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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關鍵詞]油公司國有民營合作方法
當前國內擁有眾多的油生產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有5000家之多，而其他國家全部加起來還不足100家。眾多的生產企業導致了品牌眾多，盲目競爭，資源浪費，市場混亂，利潤偏低。雖然企業眾多，但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是國內兩大油巨頭，生產了90%以上的基礎油原料和70%以上的成品油。民營油生產企業自身不能生產基礎油原料和油添加劑，原料完全依靠外購，也主要從這兩大企業采購。對于大型國有油企業來講，民營油企業既是競爭對手，又是散油用戶。大型國有企業的為了控制市場，兩大企業采用了控制基礎油資源的辦法來遏制不斷涌現的民營油生產企業，但收效不大，因這兩大企業，特別是中國石油，基礎油資源相對過剩，不能全部轉化為成品油。另外，雖然這兩大國有企業產量很大，但所生產的油產品主要為常規產品，而很多品種較為特殊的產品則難以提供。兩大公司雖然都擁有研發中心，每年都能開發出不少新產品，但實際投入到生產及應用的卻并不多，原因就是難以形成批量生產。本文通過對國有、民營油生產企業的特點及經營方式的綜述，提出了國有與民營油生產企業有更多的合作領域，能夠實現產品的分工生產與營銷，起到優勢互補的作用。國有企業可以為民營企業提供原料、技術及產品檢測，將民營企業轉變成產品深加工企業或終端生產企業，成為新產品生產試驗基地，由此推動科技進步，實現互贏互利。
一、國有與民營油生產企業的特點
1.生產方面
以中國石油為例，大型國有油生產企業從原料的制備到產品的調和全部具備，擁有全套的生產過程，生產規模大，技術水平高。而且擁有研發中心，有開發新產品的能力。民營企業，絕大部分都是調和型企業，原料依靠外購，技術力量薄弱。如果僅從這方面看，民營油企業則無法與大型國有油企業競爭。但是，大型國有油生產企業雖然實力強大，但多年來生產經營以用量較大的常規油產品為主，如車用油和常規工業用油。這些產品種類不是很多，但用量較大，已經形成了專業化生產調和。有些產品，如變壓器油，調和設備必須專用，其他常用油品，也都基本固定了調和設備，避免了不同種類間的污染。調和設備的專用，調和工藝的固定，生產規模的龐大，產品質量的穩定，是大型國有油企業生產的特點。民營油企業雖然在這些方面比不上國有企業，但生產及經營方式靈活多變，能夠生產國有企業所缺少的產品。
2.營銷方面
國有油企業的產品由于量大面廣，終端用戶眾多，而且分散，因此銷售環節較多，大多數產品通過中間經銷商銷售到用戶手里，經銷商又有一級、二級和特約之分，只有少數大型用油企業，如汽車制造、變壓器生產等，是其直供用戶。
相比之下，民營油企業產量有限，用戶并不普遍，銷售環節較少，直供用戶較多，有的民營企業就是依靠幾個直供用戶賴以生存。
二、油市場經營現狀
大型國有企業因品牌知名度高，實力強大，而且擁有資源優勢，在競爭中一直處于穩步發展狀態。
民營油企業因基礎油原料受控，油價的波動對其沖擊影響特別明顯。民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走高端之路，以生產高新產品為主；走低端之路，生產低檔產品，甚至是淘汰了的產品，滿足一些低檔油用戶的要求，以低價位參與競爭；以生產非常規油品為主，避免了與大型國有企業的競爭；以生產常規油品為主，采用低價位或靈活手段參與競爭。
究竟走高端還是走低端，生產常規油品還是非常規油品，是民營企業的選擇。有的企業認為，走高端銷量有限，技術難度大，而走低端銷量大，見效快，能夠靠走量多掙錢，所以多半民營企業采取了走低端產品的路。但是，低端產品大多是處于淘汰的產品，前景暗淡，而且越來越多的用戶都感受到了使用高級油所帶來的好處，使高檔油這幾年的銷售比例持續增長。油種類繁多，據不完全統計，油的品種可達500種之多，而車用油和常規工業用油，加起來不到100種，由此可見，避開常規油品與大型國有企業競爭，生產非常規產品來彌補市場的需求是民營企業的明智之舉。
2006年油品曾多次調價，而且兩大企業控制基礎油的銷售，使很多民營油企業倒閉。但是，一些以高端產品或非常規油品種生產為主的企業卻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走向壯大。
三、國企與民企的合作方式探討
1.民營企業可以作為大型國有石油企業的新產品開發試驗基地
新產品的開發是科研單位的重要任務，也是企業技術力量的標志。新產品的開發要經歷調研、實驗室研究、中型放大試驗和工業試生產階段。中石油與中石化這些年來開發出不少新產品，申報了多項專利，而且經過有關部門鑒定后評為成果。但是，目前投入生產應用的只是眾多的成果或專利中的一小部分，造成了技術積壓的現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用戶不夠普遍，用量有限，市場難找；
(2)國企生產規模大，新產品不夠一定的量難以投入生產；
(3)由于常規油品種類不多，生產裝置數量有限，而且有些新產品的工藝要求，現有的裝置難以適應；
(4)由于銷售系統內產品種類都已固定，新產品不能及時納入，不能像常規產品那樣正常銷售運作。
鑒于上述國企、民企的特點，以及新產品開發生產的諸多問題，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選擇一些條件較好的民營油生產企業，轉讓生產技術，提供原料及技術指導，作為新產品的試驗生產基地，而且可以在該基地完成新產品的中型放大試驗和工業試生產階段，同時還可以依靠民營企業靈活的銷售手段及其銷售渠道來推廣銷售新產品。
2.民營企業可以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分支生產機構
即使是常規油產品，大型國有企業也難以保證隨時提供所有的品種，只能保證用量大的一些產品，仍有部分產品不能保證隨時有貨，需要時也要提交計劃安排生產，甚至需要生產廠專門調制，難以滿足用戶的需求。因此國有油企業，也可以將部分產品委托民營企業生產，以保證及時供貨。
3.民營企業作可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異地油品生產及分裝基地
成品油通常以包裝油形式發送，運費較高，還容易破損，為此大型國有企業如中國石油，在北京等地建有分裝廠，從而縮短了包裝油的運輸距離，減少了破損。但提高生產能力或建立更多的分裝廠，將會受到資金和占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如果選擇一些實力較好的民營企業，作為異地生產或分裝基地，將節省大量的運輸成本，同時也避免了因新建廠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與財力。
4.民營企業可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經銷商
中國石油與中國石化都發展了大批的經銷商，但這些經銷商大都為銷售型的，不具備生產能力。民營油企業則有較多的直供用戶，或有著更細致的銷售渠道。如果依托這些民營企業生產產品，可利用其銷售系統增強自己的銷售能力，或者是等于擁有了更多的直供用戶。
5.民營企業可作為倉儲配送基地
為確保及時供貨，在用戶所在區域設置倉儲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企業用戶要求實行零庫存，隨時用油隨時購買，等于將庫存轉移到了供油方，迫使供油方必須加大倉儲配送能力。但增加倉儲必然要花費大量資金，而民營生產企業多數都具有較大的庫容量，如果能將其作為生產分支機構，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倉儲能力，更好地為用戶配送油品。
6.作為問題油品的處理基地
成品油必須經檢測合格才能出廠，但油品在儲運過程中，有可能混入雜質和水分，或者是某些指標出廠時合格，但經過一定時期的存放或運輸，有可能變差，用戶不能接收。發生這類情況，只能退貨換貨，給供油方造成很大的麻煩。問題油品還要拉回廠里處理，又要發生運費。如果能將問題油品送入就近的民營調和廠處理，將是一種較好的方法。如果有自己在當地設置的生產廠，就可將問題油品重新處理合格后銷售。
7.應用戶的要求對油品質量進行適當地調整
大型油生產廠生產的油品，都是按照有關質量標準生產的，配方與調和工藝都是固定的。而有些用戶，因自身設備的特殊條件，有時會對油品質量提出一些額外的要求，如要求更低的傾點、更優的抗乳化性或抗泡沫性，以及對液壓油和汽輪機油高清潔度的要求等，對于這種情況，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大批量生產裝置就難以滿足要求。但民營生產廠，就可以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對油品進行調整來滿足用戶的需求。
四、結束語
總之，油種類繁多，生產和銷售領域廣闊，為眾多的油生產企業提供了商機。民營油生產企業，應該依靠技術，依靠自身的優勢，與中國石油或中國石化這樣的大型企業密切配合，是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明智選擇。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雖然控制著資源和技術，但應該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將其轉化為自己的生產終端，實現雙贏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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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TAs的基本目的及其與WTO之間的關系
FTA的最初表現和基礎模式是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時，FTA和RTA也表示基于相應貿易協定的自由貿易區或準自由貿易區。世界RTAs和FTAs的基本目的都是推動不同關稅區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眾所周知，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而貿易自由化的核心內容就是關稅稅率降減，WTO促使關稅稅率降減的方式表現有二：
一是在某一歷史時刻，WTO既定成員間形成新協議。協議會要求所有成員的某些具體貿易品關稅稅率一同變小或者趨向于零。在實際操作上，稅率降減的幅度、時間、產品類別等要求只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之間表現出某些程度不大的差別。
二是接納某一關稅主體成為WTO的新成員。此前，這位關稅主體要與原WTO成員之間就加入條件，主要是關稅稅率削減的步驟和程度進行協商。如果最后由WTO老成員投票決定同意加入，則經過這一過程，這一關稅主體與原有老關稅主體之間的貿易關稅稅率會得到降低，最終也是趨向于零。
就以上第一個談判過程而言，現在的WTO已有147個成員，要讓這147個談判主體達成一致或準一致的協議交易成本比較高(根據WTO章程，關稅削減協議要求全體一致；其他協議有的只可最低降至2／3同意)。WTO多邊框架在協議形成上面臨“人多嘴雜”的麻煩。1999年西雅圖回合談判沒有達成共同協議，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談判的失敗都是這種困難的表現。就第二個談判過程而言，目前大約還有26個關稅主體在申請加入WTO。WTO接納新成員的歷史表明，特別是當一個關稅主體經濟地位重要并且還與某些重要老成員之間有著復雜的經濟、政治戰略利益瓜葛時，入世談判會顯得曠日持久，比如我國入世進程就顯得相對較長。
既為了繞開WTO多邊協議的困難，同時也是為了另外開辟途徑推動貿易自由化，各國逐漸從實踐中探索出了FTAs。FTA是由若干個關稅主體相互結合，在世界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貿易的商品，規劃和實施關稅削減以及貿易便利化。由于談判成員數比WTO成員數目少得多，談判進入更加自愿，因此談判比較容易達成一致。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世界簽署的RTAs和FTAs的數目不斷攀升。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進入實施階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應該說是FTAs)數目不過27項，但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這三個時期，全世界進入實施的RTAs數目分別為29、60和30個。截至2002年12月，總共有259項RTAs在GATT／WTO登記備案，其中有176項已處于實施階段。
就促進貿易自由化來說，FTAs與WTO之間的關系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是相互“競爭”和替代的關系。WTO成員達成協議的困難促使人們更積極地從事FTAs的工作；而一旦FTAs的形成使相關成員的貿易促進目標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那么他們利用WTO框架推動貿易自由化的意愿強度和精力投入都會受到削弱。反之，人們也不會立意通過FTA來解決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內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關系。FTAs興起會促使與WTO相關的各方行為主體更加積極地利用WTO解決FTAs解決不了的問題，如知識產權、技術標準、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問題。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貿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為WTO工作的開展提供新起點。這樣，FTAs與WTO之間最終會形成共存、共促關系。
二、FTAs及相關經濟工作興起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進程的影響與意義
首先，FTAs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通過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過推動新FTAs產生，最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
關稅是國際貿易進行中發生的一種特殊交易成本。RTAs和FTAs會使這種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長的時間內趨向于零。RTAs和FTAs還使貿易者與所選擇的貿易伙伴之間的物理距離拉近，由此節約了運輸費用。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FTAs能夠大幅促進內部成員之間的貿易。這種促進作用在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上都得到了體現。
歐洲經濟共同體。1957—1968年間，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一直是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意大利六國。1959年1月，歐洲經濟共同體首次實現降低內部關稅。1968年7月，共同體內部關稅完全取消。在1958—1968年期間，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間的內部貿易額增至原來的四倍，年均增長17%，大大高于當時各成員國的國際貿易總量的增長率。以法國為例，這一時期全部國際貿易總量的年均增長率在9%左右，全部資本主義體系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大致也處于這一水平。
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形成歷時較短。NAFTA于1994年初啟動第一輪關稅削減。有關研究表明，1994年前9個月與1993年同期相比，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增長率大約是與非NAFTA國際貿易增長率的2倍。1980年，北美貨物和服務出口總額中區域內部出口占34%，1996和2002年分別上升至49%和56%。
當然，成員間貿易可能會對成員與非成員間貿易發生替代效應并在短期內使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有減少的傾向，人們一般稱這種影響為貿易轉移或貿易替代。然而，全球貿易總成本畢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貿易量整體上有望增加。不僅如此，這種貿易替代效應會促使貿易受替代關稅主體也積極地與貿易伙伴盡快達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貿易總成本進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應對積極，替代效應影響并不大。有關人士曾經針對NAFTA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EU對美國的出口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總體影響很小，受到較大影響的產品種類非常少。
其次，FTAs促進了國際投資，并且起到了優化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效果。
RTAs和FTAs對國際投資的促進和對產業組織的優化作用也是明顯的：(1)影響跨國公司外國直接投資(FDI)區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無關稅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無FTA時由多個關稅區組成的市場格局相對比，FTA會使自由市場規模大為擴充，這無疑會促進某一FTA非成員國跨國公司對FTA成員的投資。(2)FTA使得區域內企業在區域內的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投向的地理選擇決策再也不會受關稅因素拖累。FTA實施時，區域內企業會重新從成本最低化的目標出發，考慮通過再投資對勞動力、物質資本、自然資源的地理分布進行再選擇。由此，FTA實施會促使區域內FDI有所增長。(3)FTA形成后，取消關稅保護促使企業在產品市場、要素資源方面重新布局，提升了企業素質，改善了產業組織形態。
以上促進作用在EU和NAFTA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體現。
歐共體(EC，EU前身)。1981—1987年間，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穩定在28%左右，但在1993年初形成統一市場的預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總流入量的比率分別為28%、36%、41%、49%和50%，呈持續、大幅增長態勢。1993年及以后，歐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年后維持在27%左右。1987-1991年間，歐共體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長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國公司，特別是歐洲內部的跨國公司已經形成了新的大市場預期，它們要按照大市場要求進行產業組織優化，FDI實現的主要方式是企業并購，而歐共體FDI的流入量主要來源于歐共體內部。
當然，由于歐共體原有成員國(1986年前歐共體有10個成員國)之間很早就實現了零關稅貿易，1993年初，歐共體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場建設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年間，外部對歐共體和歐共體內部的FDI加速上升相當程度也是因為資本、勞動力流動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FTA影響。但是，FTA作用不可忽視：(1)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1986年新近加入EC并逐步與EC原成員國實施FTA的。(2)1990年兩德統一也擴充了歐共體FTA的范圍。(3)當時歐洲各國都知道，歐共體還會逐漸吸納原來EFTA的成員加入，事實上原EFTA成員奧地利、芬蘭和瑞典后來也確實于1996年加入了EU，在當時，這至少意味著EC的FTA成員規模將會得到擴充，這種預期還特別導致瑞典等原EFTA成員國的跨國公司在1985-1991年問在EC各國掀起并購，其目的是要趁早在EC大市場內部建立企業發展基地。同時，EU各國也在積極開展對原EFTA各國的投資。在1985—1989年間，當時進出EFTA各國的FDI總流進／出量中有51%是來自／去往EU各國。(4)在1993年以前，EC就已經在和波蘭等東歐國家開展接納談判，由此，國際社會當時出現了一種對歐洲經濟區(EEA)的預期，而歐洲經濟區首先是一種比EC范圍更大的FTA區域。
北關自由貿易區。美國是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NAFTA對其FDI流入量的影響難以分離和辨識；我們可從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數量變化上一窺端隅。有關實證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經濟體系相比，墨西哥人均FDI流入、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國作為FDI來源地的份額有所上升，但來自NAFTA以外經濟體系的FDI增長程度也非常可觀。從NAFTA形成后對區域內FDI流向和數量的影響上看，最明顯地表現在美國棉紡產業大規模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國和加拿大汽車產業的一體化進程再度得以深化這兩個方面。
第三，FTAs是實現全世界產品貿易自由化、產品市場一體化、生產過程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實際上，盡管FTAs推動世界產品貿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徑形態難以精確預料，但我們可以判斷出一個大致的過程。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經初步確立，即EU(歐洲圈)、ASEAN+3(亞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構，而這三個頂點之間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聯絡機制或合作設想。
——就亞洲圈與歐洲圈的聯系而言，目前ASEAN與EU已經提議談判建立自貿協議。
——就亞洲圈與美洲圈而言，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推動亞美自貿區的良好架構機制。
——至于歐洲圈與美洲圈的聯系，早在1998年3月，歐盟委員會就向歐盟部長理事會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場計劃》，該計劃提出最終形成囊括歐美兩洲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
可以預見，世界幾大自由貿易“山頭”也被自由貿易“橋梁”連通起來后，世界自由貿易的最終實現也就為時不遠了。世界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全球產品市場完全一體化。正如EU、NAFTA的經歷所表明的，產品市場一體化還會促進跨國公司按照新市場格局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從而實現區域生產過程一體化。
第四，FTAs能夠推動成員間經濟合作關系在貿易自由化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深化，由此可能對區域共同貨幣、世界共同貨幣的產生，對世界各國經濟利益共同性的強化，乃至對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實現一體化的進程產生積極影響。
我們從EU發展進程中看到這樣一種過程路徑：部分產品貿易自由化一全部產品貿易自由化與共同產品市場一關稅同盟一資本、勞動力流動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場一共同貨幣一對成員國外交政策進行必要協調。盡管面臨諸多困難，國際社會還是普遍認為歐盟最終會向政治深入一體化邁出實質性步伐。從主體意愿上看，歐盟一體化的深入反映出歐洲各國，其中主要是德法兩大國對戰爭和敵對所帶來的痛苦的反省。反過來看，一旦行為主體基于這種反省態度轉而產生通過新合作框架開展互利互惠活動的動機，他們一步步進入如上合作步驟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每一步的邁出都有未來利益作為動機基礎。對所有成員而言，這既是一個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個帕累托改善實現的過程。
如上所述，當今世界的FTAs方興未艾；對照歐盟發展歷程，如此眾多的FTAs也有將世界各大區域引向更深入經濟合作關系的趨勢。如果當今國際社會也普遍具有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戰爭過程來謀取利益的共識，那為什么不能由此推論，FTAs以及以FTA為基礎的多種區域經濟合作方式的興起最終不僅會導致全球貿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產品市場，而且還將進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場、共同貨幣形成，乃至再對世界統一政治架構的產生和完善產生積極影響呢?反思這兩年FTAs在全球興起，至少表明國際社會實際上正開始“啟動”這種共識。
目前，全球各RTAs和FTAs的短期目標還是在世界局部推動形成共同產品市場，這是世界近200個關稅主體之間在產品交易上的復雜利益關系的一種反映和表達。綜上分析，在這種多局部“產品市場單圈”格局的基礎上，正啟動發生著以下3種運動進程：
第一種，局部“產品市場單圈”之間的邊界在消解和擴張。
第二種，在這些局部“產品市場單圈”基礎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
第三種，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之間的邊界消解和擴張。
其中，第三種進程只是“態勢微露”，因為我們除了看到EU貨幣聯盟通過吸納新成員擴張外，還沒有看到兩個貨幣聯盟合并的提議。國際社會如何能夠在當前格局基礎上將整個世界融匯形成一圈產品市場、一圈要素市場、一圈共同貨幣、一圈政治架構，這一過程會花費多長時間，將取決于全球所有關稅主體之間在所有產品交易、要素交換、貨幣選擇、政治互動等過程上面種類更多、聯系更復雜的彼此消長和相互關聯，取決于各種當事主體對這種消長和關聯的感受和反應。
因此，我們既從FTAs興起中看到世界經濟與政治一體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艱難，并體會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徑的多樣性和難以預見性。
三、中國應對FTAs興起的戰略與對策
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啟動RTAs和FTAs的動作相對較遲。在對FTAs發展趨勢和重要意義有所認識的基礎上，我們要重視FTAs的有關工作。應該將FTAs當作一項新的外經戰略來規劃、開展和實施。
首先，積極通過有關合作架構，與周邊國家締結RTAs。從我國利益出發，促進我國所在的RTAs和FTAs通過與其他FTAs合并或通過增加成員而得到擴張。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繼續開展的工作包括：(1)促進ASEAN+3盡快達成協議。(2)促進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的“中亞自由貿易區”盡快達成協議。(3)在適當時機，推動ASEAN+3、中亞自由貿易區、南亞自由貿易區合并談判，或通過其他途徑，促使“亞洲自由貿易區”早日成形，注意在亞洲自由貿易區中發揮我國應有的影響力。(4)積極關注亞洲與歐洲之間、亞洲與美洲之間大型FTAs協議動態，發揮我國影響力。按照對我國有利、時機恰當的原則，積極促成“亞歐自由貿易關系”、“亞美自由貿易關系”的形成。(5)在亞歐、亞美兩大世界自由貿易協議尚未形成之前，積極促成亞歐、亞美有關關稅主體之間的局部自由貿易框架，推進亞歐、亞美相互聯絡。
其次，與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多項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相結合，積極開展與有關FTAs和關稅主體締結“單對多”、“單對單”的FTAs。
就與其他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結合而言，我國應注意的事項包括：(1)與外貿市場多元化戰略相結合。我國目前還未和任何中東、非洲等關稅主體締結FTA，若世界FTAs繼續蓬勃發展，我國和這些區域的外貿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因此，應該在這些地區中挑選某些對我國外貿地位重要或具有一定國際經濟地位的關稅主體，如中東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進行FTAs提議和商談。(2)與國際資源戰略角度相結合。我國有必要選擇某些石油、特殊金屬礦生產地關稅主體開展互利互惠的貿易自由化談判。(3)與引進來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相結合。我國要置身于更大規模的無關稅市場，以提升引資區位優勢。我國產業有必要置身于一個更大的“無邊界”市場，以實現素質提升和組織優勢。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我國有必要選擇恰當時機，盡早與EU、NAF-TA或美洲自貿區等大型RTAs以單對多的方式締結FTAs。實際上，這多項工作的實際意義、事前規劃、具體操作和我國加入WTO不無類似之處。
第三，從我國利益出發，基于我國經濟實力，積極引導我國所在的RTAs和FTAs的合作方式向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轉變。
歐元的誕生便利了歐盟各國的貨物交易和要素流動，同時也開始顯現出與美元分庭抗禮的趨勢。亞洲各國如果不以FTAs為起點逐漸在共同貨幣這一點上組成同盟，它們將面臨諸多挑戰，如相互之間產品與要素交易成本高昂；繼續使用美元或歐元作為相互交易的國際貨幣，也就意味著還要向美國、歐洲“繳納”鑄幣稅；亞洲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勢必還會經常面臨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攻擊。因此，在亞洲地區實現共同市場和貨幣同盟應成為我們的工作目標。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亞洲各關稅主體的政治分歧、情況差異、獨立意識、領土矛盾比歐洲各國大得多，將FTAs向貨幣同盟推進面臨的阻力也更大，要解決的問題更棘手。
第四，密切監控全球FTAs推動世界產品市場、要素市場、貨幣種類一體化的動態，關注這些一體化對我國經濟運行，對世界各方政治態度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研究對策，主動應對。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摘要：依據IMF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1982-2005年我國GDP和對外經濟合作的實際完成額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應繼續推行對外經濟合作的政策,充分利用對外經濟合作來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關鍵詞：對外經濟合作;經濟增長;協整關系
1對外經濟合作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IMF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的歷年數據，對中國1982-2005年的對外經濟合作（FEC）和經濟增長（GDP）等時間序列進行經濟計量實證分析，檢驗對外經濟合作和我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單位根檢驗。對GDP和對外經濟合作完成額（FEC）數列進行平穩性的ADF檢驗，結果見下表：
說明：(1)D(*)表示對變量的一階差分;(2)檢驗類型括號中的C表示檢驗平穩性時估計方程中的常數項，0表示不含常數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0表示不含時間趨勢項；最后一項表示自回歸滯后的長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他們都是非平穩序列；他們的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水平下也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二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下都通過平穩性檢驗，說明這些變量具有二階單整性Ⅰ(2)。
(2)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如果一組非平穩時間序列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該組合不具有隨機趨勢，那么這組序列就是協整的，從長期看這些序列具有均衡關系。協整檢驗從檢驗的對象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如Johansen協整檢驗。另一種是基于回歸殘差的協整檢驗，如CRDW檢驗，DF檢驗和ADF檢驗等。本文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檢驗結果顯示，u^t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此可以確定u^t為平穩序列，
即u^t∽Ⅰ(0)。上述結果表明：GDP和FEC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過程，本質上是用回歸分析工具處理一個經濟變量對其他經濟變量的依存性問題，但并不能有效說明該經濟變量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就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單向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
經上述檢驗可知，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兩種格蘭杰因果關系：（1）FEC的變化是GDP變動的原因；（2）GDP的變化是FEC變動的原因。
2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來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一方面，對外經濟合作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又會推動對外經濟合作。
為了使我國經濟健康平穩的發展，必須從以下方面推動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
(1)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主要分布在亞洲，同時近年來，中國和非洲之間的聯系逐步加強，非洲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聯系最為緊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進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需要不斷開拓國外新市場，在發展亞洲、非洲和歐洲對外經濟合作的同時也要加強對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經濟合作。
(2)在國際工程承包方面，資金短缺，規模小，市場范圍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擾中國公司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對于中國公司而言，要擴大對外承包工程的規模和提高層次，減少過度分散帶來的不利影響。一方面，要求中小企業間實行專業化分工與協作，實現優勢互補。另一方面政府應采取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大型承包企業兼并中小企業，鼓勵中小承包企業相互合并、聯合與資產置換。與此同時，中國公司也應該正視現實，拓寬融資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廣泛地開拓國際市場，使自己在競爭中求得發展。
(3)在勞務合作方面，應該在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努力提高我國勞務輸出的層次，擴大國際市場分額，提高人員素質。要不斷擴大我國的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必須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外向型人才隊伍，因此，企業除了要通過各種培訓方式提高人才隊伍的整體素質以外，也應該把人才隊伍建設納入戰略規劃，制定出具體的目標、計劃和實施措施。
(4)要逐步重視對外投資和對外經濟援助。我國統計年鑒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只包括了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三項，隨著對外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對外投資與對外經濟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視。
(5)企業之間強強聯合，實現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經濟合作。
參考文獻
［1］張國清.對外經濟合作在貿易結構調整中的作用［J］.國際經濟合作，2004，（9）.
［2］李軍.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新發展［J］.外交學院學報，2003，（2）.
（一）種植與產后加工合作社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中種類最多、規模最大的當屬種植和產后加工合作社，此中模式在山東省壽光市最為典型，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蔬菜基地，截止2013年山東壽光擁有農民專業合作社885家，合作社的范圍主要包括有機蔬菜種植與加工銷售、花卉種植與銷售、育種專業生產、畜牧養殖專業生產等，壽光農民專業合作社僅僅圍繞蔬菜大棚做文章，通過有機蔬菜打造高端產品，通過合作社聚集資金、擴大規模。目前壽光市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從合作種植、合作生產向合作銷售、合作貿易過度，并注冊了各類商標，進一步增強了壽光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市場規范性。種植合作社能夠將小塊土地進行集中，合作社的農戶按照相同的種植農藝、相同的管理模式、相同的品種和質量管理進行種植，從而保證了農產品質量的安全性。農產品加工合作社則改變了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對農業盲目產業化的錯誤觀點，而是由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市場供需關系明確后，按照市場需求和訂單數量進行有計劃性的生產。
（二）農業機械化合作社
農業機械化合作社通過成員集資的方式，購買各種專業化的農機具，包括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耕作機械等，以專業農機服務的模式向各類農戶進行有償生產服務，盡管農戶需要承擔部分服務費用，但是專業化農機作業可以減少勞動力，因此農業機械化合作社取得了良好的效益。目前我國農業機械化合作社在東北地區發展迅速，東北地區是我國的主要種植區域，并且受制于冬季氣候問題，土地種植時間少，但是種植面積大、產量高，加之東北地區家庭耕地面積大，在種植生產合作社引導下，出現了更多的種植大戶。農業機械化合作社成為我國農業產業化的有力保障，專業化的農機服務團體可以充分利用設備全、設備工作效率高、專業農機手水平高等優點，高質量、高效率的完成大面積農田的種植和收獲。農業機械化合作社更加合理的優化了農村勞動力的配置，解放初了大批勞動力，間接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收入。
（三）信息與技術專業合作社
農業信息專業合作社主要為農民提供市場信息、氣候信息、種植信息等，目前的信息類合作社以市場信息為主，而從業人員大部分是畢業返鄉大學生和農村青年勞動力，這些人員思想相對先進，并對計算機和互聯網比較熟悉，他們將各地的農產品信息進行集中，同時聯系各類農產品買家，從而在市場和農戶之間搭建起了一座市場信息橋梁。農業信息合作社相比其他合作社而言，所需資金少、人員少，并且市場競爭小，所以農業信息合作社發展迅速，并且規模逐漸擴大。農業技術合作社則是為農戶提供種植技術和種植培訓的合作組織，這也是通過市場行為促進農村科技推廣的有效方式，使原來的政府強制培訓轉變成了現在的農民主動學習，農業技術合作社模式下技術培訓更有針對性，并且解決的問題更加直接，農民種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通過市場行為解決，提高了農業經濟的靈活性。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業經濟轉型的影響
（一）農民由勞動力向經營者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勞動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民由勞動力向經營者轉變。農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的最大區別在于，各參與主體都具有自主經營的權力，并且都必須包含決策過程，傳統農業生產模式下，農民的行為都執行著傳統經驗，并不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而是以當地的農業特點和農業經驗為出發點，從而使農業嚴重缺乏市場特色。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農民創造了參與市場行為的機會，農民以共同價值趨向為合作基礎，并通過平等協商、共同決策的方式，共同提高農業綜合質量。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下，農民的主要精力不是靠體力種地，而是靠思想和信息去銷售農業，因此，在合作社模式下，農民對技術、信息、市場等的需求更強烈。農民在農業中地位的轉變，使農業經濟由被動轉型向主動轉型發展，符合政治經濟學中市場主動性和競爭性的特點，在農民主動經營農業背景下，農業經濟的市場屬性更完善，農業經濟的發展動力更足。
（二）農村資本向農業金融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資本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農村資本向農業金融轉變。長期以來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資金，三農建設以來國家也通過各種方式為農業經濟注入大量資金，但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業經濟中形成了經濟實體，經濟實體的出現使農業經濟產生了投資和融資需求，進而使農村資本市場產生了活躍的動力。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我國農村金融資本市場逐漸形成，農民合作社的發展需要原始資本，原始資本通常通過銀行借貸、民間借貸方式實現，同時，對于不參加合作社的農民而言，也希望通過穩妥的方式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農民專業合作社恰恰具備這種資本活躍能力，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已經推動了農村商業銀行的成立和發展，使農村閑置資金合理的進行配置，有效的緩解了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資金困難，使農業經濟初步具備了造血功能。農戶閑置資金進入農民合作社進行流通，使農業經濟的運行了具備了資金流，農業資金在市場行為中逐漸擴大規模，提高了農業經濟的盈利水平。
（三）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勞動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在專業合作社模式下，通過多戶聯合的方式增強了合作社的穩定性，并具有了獨立法人地位，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更容易被市場接受。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使農戶向獨立法人轉變，使市場有了明確的約束對象，從而使農業經濟市場秩序得到有效保障。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使農民有了充分的經營自，按照入股比例進行對等的責任和權力分擔，在責任和權力明確前提下，農業經濟不僅能夠自我發展，還能夠按照市場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因此，獨立法人地位是促進農業經濟由單打獨斗向企業化治理結構過度的有效方式，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模發展，合作社的治理結構將更加專業化。（四）家庭種植向產業化轉變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對農業生產模式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使家庭種植向產業化轉變。農業生產模式是決定農業生產效率的主要因素，提高了農民的種植積極性，但是隨著當前農業種植利潤的降低，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穩定性。農民專業合作社則有效緩解了這種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在合作社模式下，出現了大批種植大戶，種植面積越大獲得的國家種植補貼越多；同時種植收獲越大，機械化作業水平越高，畝產成本就會相對降低。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種地端解決了勞動力不足問題，在市場端則開拓了農產品產業化路徑，合作社種植模式更加靈活，可以根據市場需求改變種植內容，并對農產品深加工，并且可以通過注冊商標的方式進行獨立的市場推廣銷售，真正實現了農業經濟產業化的獨立自主。家庭種植向產業化的轉變，是農業經濟發展有了初步的市場規模，增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三、結論
1.1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多樣、分布廣泛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我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隨之擁有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組織模式杜洋、分布廣泛的特點特逐漸凸顯出來。據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村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已多達15萬個，其領域涉及種植業、畜牧業、水產業、林業、運輸業、加工業以及銷售服務行業等。這種全方面的發展模式對農村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但由于現階段我國農村合作組織仍處于起步階段，資本尚未成熟，運行模式也沒有得以最終確定，并且在資源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
1.2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推動了新農村建設進程
農村合作經濟在建設初期對農村的經濟發展形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1）有利于形成規模化經營，提高市場競爭能力。農村合作經濟主要是以農村當地的特產為主要的經營產品，將農村內部經濟串聯成一條有序的經濟生產鏈條，逐漸的擴大經營范圍，形成規模化經營模式，對農村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與傳統的農村經濟經營模式相比，更加系統化、一體化，對農村經濟起到整體的帶動效果，從而也提高了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2）帶動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由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逐步形成，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得到了科學化的整合和調整，對農戶的生產動力以及勞作熱情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公司+農戶”的一體化經營模式使得農戶親身投入到農產品加工、生產、規模化經營體系中去，對農業產業化經營有較大的幫助。（3）降低了經濟發展成本，實現了自由民主的自治制度。農村合作經濟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大大降低了其中的經濟發展成本，并且帶動了該地區的連帶經濟增長。通過相關政府部門對農村合作經濟的政策干預，農村合作經濟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在經營和管理上更加的自由民主。這樣的自治模式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2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制約因素
2.1合作經濟組織規模小，農戶參與率低，輻射能力不強
從前面我們分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分布來看，當前我國的合作經濟組織大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規模小，能夠達到成百上千會員，具有一定影響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很少。而這些小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未能真正實行產、供、銷一體化，合作經濟組織給農民帶來的收益不明顯，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依然相對較弱，抵制市場風險的能力也較差。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有合作基礎的省區，一些省區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幾乎是空白。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省區，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戶參加率也不高，有的農戶甚至還沒有聽說過這樣一個組織。
2.2合作經濟組織缺乏各種管理和科技人才
從調研的情況看，有專業技術和經營組織能力的經濟能人是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產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國傳統上重工輕農，以農養工，造成人們普遍輕視農業和農業教育，一些管理技術和科技人才不愿意服務于農業企業，甚至連農業院校培養的專門農業人才也不愿意到農村服務。很多合作組織的成員都來自于農民，農村中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能凝聚和帶領農民共同闖市場的能人少。雖然基層政府，涉農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擁有較多的知識資源，但實際上他們對合作社知識也缺乏深入了解，缺乏相應的市場經濟活動能力和經驗，對合作經濟組織的指導和管理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2.3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不夠
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中弱者的聯合，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組織，西方國家為了充分發揮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國，由于政府引導不到位，導致部分農戶對合作經濟組織認識不高，對合作行為表現不積極，存在“搭便車”心理和觀望心理。而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對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工作上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少地區的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中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職能，存在著宏觀層面支持不明顯、微觀層面干預過多的現象。
3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對策
3.1創辦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提高服務質量和市場競爭力
面對工商企業和其他服務組織的競爭，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要充分發揮根植于農民，了解農民需求的優勢，逐步由技術交流、生產服務向生產服務、市場銷售等綜合發展，向產、加、銷一體化的經濟實體型轉變，通過興辦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內部實現農產品的多次增值，使合作經濟組織及社員獲得更多利益。同時，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要積極為非社員提供服務，通過其經營范圍的擴大，不僅能夠增加收入，而且能夠增強對農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2加強人才培養，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智力支持
農民是合作經濟的主體，他們的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思想文化水平對合作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些，我們要對農民及時進行教育引導，用成功范例做示范，激發農民自覺加入合作組織。另外，我們要通過定期文化培訓和有針對性的知識講座和技術傳授，全面提高農民素質，為促進新農村建設做出貢獻。
3.3建立高效民主的內部管理體制，增強對社員的凝聚力
當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組織內部成員素質低以及組織內部管理章程不完善，導致部分社員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從而損害了廣大社員的利益。
3.4加大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由農民在自愿互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我服務組織，其性質決定了它對內服務是無償或低償的，對外服務代表其成員的共同利益，經營成員自己生產的產品，是對內服務的延伸和擴展。因此，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服務、經營、贏利返還等行為，與商業企業的經營行為和利潤分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在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及各職能部門加大扶持力度。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雙高外向聯合驅動模式。并指出通過政府職能作用的合理定位；完善市場、強化市場的引導作用；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發揮開放經濟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誘致性拉動作用，共同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完善，是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的有效途徑。
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要充分體現合作經濟組織的規模經濟效益，改變農民在農產品市場的弱勢地位，提高農業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過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的議價能力，吸收更多的農民加入組織，改變以往的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減少交易的頻率，降低農民交易成本，將農產品市場從以往的完全競爭市場向區域的賣方壟斷競爭市場轉變，增加農民分享市場經濟收益的份額。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實現工業化（楊永華，2007），而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推動力，是促進農業增收增效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趨勢良好，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給予其發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經濟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國農民的綜合素質不高、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外部發展環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合作經濟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分別對合作經濟思想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并推動了合作化運動的實踐。圣西門提出在合作中應該按照個人能力和貢獻分配的思想；傅立葉構建了“法郎吉”和諧社會，充分肯定合作對生產力促進的作用，認為協作制度能使產量增加三倍。在歐文“新和諧公社”的理想社會中，他強調重視專業合作組織。在吸收空想社會主義合作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合作是一種生產關系。在農業生產上的合作，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為改造農民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實現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的一種手段（王慶，2008）。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這些農業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勞分配作為基本原則，必須“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愈來愈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并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與全國大生產合作社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
西方學者對于合作經濟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創新，融入了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博弈論等新內容，從不同側面論證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現實性。俄羅斯“社會農學”創始人恰亞諾夫主張家庭農場制，通過分析農民家庭結構對農民農場組織的影響，提出家庭結構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數量和質量上影響農場的組織狀況（恰亞諾夫，1996）。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費用理論提出通過交易主體（農戶）以合作組織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將交易成本內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國內相關研究
目前，關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形成有無依托主體的角度，分為依托型和無依托型（苑鵬，2001；郭紅東，2002）；二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經營范圍的角度，分為生產主體型、流通服務主體型和綜合型的合作經濟（劉勁松，2004）。現階段我國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創新的模式選擇主要有：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社區農民協會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東梅、陳德，2006）。
從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的途徑，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創新分為市場自發式模式與政府主導式模式。認為市場自發式實際上就是在市場作用下自發形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而政府推動型與社會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即自下而上的農民自發組織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刑曉燕）。
制度創新理論提出了制度創新的模式大致可分為誘致性制度創新和強制性制度創新。強制性制度創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實行，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或者政府，如國企改革。而誘致性制度創新指的是現行制度創新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創新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其主體是個體或者特定的組織，如。從對制度創新的需求與供給的分析來看，只有當制度創新需求者新的要求與上層決策者的收益預期趨于一致時，制度創新的新均衡才會形成。
我國各地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各有不同，東部地區主要是龍頭企業帶動型、中部地區主要是能人牽頭型、西部地區主要是政府主導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吳素芳（2008）對寧夏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中，提出政府推動的外生型發展模式、“專業大戶+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支部+協會+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組織發展模式等。
雙高外向驅動型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模式
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模式能夠有效解決我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目前我國更多的是農戶與其他經濟主體聯合進入市場的合作行為模式，常見的是“公司+農戶”模式，但該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數契約為附和契約、買方壟斷、企業違約現象時有發生等。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又可以分為能人牽頭型、龍頭企業帶動型、政府部門帶動型等。按運行機制，可將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分為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類型（黃祖輝、徐旭初，2004）。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需要內外機制的共同推動，尤其是社會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楊團等，2007）。
雙高外向驅動型模式綜合考慮市場、政府以及對外開放經濟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的驅動作用，重點突出開放經濟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誘致性拉動作用，通過市場驅動、政府推動和開放經濟拉動聯合促進農民合作組織的快速有效發展，是在二維度整合模型基礎上拓展的三維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構建了市場調節、政府宏觀調控的二維度整合模型，將其發展模式分為：雙低驅動型、市場驅動型、政府驅動型和雙高驅動型。認為雙低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呈高度負相關關系，而市場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他們主張農民合作社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調節和政府宏觀調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雙高驅動模式是建立在市場制度比較完善以及政府職能高效的基礎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正在從雙低驅動模式向市場驅動型或者是政府推動型模式轉變，最終達到雙高驅動型模式，但是雙高驅動型模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數量很少。該模式結合了“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要求政府在各種稅收、金融、土地流轉、制度、法規上給予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足夠的扶持力度和發展環境，加強對合作經營管理的監督。同時要求市場機制比較完善，通過價格杠桿誘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走上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發展模式并遵循內部治理機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員總福利達到最優。
雙高外向聯合驅動型模式（見圖1）是在雙高驅動模式的基礎上，加大市場的開放程度，實行走出去的策略，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通過國內市場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國內市場，增加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提高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同時，還要實行引進來的策略，即通過不斷開放市場，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可以吸收國外知名企業加入組織，形成一個跨國跨區域的大型合作組織。
結論和建議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選擇應該與該區域的資源稟賦相匹配。資源稟賦不僅會影響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模式的組織的規范程度、結構的聯結度，還會影響到組織的行為邊界等方面。如果經濟資源充裕、人力資源優良、市場規模較大，則傾向采用規范度高、結構緊密、統一實施管理與協調的實體性組織模式來運作經營；如果地區的經濟資源約束較強、人力素質偏低、市場發育遲緩，則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模式應采取靈活、規范度低、結構松散的、規模較小的組織類型；后者通過持續的發展和積累，在其經濟能力和組織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存在向前者轉化的組織行為動機。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模式選擇不僅要充分考慮資源稟賦、資產專用性等因素，更應走有中國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場的作用力，同時也有必要投身于國際市場，不斷發展壯大。政府應該加強對合作組織的立法建設、扶持政策支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由于我國地區差別較大，統一的發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應該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區域的比較優勢，選擇理性的發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結構、管理制度。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區域，應該選擇政府驅動型模式，并逐步過度到“雙高驅動模式”，從而進一步發展為“雙高外向驅動模式”。而在外部環境較好，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尤其是外向型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應該選擇市場驅動型模式，達到“雙高外向驅動模式”，充分利用外資優勢，引入外資企業加盟，拓展國外市場。積極鼓勵相鄰地區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打破區域的界限，促進規模經營的實現，拓寬組織的活動空間和服務功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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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俊.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調查.上海遠東出版社，2007
3.孫亞范.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模式研究——一個二維度整合模型.理論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
6.韓俊.調查中國農村.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
（一）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及時了解行業信息，調整專業發展方向和專業核心課程
職業教育正處于信息化時代，環境藝術設計行業受信息化技術的影響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人才需求也隨著行業的發展而變化。而大多數高職院校在行業發展信息的獲取方面往往滯后，通過行業龍頭企業的合作，高校可以獲取信息并及時調整專業發展方向和專業核心課程，讓學生獲得有用的、行業需要的專業知識。例如在與常州大地裝潢合作的大地訂單班中，通過合作企業及時了解企業最新研發的室內設計新技術，根據新技術和企業需求設置專業核心課程，充實核心課程的內涵，讓專業核心課程始終滿足于市場的需求，讓企業參與到專業核心課程的改革和專業內涵建設中去。
（三）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校企合作課程建設，提高學生的職業核心技能
高職教學的課程內容和設施相對陳舊、滯后，教學內容也往往停留在驗證性的層面，因此，與企業在課程建設方面的合作是高職環境藝術設計專業最常用的模式。讓企業參與該課程的教學計劃制訂與教學管理，讓企業全方位融入學校、融入專業，通過企業的帶動來促進專業發展和專業建設。校方積極配合調整教學計劃，使之更加符合市場需求、更加實用化。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合作模式下，設計企業可以根據其在社會一線的成功實踐經驗和對市場動態的把握，向校方提出當今環境藝術設計領域中，社會所需人才的專業知識結構要求、崗位能力要求、職業素質要求等。我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與上海水晶石公司通過在重點核心課程領域的合作，探索環境藝術專業校企合作如何深入、緊密的問題。我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通過課程置換，以建筑可視化的課程置換的教學改革為試點探索在教學領域的校企合作模式。課程建設由上海水晶石和學校共同開發，校企共同研究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學標準，課程教學中全程引入“企業技術培訓”和“企業化工作模式”，按公司的工作流程制訂項目展開與實施計劃，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實現多任務、多技能的綜合訓練與職業體驗。
（三）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的校企合作師資建設，培養“專兼結合”教師隊伍
通過與龍頭企業的校企合作，由企業安排經驗豐富的技師進入課堂，可以解決專業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難題，完善師資隊伍結構。同時，專業教師通過在教學與技術合作中，也可以提高實踐能力、科研能力和專業教學水平。在我院與上海水晶石的合作過程中，學校安排一名專業教師全程負責教學安排，同時負責輔導學生和與企業技師溝通，并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由企業技師和學校教師共同培養學生。企業分階段選派不同的技師進課堂授課，由企業技師將多年積累的專業技能帶入課堂。期間，企業項目負責人定期來校參與輔導并講評，課程采取學院教師和企業技師共同考核。在我院與常州大地裝潢的訂單班的實踐環節中，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學院派一名專任教師深入企業負責學生頂崗實習的組織管理，又與企業工作人員共同參與企業的實踐項目，教師既可在實際項目中得到專業能力的實踐根據在企業項目的貢獻得到企業一定的經濟回報，在合作中提高了專任教師的實踐能力和教學能力，為學校的師資力量培養和“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
（四）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導提高學生職業素養，提高就業競爭力
環境藝術設計的工作任務通常具有項目周期短、工作任務強度的特點，不光需要從業人員具備職業技能更需要具有吃苦耐勞的意志和高效的管理能力。因此，設計公司對于畢業生的職業素養具有很高的要求。我院與常州本土的龍頭企業霍克展示合作開辦了“霍克訂單班”，在共同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在合作中，學校按照企業對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要求，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在培養方案中融入企業的員工手冊。企業為學生提供效率手冊，負責定期對學生進行職業素養培訓，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校企雙方的合作重點在學生的職業素質與崗位職業能力的培養與訓練，畢業生經考核達到企業人才錄用標準，由合作企業優先錄用。
二、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