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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證券審計市場;制度變遷;競爭性市場結構;審計質量
要把握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就必須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制度背景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任何拋開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現狀而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特征的認識都只具有階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發展必將喪失其適用性和原有意義。由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植根于我國經濟轉型和新興市場的總體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由此入手。將經濟轉型理解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新興市場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制度的匱乏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最為顯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發展必然伴隨著更為迅速的制度變更,這也是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需求和供給等相關問題的出發點。
一、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
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主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楊時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在創造了公眾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需求的同時,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才開始形成。顯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近百年的發展歷史無法相提并論。與我國大多數行業的市場化發展軌跡類似,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改革過程決定了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在發展初期其主導力量也必然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易琮,2002;韓洪靈,2006)。
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較早對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狀況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早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審計市場的非市場自然細分(行政細分)所導致的無序化問題。這種無序化的行政細分則是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慣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在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行政細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職業服務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盡管他們觀察到市場的自然細分一定程度上在當時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較好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會計師事務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職業聲譽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疑市場的行政細分抑制了競爭并造成了審計市場的無序化發展。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陳武朝和鄭軍(2001)指出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政府部門是審計市場的最大需求者,但這種非市場化的需求和行政細分的結果決定了其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而多數會計報表使用者尚未真正關心審計質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質量審計需求。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會計師事務所較少或基本不靠質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爭取客戶,同時亦助長了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審計市場問題的后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盡管路徑依賴決定了上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會繼續存在,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結論顯然不能應用于當前與審計市場有關問題的分析。考慮我國轉型經濟的基本特征,無疑我國審計市場的行政性細分是市場化發展初期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中國注冊審計師協會實現聯合。1997年8月全行業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銷事務所638家,撤銷濫設的分支機構1474家。1998年啟動的脫鉤改制工作則使會計師事務所成為真正獨立的公司法人,從體制上保證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103家會計師事務所完成了脫鉤工作。2000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中國稅務管理中心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最終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一管理。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以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理解為市場化發展初期制度的匱乏以及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向規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進的過程,也正是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研究中所謂的“基礎設施”從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轉型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政力量主導應當指的是政府是規則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運動員”亦非“裁判員”,而是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在我國經濟轉型背景下證券審計市場發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導并沒有問題。據此,筆者并不認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場需求,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發展將會自動選擇獨立化、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并將事務所脫鉤改制理解為政府無奈選擇結果的觀點(如劉峰和林斌,2000)。因為本質上講獨立審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Watts & Zimmerman,1986),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事實就已經決定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初期,在相關市場還沒有形成或者有效運轉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對獨立審計的市場需求。因此脫鉤改制不是政府的無奈選擇,而是其培育市場微觀主體,創造公平市場環境的必然之舉。
二、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
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樹華(2000)最早對此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度與國際趨勢存在著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戶家數計算“十大”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1%、48%、44%和35%,市場集中度較低并呈現出顯著的逐年下降趨勢,此外我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各年間的排名很不穩定,研究結論認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是一個過度競爭和不穩定的市場。此后的研究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后期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變化進行了考察。
吳溪(2001)對我國1997年至1999年的證券審計市場進行了考察,三年間按照股本總額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分別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不過對于審計意見的考察結果研究表明,在這三年間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在總體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規模越大的事務所獨立性越強。研究結論指出2000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發生的政府誘致性合并重組有利于我國審計市場的良性發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業務收入數據對1998年至2000年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全行業前“”事務所的各年市場份額分別為42.35%、48.07%和53.47%,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她認為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正說明行業制度變遷(脫鉤改制和全行業規模化)對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則同時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0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戶家數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為31%,后者按照事務所業務收入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則達到了49.46%,差異來自于比較基準的不同。
筆者對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2年至2004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統計,如表1 Panel A所示,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幾乎全部為“(或五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英國的審計市場集中度最高,達到了100%,日本為最低也達到了80%以上。與此相反,如Panel 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我國審計市場中前“十大”(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按客戶家數計算僅為25%(11%),按照客戶資產總額計算則為48%(33%),按照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為53%(39%)。Herfindahl指數也顯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的競爭性程度,根據客戶家數計算,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約有50家同等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按照客戶資產總額、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分別為22家和15家。Panel C反映了國際“四大”中國所的市場份額情況。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國際“四大”所審計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按照客戶資產總額、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國際在“四大”的市場份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別達到34%和38%,表明國際“四大”在大客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
表1的統計結果表明,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熟審計市場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不過,與上文所提到的相關研究結果比較,這三年間的市場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時間序列上相對平穩并未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盡管競爭程度仍然較高,但是以上結果可以說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發展開始步入相對穩定階段,市場競爭開始向著較為有序的方向發展。
三、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
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但是,筆者認為該觀點首先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發達市場國家如美國,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亦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從1997年深圳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試點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業完成改制,審計市場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壟斷,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階段,市場集中度不高是歷史造成的現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研究者對于市場集中現象給出了三種解釋。其一,Dopuch & 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認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化以及產品高質量的聲譽能夠解釋普遍存在的市場集中現象,我國部分研究者的觀點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 & Simunic(1980)以及Danos & Eichenseher(1986)認為是由于審計服務生產的規模經濟使得大型會計公司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從而導致了市場集中現象。其三,Doogar & Easley(1998)通過構建了一個無差異化、純價格競爭的理論模型考察了市場集中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既不是審計質量差異化也不是規模經濟,而是訂約活動(Contracting practices) 、客戶規模分布(client size distributions)以及事務所生產效率的差異(differences in auditor productivity)聯合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結合上述解釋,筆者認為,若將審計質量高低與當前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相聯系恐難有說服力,同樣,若將審計質量差異化與此相聯系一樣難以得出正確結論。
那么競爭性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來(如Krishnan & 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絕大多數關于審計質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審計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是否存在審計質量差異化、審計質量差異化沿著何種維度分割、事務所規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場一樣與審計質量保持正相關的關系,這些都是未有定論的研究課題。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 & Michaels
(1995)均認為在寡占型市場中,大型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可能并不必然與提供了更高的審計質量相聯系,原因在于費用溢價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務所依靠市場勢力所獲取的經濟租。這使得從供給方考察審計質量陷入尷尬境地,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應能夠較好地避免該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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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是實行階級統治的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它的本質在于階級統治；
2、 國家是按地區來劃分其國民的；
3、 國家是一種特殊的暴力機器。 國家是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按照區域劃分原則而組織起來的，以暴力為后盾的政治統治和管理組織。
創新型國家是指那些將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形成日益強大競爭優勢的國家。創新型國家是以技術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核心驅動力的國家。
關鍵詞：設計；本質特征；美；需要；設計精神；無為
中圖分類號：J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4-0076-01
設計產生已久遠，經過時間的沉淀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推動得到了發展。設計的目的是為了造物，為了生產，從本質上講，設計與造物是以人需要的滿足為目的的，設計的最終目的是為人而不是為物。現代設計是為現代人、現代市場和現代社會提供的一種積極的活動。
現代設計通常又被稱為“功能主義設計”。現代設計的范疇一向并不明確，因為設計的涉及面非常的廣泛，從復雜的宇宙航空器到簡單的包裝和電視廣告，可以說充斥我們工作生活的任何一個側面，我們生活的空間中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經過設計處理的，但是這些所經過設計的物體卻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征。
與純粹追求精神美感享受的所謂“純藝術“不同，”設計藝術“與生俱來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處于人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臨界點上。在任何一件”設計藝術品“上，既包含著藝術作品所具有的審美元素和物質，同時又以人類所必需的某種物質功能形態的方式而出現。由于人類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受到不同的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因而”設計藝術“的物化形態以及功能形態便有濃厚的時代特征。功能主義的主要思想是以功能為核心。德國功能主義的具體設計思想是，首先發現事物的本質、目的和需要，正確充分發揮事物的功能，形式應當反映這種本質和目的。蘇里文在“所考慮的高層建筑”一文中寫道：“一切有機體和無機體，一切有形的和形而上的，一切人類的和超人類東西，一切內心和精神真正的表現形式，都有一個普遍規律，那就是形狀總跟隨功能。”
另一方面便是人類精神性存在的需要。當我們說“審美活動”是人之為人的一種重要的精神現象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人類在認識和追求美的同時，也將這種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美的標準”，在自覺與不自覺的過程中泛化到了人類所創造的物質對象和空間環境中去了。可見，人類所特有的這種“審美意識”不同于其它意識活動，它要求人類在發現、認識、表達乃至體驗“美”的時候，必須借助具體化和特征化的物態形態或物質對象來完成。設計藝術中“美”的因素的存在，也與其他藝術門類中的“美”有著美學價值上的不同：一方面它是美的形式與規律的抽象；另一方面它又將這種抽象出來的美的標準泛化到人的所有的造物活動之中。更重要的是，這種美學價值既是人類特有的造物活動的標志，同時又帶有其特定的功利因素。從事實的角度來看，也的確如此。在現當代社會，人們除對設計藝術所包含的“審美價值”給予認同之外，更對其所帶來的巨大而又潛在的“經濟價值”、“商業價值”以及“實用價值”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作為人類造物意識的產物，人們創造美的意識必將把某種“美的形式或規律”賦予或投射到該對象之中去，從而將一咱純粹的“功能形態”轉換為具有“功能”與“審美”的“復合形態”。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也是人類在創造屬于自身的“第二自然”時所遵循的不變的原則。現代設計藝術以工業革命、市場革命、科學技術革命以及信息革命作為自己的“時代文化”特征。機器的出現突破了人的生理極限，從而使技術的發展趨勢于無限，豐富的材料世界又使得人的“造物方式”和“造物觀念”處于不斷運動和變化之中。可以說每一次技術與材料地變革，都對設計藝術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現代設計藝術”觀念中，美不再是獨立于功能、功能與技術之上的目的，而是作為功能為核心，以材料和技術為手段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來追求的。設計藝術的本質特征是功能與美的結合，并在其表現與物化的過程中體現為技術與藝術的統一。
設計就是設計者所秉持的生活觀念與設計精神，它將在細微處表現出設計者的視角和態度，從而去思考和探尋生活本質。而這種設計之中恰恰包含了一種“無為”思想，不是去追求所謂的與眾不同，而是讓一切都自然而然的發生，存于在藝術的抽象世界和作品之間，而設計者是一個在這里啟到橋梁作用的媒介，是一條通道，使得一切暢通無阻。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設計的概念顯示的是人們創造事物的智慧，我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對設計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而我們的生活睿智本身就是很好的設計，設計就是要讓人認識到一些事物的本質。
總結：在經濟文化世界一體化的今天，設計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現代設計的內在本質特征是功能與美的結合，并在其表現與物化的過程中體現為技術與藝術的統一。而每一個設計作品都體現著其設計者的人生態度、生活觀念及設計的內涵與精神。“無為”的設計思想更多的體現著“天人合一”，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的共處，更多去關注人關注自然關注社會關注一切需要被需要的事物。
參考文獻：
[1]王戰.西方現代設計藝術風格論.
教育行政執法的基本特征是：
教育行政執法是以國家的名義對教育活動進行全面管理。具有國家權威性。伴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要求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轉變。其次，根據法治原則，為控制行政權力的膨脹和防止行政機關的濫用職權，專司教育管理的行政機關的活動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的過程就是代表國家進行社會管理的過程，公民和組織應當服從。教育行政執法的主體，是國家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單位，這就把教育行政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執法活動區別開來。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教育行政案件的活動不屬于教育行政執法。教育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的過程同時也是行使執法權的過程。它具有國家的強制性。教育行政機關只有在其法定權限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執法活動，才是有效的行政執法行為。任何超越法定權限，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不僅自始至終無效，而且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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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的基本特征有：
復雜性。因為供應鏈節點企業組成的跨度不同，供應鏈往往由多個、多類型甚至多國企業構成，所以供應鏈結構模式比一般單個企業的結構模式更為復雜。動態性。供應鏈管理因企業戰略和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需要，其中節點企業需要動態地更新，這就使得供應鏈具有明顯的動態性。面向用戶需求。供應鏈的形成、存在、重構，都是基于一定的市場需求而發生，并且在供應鏈的運作過程中，用戶的需求拉動是供應鏈中信息流、產品/服務流、資金流運作的驅動源。交叉性。節點企業可以是這個供應鏈的成員，同時又是另一個供應鏈的成員，眾多的供應鏈形成交叉結構，增加了協調管理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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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關鍵詞：博物館翻譯；跨文化；文本翻譯
一、博物館文本簡介
博物館是人類歷史文化的寶庫，承擔著傳承文化、記憶歷史的重任。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中國博物館文本英譯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歷史需求，在跨文化傳播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理論指導和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中國博物館文本英譯依然問題重重，錯誤百出。
眾所周知，文物是人類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和歷史的篩選，所有文物都是人類文化和文明的代表，它們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文物包含了顯性文化信息和隱性文化信息。顯性文化信息包括外表、顏色、質量等信息，而隱性文化信息則涵蓋了生產工藝、藝術風格等方面。本文將這些文化信息劃分為三個層次：表層文化信息、中層文化信息和深層文化信息。
為了將上述文化信息介紹給觀眾，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內涵，博物館提供了豐富的文字資料，這就是本文所稱的博物館文本。目前，在博物館文本英譯的過程中。這些文本信息是否都得到了很好的傳達呢？博物館文本英譯是否還存在問題呢？帶著這些疑問，筆者對陜西部分博物館的文本英譯現狀進行了一個初步的了解。并對博物館文本英譯存在的問題題加以分析。
二、博物館文本翻譯的兩大特征
（一）應用型問題的翻譯
傳遞文本信息是該類文體的主要特征，因此其傳遞效果不容忽視。在該類文體翻譯中，語言是一個傳遞歷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現將陜西歷史博物館文本翻譯特點總結如下：
1.文本表達的簡潔性
博物館文本提供的名稱及年代等信息是為了讓游客在最短時間內對相應文物有最佳的理解，因此表達方式需簡單明了，語句構成需避免繁瑣。例如，將展廳介紹中的“滄海桑田，生生不息”譯為“Time went by as generations lived on”。這種譯法簡單明了。
2.文本內容的準確性
這里的準確性是指靈活的尊重原文的處理，死板的翻譯是不合格的，在翻譯過程中需同時考慮展品的形態和功用。語言的精確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棗園稼穡”的翻譯中，“稼穡”泛指農業生產勞動，因此用“farming culture”比用agriculture更為合適。這是因為agriculture指廣義的農業，包括農、林、牧、漁業，farming則是指耕作的農業。這種翻譯既考慮周全，又直觀準確。在翻譯中注重譯文準確性，是對歷史真實性的還原和尊重。
3.翻譯過程中的靈活性
除了意譯能夠體現翻譯的靈活性之外，同義詞匯的不同表達、不拘泥于漢語文本格式的翻譯也運用了翻譯技巧。
（二）四字詞的廣泛采用
漢語方塊結構的特點，使其充滿整齊美和音韻美。從內容上看，漢語四字詞簡潔明了；從形式上看，四字詞對稱整齊；語音上又顯得朗朗上口。博物館文本中四字格的使用正是這幾個方面最生動形象的體現。如：文明搖籃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夏商蹤跡The Trace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y。
三、博物館翻譯的失誤現象
1.文化信息的丟失
博物館文本英譯在實踐中由于英漢文體表達的文化差異，以及部分文字無法實現一對一的對譯。使其翻譯實踐面臨重重困難。這種現象可看成是一種文化信息的丟失。如將“晉姜簋”直譯為“Gui of Jin Jiang”，文物的內涵沒有得到正確的表達。對于來源于特定歷史故事的成語，考慮到其歷史背景和文化特殊性，字對字的翻譯極容易造成文化缺失。如“假道滅虢”展板就只有題目的翻譯，而內容則無對照英語譯文。
2.部分重要文物沒有成文翻譯
目前，國寶級文物是出土數量少，但是具有重大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筆者發現，在陜西博物院，諸如龍形觥、玉組佩等國寶級文物只有簡單的名稱翻譯、出土時間及地點。這種失誤在也使跨文化交際面臨重重阻礙。
3.細節上的失誤
首先是信息上的不對等。在博物館文本中，標牌或展板的翻譯與實物經常出現不對等的現象。如彩繪木盤。木盤為淺盤造型，在當時多用來盛放食物。而翻譯卻是A Painted wooden Basin.Basin的英文釋義為：a large round bowl for holding liquids（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第148頁），多用來指盆。plate的英文釋義為：a flat，usually round，dish that you put food（牛囂扛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第1513頁），筆者認為，這里用plate代替basin更合適。
其次是翻譯的前后不呼應。這是由于譯法的問題。在博物館中，以以下兩類較為明顯：
（1）拼寫錯誤
如“邦國遺珍”展板中第六行，將“tribe”錯寫為“bribe”。
（2）譯文與原意的出入
比如國寶級文物侯馬盟書，中“納室類盟書”的翻譯略有出入。納室是指對土地和奴隸的侵占和兼并。盟書的內容是反對侵占與兼并，用Receiving Covenants翻譯與內容相違背。譯作Covenants against Aggression自然更為合適。
四、博物館文本英譯的跨文化淺析
（一）博物館文本翻譯的跨文化性
賈玉新指出“跨文化交際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信息發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間的交際；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信息的編、譯碼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進行的交際就是跨文化交際。博物館是征集、典藏、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產的實物場所，系統地為人們展示了一個地區特有文化的誕生、發展、演變。博物館是非營利的永久性機構，為公眾提供知識和欣賞的文化教育，以學習、教育、娛樂為目的。依據Peter Newrnark對文本功能的區分，博物館外宣材料體現了四大功能：宣傳推廣功能（激發游客興趣、吸引游客前來游覽）、介紹歷史文化功能（對某一地區的人文歷史發展進行介紹，滿足游客的知識需求）、審美功能（讓游客在閱讀過程中獲得美感享受）和指示功能（強調游客獲得信息后所施的行為）。這四大功能中，宣傳推廣功能在游覽行為發生之前起作用，指示功能服務于游客在博物館的主要活動，審美功能在另外三個功能產生的同時產生，而把某特定地區的歷史文化傳遞給目標讀者則是其最重要的功能。由此可見，介紹、傳遞歷史文化應是博物館資料翻譯中最重要的目標。如何最大限度地傳遞資料所包含的諸如歷史沿革、宗教典故、民族風情、飲食文化、思維方式等文化信息就成為博物館資料英譯的主要問題。
（二）跨文化角度看文物名稱的翻譯
物的名稱，從語法結構上看可表示為材質名稱+專有名稱的偏正詞組形式。這里。材質名稱是辨別、判斷文物所使用材質的名詞；專有名稱則指文物器皿的名稱，主要依據形狀、用途來進行分類。漢語中一般是材質名稱在前，專有名稱在后；專有名稱中以單聲詞居多，也有少量雙聲詞。我們在實際調查中發現目前洛陽市文物名稱翻譯混亂，沒有統一的標準。同一器物有兩種甚至三種以上譯本，如：陶鼎Pottery Ding/Pottery Ding Tripod/Pottery Tripod；
玉佩Jade Pei/ Jade pendant是將材質名稱意譯，對專有名稱采用音譯呢還是直接意譯呢？半音譯處理法在文物翻譯中很普遍，例如：玉如意jade ru yi（S-shaped ornamental object，formerly a symbol of good luck）。但這種方法一般必備兩個條件：一是器皿名稱在目的語中不可譯；二是半音譯之后最好加上注釋，這樣才能對目的語讀者產生交際作用。那么“鼎”在目的語中是否零對應呢？在外研社編訂的《漢英字典》中，鼎被解釋為ancient cooking vessel with two loop handles andthree or four leg.三足鼎tripod/四足鼎quadri-pod。而tripod一詞早期指的是古希臘神殿中的三足青銅祭壇。后來很多三足器物都可稱為tripod，如三腳桌、三腳凳、三腳臺座、三足獎杯、照相機與望遠鏡的三腳架等。可見，我國古代三足器皿都可稱之為tripod，而四足陶鼎則可譯為pottery quadric-pod而不是squared ding。同理，玉佩即指古代系在衣帶上的玉飾，直譯為jade pendant即可。此外，古代很多器皿根據其形象差異分為“尊”“卣”“觚”“豆”等，意譯似乎也是更好的選擇。如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中將“五彩加金鷺蓮紋尊”譯為Poly-chrome Jar with Egret and Lotus 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而非Polychrome Zunwith Egret andLotus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
如果漢語拼音剛好與英文相同就更麻煩，如灰陶盂Gray Pottery He，玉鞣Jade She。不懂拼音的外賓很可能把“岙”“鞣”的漢語拼音“He”“She”誤認為是英語人稱代詞，增加了跨文化交際的困難。
五、結語
博物館是中外游客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博物館各種解說資料中飽含豐富的文化因子，其英語翻譯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不但要求譯者在翻譯中解讀源語符號，也需要譯者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破譯源語非語言符號即文化內涵，從而將博物館資料中的文化信息準確地傳遞給目的語讀者，這樣才能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把中華燦爛文化推向世界。
另外，博物館的社會地位、教育功能及文化傳播媒介作用決定了博物館文本翻譯的重要性。處理文化因素時，要以中國文化為基準，以譯文讀者為導向。只有在實踐中不斷修改、更新博物館的文本翻譯，才能為更好地弘揚中國文化鋪平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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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賤、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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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Zhi-feng
（Qinhuangd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100， China）
