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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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摘要】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際資源、享受經濟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兩者應同步發展相互促進。而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政府激勵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過分析稅收激勵政策的特點與效應，以及政策執行的成本收益，為如何制定稅收政策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大立足點，也的確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然而，僅單方面引進外資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使我國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中占據有利地位，我們必須建立資金流人和資金流出的雙向循環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有效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別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率同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見表1、表2，下頁)
表1的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僅很低，且與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極不相稱。表2的數據則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引進外資規模之比，不僅無法與發達國家比較，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只進不出”的資金流動狀況，從微觀上講會使企業逐漸退出國際競爭舞臺；從宏觀上講會使我國內部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國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國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國
2.44
2.51
2.39
2.74
2.87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2003／2004》，2004年。
表2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國投資比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中國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數據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以及《國際統計年鑒2003》資料整理計算而得。
二、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滯后，固然有企業發展戰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政策支持的缺位。僅從稅收政策的角度看，與我國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其他國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相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還不完善且效率較低。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吸引外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收實行了廣泛的優惠措施。首先是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來華投資的外商的稅收優惠做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和解釋；而對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中用一些零星條款進行了規定。其次，從具體的稅收優惠條款來看，名目繁多方式各異，予以外資企業以優厚待遇；而反觀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因避免對企業雙重征稅和企業在國外遇到某些風險時給予一定保護時才涉及，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相關措施也較少。顯然，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資的稅收激勵上，兩者反差較大。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都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對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表3列舉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條件較為苛刻，手段比較單一，覆蓋面較窄，而且雖有保護措施，激勵作用卻較小。
表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國家
促進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措施
美國
所得稅減免、抵免、延付，賦稅虧損退回，賦稅虧損結轉，關稅優惠。
法國
海外子公司所得稅減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計入母公司征稅范圍。在與東道國存在雙重征稅的情況下，法國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許以后，可扣除所欠稅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東道國政府繳納的稅款。
德國
通過國內立法和多雙邊稅收協定，實行免稅法，對能夠促進德國就業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資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給予德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得一定的稅收抵免。
日本
實行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資源開發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虧損準備金制度，扣除外國稅額制度。
韓國
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國外納稅額減免、扣除，對海外資源開發投資免除紅利所得稅。
新加坡
海外投資虧損注銷，免除某些海外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稅收，海外投資業務所得稅減免。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開發享受雙重減稅優惠。
中國
納稅人在與中國締結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所納稅收給予抵免，對承擔援助項目的企業實行稅收饒讓，對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風險而造成損失的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
三、稅收激勵政策對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對外直接投資相對國內投資，風險更大，收益更具不確定性，競爭可能更殘酷。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主要考慮:一是收益與風險的預期和權衡；二是資金能力。這樣，從政府角度講，要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運用稅收政策對企業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別照顧，使企業對外投資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穩定的高的預期；另一方面在資金上對企業進行支持，從而激發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需求。稅收政策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激勵效應主要體現在對企業投資需求的激發方面(見圖一)。
圖一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措施，就是從稅率、稅基、稅額、納稅時間等方面對投資主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行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增加企業某項特定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風險。其中，直接激勵措施是通過直接減少企業的應納稅額來減輕他們的稅負，從而增加他們的可支配利潤；間接激勵措施是用延長企業納稅期限或將企業應納稅額后轉等辦法，使企業能在一段時間里無償占有政府稅款，從而降低了企業納稅壓力，間接減輕了企業稅負。
(一)直接激勵措施
企業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對生產要素的購買，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在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之間的選擇視為其對國際生產要素和國內生產要素的選擇，企業的生產投資決策也就是在企業的成本預算一定(資金供給一定)時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問題。政府運用直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影響兩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選擇。(見圖二)
圖二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了企業選擇國內生產要素和國際生產要素的數量，我們以此來說明企業進行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的規模。當政府對該企業的所有投資行為征收同等稅收時，該企業等本線為CB，等產量線為a。而如果政府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施稅收優惠(極端假設為免稅)，那么，一方面從企業角度看，國際生產要素相對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下降，企業的等成本線由CB轉動到AB位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得以擴大，同時，企業的產量也得到相應的提高(等產量線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從資源角度看，線段AB到CD到AD的移動就是一個節約國內資源(OB到OD)，同時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過程(OC到OA)。
具體而言，降低稅率、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這三種不同的稅收激勵手段對于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著不同的側重點與渠道。
1．優惠稅率。它是指對于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或某種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采用較一般稅率更低的稅率征稅，一方面直接減輕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可以引導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實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目標。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國稅率水平的差別會影響資本跨國流動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優惠稅率時，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結合其他國家的稅收政策和國際平均稅率水平，避免出現國家之間的惡性稅收競爭，使資本跨國流動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國的整體利益。
2．稅收抵免。它是指準許納稅人把其某種或某些符合規定的特殊支出項目(如在東道國已經交納的所得稅稅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沖抵其應納稅額，以避免對投資主體雙重納稅。稅收抵免可分為直接抵免與間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針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組織形式，它一般適用于自然人的個人所得稅抵免以及總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公司所得稅抵免和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預提所得稅抵免。間接抵免適用于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稅收抵免關系，且其適用范圍僅為股息一項所得。間接抵免較直接抵免復雜，兩者適用的對象、范圍不同。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對于企業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所得形式，兩者可以相互補充，發揮不同作用。
3．稅收饒讓。即對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享有的稅收優惠，視同已納稅，予以抵扣。稅收饒讓是稅收抵免的一種延伸，目的在于讓投資者切實享受到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措施。當對外直接投資享有東道國的稅收優惠且作為母國的政府實行稅收饒讓時，投資者在對具有相同稅前收益的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的選擇一般傾向后者。因此，稅收饒讓是減輕對外投資主體稅負，激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手段。
但是，應當注意到，稅收饒讓減輕投資者稅負的效應會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
首先，東道國對外資實行了稅收優惠政策。由于目前國際上有的國家主張稅收中性政策，反對用稅收優惠來干預經濟，因此，我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充分注意到這一動向。
其次，投資者對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國內稅法必須進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對其認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夠從稅收饒讓中得到實惠。
第三，對于實行稅收饒讓的母國而言，東道國稅收優惠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母國的稅收收入。如果東道國的稅收優惠過多過濫，那么實行稅收饒讓以后母國的稅收收入勢必受到較大影響，所以，一國政府在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該考慮到本國的財政承受能力。
(二)間接激勵措施
1．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加速折舊是允許納稅人在固定資產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較多的折舊，從而使納稅人的稅負得以遞延。它和延期納稅一樣，雖然不能減輕納稅人的實際稅負，但其可以緩解納稅人的資金壓力，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納稅人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的折舊額度，從而影響納稅人的投資行為。這種在稅收制度中規定的可以計提的折舊被稱作稅收折舊。當稅收折舊率高于實際折舊率的時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應稅所得，這種稅收政策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就有刺激作用。
2．盈虧互抵和設立虧損準備金。這兩項措施主要針對投資主體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可能遇到的風險，允許其在遭受損失時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專設的虧損準備金來沖抵損失，從而降低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的稅收負擔。這樣一來，雖然國家對企業征稅是與企業共享了投資收益，但這種盈虧互抵和虧損準備金制度的實行又讓國家同企業一起承擔了風險，這就使企業有了更大的動力和興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三)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講，對投資主體的稅收優惠必然會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或者會把這些稅收優惠轉移為其他涉稅主體的稅收負擔。
在很多國家，稅收優惠被稱為稅式支出，在政府進行每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時，其會被列入財政支出的范疇進行預算編制，從而使稅收優惠不管從項目上還是數量上都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實行稅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效率時，我們還難以找到全面的數據和指標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只是從理論上分析稅收激勵政策在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產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審視稅收激勵政策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影響，使稅收激勵政策達到最大效率，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在生產要素層面，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起到節約資源、提高技術、積累資本的作用。我國目前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一些對國內稀有資源需求量大、或在國內資源開發成本高的項目轉移到國外，既可以節約國內資源，又可使企業享受到廉價充足的國際性資源，降低企業成本。同時，通過對購買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與發達國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以及兼并收購發達國家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等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予以特殊的稅收優惠，可以刺激企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給國內企業提高技術以外部壓力。此外，由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能夠在東道國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資金，這就可以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本積累效應。
在生產能力層面，對不同企業的不同投資行為實行差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會生產能力，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可以通過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企業把生產能力適當轉移到國外，從而讓渡出資源給生產能力相對不足的行業，這樣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我國生產能力，既可以在節約并有效利用國內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生產能力，也是國家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同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差別的稅收激勵政策也是利用國際上存在的需求差異，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實施與國家產業政策相一致的稅收激勵政策，不僅能在量上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而且能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轉化為國家的經濟績效，實現國家的總體經濟目標。
在對外貿易層面，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的出口，同時避開國際貿易、非貿易壁壘，抵制外國政府的貿易保護。同時，通過在國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國企業可以較好地了解國際市場的價格狀況、供求狀況，降低企業的信息搜集成本，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從而提高對外貿易收益。
2．稅收激勵政策成本。首先，從短期看，稅收優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這一成本是政府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難以消除。但從長期看，有效率的稅收優惠政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遠期經濟效益能為政府收入創造更多的稅源。
其次，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可能導致對國內投資和就業的替代。在企業資金狀況一定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必然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可能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水平。
從國內產業發展看，雖然很多學者否定了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產業空心化的現象，但是，如果稅收激勵政策運用失當，引起企業為了享受稅收優惠而盲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可能造成國內生產能力和技術的流失，最后國內的企業成為一個空殼。
從就業情況看，我國負擔著沉重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企業將生產轉向國外，就業機會也流向了國外，這無疑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很大的困擾。但如果政策得當，相對過剩的產品生產移出，相對短缺產品的生產性資源將更充足，這樣我們可利用國際分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既可避免產業空心化現象，又可促進就業。
第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可能造成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很多企業可能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企業”的角色回到國內投資以享受稅收優惠。結果，資金的流出并沒有形成投資的效果，而資金流回以后卻享受了稅收優惠，使財政收入蒙受損失。其實，如果是以產業政策等政策為依據的有選擇的稅收激勵，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
綜上所述，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收益，其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是稅收優惠政策給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雖可設法抑制，但很難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務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稅收激勵政策的凈收益達到最大。
四、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安排
根據以上對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的縱橫向比較以及對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稅收激勵政策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相對應，盡快制定完整的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法律條例，明確規定各項涉及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以顯示政府目前重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傾向，同時也能夠讓企業在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涉稅問題時有法可依，從而給予企業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適當處理稅收優惠與政府稅收收入的關系，權衡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稅收優惠的適度規模，將政府收入的減少控制在財政能夠接受的限度之內；另一方面要使稅收激勵政策所促進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最大程度的節約國內資源，利用國際資源和技術，使經濟得以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以遠期稅源的擴大，補償近期政府收入的損失。
第三，依據產業政策，制定體現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導向和產業導向的稅收優惠政策。適應我國經濟從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發展模式向集約化高度化的發展模式躍遷的趨勢，一方面引導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進行直接投資，實現我國某些產業逐漸向國外轉移；另一方面重視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引導企業瞄準對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將對外投資重心放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根據這一產業選擇原則，在稅收政策的安排上，就應該對那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高度化，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營造一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如給予他們特別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同時，對于那些通過購并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以控股方式獲取了先進技術，并將先進設備運回國內以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企業，可以對他們的設備進口免征進口稅。
第四，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的稅收優惠方式和國際慣例，使各項稅收激勵措施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并且節約政策的執行成本。
例如，目前國際上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綜合限額抵免辦法，而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卻采用分國不分項的抵免辦法。這種抵免辦法在操作上比較繁瑣，而且難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所以，將稅收抵免辦法從分國限額抵免法逐漸轉變成綜合限額抵免法，應該是我國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項很好的稅收激勵措施。又例如，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間接抵免辦法，同時，在我國目前和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議中，多數協議也規定可以運用間接抵免消除雙重征稅，但我國現行國內稅法中卻只有對直接抵免的規定，沒有涉及到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這就給對外投資企業在進行稅收繳納和抵免時造成無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步發展起來，就必定會產生多種投資方式，因此，這就要求我國盡快在稅法中補充對間接抵免辦法的規定，使國內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有很好的銜接。
第五，必須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和就業機會流失現象。我國的生產力狀況是勞動力數量多、成本低，而生產技術相對發達國家落后。因此，稅收激勵政策應處理好承接和轉移的關系，鼓勵企業一方面充分運用國內充足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如引導企業在國內生產勞動力消耗大的產品和部件，同時在國外建立高技術的全自動裝配線，這樣的內外分工既可以使企業繞開貿易壁壘，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有效利用國際資源，又可以避免國內生產的停滯和就業機會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嚴格性，并與其他經濟、稅收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國有資產流失。一是應當與我國現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起來考慮，硏究和設計相應條款，以避免國內資金利用稅收優惠而外逃；二是明確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稅源的界定，并在執行稅收優惠政策時加強對稅源的審核，保證只有真正符合稅收優惠條件的稅源才能得到稅收優惠。此外，我們還應該重視國際間的稅收協調和合作，打擊跨國偷逃稅，促進世界經濟的共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中信出版社，2003年
[2]周斌:《國際直接投資教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3年
[3]上海財經大學投資研究所:《2002中國投資發展報告:邁向國際化的直接投資框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
[4]李東陽:《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5]劉紅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與國際比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伍舫:《中國稅收優惠指南》，中國稅務出版社，2001年
[7]劉劍文:《國際所得稅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8]劉心一:《稅式支出分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
[9]王傳綸高培勇:《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下)》，商務印書館，1995年
[10]陳浪南:《國際投資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融資及環境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深圳市國際稅收研究會課題組:《鼓勵內資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稅收政策》，《涉外稅務》2003年第11期
[12]羅良文:《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財政研究》2003年第6期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1984—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年均增長13.9%。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0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5.3億美元，同比增長93%。中國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122.6億美元，首次超過100億美元，同比增長123％。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572億美元。
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
2007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87.2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1億美元，占我國同期投資總額的32.6%。
2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
盡管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對外直接投資仍處發展初期，同樣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2.1對外投資企業缺乏對外總體發展戰略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未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總體發展戰略。首先，我國有些企業從事對外投資不是生產經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而是帶有某種試探性、偶然性。這些企業對外投資是因為遇到了某個投資機會，或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稅收的減免。其次，我國更多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仍是擴大出口市場，增加出口創匯，而不是依據企業全球化發展戰略的實施計劃而進行投資的。這樣投資的結果往往是企業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說一步。這樣企業海外發展的持續性和全體布局性就較差，也將導致企業在全球市場的長期競爭中缺乏后勁。
2.2企業體制因素導致境外投資失敗
在我國，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的缺陷，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另外，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技術標準以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慣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國外競爭中處于劣勢。
2.3雖然擁有不少的適用技術但缺乏核心技術
我國企業，在很多領域擁有不少“適用技術”，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創新不夠。即使是當前非常看好的家電行業，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
2.4符合國際化要求的跨國管理人才缺乏
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
2.5投資規模以中、小型為主，在國際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偏低
不僅投資總量上我國與國外存在顯著差距，從平均水平上來看，發達國家單一目的跨國投資的平均金額是以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450萬美元，而我國境外企業中方投資100萬美元以下的占90%，500萬美元以上的只占23%。這種投資規模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經營規模是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國的境外企業除了海爾、華為等少數企業外，大多數跨國經營企業投資規模過小，缺乏國際經營經驗，因而在經營中常常因資金、技術的缺乏而失去競爭力和投資機會，勢單力薄難以抵御風險。
2.6市場信息掌握不充足，缺乏對投資項目的深入了解
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需要了解很多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市場供需情況，行業競爭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等方面。如果我們沒有深入了解，考慮全面，那必將給企業的經營帶來許多麻煩。例如，TCL收購法國的湯姆遜彩電業務后，在對公司的整頓時需要辭退1000多名員工，但因此舉違反了雇員方面的法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得不將其在中國內地市場的電視機利潤補貼到湯姆遜的業務中。
2.7企業品牌意識薄弱
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很多只做“貼牌”生意，企業缺乏世界知名品牌。我國企業的品牌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品牌相比，其品牌價值的差異十分懸殊。如2004年我國品牌價值最高的海爾的品牌價值612.37億人民幣，而排名世界品牌價值第一位的可口可樂的品牌價值是673.9億美元，是海爾品牌價值的9倍多。同時，我國企業品牌保護意識薄弱，很多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被國外的公司搶先注冊，失去了受法律保護的合法權益。
另外，還存在監管體制不暢、相關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
3應對策略
3.1引導企業科學地制定自己對外投資的長期發展戰略
對外投資企業要科學地制定自己長期的發展戰略，首先，必須充分掌握同行業的國際生產經營信息。在對本行業世界市場行情、各國生產經營情況充分了解的基礎上，設計和開發出自己的優勢和特色領域，對企業的對外投資進行準確定位。其次，要分析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投資能在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上產生怎樣的優化組合效果。分析時要具有全球化的觀念，應注重總體的對外投資效益，而不能只看投資于某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益。可能投資于某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益并非理想，但卻能為其他投資項目帶來更新的技術和更科學的管理。因此，在規劃中，要合理確定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投資戰略，不同國家采用不同的戰略，大處著眼，總體布局，這樣才能使企業的對外投資工作有條不紊地長期發展下去。
3.2建立支持體系
重要的是體制支持。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內部治理機構。同時，結合《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簡化審批手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要做到規范、透明，妥善解決目前在審批過程中國務院部門間的協調問題，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應對審批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將審批制改為審批和備案制相結合，對以自有資金或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原則上實行備案制。
3.3企業應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
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加強科學研究，實現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各國企業獲得高額利潤、爭奪市場、提高競爭力的手段，而研究與開發的全球化則是企業追求技術創新和持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新產品、新技術的研制費用、難度和風險也相應增加；另一方面，產品標準化趨勢則不斷加強，新產品的生命周期縮短，即使是實力雄厚、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也難以單獨承擔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風險。因此，研究與開發的全球化推動了技術創新的過程。
3.4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跨國管理人才
發展國際化經營管理，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管理的經理人才。人才不足是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國際化經營規模、提高國際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3.5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堅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
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而市場占有率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直接表現形式，是衡量企業核心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為企業競爭力、增值力、后續力大小的體現。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質量，極高的知名度，從而給企業帶來可觀的市場占有率。假如說企業品牌決定企業當前的利潤和戰略，那么名牌戰略則決定企業長遠生存發展戰略和未來持續增長的能力。比如，海爾重視品牌的打造并真誠為客戶創造價值；可口可樂、雀巢等許多跨國企業為樹立良好品牌形象，培育顧客的品牌忠誠度不惜重金，這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經久不衰的“秘密”；索尼公司曾寧愿放棄在美國十年的利潤，也不愿將“SONY”品牌轉讓。因此，建立保證品牌發展戰略的管理體制，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同時提高品牌價值，提高企業市場占有率，培育企業持久的核心競爭力，對于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
3.6以市場為導向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和產品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借鑒國際經驗，要以市場為導向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我國企業經營一些具有鮮明特色的產品，如中式菜、中藥、絲綢等，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并具有不可模仿、難于替代等特性。例如，青島啤酒，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非常喜歡，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這樣的產品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國際廠家的青睞及信任，并能成功吸引更多資金的注入，能夠增加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
除了上述幾點之外，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完善監管體系、完善服務體系，加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防范等等相關工作。
中國企業在整體上目前仍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因此，深入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采取相應的措施，對提升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有著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王艷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J].時代經貿，2007，（9）.
[2]李靜萍，高敏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差距與潛力[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7）.
[3]吳先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一）假設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兩區域、兩部門、兩種生產要素。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兩國的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和市場開放度是對稱的，但是要素稟賦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情況，而相對應地為對稱FC模型和非對稱FC模型。相關變量上標“*”代表B國的變量，用上標“w”表示世界水平的變量。（2）兩種生產要素是資本K和勞動L，并且假定資本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而勞動力是不可流動的。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設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國和B國的勞動力稟賦占世界總勞動力稟賦的比例，sK和s*K表示兩國資本稟賦占比。另外，由于資本的可流動性，用sN和s*N代表兩國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份額。（3）兩個部門為工業部門M和農業部門A。其中，假定農業部門是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每生產一單位農業產品只投入aA單位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和L。企業成本函數寫為c=π+aMwx，其中x為產出。另外，假設兩個地區的企業個數分別為n和n*，則nW=n+n*。在D-S框架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每個企業生產一種產品只使用一單位資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設工業部門國內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國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運輸成本”的形式。即如果從A國運輸τ（τ³1）單位工業產品到B國，到達B國并進行銷售的產品為1單位，τ-1單位的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運輸成本。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首先，本文的理論基礎起源于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理論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礎的新貿易理論強調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彌補和豐富了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通過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歸納總結和梳理，發現自由資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問題。因此，筆者對FC模型進行推導，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對模型參數的進一步分析，得出了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五個假說。在理論模型和相關假說的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通過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受到新經濟地理因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的共同影響。具體而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技術水平、自然資源稟賦、良好的商業環境、對東道國的出口、較近的地理距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表明，總體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征。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綜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議版權所有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版權所有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為了獲得全球資源，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則直接投資應該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如果是為了實現當地化戰略，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如果企業投資的戰略是為了獲得全球的資源，則傾向于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獲得全球的協調和資源最優配置，實現企業的全球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對于海外投資戰略是為了尋求當地化戰略，以快速有效地對當地需求變化等市場環境做出反應，則企業應該給當地企業充分的經營自，發展他們和當地供應商、顧客、政府等的關系網絡，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內容提要]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的形成，使人們認識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聯性，即兩者既存在互補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國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但是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中國歷年遭受反傾銷狀況
項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我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只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產、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游、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各種產業。特別是服務貿易型的行業投資十分突出，按照投資額計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投資占62%，資源開發型投資占19%，生產加工和農業開發投資占18%.此外，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延伸。在中國跨國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由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外貿公司的投資區域多選擇在原進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東和非洲。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海外投資從以港澳、東南亞地區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遍布154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排前10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墨西哥、贊比亞、俄羅斯和柬埔寨。中國在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都超過了1億美元，約占中方投資總額的67%，其中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額都超過了3億美元，占中方總投資額的29.4%.所有這些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內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復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長期戰略和開拓外國市場的目標需要，也有可能是為了克服已經存在的貿易壁壘，還有可能是為了安置和轉移國內過剩的資源，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統計中還發現，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國，即使在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偏好的國家中，中資企業的總投資額也不足5000萬美元。另一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0年三年內，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分別達到281億、302億和455億美元，但三年內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量增幅不大，分別為5097萬、5149萬和5884萬美元，就是明顯的例證。
怎樣進一步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作用？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除了需要積極地鼓勵與提倡服務業和自然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應當重點抓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較為復雜。首先，由于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生產初級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對帶動我國相關行業的貿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進口該初級產品，經過深加工再出口，則能間接起到貿易創造效應。其次，產品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如機械行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結合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相關技術、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此外，遭受貿易壁壘的行業如紡織品業，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難較大，出口成本提高，為了規避這一壁壘，尋求在海外的市場，爭取參加國際分工，企業往往轉而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對貿易的替代，補充市場的貿易損失。如果在投資中可以使用國內原材料，則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的出口，對貿易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雖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復雜的，既可能產生替代效應，也可能會有創造效應，但經驗性研究表明，作為投資母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替代效應，對外直接投資會改變母國向東道國出口的商品構成，以中間產品出口代替終極產品出口，這也就更說明了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聯性將會不斷發展，我國應該適應這一新的形勢，積極改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競爭優勢，與對外貿易的規模不相適應的狀況，鼓勵企業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制定確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同時，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資立法，利用財政、金融等多種手段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提供優質服務，努力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健康良性的發展關系。
參考文獻：
1.徐波。中國與西歐直接投資關系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2.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3.張碧瓊。國際資本流動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協整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作者以重慶市作為東道主，從FDI對重慶市經濟增長貢獻的關系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對于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外商投資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重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狀況
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大概經歷了緩慢發展的起步階段、高速波動的增長階段和穩步發展階段。重慶市FDI存在著總量少、來源集中、發達國家份額低以及投向集中、分布不平衡等問題。
注：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整理
1985年，重慶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中外合資企業—慶鈴汽車有限公司成立。從圖一可以看出，1986年～1991年間，由于長期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原因，引進FDI進展緩慢，FDI占GDP的比重也在0.01%以下。1992年,重慶被國務院列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1993年，國務院批準重慶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迎來了引進外資的高速發展時期。1992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外資10247萬美元，是第一階段累計金額的1.40倍。1993年為歷年來重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之最。從圖可以看出,1992年～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數量大、波動劇烈的特點。1997年重慶直轄市出臺了61條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38466萬美元。重慶引資工作進入穩定發展的新階段。
二、重慶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來投資者將資金或資產直接投放到東道國的產業部門，在當地創辦企業或與當地資本合營，通過生產要素的直接投入，投資者對生產要素的使用和管理擁有直接控制權。
經濟增長泛指一國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加。本文將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指標GDP作為代表，主要探討FDI與重慶市GDP增長之間的關系。
1.FDI與GDP相關性檢驗。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收集1985年～2006年重慶市GDP和FDI的數據,剔除匯率變化的影響,運用Eviews3.1統計軟件對重慶市GDP和FDI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為0.843292,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
2.序列協整分析和因果關系分析。為了說明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對FDI和GDP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和因果關系分析。（1）單位根檢驗及實證結果。為了減少數據波動趨勢性,分別對這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對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的線性圖形進行分析后,發現LFDI和LGDP兩個變量沒有明顯的趨勢特征,因此對LFDI和LGDP兩個變量進行ADF檢驗。從分析結果得出,LFDI和LGDP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在不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值都在5%的顯著水平上，駁斥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兩個變量同階單整。二階差分的平穩性特征以及序列的同階單整關系說明兩個序列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2)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取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具有平穩性特征,作二組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長期的發展態勢上,FDI的增長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長不是FDI增速不斷擴大的Granger原因。
3.回歸分析及回歸方程的建立。上述相關性、協整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表明,重慶市FDI與GDP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協整關系,并且FDI是推動重慶GDP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通過分析可以建立兩者之間的經濟計量模型。
LGDP=5.896+0.4296LFDI
t=(46.47440)(9.429685)
R2=0.816377=0.807196F=88.91896DW=0.472310
采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分析，其擬合優度較好。但是DW值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對殘差項進行檢驗,發現ADF為-2.862063,小于5%的臨界值-1.9592,說明從長期發展來看,GDP的增長與FDI的增長是協調的,說明模型基本正確。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結論:重慶市引入FDI對GDP的平均貢獻率為0.43,即重慶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將平均增加約0.43個百分點。可見，FID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
FDI對重慶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十分明顯。采取外向型經濟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引入FDI作為外向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重慶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值得關注。在金融風暴的浪潮下，全球經濟將面臨著衰退的景象，我國GDP增速預計由2008年的10.5%左右降至2009年的9.5%左右。重慶市如何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繼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看出，FDI促進了重慶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FDI大量涌入重慶的原因。所以從其他方面考慮來吸引FDI。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當地的制度，投資環境和各項政策法規。然而地處西部地區的重慶市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講，在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人們的思想觀念、政府效率、法規政策透明度、高素質人才等投資軟環境方面明顯處于劣勢，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力度。因此，加快體制創新、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是重慶市吸引外資的關鍵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