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4 15: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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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省際間和區域間的效率狀況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基于非參數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從動態的視角考察了我國各省財政支出效率的變化狀況。實證結果表明，在考察期內的支出效率進步較小，并且主要貢獻源自技術進步。
Malmquist（1953）提出了“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的概念，使得我們可以在動態條件下，繼續在非參數框架內開展進一步研究。Malmquist指數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它們分別反映了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產出水平的提升或下降程度；生產規模是處于哪個階段，即收益遞增、遞減還是不變階段；前沿面所代表的技術在兩個時期之間的進步或者退步。
目前，將DEA技術與Malmquist指數相結合，從動態角度分析財政支出效率跨期變化情況的成果尚屬空白。本文對此進行嘗試性研究，以期有利于提高我國的財政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實現財政資金的效能。
研究方法
Malmquist指數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為一種消費指數提出，它是距離函數的比值（Cavesetal.，1982），利用DEA效率測度可以很容易地表達生產率進步的Malmquist指數。
對具有跨期行為的DMU來說，t+1期的產出和投入與t期不同，至少有三個情況使得t+1期的產出改變：投入改變、技術改變、效率改變。假定規模收益不變（CRS）條件下，有單投入單產出生產函數y=f（k），那么產出增加的源泉分解如圖1所示。
在圖1中，技術改變意味著生產前沿面的改變，因而它代表著生產前沿面由CRS（t）向CRS（t+1）運動，如B點移至C點，D點移至E點；效率提高指在原有技術前提下，采取最優的生產實踐，降低技術無效率和配置無效率情況，它意味著技術向生產前沿面的垂直運動，比如，生產由A點向B點運動；投入改變意味著生產沿著生產前沿面運動，比如，投入增加意味著生產由B點向D點，或C點向E點運動。
假設，同一個DMU在兩個時期進行生產，第期的投入產出組合為（kt，y（kt））用P點表示，在t+1期的投入產出組合（kt+1，y（kt+1））用Q點表示。
CRS（t）與CRS（t+1）分別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規模收益不變生產技術，即生產前沿面。通過CCR模型即可求得第t期和第t+1期的效率水平，分別記為θt和θt+1，那么第t期和第t+1期的潛在產出分別為yt（kt）=yt/θt和yt+1（kt+1）=yt+1/θt+1。于是有：
（1）
右邊同時乘除yt（kt+1），經變換有：
（2）
yt（kt+1）的含義是，利用第t期的生產技術，在投入為kt+1情況下的潛在平均產出。上式中，產出yt+1/yt的變動可分為三部分：θt+1/θt表示效率提高；yt+1（kt+1）/yt（kt）表示生產前沿面的變化，即技術進步；表示投入改變對產出的影響。
在（2）式中，技術進步的公式是以第t+1期為基期衡量的，而投入變化是在第t期衡量的。類似地，如果以第t期為基期衡量技術進步，而在第t+1期衡量投入變動，則可以得出一種新的產出增長分解方式。在（1）式右邊同時乘除yt+1（kt），于是有：
（3）
為避免基準的混淆，可取上述兩值的幾何平均數解決矛盾，即
（4）
描述了兩個時期內效率值的相對變化，也就是所謂的“追趕指數”。表示“前沿面生產率指數”，測度了兩個前沿面的相對距離。由于一個前沿面就代表一種生產技術，因此，描述的是兩個時期內技術進步情況。最后的表示投入規模變化對產出的影響。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測度效率變化的Malmquist指數就是e•t這一部分。如果估計值大于（小于）1，則表示生產率發生進步（惡化）。
實證結果
本文的研究對象覆蓋30個省級地方政府（除外）。本文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與劉振亞等人（2009）相同，數據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1～2009）、《中國檢察年鑒》（2002～2008）、《中國財政年鑒》（2001~2008）以及各省統計年鑒（2001~2008）。由于最新數據只能從相關年鑒2009版獲取，即某些變量值最多更新至2008年。本文寫作時，《中國財政年鑒（2009）》尚未出版，所以無法獲取2008年度個省預算外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衛生產出統計指標中，嬰兒死亡率與人口預期壽命這兩項指標都只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本文只能選用2000年公布的新邁數據。
在測度了各省在兩個時期的相對支出效率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得到在規模收益不變（CRS）條件下，各省的投入導向型Malmquist指數及技術效率變化、技術進步變化、純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
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來看，各省的Malmquist指數平均僅增長了5.6%，說明財政支出效率總體進步較低。效率增長主要歸功于技術水平的變化，技術進步幾乎是前一時期的3倍，說明“十一五”時期表現最好的寧夏比“十五”時期表現最好的安徽更優。考察期內技術效率發生了嚴重退步，效率值僅為原來的38.9%。技術進步率的惡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中，規模效率下降了3%，而純技術效率的退步程度為59.9%，對技術效率下降起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財政支出效率的規模效率變化不大，而純技術效率大大退步，進而影響了整個財政支出效率水平的提高。純技術效率只與政府本身有關，因此，政府應當切實提高決策水平，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技術效率。
從橫向的區域角度來看，這個階段Malmquist指數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和西部都有一定的效率進步，平均增長分別為121.02%和43.35%，而中部的平均增長為-12.86%，產生了效率惡化。從經濟地理上呈現“兩邊高，中間低，中部塌陷”的態勢。技術效率均有退步，從東至西依次下降了47.2%、67.91%和18.61%，而這三個地區的規模效率變化差異不大，分別為0.69%、-7.59%、1.6%。
因此，技術效率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純技術效率的退步，純技術效率變化的顯著差異造成技術進步率存在著較大差異。總體而言，東部和西部省份的純技術效率惡化情況稍好于中部地區。
參考文獻：
雙證制是根據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對學生進行雙重的認定，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一個鑒定。其本質在于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水平與專業理論知識的融合，對于高職院校教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雙證制將學生自身學到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培訓以及評價考核融入到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學歷證書反映著學生的學歷水平以及文化知識程度，職業資格證書是對學生職業技能的一個認定，反映的是能否達到從業水平。由此可見雙證制更能直觀地反映學生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為將來就業奠定良好的基礎。
2高職院校建筑專業“雙證制”的教學模式
2.1高職院校管理課程教學模式構成的多樣性
為滿足“雙證制”人才培養的目標，高職院校建筑專業在課程的設置上，應該更加廣泛，一是在課程和工作崗位的聯系上，廣泛的尋求和社會人才崗位的聯系，確定課程和人才的培養方式相吻合，可以更加明確的讓教師指定相應的教學計劃和教學目標。二是在內容上，教師應創新教學方法，確定以學生為主體，利用如討論式教學法、參與式教學法、互動式教學法、情景式教學法等教學方法增加課堂的活躍度，三是在組織上，教師適當的開展如專業技能比賽等實踐技能培訓的主題活動，針對建筑專業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情景式的方式，啟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團隊協作的能力，使得學生們能適應未來的工作需求。
2.2高職院校管理課程的實踐教學方式的廣泛性
在以往高職院校管理課程實踐教學中，實踐通常被理解成為實習，這一錯誤也使得教學質量不高。隨著實踐性教學的廣泛深入，對于建筑專業這個對實際技能要求較高的專業來說，實踐教學的廣泛性是豐富教學文化的主要方式。
2.2.1相關企業實習組織學生去企業進行專業的實習，是了解企業特點，熟悉建筑行業工作環境的一個有效的措施。通過學生在企業實習，了解建筑企業的運營情況以及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并進一步地將專業知識融入到工作的具體操作上，縮短學生在社會的適應期，提高學以致用的有效性，增加學生的實際動手操作能力，這個方法是傳統的實習教學方法，不過也是十分有效的。
2.2.2社會實踐在不同時期學生掌握的知識程度是不同的，那么開展相關的社會實踐可以貫穿于學生整個學習期間。新的課程改革目標突出培養適應時代的人這一本體功能。社會實踐是對學生認知社會了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調查手段。建筑專業的學生通過社會實踐，將自己學到的知識融入到社會實踐中，通過思考，認識到當前建筑行業存在的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措施。利用寒暑假和節假日結合所學課程進修相應的調查，可以促進學生的技能提高，增加其社會的實踐能力。
3高職院校建筑專業人才培養工作的建議與措施
3.1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
高職院校由于其學校的特殊性，教師引導其對現實的就業形勢進行分析，讓學生在準確定位自己的同時，調整學生過高的工作期望值，能夠使得學生更加地對知識渴求和對實踐能力重視。“雙證制”便是采用雙重認證，對于學生未來就業有著很大的優勢，在這個培養模式下，教師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只有教師采用合理的教學方法，促使學生學以致用，這樣才能使得學生理論和實踐能力相結合，并對學生加以嚴格的管理，做到審時度勢，因材施教。
3.2建立有利于建筑工作的管理體制
學院通過制定人才培養目標和相應的督導機構，對建筑專業的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和管理措施。在物質和資金保障的前提下，統籌管理，制定和專業相關的人才培養機制、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計劃和符合學生發展的課程計劃，并具體負責組織實施。
3.3專業教師全面推行“雙師”制，學生全面實行“雙證”制
實現雙證制，在老師中推行雙師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對學生要求雙證制的同時，對教學質量進行提高，要求所有教師必須取得技師、高級技師或其他職業資格證，是符合教學發展需求的。在學生實行雙證制的時候，校方應注重對學生的引導和認識，使其明白制度對自己將來帶來的好處，要求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做起，加強自己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結合的能力。
4高職院校建筑專業“雙證制”人才培養創新措施
4.1調整考核比例
現如今在教學中，存在著高分低能以及考試作弊的現象，誤導著學生真實能力的表現。從學生自身角度來說高職學生對于自己的自我評價依然居高不下，缺乏對于自身優缺點的理性認知分析，一味好高騖遠地落在知名企業或者熱門行業以及發達地區企業，往往最后卻落得錯失良機無業可就。針對這些出現的問題，及時調整人才培養機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調整中更加注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針對高分低能現象和考試作弊現象調整考核比例。因為高職學生樂于動手實作，學生只要平時上課認真參與，基本上可以得到50%-70%的分數，因此期末考試只要能考取10%以上的分數就可以合格，取得該門課程的學分或成績，所以學生就沒有必要冒著被留校察看或開除學籍的處分危險去取得合格成績。
4.2改變考核方式
目前仍然存在著一些用人企事業單位對于高職畢業學生的偏見，認為高職學生的能力在本科以及更高學歷的學生能力之下。在人才招聘會或者招聘信息中隨時都可以發現一些并不需要高學歷的工作崗位卻對于高職學生設置了拒絕門檻。而且高職學生即使就業但是卻也難以得到高薪酬待遇并且能夠得到的發展機會也比較少。難以得到社會較高認可和評價，讓很多壯志滿懷的高職學生在頻頻碰壁屢遭挫折傷害之后逐漸喪失斗志。提高教學水平以及學生技能的培養需要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對學生的考核方式和評價結果應與企業、行業的要求接軌。在對學生考核中，首先應該嚴肅紀律，在高職學生中建立起良好的學習氛圍。其次是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不應只以學生的課堂成績作為參考，要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學生的綜合能力進行考核評價，評價的內容要與相關產業發展所吻合，提高高職學生在社會的適應力。
5結束語
財政稅收屬于國家經濟的關鍵性來源之一，其中有一部分地用于收入再分配以及宏觀經濟分配的。借助分配職能不僅可以強化各區域資源配置，而且還能夠平衡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緩和收入分配不均衡問題，與此同時借助現有的稅收管理制度，也可以在優化分配格局上做到社會公平，進而構建科學化的收入分配結構，通過多方面稅種的運用，也就是房產稅、增值稅以及個人所得稅等稅種強化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間的相互聯系，就不同地區實際發展情況，實施針對性的稅收分配，將公共權力作為載體，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以及社會進步。
2.財政稅收分配存在的問題
2.1 稅收分配很難適應社會發展需求
現階段，稅收分配職能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已經很難再滿足相應的發展需求了，而且稅制結構層面也難以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現狀進行搞個，即便存在稅法制度保障，然而大部分稅收分配職能也僅僅是流于表面，不能夠把實際工作落實到實處。此外，稅種結構也難以滿足現代化的稅收分配要求，所存在的稅種往往相對較少，從而導致稅負征收范圍不斷縮小，使稅基以及基本稅率也常常出現變化，影響其穩定性。
2.2 財政稅收分配格局不合理
稅收分配職能應用現狀難以滿足當下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在稅制結構上也不能夠針對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給予相應的改革，即使有稅法的制度支持，但是很多的財政稅收分配職能最終都流于表面，未能將工作落在實處。稅種的組成結構也不能滿足目前財政稅收分配的基本要求，稅種往往較少，以致于稅負征收范圍的縮小，稅基與基本稅率也不是十分穩定。
3.強化財政稅收分配職能的科學應用
3.1 完善財政稅制結構
大力完善稅制結構可以從發展布局與結構體系層面實現財政稅收分配的合理化應用。實質上，國家稅收是將流轉稅作為主體的，所以我們能夠得出，收入調節性稅收不夠完善。因此，我們要從制度結構改善入手，實施科學化的調節措施。現階段，根據分類實施稅種劃分的時候，稅種其實也不少，包括根據征稅對象劃分、根據使用權限劃分、根據價格劃分以及根據計稅標準劃分等。然而，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我國稅制結構已經難以很好地滿足經濟發展需求了，所以，相關人員應重視稅種的豐富，對稅收來源進行不斷拓寬，從根本上實現經濟平衡發展。
3.2 加強對偷稅漏稅行為的懲罰管理
實質上，所有稅收行為都不能夠離開監管體系而獨立存在，在現有的稅收監督管理體系中偷稅漏稅行為懲罰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的規定：“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國已經針對偷稅漏稅給予了高度重視，并進行了相關的罰款處理以及刑事責任追究處理等，然而，在偷稅漏稅監管工作依然是財政稅收管理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具體來說，第一，相關工作人員需借助對相關納稅人身份方面的相關數據資料進行收集整理，及時掌握納稅人的相關行為動態。第二，我們需借助與銀行或者是社保公安局等部門建立科學化的溝通交流機制等，促進懲罰管理的有序開展。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內與其保持聯系，構建合理化的偷稅漏稅監督網絡體系，能夠對偷稅漏稅行為實施全面掌握，盡管資料數據庫建立必須要有大量資金支持，然而在時效性與有效性上卻相對較高，可以保證納稅人的行為是合法的，從根本上規范納稅人行為。
3.3 合理制定有梯度的所得稅制度
所得稅制度的改革與制定能夠從稅收根源上促進經濟的平衡與發展，所以合理制定有梯度的所得稅制度很重要。“梯度”指的是不同級別有不同的待遇和措施，換句話說就是高收入人群需要繳納更多的稅，而低收入者則給予相應的免稅、少交稅的政策，以此來促進社會稅制度的完善，平衡社會收入經濟差距，并以制度的方式促進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
不僅如此，政府更應該細化所有稅制度中的具體行為，將所得稅制度中含糊不清的條款予以斟酌改進，針對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合理制定有梯度的所得稅制度。比如說不同的納稅收入定義不同，來源不同，就應該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分別納稅，無論是正常的工資收入還是偶然所得的收入都應該進行分類納稅，個別情況還可以給予免稅。
綜上所述，所得稅制度應該與國民收入的實際情況相適應，從稅收對象的不同到收入方式的不同進行了相應分析，起征點的設置也應該及時進行調整，從而縮小經濟差異，實現對于社會收入的進一步調節。
3.4 增強收入調節作用
現階段，現有財政稅收分配職能在實際運用期間，比較常見的一個現象就在于收入調節作用相對薄弱，從而使其難以充分滿足收入調節需求。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必須要對財政稅收要求進行進一步明確，不斷增強收入調節作用，然后實現宏觀稅負科學化以及合理化，結合相關部門的實際規定加強稅收，不管是管理費用還是相應的維修費用，都應該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征收，日益優化稅收結構，增強稅收收入分配調節作用。
3.5 加大財政稅收分配職能的宣傳力度
稅收分配職能宣傳工作的作用主要體現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促進納稅人思想轉變，實現思想轉變的合理化，進一步促進納稅行為的合理合法。另一方面，應強化廣大人民群眾在財政稅收分配上的理解，積極鼓勵人們或者是企業單位給予納稅工作高度支持，可以積極主動地參與納稅工作。在實際宣傳工作當中，需要傳播的最重要的意識有兩種，第一種是政府監管意識增強，第二種是公民納稅意識增強。公民必須要積極配合政府工作，防止出現偷稅漏稅行為，從根本上實現宏觀經濟的優化調整。此外，政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也必須要有科學化的監管意識，了解政府實際征稅范圍與權限，促進監管行為不但進步發展，實現監管工作的真正落實。
3.6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要加強合作，明確稅收及收入分配格局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存在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狀況，地方政府的稅收不能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所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需要提前明確財政分配的基本結構及稅收分配，完善稅制的應用，無論是縱向稅收分配、橫向稅收分配還是財政轉移支付，都需要地方政府之間與中央政府加強合作，以此促進財政稅收中分配職能的加強。
3.7 增強相應的收入調節作用
目前在現行的財政稅收分配職能的應用過程中，較為常見的現象是收入調節的作用往往較為薄弱，不能夠滿足目前的收入調節需求。在此基礎之上需要明確目前財政稅收的基本要求，增強相應的收入調節作用，將宏觀稅負進行合理化，對相關部門按照規定進行相應的稅收，無論是管理費用還是維修費用等，以促進收入分配調節功能較強的稅收收入的比例，優化目前稅收結構以及促進相應的收入調節作用。
研究型學習與研究型教學是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目前研究型教學已經在我國高等教育諸多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但目前仍未被應用于財政學課程中。將研究型教學方法引入財政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既能夠幫助學生完成預定的專業學習任務，又能夠培養學生的研究型學習能力。
關鍵詞:
財政學;研究型教學;教學改革
目前我國多所高校提出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目標。研究型學習與研究型教學是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研究型教學已經在我國高等教育諸多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然而，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深度梳理后發現，研究型教學目前尚未被應用于財政學課程的教學中。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與財政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位置相對應，財政學作為一個跨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領域的綜合性學科，是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對于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學生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財政學課程中開展研究型教學對于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提升經濟管理類學生的研究型學習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1研究型教學在我國高等教育各學科中的應用情況
本文在中國知網(CNKI)檢索主題為“研究型教學”的論文，共檢索到論文2420篇(截止到2015年9月)。主題為“研究型教學”的論文最早出現于1996年，此后論文數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長率超過35%，如圖1所示。這一現象說明研究型教學方法在我國課程教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其中，被引頻次最高的論文是張安富于2012年發表的“改革教學方法探索研究型教學”一文。文中提出“應強化研究型教學的意識，轉變教學范式，這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造就創新型人才的關鍵環節”［1］。從檢索結果看，研究型教學方法已被廣泛應用于高等教育、外國語言文學、數學、教育理論與教育管理、物理學、計算機軟件及計算機應用、醫學教育與醫學邊緣學科等學科，如圖2所示。例如，于歆杰等在清華大學電路原理課中進行研究型教學，認為研究型教學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興趣［2］。
范欽珊等提出在基礎力學課程中實施研究型教學需做到“教學內容重在學術深度、教學過程重在啟發與互動、課外學習重在研究、考試考核方法重在刺激思維鼓勵創新、教育技術的應用重在與課程整合、實驗教學重在自主設計”。李桂娥借鑒劍橋大學研究型教學的經驗，從區域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出發，以創新教學理念為指導，以問題為導向，從課堂教學和課外指導兩個方面開展研究型教學［2］。范欽珊等指出清華大學自2001年就開始在“材料力學”“理論力學”“工程力學”等課程教學中進行研究型教學的嘗試［3］，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陳侃等運用課堂觀察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本科課堂上實際體現的研究型教學主要表現為從討論和發表意見的氛圍、鼓勵批判和探索、以問題為中心激發探求欲、結合當下應用實際、介紹研究過程和成果等五個維度。然而，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深度梳理，發現“研究型教學”目前尚未被應用于財政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
2財政學課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教學手段單一。盡管目前本科財政學課程已采用多媒體方式教學，但是這種方式仍以教師為主，偏重對財政學基本理論知識的系統講授。如果片面地認為使用了多媒體設備，就是進行了教學方法的創新，那么多媒體教學不過是從黑板作為載體的“填鴨式”教學轉化為以計算機為載體的“填鴨式”教學，這樣的方式依舊難以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了提高課堂教學效果，部分教師在財政學課程中運用案例教學法，例如任傳普、鄭潔［4－5］。然而，受限于本科生財政學課程案例教材的缺乏，案例教學效果目前仍難以保證。
第二，教學內容滯后。在當前的財政學課程教學過程中，教師過分強調學科的理論體系，過分強調學生對財政學基本理論的學習與掌握，缺乏對財政學研究前沿進展的跟蹤，缺乏對當前公共財政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解釋，使得學生對財政學的理解浮在表面，不清楚政府為什么要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不理解政府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和社會進行調控，不能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無法透過現象探索財政本質，達不到揭示支配這些財政現象的規律的教學目的［6］。
3研究型教學方法在財政學課程中的應用
針對目前研究型教學在我國高等教育各個學科運用的情況以及財政學課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將研究型教學方法引入財政學課程中，有助于彌補現有教學方法的不足，提升課程的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研究型學習能力。第一，以研究型教學帶動研究型學習為理念，以推進課程論文寫作和PPT演示為手段，將“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相結合，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和合作研究能力。在“導論”教學過程中增加中英文文獻的檢索方法、數據搜集方法等內容的講授，并在該章內容結束后列出若干課程論文選題供學生選擇，學生也可以依據自己的研究興趣自行選題，要求學生自己查閱文獻、搜集數據、分析問題，并在課程結束后提交課程論文。根據學生的科研興趣，組建“財政學興趣小組”，由任課教師擔任興趣小組的指導教師，鼓勵學生自由報名參加，吸引部分具有科研潛質的學生參與到興趣小組中來進行研究型學習。圍繞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財政問題，利用課余時間，通過QQ、微信等平臺進行互動和交流，開展科研訓練，通過“干中學”提高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在財政學課程教學過程中開展合作學習，以“收入分配的衡量”為例，按照自然班級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要求每組學生運用所學方法圍繞“在校大學生貧富差距現狀”開展調查研究，并將調研結果制作成PPT在課堂上演示，演示結束后留出一定時間回答同學們的提問，如圖3。
第二，以研究型考核方式檢驗研究型教學和研究型學習的效果，研究型考核方式側重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財政問題的能力。研究型教學和研究型學習的效果需要研究型考核方式來進行檢驗。課題組將通過課程論文質量、課堂PPT演示效果、期末考試成績三個方面綜合評價學生的學習成績，杜絕死記硬背，鼓勵自由探索、提倡運用所掌握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的財政問題。課程論文質量主要由任課教師從學習態度、任務量、創新性、內容質量和撰寫質量等五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價;課堂PPT演示效果采用德爾菲法，教師評價(權重60%)、學生自評(權重20%)與同學互評(權重20%)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評價;期末考試成績將降低客觀題的比例，加大主觀題的比例，將客觀題比例控制在20%以內。課堂PPT演示效果的教師評價以PPT演示前的準備情況、PPT演示情況、PPT演示結束后的互動交流情況三方面的考核相結合，合理分配各項權重。學生自評和同學互評均采用課題組設計的量規表進行評價。量規表的設計側重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協作能力、表達能力等四大項，每項再設計2～5個二級指標，如圖4。
總之，將研究型教學方法引入財政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既能夠幫助學生完成預定的專業學習任務，又能夠培養學生的研究型學習能力，包括獨立研究能力和團隊研究能力，同時通過課程論文寫作和PPT展示，提升了學生的文字表述能力以及口頭表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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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兩免一補”，政策實施，民族地區貧困農戶，反貧困，影響評價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是我國政府從2003年開始對中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就學實施的一項資助政策，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免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實施“兩免一補”政策對盡快實現我國義務教育的普及,解決貧困家庭中小學生上不起學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農村反貧困的一項重要舉措。四川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14個世居少數民族，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唯一的羌族聚居區和第二大藏族聚居區，其中有少數民族人口429萬，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總面積的62.9%。由于歷史、文化、自然等多種原因，四川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農村貧困問題突出。截止2009年底，四川省有民族自治地方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20個畢業論文格式，占四川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的55.6%。四川民族地區貧困人口約135萬人，占全省農村貧困人口的30%。近年來國家為加快西部民族地區反貧困的步伐，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兩免一補”政策是一項重要的舉措。這項政策實施6年多來對民族地區貧困農戶反貧困起到了哪些作用，具體在哪些方面對貧困農戶產生了影響,影響程度如何及怎樣使政策更加完善，為此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二．“兩免一補”政策實施對四川民族地區貧困農戶反貧困的影響評價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是一種極為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增進個人和社會福利，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國學術期刊網。”[4] 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有效形式，其實施必將對四川民族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的勞動力文化素質的提高、就業能力的增強、收入的增加等方面產生影響，進而加快他們脫貧的步伐。
（一）貧困農戶家長教育觀念增強
家長的教育觀念大概包括兩方面：一是與家長培養子女的目標和終極目的有關，包括人才觀(家長對什么是人才以及希望子女成為什么樣的人才的看法)和生育觀(家長培養教育子女的動機)；二是與親子關系和教養方式的選擇有關，包括兒童觀(對兒童及其發展的認識)和教子觀(對教育子女內容和方式的看法)。[5] 家長的教育觀念指導和約束著他們的教養態度和行為，并通過教養態度和行為影響著子女的個性發展。同時，家長的教養觀念自身也受到社會文化、家長自身的經歷、家長的文化水平及其所學的文化知識的影響。尤其是社會文化，它直接影響家長在教育上的價值取向，并在其教養態度和行為上表現出來。
圖1 教育觀念轉變對貧困農戶脫貧影響流程圖
“兩免一補”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區實施后直接影響到貧困家庭家長的教育觀念，貧困家庭家長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學校讀書，民族貧困地區適齡兒童享受到了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失學率降低、升學率提高。隨著入學兒童的增多畢業論文格式，貧困家庭的整體文化程度得到提高，進而提高了勞動力素質，這樣有利于提高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從而幫助貧困農戶加快反貧困的步伐。（見圖1）
（二）小學、初中學生入學人數顯著增加
2005年四川省教育廳和省財政廳共同制定了本年度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的“兩免一補”工作實施總體方案，“兩免一補”總投入4.1億元。在“兩免一補”政策的驅動下，四川省民族貧困地區的小學入學人數由2004年的122395人上升到2005年的153826人，初中入學人數由56990人上升到78115人。（見圖2）
圖2 2004年―2008年四川民族地區小學、初中、高中學生入學人數
資料來源：《四川省統計年鑒》，2005年―2009年
對比分析四川民族地區小學、初中、高中入學人數可知，小學入學人數、初中入學人數顯著增多，但是高中入學人數增加并不明顯，因為高中階段不是義務教育，因此“兩免一補”政策不覆蓋高中階段的教育，家庭困難的子女在完成小學、初中教育后迫于經濟壓力一般難以繼續升學。
（三）貧困農戶教育支出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
四川民族地區在實施“兩免一補”政策以后，小學生每生減負約200元、初中生340左右元。按我國2004年公布的絕對貧困線農村人均年收入882元計算，分別相當于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人均收入的22.6%和38.5%；如果加上寄宿生生活補助費，這個比例還要提高，這對貧困家庭帶來了直接經濟影響。具體而言，“兩免一補”資金按標準落實到貧困家庭，即直接承擔了貧困家庭的教育支出，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又減少了貧困家庭的總支出畢業論文格式，使其可支配收入增加，這樣就使得貧困家庭的低收入狀況得以改善，有機會將這些多出的資金投入到其它經濟活動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見表1和表2）
表1 2004年四川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生上繳學費標準 單位：元/人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書本費 85 80 92 96 95 96 180 120 80
雜費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220 220 220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論文 個人所得稅
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一個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經濟增長還應有合理的貧富差距。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兩極化在一定程度上會給社會進步帶來諸多負面因素。2010年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數為0.474。相比較日本和韓國的0.26，美國的0.4，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長。我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據2006年—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相關網站資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間，我國城鎮和農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國際勞工標準處理有關勞工問題的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統計的城鄉收入比值中超過2的三個國家中就有中國。然而，2007年這個比值已經到了3.33。經濟條件相同會增大農村居民生活壓力。
2.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縱觀2008到2012年的數據，東部和中部城鎮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東部和西部的城鎮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動；東部與中部農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東部與西部的農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別是東部地區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分別是東部地區的63%，51.4%；從對比數據可以看出中部西部與東部區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區域間的差距沒有下降的趨勢。
二、個人所得稅的現狀
個人能所得稅作為我國主要的財政收入，通過無償支出功能起到調節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調節貧富不均和緩解收入差距。我國現行的征稅模式是分類征收制，分類征收制是將納稅人不同來源，性質所得項目分別規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現行的繳納模式，無法全面衡量納稅者的綜合納稅能力，同國外相對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納稅模式還比較欠缺人性化，不能較好的而實現公平稅負，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還容易造成稅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調節貧富差距，沒能當好調節器與安全閥。根據統計數據可以知道，稅收實際征收額是征收流失額的1/5到1/2，進一步的拉大了貧富差距。面對對貧富分配不均的社會現狀，個人所得稅作為我國的主體稅種也需要進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調節器與安全閥的作用。
三、優化個人所得稅以縮小貧富差距的研究
（一）針對起征點應該詳細的分別征訂
從2011年9月1日起，起征點調整后由原來的2000調整到3500，盡管起征點調整了，但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沒能得到緩和。不同地區的起征點一致提高反而會擴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關數據分析，2014年的數據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過了4萬，但是甘肅，西藏，新疆，青海這些城市還未達到平均值。因此應該適當的根據不同的地區設置不同的納稅起征點，具體的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確定該地區的起征點。對于上海，北京，廣東，福建等這些東部高收入城市來試試，應該適當的調低他們的個稅征稅的起征點；相對于甘肅、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與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來說應該根據自身的經濟收入情況適當的調高個稅起征點，提高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對縮小區域間的貧富差距起到可觀的效果。
城鎮與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較大，為減少農村人民的負擔，縮減農村與城鎮間的貧富差距，應調節城鎮與農村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不同地區的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起征點應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各有不同，根據表一來看農村的純收入明顯低于城鎮的個人可支配收入，起征點相同并不能夠縮減農村與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因此我認為針對農村和城鎮的個人所得稅征稅的起征點應該根據實際的情況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區起征點不同的前提下，農村的起征點應該低于城鎮的個稅起征點。
（二）針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模式的有關建議
分類所得稅制模式在在征收管理方面十分的簡便，但是隨著人們的收入逐步的提高，人民收入趨于多樣化的發展，分類征收模式難以體現納說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完全涵蓋納稅范圍，充分的發揮調節分配的作用，縮減貧富差距；地區間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居民納稅的能力有所差異，目前的扣費標準沒有體現差異，全國統一的扣費標準缺乏科學性易導致稅收的流失。因此應該有范圍的有控制的擴大個人所得稅的界限，靈活的規劃費用扣除，杜絕流失。應合理科學的確定扣除項目和扣除額度，維持居民正常住行的費用應該據實扣除，一個家庭撫養未成年人成年以前的教育費應根據相關比例扣除；對于用于基本醫療的應確定扣除額度，針對不同地區的扣除額度應該有所不同。
關鍵詞：居民消費；通脹預期；可支配收入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 4161(2011)04-0106-03
一、研究背景和文獻綜述
十一五初期，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在實施了七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之后，轉入穩健的財政政策階段。但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經濟危機波及我國，使經濟出現下滑，為穩定經濟增長，中央政府相機抉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各主要經濟體為擺脫經濟危機，紛紛采取注入流動性的辦法來恢復經濟以及緩解債務危機。因此我國整個十一五期間都面臨控制通脹的艱巨任務。而2011年通貨膨脹形勢依然嚴峻，美國堅持量化寬松政策、歐洲經濟恢復形勢不夠明朗、中東地區局勢不穩，這些帶來的國際流動性過剩、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都將推動物價總水平進一步上漲。因此預防和治理通貨膨脹工作將面臨更大的挑戰，而預期作用于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而成為物價總水平的影響因素之一。所以研究預期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具有較大的現實政策意義。
一般經濟學理論認為，通貨膨脹預期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它使人們在一段時期內對其支出行為作出調整。Hende on和Quandt(1971)從微觀層面分析了居民消費和儲蓄的權衡取舍關系。認為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加會使人們的近期消費增加，這是由于通脹預期一般會降低人們的真實利率預期，所以人們在儲蓄與消費之間就會選擇消費。同時DeLong和Summers(1986)也基于凱恩斯主義模型得出了同樣結論，對于價格上漲的預期可以通過真實利率和對財富的再分配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而另一份基于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報告和Juster Thomas、PaulWachtel(1972b)的研究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較高且不確定的通脹預期會增加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人們降低他們的真實收入預期，所以使其當期支出減少。Thomas Juster和Paul Waehtei(1972b)運用人戶調查數據，針對通脹預期對消費者支出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通脹預期確實會影響人們消費的跨期分配，進一步地，較高的通脹預期，會導致非耐用品和勞務消費支出的增加以及耐用品消費支出的減少。Susan Butch和Dine Wemeke(1975)也持同樣觀點，即較高的通脹預期會導致較高的個人儲蓄以及耐用品支出的減少。目前研究我國通脹預期與居民消費行為的論文并不多，與此相關的有李成、馬文濤、王彬(2009)對1995-2008年的數據進行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認為通脹預期偏差沖擊、能夠解釋20％左右的消費波動。
二、模型和數據
由于我國目前處于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城鎮和農村無論是從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市場發達程度、信息獲取能力和傳遞速度有較大差異，所以本論文將建立模型對城鎮和農村消費行為分別進行分析。
其中城鎮(或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反映了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費的基礎。真實利率是當期消費的機會成本之一，早期研究也證明了在通脹預期提高的時候，人們會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權衡取舍，所以同時加入真實利率變量。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和未來收入預期指數則是反映未來通脹預期和居民經濟信心的指標。
模型選取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的季度數據，其中被解釋變量為城鎮(或農村)居民季度人均消費性支出，為觀察通脹預期等因素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運用CPI平減的方法對被解釋變量進行了剔除價格因素。其中，由于公布的月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以上年同月為基數的統計結果，為觀察整個十一五期間的價格變動趨勢，對2007-2010年各月CPI均以2005年同月為基數進行處理。CPI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月度城鎮(或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后再用月度數據獲得調整后CPI的季度內幾何平均值，作為當季度CPI。城鎮(或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采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數據庫中的全國季度統計數據。
解釋變量選取與消費行為相關的真實利率、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可支配收入和通貨膨脹預期。其中，真實利率用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三個月定期存款利率，根據每個季度內變化的利率進行平均，求得該季度內平均名義利率，季度內未出現利率變動的，則直接用央行公布的名義利率作為當季名義利率。再減去調整后的季度內通貨膨脹率得到實際利率。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采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數據庫統計數據，農村居民可支配數據則采用該數據庫統計的“農民人均現金收入”減“稅費支出”計算得出。兩個指標均進行了CPI平減，以考察真實可支配收入對消費的影響。
通貨膨脹預期采用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季度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是消費支出的先行變量，選取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脹預期所反映的通脹水平與消費支出之間的相互影響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收入預期采用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季度未來收入預期指數。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季度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和未來收入預期指數在2009年第三季度發生統計表示方法變化，按照新算法對之前的指數進行換算，得到新的表示方法下的統一數據。
三、回歸及假設檢驗
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回歸結果：通過第一次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真實利率項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所以考慮利率項數據變動幅度較小，并且我國居民的理財習慣，比較偏好儲蓄，因此舍棄真實利率變量，重新回歸，結果如下：
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回歸結果中，擬合優度R2=0.952220，可見變量較好地解釋了城市居民真實消費支出，三個自變量系數在l％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方差膨脹因子XIF，遠遠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釋變量之間無多重共線性。D.W統計量在該自由度和待估參數個數下可確認無自相關問題。可以最終得出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的回歸方程為：
城鎮人均消費支出=2077.769+0.498563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11.77867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35.36344未來收入預期收數
該回歸結果表明，城鎮季度人均真實消費受當季度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未來通貨膨脹預期和未來收入預期影響。其中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錢，人均消費將增加約0.5元；而當季度居民對未來通脹預期增長1％，城鎮人均消費支出將增加約11.78元；而人們對未來收入預期每降低1％，則會增加當
季度消費約35.36元。
同樣對農村數據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回歸結果顯示，真實利率對于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的影響也不顯著，所以同樣去掉真實利率變量，由于未來通脹預期指數是我們主要關注的變量，所以予以保留，并考慮到農村信息獲取能力和信息傳遞速度與城鎮的差別，以及農村居民消費選擇較城市更加保守，所以采用滯后一期的未來通脹預期指數來替換當期未來預期通脹指數，即改為觀察農村上一期對本期通脹預期對本期消費的影響。
再次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農村消費者行為的回歸結果中，可表明變量解釋了多數農村居民真實消費支出，可支配收入和未來預期指數自變量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滯后一期未來通脹預期指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方差膨脹因子VIF，遠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釋變量之間無多重共線性。D.W統計量在該自由度和待估參數個數下可拒絕自相關假設。所以認定無明顯自相關問題。
可以最終得出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的回歸方程為：
農村人均消費支出=2199.641+0.461609農村人均可支出收入+13.77352未來通貨膨脹預期指數-49.54699未來收入預期指數(滯后一期)
該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季度人均真實消費受當季度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滯后一期的未來通貨膨脹預期和未來收入預期影響。其中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錢，人均消費將增加約0.46元；而當季度居民對未來通脹預期增長1％，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將增加約13.77元；而人們對未來收入預期每降低1％，則會增加當季度消費約49.54元。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回歸結果，分析可知，在我國未來通貨膨脹預期和未來收入預期對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有較明顯影響。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提高和未來收入預期的走低會導致居民增加消費，并且未來收入預期的影響大于通脹預期。其次，城鎮居民當期消費受當期未來通脹預期影響顯著，而農村則可能因為消費決定較為謹慎和保守，而呈現居民當期未來通脹預期對下一期消費影響較為顯著的結果。未來收入預期則對城鄉居民當期消費的影響都比較顯著。而且對比城鄉居民消費可以發現，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根據預期進行調整的幅度更大，即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更易受到預期的影響。我國農村居民規模較大，因此，總體上，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上漲和消費者對經濟的信心走低會導致居民消費總需求的上升，進而對物價總水平形成拉動力量，加速通貨膨脹。因此在預防和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管理通貨膨脹預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工具。
管理通脹預期并不是要使通脹預期減小，而是使之趨于合理，從而防止個人經濟行為的劇烈波動對宏觀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國預防和治理通貨膨脹和管理通脹預期過程中，應注意：
1 完善工資、最低生活保障和養老金等的指數化制度。定期根據物價波動調整構成居民收入的各項，使得居民收入與物價上漲聯動，以及保持真實收入長期平穩，從而降低收入預期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程度，減少其對物價總水平的順周期作用。
2 形成政策聯動體系，同時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市場主體的活動是分散的，苛求公眾時刻保持鎮靜和理性又是不現實的。要管理通脹預期，就要使政府政策達到內在的一致性，讓公眾了解政府政策不存在沖突和相互抵消，使公眾的預期不至于因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而失于合理。同時，政府定期公布政策目標、實施進程等信息，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形勢判斷依據。政策效果也應及時公布，并說明政策效果與目標的差異形成的原因，不斷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3 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安全感”。從回歸結果看，農民的消費行為受預期的影響較城市大，這反映了農民生活中更缺乏“安全感”。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使農民建立穩定的收入來源，這樣可以提高農民在通貨膨脹中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能力。從而降低農民受通脹預期和收入預期影響而增加的支出。
4 加強貨幣政策的前瞻性，調節通貨膨脹預期。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把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分析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內，從而形成前瞻性的貨幣政策，以這樣的貨幣政策對居民的通脹預期進行導向，降低通脹預期與物價上漲的同步性，減小預期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
伍中信教授，1966年出生于湖南祁東縣，1984年考入安徽財貿學院會計系，1995年“越級”考入西南財經大學攻讀財政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財務學家郭復初教授，1998年9月進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管理學博士后流動站，師從著名會計學家郭道揚教授，成為我國第一位財務學博士后，同年12月被評為副教授。2000年6月被評為教授，7月出任新湖南大學會計學院第一任院長，2002～2003年任湖南省財政廳廳長助理。2004年12月被推舉為中國財務學年會主席。2005年3月起至今任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校長，現還兼任湖南省中青年財務成本研究會會長，湖南省會計學會副會長，中國財務學年會主席，財政部會計準則咨詢專家、《財會學習》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
作為一名學者，伍教授思想深邃，眼光敏銳，他的許多學術觀點富有原創性。我國會計界對財務本質的討論，主要有貨幣收支活動論、貨幣關系論、資金運動論、價值運動論、本金投入與收益論等觀點，這些觀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財務的某些特性，但又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伍教授在吸取它們優點并在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思想基礎上，提出了“財權流”這一概念。他在1998年發表的《財權流：財務本質的恰當表述》一文中指出，“財權”概念是一個與“產權”概念相似的經濟學范疇，表現為某一主體對財力所擁有的支配權、投資權、籌資權、財務決策權等。獨立財權的確立是現代企業財務區別于傳統財務的根本標志，是企業是否真正開展財務活動的標志，也是財務區別于會計的重要“砝碼”，因此說“財權流”是對財務本質的重大推進，是現代財務本質的恰當表述。
伍教授研究認為財務管理不是簡單的對資金運動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資金運動的管理實現產權管理，是“價值”與“權利”的結合。2000年發表了《現代財務理論的產權基礎》一文，伍教授在文章中論證了財權是現代財務的核心概念，他比較系統地闡釋了財務本質理論的產權意義、財務主體確立的產權基礎、企業財務目標形成的產權動因、資源配置構成現代財務與產權共同的核心功能等問題。
從現代產權理論入手，伍教授提出了以“財權配置”為核心的現代財務治理理論體系的觀點。《現代公司財務治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一文較系統地論述了財務治理結構的概念和理論體系，伍教授指出，公司財務治理結構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權、責、利，在這三個要素中，
財權的配置是前提，公司財務治理結構建立的基礎是公司財權的配置，公司財務治理結構的實質是有關公司財權安排和利益分配問題。他認為，財務治理權由財務決策權、財務控制權和財務監督權構成，它對財權配置的作用和影響主要是通過財務決策權的影響來實現的,因而財務決策權就成為財務治理權、財權配置乃至企業財務治理結構的核心。
論文關鍵詞：新公共管理理論，績效管理，財政預算，事業單位
一．前言
1959年《財政法組織法》（LOLF）確立了法國財政預算的基本框架。期間，該法令雖多次被修訂，但仍然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國總統希拉克頒布了新《財政法組織法》，明確提出建立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的財政預算，并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方法編制的預算案。該法案被認為是法國公共財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給法國財政預算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顯著變化。其最大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的公共行政從傳統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務領域從此也開始面臨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技術變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許多國家的行政管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韋伯的官僚理論為代表的、等級深嚴的傳統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個世紀的漫長年代后，正轉變為公共管理的、責任的、服務的、企業化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論源于歐美國家，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倡推行。隨后該理論在西方國家逐漸受到重視。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在其著作《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論，并強調“再造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①]戴維·奧斯本認為，在傳統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力不從心，窘態百出工商管理論文，因此該模式應當被改革。戴維·奧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應當擁有一定的公共企業精神，并學習或運用企業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運用私人企業管理技術以及用結果指標來評估績效，讓政府更具活力及競爭力。
在戴維·奧斯等學者的推動下，新公共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經合組織（OECD）的會員國，相續進行了改革，提出了“績效政府”的理念。法國在這方面雖然改革起步較晚，但是也出臺了相關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內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方政府的監管，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地方民主，增強地方民選機構的權利等等。
2．改善法國政府財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從法國國內看，法國的公共債務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歷屆政府站。2005年，法國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達到了66.8%。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機構、改善公共財政管理，而法國卻相對滯后，這就迫使法國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從2000年以來，法國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上升、國內投資與需求大幅度減少，這造成了法國財政收入銳減。與此同時，為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法國政府又大規模投入資金。這導致法國公共債務規模明顯擴大。
三．改革的主要內容。
與1959年以來形成的預算體制相比，新《財政法組織法》的變革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化預算的績效的管理。在過去，各部門預算支出項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議會根據部門需要進行撥付。在這樣的機制下，預算項目很難體現各種計劃的性質也很難明確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責任。新《財政法組織法》運用績效機制來推動財政預算，重新建立了財政預算機制。新機制使得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明確、國家政策連貫而緊密。該機制把財政預算分為“任務”（mission）、“項目”(programme)、“行動”(action)。“任務”是財政預算的最高級工商管理論文，體現了國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安排。同時，若干個“項目”組成了某個“任務”。“行動”又把項目的各項計劃具體化。
新《財政法組織法》規定，各級、部門必須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計劃與工作安排；同時，每項具體計劃的效果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并把結果反映到年度績效考核報告中。
2. 項目的行政負責人責任更為明確、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財政法組織法》的另一最大的亮點在于，除了不能觸動人員工資之外，只要能保證項目目標圓滿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門項目負責人可按實際情況自由調度資金預算。同時，為了保證項目負責人的公正、廉潔，該法案還規定必須強化行政部門內部審計職能，使每個公共政策項目執行者承擔了更多的義務與責任。 3.強化了議會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力度。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后，議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對財政預算的監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預算更為透明。根據新《財政法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當政府向議會提交國家未來四年的發展報告的時候，必須同時提供相關數據與證據的來源，以供議會調查、審議，從而提高財政預算的真實性。其次，擴大了議會對預算批準的范圍。得益于財政預算的分任務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議會可以通過討論國家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來決定對某項任務是否賦予相關財政預算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了議會的決策者的角色。在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前，議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與手段，只能針對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只有約占6%的財政預算真正被議會深入討論研究。新法案實施之后，“任務”、“項目”、“行動”與它們所需要的財政預算一目了然，議會成員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討論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與財政預算捆綁進行表決，提高了議會地位和權利。一方面，決算法草案的審議時間縮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審議的宗旨不再是對財務報告進行技術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對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并對每個項目的結果、成本和使用進行分析。
四．新《財政法組織法》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影響
配合新《財政法組織法》，法國從希拉克政府到薩科齊政府，都對公共部門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薩科齊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進行工商管理論文，無法考察其最終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應當承認其改革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減少了財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顯上升，威脅到了法國的財政與金融安全，薩科奇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稱為“公共政策全面修訂” 的全面改革計劃，旨在對公共支出進行結構性削減站。這項計劃確定了很多改革目標：實現政府機構現代化;改善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的服務;確保公務員能夠因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廣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體目標是用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該計劃是法國政府全面轉型的范例，它由370項經過開支審查篩選出的舉措組成，同時，每個政府部門都必須節約開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減少了公務員數量與規模：法國公務員的數量從2003 年開始減少，減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務員人數介于7萬到8萬人之間，而該年就裁減了1萬5千 個職缺。[②]如今，薩科奇政府實行每兩名公務員退休后只補充一名新公務員的政策。行政人員的開支從而大大減少。
3.對公共部門進行分類改革。現有的公共服務部門被分成三大類：一是關系到民生與社會穩定的教育、公共衛生等部門，將繼續由國家管理；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意義的領域，具有一定商業色彩的軍工、航天和核電等部門，國家將繼續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資本開放的其它的部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內國有企業壟斷將被打破，私人資本獲準進入。
4.行政部門的創新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預算法采取“目標管理”原則，各行政部門將根據目標制訂預算；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引入外部審計，同時對崗位任務和人員設置等深入調研并提出現代化管理建議。
5.強化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公共部門的各項公共事務分為“任務”、“項目”、“目標”、和“指數”。“任務”是指各項社會事務，如交通、社會治安等。“項目”是指細化后的各項“任務”，如在就業“任務”中，就有增加就業的“項目”；“目標”是每個項目要達到的目的，如增加就業的“項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目標”。最后，“指數”是指量化后的結果，主要用于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
法國政府在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以法國內政部為例， 2005年法國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人數低于5000人，與2002年相比受傷者減少了25%,而死亡率則減少了36%,創歷史之新低。與2002年相比，違法活動減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違法活動則減少了20%。[③]
五．借鑒與啟示
法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工商管理論文，其公共部門頗具特色，它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十分關鍵作用。雖然由于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不能引入他們的所有做法，但他們績效考核的理念、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公共部門監管。當今世界是信息化社會，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法國，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早就是一個現實。在我國，一方面，民眾借助互聯網等手段開始尋求公民參與的過程來充實公民生活，來有目標地表現公民意識，并學習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擴張，經常造成公共部門逐漸遠離其所服務的社會大眾，忽視民眾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在新形勢下，要解決事業單位中的績效改革問題，其基本點還是應當立足于對公共部門，包括對事業單位權利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在上層建筑中確立了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充分競爭，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作為社會子系統和公共部門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效果也無法保證。所以，政府、事業單位不能既當游戲的裁判又做選手，它們應當把主要精力用到保護公正與提供公共服務上來。
2. 重新認識公共部門的本質。高績效政府組織是指政府組織以績效評估體系為標準，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度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組織形態。它強調了以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作為產出的最終標準。法國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為公眾更好的服務站。對于我國的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在我國，目前許多事業單位社會公益性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改革工商管理論文，不能不首先從理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我國的事業單位屬于公共部門，所以它們的績效應當是“公共、公平和責任”。
3.績效考核制度應伴隨著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從法國經驗看，財政績效管理伴隨著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法國2006年執行的新預算案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了新的結構。新結構分為“任務”、“項目”、“行動”三級。每一個級別都有相對固定的行政負責人。這就使得各部門公共政策項目負責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擔更多的責任。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與管理體制仍然沿用傳統的模式，它與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體制改革無法匹配。
4.應當強化公眾與人大對事業單位績效的監督與評估作用。法國議會是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為新《財政法組織法》而強化。議會有權監督各項任務的落實情況，由此可以具體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預算的透明度。在我國推進事業單位績效改革過程中，績效指標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證公平公正、具備公信力是我國目前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可以借鑒引用的辦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單位的績效考核變成了“官績效”“一言堂”。因此，績效考核需要考慮多維度考核，以使考核結果更加客觀、公正。鑒于事業單位的公益性質，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應當作為績效考核指標，讓學校、醫院所在的社區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參與到績效評價中來，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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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全球化與政府作用課題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D~／OLI．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