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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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哲學、經濟學等學科角度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進行解讀
尹欒玉從農村文化產品的公共屬性、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現狀、政府在發展農村文化事業中的角色、民間文化———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源頭等方面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進行了制度經濟學分析。“農村文化產品消費的整體性和非排他性，決定了政府提供這些產品的必然性;農村文化產品消費所具有的強大的正外部性效用，決定了政府提供這種產品的必要性。”［4］政府應制定和完善各種保障農村文化建設的法規政策，推動農村文化建設的法制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并加強制度的監管和落實，以保證農村文化建設的常態化，同時要通過直接的公共財政投入和間接的出臺優惠激勵政策鼓勵民間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確保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中要以政府提供的法規、政策等正式性制度為主體，同時還需要包含習俗、道德規范，觀念、意識形態等內容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撐，而民間文化則是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源頭，“發展農村文化，必須培養和激勵‘鄉土藝術家’，激發農民自身的積極性，變‘送’文化為‘種’文化。”
(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內涵、特征、功能的解析
目前學術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內涵尚沒有統一的界定。蘇益南等學者把新農村文化界定為:“基于鄉村區域共同體的長期傳承積累而形成、融入現代文明氣息并為特定區域的農民群眾共同享有的價值觀、生產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和風俗習慣等的總和。”［5］根據這一定義，并參考組織文化的層次劃分，將新農村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次。新農村物質文化主要通過文化基礎設施、文化活動等體現出來，反映了農民群眾對文化的理解和需求，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制度文化主要體現為與農村文化發展相關的各種規章制度，能為新農村文化建設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環境。精神文化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總結出的理論經驗和思想升華，為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吳迪認為“新農村文化指的是一種既有別于城市文化又有別于以往的傳統農村文化的一種全新型的農村文化，是一種與時俱進、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根本宗旨在于推進億萬農民的知識化、文明化和現代化，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6］張碩認為新農村文化建設主要包括農民思想道德建設、農村文化產品創作、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文化生態環境建設、農村文化隊伍建設、農村法制建設、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八個方面的內容。［7］王家新等學者認為新農村文化包含五大基本要素:作為文化參與者和承載者的農民群體;作為文化共同體的農村聚落內的文化設施、設備和場所;農村社區與外界的物質和信息交換渠道;與農村文化活動相配套的組織和制度;面向農村的文化產品和服務。［8］徐學慶在博士論文中概括了新農村文化的八項特征:繼承性、民族性、時代性、地域性、內聚性、多樣性、群眾性、實用性，并認為農村文化具有十大功能:繼承、導向、娛樂、認識、教育、溝通、規范、服務、媒介、經濟。［9］“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我國鄉村經濟的發展，我國鄉村文化又呈現出時代性、開放性、群眾性等新的特征。目前，鄉村文化強調人與自然、人與鄉村、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共存。在對待人與人的關系上，鄉村文化強調一種公共性和人倫性;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上，鄉村文化則強調人與外界的順應性、和諧性。我國鄉村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態，蘊涵著自然、淳樸、厚道的文化品格。”
(三)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必要性、意義的剖析
學者們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必要性、意義的闡述大同小異，取得了以下的共識:1．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構建“農村文化建設不僅可以豐富廣大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可以引導廣大農民群眾整合價值取向、提升思想境界、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通過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種文化活動的開展，粘合各種心理裂痕，化解各種思想疙瘩和矛盾，架起溝通彼此心靈的橋梁，逐步形成以和為美、以和為貴的共識，從而增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融合。”［11］桂玉認為，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經濟發展是根本，文化建設是關鍵，農村文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重要條件和基礎性工作，為和諧農村構建提供思想和精神資源。［12］2．有利于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文化建設是小康社會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任務。從我國目前發展情況來看，與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的成果相比，農村文化建設顯得較為薄弱。我國廣大農村由于信息、交通比較閉塞，傳統落后文化根深蒂固，農民思想觀念比較陳舊，農村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滯后，從這個角度講，農村是制約我國社會實行全面小康的關鍵所在。遠翠平認為，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既是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13］3．有利于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靈魂，搞好新農村文化建設能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撐，有助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有助于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有助于解決農村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王海通認為，加強文化建設能夠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轉變生產觀念，為生產發展提供知識支撐。生活富裕不僅是擁有良好的物質生活，還要有精神上的追求。鄉風文明、村容整潔，需要用文化建設來轉變人們陳舊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形成文明向上的社會風尚和干凈整潔的村容村貌。管理民主，更需要用先進文化的建設來改變封建專制獨斷的管理方式，用民主法治的手段確保管理的科學化、民主化、高效化。［14］4．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現代化建設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就必須發展現代化的農業、培養高素質的農民、建設富庶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而農業的深層次發展、農民素質的全面提高、現代化農村的建設，都必須依托農村文化建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發揮文化在人才培養、信息傳遞、科技普及、市場開拓、脫貧致富等方面的作用，為農村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證、輿論環境、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桂玉用“助推器”“導航燈”“粘合劑”來形象地比喻在整個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建設中文化對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二、實踐總結
很多學者對本省、本市、本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作了實地調查，總結了不少當地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成功經驗，普遍認為，新農村建設開始后，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農村文化事業取得了一定進步，但與經濟社會發展還不相協調，農村文化事業發展還存在滯后現象。
(一)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成績
各地農村文化設施建設不斷推進。目前，大部分農村基本實現了縣縣有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和文化館，鄉(鎮)有綜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動場所的建設目標。農村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各地紛紛實施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送書下鄉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流動舞臺車工程和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等，極大地豐富了農村的業余生活。群眾自娛自樂的文化活動蓬勃開展，在各級文化專業隊伍的指導與培訓下，農村涌現出一批業余文藝骨干，形成了一大批活躍在廣大農村的民間花會、民間藝術表演團隊和民間工藝家隊伍，民間文藝形式得到恢復與發展。
(二)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不足
大多數學者認為當前農村文化工作中還普遍存在基礎文化設施建設滯后、基層文化隊伍匱乏、村民的文化生活單調、賭博迷信現象普遍存在、傳統文化形式日漸衰退的問題。黃欣認為農村文化生活發展滯后的主要表現:一是文化生活消費偏低，二是文化生活方式單一，三是文化生活品味不高。［15］唐金培認為農村文化建設在不同程度上還存在以下的問題或偏差:重“硬”輕“軟”，以中心代替全局;重“點”輕“面”，以個別代替整體;重“建”輕“管”，以形式代替內容;重“樂”輕“教”，以利益代替責任;重“送”輕“種”，以城市文化代替鄉土文化。［11］陳運貴則認為農村文化建設存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供給與需求之間、硬指標與軟任務之間三大矛盾的現實困境。［16］也有學者從政府的角度，總結了政府發展農村文化事業、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政府在農村供給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衰退;當前政府提供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與農民的需求錯位;政府多頭行政造成重復建設、有限資源浪費;政府資金投入不足。［17］還有學者從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視角分析了不足:文化產業發展相對落后，整體實力不夠強;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有創意的文化名家及領軍人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力;文化消費總量偏低。
(三)農村文化發展滯后的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農村文化建設滯后主要是由思想上重視不夠、經濟上投入不足以及農村文化體制還不健全造成的。梁捍東、王曉瑞認為，基層部門認識不到位是新農村文化建設弱化的思想原因;社會轉型和對農村文化建設規律研究不夠是弱化的社會原因;市場經濟的沖擊及其負面效應是農村文化建設弱化的經濟原因;一些落后文化影響仍在加深，一些封建文化在農村仍然很有市場，是農村文化建設弱化的自身原因;改革滯后不適應新形勢是農村文化建設弱化的動力原因;文化生產與消費脫節，難以滿足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是農村文化建設弱化的市場原因。
三、對策建議
學者們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各種研究思考，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破解新農村文化建設難題、探尋行之有效的解決策略和方案。
(一)強化思想認識
學者們一致認為，必須充分認識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深入宣傳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切實改變新農村文化建設“說起重要、做起次要、忙起不要”的局面，改變農村文化工作“熱在縣市、重在鄉鎮、冷在村莊”的狀況，樹立“大文化”建設的觀念。做到“四個納入”，即把文化建設納入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納入各級政府重要議事日程，納入各級政府的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納入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通過這“四個納入”使農村文化工作走上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的軌道，使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
(二)加強組織領導
徐學慶提出要明確新農村文化建設領導與管理主體的職責。加強黨委部門的導向監督作用，保證新農村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加強政府部門對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領導管理，促進新農村文化整體發展。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的組織、宣傳、發動和示范功能，推動農村文化的健康發展。發揮群眾團體的橋梁紐帶作用，為新農村文化建設提供牢固的群眾基礎。
(三)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資金運行機制
吳迪認為，首先，中央和省級財政應加大對農村的專項扶貧投入、專項補貼的力度。地方政府可以要求村級政府提供相應的配套資金用于營利性的文化基礎設施。其次，擴大公益性籌資。可利用福利彩票、黨費基金、社會捐贈、村社集資等多方渠道籌資。再次，多種方式并舉，走多業助文的道路。通過民辦公助、政策扶持，鼓勵農民自辦文化，開展各種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的文化經營活動，使農民群眾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支持農民群眾自籌資金、自己組織、自負盈虧、自我管理，興辦農民書社、個體放映隊等，大力扶持民間職業劇團和農村業余劇團的發展。
(四)加強農村文化人才隊伍建設
首先要提高現有文化隊伍的水平，加強對農村文化干部的培訓。其次，在農村吸收“文化精英”充實文化隊伍。可以通過國家公共財政引導的方式，獎勵和補貼農村基層文化帶頭人，建立一支鄉土化、農民化和本土化的農村文化精英隊伍。積極培養農民文化骨干，充分發揮民間藝人、文化能人在活躍農村文化生活、傳承發展民間文化方面的作用。另外，國家還要制定引進各類人才到農村的優惠政策，吸引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扎根創業，為農村文化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撐。［19］要充分發揮大學生村官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五)加強載體建設
“孝”作為中國社會所特有的道德倫理準則，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歷代統治階級都極為關注和崇尚。所以，中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關于“孝”的文化體系。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生產生活和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不同時期給它注入了不同的內涵。孝文化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孝文化是指社會、家庭在為老年人提供物質保障、精神贍養、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思想觀念、社會倫理、制度規范和價值取向。簡言之，孝文化就是關于孝的觀念、規范以及行為方式的總稱。廣義孝文化包含精神層面、行為層面、制度層面及物質層面的內容，并將孝的內涵從家庭倫理進一步擴展到對國家效忠的態度上。傳統孝文化起源于農耕社會，農村孝文化起初只是調整農村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家庭倫理關系，并沒有家庭之外的社會規范。隨著歷史的發展，孝道逐漸與封建宗法制度相結合，農村孝文化逐步同社會的文化、政治、法律相融合。廣義的孝文化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分析。
(一)從精神層面分析，孝文化是關于“孝”的觀念體系，即“孝德”
“孝”字最早發現于殷商甲骨文中，這表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人們就有了“孝”的觀念。西周以后，出現了大量關于孝的文獻記載。《爾雅•釋訓》對孝的解釋是“善事父母者為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孝”字的象形意是指年輕人背著老年人，象征著和諧的親子代際關系，因而孝被看作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尊重和愛戴的美德。總之，“孝”是孝敬長輩、贍養父母、善待老人的一系列觀念。孝文化歷來受到中國普通百姓和帝王將相的極力推崇。在古代，孝敬父母、光宗耀祖、效忠君國成為當時人們的崇高的價值追求。當民眾將孝行從個人行為和家庭行為擴展到社會行為，上升到國家層面，并形成統一觀念時，孝道及孝行就演化成了一種特定的文化，深刻地融入到了民族的觀念系統。
(二)從行為層面分析，孝文化是關于踐行“孝”的具體活動，即“孝行”
第一，最基本的“孝行”包括養老、敬老、送老、祭老。《禮記•祭統》:“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老就是照料老人生活起居，使老人吃飽穿暖。敬老就是精神上尊老愛老。送老就是老人過世之后，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禮節風俗為其送葬、盡孝。祭老則是清明或老人的祭日，子女舉行祭祀儀式對老人寄托哀思。第二，家庭孝敬，包括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家庭成員間的和諧友愛。家庭中夫妻之間要平等和睦，創造良好的家庭氣氛;父母對子女要關心、照顧，要盡心盡責養育子女，教育子女要相互幫助，共同進步，還要教導子女成為有益于國家和社會的人。第三，要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效忠國家。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即一個人最大和最理想的孝行就是建立功業、揚名于世、顯赫父母。這里的孝除了指家庭中子女對父母的孝順，還指在社會上小輩對長輩的尊敬、禮讓。孝的最終衍伸是效忠國家，就是人們要聽命于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封建社會君、國一體，孝就表現為愛國。一個人的成長、立業、處世，始終都貫穿了“孝”。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孝”是社會穩定的前提和基礎。
(三)從制度層面分析，孝文化是關于“孝”的倫理準則，即“孝道”
以血緣關系為鈕帶的“孝道”宗法制度早在周朝初期已經制定，使孝成為一種正式的人倫規范和禮儀制度。孔孟儒學則提出了孝的具體倫理道德規范。“三綱五常”說，使“孝”最終成為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和政治制度，統治者標舉“以孝治天下”。宋明時期，統治者更是大力宣揚孝義、倡導孝行，在選拔和考核官吏時把是否孝敬父母作為首要標準。至此，孝的本義從家庭倫理延伸到社會道德規范，從人際關系擴展到政治法律關系。
(四)從物質層面分析，孝文化還包括關于“孝”的物質載體和活動載體，即“孝形”
孝文化在中國綿延數千年，孝文化的價值理念、制度規范的傳承和弘揚都需要一定的物質和活動載體，包括與“孝”相關的人物、傳說、典籍、民俗、禮節、碑文、建筑等方面。對“孝”論述的論著如《孝經》《禮記》《女兒經》等文化典籍;有以孝命名的城鎮，如孝感;有豐富多彩的孝的故事傳說、孝的代表人物;有眾多的關于孝的遺跡碑刻等。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這一民俗活動歷經六百余年從未間斷，就是典型的孝的活動載體。這些物質和活動載體都是當前傳承和弘揚孝文化的寶貴財富。
二、社會主義新農村孝文化的時代內涵
(一)強調精神贍養
自覺善事父母是新農村孝文化的基本內涵，兒女要自覺奉養父母，使雙親頤養天年。善事父母包括物質供給和精神贍養兩方面。物質供給是善事父母的較低層次和基本要求，指盡己所能，從物質上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精神贍養則是較高層次的奉養，在滿足老人物質需要基礎上關注其精神需求。當前新農村的孝文化則應更多關注“精神贍養”。(二)強調“生命價值”《孝經•開宗明義》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要踐行孝道，首先要保證行孝者和被行孝者生命的健在。為人子女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才能行孝，即珍愛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也是孝行的體現。當今社會的生存壓力大，個別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點困難挫折就輕生，留下年老孤獨的父母。這是一種非常不孝的行為。
(三)建立“平等原則”的新型孝道
舊的孝道強調子輩對父輩的絕對順從，是條“單行線”。新型孝道則是“雙行線”，核心在于子輩與父輩的平等對話，而不是對父輩權威的盲目順從，更不是父輩對子輩過分縱容。新型孝道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平等交流和理性之愛。
(四)及時行孝，厚生薄死
現在年輕人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很大，有很多人認為，等自己的生活條件好了再來孝順父母。然而，“子欲孝而親不在”，“子欲養而親不待”，父母可能會突然離世，行孝已晚。有人為了彌補缺憾，并受封建迷信的影響，花費大量金錢和精力辦豪華葬禮。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孝道應破除舊時代的喪葬陋俗，大力提倡趁父母健在時做到物質和精神贍養，并建立社會主義的文明喪葬新風。
三、余家山頭村“女兒節”及其特征
(一)余家山頭村“女兒節”的來歷及所體現的精神內涵與文化內涵
衢州市作為“南孔圣地，孝賢故里”，近年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樹立了儒家文化發展的典型。農歷正月十八為衢州市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相傳余氏始祖守益公(明洪武年間)有一女兒，守益公非常疼愛該女。在女兒出嫁后，因思女心切。守益公在每年正月十八都叫其女回家盡孝。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由此得名，歷經二十二代子孫的傳承，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甚至在時期也不曾中斷。每年正月十八，出嫁的女兒都會回到娘家團聚。在過去，女兒上午回家孝敬父母，下午到余氏祠堂祭拜祖宗，參加村里的民俗活動。“女兒節”當天的主要活動有:請佛賜福、祭祖、走馬燈、舞龍燈、唱戲等。而今的“女兒節”與古時不同的是，它擴大了活動范圍，女兒們會帶上親戚朋友到娘家聚聚，并與同村的“女兒”交流工作和致富信息。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是村民自發組織的。代代相傳不間斷，是因為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活動形式簡單而隆重，是因為它過濾了繁文縟節，遺留了文化的精髓;活動內容豐富而務實，是因為它真正體現了孝、德、倫、禮等這些最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內涵。“十八十八，女兒回家。”這個專為女兒而產生的習俗，在古代是破除男尊女卑傳統的表現，在現代是孝文化、和諧社會的最好體現。2011年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且確立了“尊重女性、崇尚孝道”這一宏大的文化主旨。正是從那一天起，余家山頭村的“女兒節”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向了更高的文化層次，注入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二)余家山頭村“女兒節”的特征
1．濃郁的地方性。
女兒節民俗活動內容有著濃郁的地方色彩，請佛賜福、祭拜祖先、走馬燈、舞龍燈、唱大戲等都是地方上流傳甚廣的習俗，體現了地方民俗節慶特點和鮮明的地方性文化特色。
2．悠久的歷史性。
余家山頭村“女兒節”孝文化作為傳統文化，歷經六百余年、二十二代子孫傳承，至今從未間斷過，在當地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民俗文化景觀。
3．獨特的超前性。
在古代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地位低下，根本就沒有發展個人才能的機會，因此不可能會以女性的名義來設立一個節日，而余家山頭村卻恰恰相反，傳承著尊重女性的“女兒節”。這符合現代社會所提倡的男女平等與和諧社會的宗旨。
四、社會主義新農村孝文化建設的基本路徑
(一)加強學術研究，把握新農村新型孝文化的時代內涵
余家山頭村已經開了兩次較大規模的有衢州市文化局負責人、文聯、作家協會、民俗專家、大學教師參與的孝文化研討會。對當代新農村孝文化展開了深度研究:認真理清社會主義新農村條件下孝的當代涵義、當代特征及當代價值;結合當前農村實際情況，了解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針對當前新農村養老資源匱乏的現實問題展開系列研究，為新農村孝文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及方法建議。
(二)孝文化教育常態化
孝文化教育包括兩方面，一是對青少年的孝文化教育。對農村青少年進行新孝道理念教育，使青少年懂得尊重、愛戴、孝順自己的父母。這也是愛黨愛國的基礎和前提。要把孝文化教育納入學校教育范疇，學校要開展各種活動對青少年進行孝道教育。二是對全體村民開展孝文化教育。無論何時，家庭永遠是農村老年人的第一生活場所。家庭的和睦及家庭成員對孝文化認知和踐行狀況，直接決定著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從當前農村家庭養老的需求者增加，而養老資源的供給者減少的現實困難出發，政府要對村民展開各種形式的孝文化教育，使每個人對“孝”都能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設立專門機構落實農村孝德制度，建立孝德管理長效機制
要落實好農村孝德制度，使孝德管理工作日常化就必須設立專門機構。在村委會建立孝道獎懲機制，樹立孝德典型進行表彰，促使村民孝德觀念的養成。余家山頭村每年“女兒節”都評選并表彰“好女兒”“好媳婦”。2011年評選出了“好女兒”26名、“好媳婦”46名并予以表彰，還建立了“孝慈善”基金。該基金針對本村生活困難家庭的老人予以幫助，為該村的孝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2011年9月，該村好媳婦邵玉仙被評為柯城區第一屆“十佳道德模范”———孝老愛親模范。
(四)要強化法制監督，建立健全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
與輿論壓力和道德約束力相比，運用法律規范人們的孝德行為、強化人們的孝德意識是很有必要的。政府要完善對農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機制，做到每個鄉、鎮都有法律援助工作站，每個村都有法律援助聯絡員和調解員，不斷把援助的觸角延伸到農村的每個角落，使農村養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部分農村家庭嘗試簽訂了《家庭贍養協議書》和《繼承財產辦法協議書》等，減少了多子女農村家庭中的贍養糾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農村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政府可以對這些有益探索進行宣傳和推廣，對解決當前農村龐大的老年人群的養老問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五)倡導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衛生保險
1.1文化建設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建設性的作用，保障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穩定進行
新農村文化建設有利于提高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政治覺悟，為他們增強自身技能和本領提供精神保證和智力支持。文化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的朝陽產業，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比重，是農村發展經濟、農民增產、增收，生活總體水平大幅提升的重要途徑。文化建設不僅可以提高農民的物質水平和生活質量，更為農民提供了高雅的文化服務，豐富了農民的精神世界。
1.2新農村文化建設對推動農村鄉風文明舉足輕重
鄉風文明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要求農民要有與時俱進的科學知識、文化修養、行為規范、道德思想等。新農村文化建設為鄉風文明提供了一個優雅舒適的文化生長環境，有利于農民轉變農村人民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各種承載著優秀文化精髓的文藝活動熏陶了民眾，使他們團結友愛、誠信互助、勤儉持家；純化了鄉風，使鄉風朝著和諧、健康的方向前進。
1.3新農村文化建設是培育新型農民的重要途徑
新型的農民應具備有文化、有紀律、懂技術，能經營等條件，這是提升農民整體素質的必經之路。同樣，培養新型的農民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可多得的力量源泉。一定程度上，農民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其接受新事物，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培養新型的農民旨在培養農民用雙手去創造美和幸福，其文化素質的高低也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農民是否順利創造新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因此，新農村文化建設有利于培育新型的高素質農民，相應地，新型的農民為打造新農村文化風貌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文化下鄉與新農村文化建設策略
2.1變文化下鄉為文化留鄉
文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應該是一種靈活多變且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形式，它以物質或精神的方式制約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觀念，潛移默化地將文化精髓烙進人們的內心深處，并使農民將這種文化以多種形式呈現出來。但由于一部分農村的文化水平始終處于滯后并止步不前的境地，農民只能在村中原有的文化風俗中重復著古板的形式，沒有接受新文化信息的途徑和方式。文化下鄉為農村陳舊的文化內涵諸如新鮮的血液，但單純的文化下鄉并不能徹底改變農村中愚昧、低俗的文化現象，這還要求農村的文化部門針對本村文化的特征，對原文化進行“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式的改進，引進新鮮的文化信息與文化生活方式，讓文化留鄉。文化下鄉移風易俗目的的實現，有利于農村文藝人才的培養，文化留鄉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加強對農村文化基礎設施的興建，針對文化留鄉舉辦一定的文化活動，鼓勵農民參與文化建設中來，激發農民對鄉土文化的熱愛，根據農民的文化需求使先進文化扎根于農村，服務于農民。
2.2促進農村題材文學的創作
新農村文化建設，離不開文化下鄉的推動，加強農村文學作品的創作是文化下鄉的一種有效形式，同時也是宣傳農村文化，促進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途徑。大部分農村題材的文學作品旨在傳播和宣傳新農村建設的時代精神，將新農村建設的歷史進程逐一展露，這些文學作品往往傳遞一種以人為本的理念，旨在反映農民的愿望，并積極化解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矛盾，旗幟鮮明的反對和批判農村中的歪風邪氣，對純正鄉風、建立良好的農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要加強對農村文學體裁內容的轉換和控制，多多提供有利于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容，應多創作反映農村開拓進取、發展繁榮的文學作品。從文學作品反映的主題來看，要多創作反映人性美、人情美等真善美俱全的作品，“三農”主題的文學作品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創作理念，推動農村環境文學創作的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此來促進新農村文化建設。
2.3注重民族風俗與文化多元化相結合
在總理的誕生地——淮安區，則按照“一鄉一品”的思路，整合資源，先后開發出流均舞獅、季橋詩歌、百姓舞臺等文化活動；該文化局還將民間古曲“十番鑼鼓”進行了創新，使之古今融合、韻味十足；與此同時，該區還將舞龍舞獅、小淮調戲臺、健身舞等多個群眾性活動有會機發展成群眾性文化節，以此來全面進一步豐富新農村文化建設。但是，在筆者調查過程中發現淮安市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尚存在著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首先，基層文化隊伍素質不高、流失情況嚴重；其次，群眾文化生活較為貧乏；第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第四，對非物質形態的文化（包括傳統音樂、戲曲）重視不足等。這也進一步阻礙和制約了淮安地區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步伐。
二、淮安市師范院校音樂人才服務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調查
淮陰師范學院始創于1958年，是淮安市建學較早的院校，并設有音樂學院；該音樂學院先后在江蘇省大學生文化藝術節、聲樂比賽、合唱比賽中獲得大獎。該師范院校還通過鼓勵、指導本校音樂專業學生深入到了農村基層進行實踐，通過對基層人民大眾提供文化產品的實踐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激發其創作熱情，體驗自我價值；如組織基層的小型音樂演出以及各種慰問、聯誼演出等。其中，由淮陰師范學院及該院音樂人才先后在盱眙縣、金湖縣、洪澤縣、清浦區、淮陰區、淮安區等農村基礎組織發起的各類演出186次，參與的學生1022人次；另外，還有56名音樂系學生通過在各縣、區的中小學進行了音樂教學實踐。與此同時，淮陰師范學院音樂專業學生還在基層的實踐過程中，還對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與發展也做出了許多努力，如以淮安傳統地方戲——“三刮調”、“肘鼓子”等淮海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了進一步傳承、發展這些地方戲，還通過在淮安小學、淮陰區淮師二附小進行了小范圍的教學實踐；以此來避免了淮海戲落后的“口口相傳”所帶來的局限性，為該傳統戲曲的傳播、發展發揮出了積極的作用。
三、淮安市師范院校音樂人才服務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成效
1、促進農村音樂文化建設
師范院校音樂人才通過在農村基層的各類音樂實踐活動，既可以培養音樂人才的實踐能力、音樂創新能力，同時，還對推動農村音樂文化的發展、促進農村居民農參與各種音樂活動。同時，師范院校音樂人才也是進一步推動新農村音樂文化的發展的重要環節；在“地方高校音樂文化下鄉”、“地方高校音樂人才音樂服務”的帶動之下，也可以進一步激發農村音樂文化的活力，推動新農村音樂文化市場的發展，進而促進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同時，也可在通過加強師范院校音樂人才與新農村文化站、點的橫向聯系，來進一步改善農村音樂文化市場供給不足的現狀。
2、服務農村中小學音樂教育，增強新農村音樂文化底蘊
師范院校在充分發揮自身音樂人才優勢、以及音樂教育人才優勢，可以與農村現有的中小學音樂教師進行深入的溝通與交流，并在交流的過程中彼此學習、彼此促進，全面提升彼此間的音樂素養。與此同時，師范院校音樂人才還可以通過在農村中小學的教學實踐活動來進一步增強音樂教師隊伍，全面豐富農村中小學音樂教學內容，為傳承、發揚本地特色音樂文化也同樣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師范院校的音樂人才還可以通過在基層的實踐活動來進一步提升自身的音樂技能與素養，使之可以更好地為新農村文化建設奠定了實踐基礎。
四、結語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時代，隨著人們日益豐富的文化消費和現代高科技媒體的猛烈沖擊，花鼓燈藝術這一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被淹沒于滔滔的現代藝術洪流之中，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搶救和保護，雖成學界共識，但其現實境遇卻依然面臨尷尬；繼承傳統文化，為當前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尤其是地方農村文化建設服務，更是談不到。只有真正認識到花鼓燈自身所具有的藝術魅力和獨特價值，才能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去自覺地保護和傳承。
一、花鼓燈藝術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國是一個擁有3 700多年農耕歷史的文明國度，地理遼闊，地貌不同，人們的飲食起居習俗也不一樣，形成了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現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地區，同時兼具南北方過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燈藝術的美學精神集中展現出道家隨遇而安、順勢而為的逍遙人生觀與文化觀，體現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
（一）花鼓燈藝術的播布區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
自然環境往往會決定人的生存形式，影響人的生活形態，從而也影響一個區域的文化景觀。自古以來，河流區域幾乎都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淮河發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全長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內的是淮河中游地區，淮河北岸是一望無際的淮北平原，南岸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巒，這里季風顯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氣團交替頻繁，常常造成水旱災害。歷史上的淮河流域，地處中原地帶，戰亂頻繁，災害不斷，疆域歸屬不穩定，既受南下的齊魯禮樂文明之風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吳文化也曾在這里積淀，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構成對安徽花鼓燈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花鼓燈是人們在單調枯燥的生產勞動之余創造出來滿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種地方民間藝術。人們通過沿途賣唱、廣場演藝、半路攔歌、對歌抒懷、小戲壓場、抵燈競技等形式，敲鑼打鼓，唱歌跳舞，通過優美的動作和民歌小調，緩解疲勞，自娛自樂。“玩燈的共有千千萬，都是淮河兩岸人”這一花鼓燈燈歌唱詞，進一步表明了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性特征。
（二）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地域過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過渡文化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線的南北交融與過渡。淮河地處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與秦嶺一起，是我國劃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線。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長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篩選、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兼容并蓄，海納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長；二是歷史上不同區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頭桐柏地區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區乃是蔡楚文化的發祥地。據記載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從河南上蔡遷都州來國（今鳳臺縣）。加之吳楚大戰的反復爭奪，淮河流域就有了長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響。據史書記載，明太祖朱元璋曾從江南移民14萬，以充實中都府（今鳳陽以及淮河一帶）。這實際上也把江南的經濟――文化成分帶至淮河兩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漢武帝兩次大規模遷東甌、閩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吳越文化之影響，淮河下游的北部又與齊魯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過貿易、戰爭等途徑對淮河沿岸有所影響；北方歷朝歷代的戰爭與征伐，都讓人民生靈涂炭。為求生存，人們只能四處逃避以躲戰亂，紛紛遷移于淮河兩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兩岸雜居共存，進行商貿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區也得以集結交融，終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開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無論是“北歌南燈”，還是“東傘西鼓”，地處東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燈，則是“扇絹”并用、“傘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剛勁爽朗的特點，又有南方靈巧柔美的風韻，兼容南北風韻，并蓄東西優長，具有獨特創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燈集歌舞、雜技、武術、戲曲、鑼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熱情奔放的旋律節奏，豐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現手法，集中體現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剛柔并濟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現形式、豐富的舞蹈語言、獨特的藝術風格，使安徽花鼓燈舞蹈成為漢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間舞蹈[1]。
（三）花鼓燈藝術的文化基因與美學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樸道家思想的影響
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書中講“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猶如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種文化的內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標，而這種目標是其他別的社會所沒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燈文化亦是如此。人們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在這種特定的文化單位中成長，通過他們使得花鼓燈文化世代流傳，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運行形態和現象。安徽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主要是在水災頻患的淮河中游，高頻率、無規律的洪澇災害，是自古以來淮河兩岸具有明顯特點的自然現象，生活在這里的祖祖輩輩的人們，一直面臨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卻又無法擺脫荒年過后的不同尋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狀態和物質生活的雙重貧瘠，帶給人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凝結了人們內心深處潛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皆誕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則成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當然的精神資源和食糧。這種精神信仰對當地民眾的生活態度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從《淮南子》一書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燈播布區，道家這種的逍遙、灑脫與昂揚、歡騰的花鼓燈的即興性、娛樂性等藝術風貌有著某種內在的契合關系。道家思想中“清靜無為”、“返樸歸真”、“順應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農耕文化下漢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燈藝人敬神拜神的傳統和燈歌敘事抒情、勸誡說理的價值取向，花鼓燈音樂望風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貼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現手法，都是花鼓燈藝術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體現[3]。正是在這種結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傳統哲學思想的歷史長河里反復孕育，催生出花鼓燈藝術悲中涵喜、苦中取樂的美學精神氣質。淮河流域的漢族人民在長期的求生存斗爭中，既直面嚴酷現實又以堅韌不拔品格不斷實現著精神的超越，最終創造出深深扎根于現實生活又激情迸發的獨特的花鼓燈藝術。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遙，是悲劇人生中的憧憬；藝術地展現出苦難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這樣說，花鼓燈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其鏗鏘的節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獷中的細膩、堅毅里的豪邁，已經悄然融進了淮河人的血液，成為這里民眾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鑄為淮河文化獨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對花鼓燈藝術的文化認同
花鼓燈藝術是安徽沿淮地區民間智慧的結晶，它的形成、發展與傳承過程始終是圍繞著這條河流，一直傳遞著沿淮人民的喜怒哀樂，蘊涵著淮河兩岸普通百姓的內心精神訴求，花鼓燈原始樸素的燈歌、靈活灑脫的舞蹈、遒勁豪邁的鑼鼓，體現出淮河流域濃厚生活氣息的文化屬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鐘愛，有著非常強大的文化認同社會心理基礎。
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看，花鼓燈是在淮河流域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一種古老地方民間藝術，它發源于淮河中游的河灣鄉村藝術，本質上也是一種草根藝術。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兩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藝術形式表現著淮河兒女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生活信念。雖然花鼓燈的流傳遍及蘇魯豫皖四省，但卻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內的鳳臺、懷遠、穎上等淮河中游地區，并產生過紅極一時的影響人物，如鳳臺陳敬芝，藝名人稱“一條線”，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暢淋漓；懷遠馮國佩，藝名人稱“小金蓮”，他的舞蹈花團錦簇，舒展大方；潁上鄭九如，藝名人稱“小白鞋”，他的舞蹈瀟灑飄逸、優美動人。他們從小就在淮河岸邊長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響，癡迷并喜歡上了花鼓燈，發展并呈現出來自身獨特的風格。正是由于人們需要尋找一種相同的文化“次生態系統”， 才使得花鼓燈藝術，能夠在淮河流域得到流傳，贏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愛，造就了安徽花鼓燈這樣一種長盛不衰的文化生態景觀。
從審美內涵層面來看，花鼓燈藝術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其演出對象是農民，主要表現農民的耕種收作、婚喪嫁娶、情感及娛樂形式、審美理想等人生內涵，蘊含著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燈常將藝術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場景如插秧、拾棉花、搖船，端針匾、單挎籃、割麥花、踏車步、推車步等，都納入表演的內容，非常貼近日常生活，這些大量取材于民間的體裁，讓人們在欣賞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喚起親切的歷史記憶，找到精神的歸宿。
從接受心理層面來看，花鼓燈的“花”，是女性的象征，過去卻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燈的“鼓”，是最核心的樂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燈的“燈”，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兒女心中永不磨滅的希望之光。這是獲得收成的民眾向上蒼感恩和禮拜的象征物，更是民眾的審美心理的外化形式。這種心理的形成同樣是來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說，安徽花鼓燈舞體審美意識的選擇乃是花鼓燈藝術傳衍的根基，是農民朋友們對土地的深情依戀，對美好愛情、美好生活的熱切渴望，是對新時代精神與花鼓燈美學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互動與聯系在安徽花鼓燈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從發生學上說，花鼓燈的起源或許與早期民間驅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禱天地的巫術和民俗宗教有關[4]。
三、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當代價值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又開始實施送書下鄉、送電影下鄉、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須正視的是目前農村文化建設還比較滯后，不能適應農民日益增長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別是電視與網絡對村莊集體文化的解構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嚴重沖擊，導致農村現有的傳統歷史文化民間特色文化日漸消亡，一些傳統的民間藝術瀕臨失傳，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已經嚴重地制約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5]。
花鼓燈作為一種農民自娛自樂、存活在農村的原生態地方民間藝術，它藝術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們的的行為規范、生產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兩岸人民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所傳承下來的特有的傳統、習慣、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獨特的藝術特色凝聚著淮河流域農民群眾的文化認同，這更加有力地顯示了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價值[6]。作為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藝術可以增強民族文化文化認同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7]。
第一，歷史民俗的價值。自華夏民族形成以來，花鼓燈始終伴隨著華夏民族的繁衍而傳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積淀的產物，是共同文化環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燈的藝術形式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勞動、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風情的記憶，承載著不同時期淮河流域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花鼓燈藝術里面包孕著淮河流域勞動人民的情感與性格，是淮河兒女用藝術來呈現認識世界暢想未來的一種靈活的繼承方式，這種文化傳統，蘊含著深層次的歷史人文價值[8]。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方民間藝術，很接地氣，深得農民朋友的喜愛，千百年來，他們通過自我結社的形式，在田間地頭、宗廟村莊演出，通過燈歌的演唱，對內具有疏導思想、緩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對外具有鞭撻假惡丑社會現象，抨擊歪風邪氣、樹立社會正氣，有效避免因為思想差異和沖突而引發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花鼓燈藝術通過特定歌舞語匯與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表達著古老中國土地上純樸民眾的詩意人生觀與曠達人生哲學，體現著鄉村社區以仁義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識及其倫理道德風尚，以及這兩者完美結合所呈現出來的純樸而瀟灑、自尊而愛人的文化精神。這一傳統文化精神正與當前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在相通，在民間文化藝術復興的背景下，許多民間藝人創作的花鼓燈藝術作品正悄然實現著傳統文化思想與藝術價值的“創造性現代轉化”――燈歌唱詞中依據地方風俗習慣選材，很多內容宣揚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謳歌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鄉村、和諧社會建設，同時也針對社會出現的丑惡現象，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引導著農村群眾的是非與價值判斷。相同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心理，決定了淮河流域人們對花鼓燈的熱愛與迷戀，深受百姓的喜歡，成為農村文明的一種風尚，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成為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露絲?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別從人類文化學理論建構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以及對各民族文化的科學研究，歸根結底是以民間文化藝術尤其是民風民俗為基石的。由此可見，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間花鼓燈藝術在當前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基礎性意義。
第二，文化傳承的價值。安徽花鼓燈藝術是漢民族地方民間藝術，已經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農民所傳唱，深得人們的喜愛。花鼓燈藝術中舞蹈、燈歌、 鑼鼓等多種藝術的完美結合，已經把生活變得藝術化起來，讓江淮兒女詩意生活。花鼓燈藝術中對情感的細致描繪，對人物性格外貌的動作呈示，潑辣中有細膩、粗獷中有嫵媚、嬉笑中含真情，體現出淮河南北文化剛柔相濟的文化風格和生活習俗。安徽花鼓燈在藝術領域沉淀的審美觀念也日益鮮明獨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親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藝術符號。花鼓燈藝術要求必須扎根于廣漠的農村，接觸土地上純粹的農民，才能延續和繼承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這些傳統文化形式貼近農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它淳樸、優美、熱情、歡快，富有活力和滲透力，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要的就是具有濃厚鄉土氣息、原汁原味、接地氣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價值。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四百多個舞蹈語匯，五十多種基本形態步法，有著世界上最豐富、系統的舞蹈語言體系，標志著漢族民間舞蹈的發展高度。節奏鮮明自成體系的花鼓燈“鑼鼓”，抒情優美、幽默俏皮、即興演唱的花鼓燈“燈歌”，擰傾的舞姿形態、溜剎的步伐動律的花鼓燈“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燈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令人擔憂的是，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社會時尚文化的強力沖擊，安徽花鼓燈這一本土民間原生態藝術瑰寶與其他民間文化藝術一樣，正在快速消亡，這一長期活躍在田間地頭、農民家門口的民間藝術，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積淀與當代文化新思維交織碰撞的社會語境中，如何以一種新的形式和樣態實現“現代性轉化”、煥發出旺盛的藝術生命力，已經成為安徽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們只有從內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指導和改造，在花鼓燈藝術的表演套路、服裝道具
等進行改造，提高其品質型、觀賞性和藝術性，使之成為農民所享用的豐富精神財富。我們更要重視民間傳統藝術人才的發掘，他們是淮河流域農村文化事業中最活躍的因子，培養和激勵“鄉土藝術家”作為活態傳承人，保護和傳承大量地方民間文化，讓燦爛的地方民間傳統文化發揚光大，豐富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
總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優秀的地方民間文化凝聚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體現著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隨著時代社會發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燈藝術需要創新傳承，它不僅能夠使安徽地方民間文化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還能夠極大地豐富農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廣大農村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實質性的豐富和提升。尤其是，作為極具代表性和藝術水準的漢族民間藝術，花鼓燈是淮河流域新農村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傳統文化基石。離開了傳統，特別是脫離了民間文化傳統，任何新文化建設都難以避免走向“底氣不足”乃至呈現“空中樓閣”態勢。參考文獻：
[1]趙士軍.花鼓燈活態傳承中的三維構建[A].謝克林.中國花鼓燈學術論文集[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4.
[2]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2.
[3]喻林.花鼓燈音樂的道家文化闡釋[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 2013（1）：11-16.
[4]潘麗.花鼓燈的現實調查與保護的思考[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學院，2007：17.
[5]黃永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的新農村文化[J].建設文化遺產，2010（2）：1-5.
[6]馬智敏.對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反思與建議――基于安徽R村的實證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0（3）：39-42.
[7]周楠.花鼓燈文化生態村與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改革與開放，2012（ 11）：182.
城鎮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前提。城鎮化對吸納和轉移新農村建設中的勞動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影響農民的生活方式、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等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相關信息可知，我國的耕地面積已迫近18億畝的紅線，而我國又是一個農業大國，截至2013年，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46.3%。盡管農業人口在逐年下降，但人多地少的現實仍然存在，這使得農村人口的生產和生活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但是，城鎮化可以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為其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使廣大農民更快地富裕起來。并且，城鎮化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便彌補了這一旺盛的需求，這也使得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協調發展實現了共贏。城鎮化通過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的推移，擴大了對農村地區的要素需求范圍，城鎮產業結構的升級將使某些產業不斷向農村周邊地區轉移，為農村帶來更多的信息資源、先進技術、設備及人才，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而且，城鎮化程度越高，打破固有的農業傳統格局的速度就越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就越快，這就為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生產創造了條件，從而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水平。不僅如此，城鎮化還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以及更多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城鎮化對轉變農村生活方式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農民可以分享城市的文明，感受文化的多元，更好地融入到現代社會的生活之中。
二、新農村建設是城鎮化的動力與補充
黨的十八指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經成為我國規劃未來農村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思路和指導思想，是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根本途徑，是城鎮化建設的動力和必要補充，更是推動城鎮化的必經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養活13億人口，讓每個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并且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大機械生產以及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的發展將有效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同時，也就又使得大批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增加了本就過剩的農業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載空間有限，不能滿足大量流動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農民就會選擇向城鎮轉移，這也就催促了城鎮的建立、發展和壯大。在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生活環境的變化影響了農民人生觀和價值觀、生活習慣和自身素質。農民不斷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身的素質，由“靠力氣吃飯”轉向“靠技術吃飯”，為城鎮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的必要補充。首先，我國幅員遼闊，農村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些交通不便，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農村就地城鎮化就是一個最優的選擇。發揮其農業生產的優勢，用先進的農業技術為城市提供充足的綠色農產品，同時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保障農民收入的穩定。其次，我國逐步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農村勞動人口老齡化趨勢也愈加明顯。據測算，到2016年，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勞動力比例將達到50%。并且，農村留守人員也呈上升態勢。這些留守人員大多是婦女、兒童、老人，他們往往都或主動或被動地留在農村，尤其是一些一輩子都生活在農村的老人，故土難離的情結使他們不愿意離開生活的熱土。如何讓這些農民和留守人員過上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的農村生活，加強新農村的建設至關重要。最后，由于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甚至舉家搬遷到城里，農業耕作缺乏充足勞動力，導致許多耕地撂荒、農村住宅廢棄、田園荒蕪。如何改善農村荒蕪、廢棄的景象，也離不開新農村的建設。城鄉協調發展離不開城鎮化建設，更離不開新農村的建設，只有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協調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理想。
三、總結
1.1新農村建設的新理念宣傳不夠到位當地政府雖然做了一定的文字宣傳、開會動員等工作，但作為建設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重大舉措，新農村建設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惠民政策，在宣傳此工作時，應做到全方位、多視角、深層次。在這方面，該區做的還不夠，無法提起廣大農民的興趣，村民響應者很少，大多只是靜觀其變，只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時才會稍顯積極。
1.2村莊規劃不夠科學全面
1.2.1重局部規劃，輕整體規劃相較于整體規劃而言，該區更注重某個村、某個點的具體規劃，這樣雖然更具針對性，但因為欠缺通盤考慮，致使各個村的計劃無法統一協調發展。與此同時，據調查，每個村在制定規劃時，也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例如，有的村在規劃時起點低、層次低，且執行質量不高，缺乏指導性、科學性；有的村在規劃時自我意識過強，沒有考慮與全縣或所在鎮的發展、建設規劃相銜接，出現了大量的投資浪費、重復建設等問題；有的村在規劃時由于受到自身能力和重視程度的限制，缺乏設計貼合自身實際規劃的能力與意愿，便生搬硬套其他村的現有規劃，既無法體現自身特色，也不具實際操作意義；有的村即使有了明確且科學的規劃，但由于上級領導的更換和干預，無法嚴格按照規劃步驟執行，嚴重影響了規劃的嚴肅性；有的村甚至根本沒有進行新農村建設的規劃，存在“跟著感覺走”、“跟著大形勢走”的心里，不利于工作的推進和實施，這是導致很多地方只見新樓房、不見新村莊的根本原因之一。
1.2.2重長期規劃，輕短期規劃根據國家及上級有關要求，該區雖制定了總的新農村建設發展規劃，但其分階段的建設規劃卻不夠明晰具體，對在何時村容村貌達到何種要求，生產發展達到何種程度，村民生活達到何種水平等，皆缺乏具體的量化標準。
1.3政策、資金等瓶頸制約要素突出
1.3.1政策不夠完善從中央到地方，雖然出臺了一系列新農村建設的有關政策，但其中部分政策存在不連續、不確定、不合理等問題，例如政府增加的支農資金如何補、城市帶農村怎么帶等等。因為政策的不確定性，大大影響了鎮、村和農民的參與積極性。
1.3.2資金籌集困難在該區中，絕大多數的村集體經濟基礎薄弱，農民富裕程度偏低，而縣、鎮兩級政府的財力也相對有限，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不足，建設主體投資乏力。
2破解阻礙新農村建設瓶頸問題的對策
2.1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突破口，進一步推進新農村建設眾多學者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農村建設各個方面皆具有重要意義。新型農民的培育離不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引導和塑造。在新農村建設中，思想政治教育呈現出了維護農村社會政治穩定、推動農村經濟健康發展、促進農村先進文化建設、促進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價值特質。在開展農民思想政治教育時，要注意方法選擇的針對性，突出方法運用的綜合性及體現方法時代的創新性。
2.1.1要以多種方式豐富農村活動教育形式這是農民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吸引廣大農民群眾參與活動時，既要考慮農民群眾對活動內容的承受力及接受程度，又要考慮活動形式是否能夠引起農民的參與興趣。要針對農民的生活現狀、年齡機構、風俗習慣等因素，在確定明確的目標的基礎上，選擇不同的活動形式，制定多種活動方案，以滿足他們的不同需求，做到從實際出發，突出特色。
2.1.2要進一步完善農村管理制度農村的各項管理制度都是農民思想政治教育開展的有效載體，只有不斷的完善農村管理制度，加強制度建設，且嚴格執行，將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滲透于農村的各項管理制度中，才能為農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體制保障。
2.1.3要不斷推進教育方式的改革創新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即使是在農村，農民的生活方式、觀念形態也受其影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思想政治教育也必將迎來新的挑戰。因此，農民思想政治教育載體不能一成不變，要在運用傳統載體的基礎上，創新、廣泛運用現代化的媒體手段，力爭創造一個承載信息量大、覆蓋面廣泛、易于操作的載體形式。
2.2轉變政府職能，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有力支撐“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進行新農村建設，政府是領導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導、示范作用。轉變政府職能，與新農村建設兩者密切相關。新農村建設的速度和程度，都離不開政府職能有效發揮。
2.2.1要積極構建服務型政府長期以來，政府以行政強制力作為保障，過分強調農民的義務，忽視了政府服務。隨著社會發展以及經濟社會的新變化，農民訴求也在不斷轉變，這就必然要求政府為農民提供更優質、更高效的服務，促進其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3.2.2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一個好的干部隊伍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有力保障。可以說，干部隊伍建設的好與壞直接決定著新農村建設的成敗。想要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就必須選取一批作風硬、能力強、素質高的優秀人才充實到黨員干部隊伍中來。并且，在完善政府進人機制，優化公務員隊伍學歷、年齡的結構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強化黨員干部的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經濟發展、服務群眾能力的意識和和水平，鼓勵、支持他們在政策條件允許的條件下，突破常規、積極發展。
2.2.3要充分發揮大學生村官的作用具調查了解，由于大部分文化程度高、能力強的農村青年外出就業，使得農村干部隊伍建設陷入困境。農村干部的年齡普遍偏大，他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預見性，思想觀念陳舊，對國家政策的理解程度有限，更無法跟上時代潮流，習慣用簡單、粗暴的工作經驗管理基層，他們的水平無法滿足社會主義新農建設對基層高素質人才的要求。大學生進入到農村干部隊伍中，帶來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想，可以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為農村引進很多新鮮的東西，從而影響農村一部分人的傳統思想，帶動他們走改革創新的道路。
2.3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為新農村建設充當助推器農村公共事業的內容極為廣泛，大致分為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科技等事業，農村就業、養老保障、社會救助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進程直接影響新農村建設速度的快慢，關系到群眾的切身利益。全面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既要統籌規劃、精心謀劃，又要協調發展、找準突破口，主攻薄弱環節。
2.3.1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要堅持統籌兼顧原則，以規劃為引領，不斷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切實維護、發展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推動農村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其中，要重點做好農村道路修建工程、農村電網改造工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農村環境衛生整治工程等。
2.3.2發展農村的公共文化事業政府要充分發揮思想引領作用，做好農民群眾的思想文化教育，幫助農民群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自覺維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引導他們積極投身新農村文化事業建設中去。在此過程中，要尤其注意把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作為工作切入點，突出農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發展群眾滿意的文化。
1．1傳統文化逐漸流失，封建陋習普遍存在由于現代文化形式的經濟性、便利性和可獲取性，對傳統民間文化活動或節日感興趣的農民群體逐漸減少，尤其是青年群體。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3．58%的農民感覺村里的春節不如以前熱鬧，青年群體缺乏對傳統節日習俗的關注度。獨具特色的廟會文化也在逐漸消失，廟會活動的開展頻率正在減少、農民參與度逐漸降低，也從側面反映了現如今的廟會活動缺乏特色，無法激起農民參與的熱情。除了春節、廟會等傳統文化活動的發展呈萎縮趨勢外，傳統的民間工藝技術的保護和繼承也受到很大沖擊。在問到“你村里賭博的人多嗎?”時，僅14．08%的被調查者表示本村“沒有賭博現象”。在參與賭博的群體中，數量最多的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婦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農戶認為，形成賭博風氣的原因是村里的娛樂活動太少;30．03%的農戶認為，賭錢玩著刺激、有意思;20．25%的農戶認為，玩牌賭錢比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調查算命等迷信現象時發現，有一半的農戶表示自己算過命，被調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訂婚或結婚、給新生兒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學等情況下去算命。調查數據顯示，95%以上的農民每次花費在10元以上;其中花費超過30元的被調查者超過30%;更有甚者，個別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師”等單次收費超過100元。這說明當前農民對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這一件事上花費金錢。
1．2婚喪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產業婚喪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對于農民來說尤其重視，現今專門服務于婚喪嫁娶的民間樂隊就是在此基礎上迅猛發展起來的一項新型文化產業。調查結果顯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喪嫁娶時會請民間樂隊來助興表演，而且隨著這一產業的發展，樂隊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斷豐富，如唱戲、歌舞、相聲小品、二人轉、魔術雜技等，其中農民請的最多的是唱戲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別占34．37%和30．48%。在調查民間樂隊花費情況時，被調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別。94．92%的被調查者表示花費超過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區間比較集中，所占比例分別為27．08%和27．93%，這一情況說明農村在婚喪嫁娶上聘請民間樂隊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礎設施落后，硬件設備不能滿足農民文化需求電視、手機仍然是農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設備，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機，占15．53%;受農村經濟水平和農民自身收入的限制，電腦、數碼相機等相對高端的硬件設備在農村家庭中的購買率較低，電腦占11．20%，數碼相機僅占5．4%。在調查村鎮公共文化設施時發現，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如有線電視安裝、網線鋪設、廣播站、體育場地、圖書館、文化活動室或文化廣場、報欄及戶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對于村子里現有的公共文化設施，56．65%的農戶表示不能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設中，完善硬件設施的同時還要加強設施使用情況的監督管理。
1．4農村文化隊伍年齡大、人數少、技術低，文化隊伍建設亟待提高在調查文藝隊伍建設情況時發現，文藝隊伍中人員年齡普遍偏大，隊伍的規模不大，大于20人的隊伍僅占14．23%。在文藝隊伍的專業技術方面，專業人員較少，僅占7．48%。針對農村文化隊伍建設積極性方面，被調查者年齡越小，熱情度和積極性越低，30歲以下的農民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綜上所述，河北省農村文化隊伍建設處于基礎階段，文化工作者專業技術不高，數量不多，年齡偏大，在今后的農村文化建設中應加強農村文化人才的建設。
2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分析
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個人素質等都可能影響其發展，文章在數據調查的基礎之上，從政策、農村經濟、農民素質及區域位置等方面著手，利用交叉列聯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因素對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發展的影響。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工作是相當重視的。但是文化建設情況卻不是十分樂觀，政府出臺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層落實不了。原因如下:首先，從政策方面，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僅僅是綱領性的總體計劃，并不具體且不詳細，導致基層政府不知如何開展文化工作;其次，從政府工作人員方面，對落實農村文化工作人員編制、審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確，許多文化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后仍然是農民身份，客觀上打擊了農村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嚴重制約了農村文化建設的步伐。以上兩點說明河北省文化建設相關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應繼續深化、細致文化建設工作內容，具體落實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
2．2經濟因素選取民間樂隊的花費情況作為列變量，且其花費為單次聘請樂隊支出額，選取農戶家庭總收入水平作為行變量，進行交叉列聯表分析，發現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關系較復雜，具體見表2。由表2可知，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情況的交叉列聯分析結果與本次調查預期的結果不一致。大多數農民在聘請民間樂隊上的花費處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范圍內;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樂隊花費超過2000元的也比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喪嫁娶場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歡大操大辦;而相對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認為沒有必要消耗過多的金錢。
2．3區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區域因素對農村文化建設存在著影響。地理位置離城市越近，農村大學生愿意回村就業的比例越低，山區的被調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學生“相當部分回村就業”比例為10．4%，而城市郊區的只有6．9%。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業機會較多，就業環境遠遠優于農村，越靠近城市的村莊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滿足大學生的“鄉土情結”，又可以在城市獲得更高的就業環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莊，經濟水平越高，在城市就業的經濟壓力比山區農村的大學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與大學生返鄉情況的關系見表3。
3對策建議
3．1地方政府應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地方政府應當轉變工作思路，將單純追求經濟績效的工作重心轉變為經濟文化兩手抓、經濟文化共同發展的建設內容，切實做好當地農村文化建設，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一是規范資金管理制度，建設農村文化僅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設資金除了政府劃撥之外，還包括社會籌資，不論哪種資金都要統籌規劃、統一管理，都需要不斷總結完善資金管理制度;二是規范人員管理制度，調查發現，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編制得不到落實，有的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仍是農民身份，這一現象極大挫傷了其對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文化隊伍中大多數人是業余村民，專業性不高、年齡還偏大;三是規范法制管理制度，應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防止出現資金挪用、貪污等現象［1］。
3．2農村文化建設應關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文化需求的差異以年齡為劃分依據，發現不同群體文化需求不同;以區域位置劃分，發現不同地區農村文化建設的程度和重點不同。基層領導應當根據這些差異區別對待，解決好不同地區、不同群體間文化建設的結構性失衡。對于青年群體做好引導工作，防止其沉迷網絡、賭博等，浪費青春。“由于經濟條件對上網消費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對網絡操作和網絡文化的理解與吸收的影響及年齡增長形成的慣例思維對新生事物的排斥等，農村老年群體正在被以網絡應用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會邊緣化”［2］。老年群體的閑暇時間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層面的需求，基層單位可以針對其需求特征組織一些場面熱鬧的文化活動方式，如看戲、文藝演出等，以豐富老年群體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區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設備越完善，文化建設應注重形式、內容;越接近山區，應加大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如文化器材、網絡信號等。
農業機械化可使農民快點實現“生活寬裕”的理想。農民增收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而實現農民增收的關鍵是發展農業機械化。第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直接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我縣直接從事農機作業的農民機手已經超過3000人，年經營收入大多達到2萬元左右，5萬元以上的農機大戶就達到了72戶。第二，農業機械化作業為農民實現了節本增效。事實證明，在糧食生產過程中，充分利用農業機械化作業，農民的勞動力提升了，作業質量提高了，每畝農作物產量增加了，投入成本降低了，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增強了。比如水稻的播種、耕作、殺蟲、收割，都依靠大型農業機械來完成。這樣有效地節省50%的勞動力，增產20%～27%，畝產增值近320元。在農業種植結構方面，可以達到三種三收，充分提高土地的產出率，增加農民的收入。最近的幾年，我區加快了農業機械作業社會化進程，降低了農業機械的收費水平，節省了農業機械的作業成本，農業機械作業服務收入已成為農民增收、生活寬裕的一個重要渠道。
2農業機械化是“鄉風文明”的重要保證
鄉風文明，依賴于農業機械化的進步和發展。農業機械化是人類進步和文明的標志。農業機械化使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改善了農民生產、生活狀況。生產發展了，生活寬裕了，才能摒棄那些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格格不入的不良風俗，開創學科學、用科學的文化陣地，讓人與自然相處更加和諧，從而推動現代農業文明和社會進步，促使農民全面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同時也必將推進農村公共事業建設，進而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因此，農業機械化是“鄉風文明”的重要保證。
3農業機械化是“村容整潔”的重要載體
村容整潔，離不開農機化技術的支撐。要使農村的生產、生活、生態環境得到有效的改善和保護，首先要普遍使用農業機械，不斷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基本條件。例如通過加強水利工程一體化建設和科學耕作，能改善農業生產方式，有效地減少水土流失；通過利用農作物秸稈回收、粉碎、還田一系列技術，能降低秸稈焚燒造成的污染和化肥流失，增加土壤有機化合物質；通過采用節水灌溉等機械化技術，能合理利用水資源；通過機械化處理畜糞，能有效減少畜糞污染，提高有機肥的利用率。一句話，農業機械化能及時有效地改善生活、生產和生態環境，提高生活質量，保持村容整潔，促進農村環境的改善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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