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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理論 心理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在研究心理學在交叉學科的應用的學者提出“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的觀點。如果只從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分析，會發現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除凱恩斯的理論外，我們也可以從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論證其財政理論與心理學的聯系。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對財政政策的定義為：政府運用國家預算和稅收等財政手段，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來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 。主要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部分；財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稅收，財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預算撥款。
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是運用財政手段（國家預算，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投資等）調節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過收入分配發揮作用，所以，接下來要從收入分配方面來分析。
政治經濟學在考慮收入分配方面主要關注效率與公平的抉擇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這一矛盾的闡述是：發展社會生產，就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引入競爭機制，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聯系我國國情即為：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要堅決依法懲處。要整頓不合理收入，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個人額外收入的必須糾正。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調節過高收入。要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同時，要通過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論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心理學上的解釋。1.激勵效應，允許或鼓勵一些人先富起來會通過激勵效應讓并不富裕的人產生強烈的愿望及動力，有利于帶動微觀經濟主體發展，從而使宏觀經濟有所增長。這種激勵效應在很多企業都有應用，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這種激勵效應在生活中也很常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每個普通的中學生都經歷過體育跑步考試，在考試的時候，教師往往會找個跑的相對較快的同學在前面領跑，以激勵后面的學生。2.公平效應，控制在心理學上可以認為是對激勵應用的控制或規范。我想從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時候教師會找個跑得相對較快的同學帶跑，但是好的教師還會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們和我們前面一個同學的差距在一定范圍內。這樣，我們會產生可以追上的認知，才會達到激勵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過大，我們會更加沒有力氣甚至放棄。這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結合中國國情所指定的具體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
財政政策在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對稅收和公共支出進行規劃，以幫助抑制商業周期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高就業率，避免過高的或劇烈的通貨膨脹。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政府應該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他們主張政府的公共投資必須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較長時期的規劃，并推行赤字運算；他們同意庇古關于稅收的觀點，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他們認為，稅收的宏觀調節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識的調節稅率，實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中跟我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稅收問題，也涉及到與心理學的聯系。利益原則，即人們認為應當根據他們從政府活動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來納稅。犧牲原則，即腹水的安排應是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這兩條原則都注意到稅收給人們帶來的效用減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并有助于盡量減輕這種影響。犧牲原則注重我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則注重我們對所付出的代價 （稅收）得到回報的程度。只有我們的付出得到了相應的回報，且我們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們愿意接受范圍內的相對不公平下的公平），我們才更愿意將我們所得的一部分交給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凱恩斯古典學派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有所異同，尤其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對個人收入分配（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和宏觀經濟――對社會總供需平衡的影響。具體的異同可以從財政政策大體劃分的稅收、支出和預算三個方面分析，除此之外，這三種理論在財政方面區別聯系細究起來甚至可從這三種學派最初對市場及參與者的假設開始分析。
總的來說，由于經濟和我們生活的密切相關性，經濟影響著我們生活的進行，我們從中得到的效用對生活至關重要，也對我們的心理狀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經濟政策，只要影響我們的得到效用，就會引起心理的反應，從而得到心理學上的解釋。
參考文獻：
[1]段海英，鄧菊秋.《財政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2]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第十八版
[3]李楊.《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經濟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5]宋濤.《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關鍵詞:審計;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技術經濟學
中國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一、審計理論的制度經濟學基礎分析
制度經濟學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它以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作用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它將人和組織放在種種制度約束之下加以考慮。制度經濟學特別強調規則和規范認為在所有的約束之中,制度是最為緊要的。其中契約經濟學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契約經濟學在審計中的體現有以下幾方面:
1 從委托-理論方面來看:
契約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包括受委托經濟責任,是將委托-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依據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標的不一致,導致了行為上的偏差。也就是說,委托人要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成本。因為人不僅有自己的利益,且其利益通常與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須“通過人進行適當激勵,以及通過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督費用”來“使其利益朝著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外部監督則是能夠降低成本、維系關系的有效手段。監督正是體現了審計最根本的思想,成為審計最基本的職能。
2 從審計制度建設方面來看:
從本質上講,審計制度作為一種獨立經濟控制的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契約安排,是對審計關系相關各方權利、責任、利益及基本行為規范的約定。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契約經濟學就成為了審計制度建設的理論依據。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契約經濟學在審計中體現。
首先,從契約經濟學本質角度來理解審計的獨立性,可以看到,審計只有保持客觀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關各方所接受;其次,從契約經濟學中的契約費用與成本角度來分析審計制度合理化,可以看到,只有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以及適當增加激勵成本的情況下,才能在某種程度上來有效降低審計監督的成本。最后,從契約經濟學原理來看,審計質量控制機制的基礎是信息披露。審計收費、審計規范、重大審計決策、審計質量檢查結果等,都應該在適當的范圍內予以公開。
因此,現代的契約理論研究的成果,豐富了審計理論基礎的內容,使我們可以更科學地認識審計發展的規律,更全面和客觀地考慮我國審計制度的建設問題。
二、審計理論的產權經濟學基礎分析
產權經濟學,又稱產權理論,是6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它主要研究在一定制度框架下產權的界定以及社會制度和經濟秩序(包括企業制度、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運行中的交易費用如何對稀缺的社會資源配置產生影響的問題。
現代產權經濟學向審計領域的延伸促進了現代審計的進一步發展。具體體現如下:
1 從審計基礎來看,審計是隨著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與擴展而產生與發展起來的,所以審計產生與發展有深厚的產權經濟的基礎。因此,可以說受托經濟責任學說是現代審計理論與實務發展及變更的產權理論基礎。
2 從審計的本質來看,審計實際上是以協調財產所有者與財產受托管理者間內在的利益沖突關系的一種外在社會保險機制,它既要保護委托者的利益,又要體現財產經營人的利益,按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則是滿足不同產權主體的平等要求,審計理論就是在這種矛盾中不斷發展、完善起來的。
3 從審計的發展來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產權制度。這種產權制度有可能影響著同時期的經濟制度及其所體現的經濟責任關系。經濟運行機制與產權制度之間有著嚴格的邏輯對應關系。而審計在監督與評價經濟的運行的同時,它所鑒定、揭示的經濟信息同樣反映該時期的產權關系現狀。也就是說,單一的產權關系往往只需要簡單的審計監督,而多元的產權結構則需要較為嚴謹與完善的審計制度來支持。隨著產權關系的變化及產權結構的變革,審計理論及其實踐必定會向更深層次的領域發展,其表現之一便是現代審計的產權博弈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審計的產生本身就是產權博弈的結果和進一步博弈的工具。因此,現代審計理論中不斷體現著產權經濟學的內容。也就是說產權經濟學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理論基礎的內容,開闊了我們對審計理論研究的視野。
三、審計理論的技術經濟學基礎分析
在1930年,由格來梯教授編寫的《工程經濟原理》初步建立技術經濟學科的體系。技術經濟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交叉、技術科學與經濟科學相交叉的邊緣科學,是經濟應用科學。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所謂廣義技術經濟學,是指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根據特定的政治、經濟、技術、資源等具體條件,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尋求技術與經濟的最佳組合,以保證所采取的技術政策、技術方案、技術措施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一門應用經濟學。
審計技術方法中的技術經濟分析方法的應用充分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原理。審計中的技術分析方法,是指對于不同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進行計算、分析、評價,并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最優方案的分析技術,簡言之,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方案進行比較為最佳決策提供依據。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都必須采用一定的技術,而采用任何技術都會消耗人力、物力和財力,需要花費代價,但不管怎樣這種代價應該是適宜的。也就是說要求在采用技術的同時考慮其經濟效果。如果脫離了經濟效果,某項技術是好是壞,是先進還是落后,都難以準確衡量。
因此,在經濟效益審計中,需要運用技術分析方法對被審計單位的有關活動進行評價,從而提出使效果最佳的各種改進建議。這些均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審計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基礎,并且極大豐富了審計理論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傅殷才,制度經濟學派,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
2 埃瑞克?G?菲博頓,新制度經濟學,孫經緯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5
3 馮均科,中國審計體系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315
一、作者簡況及本文獻的誕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會計學家、會計教育家，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畢業于澳大利亞的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獲得學士學位，并分別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瓦茨曾在《會計評論》、《會計與經濟學雜志》、《亞太會計雜志》、《會計研究雜志》、《英國會計評論》和《金融經濟學》等許多著名雜志上撰寫及與人合著了多篇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1978年與1979年的9月，瓦茨與齊默爾曼合著的文章連續兩次獲美國注冊會計師會計文獻杰出貢獻獎；1986年，他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獲會計領域杰出貢獻獎；1996年羅切斯特大學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獎。齊默爾曼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國會計學會的重要成員，國際會計理論著名的會計學家，曾擔任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訪問學者。齊默爾曼的研究和教學領域主要集中于財務和管理會計等方面，因其獨到的見解與高質量的理論價值而多次獲獎。
20世紀60年代，受經濟學和理財學對有效市場假說(EMH)和資本資產計價模型(CAPM)進行大量經驗性檢驗的影響與啟發，美國一些年輕會計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徑，開始嘗試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早期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年輕學者，多數來自實證經濟學和財務學研究較強的芝加哥大學，包括鮑爾、簡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來，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以瓦茨和齊默爾曼為代表所創立并逐漸形成的實證會計學派，更是為現代會計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70年代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大量涌現，瓦茨和齊默爾曼合著的《關于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和《解釋》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獻。該文原載于1979年4月《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釋》的基本結構
《解釋》_文共分五個部分論證和闡述了作者的學術觀點，其基本框架如圖1。
瓦茨和齊默爾曼在該文中首先提出了絕大多數會計理論都是規范性的原因和為什么沒有單一的可廣泛接受的會計理論。該文將會計理論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進行分析，認為會計理論的產生是為了適應需求。論文首先驗證了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接著驗證了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通過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個人對會計程序的院外游說活動，在院外游說活動中會計理論是一個有用的辯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產生了對會計理論多樣性的需求。因為每一個被會計程序變更影響的利益集團需要一個會計理論來支撐它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阻止了會計理論的一致性。會計理論之所以規范，是因為其被用來作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釋》的主要學術觀點
(一)會計理論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據以往的觀察提出問題：會計理論在決定會計實務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時說明研究的目標是構建一個決定會計理論的理論。該理論傾向于是一個實證理論，即一個理論能夠解釋決定現存的會計文獻因素，預測隨著因素的變化會計理論研究應如何變化，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中，解釋該理論的作用。作者的假設是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多的是一個政治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完美的邏輯或經驗的結論。其研究的初步結論與Zeff和Horngrett的觀察結論是一致的。他們預測會計理論將被用來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進而解釋其原因。作者進一步指出相對Zeff和Horngren的觀點，其貢獻在于給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對會計理論作進一步的預測。這個框架來源于經濟學，將會計理論作為一個經濟產品，并且驗證這種產品的需求與供給的本質。
(二)不同經濟條件下的會計理論的需求差別一方面是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在自由經濟條件下，政府僅有的作用是加強契約。在政府強制要求審計之前，公司財務報告已經開始自愿進行審計。瓦茨對關系的分析認為，在自由經濟條件下，被審計過的財務報表的功能是減少成本。該理論預測會計實務在不同的公司出現取決于成本的性質和數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債券數額和經理持有權益相對份額的函數。這些數量影響了經理采取行動從而解除與股東和債權人利益沖突的積極性。成本隨著監督經理成本的變化而變化，同時，監督成本取決于公司的規模、股權的分散程度和復雜性。此外，規范財務會計報告的會計實務將在不同公司之間不斷變化，因為會計實務能最小化一個行業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業的成本。為了減少權益和債務的成本，幾項契約策略被用來減少經理和股東降低資本股票價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個固定的利潤百分比，該條款被當作一項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須保留固定金額的儲備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資產被作為一個價值變化與利潤密切相關的存貨賬戶。自由經濟條件下會計理論的作用表現為：一是教學需要。會計程序的設置是為了降低契約成本。由于不同企業的契約成本各不相同，會計程序也將迥然不同。然而，會計程序的多樣化增加了會計實務教學的難度。如果缺乏實證會計理論，教師只能自己建立教學法(經驗法則)來分析實務中的差異。為了滿足這一教學需要，研究人員考察了現存的會計程序，并總結了不同程序之間的異同點。對會計實務的描述著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屬性的企業傾向于遵循特定的會計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經理、審計師、債權人和財務分析專家需要會計理論來了解和預測會計政策選擇對其財富的影響。同時審計師還需要了解管理當局所選擇的會計程序對契約成本的影響狀況。三是辯解需要。早期，經理曾就人們指責其改變折舊方法以增加“利潤”和其自身的報酬是以犧牲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觀點進行辯解。會計教科書和文章不僅為審計師反對經理的論點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經理進行辯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一方面是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由于財務會計報表在財富轉移過程中起一個主要的作用，因此，財務會計報表直接或間接受到政治過程的影響。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獻也證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將尋求或反
對那些通過直接或間接財富轉移影響公司價值的會計程序。政府對會計理論需求干涉的結果表現為：一是政府對企業管制而形成的各種規章制度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教學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辯護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實證研究來幫助其權衡各種決策，還需要向新聞界和選民表白他們的活動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對以公共利益為理由的規范會計理論的需求，也就是說，之所以要采納那些會計程序是因為它們會優化投資者的決策。可見，理論可以成為政治活動的有效辯護這一命題與實證信息和結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會計理論供給的本質 會計處理方法需求是多樣化，作者期望發現各種各樣的規范性理論。會計理論學家認為會計理論應當用于決定會計實務或標準，大部分會計理論學家認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論的原因在于最終促進會計實務的發展，而不是提供所謂的“解釋”。瓦茨和齊默爾曼則認為對于會計理論最顯著的需求(在管制經濟中會計的需求)是對理由――“解釋”的需求。那么，會計研究的供給是如何對所需求的經濟物品的性質和數量變化進行反應的，Stigler(1976)的觀察簡要的總結了只要存在大量的個人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理論，供給就能夠回應需求。 在政治過程和市場活動中都存在辯解需要，消費者(既得利益者)通過對會計規范的需求決定著會計理論的供給。一個會計研究者的聲望和表達力越強，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學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學生和資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學。研究者受到的激勵是非物質的，其回報是較高的工資和大量的研究資金。如果會計研究者的成果與現時利益相關，那么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學者就越有可能知曉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驅動的研究者會傾向于關注會計中的現時問題。當既得利益者對會計標準有分歧時，會計爭論就產生了。
會計研究者經常將政策建議作為其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的建議不可能成為那些處于自身利益而傾向于推薦程序的公司經理、實務工作者或政治家們的“解釋”。不過，研究結論會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聲譽則越高。同樣，對備選會計實務的批評將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將提高研究者的聲望。會計務所的合伙人、政府機構的官僚和公司經理會尋找有說服力的提倡某種符合這些實務工作者、官僚和經理自身利益的特別實務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為咨詢專家，或授權其從事有關會計問題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權一方可以更加準確的預測最終的研究結論。這樣，研究和顧問資金將會流向最具有說服力和一致性的會計實務方向，而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將會從這些會計實務的采納或摒棄中獲益。
由于會計標準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各會計標準之間的理論基礎并不相同。結果取決于參與其中的各方的相對成本。這些成本隨著預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標準的理論基礎是勝利方的理論基礎；如果是妥協的結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號，其理論基礎即是折中的產物。同一團體并不是每次都獲勝；有許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參與。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也較少給予相同的理論基礎。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場合支持歷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個場合可能會支持市場價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對解釋的需求，因為其在政治領域是一個有力的武器。如果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取決于對解釋的需求，且如果需求決定了生產，則會計理論將會由政治爭論所產生。可以觀察到會計理論的性質隨著政治問題的變動而變動。會計理論同步或滯后于政治問題。無法觀察到會計理論引導政治行為。
作者指出與其在備選會計理論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夠部分明確的備選理論是在會計文獻中有助于“公眾利益觀”的理論。如果文獻中理論的出現引導或滯后于管制時，就可以辨別作者所提出的理論和備選的公眾利益理論之間的不同。如果是引導，公眾利益假設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滯后，作者的理論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獻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無法辨別兩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公眾利益觀”，推動了理論和管制的產生，但是理論的出版卻滯后于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利益觀和作者的理論都無法解釋。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樣會產生對會計文獻的另一個解釋或會計理論。
(四)政府對現存會計理論干涉的影響具體研究了會計實務和理論如何受到鐵路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三種主要法律的影響。
(1)鐵路立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許多會計人員認為鐵路的發展在會計理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將之作為1800年至1930年間影響會計理論發展的主要因素。利特爾頓也描述了折舊會計的發展和19世紀有關折舊文獻與鐵路發展之間的關聯。毫無疑問美國和英國的鐵路發展影響了關于折舊本質文獻的發展，包括將折舊作為費用處理的問題。20世紀之前，折舊一般并不作為一項費用，而是被視為利潤的分配。隨著政府對鐵路的收費標準進行廣泛管制，這些標準又與利潤聯系在一起。早期美國鐵路包含了鐵路部門有權根據利潤調整其收費標準的條款。英國國會早期有關鐵路問題的私法也明確限定了鐵路的最高收費標準，如果沒有管制，企業確定凈利潤時就不必每年系統計算折舊費用。由于管制是為了限制壟斷企業的經濟利潤或消除“破壞性”競爭，這也迫使企業解釋折舊為何當作利潤扣除的一項年度費用。
(2)所得稅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直到19世紀80年代將折舊作為費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鐵路會計文獻中。作者觀察到在一二十年間英國大量涌現出討論折舊問題的期刊論文和教材。但沒有觀察到同一時期的美國有同樣的現象。作者認為折舊問題在英國出現于19世紀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國的稅收法并沒有折舊免稅額。“1878年修改稅收法允許扣減合理數量的產生于損耗的機器設備價值的減少。法案中沒有提及折舊。”瓦茨和齊默爾曼認為他們找到了對年折舊概念爭論的另一個原因，即稅收。第一個有效的美國所得稅法是1909年的國產稅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驅動折舊爭論的聯邦法案。美國1880年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潤”。所得稅法不但影響折舊爭論的時間，而且還影響了各種折舊和會計盈利概念。在核算“來自利潤的股利”的過程中，折舊被視為估價程序。如果期間價值以歷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話，執行稅收法的成本較低。早期的文獻確認了這一成本節約，而這也很可能是美國和英國的折舊所得稅免稅額基于歷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尋找這一程序和其他應計制的理論基礎的需求最終導致了基于配比原則和實現原則的收入概念。
(3)證券法對會理論的影響。1933～1934年的美國證券法案對會計文獻至少有兩方面的影響：促使會計研究的目標轉向“信息觀”；推動了會計原則的研究。兩者均由于證券法案的頒布而開始。證券法案頒布之前，理論學家傾向于基于會計的多重目標進行描述和設定，并列示了多個使用者。人們通常強調管控
和經管責任。Daines將傳統和主要的會計目標描述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潤”。Sweeney認為“會計的根本目標應是試圖區分資本與收益的不同”。證券法案后，為有助于投資者和貸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資決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為會計的主要目標。作者稱之為信息觀。最早解釋強調投資者決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會計原則的暫行公告”。討論了許多“不令人滿意”的會計程序，包括資產的重估增值。作者認為信息觀的主導地位源于與證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眾利益觀的提出。證券交易委員會是為了維持資本市場的有序發展。尤其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為了保護公眾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場崩潰。市場崩潰被認為部分是由于企業的不充分披露，盡管幾乎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觀點。
關于信息觀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設不僅從現代學者引用公眾利益觀作為伴隨信息觀的一個目標的趨勢中得到了支持，而且從認為滿足信息目標對于“公眾利益”是必要的這一趨勢中也得到了印證。后者的例證來自FASB：財務會計和報告是作出投資、借貸和相關決策所需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財務信息不僅在確保資本公平分配的個人決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確保對自由市場體制持續的公眾支持中很重要。近來在文獻中出現的關于會計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現生產不足的觀點例證了信息觀與“公眾利益”之間的緊密聯系。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公眾利益”可能要求頒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資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討論表明很多會計理論是追隨政府干預的。作者指出證據與他們的假設相符，即很多會計理論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且會計理論滿足了對解釋的需求。證據與他們所謂的“公眾利益”假設并不相符。毫無疑問應存在有另外的備選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文獻出現時間的不同。對于那些支持備選理論的理論學家而言，其挑戰在于應明確這些理論，并顯示這些理論與作者所提出的相比與證據更加相符。
(五)研究結論作者認為，會計理論在決定財務報表內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可能沒有被理論學家所看到。會計理論不是為“恰當的”的財務報告實務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從方法上支撐一個人預先設想的觀點”。會計理論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學角色以外，還一直扮演著辯護的角色，政府干預拓展了會計理論的這種辯護功能。會計理論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滿足需求的解釋，這種需求由政治進程引起；結果會計理論不斷變得規范起來。論文指出作者討論的是在現有的經濟、政治組織，政治家、經理、投資者等開始參與會計標準制定過程的情況下，提供與觀察到的現象相符之規定的唯一的會計理論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現有會計文獻中不存在其他理論或規范理論能夠解釋或被用于解釋所有的會計標準，因為：一是運用受益于會計標準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論證明會計標準是正當的；二是既得利益者運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不同的問題；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獲勝。即使自利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標準，此理論也不會被用于證明會計標準的正當性，因為自利理論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適宜的。因此，能夠證實會計標準的公認會計理論不存在。
四、《解釋》的學術貢獻及評價
《解釋》一文是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齊默爾曼運用經濟學的市場供給理論，對會計理論的供給和需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最主要的是兩人通過對政府干預和會計理論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領域。一直以來，會計理論都以規范性研究為主，試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來概括會計的理論概念，并試圖導致“良好的”會計實務，這種理論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實證會計理論回答的則是“實際是什么”。該文即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瓦茨和齊默爾曼分別研究了英美兩國的鐵路立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對會計的影響，通過對兩國出現的不同的現象進行分析，來驗證其提出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實證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科的運用和發展。
美國實證會計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階段是EMH和CAPM為基礎研究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調查會計數據與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但未對會計實務做出解釋和預測。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是以經濟學中企業理論為基礎，試圖解釋企業為什么選擇某一會計政策而沒有選擇其他會計政策：試圖解釋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選擇某一會計處理，以減少成本。《解釋》一文正式發表于1979年，正是美國實證研究兩個階段的轉承之時。此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英美兩國會計問題(折舊)爭論出現時間的不同做出了解釋(雖然沒有對其他會計實務作出預測)。由此可見，該文標志著美國實證研究第二階段的出現，對其后會計學科的實證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重要的意義。
五、《解釋》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會計科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具有重要意義。所謂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把握會計的途徑、手段、工具和方法的總稱，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正確的認識會計”。方法是指導學習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進行理論研究的科學的方法，才能做好學術研究。在會計科學的發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會計科學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會計科學發展目標的實現程度。在我國會計科學得到迅速發展的20世紀，在會計研究方法上重演繹、重抽象、重定性、重邏輯思維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著一定的主導作用。由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對滯后，因而會計理論工作者基本上是處于一種個體性勞動和個體操作的狀態；加上研究信息傳遞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溝通與運用，由此而導致研究內容上重復性勞動也造成了一種研究資源上的不應有浪費，從而對會計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21世紀我國會計科學發展的基本方式就是應當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認識規范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的利弊，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法和經濟學理論至少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用經濟學的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經濟學的方法說明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第三，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實施法律。
（一）運用法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學上，存在眾多的爭議，包括強者利益說、規范利益說、命令說等等，這些是從法學淵源或者法律的表現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沒有一種理論真正能夠說服另外一種理論。從邏輯上看，這些定義的哲學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層面，也無法實現一種理論說服一種理論的目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律所涵蓋的權利義務是一種稀缺資源。一方面，權利義務本身是一種資源，另外一方面，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客體或者對象也是一種資源。法律產生的原因就在18于權利義務資源的稀缺性。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里，規定誰能獲得資源、享有資源，是法律的價值所在。法學和經濟學很少涉足對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問題的探討，如對于太陽光的產權歸屬問題。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在解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按照交易成本理論，當交易成本大于零時，法律對于權利義務的不同配置將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人們的福利問題。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對權利義務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問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實現。另外，“法律是什么”也體現了法的價值問題，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一般認為，在排除特殊情況之下，③法的最高價值應是公平、正義、自由等。按波斯納的觀點，正義有兩層含義：第一種是指分配正義，是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平等；第二種含義是效率，并指出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費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5]效率是經濟學中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制度的設計往往是以效率作為價值目標。而在法律環境中，效率目標經常會被弱化，導致法律制度設計不當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我國《公司法》中規定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和監事，主要起到監督公司運行和管理層的作用。表面上看在雙從監督體制之下，公司內部治理能夠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實踐中經常出現相互扯皮的現象，將兩項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應考慮到公司監督部門相互博弈導致監督效率低下的問題，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價值。
（二）用法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解釋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有法學學者認為，法律源于統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種表述似乎能夠解釋所有的法學現象，但過于抽象，實踐價值有限。自然法認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則。這可以解釋法律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證偽性。法和經濟學產生以后，可以利用經濟學的方法直觀地解釋法律，并且也相對簡練。在解釋客體是遵循簡約化還是復雜化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爭議。解釋的復雜化能夠更加全面的反映現實，但面對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我們力求能夠以更加直觀精煉的方式說明法律的自身內在運行機制，為我們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下面以三種經濟分析工具實例予以說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應用最為廣泛一種方式。成本包括會計成本、機會成本、沉沒成本、社會成本等。例如，《侵權責任法》中，人身損害需要賠償醫藥損失及誤工損失等。醫藥損失屬于會計成本（直接成本），而誤工損失則屬于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在法律的應用主要表現在：在確定賠償方式時，法律很少規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沒成本無法挽回。在經濟分析視角下，收益和效用有著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觀的評價標準，為強化預測的確定性。效用主要體現為主體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觀上對某一客體效用評價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認為這也是有效用的。這表明，效用同時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屬對于受害者生命價值的評價不一。我國法律一般規定賠償標準為一定年限乘以區域城市或農村平均工資水平。如此規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穩定性、可預期性，這也表明了沉沒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層面上，不僅包括效率，同時也包括法律的穩定性、秩序等其他價值。在具體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會注意到效用的多樣化，尋求效用的“一般等價物”。在美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審理法官漢德提出了漢德公式：B<PL；B指預防事故發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發生所造成的現實損失；P指事故發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預期損失。即潛在的侵權行為者預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發生的概率乘以預期事故所產生的損失時，行為人才負過失侵權責任。對此公式，最大的問題在于數值的確定。比如B和L的確定在實踐中有不同方法。當P值無限小時，可以將事故認定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對于P值無限的大接近于1時，就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如果不希望的結果出現，一般來說屬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觀是故意的，那么，行為人需要做出補償或加以懲罰性賠償。在侵權的責任證明方面，證明責任的分配必須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一般來說，訴訟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我國法律中也規定了證明責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國民事訴訟中有八種舉證責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規定，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于原告舉證為此付出的時間、金錢等成本要大于被告舉證的成本，那么，從整個社會效率公平的角度來說，部分舉證責任倒置是必須的。如環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專業性，對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較為熟悉；而對于原告來說，卻非如此。原告如果欲獲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學檢測、實地調查、專家咨詢等，總成本較為高昂。法律上是證明責任的倒置，在經濟學上體現為社會成本進行了效率轉移；同時，環境民事舉證責任倒置，增加了違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規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上，當無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只需通過供給和需求的自由調節便可實現市場出清。但在現實中，市場容易出現失靈，產生了社會成本的增加或者社會福利的減損，導致成本效益發生變動。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會導致社會成本和社會福利發生變動。外部性問題是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這里將分析兩個常見的外部性問題：環境污染和教育。負外部性：以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為例。對于環境污染問題，除了證明責任倒置、實行環境刑事責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違法的成本之外，稅收制度的改革也較為重要。盡管環境污染案件受害者勝訴率水平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勝訴率最高能夠達到80%，但這種事后規制無法挽回沉沒成本，而事前預防（如稅收）不失為一項重要的解決手段。歐洲、加拿大及我國都已開征環境稅。環境污染是污染者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產的時候其只將私人成本算在生產成本之中，而未將社會成本算入生產成本。由此引發的社會成本可以通過稅收（即庇古稅）進行調節，使供求實現包含社會成本在內的新的均衡。20世紀末，西方國家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而開征能源稅、二氧化碳稅和二氧化硫稅等。2011年12月，我國適時開征環境稅，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將保護環境作為其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一個以糾正市場失效、保護環境為政策目標的新的稅收類別——環境稅收正在悄然興起。正外部性：以教育為例。因教育在短期內投入成本要遠遠大于其收益，如果這些成本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貧窮家庭將無法支付教育費用而被迫放棄教育，由此惡性循環將會導致國民教育水平持續性偏低。此時就需要社會、尤其是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將成本進行轉移，激勵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農村輟學率仍然較高。東北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個省的部分農村初中學校進行調查，顯示初中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經費持續偏低（在我國，1993年法律規定教育經費應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占7.4%—4.9%）。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強制性規定教育經費必須達到一定標準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論分析將博弈論引入法和經濟學，是法和經濟學的一次飛躍。由于博弈論和經濟學有著共同的假設——理性人假設，所以博弈論和經濟分析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為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范式、日益流行起來。博弈論所考察的是一種交互行為的決策機制，法律關系往往具有多方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通過實行法律行為進行互動。在互動中，各方主體以法律為博弈規則，開展博弈行為。通過博弈論思想，可以幫助理解法律關系的產生運作機制和法律規定背后所埋藏的規律。以壟斷中的古諾模型為例。假設存在兩個彼此之間有競爭關系的廠商，如果兩廠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兩者單獨生產獲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選擇合作，另外一方選擇背叛，選擇背叛所產生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選擇合作時所產生的收益，而選擇合作者利益相對受損嚴重，在都選擇不合作時可以得到一個中間收益。在理性人假設前提下，雙方最終都會選擇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這對消費者是有利的。而廠商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彼此會有意識地會達成壟斷協議，約定產量或者固定價格，于是壟斷就產生了。限定最低價格或最高產量減少了市場上消費者的福利，政府為增加社會的整體福利會限制企業之間達成壟斷協議。從這個角度來說，博弈論能夠解釋為什么反壟斷法要禁止某些壟斷行為。同樣，在侵權法、合同法、刑法、監管法等多個領域，博弈論所建立起的多種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法律運作機制的理解。博弈論考慮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動態性、個人理性同集體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規則下，博弈分析的結果是不同的。盡管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前提下，理論上模型所得出的結果同實驗室得出的結果有較大偏差，但博弈論模型仍趨于對現實的真實反應，不斷引入更多的外生變量，減少不合現實的前提假設。
（三）如何進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實踐法和經濟學除解釋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導立法以及法律實施。有許多學者從法學的角度尋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終只能追溯歷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諾斯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否各態歷經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將變得更加困難。當下，我國現在與過去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歷經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這給立法者、法律實踐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法和經濟學的方法相對更具有彈性。同時，經濟方法的應用也使得法律思維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評估為例。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通過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最終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反映出來，立法評估，主要評估法律法規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即在立法過程中，最主要的評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方法，但這種方法在法律實踐中會存在不少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定量困難。但評估的目標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評估的標準和手段實現。例如，美國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評估的項目不能夠進行量化和不能貨幣化的情況下，作定性分析和陳述性評估。
二、對法和經濟學理論批判的簡要說明與回復
（一）關于價值主觀性的問題價值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強調價值的主觀性，容易忽視價值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體現在價值要受到一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人都會認為貨幣和法律均具有價值。在法律的經濟分析領域，追求財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時間段人類的要求。
（二）關于忽略其他價值的問題邏輯上說，肯定A不意味著否定B，追求財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會否認其他價值的重要性。當然這些價值有可能是沖突的，例如，效率違約涉及合同兩大原則：效率和合同必須履行原則。我國合同法并未直接規定情勢變更原則，隨著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發展，社會分工不斷加劇，而市場則變化得更加莫測，經濟形勢可能會出現無法預測的情況，一旦此類低概率事件發生，合同繼續嚴格履行，對于合同履約方而言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也不會強人所難”，故《合同法》承認了情勢變更原則。法律質量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法律的彈性，這樣的法律是符合效率價值和因地制宜的，價值之間存在巨大的互通性，當效率價值在合理的程度內實現時，其他價值同樣也能得以體現。
（三）關于本土化的問題法和經濟學所使用的經濟學的方法，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的。相對于法學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意識形態較薄弱的學科，更容易實現國際化。擔心法和經濟學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兩大法系的淵源不同。但兩大法系的差別最主要體現在過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間的差別是極其有限的。以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為例，其與美國辯訴交易規則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可以經過本土化的加工，從意識形態較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將法和經濟學理論應用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之中。
三、結語
政府監管這一視角，對應著反對特性的另一視角，也即部門利益架構下的服務視角。芝加哥學派經由多年調研，對區域之內的電力部門，進行了特有的價格查驗。這樣的學派，創設了部門利益獨有的新穎視角，并讓人們明辨了政府規制應有的真實成效。實證累積得來的數值成果，促動了部門利益關涉的原理形成。例如：施蒂格勒經由實證調研，得來這一結論：通常來看，擬定好的管制路徑、接續的管制設計，都要依托區域之內的企業，予以爭取得來。平日以內的這種管制，服務于特有的受制企業。政府監管特有的利益指引，應當建構在集團原初的利益根基上；這樣的管控，也應能促動利益層級的提升。接納了經濟供求這一范疇的視點，解析了慣常提到的監管。把區域范疇中的工商企業，看成管控中的主體；把供求特性的總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構。從供求更替這樣的總傾向，來判別監管對策特有的服務指引。
二、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四、結束語
（一）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在高考招生中，獨立學院為本科第三批，總分相對較低，并可以適當降分錄取。這就導致獨立學院的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特別經濟學類的專業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數學基礎相對更差，而在宏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導，使得學生學習起來有困難。基礎知識較差的原因大多是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的問題，這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改正，所以很多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感覺難跟上，聽不懂。
（二）學生綜合素質較高，學習新生事物能力較強獨立學院的收費較高，所以能上的學生大多家庭條件較好，家長一般對教育比較重視，學生思想活躍，情商高，興趣廣泛，大多有文藝特長，對計算機、網絡技術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現代技術學習。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有很強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討厭刻板的理論學習。
（三）學生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學生在高中階段沒有養成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自控能力較差，在大學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學習習慣很難改正，導致學習事半功倍，學習效果不顯著；學習方法也缺乏靈活性，由于習慣了高中的填鴨式的學習方法，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不會自己總結和解決問題，嚴重依賴教師。此外，由于家庭條件較好，學習上缺乏刻苦學習的精神，對較難的問題往往不愿深究，考試前臨時抱佛腳。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方法探討
針對以上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我認為應該扎實基礎、加強課程教學的互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習精神。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獨立學院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畏難態度，使學生真正把宏觀經濟學學好
（一）扎實基礎知識
主要體現在數學和經濟學原理兩門課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數學的學習中應該拿出相當的時間復習高中的數學知識，另外，在高等數學的學習過程中還要使學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既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又可以打實基礎。在經濟學原理的學習過程中，要通過各種手段，例如案例教學、實際問題分析等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能培養他們學習的信心和動力。
（二）加強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因為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源于歷代經濟學學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經濟問題的解決。因此，在教學中，應該將經濟理論和歷史或現在的經濟現象聯系起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和獨立學院的學生注重實用性的特點是想符合的，通過形象的各種實際案例可以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生動的現實問題，逐步培養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建立起正確的經濟學思維模式
（三）創新教學手段
在教學方法上，也不能單一的利用教授法，這樣難免使學生感到枯燥，失去學習興趣。而應該充分理由學生知識面廣、才藝突出、對計算機和因特網的熟悉來創新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對于通貨膨脹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去采訪自己的親朋好友的通貨膨脹經歷，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現出來，既可以發揮學生的特長，又可以提高學生的主動性；對失業問題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互聯網上查找典型國家的失業率指標，然后用PPT的方式進行演講；而對于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這樣理論性比較強的章節，就可以通過課程提問的方式互動，多做練習，多多激勵和表揚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總之，不能采取單一的教學模式，要根據不同章節的特點，相應的選取合適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四）完善激勵制約機制
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自制能力較差，逃課現象比較突出，上課不專心聽講。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學習也同樣如此，因此，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對學生形成良好的制約。例如，在上課時，對積極互動發言的同學加平時學分，對上課玩手機不認真聽講的學生和遲到曠課的學生減平時學分，對曠課嚴重的學生給予退課處理等。通過獎懲兩方面的作用，從外部起到激勵和制約的作用，并轉化為內在的學習動力。
三、總結
關鍵詞：學習動力；高校；經濟學英語
中圖分類號：G42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8-0205-02
教育心理理論認為，學習動力是在個體學習心理系統與客觀環境相互作用下，“由個體的需要、興趣、動機以及信念、理想、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個性心理傾向所產生的，來自主體自身的驅動力”。這種“驅動力”是動力性、結構性、生成性、系統性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該合力引發、維持并強化主體的行為過程，直至達到目標。學習動力系統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和動力系統構成。其中，認知系統是接收信息、加工信息、輸出信息等認知活動的內部控制系統，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學習中的智力潛能。行為系統是由行為、行為結果的評價和習慣等因素構成的外部執行系統。而動力系統則是激勵學生的學習活動的內部驅動和調節系統，它影響學生的知識、思想、行為和信念的轉化過程。
學習動力有目標引力、內部驅力和情境動力三種形式。目標引力是學習目標對大學生的誘引傾向，其作用通過課堂教學方式、方法等因素表現出來。內部驅力由學習者獲取知識，解決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需要引起，并推動學習者從事滿足這些需要的學習行為的內部激起狀態。情境動力是由與學習者學習相關的外部情境而使學習者持續學習的傾向，其主要以獎勵與懲罰形式表現出來。
一、研究的意義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意義：第一，教師建立適當的、發展性的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有助于激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動性，從而提高學生學習經濟學英語的效率。第二，在經濟學英語教學中，教師通過激發學生的學習活動，使學生感受到學業成功，能維持和加強學生持續的學習動力，從而保證學習過程的持久性。第三，教師在安排教學內容時，通過靈活的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能使學生始終保持旺盛的學習熱情。
二、經濟學英語課程最佳學習心態的構成
經濟學英語課程最佳學習心態由輕松感、愉悅感、新奇感和成功感構成。第一，輕松感。學生在輕松的時候，思維就會變得迅速敏捷，這加速了知識的接受、加工和結合的進程，知識也能迅速得到鞏固并轉化為能力。第二，愉悅感。愉悅感是最好的誘發劑和最有效的精神振奮劑。學習中有了愉悅感，學生就會積極主動，不知疲倦，思維機制也會加快運轉，知識也會很快被吸收。第三，新奇感。新的教學信息，新的教學方法，新穎而又有啟迪的教學模式會使大腦皮層處于興奮狀態，而這種狀態最有利于接受知識。第四，成功感。學生在學習時，每取得一點進步，如能及時得到肯定，便會有一種經常的成功感，使他們看到自己努力得到的成績，從而樹立信心和進取心。
三、學習動力理論在高校經濟學英語教學中應用的方案
為了在經濟學英語教學中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學習動力，促進學生專業技能的發展，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培養學生的學習動力：
（一）提出適當要求，建立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
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是推動學生學習活動的直接動力。建立適當的、發展性的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有助于激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動性，從而提高經濟學英語學習的效率。第一，難易適中，突出自主。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要適中，并且目標要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生預想自己可以實現，學生就會積極的投入經濟學英語學習活動。教師可以通過指導學生進行自我分析并結合教學的要求來建立這樣的目標。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要具有自主性，要出自學生自愿，由學生自由選擇、自主安排。在學生自主動力作用下，學生會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中，而不需要外力的督促和控制。第二，重視過程，注重體驗。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的確立，要以經濟學英語學習行為和學習過程本身為重點。該過程激發直接學習興趣、指向性明確，沒有中間環節。這種學習目標一經建立，就會產生強大的行為動力，并伴隨著一種自我愉悅感。第三，目標轉化，動力內化。一般情況下，學生懷有一種對集體的責任感、榮譽感，因此在經濟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向學生提出共同的經濟學英語學習任務，形成群體性經濟學英語學習目標。當利用群體性學習目標的間接動力激起學生投入到經濟學英語活動時，教師應適時的引導他們理解學習的價值意義，讓學生在經濟學英語學習活動中體驗到學習的魅力，成功的樂趣，從而增強經濟學英語學習的自信心。一般可以采用合作式教學法來培養群體性學習目標。
（二）體驗經濟學英語學習成功，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在經濟學英語教學中，學習活動被激發起來后，需要有持續的學習動力加以維持和加強，以保證學習過程的堅持性和效率。在經濟學英語教學實踐中，我們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面向全體學生，鼓勵積極參與，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英語的自信心。在經濟學英語教學中，教師要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培養學生的自信心，使學生在經濟學英語教學實踐活動中體驗成功的樂趣。第二，引導學生自我評價，體驗成功與進步，促進學習動力的加強。經濟學英語教學活動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行為過程和結果進行適當的評價，并在評價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學習目標。學生的自我評價方式，可以增強學生的成功體驗。教師要培養學生對自己的學習過程、學習方法、學習效率等進行分析評價的能力，使學生在自我評價的基礎上及時調整學習過程、尋求學習策略，保持學習的動力。
（三）根據學生的心理變化調整經濟學英語學習內容，克服課堂疲勞心理
教師在安排經濟學英語教學內容時，一定要盡可能避免使學生產生疲勞心理，或在學生產生疲勞心理、興趣開始轉移時，及時調整學習內容，使學生接受新的刺激，重新興奮起來，始終保持旺盛的學習熱情。具體的做法有以下幾種：第一，采用靈活多變的經濟學英語教學方法。教師在進行教學環節設計時，要注意采用多種教學形式，如小組討論、正反辯論、單獨發言等，而聽、說、讀、寫各種訓練方式也要靈活變換，使他們始終處于新鮮的刺激中，大腦不易產生疲勞。第二，掌握“逗引”的教學藝術。教師在經濟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教師要以巧妙的問題逗引學生去深入探究教材，領著他們去領略無限風光。“逗引”能迅速打破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狀態，并激發出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逗引”還能訓練學生的求異思維。教師要選準“逗引”的時機和突破點，以此來引導學生去聽、去說、去讀、去想。第三，掌握教學幽默藝術。教師要擅長運用活潑的、富有情趣的、意味深長的表現手段進行教學，將教學引向成功。幽默能使教學過程更輕松、更有趣、更有效。尤其在學生進行了一段強度較大的學習之后，大腦很容易產生疲勞，這時如果能適當地動用教學幽默，不時給人以輕松愉悅的笑，就能保持大腦高級神經活動的興奮性，減輕疲勞，振奮精神，增強學習興趣。實驗表明，學生對含有幽默色彩的內容記憶最深刻。總之，教師要善于運用多種手段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將其注意力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確保學習任務高效地完成。
（四）優化經濟學英語學習環境
系統論認為，系統要素之間、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兩方面協調，可以使系統在原有要素不變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潛力，從而提高系統整體功能的效果。因此，對經濟學英語學習動力系統的開發要重視其外部環境。經濟學英語學習外部環境包括物質環境、文化環境和交際環境。第一，物質環境。物質環境是指學校設施、經濟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有關學習資料等。教師要利用高校的物質環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發揮校園設施的影響力。教師可以通過對校園物質環境的設計和校園景點的布置，來樹立一種正確的導向，激發學生經濟學英語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效果。其二，利用多媒體教學。教師可以結合經濟學英語教材內容，通過多媒體教學軟件設計，把豐富多彩的、形象生動的視聽信息合理地呈現給學生，實現教學內容從抽象到具體的良性轉化。第二，文化環境。文化環境指的是經濟學英語學習之外的、對學生的發展具有實際影響的一切校內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表現出的校風、班風等。教師利用高校的文化環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開展各種課外活動，構建能夠激發學生情感，調動學生積極性的情景和氛圍。其二，塑造積極向上的班風，構筑生動活潑的學習氛圍。學生在一種積極的班級氣氛中學習，不僅可以提高學習興趣，而且可以形成健康的情感，鍛煉克服困難的意志品質。第三，人際環境。人際環境是在經濟學英語學習過程中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比較穩定和持久的關系。教師利用高校的文化環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經濟學英語教師的情感能陶冶學生的品德。教師在經濟學英語教學過程中表現出的積極情感能引起學生的共鳴，并加強學生的情感動機，直至形成穩定的情感特征。其二，經濟學英語教師的精神風貌能滿足學生快樂求學的需要。經濟學英語教師良好的思想言行、感情意志、道德品質能使學生的心理中包涵更多的崇師、敬師和親師的理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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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政府的強制供給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功利主義者認為公共物品雖然是公眾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場當中獲得，但是如果國家介入，那么這種“家長式”的公共物品供給，就會滿足社會中一部分群體的需要，而傷害到另一部分群體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優解。第二，政府供給容易出現依附文化，鼓勵懶惰，大量勞動者“依附”國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會幸福。第三，政府供給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違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權力獲取私利，所以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場”。
(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瑏瑠工具理性主義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瑏瑢。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瑏瑤對于政府來說，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二)強調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觀念把手段作為目標，禁錮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性;價值理性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價值理性強調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高于行為的效率。馬克思•韋伯定義價值理性為實質理性，他認為“實質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合理性。……這些目的……往往以價值而非經濟利益為取向，……要求保障一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拋棄傳統觀念，更多注重價值理性，注重人文關懷，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為最終價值取向。當經濟學、管理學失去人文價值關懷時，也就成為了失去靈魂的軀殼。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減少直接供給，通過建立效率引導、結果引導的行政調控機制，間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給，依靠市場提高供給效率，減小效率損失;而在經濟落后地區，適當擴大政府直接供給范圍和數量，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
關鍵字:行為;動機;欲望
中圖分類號:F01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1-0046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經典著作《經濟學原理》運用大量的篇幅展開了一系列關于人們的經濟活動分析,在導言、概念、需求及滿足等篇章中闡述了“行為理論”,“將動機和機會視為行動的理由,人的活動最終形成了其行動的動機”。由宏觀到微觀,從關于金錢、財富、活動的刺激與激勵、需求、欲望的各種闡述中演繹行為理論的觀點。
一、宏觀層面行為機制分析
從宏觀層面來看,理解“行為”產生的原因。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務中過活、活動和思考的人們的學問。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務方面最有力、最堅決地影響人類行為的那些動機。
(一)、行為的經濟動機分析
“將貨幣作為衡量手段對于物質的滿足的意義――貨幣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動機,在我們這個世界里,貨幣是大規模地衡量人類動機的唯一便利的方法。貨幣或物質財富被當作人類努力的主要目標。”金錢是一般購買力,且被奉為是一種達到各種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的手段。
(二)、行為的社會動機分析
“對金錢的欲望并不綁斥金錢以外的影響,人們對于行為的其他追求產生了強大的動力。”行為的產生不可避免心里因素的刺激,要得到周圍的人的贊美、避免這些人的藐視的欲望,也是對活動的一種刺激,也許也是是因為受到高尚的好勝心的鼓舞,而非完全因為愛好財富的緣故;行為往往受到外在非物質因素的誘導,例如自豪感;行為又受到了習慣的約束,“習慣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識的選擇,經濟學特別關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為的最深思熟慮、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總是先考慮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他的生活的這一面上,當他確是遵照風俗習慣,暫時對一事不加考慮就去做的時候,風俗習慣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細心地觀察不同行為過程中的利害得失的產物。”
二、微觀層面行為分析
關于行為動機的分析,馬歇爾開創性的采用了“邊際效用”的原理展開人們行為作為一種結果的原因所在。從“邊際效用”的變化規律解釋行為建構與解構。那么在市場條件下不得不必須考慮貨幣效用的變化。貨幣效用變化的發生,是因為必須考慮同額貨幣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滿足,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環境之下多寡不同。那么考慮到這一點就不可忽略需求的飽和性和彈性,需要理性對待欲望與需求的關系。對于解釋人們在活動中的努力和活動的關系時,必須考慮到需求的飽和性規律。
盡管人們的欲望是多樣的,但是關于一個人對一樣商品的普遍規律就是:如果其他情況不變,這種欲望每隨他對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遞減。所以,當人們在活動中,欲望得到了滿足,那么這種欲望得以滿足的動機對于行為的驅動就會降低,人們也不會竭盡全力的去努力以追求更多的滿足。
由此可以推出,“財富的效用使得人們將貨幣或物質財富當作努力的主要目標,熱衷追求”,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內,對財富追求的過程中,人們的活動積極性受財富的驅動,人們的行為受金錢的刺激,出于貨幣的動機。然而當財富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新財富往往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
三、行為理論的啟示
在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中,馬歇爾的行為理論為社會生活的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關于行為理論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運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消費行為的詮釋。個體消費行為遵循效用變化的經濟規律,消費者尋求最大效用產品的結果如何,除了受價格、需求偏好影響外,還取決于他擁有的產品的信息量、產品選擇自由度、市場競爭、個人收入等因素.邊際效用遞減,消費者消費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滿足感遞減,購買行為減弱.購買額越大,購買行為越慎重;收入越低,購買行為越慎重。可見,消費行為是一些列復雜的行為機制互相牽制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