評估者、教育福利社會組織的扶持者，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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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財政政策；稅收；資金扶持
一、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現狀
作為一個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經濟基礎薄弱,各產業尚不發達的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已成為財政、稅收收入的新的重要增長點。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得益于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比如,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于99年8月下發了《關于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強調“要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加快全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重點,制定優惠政策,創造寬松環境,鼓勵放手發展。”
二、新形勢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條件
1.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不斷健全完善
后,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發展。出臺了一系列適合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規范,這些法律的實施和立法的逐步完善幫助人們消除了非公有制企業與公有制企業的“差別待遇”,在經濟領域實行了同權利、同義務、同處罰。非公有制經濟在受到法律保護的同時,其法律責任也不斷科學明確、具體可行。
2.西部大開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帶來大好機遇
第一,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允許并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通過轉讓、租賃、拍賣、兼并等多種形式對國有小企業、困難企業進行資產重組,為非公有制經濟低成本擴張和結構轉換升級創造了條件。第二,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的機遇。農村結構調整的戰略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思路和廣闊的空間,通過加盟參與市場開發與建設。第三,有緩解資金和人才瓶頸制約的機遇。西部大開發將導致人才和資金回流西部,可以緩解西部地區資金短缺的情況,另一方面國家已出臺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資金匱乏的措施。
3.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振興地方財政的客觀要求
財力十分有限,引進外資不易,國企振興也尚待時日,促進財政增長可謂任重而道遠。而非公有制經濟自發展以來,不要政府投資,沒有財政補貼,也不要政府承擔風險,由于其產權明晰,責、權、利一致的財產機制;自我投入、自我積累、自我擴張的資本聚集機制;短小精干、快捷靈活、互惠互利的營銷機制,使個體、私營企業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競爭優勢,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稅收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促進非公有制的財政對策
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求各級財政部門要及時轉變理財觀念,積極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努力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
1.在資金方面加大財政資金的扶持力度
財政部門加大對基礎設施、公共支出的投入,可以改變并完善城市的基本面貌,這是優化投資環境,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財政部門要積極探索增加對非公有制經濟投入的新途徑。如設立貸款擔保基金,吸引銀行資金投入,對符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經營業績好、有發展前途、講信用的非公有制給予大力支持。對市場銷路好、經濟效益高的種植和養殖項目、畜產品深加工項目、農畜產品購銷的貿易流通項目及從事民營企業、開發性企業應適當運用財政資金加以扶持,通過貼息優惠等辦法,改變國家財政資金投入不涉足非公有制經濟的觀念,實行政策傾斜。
2.強化服務意識,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做好促進工作
財政部門應轉變職能在強化服務上下功夫,第一,做好信息咨詢服務,財政部門要發揮宏觀經濟部門的調控作用,及時收集、整理和區域內非公有制經濟所涉及的行業布局、數量前景預測等相關信息,引導他們發展。第二,做好管理服務,要幫助非公有制企業的企業主及財會人員提高業務素質和管理水平,對個體、私營企業財會人員的持證上崗、職稱申報評聘等工作要納入全區財務人員統一管理渠道。第三,抓好資產評估工作,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要積極為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企改革做好服務工作,在評估過程中既要客觀公正,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又要做到服務優質高效,積極促進企業的資產重組。
3.完善稅收征管措施,做到合理公平稅負
各級稅務機關主要施行“定期定額”,對少數有建賬能力、帳證齊備的私營企業采取“查賬征收”。在新形勢下,稅務部門要統一認識,重點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做好服務和咨詢工作,對國家出臺的稅收政策和鼓勵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的減、免稅政策要全部公開。第二,完善稅收征管辦法,各征收機關應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更簡潔、更實用、更能方便納稅人納稅的征收,努力形成適合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稅收征管方式。
4.加快市場體系建設,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發展舞臺
財政部門在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要對市場建設進行投入,會同工商管理部門按照“多方集資、多方興建、統一管理、共同受益”和“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多渠道吸收資金,加快市場建設步伐。要鼓勵個體戶、私營企業投資聯建市場,對出資者應在場地、房租、管理等方面給予優惠照顧。管理部門應統一規劃市場,把現有條件較好的小商品、服裝、農副產品等專業性零售市場逐步發展為以批發為主、批零兼營的市場。把初具規模的專業市場發展為產、供、銷服務一條龍的功能齊全的市場。在拉薩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創辦各類具有一定特色的諸如民族服飾、傳統手工藝品等經濟小區,集中管理、連片開發,形成特色經濟群體。
綜上所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扶持指導和規范。隨著各項財政政策的貫徹落實,必將迎來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大突破的春天。
參考文獻:
[1]黃萬綸:《概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
[關鍵詞]招商引資；政府職能；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017-02
招商引資是資源優化配置和社會擴大分工的必然產物，也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地方經濟擴大開放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地方政府將招商引資視為推動經濟發展、擴大就業人數的重要方式，把招商引資當作完善產業體系、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在具體工作中，地方政府積極發揮主導優勢，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扶持、資源傾斜、設施配套以及優化綜合環境等多種舉措，以行政資源換取經濟資源，加快當地發展步伐。從實際效果看，招商引資為地方經濟的啟動和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地方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也逐漸突顯出效應短板和效率不足。在市場對資源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的大背景下，如何正視問題、創新思路，優化職能、改進措施，從而讓招商引資更好更快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議題，需要認真思考和積極應對。
1地方政府職能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政府主導招商引資，表現為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全面介入。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一些急須改進的問題，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1越位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引進、爭奪大型項目，競相出臺稅收、房租等多種優惠措施，降低土地、環保等硬性條件，甚至在項目征地、搬遷中強行介入、與民爭利，造成政府政策的扭曲和群眾利益的損害，打破企業、工人和公共利益應有的平衡，有違社會公平公正甚至法律正義。一些地方以主觀意志代替市場需求，以政府宣傳代替現實環境，容易造成投資的事倍功半和項目的水土不服，“開門迎商、關門損商、失信違約”現象也時有發生，給政府的公信力和地方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12缺位問題
一是服務的缺位，即沒能充分履行政府自身職責，擔當意識不強，服務意識不夠，工作方式方法滯后，未能真正站在企業角度實事求是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工作能動性和工作效能不高。二是監管的缺位，主要是缺乏對落地項目和企業運營的監管，特別是對一些外資企業的安全生產和職工權益存在監管盲區甚至法外之地，給社會的穩定和諧留下隱患。
13錯位問題
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職能未轉變，以管理代替服務，以審批代替指導，簡政放權沒有落實到位，甚至在具體工作中存在尋租行為，不僅妨礙市場機制的高效發揮，而且損害企業投資的熱情和信心。二是分工未明晰，各個職能部門存在重疊管理或空白管理現象，工作拖沓、效率低下，推諉扯皮時有發生，責任盲區易于形成。
2原因分析
21地方政府職能不清
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市場和政府支配著資源的配置，而市場無疑是最佳配置方式，政府應是對市場配置資源的空白部分進行補充。然而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下，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擔當好“守夜人”的角色，沒有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前提下履行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發揮財政功能、進行制度創新等政府職能，仍然習慣大包大攬、全程主導。在招商引資中，這種模糊定位容易造成信息不對稱、利益不對稱、監督不充分、條塊矛盾等種種弊端，導致市場經濟秩序混亂。
22政績考核指標落后
一段時間以來，衡量政府作為和官員實績的主要指標就是當地經濟發展的總量和增量。在這種考核導向下，以招商引資獲得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共識。個別部門將眼前利益視為至高利益，推行“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我們的老板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的過激招商理念，甚至賦予一些重要企業“超國民待遇”，這些現象和不科學、不合理的政績考核指標有著密切關聯。此外，一些地方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招商引資考核導向，更多關心項目的大小和多少，相對忽視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當地產業培育、城市規劃等長遠目標更是疏于考慮，不利于當地經濟社會長遠發展。
23人員力量相對欠缺
一方面，政府的招商人員在組建、培訓、激勵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上存在不足，專業招商人員難培養、留不住，單一的管理體制容易造成授權不當、決策不力以及管理方式經驗化、政策執行異化等負面后果。另一方面，當前國內招商引資的中介機構發育不完全，轉型期社會的“市民社會能力”即整個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還有待提升，相關社會中介組織沒能更好發揮應有作用，造成社會化招商專業人員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未能給政府招商提供更多的咨詢指導和智力支持。
24監督機制尚未健全
當前地方政府的監督方式多為自我監督，而社會監督力量較為薄弱，造成對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工作缺乏必要的監督和限權。因此無論面對政府的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還是面對招商引資過程中的虛假承諾、惡性競爭、形式主義，相關企業、人員等都缺乏合理反饋渠道和解決途徑，容易造成項目的失察、失管和人員的違法違紀。
3規范招商引資中政府職能的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的類似“諾斯悖論”的現象，即政府的存在是招商引資工作的關鍵，而政府又是招商引資瓶頸的根源。應當指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都起著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地延續慣性思維繼續大包大攬下去。面對復雜的經濟環境和艱巨的發展任務，地方政府必須認真審視和積極反思，通過轉變職能、創新思路等多種方式，變主導為引導，變管理為服務，通過改進招商引資的策略與舉措，切實推動地方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31轉變職能，界定權限
地方政府應切實更新觀念、簡政放權，堅決摒棄“萬能政府”的思維慣性，真正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從主導型向引導型轉變，推動招商引資良性發展。應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真正把職能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領域，減少微觀經濟管理和冗余行政審批。具體到招商引資工作中，就是要從具體事務中抽身出來，把更多精力轉移到宏觀規劃、市場監管、政策把控、環境創建上來，強調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真正維護商家企業和涉及群體的合法權益。
32優化考核，把握方向
中央已經明確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考核不再“唯GDP論英雄”，這是頂層設計方面的改革和轉變，對地方招商引資考核有重要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具體在招商引資的考核指標上，要更加突出考核引進項目和資金的質量與效益，更加注重后續發展和服務跟進，并將生態環境、民生利益等多樣化因素納入考核指標統籌執行。同時應制定責任追究考核體系，對項目的引進要嚴格論證，對資金的質量要跟蹤復核，對企業的承諾要誠信兌現，杜絕弄虛作假、等行為。
33強化培訓，多方參與
招商引資專業性強、競爭性強，必須把更優秀、更適合的人才充實到招商一線。要按照職業化、專業化的標準加強隊伍建設，不斷優化培訓模式，大力推廣案例教學，提高綜合素質和實戰技能，加快建設一支綜合素質高、政策掌握好、業務能力強的招商隊伍。要創新招商人員的激勵機制，拓展招商人員的晉升平臺，讓招商人員不想走、不愿走。同時要注重在市場體系中培育建立中介組織，充分發揮與一些咨詢公司、中介結構的合作，構建投資融資對外交流新平臺，通過招商引資的市場化運作，不斷釋放多方參與招商引資活動的潛能和活力。
34細化監督，營造環境
針對招商引資過程中的優惠政策和工作程序，地方政府應按照要求加大公示力度，上級機構應按照規定加強督查審計，上下聯動預防懲處招商引資中的違法違規行為。在涉及民生或者影響較大的招商決策中，應充分聽取所涉企業和群眾的意見建議，真正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統一。要通過提供投資環境評估監督報告等方式，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的透明化運作，督促地方政府在社會監督中不斷改善投資環境，促進招商引資工作和經濟社會環境良性互動、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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